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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

κ·拉狄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四日)



来源:《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1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85年1月版,第197页


  几周以前,即在中国最近事件发生之前,我国报刊曾刊载过一篇驻伦敦中国新闻局关于英国干涉中国的纲领的报道。这篇颇具冒险精神的报道转述了1925年末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叫做《为什么中国透过红色玻璃看世界?》(《Why China Sees Red?》),作者是普特南·韦尔先生。在剖析该书内容之前(这是值得进行剖析的),应当说几句有关作者的话,因为不了解他的过去就难以正确评价这本书。此人真名叫伦诺克斯·辛普森。他是英国人,在中国受的教育,随后在当时著名的罗伯特·加德爵土领导的中国海关工作。以后辛普森先生辞去职务,专门撰写时事述评。他写了大量关于远东局势的书,这些书主要是揭露日本的对华政策。对他的这种写作活动的酬金,在很长时期内与其说是由出版社支付的,还不如说是由美国各界人士支付的。在中国光靠稿费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更何况普特南·韦尔先生又生活得那么舒适。中国革命开始后,他突然奋笔疾书,写了一本歌颂变革的书,并开始在中国几个大学讲课。世界大战以后他扮演了一个帝国主义死敌的角色,甚至有一段时期他赞扬苏联的远东政策。
  但是,大家知道,感情是建立在物质因素的基础之上的。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的爱情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而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上海事件的爆发和英国远东政策所面临的危险,促使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在他试图通过苏联大使馆介绍在中国盐务专卖局兼职未成之后不久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变换了阵地,用老的笔名出版了我们所说的那本书。这本书阐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的纲领,并在美国公众中为这种思想争取信徒。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是怎样评价中国局势的。
  显而易见,不应期待普特南·韦尔能稍许深刻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他看来,革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生和苏联的外交机构。苏联外交机构是在幕后活动和牵线操纵大学生和国民军的主要力量。万恶之源毕竟是大学生。他们是运动的罪魁祸首。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住在农村,因此运动只是城市中的事。不幸的是,通过铁路和水路等渠道,城市中的邪恶逐渐蔓延到农村。大学生是一群容易接受任何激进口号的任性的人。当每年有一千万儿童成为文盲的时候,高等学校却收费低廉,学校大门对所有人敞开着。“中国的工业状况和物质状况吸收不了一半大学毕业生。各大学都处于毫无领导和世上少见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大学生可以自行决定要谁教课和教什么,并且利用罢课赶走不受欢迎的教师。”这类可怕行为不仅在中国大学里有,而且在传教士办的学校中也时有发生“所谓教会学校已变成政治宣传的中心,这种宣传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有无可能采用所谓教会方法教育亚洲人而不致培育出一朵畸形的布尔什维主义新花。”(第102—103页)你看,大学生们利用象上海事件这样的小事,发疯般地大肆鼓动。这一点他们干得很出色,“他们做了世界上任何代理人所未能做得了的群众工作,因为今天在四亿居民中未必能找到一个人没听说过1925年夏季发生的事件,不感觉到自己胸中爱国主义的热血沸腾。”(第113页)
  就凭这位出卖灵魂的英国新闻工作者的最后这段自白,革命的中国大学生也该原谅他的所有咒骂,因为这个自白证明,革命的中国青年作为一支唤醒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中国革命的敌人承认中国大学生覆行了自己对国家的职责。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韦尔在提及帝国主义干涉计划时,要求把结束中国的现代教育列为最主要的一点。他说:“基督教在最近几个月里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历史的极大讽刺。新一代的中国人失去了许多过去被认为是中国人性格的东西,他们不再尊重旧道德,而是只培养自己成群结队吵吵闹闹的能力,再也没有人去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了,供奉着一个个先贤牌位的孔庙大殿已空无一人了。”(第116页)因此,他要求把大学迁到各省的小城市去,在那里大学生就找不到他们能煽动来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工人群众。
  所有的沙皇教育大臣都是一些可怜虫,他们为了解决把教育和专制制度统一起来的问题大伤脑筋。除了逮捕为首者,流放一批批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外,找不到别的良方妙药。文明的英帝国主义的代表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简单多了:把整个大学都流放外地,规定大学生除了孔夫子及其门徒的陈腐著作外,不得阅读任何其他东西。我们认为就连孔夫子也帮不了忙。这位万人景仰的圣人在两千年以前便对历史的进程表示过抗议,但却徒劳无益。孔夫子学说是他怀念古代和谐生活方式而抒发的幽思。但是,所有他的教诲都表明,就是孔夫子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封建主义衰弱的时代——正是居民各阶层激烈斗争的时代。他的门徒孟子却十分出色地懂得阶级斗争的存在,虽然他在两千年前没有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很快就可以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了),但是竟然懂得:如果人民对所必需的一切不能获得保障,那就不可能有平静的心情。即使英帝国主义现在强迫中国大学生们读孔孟之道,他们也会从这些陈腐的学说中找到统一中国和反对英帝国主义所需要的一切论据。
  但是,按照普特南·韦尔的意见,大学生是唤起群众的力量,而革命的物质中心,按他的说法,就是广州和国民军。因此他在纲领中就如何摧垮这两个中心作了发挥。他要求首先进军广州。“假如香港的公民们……不是光发电报请求负担已经过重的祖国给予援助来反对广州,而是想亲自动手帮助自己的话,那他们早就可以把同他们一样仇视赤色分子的人们装载上停泊在香港闲着无事的船只上了。假如1925年夏天向华北派出英国军舰,挂着旗,写上几个中国字:‘本舰由英商提供运送忠顺的中国军队,旨在解放广州,消灭共产党人,’那么这个行动一定会在中国获得巨大的反响,其所得报答将象戈登将军对太平军之战一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第248页)在南方对广州的进军应当同北方的进军同时并进。“现在把十万士兵运到中国,要比1840年运一万人或1860年运二万人更为容易。”“当基督将军冯玉祥大帅咆哮如雷地从北京城外自己的堡垒中反对英国的时候,当他一周又一周地声称要对英国进行抵制的时候,我们就该对此发表声明说,如果不停止这种鼓动,他的对手张作霖大帅将获得英国的援助。这个声明的后果将是很大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深刻地研究过虎扑政策。”(第224页)这本书的作者埋怨说,英国已失去了虎扑的习惯,英国应当重新采取这种政策。
  他写道:“中国存在着三个影响全国的中心——北京、上海和广州。除此之外,其他各地都是不起什么政治作用的。因此,问题是在对待这三个斗争中心方面确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并全力予以贯彻。第一步应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府。”怎样创造这个奇迹呢?非常简单。问题是“保证中央政府每月能获得二百六十万美元,这个数目对于中央行政机构来说是足够了。空谈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和对一个缺乏资金进行日常工作的政府在外交上进行交涉,是毫无意义的。”(第258页)第二个任务是,如果想撤销使各省相互割裂的税卡,那么必须为现在替各省税卡征税的一百万人找工作。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普特南·韦尔主张首先提高关税税率。至于谈到军事行动的费用,中国自己可以解决。中国铁路现在本可每年收入三亿美元,可是现在的收入仅为一亿二千万美元,因为铁路缺少机车和车皮。假如帮助中国改善运输系统,那么军事干涉的全部费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由此到手。为了进行干涉,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意见,需要“五个师,计十万人,和一个由小型舰艇组成的区舰队,这支兵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只需1842年和1860年战争所用的五分之一时间,就可以取得战果。”根据银行家们的计算,所有这些费用不会超过一亿英磅,可以用铁路作抵押来予以偿还。即使在这一亿英磅的数字上再增加五千万作为改善铁路之用,一万二千英里长的铁路就将能提供五千五百万英磅收入,纯收入相当于一千七百万英磅,足够用以支付两亿英磅的利息。“即使从经济核算的观点来看,进行干涉也是有利可图的。”(第276—278页)
  普特南·韦尔感到,军事行动本身终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虽然可以由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组成中国政府来掩盖对华侵略,但人民群众会怎样对待这一侵略行动呢?于是他为帝国主义占领者寻找中国内部支柱中国资产阶级应能充当这根内部支柱。“中国资产阶级人士现在与英国资本利益相同,但是群众的威胁迫使他们说出违背本意的话。不论金钱关系怎样牢固,它并不能在危险时刻给予保障。”普特南·韦尔竭力反对英国人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把各自的在华企业联合起来。“只有通过同中国人的联合,才能取得对未来永久安全的保证。(第252—253页)英国企业同中国企业在联合银行的领导下在财政上融为一体,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感觉到自己同英国资产阶级密不可分,并把保卫中、英两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军队看作是自己的军队。
  这就是普特南·韦尔先生为了获取优厚报酬而冥思苦想出来的拯救英帝在华利益的办法。那么,他的计划是不是英国政府的官方计划呢?大概不是。这个计划概括了英国在华资本家的想法,这些想法由一个被认为是中国通,而且就资产阶級的局限性来说也的确算是中国通的人表述出来。显而易见,这个计划是历史罕见的冒险行为,因为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是坐在火药桶上;这个火药桶就是农村。外国商品的输入和中国工业的发展摧毁手工业而导致农村经济破产。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足以破坏农村经济,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对它的阻挠,它的发展没有快到足以吸收大批被迫离开农村的人们的程度。这种情况必将促使中国革命的爆发。与中国革命相比,俄国革命可算是田园诗般宁静轻快的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就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来说,普特南·韦尔看问题是相当清楚的:他指出广州和国民军是两个应当给予打击的要害。他还指出同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是一条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必须促使中国分裂的路线。不必怀疑,英国帝国主义基本上将按照这个计划行动。

(章任贤译,乌传衮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