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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中国革命

κ·拉狄克

(―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来源:《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1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85年1月版,第260页


  卡尔·马克思在得悉太平天国起义的最初消息之后,于1850年1月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刊59年版。——编译者注]
  马克思一直密切注视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情况,并为此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马克思的继承者第二国际却极少关心中国问题,无论是义和团起义和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性进军,还是中国辛亥革命,都未能促使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到积满灰尘的文献中去寻找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早在两年以前,我就表示奇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怎么会一点也看不到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态度。但是,在上海事件之后,梁赞诺夫发表了马克思为太平天国起义这一巨大事件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的第一篇。其他各篇直到今天我们还不了解其内容,但仅这一篇就已表明,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也是马克思直接的、唯一的继承人。马克思写道,“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9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编译者注]
  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速度。由于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太平天国起义在世界发展中未能起到上述作用,但是,马克思描绘的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忘记了马克思对中国问题所表现的巨大关怀。社会民主党很少关心在马克思逝世后已经遍及中国并为中国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除了考茨基、库波夫、帕尔乌斯写了几篇关于这个伟大民族觉醒过程的文章以及作过几次关于欧洲资本家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的宣传鼓动性演说以外,在战前第二国际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全部实践中,看不到任何迹象说明第二国际与近三十年来这一最重大事件处于同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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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战前没有专门研究亚洲关系,在他的遗产中我们只找到若干篇有关当时中国问题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与第二国际英雄们的文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列宁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洞悉这个具有巨大世界意义的事件发展状况的革命者,写下这些文章的。1912年1月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就中国辛亥革命问题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它“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深切的热忱和衷心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编译者注]代表会议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同威胁中国革命的沙皇政府和支持沙皇政府的俄国自由派进行斗争。列宁指出:
  “先进的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怎么会产生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呢?“在这个阶级眼里,中国不过是一块肥肉。”[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编译者注]
  列宁理解到四亿人民觉醒的世界意义,在当时就试图以其犀利的观察力揭破掩饰着正在太平洋发生的巨大悲剧内在意义的外衣,试图慎密思考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1912年7月15日他在《涅瓦明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一文直到今天还以其分析的精辟令人惊叹。这篇文章成为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基本政策。列宁称孙中山是“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把三民主义称作“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注:同上,第423—424页。——编译者注]他开始把孙中山的观点和三民主义思想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头目的思想和政策进行比较。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注:《列宁这集》第2卷第424—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列宁在首先判明帝国主义西方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这个巨大差别之后,并不满足于确定中国革命的内容是资产阶级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哪些阶层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这个问题和他在确定1905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截然不同于孟什维主义。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见。自由派袁世凯扼杀了中国辛亥革命,虽然他由于自己想登龙位而没有同皇帝妥协,可是却同为了扼杀革命而贷款数千万元给他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了妥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象孙中山这样的革命民主派没有能在短期内发动最广泛的农民群众。农民只是目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发动起来的,但这丝毫没有贬低我们导师的天才的洞察力。正如1905年列宁就提出过在俄国实行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实现,直到1917年才实现,而且只是到那时才导致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同样没有贬低工农联盟思想的意义。近几年来整个中国革命完全证实列宁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警告,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戴季陶之流的右派国民党人,如果他们一般说还有思考能力的话,他们就应当思考列宁的这个警告。
  列宁分析了孙中山在1912年提出的观点,以及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愿望。在战前的形势下,列宁不同意这种民粹主义的观点,并且提出,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即土地国有化纲领本身并不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相反,它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列宁并非仅限于不同意这种民粹主义空想——通过土地国有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还向我们指出这种思想的革命根源: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无论是列宁还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以后都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有了发展。尽管如此,上面引用的列宁的论点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列宁对待1911年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空想的方法,对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现在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中国革命只有在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起来,具体表现为共产党和进行民族革命的国民党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在为夺取民族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的同时,不去努力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根源,那就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正如列宁他在关于孙中山的社会政治观点的文章中试图表明的那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作为奴役群众工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表达其革命愿望的一种特殊形式。不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污秽之物而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耐心地向贫苦群众解释,共产主义纲领能更好、更清楚地表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这就是列宁所指示的道路。列宁在文章结束时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这条道路时,中国还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也没有现代的工人运动。列宁在结束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时,写了下面一段含义深刻的话: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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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了大战,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开始了世界革命。列宁在任何一个时期中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注意。我已经在另一处地方讲过,列宁在大战期间侨居瑞士国时,曾多次预言俄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战斗团结,预言过孙中山的巨大革命作用。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忽视了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大战对中国的革命影响。它仍然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只看作是“一块肥肉”,并由于害怕日本的大炮而听任日本去宰割有四千万人口的山东省。这样一来,民主中国对英美自由主义的信念就开始崩溃了,中国学生为抗议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侮辱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成为战后中国新革命的起点。列宁重新论述了自己对整个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态度。列宁的这些新的论述是1920年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问题提纲中和在这次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值得我们东方的同志认真对待。
  那么,列宁对他以前提出的观点增加了哪些新的思想呢?
  首先,他提出了关于蓬勃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事件的社会性质问题。在1912年分析孙中山观点的那篇文章中,他已经说过,孙中山纲领能实施到什么程度,“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对比而定”。[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饭。——编译者注]
  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时,说道: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国苏维埃政府以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编译者注]
  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在实际政策方面的任务是在革命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规定“若干阶梯”,无产阶级循序逐渐向社会主义前进。但是,列宁的提法显然加快了革命运动的速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在战前社会改革纲领仅以土地国有为限的条件下,只不过是孙中山空想的民粹主义的东西,在发生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基础已经动摇,苏联存在苏维埃政权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条件下,就不再是民粹主义的和空想的了。孙中山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扩大为土地、银行、铁路、大矿山、矿井均收归国有的纲领,这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纲领
  列宁观点的第二个变化,或讲得更正确一点,列宁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明确说明之处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这一运动,他在提纲中写道:
  “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集合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条件下,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2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经过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讨论研究以后,列宁又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观点,在提纲中提出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说“民族革命运动”。他在阐述这一点时说道:
  “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在委员会里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虽然也支持民族运动,但同时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辨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侯,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列宁向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共产党人提出的战略和策略是按照下述各个基本方针制定的:一、把无产者组织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二、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建立联盟;三、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四、同参加这个运动的各政党建立暂时的联盟;五、批判这些政党的不彻底性;六、只要这些政党准备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或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教育农民和被剥削者,就同它们进行斗争;七、支持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八、运动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通过一系列革命,经过若干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列宁在对东方各国包括对中国的革命者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他们对东方革命运动所负的义务,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说:
  “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列宁对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则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注:同上。——编译者注]
  列宁不仅给苏联无产阶级,不仅给西欧无产阶级,而且给东方工人,特別是中国工人,留下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系统的一整套政治观点。列宁身患重病吋,犹在考虑革命运动的前途,鉴于西欧革命的发展停滞不前,他的思想转向东方。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写道:
  “整个东方及其亿万被剥削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的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国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注:同上。第709—710页。——编译者注]
  东方革命运动的前途究竟怎样呢?列宁在指出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以后,写道: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列宁说:为了加快这一胜利,我们必须“变得文明起来”。[注:同上。——编译者注]在苏联,这个文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东方,则首先要使工农群众深刻理解我们伟大导师临终前向他们阐述的这一整套的政治观点,并进行顽强的革命斗争把它贯彻实施。

(章任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