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柯夫斯基
Les dangers professionnels du pouvoir
Une lettre sur les causes de la dégénérescence du parti et de l’appareil d’état
执掌政权的职业风险
——关于党和国家机构蜕化原因的一封信
拉柯夫斯基（Khristian Rakovsky）
1928
候鸟瞳 译
译按：即《致瓦连廷诺夫的信》。瓦连廷诺夫（Grigori B. Valentinov，1896-？），记者，左翼反对派成员，曾任《劳动报》主编；后被驱逐出境。正文和注释均译自法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录的法译版（https://www.marxists.org/francais/rakovsky/works/kr28dang.htm），法译译自俄文版《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公报》第 6期。
亲爱的瓦连廷诺夫同志：
您在7月9日的《对群众的思考》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活力”问题，这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维护无产阶级在我国的领导地位。虽然反对派的所有要求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我同意您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尽一切。截至目前，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与夺取和保持政权的整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而为了更清楚地探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它进行特殊的处理，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具体问题来分析。事实上，事件本身已经主动赋予了它这种独特性。
反对派适时地敲响了警钟，因为工人群众的战斗性在惊人地下降，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国家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这一事实对于党永远不可忽视。
在目前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横行霸道与专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实，也就是构成最主要危险的事实，恰恰是群众对这些丑恶行径的消极态度（共产党员中的消极态度甚至比非党员中的消极态度还要严重）。工人们目睹了这些丑行，但出于对强权的恐惧或政治上的漠不关心，他们对这些丑行听之任之、了无抗议，或满足于发牢骚。从丘巴罗沃事件（不再往前追溯了）到最近在斯摩棱斯克、阿尔特莫夫卡[1]等地的流弊，人们一再听到同样的抱怨：“我们早已知道”。
偷窃、搪塞、人身暴力、敲诈勒索、前所未有的滥用权力、无限制的任意妄为、酗酒、放荡：所有这一切都被说成是早已知道的事情；不是几个月前而是几年前就已知道了，而且每个人都容忍了，却不知道为什么。
无需解释：当世界资产阶级大肆宣扬苏维埃国家的恶习时，我们可以泰然蔑视，不予理睬。我们可太清楚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的道德“纯洁性”了。但我们不应以他们为榜样：在我们自家，这些问题都是关乎于一个工人国家。
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工人阶级对社会进程的漠不关心正让他们遭受着可耻的蹂躏。
从此出发，这种冷漠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冷漠的方法确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求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灵活科学地探究问题的根源，并分析其所有方面。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最高度的重视。
您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已在发言中阐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我们的《纲领》[2]中也有部分表述。然而，这些解释和为摆脱这严重困境而提出的解救办法过去是、现在仍是经验性的；它们只是针对具体情形，而没有触及问题核心。
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新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减弱的事例，他们不仅陷入了普遍的小资产阶级冷漠，甚至倒退到了政治反动阶段。但是，这些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国外的无产阶级都还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在我国无产阶级刚夺取政权的时日，我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热情衰退的例子，原因很简单：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无产阶级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住了政权。
我们此前一直知道，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时，它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波动。但直到现在，我们才能根据事实来评价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的变动。
这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并非没有危险，相反，危险非常大。我说的危险并不是指所有历史条件（外部的资本主义包围，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压力）造成的客观困难，而是指任何新的统治阶级所固有的困难，即夺取和行使权力本身的后果，以及使用权力的方式（或不使用之）的后果。
要知道，即使我们暂时承认这个国家只居住着无产阶级群众，其环境也是由无产阶级国家构成的，这些困难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这些困难可以称为执掌政权的“职业风险”。
事实上，一个正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阶级的处境不同于一个已经掌权一段时间的阶级的处境。我重申：我在这里不是从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处境的不同之处，而是从胜利者阶级本身内部所产生的新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处境的不同之处。
什么代表着一个进攻中的阶级？最大限度的团结和凝聚力。行会精神、本位主义，更不用说个体利益，都会消隐于宏伟的背景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斗争中的群众及其革命先锋手里，他们以最亲密的方式与群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当一个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政权的代理人。官僚机构正是因之产生。在资本主义积累是执政党成员的禁区的无产阶级国家，这种分化一开始仅限于功能性，但随后因之而具有了社会性。我所指并非阶级性，而为社会性。在这里，我指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地位，他有车、有好房子、有固定假期，还能领取党规定的最高工资。他的地位不同于在煤矿工作、每月只拿五六十卢布工资的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工人和雇员，而你们知道他们被分为十八个不同的类别）[3]。
这也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即以前由全党、全阶级履行的某些职能，今后由当局负责，也就是说，只由该党和该阶级中的少数人负责。
团结和凝聚力以前是革命阶级斗争的自然结果，现在只能通过一整套措施来维护，这些措施旨在保持这个阶级和这个党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平衡，并使这些群体服从于根本目标。
但这是一个漫长而微妙的过程。它包括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掌握控制和指挥国家机器、政党和工会的艺术。
我重申：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没有哪个阶级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掌握了统治的艺术。这种艺术只有通过经验、通过犯错误和从错误中学习才能获得。如果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使用宪法赋予它的权利，那么任何苏维埃宪法，无论多么理想，都不能保证工人阶级不受阻碍地行使其专政和阶级控制权。
一个特定阶级的政治能力、统治功底与该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为其确立的法宪形式之间的不匹配，是历史的事实。在所有阶级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不止一次地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重塑宪法以适应自身利益，也是为了能够充分而不受阻碍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先生历险记》中有许多英国宪政时期的场景，当时统治派在其行政机构的协助下，让反对派选民的马车倾覆于沟渠，使他们即使有投票权也及时无法及时到达投票站。
这种分化过程对于已经取得许多成功的胜利资产阶级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呈现为一系列经济集团甚至阶层的集合。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有金融资产阶级、贸易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分。在某些事件（如战争和革命）发生后，资产阶级内部发生重组；新的阶层出现并开始发挥其作用，如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和购买者，即所谓“新富”，他们会在每轮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后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督政府统治下，这些新贵是导致反动的因素之一。
总体而言，1789年第三等级在法国取得胜利的故事极具启发性。首先，第三等级本身就非常分散。它包括所有不属于贵族或教士的人，因此不仅包括各式资产阶级，还包括贫穷的工人和农民。经过长期斗争和多次武装干预，整个第三等级才逐渐在1792年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合法权利。政治上的反动在热月之前就已开始，表现为权力开始正式和有效地落入愈发有限的范围内的少数公民手中。人民群众逐渐被排除在国家领导之外，先在事实上，然后在法律上。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压力首先施加到了第三等级内部阶级接合结构的缝隙上。同样，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中的某一部分进行考察，它所呈现出的阶级廓形也确实不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在生产中扮演完全不同角色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廓形那样鲜明。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衰落时期，当局沿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线对其进行切割，不仅把昨天还齐头并进、为同一个革命目标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群体推到了一边；而且还瓦解了迄当时为止大致同质的社会大众。由于职能上的专业化，由公务员组成的统治寡头与这一阶级分离开来，于是出现了裂痕，在反革命日益加剧的压力下，这些裂痕变成了巨大的鸿沟。结果，这一矛盾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大革命的亲历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对雅各宾派堕落的原因耿耿于怀。
罗伯斯庇尔不止一次地警告他的追随者，沉醉于权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告诫他们，在掌握权力之后，不要迷恋权力，不要任由权力膨胀，用他的话说：不要成为臃肿的控制狂，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不要沾染上“雅各宾派的虚荣心”。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罗伯斯庇尔本人，依靠着巴黎工人的协同，在把小资产阶级赶下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关于同时代人所指示的雅各宾派解体的种种原因，例如中饱私囊的倾向、与商界的联系、参与供应合同等等，我们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我们宁愿来谈谈一个奇怪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巴贝夫认为，雅各宾派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迷恋的贵妇人。他是这样评价雅各宾派的："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平民？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会掐死你们！（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有汽车，我们也会有“后宫-汽车”因素，正如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指出的，它在我们苏维埃和党的官僚机构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但是，使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俱乐部陷入孤立，使他们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彻底隔绝的最重要的因素，除了自恩拉格（Enragés）、埃贝尔（Hébert）和肖梅特（Chaumette）开始（以及整个巴黎公社）的对所有左翼分子的清算之外，还有逐步取消选举原则，代之以任命原则。
向反革命抬头或试图抬头的军队和城镇派遣委员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罗伯斯庇尔开始一点一点地撤换巴黎各区的法官和专员（在此之前，他们都是选举产生的），当他开始任命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甚至开始用公务员代替公社的整个领导层时，他通过所有这些措施只能加强官僚主义，扼杀人民的首创精神。因此，罗伯斯庇尔的政权非但没有发展已经受到经济危机，特别是粮食危机阻碍的群众的革命活动，反而加剧了罪恶，助长了反民主势力的活动。
革命法庭庭长仲马向罗伯斯庇尔抱怨说，他找不到任何陪审员，因为没有人愿意担任这种职责。而罗伯斯庇尔在热月10日也亲身经历了巴黎群众的这种冷漠，当时他负伤流血，被迫穿过巴黎，而热月党人却丝毫不担心人民群众会代表前一天的独裁者进行干预。
显然，把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和革命民主的失败归咎于任命原则是荒谬的。但它无疑加速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在这些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物资供应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两年的歉收（以及大封建庄园转变为小农农场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面对面包和肉类价格的不断上涨，雅各宾派起初不愿采取行政措施来遏制富农和投机者的贪婪。而当他们迫于群众的压力，最终决定通过最高额法时，在市场自由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现在让我们转移到我们所处的现实。首先，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当我们使用“党”和“群众”这样的表述时，我们不应忽视过去十年的历史赋予这些词语的内涵。
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党，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说，1917年的党员很难从1928年的党员身上认出自己，我想这并不夸张。
工人阶级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集中精力研究组织及其功能所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分析将为我们指明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无论如何，在这封信中，我不打算这样做；我只想先立一些路标。
在谈到工人阶级时，我们需要找到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例如：
现在在我们的工业中就业的工人中，革命后进入这个行业的比例是多少？革命前就已经在行业中工作的工人呢？
往昔曾参加革命运动和罢工、被驱逐过、被监禁过、在红军中经历过内战烽火的工人比例是多少？
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中，连续工作的人占多大比例？有多少人只是临时工作？
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等产业工人占多大比例？
如果我们向下深入到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的最深处，就会碰见这鲜被提及的整个人口阶层。在这里，我指的不仅仅是失业者（正如反对派已经明确指出的，这种现象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危险），而且还包括沦为贫困或半贫困、靠微薄的国家补助为生、濒临赤贫、偷窃和卖淫的群众。
我们无法想象，在离我们几步之遥的地方，人们有时是怎样生活的。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现象，我们甚至不会怀疑这些现象存在于苏维埃国家，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突然出现了一道鸿沟。当然，这些现象以前就存在。这不是一个为苏维埃政权辩护的问题，因为苏维埃政权本来也没有成功摆脱沙皇和资本主义政权留下的沉重遗产。不，但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政权下，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躯体上出现了裂缝，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这些裂缝强行进入。
以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工人阶级的觉悟部分领导着紧随其后的包括半流浪者在内的广大群众。资本主义政权的垮台将带来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半游民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认为革命应该改变他们的处境。现在，这些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的处境改善甚微，甚至根本没有改善。他们开始敌视苏维埃政权和在工业中工作的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是，他们成了苏维埃官员、党和工会的敌人。我们有时会听到他们把工人阶级的上层称为“新贵族”。
在此，我不再赘述权力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分化，我在上文已用“功能性”描述它。这种功能已经改变了那些在国家行政和经济中承担各种管理任务的人的“官能”，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心理”，以至于他们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道德上，都不再是这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扮演“总督”的厂长即使是共产党员，在工人眼里也不会体现出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尽管他是无产阶级出身，尽管他可能几年前还在钳桌上工作。莫洛托夫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这个官僚畸形的国家——更甚者，包括我们斯摩棱斯克的暴徒、塔什干的骗子和阿尔乔莫夫卡的冒险家——之间，摆出平等的姿态。他这样做只是成功地诋毁了无产阶级专政，却没有消解工人们合理的不满情绪。
如果我们再谈谈党本身，除了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发现的繁杂色彩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其他阶级的叛逃者给党带来的色彩。党的社会结构比工人阶级的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当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自然不同的是，当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生命时，由于革命阶级在行动中的斗争，它将这种社会混合体融铸成一块单一的合金。
但是，无论是在工人阶级还是在党内，权力都是显示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缝隙的相同分化的原因。
苏维埃和党的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秩序的现象。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短暂的事实问题，不是个人缺点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或那个同志的行为失误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学范畴的问题，需要用整整一篇论文来论述。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4]，我给列昂·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第四章（过渡时期）。对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的表述方式完全不一致。党对工人阶级和国家的作用问题被淹没在迷雾之中，这很可能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可以从对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的表述中看清晰：这里对党为落实无产阶级民主而应该采取的具体举措只字不提。“吸引群众，让群众参加建设“，”对自己的本性进行再教育"（布哈林喜欢专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来阐释最后一点，以及其他一些观点）：这些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而且早已为人周知，但如果不把苏联十年无产阶级专政期间积累的经验引入其中，就会沦为陈词滥调。这就是至关重要的领导方法问题的焦点所在。
但是，我们的领导人不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暴露自己到“再教育自己的本性”还有很长的距离。
如果要我为共产国际写一份纲领草案，我会在这一章（过渡时期）中用大量篇幅来论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理论，以及党及其领导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中的作用，而不是我们现在的苏维埃和党的官僚机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已经答应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后11年中的成就》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苏维埃官僚机构。我希望他不要忘记党的官僚机构，因为党的官僚机构在苏维埃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苏维埃中的的姊妹机构大得多。我期待着他从各个方面研究这一特殊的社会学现象。没有一本共产党的小册子在叙述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时，不同时指出党和工会的官僚高层在该党垮台的历史中起了多么致命的作用。但是，对于我们的苏维埃和党的官僚机构在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解体中所起的作用，却很少有人提及，而且还是非常笼统地提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现象，然而，只有当我们研究过它在党和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才能将该现象全面地理解和把握。
你们要问，党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到哪里去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到哪里去了？他们对思想的兴趣、他们的革命勇气、他们的平民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你们感到惊讶的是，现在有这么多的冷漠、卑鄙、怯懦、野心和其他许多我自己都可以补充的东西。作为革命者，他们有着丰富的历史，他们的个人诚实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充分证明了作为革命者应具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他们怎么会变成可怜的官僚呢？托洛茨基在关于克列斯廷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声明的信中提到的斯梅尔迪亚科夫[5]那种卑躬屈膝的气氛的根源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预料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变节者、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概括而言习惯于独来独往的人，会在思想和道德上滑坡，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工人阶级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呢？许多同志都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他们难掩失望之情。
的确，其他同志从某次征收小麦的运动[6]中看到了革命健康有力的征兆，证明了阶级本能在党内仍然存在。最近，伊赫琴科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或者说，在他一定也发给了其他同志的论文中）写道，收麦运动和自我批评是由于领导层和党内无产阶级部分的抵制。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这不是事实。这两个事实是最高层设计的组合的结果，与工人批评的压力毫无关系：是出于政治原因，有时甚至是倾向性的原因，或者我应该说是派别性质的原因，最高领导层的一部分人坚持了这一路线。只有一种无产阶级的压力给到实际：那就是反对派的压力。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压力甚至不足以将反对派留在党内，更不用说改变党的政策了。我同意列昂·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观点，他通过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例子，证明了某些革命运动在失败后仍发挥了真实而积极的革命作用：巴黎公社、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前者确保了法国政府保留其共和形式，后者则为俄国的宪政改革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些失败后仍保留的成就影响是短暂的，除非有新的革命浪潮来拯救。
最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党和群众没有作出反应。两年来，反对派与党的上层大多数人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而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发生了一些本应让最盲目的人睁大眼睛的事件。而所有这一切，党的群众都一直没有介入，也没有感觉。
因此，某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从你们的问题中感受到了这种悲观情绪。
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la prison de l'Abbaye）获释后，环顾四周，开始思考巴黎人民、圣安托万（Saint-Antoine）和圣马索（Saint-Marceau）府邸的工人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在1789年7月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攻占了杜伊勒里宫，1793年5月30日围攻了议会，更不用说他们的其他许多武装干预行动了。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革命者的辛酸：“重新教育人民热爱自由比征服自由更难”。
我们已经看到了巴黎人民对自由失望的原因。饥荒、失业、革命干部被清算（他们的许多领导人被送上断头台）、群众被排除在国家领导之外，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群众巨大规模的身心俱疲，以至于巴黎和法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得经过三十七年的喘息才能把新的革命燃起。
巴贝夫用两个词制定了他的1794年纲领：“自由“和”选举产生的公社”。
我必须承认：我从不允许自己陷入这样的幻觉，即反对派领导人只要出现在党的会议上和集会工人面前，就能把群众拉到反对派一边。我一直认为，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所抱有的那种希望，其实是他们的一个既往时期的某种残余，当时他们把官方的喝彩和掌声当作群众真实感情的表达，并将之归因于他们所想象的自身的受欢迎程度。
我甚至认为，这就是我们近日所见的他们突然的行为转变的根源。
他们加入反对派是希望迅速夺取政权。为此，他们加入了1923年的反对派[7]。当“无领导集团”[8]的人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辜负了他们的盟友托洛茨基时，加米涅夫回答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来执政。要想重临党内，他就是个累赘"。
然而，前提始终应该是，教育党和工人阶级的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必须首先清除一切来自苏维埃和党的现实以及官僚及其机构的杂质。
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党员（更不用说那些青年共产主义者了）对党的任务、职能和结构有着最错误的概念，即官僚机构通过自己的样例、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自己的陈腐公式教给他们的概念。内战后入党的工人，即1923年后入党的占压倒性多数的工人（通过以缅怀列宁为名的扩招），根本不知道过去的政党制度是什么样的。这些工人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在斗争中、生活中、自觉行动中获得的革命阶级教育。过去，这种阶级意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的；今天，它必须通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形成。但是，由于我们的官僚机构把这种参与变成了一句空话，工人们无从获得这种意识。当然，我排除我们的官僚机构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助长失业滋展，即通过把工人推向阶级斗争的扭曲方式让工人形成阶级意识，该情形会培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
根据列宁和我们所有人的构想，党的领导的任务正是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使其不受执掌政权时因与旧贵族和小资残余势力接触而固有的特权、优待和恩惠的腐蚀；预防他们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副作用影响，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诱惑。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党的领导能够建立起真正属于工人和农民的新机构、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工会、日常生活的新道德。
我们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大声地承认：党的机构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它在维护和教育的双重任务中表现出了完全的无能，它失败了，破产了。
我们早就确信——过去的八个月应该向所有人证明了这一点——党的领导正走向最危险的道路。而且，它还在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可以说，我们对它的批评并不涉及其工作的数量方面，而是质量方面。这一点必须强调，否则我们将再次被党和苏维埃机构所取得的众多圆满成功的数字所淹没。
现在是结束这种统计骗术的时候了。
打开党的十五大会议记录[9]，阅读科西奥尔关于组织活动的报告。你发现了什么？我引述字面：“党内民主得到了最惊人的发展”“党的组织活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当然，为了强化这一切：数字、数字和更多的数字。在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同时，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还有一些文件，证明了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最严重的腐败，证明了群众的一切控制都被扼杀，证明了最可怕的压迫、迫害，证明了对党员和工人的生活和生存进行着恐怖的游戏。
4月11日的《真理报》是这样描述我们的官僚机构的：“一个充满敌意的、懒惰的、无能的和傲慢的官员的环境，有可能把苏联最好的发明家赶出苏联国境，除非我们用全部力量和全部决心一劳永逸地给这些分子以无情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了解我们的官僚机构，如果我再次听到或读到关于党的群众活动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建立民主的工作的“惊人”和“巨大”发展的讲话，我不会感到惊讶。
我深信，尽管最近几个月经历了喧闹的考验，但目前存在的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仍将一如既往地在自己周围培植溃烂的脓疮。这种官僚主义不会因为服从清洗而改变。当然，我并不否认这种清洗的相对作用和绝对必要性。我只是想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人员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方法的问题。
我认为，要使我们党的领导能够发挥教育作用，首要条件是缩小领导层的规模和职能。四分之三的机构应该被裁减，剩下四分之一的机构的职务应该有严格划定的限制。这也应适用于中央机构的任务、职能和权利。党员必须恢复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并获得坚实的保护，以防止我们在统治集团中已司空见惯的专横跋扈。
很难想象在党的机构的下层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这些干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匮乏以及他们对党的工人阶级基础的腐蚀性影响显露无遗。如果说在上层还有一定的思想路线（尽管它是错误的，是由诡辩和邪说杂烩的，而且确实掺杂了大量的恶意），那么在下层，这次首先诉诸的是最肆无忌惮的针对反对派的蛊惑论调。党的代理人毫不犹豫地使用排犹主义、仇外心理、仇恨知识分子等手段。
我深信，任何依靠官僚机构的党内改革都只能是乌托邦。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虽然我和您一样注意到党的基层缺乏革命战斗精神，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这是党内和工人阶级本身的构成发生的所有变化的结果。必须在党和工会的框架内对工人群众和党的群众进行再教育。这个过程本身是漫长而艰难的，但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开始了。反对派的斗争、成百上千同志的被排斥、监禁、驱逐出境，虽然还没有对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教育起多大作用，但无论如何，它们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整个机器加在一起所起的作用还要大。事实上，这两个因素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机器浪费了列宁留给我们党的资本，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反对派建设时，它却在拆毁。
到目前为止，我“忽略”我们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事实来进行推理，这些事实已经在《反对派纲领》内被分析。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我的全部目的是强调无产阶级和党的组成和心理与夺取和执掌政权的过程本身相对应的改变。这可能会使我的陈述变得片面。但是，如果不做这样的初步分析，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领导层在农民和工人问题上、在工业化问题上、在党内制度问题上、以及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所犯的致命的经济和政治错误的根源。
共产主义的敬礼
C.拉柯夫斯基
阿斯特拉罕，1928年8月6日。
[1] 苏联新闻界和法院日前揭露的涉及官僚的财务丑闻和道德问题。
[2] 《左翼反对派纲领》（1927），于联共（布）十五大前由苏联共产党13位领导人签署。
[3] 一定程度的收入平均主义一直维持到1927年左右。随后，官僚机构为了在工人贵族中寻求支持，并为自己特权的增加辩护，公开提高了工资差幅。
[4] 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召开的。第五次大会由季诺维也夫领导，他与斯大林结盟反对托洛茨基。已完全由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夏）通过了这一纲领，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批评。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人物。
[6] 1928年初，面对日益严重的供应困难，部分工人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与富农进行斗争。一部分执政者对富裕起来并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富农的反对，是斯大林反对他的盟友布哈林、李可夫（农村致富的倡导者）的前奏。
[7]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赶下台后成立新反对派。1925年新反对派与1923年反对派结成联合反对派。
[8] 1927年反对派领导人被排挤出党后，拒绝追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拥护斯大林的原季派成员。
[9]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