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等粗陋原始宗教一度是个大麻烦，似乎在蒋帮策动下，也有过武装叛乱的计划。好在革命力量惊人，在不大规模伤及教徒、不伤及温和宗教的前提下仍然瓦解其组织并逮捕其壇主。然而，仅靠铁拳砸来砸去，能砸烂被剥削群众的情感需求吗？当然不能，真正使一贯道、五斗米道无处藏身的秘密在于群众世俗生活的满足，以及其阶级身份的变化——就像我们曾在欧洲见过的那样，新教徒与旧式天主教徒基本是全然不同的阶级，直到天主教打不过就加入，承认自己与新教在世俗中只有平等地位而没有从属关系为止。它们一直有着极为不同的阶级基础，前者是资产者，后者是旧贵族和农奴。随着旧贵族被法国大革命击垮，残党被迫资产阶级化，教宗与教会的绝对权威也在事实上消失了：天主教也新教化了，它被迫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
一贯道则完全是属于中式资产阶级化地主的宗教，新社会的新人当然不需要它。可当我们重返旧社会，重拾旧生产关系之时，又怎能不重拾起一贯道的同类呢？要资本主义，就要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徒劳地试图只求取资本主义“好”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或者把一个明明是扎根在资本主义上的东西硬说成是“封建的”，都不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
（录入者 江风 按）
本文作者陈体强，曾留学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教授法学，1950年随师生参与京郊土改。当时他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本文中，作者记录了许多见闻与感受，忠实地传递了一场社会革命带给人们，从农民、“老干部”到清华师生的思想震动。
他指出，阶级斗争迫使人们做出选择：
“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斗争形式，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
他发现阶级立场是一个真实可见的实际存在：
“地主是我们的死敌，不是我们击败他们，便是被他们击败。立场如没有把握稳，农民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站在谁一边，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就不会有朋友”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超阶级偏见：
“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
他也看到了许多被剥削的乡下人，跟他这个牛津毕业生一样，日常是充满偏见的，被麻痹、被玩弄：
“地主对我们好，没有地主谁给我们地种？”“贫富是前生修得的，不应当看人家有钱眼红”。……
乡村中这一套伦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毒品，并不是什么“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单纯服务于一个阶级利益的。”
他也真实的记录了有经验的群众运动骨干，所谓“老干部”，是如何实际工作的。他看到，群众运动并非是一架预先编好程序的精密机器，而往往是散乱的，甚至节奏迟缓的，不紧凑的，无计划的，但这就是群众斗争的特点。
最后，陈博士让人信服地说：
“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两字的真谛。“解放”必须是自求解放，靠别人来解放的人永远是不会获得解放的。”
陈体强后来一直在清华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他的思想，也许随着历史风雨，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在1950年，那个参加京郊土改的年轻人，毕竟是兴奋的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
（李星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