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前两篇，这篇其实水了一些……汪先生看到的，前两篇的作者也有目睹，而汪先生与他们相比却少了些东西——他未能以群众的眼睛去看社会（全篇大半都是我、我、我），因此也未能展示出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图式来（地主的阴谋，贫雇农的反击，他完全没写到，土改在它的笔下如同某种参与者干劲非常足的普通行政工作一样）。他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尽力为斗争一方服务的第三者，群众的心声对他来说还暂不存在。他以后的思想改造如何，我不清楚，只希望新一代投入这一事业的青年人，能克服这一弱点。

（录入者 江风 按）

　　本文作者汪瑄，很可能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法学老师，后来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最早的一批博导，不知现在是否还健在了。
　　录入者的遗憾，我也能感受到。作者的套话较多，一看就是从各种学习材料上复制粘贴的。但这不等于说作者内心一定另有一套想法，他只是觉得重复“党的指示”，就是态度认真的表现。
　　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汪老师的思路，与21世纪中国当代左派的思路，是相通的，即：群众是党落实工作的工具，党要善于发挥群众的力量；身为党的一份子，“我”也要善于使用群众的力量。就是说，党和“我”都是劳动阶级外面的某种存在。这当然是阶级社会分工意识的体现，也是主流共产主义实践最终烟消云散的原因之一。
　　但能否说今天的左派，就是当年那个“党”的继承者？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客观的说，它早已膝下无人。就以本文来说，汪老师得出结论，不能以为“读经典”就能让自己提高觉悟，一定要参与斗争实践。事实上，这个问题上，汪老师很可能也是复制粘贴了学习材料上的结论。
　　但今天的左派，要做到“参与实践”，那可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原因就在于，当年的“党”，以及那个下乡参与土改的年青法学家汪老师，是宏大群众斗争的一分子。他们的内在动力，言行的逻辑，都与阶级之间的战争直接相关。而今天的左派，远离任何社会斗争。他们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毫无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全胜时代的孝子贤孙。

（李星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