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

附录三 “捣乱份子”——法国革命青年团体

——《1968革命》(南灿 译)



  巴黎出版的著名自由主义周刊《新观察家》1968年6月19日号,登载了女记者郭浦(Katia D.Kaupp)所写,题为《捣乱份子》的一篇报道,其中对那些促成五六月间震动全法国的深刻的社会危机的青年团体,作了一番饶有趣味的概观。

  她说:戴高乐政府把这些青年团体称为“分裂小集团”,但这并无妨于警察方面特别要对他们加以严密监视,也无妨于戴高乐本人要在六月选举前夕签署命令把他们解散。

  资产阶级报界用他们认为最富于贬义的一个字眼称呼他们:“无政府派!”共产党的大头子也讥诮他们为“左派!”

  可是索尔邦的学生们对他们的看法却好得多。事实上,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令法国学生的世界发生了一往不复的变化。这意思并非说学生对这些革命的青年团体毫无批评——其实他们有时甚至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过,学生对这些“捣乱份子”的观感,与政府、报界以及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

  公然自认的无政府派团体,在学生中的声望很高。原因之一,是“三二二运动”对触发一连串事变的发展——引起街垒战斗以及最后一千万人的大罢工——所起的作用。“三二二运动”虽然并非无政府派所支配的,它却受无政府派影响,并且表达出他们某些观念。

  无政府派是很和蔼可亲的——郭浦写道。“他们欢迎你去参加讨论,并不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他们说话时毫无拘束,令你觉得很随便。还有一个优点:他们很有教养,虽然他们百分之六十的人是纯正的工人……”

  在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派别之中,郭浦提到了无政府主义联盟,这联盟的成员之一,有那出版《自由世界》的“革命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有些团体是特别擅长于某种斗争方式的。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是街垒战斗中的优秀战士,但他们把自己的斗争目标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目标区别得很清楚。

  “当心!”他们说道。“本联盟认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复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普通无产者的鸦片!”

  但他们相信革命。“我们要实行革命!……但不要社会主义国家——要社会主义。”

  在索尔邦,他们称为黑旗派。不过,根据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见解,他们自己对那旗帜并不怎样尊敬。“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绑在杆子上的一块破布,用来召集我们而已。”

  他们有些口号真是一针见血,例如:“我们认为国界不值一文钱!”“我们通通是德国犹太人!”“打倒警察国家!”

  郭浦写道:毛泽东派的青年对三二二运动采取疏远的态度,认为它是“百分之一百资产阶级性的”。在一次三二二运动主办的集会中,他们中途退席,但后来到底重新回来,参加唱国际歌,举起拳头作传统共产党式的敬礼。他们一个发言人宣布:“巴黎的共青联(马列)决定退出南泰尔,不再参加防卫校舍。”

  就在那天,称为“西方团”的法西斯团体扬言要进攻“南泰尔的过激派”,并且通知警方准备来救护“行将横陈在圣米歇尔大街两旁的伤者”。

  毛派青年的撤退和法西斯份子的威胁这两件事情的巧合,在索尔邦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但在共青联(马列)看来,”郭浦说,“重要的不是发生在索尔邦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工厂和工厂门前的事情。‘学生只是小资产阶级份子——斗争的大旗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共青联的战士确实常到各工厂门前——例如沙维尔,在布隆—比扬库,在弗凉。在弗凉淹死的那个中学生——上星期六有一万名青年为他举行盛大的沉默的葬礼(沉默的控诉)——就是属于共青联(马列)的。”

  “起初,共青联(马列)每晚一次在索尔邦小礼拜堂台阶上举行集会,参加者人人佩戴毛像章。所有的发言都很激烈。但,不久之后,他们在索尔邦‘内部’的工作就限于在摊位上售卖他们的报纸了——卖《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大多数的‘中国派’都在工厂工作。他们指责总工会那些‘背叛的’领袖,而且鼓励在总工会内部进行斗争。他们拒绝接受民主总工会。他们也指责沙雷蒂运动场的群众大会。”

  郭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那些自称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团体。大多数学生已经会区别两个主要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郭浦指出了法国学生根据什么来判别这两派。

  “谈到革学联——革命学生联合会——你遇见的是相反的感情(和对无政府派那种同情相反——译按)。对他们,恰像对其他政治组织一样,人们觉得应该要求撤消禁止活动的命令,他们被捕的成员应该释放。但除此之外,他们在学生运动中的声望就不高了。

  “这些人是蓝伯尔派的托派,直接隶属于国际共产团。该团是由于蓝伯尔和弗朗之间意见冲突,在1952年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为了利用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弗朗主张运用‘加入’群众团体的策略——蓝伯尔派反对。

  “后来,其他方面的政治歧见又嫁接到这个分歧上面,尤其是关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关于古巴,蓝伯尔派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者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关于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他们认为它是越南小资产阶级的创造物。他们拒绝签名支持‘捐助十亿法郎给越南’。

  “在第一个街垒之夜,革学联就脱离了运动。五月十日星期五晚上十一时半,他们离开米地阿里德大会堂,排起队(大约有一千人),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向拉丁区进发。走到半路,他们停了下来,喊道:‘同志们,听着,你们就要遭遇一场屠杀;这是冒险主义!’没有人听他们的话,反倒是他们遭人指责脱离运动。

  “自那夜之后,每一次革学联的会员想在索尔邦站在扩音器前面发言的时候,总有声音喊出一个问题,永远是那个问题:‘街垒之夜你们在哪里?’

  “革学联的口号是:‘动员五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动员一百万工人向艾丽榭宫进军!’‘六月份内吸收三千五百青年到米地阿里德!’还有最重要的是‘统一阵线!’

  “‘这是空谈的升级!提出口号是好的,有革命价值。但要这些口号被群众接受才行!至于他们,他们提出口号好像放轻气球那样。过了三个月,那些口号依然挂在嘴上;于是他们责备那些“背叛的领导”不接受他们的主张:这倒很简单!’许多不信服他们的学生这样评论他们。

  “游行示威的时候,革学联排成密集队伍,它的会员拼命大声唱歌,它还有一批著名最得力的风纪员。不过,在索尔邦,我要到处去找才找到他们。他们在三楼,从第三号楼梯上去。占领索尔邦之后不多几天,就不见他们在院子里了。不过,晚上他们还在那里,全体动员来叫卖他们的报纸:‘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实行全面罢工;请看《造反者》报!’

  “除此之外,‘他们来参加别人的会议是为了和人家吵架。’事实上,康边迪从德国回来那天晚上,他们真打算把会场接收。‘群众把他们扫除了出去。’还有一晚,大讲堂里全体听众站起来,一连五分钟地念着:‘革学联是法西斯!革学联是法西斯!’

  乍听起来,你会觉得惊奇。你不明白;你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令人讨厌……一部份原因是他们的政治见解,但还有他们的作风和语气。他们的神气像军人,爱用武力,嘴里时常吐出侮辱和恐吓性的话,故意学着说工人和工人区里那种粗话——这一切都引起拉丁区的反感。人们说:‘流氓作风适合西方团的暴徒,却不适合左派。’”

  郭浦相当详细谈到在五月事变中出名得最厉害的那个托派团体,即革共青。以下是她所写关于革共青的话。

  “最后,要谈到革共青——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在托派内部多年斗争中革学联的‘敌手’。它的团员大多数是1965年因为拒绝支持米特朗竞选总统而被共学联——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开除出来的青年。他们的报纸是《青年先锋》。和他们相处,就像和无政府派相处一样,你可以自由呼吸。他们是和善而面带笑容的人,‘很文明’。

  “他们说:‘你想看看我们吗?好的,随时都可以。我们每晚在基佐讲堂开会。’

  “他们要开会了——在所有的走廊上,在一切地方,都有标贴把这消息告诉大家。人人一致认为:‘革共青在索尔邦的工作真做得美妙非凡。’

  “基佐讲堂每晚都挤满了人。革共青在那里开了一个历史或时事的‘课程’,相当符合学生们所希望在学校里得到的教育。每次上课之后都有讨论——参加者的热情互相传染。

  “克礼文、韦伯尔、和边赛轮流主讲。克礼文是读历史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的嗓音圆润,头发黑色而浓密,带眼镜,穿蓝色衣服。他的外貌一半像个先知,一半像中欧的知识份子。韦伯尔正在写作他的社会学硕士论文。他是蓝眼睛,黑头发。边赛已经得到哲学方面的文学士学位,现在正写作一篇论文讨论一个很合时的题目:《列宁关于革命危机的观念》!他有金色的眸子,眼色调皮,是三人中神态最轻松的一个。

  “他们三人都非常擅长无准备的临时演说——跟我们常在播音电视中听见看见的竞选者那种预先制备的‘演讲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政治知识也是非常完善无瑕的。

  “革共青在‘大讲堂’举行公开会议的时候,开会前先由台上的团员把《沼泽曲》(一首反法西斯歌曲——译按)哼一遍,然后台下全体到会者齐唱国际歌的头两首歌词。这样,给人的印象已经比‘联合’游行更强烈了。

  “但革共青的会议最主要是工作的会议。那是严肃而有充分文件的讨论工作,没有废话。但它同时也是表演智慧才华的场合。那又是:公开的会议。人人都可以发表演说,提出不同意见,以及进行争论。尊重持有不同见解的权利的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只有他们和三二二运动这两个团体的会议能把大讲堂装满。从过道一直到顶楼,所有的空间都有人占据。有人坐在地板上,每一寸地方都有人站着。仿佛是来听萨特演讲!

  “自从他们被共学联开除,在1966年4月成立革共青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全力支持越南(尤其是支持全越委),以及支持古巴——这个不属于两大集团的革命国家,同时是最鲜明地摒弃‘国家主义’政治的国家。他们和‘传统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以及许多革命团体一同在列日参加反越战示威(1966年10月)。他们也出席政治立场比那些老组织更左的青年团体所发起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1967年2月)。

  “在布鲁塞尔会议中,大家看到三种明显的基本需要:支持越南;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和帝国主义;在各团体之间建立政治上和实际工作的协调。

  “一点不错,他们是革命者。他们一向承认是的。他们从来都公开宣布:今日世界上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他们从未好像一个帮会或者一个秘密团体那样暗中准备毁掉资本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法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谈谈社会主义就足以令它发抖了。有些思想比枪炮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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