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军事路线与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七章军事路线与政策

　　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内战本身，因此，西共和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集中了政治上的问题。
　　如果认为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西班牙内战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那就错了。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整场战争需要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或撤退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夺取或丧失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在西班牙也确实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局面，而西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都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西班牙的军事斗争大致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从1936年7月的政变开始，经过随后几周的革命动乱，并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在马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达到高潮。这是一段反反复复的时期，法西斯的攻势引发了一系列民众起义。但总的来说,佛朗哥军队保持了主动权，并继续取得进展，直到11月共和国军在马德里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以及在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中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佛朗哥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军队，试图包围首都，但遭到挫败。这段时期以僵局告终，法西斯分子占领了西班牙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第二阶段，1937年，是一幅复杂的图景。在马德里战役之后，西共上升到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建设一支正规和统一的武装力量。佛朗哥军队对北部发动了进攻，北部在10月投降。到年底，正规军共和国人民军已做好行动准备，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员和物资涌入佛朗哥的国民军地区。同时期，西方的援助短期无法实现，苏联的援助则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一切的结果是，当西共领导的正规军得到巩固时，佛朗哥的军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技术和战略优势。
　　在最后一个阶段，从1937年12月到战争结束，共和国人民军以极大的勇气，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到1938年底，佛朗哥军队有100万人，主要是应征入伍的士兵，但也包括5万葡萄牙士兵、5万至8万名意大利志愿兵、13.5万名摩洛哥人，以及德国技术人员。1938年初，国民军在装甲和枪支上以约2比1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共和军。1938年底，共和军几乎在没有空中或火炮支援的情况下作战。这一系列战役包括使共和军暂时占领特鲁尔的攻势（1938年12月）、横渡埃布罗河（1938年7月）、瓦伦西亚省保卫战（1938年12月）以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战役。这些战斗的目的是为了坚守反对佛朗哥的战线，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共和军仍继续存在并有能力战斗。共和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战略计划来改变力量的平衡，为最终的战略反攻做准备。正如在整个战争一样中，共和军在这一阶段从战略上争取时间，等待来自国外的武器援助。
　　佛朗哥的战略处境在头几个月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在北部，他的部队已经过度扩张,不牢固地控制着巴亚多利德和萨拉戈萨。在塞维利亚这个老无政府主义和西共的基地，国民军仅存有脆弱的控制力。佛朗哥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主力部队在这个瓶颈处面临攻击。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民兵被一股股地蚕食的同时，共和军再次陷入了保卫首都的境地,就像西班牙统治阶级几百年来击败农民起义的方式一样。
　　康生对西共“保卫马德里到底”的批评有些错误，他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西班牙,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力量，然后包围城市。这种持久战在中国是必要的，在有足够力量进行战略进攻之前，革命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战略防御阶段，但在西班牙则不然，因为西班牙的革命发展与中国不同。人民力量从一开始就控制了马德里，尽管西共和其他势力基本上把控制马德里当成从英法那里赢得支持的必要策略，但仍有很好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来努力控制住首都。事实上，这场胜利对民众（西班牙和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但它没有被深究。不过，康生确实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共和军把一切都集中在马德里的防御上（佛朗哥已经包围了马德里），不敢派兵进攻佛朗哥的薄弱之处，因而,在总体上，忽视了战争的主要目的，如毛所指出的：不是去保全自己，而是消灭敌人。
　　首要的是革命的进攻策略。集中力量威胁到佛朗哥同法西斯主义的边远地区交通线的任何行动，都会产生重大的效果。进攻敌人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桥头堡当然是必要的，宣布摩洛哥独立也是如此。
　　在哗变的激进水手控制下的海军本可以迅速封锁海峡，切断佛朗哥的后方部队，并向佛朗哥在阿尔赫西拉斯的部队发起进攻。但这样的举动，即地中海地区的革命战斗，可能会激怒英国，因为英国认为地中海是其“势力范围”，甚至可能导致与英国的公开冲突,因为英国在该地区保有军舰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事实上，1937年5月的战斗中,英国军舰开进了巴塞罗那港，如果共和军表现得无力控制局势，英国军舰可能准备进行干预。）
　　随着战争的持续，佛朗哥的技术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即便在早期，法西斯军队的人数远不如共和军，他们仍然拥有大量的坦克和大炮，这些坦克和大炮的制式相当统一，弹药也相当充足。共和军使用的武器种类繁多，来源各异。他们常常发现没有合适的弹药来匹配自己的武器，而且他们的武器往往太老了，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后来，德国人向佛朗哥提供了一些新的精良武器，比如内战中速度最快的飞机——梅塞施密特，以及令人生畏的88毫米火炮。由于缺乏经验，共和军遭到了很大的阻碍，法西斯分子可以以一种更加协调有效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武器。
　　但是，如毛所指出的，技术上的劣势始终是革命力量的一个条件。在谈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这个问题时，毛作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46]

　　同样，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人数很少，无论是相对于共和军（直到接近战争结尾）还是在群众中，他们是一支基本上被孤立的专制力量。这就意味着，佛朗哥的战线常常是不稳定的，巡逻人员在设防的据点间巡逻，容易受到突然袭击（这一点经常被人民军所证明）。通常情况下，虽然某个地区可能被“占领”，但由于缺乏人手（即使通常经过一轮处决和恐怖行动之后），该地区也无法确保安全。这使得漫长、暴露的交通线必须退回到安全的基地里。最后，佛朗哥的军队被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过的弱点所困扰——虽然不是外国侵略者，但他依赖其他强权的力量，而这种支持并不像共和派势力和西共说的那样牢固。到1937年底，甚至在桑坦德和北部沦陷之后，共和军出其不意的抵抗依旧严重困扰着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担心共和军会发起攻势，把整个国民军战线都击退。‘要么我们先发制人，’他在1938年1月14日沉思道，‘要么我们巧妙地脱身，在我们的横幅上写下马拉加和桑坦德的胜利就心满意足了。’”^[47]
　　然而，共和军此后的防御战略未能抓住这一矛盾。意大利决定不再撤军，而是加大支持力度。结果，共和军越来越受困于这种防御战略。1937年北方沦陷后，共和军在内线作战，暂时失去了立即发动战略进攻的机会；大量人员和物资涌入国民军占领区，扩大了技术差距；党未能在后方群众中保持政治运动，游击队和民兵的辅助力量因此就不太可能存在了。
　　这场战争中典型的军事行动模式可能是双方对兵力的长期集结。人民军可能在某一时刻通过出其不意和纯粹的无畏来实现突破。一定数量的领土被占领；然后佛朗哥将把所有可用的部队集中到占领区，迫使人民军撤退，而双方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共和军为了保住这片土地而战斗得如此惨烈，毕竟，其目的不是击败法西斯军队，而是为了给西方帝国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或者有时是为了转移敌人在其他地方的主要进攻力量）。一旦抓住主动权，共和军就又把它拱手让给了敌人。
　　但和以前一样，党没有想办法来改变这种局面，没有想办法采取主动。如毛所言：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48]
　　由于缺乏主动权，人民军发现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他们面临更有利的条件时，西共与共和国为什么没有抓住佛朗哥军事处境背后的矛盾，并试图消灭佛朗哥的军队呢？共产国际派去援助共和国的许多军事顾问都知道共和国的军事路线是无效的，顾问们完全有能力执行另一条路线，因为他们在俄国内战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在快速运动战和游击战方面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但是，这一军事战略服务于西共和共产国际的总体政治路线和目标。
　　对人民战争的替代战略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这一战略的某些因素是明显的：必须减少坚守领土和支撑点的僵硬风格；必须实行集中兵力的政策，以便在行动中取得局部优势；必须瓦解敌人的军队；必须在后方进行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游击队和民兵。
　　共和军严格坚持传统的军事战略。在某些情况下，如防御马德里和横渡埃布罗河,人民军队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人民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当时资产阶级的传统方法下，它保持着僵硬的战线，并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领土上的据点。它放弃了在前线和后方使用政治鼓动来瓦解敌军。它不依靠群众提供后勤支持,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传统的补给体系。也许最恰当的说法是，游击战并不是共和军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和军在一个相对较小且被封锁的地区作战，需要控制一定数量的领土。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包括战略性撤退和在敌人后方建立游击队根据地,即游击战。这并不是说游击战应该以某种方式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即使作为次要形式，它也不是西班牙内战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游击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尽管如此，但是作为共和军战略的一部分，游击战的缺失使西共在军事路线和土地革命路线上的关键因素成为引人注意的焦点。
　　游击战在西班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早期反对法国的群众斗争。部分原因是西班牙的地形非常有利。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从山区进入。此外，内战中的条件也为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佛朗哥喜欢将他人数较少的部队按一连串支撑点和小股部队进行部署，这些点之间有力量较小的巡逻队间隔其中。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渗透。而他的大部队倾向于“紧贴公路”，驻扎在长长的交通线的前端，因此对后方的攻击和骚扰很敏感。
　　埃斯特雷马杜拉省发生了自发的大规模游击战。但是，有系统地组织游击战争,只限于与前线的行动紧密相连的战术上的“牵制”行动。很难找到对这一政策支持的来源。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早些时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特别建议把游击战作为战争的一个（而非特别的）战略组成部分。虽然不清楚这种失败有多少是直接由西共导致的，又有多少是由于西共的后腿——比其更落后的共和派势力所导致的，但成功地进行游击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障碍。游击战争是同武装群众的革命原则相联系的——它必须以广大人民自觉的、积极的作用为基础。不论部队是由“业余”战斗人员还是专业的游击队人员组成，如果不是以政治运动为基础，这种战斗形式就不可能广泛或持久。但正如一名等级较低的西共干部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后方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大家都全神贯注于前线的工作，以致只有少数几个政治领袖在后方发表他们党派的意见。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使我们非常脆弱。”^[49]
　　显然，后方缺乏政治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游击战的问题。人民阵线后方地区的情况在佛朗哥战线的后方更是如此，特别是考虑到西共反对土地革命的路线。在战线后方的地下运动，包括游击战，将对打击敌方士气和瓦解敌军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西共和任何其他势力都没有打算建立秘密组织，以便在佛朗哥已经或可能占领的地区继续进行政治工作。既然他们反对在人民阵线占领区的环境下对后方进行政治激励和动员，那么在敌方领土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共和国“人民军”

　　在军事方面，西共找到了它“合法性”的最大来源。西共将自己确立为最能代表统一指挥和纪律的力量。它逐渐被人们称为“西班牙最好的战士”，群众中有数千最有战斗力、最革命的人基于此加入了它。西共惊人的增长绝大多数是通过军队实现的——从1936年2月的3万人增长到内战爆发时的10万多人，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50万人。

　　一位职业军官写道：“必须承认共产党在遵守纪律方面树立了榜样。借此，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声望，而且大大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想参军为祖国而战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当我遇到一个刚从前线离开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吧？你一直是共和派。’
　　‘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工作比任何人都做得好。’”^[50]

　　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韦拉说：“那些从来没有翻过马克思主义传单一页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有些是经过算计的，有些是由于道德上的弱点,还有一些则是受到这个组织的热情的鼓舞。”^[51]
　　西共军事政策的核心是解散或合并民兵，建立一支“合法性”的武装力量。为了树立榜样，西共解散了它自己的武装派别——第五团（the Quinto），然后着手重组,同时确保对共和派军队的组织控制。在这方面，它是相当成功的——到1938年，超过60%的军官、大多数政委以及相当比例的普通士兵（也许是三分之一）是党员或支持者（尽管，就奥利韦拉的评论而言，最初导致许多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对党的热情在大体上并没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观点）。尽管有一些模仿苏联红军的新特点，尽管在战斗中顽强不息，但这是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使军队具有革命性质的，最首要的是它的目标；遵循这一目标的是一种战略、战术和组织路线，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日益自觉的参与。人民军和苏联红军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人民军是模仿苏联红军的（特别是在其最初的时候），但是没有一个总体的革命路线，人民军的这些模仿要么只是形式主义，要么就被完全丢弃了。
　　指挥军事单位的政治“代表”的政委制度变成了空壳，或者，在许多地区，在战争的过程中遭到废除。政委有必要对军官们的行为进行监督，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两面三刀的嫌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作用。正如共产国际的代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所说（有些折衷主义），政委应该是“战斗单位的灵魂，是他们的教育者、鼓动者、宣传者……他应该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心、脑……他必须看到战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需求得到满足……”^[52]
　　西共开始依赖政委作为其在军队中影响力的一个支柱，而政委大多是党员或支持者。因此，政委制度成为了与共和派势力激烈内讧的焦点。到战争中期，普列托成功地策划使政委的职责遭到中止或被大幅削减，并普遍恢复了军官们的绝对权威。

　　反映人民军日益资产阶级化特征的另一个指标——也因此是它的弱点——是妇女战士的作用。内战爆发后，许多妇女穿上工装，穿上民兵的制服，找到一件武器，就去打仗了。此外，妇女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如同1909年的“红色妇女”（Damas Rojas）领导了一系列反对向摩洛哥派兵的教堂纵火和造反，她们在西班牙统治阶级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西共领导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的影响力源于她似乎象征着这种力量。
　　一位住在马德里的女士描述了共和国中男女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氛围：“（由于空袭的防御措施）太黑了，我经常在街上撞到人。但我从未被骚扰过，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在战争之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言论——现在完全没有了。女性不再是物品，她们是人，与男人地位一样的人……”^[53]
　　统治阶级将这一切视为对他们最神圣的理想和社会秩序的威胁。佛朗哥的军队杀死了被他们俘虏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政委、党的成员或其他有领导职责的人。但他们对被俘的妇女有严格的政策：立即将她们全部杀死。
　　即便在共和军这边，战壕里的妇女比一些人所能忍受的还要多。1937年3月瓜达拉哈拉战役（早期围绕马德里的最后一场战役）结束后，妇女们从前线撤退。“‘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来到前线，告诉妇女们，她们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后方,在那她们将对战争有更大的作用。卡车被调来要把妇女们接回去。但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和其他一些人没有离开。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相信她是在战斗中牺牲了。”^[54]在新的人民军中，为了迎合老派共和军军官的期望，以及在“体面”的总体氛围中，女战士们没有了立足之地。
　　代表西班牙不同政治力量的民兵组织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在南部地区，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队几乎立即落入佛朗哥军队之手；巴斯克地区的军队从来没有服从过中央政府的任何纪律，而且很早就被消灭了（1937年秋）；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组织反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化”,直到他们被西共指挥官李斯特领导的部队强制解散。1937年底，在西共的有效领导下最终得到巩固的正规军主要是从新部队中招募的，实际上只存在于中央地区。
　　简而言之，正如在与毛的谈话中所说的，西共建立了一支资产阶级军队，并把它交给了资产阶级。它的一些将军是旧的君主主义者，另一些至少现在是共产党的成员，但在政治上，它是为资产阶级政治而建立的军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维护着旧秩序——而不是为革命政治而建立的军队，不是为了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消除世界各地的阶级和阶级差别而战斗。
　　实际上，英帝国主义者用这种方式交出了一支军队，以取代佛朗哥手下的与敌对的帝国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军队，他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点。1937年底，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军或多或少的完全取代了旧民兵组织的时候，以及在巴塞罗那事件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以下言论：“在过去一年里，向有序的政府体系和战争体系迈进了一大步，两者同时产生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性质……无政府主义者被火与铁镇压了……一支拥有凝聚性的实体、严格的组织，有层次的指挥的军队已经形成……在任何国家，当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结构被愚蠢的仇恨所破坏时，国家只能在军事框架上重建。在新的军队中，西班牙共和国的手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意义。”^[55]
　　这段话揭露的内容真多啊！不仅有针对西共的内容，还有针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他们虽然承认并钦佩西共在恢复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所做的工作，但他们仍然认为，共和国被佛朗哥摧毁符合他们帝国主义的整体利益。
　　西共认为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军，因为民兵无法击败佛朗哥。他们指出了以下情况： “……没有一个中央军事机构能够检查前线的所有局势，制订一项共同行动计划，并决定现有的人员、武器和机动载具的分配……”^[56]
　　的确，民兵的精神和胆识在城市战斗和有大量掩护的乡村中是压倒一切的，但在需要协调行动的开阔乡村地区却远远不够。一名共和军军官在视察阿拉贡前线后报告,他显然渴望有一支正规军：

　　“如果有好的领导人、充足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会取得什么成就？我后来在视察前线的不同地区时看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没有防御工事。这个位置是完全靠勇气攻克的，但是由于没有人想费些功夫加强它，它在下一次敌人的反击中丢失了。战争物资的使用同样荒诞。我曾经在一个地方看到好几门105mm大炮，但都没有弹药。这些大炮属于附近的一个纵队，尽管它本身没有炮兵，但纵队拒绝舍弃它们……
　　“堑壕网络也与局势相符。有些地方，人们竖起了护墙，以便能看到属于另一个政治组织的相邻纵队。当对立派别被敌人打了一顿，人们会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57]

　　民兵不缺乏英雄主义，但是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人员和物资的协调，就不能发动一场进攻，也不能维持一个防御阵地。就连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他的组织坚定地捍卫民兵组织体系，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敌人）包围了一个小镇,几天后就占领了，但一旦我们包围了一个小镇，我们就会围上一辈子。”^[58]
　　但是，为什么西共不能建立一支真正的红军，而非虚假的“人民军”呢？这支军队在其军事战略上和内部组织中都能够充分动员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形式的战斗组织）来击败佛朗哥，并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服务，最终使无产阶级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为什么这样的军队不能与共和军地区的地方民兵，敌后的游击队和党内领导下的其他形式的组织一起建立？这些组织本来是用来训练人民，宣传革命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同时发挥其首要的军事作用的。
　　认为其他政治势力不会支持一支在西共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观点是荒谬的，通常这种观点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怎样，西共都已经剥夺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军事装备。虽然这些组织的许多普通成员和其他“左倾”倾向者非常可能拒绝在西共领导的任何军队中服役，但事实上他们拒绝在西共的军队中服役，与他们自己渴望着比西共所提供的一切更具革命性的事物有很大关系。
　　的确，假如西共没有把军队交给他们，那么阿萨尼亚、普列托和其他资产阶级势力可能就会鼓动组建在他们自己领导下的独立军队。然而，这必须从目标的角度来看。毛写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59]在战争开始时，不同的军队出现在不同的政治旗帜下——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失去控制、无产阶级尚未获得控制的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西共认为，打败佛朗哥的唯一方法是在最广泛接受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和主义。但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军队，内战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决定的结果。没有这样一支军队，政治权力——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一支独立的革命军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党为什么不能争取到对反对佛朗哥斗争的全面领导呢——也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即政治上的领导，和在此基础上的军事上的领导——而不是党在资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领导呢？虽然这可能会带来战术上的困难，但它带来的问题不会比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各自独立的军队带来的问题更难以克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的共和党人和右翼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都反对全面战争，并在大体上阻碍了共和国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共和国把自己装进了自己造的盒子里。苏联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共产国际组织了物资援助和军队，但只要共和国只是“以资产阶级的方式进行常规战争”，它就不可能在没有英国和法国大量援助的情况下击败得到意大利和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军队。英法两国支持“人民军”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人民军”的软弱，而是相反：“人民军”的软弱主要来自于认为这种援助是最基本因素的这一路线。英国出于自身原因不提供此类援助，也不允许法国这样做。因此，作为西共军事战略核心的“英国战略”不过是个失败的处方。在这点上，军事路线总是服从于总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错误的、具有反动后果的灾难性路线。

注释

^[4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408页。

^[47] 休·托马斯，1971年版，第767页。

^[4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410页。

^[49]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332页。

^[50]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57页。

^[51] A·拉莫斯·奥利韦拉，如前引用，第599页。

^[52]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62页。

^[53]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287页。

^[54] 同上，第286页。

^[55]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如前引用，第214页。

^[56] 伯内特·博洛滕，如前引用，第249页。

^[57] 同上，第247至248页。

^[58] 同上，第250页。

^[5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