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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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

修辞　政治经济学　实际的方案　紧缩性货币政策　摧毁福利事业
　减税　私营化和放松管制　打击工会　军国主义　政策见效吗

　　在经济繁荣时期，确立了一种广泛的共同意识。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政党普遍接受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概念——即带有一些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也承认工人作为工人应有的某些权利，尤其是关于自由工会的权利。另外，他们赞同政府作为政府应负的一定责任，特别是提供各种福利服务和保持大致的充分就业的责任。这种共同意识的确切参数，因国家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在整个繁荣时期略有变化，同时对这种意识的界限问题也有过争论。尽管这样，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见仍带有广泛的一致性；在英国，这种共同意识被称为“伯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这是用保守党领导人伯特勒（Butler）的前一半姓和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姓的后半部分拼起来的词，表示保守党和工党的意见一致。
　　到70年代末，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继续安排好就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服务，这种共同意识陷入了日益紧张的状态。在一些国家中这种共同意识已完全破灭。两种对立的观点已经或者正在出现。左翼选择的观点（虽然至今还是犹豫不决）正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这里我们先考察一下新右翼政党在80年代初期雷厉风行的经济政策。
　　首先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政府，是英国1979年当选的保守党政府。一年以后，美国一位提出类似纲领的总统当选。因此，这种政策便把撒切尔和里根这两个人的名字连接起来了。
　　要解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必须抛开经常用来描绘这两个人的简单化的口号，所以我们一开始便讨论用来论证这些政策的修辞和政治、经济理论，然后考察这些政策的实质和逻辑。

修辞

　　政治家们用来宣扬这些政策的引人注意的言辞，主要不外集中于两个概念。一是认为通货膨胀既不道德，又是头号公害。因此撒切尔曾讲到有必要恢复“有信誉的货币”，她所委派的英格兰银行总裁罗宾·利伊彭伯顿也说，通货膨胀对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产主义更大。这些口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另一核心概念认为：以前的历届政府，乃至整个国家一直在肆意挥霍浪费。因此，“我们必须量入为出”的老调被作为一种深奥的见识一再重弹。受到削减教育经费打击的学龄儿童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告知停止供应免费午餐的学生。我们大家都必须为了“当好家”而“勒紧裤带”，这些牧师式的说教主要目的是为攻击就业、生活标准和福利供应提供依据。这种充满高尚道德的论调有助于把犯罪思想逐渐灌输给任何一个不愿作必要牺性的人。

政治经济学

　　对这些说教中所表现出来的观点进行理论论证的，是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机构，该机构最著名的撰稿人就是哈耶克。
　　这种观点强调的中心是要“让国家停止对人民的干预”。共同意识所认可的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用哈耶克一本书所用的书名来说，就是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制的道路》。一旦政府卷入，经济结果就不再反映与人力无关的市场力量，而变成政治性的了。利益集团联盟以一种实质上是专横独裁的方式，把他们的意图强加于他人。这种情况与经济效率和自由权利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人们可能会得出非常激进的政策决断：“那些巧妙地保留国家权力观的自由意志论者，把这种权力仅限于‘守夜人’的活动，主要着重于法律、秩序和国防方面。……当然不会有征兵，不会有反吸毒的立法，也不会干涉私人性行为，但同样也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也没有起码的保健服务，更说不上市镇和乡村建设的规划条例”（布里坦，第55页）。哈耶克本人主张取消国家发行货币的垄断权，提倡私人发行通货；实行货币的竞争性流通。
　　不论是撒切尔还是里根都没有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这种理论的基本内核，而又不带有任何真正自由意志论者的色彩。
　　在政治经济学的这类主要观点之中，可以辨别出两种比较狭义的经济理论。一种是货币主义，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过于迅速。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的经济任务是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增长放慢的最好办法是减少政府的赤字（即减少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赤字的坏处在于它必须通过增发更多的货币或借款来筹集资金。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供应增长太快，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政府吸走了那些原本应该投向工业的资金，利率提高，故而“排挤”了私人投资，导致长时期的就业不足和低收入。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特别是用赤字支出推动就业的办法更是灾难性的。无论如何，就业总是倾向于一种以自由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率。所以任何新职业的产生之后不久就将被经济领域中其他方面的失业所完全抵消。政府的开收越大，其唯一的最终结果是：私人投资更少，或通货膨胀率更高。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提供比经济自发产生的就业更为充分的就业。
　　撒切尔政府起初支持纯货币主义的论点，尽管后来它的观点变得更实用主义了。里根政府总是分别采用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方法。供给学派所提倡的就是构成新右翼经济观点的第二种理论。
　　欧洲人错误地理解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他们把它与政府对工业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这与美国对供给经济学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反。
　　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是认为使经济复苏的方法是大幅度地减税。降低所得税意味着储蓄、工作和投资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所以，减税以后人们工作将更努力，工作时间也将更长，投资也会更多。产量将会上升，失业率则将下降。供给学派相信虽然降低了税率，但收入增加将使课税基础增加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税收总额反而上升。但是，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支出还是应该削减，一来可以更大幅度地减税，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的大量支出，尤其是福利费的支出因降低了劳动的必要性从而破坏了对人们工作的刺激。与失业是由于需求不足的解释（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完全不同，供给学派断言失业来自于缺少刺激工作的动力，经济萧条则来自于对投资的刺激不足。虽然大多数货币主义者同意供给学派注重减税及增加刺激的观点，但是他们对这种方法能使自然失业率降低到什么程度以及会以什么样的速度来降低都持有很大的怀疑。所以货币主义者们并不认为应当在相应地削减政府支出之前，先削减税率，因为政府赤字将引起通货膨胀或利率上升，或二者共同上升。相反，供给学派却认为货币政策如卡得太紧，将导致利率上升和破坏以减税促进投资的良好效果，从而有害于经济复苏。

实际的方案

　　虽然上节所述的观点确实对撒切尔和里根的思想有所影响，但是，就像他们用这些理论来阐明政府的共同目标一样，他们也用这些理论使政府的这些共同目标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故意完全避而不谈阶级问题。
　　新右翼害怕的主要不是决策本身的政治化，而是做出一个工人阶级有很大发言权的政治决策。他们所担忧的不是任何老的利益集团的联合，而是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
　　哈耶克明确表示：“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关于劳工工会的政策，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工会所做的事，如果不是完全被禁止，也很少是合法的。而现在工会成为一般法律规定对其也不适用的、唯一拥有特权的组织。工会已成为唯一重要的例外，政府的基本职能——防止强迫和暴力行为——对工会明显失效。我们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受到工会僭取的权力的严重威胁”（哈耶克，第66—68页）。
　　同样，新右翼的目的不是使政府削减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负担，而是要减轻工人运动和在繁荣时期按工人意愿制定的进步法律对雇主们的负担。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构成了一种很清楚的而且是非常激进的企图，即按资本主义的条件去解决近15年来的经济困难。它企图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所有政党过去已经同意的参数来对付繁荣时期最后几年出现的主要问题——工人们逐步增长的获得改善工资、国家福利和工作条件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企图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恢复到30年以前的状态。而且，哈耶克很清楚这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条道路仍然被所有时髦理由中那种最愚蠢的理由，即‘我们不能使时钟倒转’堵住了。人们不禁要感到惊讶，那些习惯性地使用这种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这种论调只是表达了我们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宿命论信条。……只有把已被放弃的原则再次用于现行的政策才能使我们避免对自由制度的成胁”（哈耶克，第87—88页）。

　　对于哈耶克来说，“自由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新右翼认为，如果为有利可图的生产和持续积累重新创造条件需要恢复人们获得共同意识以前的那种政治，那就应该这样做。
　　现将为达到这些结果而谋划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对照60年代的正统作法概述如下。
　　紧缩货币政策。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去保证充分的就业，而是要防止因“过多的”就业（新右翼的语言）给物价和利润带来的后果。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传统的需求管理仅仅是“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责任推卸给继任者。在这方面我们自然正在遭受开创了这一处理方式的那个人（即凯恩斯）的报应，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凯恩斯知道我们将会死去的那种结局之中”（哈耶克，第109页）。
　　削减福利供给。政府与其去保证改善福利事业，倒不如应该把福利服务减到整个经济能够负担的较低水平，以便不致损害“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
　　减税。不是按富有者多负担的方式征收为筹集福利事业资金所必须的各种税款，而是应该减税，尤其是减少收入最高层的税收以减少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干预”。这种收入分配是市场产生的，并且是市场本身的高效率运行所需要的。
　　私营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府不必限制企业以损害工人和消费者利益来追求利润的方式，应该扩大而不是限制私人谋取利润的范围。
　　削弱工会组织。政府不应承认组织起来的工人拥有保障工会权利的立法，而应削弱劳工立法以便允许雇主拥有破坏工会组织的更大自由。同时政府应在与愈益重要的政府部门工会打交道方面，做出榜样。
　　在考察这些政策在英国和美国的实施情况时，我们把重点集中在这些政策的逻辑性和一贯性上。因为在写这本书时，这两个政府还在台上，所以要作出最后论断，还为时过早。

紧缩性货币政策

　　在撒切尔政府执政初期，认为紧缩货币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而对其它方面毫无影响的意见很流行。这种观点认为只要简单地宣告对货币供应的增长规定强硬的指标，就足以抑制工资和物价的增长。货币主义理论的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80年谈到英国时声称：“到1982年通货膨胀降到1位数时，其副作用将仅仅是生产和就业的微弱降低”（斯图尔特，第172页）。毫无疑问，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荒谬的乐观想法。紧缩货币的政策是通过引起经济衰退甚至萧条而起作用的。对经济问题的治疗，恐惧往往比魔术更有效。
　　如果政府使信贷的增长低于通行的通货膨胀增长率，那么，利息率将会上升。这就减少了企业投资的收益，使得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更加昂贵，并由于筹集资金现在变得更昂贵而促使业企卖掉存货。对这些影响的力量，多年来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急剧的信用紧缩无疑会降低支出。这种紧缩的动力是靠浮动汇率来支持的。高利率将吸收能提高通货价值的外国资金，从而使出口品失去竞争力，而进口货更有吸引力。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售进一步下降。这对一个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其对外贸易额占产量的比例较大）要比对一个象美国这样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冲击更大。
　　引发一次衰退的目的是要恢复生产和投资的赢利。这一目的是否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用衰退（即降低通货膨胀）来降低工资和物价增长的程度，而是靠比降低物价增长更多地降低工资增长的程度（即压缩实际工资和提高利润）。衰退在促进生产率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也是同等重要的。
　　在经济衰退中，那些生产率最低的弱小企业首先破产。他们的退出使平均生产率上升。持续的通货膨胀紧缩同样给管理部门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变工作实践——缩小经营规模，强迫工人加速生产而不增加工资等等。这种机制是可怕。经理们确实认为企业已到存亡攸关之时。最关重要的是，通货紧缩削弱了工人对这些改变工作实践的抵抗。害怕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工人意识到对抗可能使企业因冗员过多而裁员或倒闭，而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在同样的压力下，工资的上升已被压低，可望降到低于物价的增长率。
　　强调采取货币政策，而不是运用财政政策来促成通货紧缩并引起一次衰退，不过是经济方面的次要问题。无论如何，只要激进的供给学派热衷于减税，削减政府支出也会在这方面起同样的作用。但是，利用货币政策时，由于它的所谓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冲击，可能在总体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成为决定性因素。对于新右翼的观点来说，主要困难是如何赢得选民对紧缩经济方案的支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像货币主义那样学究式的教条起作用了，它们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被用来服务于背弃战后各政党共同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的职责是保持充分就业。
　　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顾问福德在为该银行颇有声誉的《季度公报》撰文时，概述了这一策略：“……以众所周知的凯恩斯关于有管理的需求趋于下降的解释，以及将更多的努力集中于最终目的而不是中间目标，作为这样一种策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将是可能的。但是这将意味着要专门宣布生产和就业的目标。这将是一种非常危脸的做法，这些目标，或是不会为公众舆论所接受，或是不足以保证通货膨胀率会大幅度下降，还可能是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利用货币供给和政府借款这种有力的中间目标，能使当局与产量和就业问题保持距离，而只需强调工业成本趋势在产量和就业方面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不管利用中间目标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为表示与过去决裂的决心，并能使当局满怀信心地在没有航标的海上航行，从一开始，它们就是极其重要的”（1983年7月，第207页）。所以货币主义在推销保守党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政党的广告代理处一样重要。
　　撒切尔政府最初几年确实采取了激烈的货币紧缩政策。利息率从低于通货膨胀率的5％，增加到几乎10％以上，这就打击了商品销售的机会，从而在各个方面打击了生产和就业。高昂的借贷成本阻碍了固定资本投资。从1979年第二季度到1981年第二季度，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相当于产量的1.5％。强加于公司现金头寸的限制，导致库存的大量减少。在同一时期库存的减少相当于产量的3.5％。高利率加上由于英镑作为石油货币的新地位而产生的信心，明显地扭转了先前英镑贬值的局面。英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令人震惊地降低了50%。这使出口大受打击，两年中出口的下降相当于产量的2％。进口的增长则相当于产量的2.5％，排挤了国内的产品。这些发展彼此助长，他们的混合力量成为1980—1981年经济下降的原动力。
　　后果是严重的。产量的下降比60年来任何一次衰退（包括1929—1932年的经济衰退）都要巨大。到1981年春，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增加了一倍，失业人数占整个劳动力的12％。1982年，一年中宣布清理的公司达12000家，是1979年清理率的2倍半。工业部门受到的打击最重。在1979年12月以后的12个月中，制造业的产量下降了15％，远远超过30年代的任何一年，那时最大的年下降率只有5.5％。1983年初，制成品的进口量比1979年高出24％，而国内制成品的产量却停留在比1979年下降16％的水平。
　　经济的衰退集中于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部门最受国际竞争的制约。如果这种策略成功，这些部门必然要经受最强大的压力，而对他们的回报也必然最为有利。
　　1982年美国发生的经济衰退的程度同1980年—1981年英国的经济衰退差不多。但是，因为持续时间比英国短，所以产量只下降了大约2％，而英国则下降了4％。同时，利息率上升很快，实际利率达到了10％左右，这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同英国一样，库存减少成为导致产量下降1％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私人投资也明显下降。由于美元升值，美国工业竞争力下降了20％，促使出口迅速下降。同英国一样，政府购买货物和劳务的支出微有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很多，有助于缓和收入降低对消费的冲击。工业受到最沉重的打击。1982年工业生产下降了8％，失业率上升到10％以上。

摧毁福利事业

　　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福利拨款。在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执政期间，废除了许多现款救济金。与原收入挂钩的失业福利补助也取消了。在1983年，对拿平均工资的人来说，这笔补助金将是每周18.60英镑。工伤福利补助也被取消。
　　其他许多现款救济金按实际价值也降低了，救济金与物价或收入挂钩的办法也被削弱或取消了。养老金也不再同平均收入的变动挂钩，这个变化在1983年使一对领养老金的夫妇每周少拿2.25英镑。对丧失工作能力的救济金削减了5％，并取消了与收入的挂钩。这使得一个已婚的领伤残救济金的人，在1983年每周失去4.25英镑。
　　削减了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及对经费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当年经费的实际价值减少了3.5％。地方政府的资本开支下降了40％。这严重地打击了对住房、学校和老人之家等等的拨款。
　　在教育方面，从1980年至1982年，撒切尔政府裁减了18000名教员。在1978／79年和1981／82年期间，对每个中学生书本费的支出，从22.70英镑下降到19.90英镑，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这一下降是很大的。学校伙食费的价格失控，平均上涨了一倍。社会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收费在1981 至1983年期间上涨了79％。
　　健康方面，尽管实际支出增加了，保健水平却下降。主要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超过75岁的人口在保健方面的花费几乎是就业年龄人口的8倍。而超过75岁的人口每年大约增加4万5千）。处方收费上涨了600％。一般牙科收费上涨了170％。
　　在美国，1981年当里根试图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时，他在国会中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只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但是许多其他方面的福利拨款被砍掉了。
　　贸易调整补助用于对因大量进口而失业的人提供一年的失业救济。当里根上台时，有50万工人领取这种救济款，多数是被汽车工业及其配件工厂解雇的工人。1982年的预算把这个项目的经费砍掉了一大半。1981年，有14万新的退役军人加入领取失业救济的大军。现在救济金不再发给那些可以重新应征入伍和因品行不良被开除的人。
　　华盛顿也采用了许多州已经采用的“劳动福利”计划。这些计划迫使人们要么在一周内花费很多时间去找工作——通过组织“职业俱乐部”，人们必须每周花费40个小时在这里阅读招工广告和填写申请表——要么按最低工资率为国家工作足够的小时，取得用救济费支付的工资。
　　劳动福利计划主要靠折磨领取救济金的人，而不是给他们找工作来节省资金。新泽西州推行这种计划后，有2879个人找到了工作，同时却有9016个人失去了救济金。在密执安州，任何个人脱离了这个计划，就会按“不合作行为”被除名。
　　具有领取食品券资格的4口之家的年收入上限已从14000美元下降为11000美元。福利费中生活费用的增加被长期拖延。有资格领受学校午餐津贴的条件更苛刻，午餐津贴的基金也减少了。结果，里根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在马萨诸塞州，学校伙食的平均价格上涨了50—85％，就餐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
　　198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美国贫穷状况的报告中谈到：有344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9862美元——约合6500英镑）。这就表明大约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福利的削减采取了多种形式，它从不同方面打击个人生活。他们可能砍掉一个人作为公民或者作为公民之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以现金和实物形式享有的权利。削减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就是一个例子。削减的办法还可能是使人们难以得到某种福利的权利，而不是正式废除它。医院等候住院的名单越来越长就是实例。另一种可能是要取得权利必须花很多钱（低收入阶层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享受这种权利）。处方收费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所有福利的削减表明，政府削减了它应保证公民享有充分福利水平的责任。这样就等于他们试图从根本上破坏战后确立的共同意识的一个参数。这一破坏起了两个主要作用。
　　首先，削减福利意味着政府不必花这么多钱。这样就紧缩了通货、降低了赤字，如果达到足够的程度，就使减税成为可能。
　　其次，与政府削减其它经费不同，削减福利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人们愈是不能忍受失业，就愈能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削减获得补助金的权利使工作与获得足以生存的物品和服务的能力二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有助于强化资本主义强加给工人的主要纪律，即为了生活就要按照雇主的意愿为雇主干活。

减税

　　里根在竞选活动中，曾许诺对个人所得税全面削减30％。他说他将实行“对任何人的税率都同等削减”，而不是“纳说人档次之间的财富转移”。实际情况却是，不但削减税额较小（三年中才削减23％），而且很不均衡地专对富人有利。首先，最高一档税率降低了29％，超过平均减税率。其次，这个减税法案中纳税等级越高，获利越大（如：全部税率一律减去一半，使原来要将收入的三分之二付税的人的实际所得翻了一番。但是所有不用纳税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第三，不论是个人补助费水平，还是各累进税等级的起征水平，都没与通货膨胀挂钩。这就意味着最穷的人，其纳税等级将迅速上升，其速度将决于各纳税等级的减税率。计算表明在1980年，年收入1万美金的家庭实际要付更多的税，而年收入25万美金的家庭税后收入将增加五分之一左右。
　　里根的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非常直率地说：“供应学派的减税法案的困难在于要把最高纳税等级的税率从70％下降到50％，其余都是次要的。最初的论据是最高纳税等级税率太高，对美国经济有着最大的破坏作用。后来，为了把减税作为一项政治问题使大家满意，不得不降低所有纳税等级的税率。但是我认为肯普·罗恩提案（最初的减税建议）始终是为了降低最高税率的特洛伊木马”（阿克曼，第43—44页）。不要忘记，这个特洛伊木马不是为了吞服苦药用的白糖，而是实施一个骗局。
　　这些新的逃税法门是专为特殊集团开放的。例如，免除石油暴利税将使石油公司从1986年开始，每年节省30亿美元。戴维·斯托克曼在总结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使减税法案得以通过而进行的游说活动时说：“你知道在经济的最前线出现的贪婪行为吗？自私肮脏的人确实被喂肥了，贪婪的水平和机会主义的程度正在失去控制”（阿克曼，第50页）。
　　对于企业的最大减税是加速折旧，这将使美国财政部到1986年时每年损失530亿美元，而且以后的年份还将更多。
　　总统的经济报告，实际上承认了所有这些税收减免的作用不是让企业因缴纳公司税而使利润率下降三分之一，而是使其税后利润率高于税前收益率。正如有人评论所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得到这样的鼓励”（鲍尔斯等人，第185页）。
　　撒切尔夫人却没有按照里根逐步实行全面减税的步骤制定庞大计划。她的政府虽然反复声称它的长期目标是大幅度削减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但又试图回避宣布明确的指标和时间计划。
　　撒切尔的第一届政府削减了所得税。1979年所得税基本税率从33％降到30%，个人津贴的提高也比4年来的物价上涨率超过5％。但是财产增值税率在1979年从8％上升到15％。国民保险特别税分三个阶段从6.5％增加到9％。以750英镑为起点的应纳税收入的所得税率则从25％上升到30％。税率平均水平也提高了。
　　所有这些改变的真正结果和里根所制定的计划一样，大多数人最终要付更多的税款。一个拿平均工资的工人全部税款的负担从1979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48％。但是那些收入高的人结果是付税更少。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4％降低到60％。一个年薪4.5万英镑的公司董事每周实际所得增加了120英镑，即上升了四分之一。
　　到目前为止，发生在大西洋两岸的税制变化，等于是把经济不富裕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给那些同两个政府成员有着同一背景的人。
　　所以，所有有关减税的讨论无非是掩盖大规模地把穷人的收入再分配给富人的骗局。正象J．K．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提倡改进刺激，以便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是最应时的理论。普遍减税可能有这样一种经济逻辑：即以减税从工人身上换取对工资的节制。工人的实得工资将会增加。因劳动成本增长缓慢而获得的任何收益都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出现在政治上可能出现的对福利国家的更大攻击。大规模减税相应地意味着巨大赤字，从而破坏财政政策的紧缩立场。所以至今他们要么不予实施，要么增加其他形式的税收，足以抵消减税而有余。因经济衰退引起课税基础的收缩，意味着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际上是上升了。如在英国已从1979年的39％上升到1981年的43％。

私营化和放松管制

　　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不干涉”经营管理的政策。他们认为最好是由资本家在尽可能不受政府干预的环境中作出生产的决定。在美国，这方面的动向主要是采取对现存私人资本活动“放松管制”。在英国，其突破点是将以前国家拥有和控制的企业改为“私人”经营。两国侧重点的不同主要反映了美国强调的是国家通过法规而不是用国有化的办法去控制私营企业（电力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不动，做一些放开的工作”，这是放松管制的主要倡议者，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默里·韦登鲍姆说的话。1981年政府放弃了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所有车辆里安装防撞“气袋”或其它消极的安全制动器的法律规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说这种改变将使他们每天节省50万美元。如果确实如此，美国所有的汽车制造公司在4年中将节省大约15亿美元，可是消费者的意外死亡、药费和保险费等等所花费的钱估计达45亿美元。
　　供应学派声称企业已被烦琐规章的蛛网牢牢地捆住了手脚，这种做法正在窒息创新和投资，正在限制个人自由。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工作安全、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韦登鲍姆把这描绘为“社会管理规章的新天地”。
　　这些控制当然要企业花钱，据估计大约是120亿美元。但这也同样对生活的质量有确实的好处。整个70年代散发到大气中的有害微粒下降了一半，二氧化硫下降了六分之一。平均每辆汽车行驶一英里所造成的污染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水生物在一些重要水域又得以生存。对社会福利起作用的四个方面的常规分析表明，每年从“空气清洁法”中得益210亿美元；控制水污染年得益120亿美元；因汽车安全水平提高而使死亡减少，能减少损失60亿美元；工厂事故减少而节省的费用达100亿美元。所有这些作用都被看成是放松管制的主要目标。
　　能源工业是要求放松控制的特别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代表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协会迫切要求开发美国本土属联邦政府拥有的第三大油田。他们保证说，国家公园、森林、大草原等等只会受益。动物是喜爱石油公司的：“可以看到北美驯鹿、驼鹿以及它们的幼仔在钻井架周围几百码以内的田野里吃草，或者在横贯阿拉斯加的一部分高架的输油管道下休息和吃草，因为那里气候更温暖，草更青葱”（阿克曼，第131页）。
　　政府放松管制的热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1980年詹姆斯·米勒第三在一份联名报告中论证说：回避缺点不是无代价的，那些不愿意在钱财上冒险的人，很可能买到价值便宜而不可靠的产品。政府机构把质量指标强加于人的行为与有效地表达消费者偏好是相抵触的”（阿克曼，第119页）。他后来被任命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在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时期，私营化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政府资产，或是这类资产中政府的少数股权，卖给私营部门。英国航天公司、有线和无线电讯局、阿美善姆国际和英国合营港口都完全私营化了，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出售。全国费运公司售给了“雇员”（主要是管理人员）。英国工艺技术集团（以前的英国国营企业局）卖掉了在弗兰提（Ferlanti）的几家高级技术公司并出售了在弗雷的英国国际计算公司还有其它24个小企业的股票。最大的一笔现金交易是英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出售股票。
　　国营工业的附属机构也被卖掉了。英国铁路公司卖掉了气垫船服务部、洗衣厂和旅馆及其公司在苏波布雷克的假日惊险游乐场。英国煤气公司把他们怀奇农场油田股票的50％投入市场。政府部门也拿出资产出售。这些资产有国家海事研究所、11个皇家兵工厂、24个公路服务站、伦敦北部的1个小酒店和1个家畜词养中心。
　　国家的建筑物和土地也被出卖。40多万栋地方当局营造的房星，以低于市价多达50％的价格出售。整个房地产都卖给私人开发者，包括默色赛德的3312栋住房的地产。英国国民保健事业的建筑物和土地也同样在出售中。
　　私营化的另一主要形式是雇用私人承包商承办原先是国家雇员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签订契约，把活包出去。政府各部门、国民保健事业局以及保守党控制的一些地方当局承包出去的工作，从清洁工作、垃圾收集、洗衣、下水道的保养到供应伙食，从安全保卫、打字、照相复制、车辆维修到计算机服务、摄影、设计以及审计工作。里根政府把这种做法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打算将政府准备花400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建造的监狱交给美国教养协会管理，并按每个犯人每天23.5美元付酬。
　　放松管制的作用是非常简单的，即允许资本通过合法地打破垄断而赚取更多的钱。巨大的社会性开支之所以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是因为这些费用基本上都不用企业承担。这样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表明，战后确立的共同意识中政府应负的一项责任己差不多被政府放弃了，这项责任是保护工人免受“过度”污染、危险工作和劣质产品的危害。
　　私营化有着更复杂的影响。它为私人资本开辟了一些有利可图的活动领域，但是它对私人积累可获得的总财力的影响却不显著。在政府抛售国营企业资产的那几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如果企业原先是为了使投资额超过当时的利润而借款，那么私营化的作用肯定会降低政府的债款数额。但是，如果私人资本贷款给国营企业或是贷给做同样事情的私营企业，私营化在这方面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如果政府贱价出售资产，那么很明显，投资者或购买股票的投机商人将获益，然而损害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假如政府按实际市场价值出售其资产，那么，私人投资者仅仅是从持有政府公债转变为持有同等价值的股票。
　　如果私营化能够增加这些企业的赢利，那也只能是增加了私人积累能够得到的总盈余。害怕被新的资方解雇，可能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或增加劳动强度，特别是在以工会组织较弱的私营部门工人接替工会力量很强的国营部门工人的地方。资方作为一个整体从增加了的利润中得到了好处，但私营化工业中的工人却付出了代价。如果私营化使企业服从市场的压力，刺激资方砍掉亏本的服务部门，那么利润的总额还要增加，这一次付出代价的就是消费者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是，资方只是在生产上组织得较好，以致于效率的提高不需要工人付出较大的努力，那么这一次利润的增加就是以工人被解雇为代价。国营企业的工人本已赢得有利条件，或者说，那些企业的行为反映了社会的考虑，就这方面来说，私营化只是对工人所得权利发动攻击的一种方法。

打击工会

　　1980年10月，主演过电影《邦佐的坏时光》的前明星——不久就将成为第一个曾担任过工会领导人的美国总统，里根——写信给支持他竞选总统的少数工会组织中的一位主席时说“请你放心，一旦我当选总统，我一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给你的会员们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先进的设备，调整职工的层次与工作日，以便使他们相应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我向你保证，我的政府将与你们携手共事，来实现美国总统与你们会员之间相互合作的精神”（阿克曼，第110页）。这个工会组织就是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10个月之后，1981年8月3日，里根下令解雇了这个组织1万1千名全体成员，这个工会的领导人都带着镣铐被粗野地投进了监狱。打击工会一直是里根处事方式的特点。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主席罗伯特·波立本来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候选人的演说，而不是去注意他信里写的什么。1980年4月23日，里根曾说道：“我们应该密切注视是否应当对工会组织进行限制，就像用反托拉斯法去限制企业一样。劳工力量已变得如此强大，他们是在全行业基础上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我已考虑了一段时间，他们应受到与施加于工商企业的同等限制”（阿克曼，第101页）。里根还没有尝试用反托拉斯法去对付工会组织，也没有提出废止最低工资和其他保护劳工的法律（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公开指责这些法律），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惩罚了工人。
　　航空控制专业人员组织事件是个典型例子。此事可追溯到70年代初期，当时联邦航空局己断定控制塔台上的士气不佳。一份1978年的专家报告书责备了苛刻的管理办法（航空控制人员对监督者“限制自由”的评价，比士兵对军官的评价还低）。这个报告提出一项由“工会和管理当局共同合作，提高工作活力的方案”。联邦肮空局采纳了这个方案，因而避免了一场预料中的罢工。
　　1978—1981年间航空运输增长了五分之一，控制人员或设备却没有任何增加。为了移动飞机就不得不扭曲规章和冒生命危险。像这样过度紧张的工作是要付出重大代价的。控制人员得溃疡病的比率高于其他大多数人，并且有许多人成为酒徒。尽管工作25年以后可以退休（如果超过50岁，工作20年就可以退休），但只有11%的人做满这样长的时间，半数的人因病而退职。
　　里根在联邦航空局打击罢工的计划里加进了两个新办法。一个是立即解雇（卡特也曾打算以解雇相威胁），另一办法是制定一项极为重要的减少飞行的计划以减轻对控制空运的压力。这个计划还可以使主要航线得以减少亏损，因为那些航线正苦于飞机容量过剩大约50%和新近放松管制后来自其他经营者的降低价格的疯狂竞争。罢工失败后，新的空运控制人员不得不签署同意不参加工会行动的协议。
　　政府对航空控制专业人员工会组织的处理办法，威胁着其他国营部门的职工。在私营部门，工人被迫以降低工资、冻结工资、过早调整现行合同和放松了的劳动规章等形式向资方做了重大的让步。1982年在货车运输业出现了最大的工资让步：不再普遍增加工资，生活费的调整既低于过去（只能弥补通货膨胀率的一部分即70％），也不得经常进行。汽车制造业工人接受了这样的合同，即不再普遍增加工资和推迟调整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到90％的保护费）。劳动规章的重大改变，也被接受了。这也许是更有深远意义的事——它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过程（见第十七章）。《商业周刊》报导了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铁路运输业、肉类加工业、橡胶工业，航空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其它工业的很多实例，即通过增加职责和合并工艺使工作范围“扩大”，以及资方在采用新技术后在规定工作时间和改变人员配备上取得更大的灵活性。一个观察家评论道：“你可以退回到任何一次经济衰退中去，找到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放肆地追求劳动控制的例子，但是你只有回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才能找到眼下出现的追求劳动控制的如此多的事例”（《商业周刊》1983年5月16日）。
　　撒切尔在她执政的头两年对待政府部门工会组织的办法，同里根对付航空控制专业人员工会组织的办法截然不同。1979—1980年，她批准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解决办法，这是前工党政府建立的类似做法的结果。甚至在1981年，一些势力较强大的政府部门工会也赢得了很大的成功：矿工和自来水工人均增加工资9%，消防人员人均增加工资10％，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增加工资了7.5％。只是在1982—1983年，政府才有准备地安然渡过了一次自来水工人罢工和两次铁路工人罢工。尽管制定了在1976—1984年间裁减15％文职人员的目标，但在头18个月中，撒切尔却几乎没有裁减过一个多余的行政人员。早期私营化运动主要集中在那些很少有工会反对活动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天公司和电讯局。那些本来是私营化对象的但预料将会有强烈反抗的企业，如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一开始就被搁起来了。一眼就可以着出，这种情况同政府的整个激进方针是很不一致的。
　　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要力图避免国营和私营部门工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1970—1974年，就是这种工会联合行动曾反对希思领导的前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并最终导致希思政府下台。从那以后，国营部门的工会势力已经增强，并成为1978—1979年冬季罢工浪潮的先锋。所以在失业已经把私营部门工会削弱到足以防止他们对国营部门里的兄弟姐妹们作有力支援之前，对国营部门工会要慎重对待。而对于1982年以前的情况是否已经如此还不能作出判断。
　　希思政府的教训同样也体现在对待私营部门工会的方针上。他们的策略集中于以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把权力从工厂转移到国家手中，准许雇主到法院去控告工会破坏新限制规定的行为。雇主普遍不愿利用这种立法手段，并且直到希思政府执政末期，雇主同盟——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总裁仍在明确地谴责这一方针。在利用这种法律手段的少数场合，工会住往拒绝履行法院的判决，而政府只好被迫让步。
　　撒切尔夫人从希思的惨败中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其一是立法手段作为一种调整劳资关系的武器其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她决定在用其它方法削弱工会组织以前，不进行重大的法制改革，换句话说，她把反工会的立法主要是看作在用其它手段达到改变劳资力量对比时起支撑作用的方法，而不是作为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首先采用的手段。
　　1980年和1982年的就业法要比希思的劳资关系法温和一些。第一次立法还规定可为举行秘密罢工的投票和选举提供资金，但是，是否使用这种方法由工会决定。它限制工会在罢工期间设置的纠察人员不得超过6人，并取消了从豁免到民事诉讼的几类次要诉讼。最后，第一次立法规定，在一座现在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工人的工厂里，将工人开除工会或拒绝工人参加工会都是非法的，同时，成立这种只雇用某一个工会会员的新厂，要求这一工会的会员必须占全厂工人的80％以上。
　　第二次就业法案规定行业纠纷的定义和范围，不包括工会之间和政治上的争议，并使得工会要对他们的代表的非法行为负责，除非这些行为明显地与工会无关。这个法案还宣布规定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商业合同是不合法的，并要求对于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而被开除的工人给予补偿，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如宣布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工厂为不合法，将非正式的罢工视为非法或要求协商合同应受法律约束，这一法案并没取得什么进展。
　　劳工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在总结了希思政府三个方面的教训时说：“保守党没有打算使自己卷入到试图通过雇主们要求我们通过的法律，然后又不去执行的困境中去。……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某些行动表明我们仅仅是以反保守党政府的姿态再次与工会联合，那将是大错特错了（《商业周刊》1979年4月16日）。
　　继而采取的“温和再温和”的策略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分裂工会运动的作用。1983年大选后不久，印刷工会，即英国全国书画刻印协会，由于它的会员试图阻止一家工厂只雇用单一工会会员而采取的行为，被这家小雇主控诉于法院。在以格外强硬的警察行动来对付工会设置的大量纠察员之后，法院对全国书画刻印协会强行课以总数达50多万英镑的罚款，并下令冻结该协会的全部财产。英国工会理事会面临是否全力支持这个工会组织与政府斗争的困境。工会理事会会议匆忙作出支持这一斗争的决定，但法院却不予理睬，随后工会理事会同意只支持合法行动。这就剥夺了全国书画刻印协会为取得罢工胜利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方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但是法律措施只是对政府主要策略起了辅助作用。为了改变私营部门劳资间的关系，政府采取了“双刃剑”的策略。其主要目标是大规模的工业工厂——即那些厂一级的工会组织最强大，并使雇主在工作程序和操作标准上作出了最重大让步的工厂。
　　这把利剑的一边是强制性的惩戒。政府利用了其在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里占多数股的地位试图并且显示了：甚至在像汽车工业那样有强大的工厂工会组织的阵地上，强硬的新型的管理方法也能够达到目的。一位观察家作了如下的概述：“政府宣布要获得持续的财政补贴要靠在减少亏损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雷兰德汽车公司管理部门的目的在于单方面地控制基层车间，以便减少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配备过多的现象并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特别是焊接和喷漆工艺方面的机器。他们的方法是，向车间工人直接传达工作要求。威协说要开除那些要罢工的人，并警告说：如果引起政府撤消补贴，就关闭工厂。如果工会号召罢工，就从劳动大军中挑选工人。1980年2月和4月，英国运输工人工会和英国机械工人混合工会（后者情绪不高）先后号召罢工，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从那以后，资方一直实行一种单方面控制的体制（虽然各工厂之间有些不尽一致）。结果是：降低了熟练工人的职业界限；提高了装配线上的劳动强度，尤其是大量地减少了多余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索斯凯，1984年，第26页）。
　　这把利剑的另一边是猛烈的通货紧缩。迫使那些本来愿意和工厂工会组织商议“君子协定”的经理们，只得按雷兰德汽车公司的样板行事，同工人努力进行面对面的较量。
　　所有与工会较量、绕过工会、降低工会的合法地位、或者以大量解雇工人来削弱工会组织的企图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共同意识的参数的策略。自由工会有效地行使代表权的权利本身就是原先共同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但是由于强大的工会对于工人来说始终是共同意识的其他部份——就业和福利服务的保护者，削弱工会的重要性现在更普遍地认识到了。

军国主义

　　撒切尔和里根都提出要大规模地增加军费开支。里根要求从1982年起的五年中每年军费实际增长7.5％。撒切尔的目标是每年增加3％。这与普遍要求减少政府作用及特别迫切地要求减少政府部门的赤字大相径庭。看来这种军国主义与经济恢复计划是自相矛盾的。对这个“第二次冷战”的解释归结为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纯军事方面的原因，如苏联军事能力的增强。无庸置疑，美国在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属于经济范围，即为了获得主要原料。而且，美国通过反复重申“防御”的重要性，想让它的同盟国在经济事务上与它保持一致，因为在防御事务上美国在同盟国中的支配地位还未受到挑战。毫无疑问：正像在第一次冷战时期那样，军国主义通过把左翼——内部的敌人——与苏联联系起来，在对劳工运动发动的广泛攻击中同样起了极其重要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作用。

政策见效吗

　　对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经济学作出最终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激烈的通货紧缩对利润率带来的好处似乎只限于眼前。1981年英国制造业的生产率确实引人注目地上升了10％，但这仅仅补偿了几个月以前经济衰退间的下降幅度，当时产量下降之快使企业来不及着手解雇工人。把第一届撒切尔政府的4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制造业生产率年增长3.1％，比前工党政府执政时1.4％的年增长率要高，然而这不是大量投资和较快引进新技术的结果。1982年英国在战后第一次出现制造业新投资低于通常的旧设备报废水平的情况。所以固定资本存量下跌，如果把由衰退导致的强行合理化所造成的额外报废计算在内，其下跌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对效率低的领域进行合理化和实行提高工作强度、改组生产的计划而取得的。少数公司声称已经取得可观的效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钢铁公司和雷兰德汽车公司，它们利用国家所有制取得很好的效果，办法是威胁工人，如果不接受管理局的计划，就关闭工厂。在进行了4年“撒切尔试验”以后，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情况是不是一种更为普遍的进程的先导。有些生产率增长仅仅是靠实现了一种更集约地利用生产能力的改进而取得的。1981年的一个调查表明，企业只须增雇工人20％，产量就能增加10％。在产量下降的1979—1982年间，实际工业利润下降了19％。1983年扭转过来了，当产量稍有增长时，利润增加的速度却是工资增长的3倍。但是这时的利润率仍低于60年代的水平。
　　1983年，以库存和消费者支出的增加为基础，美国的生产有了明显的恢复。头三个季度利润回升的速度大约是以前的平均回升速度的两倍，反映了工资的缓慢上升趋势以及许多企业在过去困难的4年中对降低成本所作的努力（摩根保险信托银行的调查报告，1983年11月，第6页）。经过计算，1983年生产率大约增长了3％左右，反映了在70年代生产停滞下后“成本的降低”，它是对进口货不断增长、废除管理规章以及经济衰退的反应（同上，第11页）。但是1983年利润率的上升，不过是扭转了前一年的下降，生产率还远远低干高水平，这就使人们怀疑，企业的投资是否会跃增到足以保持产量和生产率恢复势头所需要的程度。
　　里根经济学的实施中有一个重要方面，与撒切尔夫人热切支持的紧缩政策截然不同。当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正忙于削减政府的总支出和增加税收时，里根却在推行供应学派削减高收入者的税收和增加军费的政策，使得1982—1984年期间用于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政府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美国政府的赤字从70年代末期微乎其微的数字上升到发达本资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占国内总产值的4％。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在财政上受保守的银行家控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制止扩张，他们极力压缩信贷，并把实际利息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由于对防止资金外流无法进行严格控制，其它国家只能跟着提高他们的利息率而别无选择。所以当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从高值美元中获利时，高利率就成为其它地区经济回升缓慢的一个合适的理由。
　　最后，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成功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并不是政治家和金融评论员们通常引述的那些准则。通货膨胀并不是根本的问题，主要基于增加库存、住房贷款和消费信贷而取得的微小回升几乎也不相干。真正的成功是由于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和持续积累而重新建立的条件所构成的，这些条件包括对劳工运动给予严重打击以便足以阻止劳工运动在积累上升和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时进行有效的反击。到1984年初，还未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到更加扩张的政策的总动向。

（本章由阿迪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