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威廉·I.罗宾逊 《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序言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学术和政治争论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话题。既然与该主题相关的著作层出不穷,那么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新意呢?尽管近些年来,我对全球化这一主题所持的观点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但直至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首次对某些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我一直没有机会简明扼要但又完整无缺地组织我的理论和观点。因此,我希望本书能以一种可以被研究全球化的学生以及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普通公众所理解的方式来展示一种特殊的全球化理论,这一理论是以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基础的。
  本书的目的有三。一是对近些年来我所提出的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分析和理论命题加以总结。我对该主题的研究证明存在争议,并且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而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一研究进行总结概括。二是提出过去相对受到忽视的全球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以及跨国国家的出现(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state)。对这两个因素的讨论是本书的核心。三是对造成当前全球化不稳定的矛盾因素以及对将来全球社会的另一种可能性进行探索。
  我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从事全球化的研究,到2002年秋天开始准备着手此书时,我的思路渐趋清晰,之前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和建议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全球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来源于这一观点:我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全球体系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一全球资本主义命题(global capitalism thesis)与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全球化的竞争性解释。然而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中,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学派”内部仍存在着严重分歧和争论。这便是我为什么称我的研究方法只是理论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理论的原因所在。在全球资本主义学派中,有两种极端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目前全球化了的资本正在主宰一切,并且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许多人持此观点,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合著的书——《帝国》(Empire,2000)[1]中便持这一态度。第二种解释认为目前美国这一单个国家正在主宰一切,这一观点在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著作《华盛顿的全球赌博》(Global Gamble: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1999)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虽然经常会有人把我的研究方法等同于上述两种观点之一,然而无论等同于哪一种都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我对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全新的全球主义阶段的命题并不是说国家不再起作用,也不是说当前资本的唯一形式就是全球资本。实际上,这一正在出现的新阶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它应该被认为是不断变迁的而不是巳经结束。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它伴随着旧形式和新形式之间经常性的碰撞与融合。像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当前的转型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并将被推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
  按照定义,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社会行为。一方面,我努力创作一本既能被本科生、研究生所理解,又能被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同时还能为研究人员所满意的著作。我经常不厌其烦地解释研究概念,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读者对它们已相当熟悉。与此同时,通过把它们置于当代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中,我还尽力一步步地“解压缩”这些复杂和抽象的观点和理论。但另一方面,过于简化有可能使实际复杂的理论观点和对当前世界动态的充满争议的解释面目全非,从而有可能造成对我的彻底误解。(说到此,我想坚持的一点是,导致对全球化争论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当前的主流范式的顽固辩护,原因很简单,一些个人和群体与这些范式之间有着利害关系。)第三章中的一些段落将集中从理论上对此进行重点分析。我相信耐心的读者会沿着这些主要的观点和逻辑读下去并从得出的观点中受益匪浅,尽管也许他们并不会完全赞同这些观点。
  但是为什么非要努力理解全球化理论呢?我们为什么不只关注事实,关注新闻广播然后上街游行?我回想起自己开始学习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世界历史时是多么地斗志昂扬。然而,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所遭遇的数不清的挫折,而是最终的收获。马克思在19世纪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Karl Marx 1978,299)。[2]”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美丽新世界”中,我坚信我们此刻比以往更加需要“光辉的顶点”。理论上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各种现象,并且把这些现象编织进社会现实这一整体的“大画面”中。
  全球化是21世纪推动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发展的重要的结构性动力,因而也与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变迁史密切相连。把我们个人的变迁史与时代的大的历史事件和结构性发展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要竭力实现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新的社会依附(social dependency)。处在这一体系的边缘或者体系之外的几十亿人目前被牢牢地束缚在这一体系之内。对上亿甚至几十亿人来说,维持这一体系几乎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每个人都与这一体系有利害关系。实际上,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性质不仅在于其意识形态居于主导的地位,而且可能最根本的在于它既能够带来物质奖励,同时又可以施加制裁。对这一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任何挑战,必须以对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一体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也是个人和集体具有“赋权”(empowerment)的前提条件。
  在21世纪这一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地参与(实际就是生存),就必须抓住这一时代的根本动力,同时了解这一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变化与冲突、发展以及政治进程等提供了一种“宏观的一结构的一历史的”(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框架[3]。最成功的理论经常只关注一个基本进程,这一进程能够在同时发生的多个事件中区分出并强调重要的运动。我相信,我所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包括三个因素:跨国生产、跨国资本家以及跨国国家)能允许我们解释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多种多样的事件和进程。我所提出的是一种生成(generative)理论,它试图揭示某些看起来完全不同和复杂的事情实质上是某一完全相同的重要进程的一部分。
  我要向那些在我写作过程中给过我无私帮助的人表示感谢。由于人数太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Joy Hylton, Mark Rupert, Boris Kagarlitsky以及其他不留姓名的读者阅读了全部的书稿,并向我提出了无比珍贵的建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丛书编辑Christopher Chase-Dunn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研究助理Amandeep Sanhu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我收集数据和相关书目。此外,我还应感谢Joanne Allen, John Foran, Jerry Harris, Edwin Lopez, Marielle Mayorga, Peter McLaren, Craig Murphy,Kent Norsworthy, Casey Schmidt, Leslie Sklair, Hazel Smith, Henry Tom, Kees van de Piji, Robert Went, Carol Zimmerman。与此同时,我还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Office of Affirmative Action以及Council on Resesrch and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y’s acdemic senate所提供的研究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此书的中文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译为《帝国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从书名便可看出,作者认为“帝国”是一种崭新的全球主权形式。与帝国相伴的是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流水线的形成,是一个为资本所建造的流畅的世界。更多内容可参见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一一译者注

[2]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载罗伯特·C.塔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In The Marx-Engels Reader,ed. Robert C.Tucker, 2d ed.New York:W.W.Norton),1978,第469~500页。

[3] 威廉·罗宾逊:《作为宏观的一结构的一历史的分析框架的全球化:以中美洲为例》,载于《新政治经济》 (William I.Robinson, “Globalization as a 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 Framework of Analysis:The Case of Central Amercia”,New Political Economy)7(2),2002,第221-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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