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导论〕
我们时代的符号系统中的文学
总体而言，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编年史、学科专著或者叙述性著述，虽然它的确包括了大量的年代性事件和叙述。我的目的是把它写成一本理论性和专题性的书。在过去约莫1/4个世纪里，一项几乎涵盖所有英语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发展成果，便是从很多关键角度都能看到所谓的“理论”繁殖。吉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正确地指出，这种“理论”的膨胀是有关表意文化实践及其理解方式在“极端分歧环境下的产物”；这一“分歧性文化”（dissentual culture）既是二战以来兴起的旨在颠覆固有智力思考的新知识形式的产物，也是战后西方大学里成员构成的变化，以及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所导致的政治化结果[1]。强调这一点不无道理。不过，值得探讨的是，正如60年代学生运动终结后所展现的那样，“理论”的主流已被激发起来以体制化方式来弥合当年学运孜孜以求的纯粹的政治分歧，用文本文化取代行动文化，用一种新的神秘化的左派专业主义抵制对文学领域内固有文化现象的不妥协的批评，用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规范那些以往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相关联的问题——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全球性的劳工运动所催生的潮流。对“新左派”这一起源于英国的历史性概念而言，它曾经针对着匈牙利和苏伊士，后来又加入了劳工主义自身的危机；在美国，新左派所蕴含的力量起初与古巴问题，而后又与越南问题，以及民主党颇成问题的面目不清的自由主义相关联。这一术语在法国的涵义略有不同，但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前的“左派”视野里，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样扮演着建设性角色——当然是从戴高乐主义的角度。1968年前后的这些历史事件也可以从处于这三种文化中的文学论争中反映出来。对法国的“68之子”（the children of '68'）而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他们根本无意于构建一个政治架构，来与目前的二百万失业工人形成基本的联合。“左派”关于文化与文学的论争不再以缔造他们的劳工运动为基础，正如格拉夫等人所指出的，“理论”已经成为专业人士之间的对话。
理论的爆炸作为一种对话和重构，其主要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融入了欧陆思想成果的杂糅：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语言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沃罗希洛夫/巴赫金学派、葛兰西、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式的弗洛伊德，等等。越来越多的“左派”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因而致力于将这些面目各异的欧陆学说与特别针对英美学术界的论战和话题相结合——例如，“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少数民族话语”（minority discourse）、反经典（counter-canon）、文化多元主义、西方霸权结构中非欧移民知识分子的地位——以期产生性质和类型上都标新立异的理论表述。这种理论和主题的结合所产生的效果在于它不仅关注相关的特殊领域，而且就西方知识的积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被殖民国家实施的文化操纵而言，也常常重构了那些既关乎社会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关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更为久远而僵硬的问题。
一
我无意在此提供一个包罗万象却是折中性的理论构型，虽然我会适当讨论很多框架性的参考文献。本书论述的中心问题更是文学理论的一些专门分支里呈现出来的有关作者及其立场问题的特定政治建构，它们集中在帝国、殖民地、民族、移民、后殖民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从I960年代之后就打上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Third-Worldist nationalism）的多种标记，近来又更为明显地呈现出与民族和民族主义范畴相反的后结构主义路径。在当代文学理论内部这个已经得到明确界定的领域，我并不打算进行所谓的“领域概述”。与如今在文学批评著作中常见的关于作者和主题的统揽性汇编不同，我试图集中讨论那一小部分我相信是基本的和界定性的问题。
举例来说，因为更多得益于情感化的影响而不是理论上的严谨，福柯“考古学”和“话语”理论在认识论领域就具有这样的界定性立场，正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概念在殖民话语分析领域具有同等地位；当然，萨义德的概念本身就借用了福柯式的认识论立场。一旦这类强有力的立场开始出现并被赋予界定性意义，许多作者就会进驻被这一立场界定的领域。我所要探讨的并非是这些进驻者的偏离，而是最初的界定方式，因此，我的重点不在于为参与论争的无数人物和著作进行分门别类，而在于集中讨论那些不断衍生出其他观念的特定理念。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考察近20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走向，就会深刻意识到后结构主义立场在今天是如何日益居于主导地位，并大张旗鼓地将解读（reading）扩展为一种适宜的政治方式的核心，而无论是在文本间互相指涉性的活动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那些理论的锚点又是如何在不断增殖的解读中使自己变得越发随心所欲。
无论在凸显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广义或狭义的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对上述理论的发展显然都是直接相关的。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为英美学术主流之前的1960年代或70年代早期，许多研究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文学批评家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甚至会乞灵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立场，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也一度成为结构主义的最初影响源，尤其在英国是这样[2]。一些作者毫不隐讳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比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我会在第三章谈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参与。但是另一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则更为常见：有的是公开摈弃它，只是以一种权宜性的方式处理，并冠之以一种或几种耳熟能详却又不无争议的名词：“生产方式的叙述”（modes-of-production narrative）、“实证主义”（positivist）、“历史主义”（historicist）、“经验主义”（empiricist），甚至“东方主义”（Orientalist）和“矛盾修饰"（oxymoronic）等。同样常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主要针对解读的方法，一种对文本阐释的分析法，从而在内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政治实践中抽取一些互不关联的表述或概念，并与那些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立场难以调和的表述和概念相结合。
当然，还有一种更为久远的传统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它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主要关于文化与美学两大领域的认识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非常正确地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当作哲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与以往的伟大哲学家，也与主要的资产阶级学术发展相关联的观点，以及对一般的文化上层建筑和特定的文学生产优先关注的观点，成为大多数越来越为人们所知的重要理论家的标志，安德森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3]。这些重要变化无疑给那些拥抱传统的当代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家的著作打上了烙印，但其他一些特征更为根本。
由于缺乏共产主义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可观的、土生土长的传统，这意味着理论输入的过程为不加选择地引入各种学术思想留下了更大空间。在60年代大规模反帝运动结束后——具体说是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本书所讨论的激进文学理论终于走到了前沿，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它与学院之外的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那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学术领域通常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立场，作为一种原则，它从属于一种先在的民族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在1975年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而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出版角度看，近20年来美国文学理论表现出很少得益于这一传统的显著特征[4]。最后，对某些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和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葛兰西的随意搬用成为现阶段激进文学理论的一般特征，甚至还包括了那些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某些具体纲领抱有敌意的人，总体而言，理论与政治立场的折中主义成为激进的文学理论整体上得以确立的共同背景。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理论文本中不难见到这样的例子：一方面例行公事地截取一些马克思主义立场，引用他们的名字，同时却毫不隐讳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
即使在那些敌意较少的地方，将马克思主义降格为众多文本阅读方法中的一种，这样的做法至少意味着某一时期的文化生产与其他形态的生产和政治运作相互关联而产生的决定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很少得到严谨的讨论，即使在那些大量论述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分支里也是这样[5]。①同样，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它进行理论探讨，却不论及这一理论源自何种体制化场所，不论及处于权力与权力被剥夺系统及其诱发系统中的具体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场域，不论及理论传播的运行线路和使理论获得权力的阶级成分，因此也就不论及形成理论自身定位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用说走向这些场域与定位的个体的立场观点。文化生产的决定因素比诸如法律或政治之类的上层建筑的关联性更为复杂，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生产远比诸如公共建筑、广告之类的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征，在此程度上，一般的文化生产和特定的文学领域显然具有足够大的相对自主性，同样，理论家的个人角色也不容忽视。换句话说，“决定性”（determination）并不是指结构主义者或福柯主义者所说的一种诡计（entrapment），而是指个体得以在其中进行选择、生活以及历史创造的环境的客观性（givenness）。
事实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在本体上还是政治上，在个人还是集体层面，所有那些依靠语言的过度性（exorbitation of language）建立起来的现代认识论都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人类的能动性有着更多的限制[6]。但是，无论是自主的还是能动的现实总体上并不能取消阶级属性、体制化场域和周期性生产的持久现实。人们于是会想到，对理论而言，一个困难而又迫切的问题是在理论生产中，很难对客观决定性和个体因素做出准确而动态的辨析。当激进的理论家成为西方大学里的专业学者而失去了与文化工业以外的阶级和阶级成分的有效联系之后，对个体的审查更多是以一种自我审查和自发重塑的方式展开，使得上述问题显得尤其迫切。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激进主义本质特性在于它很少揭示它本身是由其产生条件以及从业者的阶级处境所决定。正因为很少——哪怕是轻描淡写地——触及自身的处境，即个体实践的社会决定，所以其立场观点常常表现为后结构主义式的反讽性自我指涉和自娱自乐。
本书无意于像目前通行的那样，在文学理论的分支内部来为它提供什么新贡献，或者去扩展对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讨论，而是从方法论和实证两方面寻求理论构型的突破，从整体和个人角度为理论生产勾勒出另一些阶段性途径，不是讨论文学理论内部的独立发展，而是揭示文学理论及其他理论与这些理论知识所勾勒的世界之间的汇合点。因此，在协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确定形式的文学理论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与充斥着政治与经济的物质化因素的世界所产生、终究要出场的决定性时，就必然要引入体制之所在和个人之处境这一每每被忽略的问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会注意到那些改良的新西方激进主义的反经典范本，在其纯粹的语言学和叙事性的操作中考察有关阶级与性别的结构化书写。就我主要关注的那些提出殖民地和帝国问题，并且必然会通过民族、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的范畴来自我反思的文学理论范围内，本书同样对这些范畴进行了起码的分析，并试图在那些先在的政治历史中定位这些范畴，正是这种政治历史在这些范畴得到运用之前就赋予它们内容，并且多以非体系化的方式使之进入文学理论。
界定“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范畴要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抓住某一特定历史的重点就可以轻易澄清许多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互相矛盾）的用法。而民族主义问题则棘手得多，因为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单一概念，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都会引发民族主义的诉求，以至于如果不把特定的民族主义经验融入抽象的理论中，不对各种进步与倒退的实践进行区分，就难以单独对它进行这种抽象的理论思考。当“民族主义”与“文化”结合，产生出“文化民族主义”范畴的时候，理论论争和全球范围的历史性阐释更是一团模糊。不同于国家的政治范畴、法律的强制监管范畴、体制化的机构如政党，以及阶级性组织如工会等，“文化”以及特定的文学/审美领域通常远离经济，因此在所有的上层建筑当中，它们最容易被理想化并发生理论化的偏移。由于这些范畴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们因此具有导向民族与文明单极化的内在倾向。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建立在这种单极化倾向上，并且通过从根本上纳入大量一体化的民族文化标志，很容易导向狭隘的地方主义、负面的种族主义和本土化的蒙昧主义，更不用说为展现自身的文化实践和抱负而形成的专业化的小资产阶级趣味。文化统治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因此“文化”也总成为反抗的主要场所，但是构成于帝国主义内部的文化矛盾是如此驳杂——有时有阶级界限，有时也超阶级，例如家长制的文化样式和社会认可的宗教模式——以至于本土文化很难成为统一而清晰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场所。
现今盛行以文学论争以及从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外——通常总会伴之以对这一立场的强烈敌意和漫画式攻击——来讨论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思维模式，使得本已因分析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而导致的分析过程的困难程度更甚。首先，“文化”这一术语常常作为一个非常模糊的范畴被使用——有时候是阿诺德意义上的“高雅”（high）文化，有时候又是更具当代意义的完全不同的“大众”（popular）文化，作为一个近来不断膨胀的术语，后者取自英美文化社会学，并且被另一个同样模糊的术语“底层意识”（subaltern consciousness）弄得极为复杂，这一术语起源于印度历史编纂学中的某种前卫性倾向，但也在都市研究中流行开来[7]。同时，“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一些同类术语（它们自I9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在美国黑人文学意识形态中，而且出现在源自加勒比和非洲地区的黑人诗歌、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中凯尔特元素和本土元素，或美国的哈莱姆文化复兴中），随着它们进入美国文学论争，得到广泛而频繁的运用。在与同样成问题的“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连结起来后，“文化民族化主义”便时常与“传统”和声共鸣，完全颠倒了那些现代化理论家关于传统/现代这对二元关系的固有方向，以至于对“第三世界”而言，“传统”常被视为比“现代”更适宜，它以文化民族主义的名义为捍卫极端的蒙昧主义立场打开了一个空间[8]。体现在文学理论中，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码获得一种广泛的含义：“第三世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而发自这一文化和传统内部的声音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抵抗。相反，已经卷入帝国主义构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标则是两面作战——当然，其清晰度或成功性是不断变化的——既反对民族/文化的等同模式，它使得所有的本土元素都无差别地成为单一的文化建构，被视为必然超越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又反对传统/现代这一二元结构，它使得二者被纳入一个互相分离的空间，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抛弃[9]。
二
除了对一般状况作专题性的阐述，本导论还用最长的一节对帝国主义、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之间最基本的辩证关系进行总结——在我看来，这一关系构成我们时代的一种矛盾统一体。无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何粗疏省略，它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使其他诸如民族、民族主义、殖民地、帝国、后殖民等问题得以在文学或别的理论中揭示出来。从这一基本的政治阐述出发，我将在第一章里粗线条地勾勒知识与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下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得到发展，并基本形成了那些包含关键性问题的概念。在这里，我的兴趣主要在战后，尤其是在60年代以来的变化，虽然我是从讨论更早的背景开始。这些材料最先在印度学术研讨中的一些讨论稿，征引的框架和突发的争论里都留下了烙印，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讨论的结构。关于英美文学激进主义的起源的讨论进而延续到第二章，在这一章，我从两方面评论了学术界新近出现的反权威思潮：一是从最初产生第三世界主义景观的文学生产的环境角度，另一是从与文学知识分子相关的、使他们倾向于具体的反权威的社会学场域角度。
第三章是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评论詹姆逊的概念——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确定形式的“民族寓言”。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既具有代表性，同时又是对自然地生发于一种更大范围的文学激进主义立场——我在前两章里笼统地加以讨论过——的最老练的理论表述，对此我进行了细致的讨论。鉴于该文曾经得到广泛讨论，因此除了几处材料上的小改动，我不做大的修改就把它搬上来。不过我还是要做两点说明，其一是拙文发表时，恰巧詹姆逊正作为一个冥顽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强烈攻击，这对我来说是相当不痛快的事。围绕着詹姆逊，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他们欢迎对他的任何批评，因此我的文章便被用作此途，但我对他的批评应该划到一个相反的阵营里——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并没有体现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如今那些时髦的后结构主义者信口开河抨击民族主义时，却常常借用了我与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方面的分歧。其实我的批评要具体明确得多。我并不认为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确凿的、逻辑上的对立面，也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不断积累这种逻辑力量。基于同样原因，只有出于先在而明确的社会主义场域，我的批评才会选择特定的民族主义主场，哪怕是遭到猛烈的抨击；对民族主义的评论如果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视野，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同样，我也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要么进步要么倒退的不可分割的单一体。某种民族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总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和社会政治实践的构型，它建立起一定的力量集团，使得任何民族主义成分在其内部发挥历史作用。这种主场既可摒弃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也可摒弃后结构主义的修辞膨胀，并且至少暗示两种情形，它承认民族主义进步和革命的现实性，甚至必要性，但又不将民族、国家等同为一个强制性整体。
富人们可能认为，通过阅读、书写、演讲等等行动能打破帝国主义的限制。然而对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大众来说，所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都贯穿着自身的民族—国家问题，并且，如果没有为基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而进行不同的民族方案和革命重建的斗争，就决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一个人不会为反对民族和国家而斗争，只会为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同的理念而斗争。一个人去质询那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宗教的、语言的和地区的民族主义，跨民族的民族主义（例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其方式既不是优先享有建立在语言差异或领土认同基础上的有关国家的超历史的权利，也不是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否认具体人群在历史积淀中实际获得的国民认同的真实性。相反，一个人会去争取获得对某种民族主义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方案的理性理解。一些民族主义实践是进步的，而另一些却不是。
通过讨论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耻辱》（Shame）中对妇女的再现问题、后现代问题和上流社会移民问题，第四章作为本书论题的有机组成，在几个内容区别很大且提问方式也完全不同的问题之间起到了某种桥梁作用。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后殖民以及第三世界问题上，近期的英美学院派反权威潮流存在某种文本类型、某种提问与阅读形式上的优势。我感兴趣的是，如果一位读者改变了基本的问题，把诸如“民族”、“后殖民”当作次要问题，转而突出那些性别、阶级问题，突岀拉什迪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所处的这一晚期资本主义时段，以及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格局的意识形态的合流，那么读者能从中读出些什么？在学院派鼓吹的反权威潮流之下，这些文本又能呈现出怎样的对立之处？在本书中，我认为反权威潮流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各种特定形式；第二阶段是最近岀现的，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式的颠覆，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些起源神话、一些本质主义或高压的一体化（totalizations）。如果说我在第三章所讨论的詹姆逊的文本对前者而言是一种晚来的权威性阐述的话，那么拉什迪的小说实践便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后一种倾向。这一实践反过来又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将小说家身份与其前卫性的评论匠心独运地结合起来。
最后，我对拉什迪小说修辞中的移民问题的看法，体现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在第二章，我从一般角度考察了移民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修辞，而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分，我考察了爱德华·萨义德在对“殖民”和“后殖民”知识分子的类型学描述里赋予移民知识分子——他称之为“流亡者”（figure of exile）——以优越性的方法。毋庸赘言，移民文学的意识形态含混性在于这一关键性事实：某个移民来自某个民族，他臣属于国家内部关系中的帝国主义体系，但同时也来自某个阶级，并且常常是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这使得到达西方国家的移民有可能并不加入劳工阶级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由此可能形成某种文学修辞，它掩盖了移民中的阶级问题，把移民问题本质上完全看成是一个环境问题。说到底，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具体的某篇小说或理论表述，而是这种修辞形式的内在结构与生成它的历史坐标之间的关系。和那篇关于詹姆逊的论文一样,本章中引入拉什迪的小说主要是想作为一个例证讨论更为宽泛的问题。
第五章讨论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显然，这是本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我不想在此赘述该章主题，但值得强调的是，在本书所讨论的各种思潮中，萨义德的《文集》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但也可能最含糊和充满矛盾——在他某些文本里、不同的文本之间，以及写作的早期和后期阶段一向如此，因此，他的著作完全能佐证本书所追踪的文学理论革新的各个主要时段。在文学理论的整个范畴中，《东方学》（O-rientalism）无疑是针对西方知识与西方权力的关联性作出的最堂皇的叙述（萨义德致力于在整个西方的“东方学”——从雅典戏剧直至当下——中寻找有关文明的、乃至本体论的连续性，就此而言，该书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远比任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论述更为“堂皇”的叙述），而且就其主要论点及其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而言，它都不失为一份第三世界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档案。而该书方法论上的创新主要在于以一种犀利的福柯主义视角描述那些人们熟悉的主题，由此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特定变种之间建立起早期的桥梁。经过一段时间，尤其在经过了“审判拉什迪”事件之后，萨义德本人也开始揭露作为简单的强制性机制的国家和民族[10]。他最近的文章更加直接融入了后结构主义氛围。当然，还有其他的后结构主义（比如源于德里达和拉康）也强有力地影响了文学理论中殖民地和帝国问题的重新界定。但毫无疑问，萨义德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即使不是直接界定者，他至少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用以确定殖民地、帝国、民族和后殖民问题之研究方法的主要形态，随着《东方学》在1978年的发表，这些问题开始出现在文学理论领域。
第六章对“马克思在印度”做了一个简短的讨论，这是全书最短的一章，本章主要针对萨义德在《东方学》里在印度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攻击[11]，但同时也涉及笔者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不作任何详细论辩的封杀，这是如今的法国后结构主义非常普遍的特征，也是一种步前者后尘的赤裸裸的右翼思想的普遍特征[12]。自从《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出版后，就出现了一种漠然而嘲讽的姿态[13]，而整个英美文学中的后结构主义不过是在复制这种姿态——不仅是文学，也不仅是后结构主义——在这里，人们常常会遭遇一个相互引证且乞灵于福柯或萨义德的深厚系统，后者几乎总是通过引用萨义德著作的同一个段落，把马克思描绘成热衷于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者[14]。这种描述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建立在一些关于印度的新闻观察基础上，却从不提及印度自己的反帝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那些新闻观察的。这里要做的不是全面考察“马克思在印度”这一问题，而是就这一具体现象作出评论，并且坚持某种在论争中首先要寻求对讨论对象的细致接触。相对于前面的章节，这里更突出的问题不是什么具体的文学理论文本，而是众多的当代理论所要搜集的一种“常识”。
在第七章里，我试图在标题上——即“印度文学”这一概念性范畴——展示材料本身的探索性和临时性。考虑到在印度有许多比我更有资格撰写这些内容的人，我内心不无惶恐。除了以一种思辨性的方式展示本人未来工作的可能方向，至少还有其他两种情况制约着我的论述。一个更有限但在某种情况下更直接的问题是印度的英语老师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并非岀于我的选择，而是因为有了这些考虑后才出现的。在我看来，对一个在印度有志于从事研究的英语教师而言，探讨这些问题远比写一些不那么紧迫的关于培根或狄更斯或别的什么人的文章或书更有价值。但是在本书所涉及的文学方面的内部，还是会产生岀新问题。尽管我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都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概念——当然这是个有争议的看法——但我并不希望被理解成主张用“民族”文学作为唯一的替代品，我一直认为，对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言，最迫切的研究只能产生于他们的实际生活环境。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积累文化艺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某种称为“世界文学”的东西，这个概念甚至关联着一种语境，在此语境下，这些国家可以一举两得地在全球范围内输入劳工阶级和专业人士，而这些人反过来促使西方大学扩张它的课程设计。这种积累在那些处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国家（如印度）则并未发生，在此情形下的“世界文学”只能是作为一种抽象物而存在，或者至多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宏愿。
因此，人们就必须回到“印度文学”，在此情形下应该避免一种可能性——事实上是一种压力——即复制欧洲资产阶级在实施阶级霸权和殖民扩张过程中建构“民族”文学之前提和形式的程序。人们在印度会发现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方案：某种与统治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和高等级种姓相一致的规范；部分来自婆罗门、部分借自欧洲的古典主义观念；某种从印刷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学言论和文化形式的不间断合成；某种容纳了“地方”（regional）语言但又先在地建构起一种超语言的、从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雄辩地称为“合成的印度教”（syndicated Hinduism）角度自我界定的理想的“印度文学”；某种教科书般对待活历史（lived histories）的态度；某种如此传统以至于不符合资产阶级的文学史观念，等等。本章提出的这些论题针对文学领域内阻碍和取代这一方案的问题。我的理想读者是那些同样关心但却（我敢肯定）更有能力的人。虽然如此，本章在全书结构中与我先前对作为政治与认识论范畴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批评，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对照。
第八章讨论“三个世界理论”，不是关于这一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反响，而是这一理论本身的历史和政治状况。这一内涵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遍及本书前面的章节，而这里的历史总结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以求包容所有次级框架。通过详细追述万隆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我试图总结“第三世界”形成时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态势，其内涵与后来被赋予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然后我力图澄清这一术语三种颇为不同的涵义——尼赫鲁、苏联和中国的版本。概而言之，三者都赋予它情感力量和极不严密的涵义，以至于后来的使用者可以获得三种涵义而毋须作具体指陈，且不断复制甚至扩大了这种含混性。所谓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的关键事实，在于每个民族国家都处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不管是旧有的还是新兴的）、兴起于殖民处境下，并且在帝国主义组织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造就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断增大，甚至竞争激烈，而不是彼此的大联合。它在结构上缺乏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在竞争关系上是原始的而不是双边的，造成的后果大范围地显见于整个时代。
因此，这一阶段中爆发多次战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包括破坏巨大且疯狂的两伊战争（就其非人性和破坏程度而言，堪比美国入侵伊拉克）也发生在两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同样道理，石油价格大涨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制造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达到顶点，并受到当时的第三世界阵营的大肆赞美，但却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而对大多数不产石油的被帝国主义操纵的国家来说，则是大受损失。围绕海湾产油国与帝国主义的石油美元经济之间的结构纽带由此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业战略资源的生产者在积极寻求世界价格，却丝毫不考虑对那些依赖他们的不发达国家进行有效补偿。在此全球语境下，所谓“第三世界”的联合——说得婉转些——至少是个有严重误导性的观念。一方面是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被同化进帝国主义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亚非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战争，正是在此双重的运动中，自从石油美元决定性地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关键，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化的世界中对非产油国的一种破坏力量，所谓的第三世界不断坍塌，分裂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始于1962年的中印之战。
我认为，在处理这种或者建立一种以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为基础、并将此同质化为“第三世界文学”的反权威文化，或者干脆放弃并退守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都市特权的文化理论时，有必要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和政治责任问题。但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富，更不用说他们的文化生产，整体上是由（破坏性地）调和我们时代的帝国主义、反殖民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所决定。而我们现在正是要回到这一基本点。
三
随着60年代中期运动的展开，全球的核心由一个三角矛盾组成，它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最后集中体现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二战后的20年历经了三次规模巨大的运动。
首先，一股不可阻挡的非殖民化力量席卷整个亚洲和非洲。英属印度王国于1947年的消亡无疑是个关键事件，但这一运动十年后在非洲变得特别剧烈，它始自1957年加纳独立和1962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运动。即使在这种力量被抑制和逆转的地方，比如巴勒斯坦，也正是这种殖民地特殊现状的激化，再加上由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释放出的力量，在此后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提供了最根本的能量。如果说1948年的中东战争是（纳赛尔的）“自由军官运动”在埃及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1967年阿拉伯世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亚丁暴动，并产生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正是对以色列殖民现状的根本接受，显示出近年来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中民族主义完全衰竭了。
但非殖民化运动并非千篇一律，所有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形态，从各式的土地所有者到羽翼丰满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最极端的蒙昧主义者到最极端的革命者，都在争夺非殖民运动的领导者地位，并在世界各地取得各不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非殖斗争呈现出四分五裂的情状。如果说大多数地方的非殖民化都处于民族资产阶级（这在印度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在肯尼亚则显出商人式的铢锱必较，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变体）领导下的话，那么1949-1978年间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则是那些在反殖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靠边站，社会主义政权随之建立的国家。即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领土被租借、买办资产阶级（在精确意义上）滋生和国民党完全依赖外强等许多根深蒂固问题的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军队也是在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走出其建立的解放区，领导民族革命的。当然，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反殖斗争更为清晰地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换句话说，在某些国家，非殖民化运动会和一些二战之后出现的、在全球冲突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因素相结合——此即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预示着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出现。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苏联红军二战期间在欠发达的东中欧地区的推进，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落败，古巴革命则从1959年起迅猛发展，印尼共产党也在苏加诺控制期间获得巨大发展，在菲律宾，甚至在所谓的胡克叛乱（Huk Rebellion）失败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运动，而印度共产党于1957年在喀拉拉邦（Kerala）竞选胜利，随后便产生了世界上首个经过选举的共产党政府；还有南欧，共产党无论是在选举区还是在一些政治动乱地区都是一股强大力量，而在伊拉克和苏丹、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得到了蓬勃发展，种种态势似乎确保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以各种形式崛起，不仅是在较为贫穷的地区，而且还在西欧的边缘。
接下来我会讨论这些因素，但要记住的是，直到葡萄牙革命[15]失败和意大利共产党（PCI）在1976年选举后开始衰落，西欧南部边缘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告结束。我们也许还记得，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权力，而民众联合党（Unidad Popular）政府解体后又发生了美国支持的大屠杀，这一重要事件，既印证了恩里克·贝林格（Enrico Rerlinguer，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译者）的名言“光有简单多数是不够的”，也导致了随之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教条式的“历史性妥协”。对意大利共产党而言，他们显然担心在别的混乱发生前，就会招致和智利相同的命运。在拉丁美洲内部，智利屠杀还导致了革命运动基本上偃旗息鼓，这些运动经由古巴革命引发，并经历了一系列游击战——主要发生在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而在其后的年代里，只有桑地诺政权取得暂时的成功，但随即又由于国内经济崩溃、地区隔离以及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胜利而解体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更大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发生在欧洲西南角的葡萄牙革命则导致了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的革命左派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执掌政权。这些历史重叠在一起，将智利与意大利、尼加拉瓜与戈尔巴乔夫的全球改革计划（globe perestroika）、安哥拉与葡萄牙的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武力支持联系在一起，甚至葡萄牙革命的失败所造成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被接管和革命失败，都让那种世界可以被分裂成彼此独立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想法寿终正寝。
长期以来，这两股势力——非殖民化运动和许多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发展——遮蔽了第三种更为纯粹、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构成战后的全球矛盾，逐渐决定了非殖民化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极大加剧了共产主义政权和运动的内部危机。而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却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联合和技术发展，实现了生产和流通的全球化，不再有殖民地的分割，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飞速增长，国际化劳动分工带来影响深远的结果，还有在此后帝国主义对落后地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运动所发动的极具破坏性和长时间围困的战争中，运用了高科技以及实现了高效率。如果说二战解决了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这曾经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核心问题，推动了新技术（比如计算机与核能）的生产应用，战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则使福特体制的工业化积累这一典型的美国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首先是在西欧和日本，最终是拉美和亚洲的某些地区[16]。美国不仅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霸权，而且二战结束时它的积累水平也大大超过了英法在其殖民高峰时代曾经达到的高度。1945年，美国大约占据了全球生产总量的一半。在资本主义大框架里，非殖民化运动矛盾纷繁，其中之一是将资本的所有层面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并完全受这一超级帝国主义权力支配。在此背景下，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保持着不曾中断的巨大增长，一直延续到60年代晚期，甚至70年代早期；它还将西欧和日本带入战后经济的全面恢复，并进入一个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的繁荣期，尽管近十年来遇到一些萧条的压力。美国逐渐成为全球支配力量，包括在老牌殖民主义退出的地区；它将新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内化进自己的霸权体系，而对那些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而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贫穷国家，则采用孤立进而破坏的手段[17]。
帝国主义近年来的全球性胜利是在经历了许多事件后取得的。这些事件主要有原本可以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出现了混乱，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被遏制以及最终的失败。这导致我们已经忘记了帝国主义在二战后的这一胜利是如何开始的——不是在落后地区，而是在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在随后约40年的时间里再扩展到全球其他地区[18]。在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增长是与同样前所未有的反共动员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前者也正是后者的基础，在社会上大搞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政府的联合控制，“军事与产业的结合体”（艾森豪威尔本人的用语）对企业资本的控制以及合并的美国劳联与产联（AFL-CIO）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激进成分边缘化，并将工会融入蔚为壮观的消费新繁荣支撑着的帝国主义舆论之中。
欧洲的资本主义地区则是在现存的社会主义被遏制，并且结合使用战争（在希腊，造成8万人死亡）、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割与占领（在德国）、战争恐吓与武力炫耀（杜鲁门主义、北约、核武器部署、25万联合部队——主要是美军——永久驻扎在西德，在英法拥有巨大的军工结合体），以及为欧洲劳工建立福利国家和保守的社会民主政治打下坚实基础的巨大投资和高速增长（马歇尔计划、欧洲美元经济、普遍的福特主义）的情况下得以安全发展的（施加在苏联身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压力，对强化斯大林政权对该地区和东欧的反应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加上在那些并非由民族资产阶级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左派领导从而殖民主义受到挑战的地区，老牌西欧殖民地纷纷加强军事力量（如六七十年代英国控制的马来亚、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以及葡萄牙控制的南部非洲）。这段时间形成的一边倒局面成为一种背景，来对抗陶里亚蒂所宣称的局面——在共产党通过战争而崛起为主要的国家力量的西欧工业化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实际行动。陶里亚蒂到底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还是斯大林式的民主措辞的贩卖者，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尚未能做出判断。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区域的巩固和扩张，在帝国主义的军事机器和全球化的产业经济上同时产生很大影响，这意味着整个这一时期资本具有巨大的操控力量，将每一个尝试社会主义的国家拖入极度匮乏、社会发展水平低的永久的战时经济状态，这些国家此前既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经验，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经验。它们从成立开始就成为一个个国家安全至上的政体——总是维持着高度的军队编制，时常处于隔绝和穷困状态[19]。这意味着它们会把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最大可能地变成现实，退入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不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不同政见，而且对经济产生巨大干扰。在巨大的外部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和控制经济的内在方式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种控制方式是斯大林体制在新经济政策（它一度有一个独特的术语，“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结束后第一次引进苏维埃，并随后扩展到组织经互会的东中欧国家，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没有人能说清这种外在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内在扭曲[20]。
在强调帝国主义压力的范围和持久性的时候，我并不想贬低那些源于共运史本身、又被外在压力塑造出来的因素的意义。例如，一个非常值得争议的问题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力矫正两次著名的分裂——一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中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另一次则是1960年代早期的中苏分裂。它们造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右倾以及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之后的毛主义的激进立场——这与共产主义体制的破裂乃至最终失败的关系和与帝国主义压力的关系一样重大。另外一个同样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在1989年的全面胜利是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改革运动的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似乎表明，并非在斯大林统治时代，而是在改革运动被镇压之后，苏联和东欧的大部分群众和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实存的社会主义”（existing socialism）制度——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在帝国主义压力这一维度上，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斗争是被迫在内外都极端不利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那些不发达地区自身的时代错误已经足够严重，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记录“实存的社会主义”历史的错误时，虽然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但无论如何，这种将斯大林式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作为社会匮乏、压力与胁迫之结果的关联性认识，却使得新兴的苏联和东欧社会无法激发起西欧和美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关联同样意味着，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其内部没有任何自由空间来重新捍卫社会主义。即便是英国著名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E. P. 汤普森也承认:
战争（发生于1917—1921和1941—1945，还有30年代对遭受侵略的预期）以及随后的冷战是形成斯大林主义和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军事处于高速发展的优先地位，对经济的高度控制以及对消费的限制，意识形态偏执的盛行，强化内部安全力量，“两个阵营”的外交政策，对不同政见者的非法处理，凡此种种[21]。
从自身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运行并不坏。苏联的生活水平在战后25年里翻了一番，并且在之后的十年也有进一步增长，这种增长一直保持到1980年。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数从1960年的1200万增加到1985年的超过4000万，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人数超过西欧和日本的总和[22]。一些经互会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苏联还好。在发展之初，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比印度要落后得多，但后来无论是在生产总量还是大多数人口的物质保障上，都远远超越了印度。古巴的经济状况也要好于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同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帝国主义式的掠夺，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并且受到极度威胁的前提下取得的。但是人们没有从这些国家的历史、它们自身的环境以及所处的区域位置的角度来判断其经济运行：没有把中国与印度、古巴与海地、保加利亚（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周边国家）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带）进行比较。人们关心的是越南没有成为新加坡，中国没有成为日本或加利福尼亚，古巴没有成为迈阿密。换句话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超级权力决定着比较方式，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这些不曾经历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不仅要与自身的历史错误、帝国主义的安全威胁，以及经济控制和政治管理集权化所带来的扭曲作斗争，而且还要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方式及其文化生产和文化追求所体现的霸权主张所带来的优劣比较作斗争——这种比较在电子媒体与信息（与伪信息）技术全球化的不同阶段而更加现实可感。
古巴、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激荡的革命风暴，更有其他十多个国家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运动，掩盖了经互会国家的“实存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的边缘这一事实。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改革运动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因为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全面下降，并且无法从粗放的工业化——这是战后最初几年的标志——转型为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采用了的生产方式的集约化技术革命。这种失败既是应对帝国主义施加的军事对抗所付出的代价——它导致资源的极度匮乏以及部门之间的失衡，也缘于向官僚主义倾斜的糟糕分配方式，既包括微观层面的管理决策，也包括宏观层面的中央计划。而经济上的失败，即不能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化最终实现后所带来的社会与生态成本的提高，证明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由于不能建立政治纠错系统，不能建立平等的社会空间以开放地面对问题并找出替代性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这就意味着70年代旨在通过复兴政治领导权的方式进一步赢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步子很慢）并没有取得很大成效，人们对相对的匮乏难以达成集体的认同，也难以被迫去接受任何有益的方案，去建设世俗的、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当然，矛盾在于一旦“实存的社会主义”体制从道德完善和充分民主的角度与社会主义方案强行分离出来，“社会主义”就变成仅仅是一种独裁式的发展主义，很难保证比经济安全和提高生活水平更多的东西，所以人们不仅可以从道德和民主立场（如开放性、官僚主义特权丑闻）的角度评判这种扭曲了这一方案的体制，还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商品拜物主义角度来评判，这种拜物主义展现为一种普遍性的福利生活，并不断被内化进经互会国家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
布莱克（Blake）曾经说过，“未曾兑现的欲望就像瘟疫在滋生”，社会主义体制曾经如此严格地限制任何释放物欲的可能性，随后却要面对商品拜物教的“瘟疫”——最后甚至被它颠覆，这种“瘟疫”裹挟着心怀不满的大众，在美国和西欧右派的极端观念下束手就擒。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在1989年取得成功并在俄罗斯内部赢得多数的变革——当然是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但也是靠着大众动员的势头——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反动的[23]。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如福利分配、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公共责任、主要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宗教形态的异化的斗争、多种族与多民族的政治理想、与非欧国家的团结，这些都是右派对抗的领地。而英国和北美左翼中的绝大部分——当然，除了少数值得重视的例外——则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局视为一个邪恶帝国的倒台、自由精神的突破，以及建立在民族、宗教、种族、语言、地方性、个人性等等同一性基础上的社会运动的正义伸张[24]。
所有这些后来都发生了。本书讨论到了这一阶段的暧昧性：社会主义在许多殖民地国家里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的挑战、革命形势在西欧的衰退、经互会国家遭受的干扰、发达资本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和生产力，还有帝国主义战争一目了然的残酷。1968年前后出现的美国激进主义除了在一些小问题上，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对于自己国家来说是可取的，也不相信革命运动在西方的现实可能性。与此同时，巴黎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相信超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并且很快就在敌视马克思主义及一切相信劳工阶级历史使命的观念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哲学中安营扎寨了。无论他们口头上是否承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实际上相信，福特主义的积累制度和针对产业工人的福利主义契约的结合支撑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共产主义共识，是他们自己国家最好的选择，而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角度完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条件[25]。
反战运动始自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并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革命以及拉美多个国家的游击战运动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成为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性运动，但是危害极大的反共产主义也在迅速蔓延——尤其是在美国最为盛行——以至于这些运动只能以反对军事干预的名义才能组织起来。只有那些被视为极左的集团，才会提出在古巴或印度支那建设社会主义大团结的问题，而反战运动总体上则降格为一种伸张弱小民族未来自决权的教科书式方法。在此状态下，任何激进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或多或少成为欠发达地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同义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是穷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东亚和南部非洲的力量要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强得多，进一步说，正是在反殖斗争中，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获得大力发展，但这一事实似乎同时掩盖着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大多数（以及人口稠密、面积广大、相对发达的）国家，从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权力的不是革命的先驱者，而是那些在帝国主义结构内部被重新整合、居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对所谓的第三世界来说，反殖运动似乎成了革命的核心，阶级斗争则在后殖民体制中逐渐销声匿迹。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革命的反殖民主义，落后的农业经济内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直接的、历史性的、长期的斗争，各种力量的极端不平衡，总体上凝缩进了越南战争。我们无须重新检视那些众所周知的现象：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资本主义利益在印度支那从法国殖民主义向美帝国主义的顺利转换，越南人应对中苏分裂的微妙手段，印支三国既互相关联又不平衡的革命态势，最发达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地毯式轰炸、毁灭性的破坏，但最终被一支装备低劣的农民军队打败的结局。革命英雄主义的记忆会继续延续，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革命胜利后的景况：在一块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彻底摧毁的土地上，看不到任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越南依旧处在饥饿与恐怖之中，丝毫没有权力去争取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赔偿。对美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如何去抑制有关越南的记忆，才能使自己成长为专业的负责任的社会阶层的问题，而无需靠发动运动来要求政府赔偿，或是呼吁民众捐款，从而有助于在这块被美国统治者和军队彻底摧毁的土地上的重建工作。
在越南，最严格的控制形式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设立的，但这种秩序控制不能给社会主义民主留下多少空间，反倒为官僚腐败大开绿灯；在国际上，美国对越南革命继续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导致它对苏联的过度依赖，其后果可想而知。极端的物质缺乏与穷困需要最为深入的内部控制，却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的进一步停滞，甚至导致裙带关系、贪污受贿、黑市交易、为一些蝇头小利相互竞争、为争夺资源和市场发生族群仇恨。土地的大量荒芜意味着农业生产难以养活全部人口，但对一个几成废墟的国家来说，缺乏发展资源又同时意味着生产难以出现令人瞩目的提高。美帝国主义已经在物质层面上确保了越南革命的最终失败，毫无复兴的希望。
当这种物质灾难带来社会与政治领域内不可避免的方向迷失，那些相信革命的道德崇高而无视严峻的物质现实的人便彻底地幻灭了，毕章物质现实是人们的生活和革命赖以建立的实际基础。（1970年代中期之后不断增长的）在西方国家面目各异的左派中占主流的反共产主义左派已经不再把物质的现实性作为“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和“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来讨论，而把越南的失败看成是越南人自己的责任，并将之逐出自己的记忆领域。因此，越南这个反帝战争的伟大胜利者就成了展示社会主义建设失败而不是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这种失败的意义还将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在南部非洲、尼加拉瓜，以及古巴（虽然目前还只是初现端倪）一再重复。在革命所到之处，人们缺乏空间、时间、物质资源、外部援助、和平条件来矫正这种在大规模的人类集体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扭曲，只能承受着如此沉重的惩罚。
四
我们不妨粗略地划分一下阶段：二战后的头20年，亚洲和非洲大量主权国家兴起，主要是在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并依附于发达资本体制。接下来的十年，1965—1975年，则属于沿着明确的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尽管此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帝国主义的破坏阻碍了建设社会主义。到70年代中期，这两个反殖运动的阶段结束了，接下来的几年里爆发的革命主要发生在那些不曾经历直接殖民统治的国家，例如伊朗、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不管它们各自称自己是伊斯兰教还是共产主义——这些革命基本的历史作用在于废除了先前的君主制，代之以职业化的现代文官制度，以及先前被世袭的资产阶级（monarcho-bourgeoisie）压制的商业资本。由此，在1980年代初，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民族资产阶级体制被同化进帝国主义结构，革命潜能被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的国家成功地否决掉，以至于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明确地（而又是矛盾地）确立起高度的霸权，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着长时段的萧条。
总体上，在民族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的国家，非殖民化迅速而稳定地发展，在那些激进势头猛烈的地方，这一过程常常更为迅速[26]。当然，非殖民化运动的实际过程也各有不同。例如在肯尼亚，英国人直接拥有的现代农场业，以及（尤其是印度）主要由国外阶层构成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对本土资产阶级的建立构成直接的障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受压迫的农牧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游击战，而种族问题成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马来亚，这个国家在革命力量遭到完全失败之后取得了非殖民化。实际上，从殖民统治转换为（已有的或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殖民国家，这一过程在196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如果不考虑每个民族国家赢得独立的不同道路的话。随后的十年则是在传统的殖民主义地区出现剧烈而持续的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新生的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地充当了社会主义左派的旁观者，因此殖民问题便与社会主义革命纠结在一起。而中国革命是一个典范，从1949年赢得国家权力，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她都是世界的重要一极，在整个这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对反殖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印度支那这块多年来充满疾风暴雨的地方，革命战争成为支配性的现实——先是反抗法国人，其后是美国人。这再次显示出，随着大量亚非民族国家在殖民煎熬中兴起，社会主义必须同时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作斗争[27]。但从分析角度抽象地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之前的20年产生了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主权政体（不管怎样，这样一种体制产生于印度而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一事实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随后的十年，1965—1975年，是一个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占主流的阶段[28]。
这些战争到197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了，但还遗留了以色列和南非两大尚未解决的殖民问题，涉及非常棘手的定居者的殖民主义。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在南非。大多数本土居民并没有遭到驱逐；还有一个非常团结的非洲无产阶级；而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能够和共产党保持联合，并且在大多数民众中捍卫和扩大其政治领导权；而且，发生在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又创造出一个有利于纳米比亚和南非斗争的环境。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经济和种族隔离统治的危机。相反，在巴勒斯坦，唯一相似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巴勒斯坦人中间的政治领导权，除此之外再无南非那样的重要条件。此外，帝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力量要远大于在南非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力的意识形态之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借助于全世界对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不幸遭遇的同情而获益。
基于这一矛盾现实，西方左派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对现存的殖民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态度。当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曾经扶助过它的那些国家不断遭受攻击的时候，对犹太复国主义制度的支持也在整个帝国主义国家体系，包括阿拉伯国家体系中不断增强。可以看出，在整个勃列日涅夫“停滞阶段”，华沙组织成为巴解组织的主要支持者，而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全球改革时代，与以色列的长期共存则是其重要特征。相对来说，这种差别对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帮助，但也有助于以色列不断以典型的殖民方式扩张其主宰权——从占领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到对入侵黎巴嫩，最近又对巴勒斯坦起义实行残酷镇压。西方左派一方面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又接受犹太主义现状，来表达对这种矛盾态势的认同。某种程度上，犹太国家建立在殖民基础上，由此直接导致以色列政治体制的高度扭曲，这一事实如今甚至不再是左派话语的一部分。
本书认为，不管是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民族资产阶级后殖民国家的形式，还是以社会主义左派的革命战争及其后革命国家的形式，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是1970年代后期全球结构的关键因素。由于将反殖运动与实现政治根本转变的规划相结合的革命运动支配了最近的十年，西方左派错误地认为60年代的社会进步是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本身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版的三个世界理论畅行全球，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理论家而言）成为应对帝国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决定性答案。在毛主义产生了坚实共产主义运动的亚洲国家，尤为重视一种文化，即农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在西方左派看来，整个“第三世界”，及其所有成为反抗者的阶级，同时被理想化为他者性与真实性的场域。
到80年代，世界结构正经历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动。从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潮流中产生的后革命国家陷入生产力停滞的糟糕处境。那些曾经弥漫在各种新激进主义当中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今被动员起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当革命战争爆发时，甚至在反共左派内部，也很难为了追求真实而完全忽略这一事实：正是一个内部官僚化的社会独自提供着物质和外交的支持，使得那些战争才可能发生；不管怎样，正是在所谓的“停滞阶段”（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苏联的支持下爆发了大量革命，至少可以说，由于周边国家种族制度的结束，也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的斗争，从而激化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危机，而这些都有赖于苏联的武力支持。随着西方左派不再认可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后革命社会，这一记忆，以及它对亚非被压迫人民的意义都被压抑了，后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则大力助长这种有意的健忘症。留下来的记忆仅仅是失败、扭曲和官僚化，但曾经其中却蕴藏着今天已不再提及的团结。
在那些后殖民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被寄予希望产生奇迹。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不结盟运动和贸易上的南北对话，自身获得了极大巩固；另一方面，它又陷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断增长的依赖性、苛酷的专制统治、宗教的千禧年主义（religious millenarianism），以及政治和社会普遍分裂的局面——尽管这是拜帝国主义的支持、投资和庇护所赐。反殖目标已经实现，民族主义或者是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或者是带来灾难。伊朗革命也许是最后的大事件，给文化民族主义一次在西方左派杂志上大大露脸的机会，以至于文学理论本身都不得不站出来说话，防止美国媒体歪曲伊斯兰教，说霍梅尼把伊朗的左派都投进了监狱[29]。它把一个大的文学事件——对萨尔曼·拉什迪因在英美出版涉及离奇编造伊斯兰教的小说而进行的可怕审判——变成对霍梅尼的抗议，抗议他围困一个纯粹的文学知识分子，即便当同一个教权国家不仅审判，而且迫害甚至杀死无数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时候，这种文学知识分子也不曾遭遇麻烦。谁能取而代之呢？社会主义已经被宣告放弃了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的名义，民族主义就其总体而言也在顺此道而行。从西方文学理论的激进视角来看，这多重的空虚正被后结构主义所填补。
五
事实需要解释，而所有解释，不管如何糟糕，都建立在概念的构建基础上，我们姑且名之为“理论”。换句话说，理论在事实与解释之间不仅是一种合意的（desirable）也是一种必需的（necessary）关系。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直到1970年代中期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动力，这是一个事实；它在随后的年份里急剧衰落，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寻求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殖民社会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被席卷全球的帝国主义结构所同化的结果。整个20世纪，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平等的战争在全球多地爆发，而如今帝国主义赢得了胜利，成为这个世纪的最终存活物，这也是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是不可能对殖民地、帝国，及其文化生产的表象提出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就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及其规律产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系为其内在发展和争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可以解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我在本书第三章对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严厉批评也可视为一个小小例证。在该章的前两节里，我按照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来描述近期历史的轮廓，这种（非文学的）短暂绕行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以文学或其他的理论方式提出关于殖民地与帝国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如何理解物质存在的历史，正是这种物质存在使这些问题有了对象和密集度。换句话说，这种客观实在性使得我要讨论的文学理论的前提变得明晰起来，并且为我要论证的问题——第三世界文化民族主义和新近流行的后现代主义都对真实存在给岀错误理解——做了理论环境的准备。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会不同意我的部分解释，但理解的共识远比这种异议丰富。然而有一种理论立场，它把物质存在的历史性当做“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叙事”（progressivist modes-of-production narrative），把历史动因当做“起源的神话”，把（所有的）民族与国家当做一去不返的压迫，把阶级当做一种纯粹的话语结构，把政党当做根本上已被僵硬的主体立场所污染的集体主义幻觉而加以取消，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强权（repressive and bourgeois）立场，而名副其实的后结构主义都无法摆脱它[30]。这种理论立场束缚了我们去理解那些存在于我们时代中能被理论化的基本事实的条件。它把世界文本化，把读者、批评家、理论家当成这个文本世界享有特权的监护人。由于把阶级和民族都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摈弃，逻辑上导致一种非依附性伦理（an ethic of non-attachment）成为获得真实理解的必要条件，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尤其是浪漫主义的变种——便成为其主要的文化修辞。众所周知，后解构主义对理性认识的能力采取一种怀疑态度，“个体”由此只能以反讽的方式达到对世界的理解，而从抽象的认识论意义上说，因为摆脱这样的集体社会，必然只会留下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个体”作为经验和意义的场所——这其实也是被那些批评家/理论家们所坐实[31]。笔者想补充的是，此处讨论的与文学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反讽和非依附性问题，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既体现在批评家个人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他们所鼓吹的意识形态立场中，还体现在后现代“移民”状况和理论家的“旅行者”形象尤为突出的紧张方式中[32]。
今天如果有人去考察提出这些问题的文学理论，他也许会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作为我们时代某种决定性政治力量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不断变动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占据优势时，随后的反民族主义运动总体上则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面目下。不管那些奇思异想的后结构主义者多么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两大关键——政治上捍卫或反对民族主义，理论上的第三世界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其实互不关联，只是偶尔会一起出现。文学理论所缺乏的是概念的整体构建，使之能对自身实践以及所观照的世界进行系统化的历史分期，进而克服时段（moments）与对之解释的分离[33]。笔者以为，这是一条放弃马克思主义并创建一种不和谐的修辞学来反对历史主义的道路，这里的历史主义不是实证主义和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历史主义本身。在此，先锋的文学理论已经告别了以往那些至少有助于它抓住自身历史的思想方法。
简单说来，本书的出发点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能看到文学理论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在迅速而不断地放弃自我——先是转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后又转向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曾经致力于质疑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如今是在遮蔽（而非揭示）文学、文学理论与赋予其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只有将文学理论与这一时代的那些决定性力量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那些在文学理论的变迁框架中交替岀现且愈发全球化的现实，这种联系不是借助（through）后结构主义，而是将其本身视为问题，通过考察作为这一理论早期阶段的主导符码（master-code）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衰，与随着这一理论完全和后结构主义合谋后，从政治甚至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激进方式中摆脱出来的历史关联。在本书的主要部分，我将通过对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但又清晰揭示的方式，来阐明这—观点。
我们知道，在整个70年代，文学理论乐于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抵抗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但之后的80年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被视为暴虐的、强制性的认识体系而不断被抛弃。我在第一、二章里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一段时间里促成文化民族主义主导地位的因素，以及随后的年份里在文学理论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沧桑巨变，比如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到他后来的作品，从詹姆逊到一大群后起的批评家，如霍米·巴巴——当然，也需要追踪文学理论本身内部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不把通过颠覆所有起源的神话、总体性的叙事、历史主体的集体主义决定论乃至于作为历史叙事之关键场域的国家和政治经济而崛起的后结构主义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难于理解文化民族主义遭到离弃的准确过程。
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新起的主导位势赋予文学理论一种基本环境来颠覆民族主义，不是从以往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揭示20世纪的民族主义常常压抑性别与阶级问题，常常与各种蒙昧主义和民族复国主义立场合谋，而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毫不掩饰地颠覆一切关于起源、集体、历史发展的确定性言说。其结果自然是后结构主义这种成问题的批评方式不再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来区分针对特定历史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或倒退，也不是去考察在民族主义运行轨迹中进步与倒退因素如何（也是经常地）互相纠结的这一更为棘手的问题；他们颠覆的是民族主义本身，这种灾难预言家的方式，几乎与此前几年文化民族主义被宣布为对帝国主义的确切应答一样。
不必赘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尤其是在60年代——形成的某些倾向，也对后结构主义的崛起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说马尔库塞最终抛弃了阶级的范畴，将革命的动力置于本能欲望和审美领域，而阿多诺则在《道德底线论》（Minima Moralia）中表达了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同样的极端悲观主义主张——由于“匮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使得获得权力的“熔点集团”（fused group）要遭受官僚主义的腐蚀。就文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而论，其核心案例显然来自阿尔都塞，他的理论工作对大西洋两岸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结构主义的亲和力更是众所周知[34]。有意味的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同时是作为一种“无意识”、一种“（具有自身严密逻辑性的）表意系统”、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活的’关系”[35]，并且渗透在政治社会（国家）的各种“装置”（apparatuses）里[36]，使得它显然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所发明的“话语”概念——主要来自他离经叛道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具有一种同源性。两人都对人道主义深恶痛绝，尽管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历史角色，更为首要的是在参与共产主义政治实践问题上又互相冲突[37]。当然，还有一种在时间上互相毗邻的偶然事件，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陆展开的时间极为不同，但它到达英美学院派的时间实际上与后结构主义是重合的，即70年代中后期。不同流派的哲学之间的互相吸引，方便了文学理论家们借助阿尔都塞的路径大量接受后结构主义立场。
兴起于人类学和哲学领域的后结构主义，给文学理论带来深远影响。但是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前途也是由非殖民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实际命运所决定的——尽管一部分理论家意识不到这点。从1945至1975年，这段时间大致可以看成非殖民化的高潮期，这三十年的前半期，发生了中国革命、朝鲜战争和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非殖民化运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印度的独立，那些文学知识分子或置身于从二战灾难中逐渐恢复过来的英国，或处在战后最热衷于倒退的美国，对他们而言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法国，接连不断的印支和北非殖民战争震动着它，成为继纳粹占领后的热点事件，这一切分化着知识分子，发生在萨特与加缪之间的众人皆知的冲突成为这一广泛分化的表现。
英美学院派的激进运动来自非殖民化运动的第二阶段——简单地说是由古巴革命（1958—1959）、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62年）和肯尼迪政府期间发生的美军介入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带来的。当然，越南战争是整个第二阶段的核心事件，但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面貌：一是主要发生在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另一个是大多数亚非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兴主权国家的巩固。在这些国家里，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给新起的统治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而这一基本差异，即那些处在围困中的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其他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巩固，常常会被英美学院派的意识形态异见者抹掉，当然，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小团体除外。在反战运动阶段，社会的主导情绪是反殖民主义，包括主要组织者在内（教会与和平团体的角色常常被左派低估）的大多数社会动员，代表着本质上属于体面的自由主义者的政治传统，而这一传统随着野蛮杀戮的规模和美国人的死亡数字被弄得痛苦不堪。这种反战情绪要求的是民族自决权，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占主流的该阶段，文化民族主义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特有形式，被宣布为进步文化的决定性意识形态。
这种倾向被那些与新独立非洲国家中的新兴团体立场坚定一致的非洲裔美国激进知识分子大大强化了，也被那些来自亚非拉的学生大大强化了。后者面对着英美学院派中不同类型的种族主义，通过坚持那些在自己国家占主导地位、却在西方正统社会毫无名分的建构社会的文学资源和文化实践来抵制这种压力。这是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意识形态抵抗，但在白人占主流的西方学院派的超级权力面前，它却必不可少，因为学生得以自主地表达自己民族和新独立国家的文化[38]。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又能分享民族解放战争的荣耀，进而通过对民族主义的普遍限定而获益。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那些具体领导人如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Nkrumah）、苏加诺（Sukarno）、尼雷尔（Ny-erere）、肯亚塔（Kenyatta）等等声音的表达，他们领导着反殖民的团结运动。近年来，随着后殖民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停滞，也随着对这种停滞的认识与文学理论中后结构主义的崛起表现出实践上的一致，文化民族主义本身正处在一个作为幻象、神话和总体性叙事而被抛弃的过程中。
从无条件的颂扬到蔑视，对民族主义问题这一整体的态度转变也是激进理论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总是被自觉地用来反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并且一以贯之地依靠“三个世界理论”的民族主义版本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见结果，在于今天人们更多从民族、国家和种族，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认识殖民地与帝国世界的意义；更多从富国与穷国、西方与非西方的统治与占领的关系，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体系中来思考帝国主义。“文化”是最为神秘的集体存在物或“话语”，但它主要体现为书籍和电影。不管人们是否嘴上愿意承认，总是不可避免地相信观念，而非包含着文化实例的生活的客观条件，在左右着人以及民族的命运。所有希望都有条件地依附于非殖民化运动的意识形态。随着殖民关系的破裂，新兴的独立国家希望能借助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斗争，而不考虑什么样的阶级如今拥有权力，也不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所存在的根本缺陷，甚至以之来保护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免遭发达资本主义的无数压力，只要冲突在帝国主义结构内部即是说以资本主义方式发生。当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从后现代先锋派那里所吸收的对严谨的马克思主义的敌意，使得这种文学理论不可能对先前迷恋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产生理性的、历史化的自我批评。相反，至少在某些版本内，当某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分离出来的元素（不包括女性主义）在后结构主义的一些从属成分中起作用时，后结构主义本身是作为民族主义的确切答案而岀现的。由此我们可以把握一个由各种成分组成的相互关联的图景：一种在拒斥其自身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时产生的激进的文学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在作为这一激进主义之客体的“第三世界”理论中所经历的兴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挑战及其在198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胜利；后结构主义在理论领域的崛起。而文学理论近年来所展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衰，由此与其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1] Gerald Graff, ‘Why Theory’, in Lennard J. Davis and M. Bella Maribella, eds. Left Politics and the Literary Profess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阿尔都塞的立场对英国文化批评和文学理论中的最初影响来自诸如Screen杂志（创办于1971年），并通过Stephen Heath和Colin MacCabe等作家介绍过去。Heath曾著文'the encounter of Marxism with psychoanalysis on the terrain of semiotics'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 p.20l)，准确地总结了这种影响的结合。MacCabe的著述，从发表在Screen上的一些文章到影响广泛的著作James Joyce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 (London: Macmillan, 1978)，首先揭示了电影理论和文学理论之间关键性的关联，继而揭示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在羽翼丰满的后结构主义场域中的残余印迹。当然，特里·伊格尔顿的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New Left Books, 1976)在英国文学研究里第一次全面体现了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虽然他的主要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主义联系更紧，后者是一种至少与阿尔都塞不那么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伊格尔顿本人说，到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出版时，他接受福柯的影响比阿尔都塞多。简言之，阿尔都塞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正面作用在于它有助于从反理论氛围和一种成为英国共产党之标志的非常松散的左翼民粹主义以及其他受其影响的潮流角度，重新激发许多讨论；而其坏的影响，在于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容易成为一种非常神秘的、理论的和反历史的借口——这可以从诸如Hirsi和Hindess的著作中看出。后一种研究实际上没有从阿尔都塞那里接受任何在关键场合时表现出的政治热情（而这正界定了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干预），而一味沉溺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抽象当中。佩里·安德森写作Arguments within Brit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 Verso, 1980)，很大程度上是对E.P.汤普森在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ly Review Press, 1978)—书中对阿尔都塞的过分不满和冗长指责的回应，对阿尔都塞给予了一种辩护的同情式解读，表达认同以及有争议性的保留，但该书过于专注汤普森，以至于无论是对阿尔都塞还是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最终都未能作出真实的解读。毋庸赘言，这些作家——不管是MacCabe还是伊格尔顿、Hindess和Hirst，很遗憾，甚至包括安德森——都不曾对殖民和帝国问题表达岀值得重视的兴趣，除了偶尔以爱尔兰为例。亦可参见Michael Sprinker在十年后的著作Imaginary Relations (London: Verso, 1987)，相比伊格尔顿，该书对美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阿尔都塞立场进行了更为持久而充满生气的交锋。
[3]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first Verso reprint 1979)。具体见该书第4章“Thematic Innovations”。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920年代晚期，一些苏联批评家用来讽刺科尔什（Korsch）、卢卡契等人。因此，梅洛-庞蒂在其著作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original French publication 1955)的第二章，反讽性地采用了这一术语，表达对卢卡契某些主张的认同，并对萨特的“激进布尔什维主义”（ultrabolshevism）进行攻击。
[4] 关于这些问题，尤其是美英发展中的差异在第一章会以一定篇幅讨论。美国学界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本国劳工运动之间缺乏有生命力的联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例如，哈里·布鲁门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深远的重构可以说遍及整个世纪，但更有战后美国资本的特征，而这根本不曾作为材料或问题服务于美国文学理论。
[5] 我并不是指从最终决定性角度在意识形态总体及文化生产领域为这种变化进行分期，这种研究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鲜有表现。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做的后现代主义考察，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杰作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是这种研究的卓越范例。但是，这些研究都不曾在生产环境和处于特定阶级与体制网络中的主体的场域下考察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比如在讨论殖民地与帝国问题时所涉及的文学理论的决定性。当然，哈维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当他标记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当他在积累制度中对这种变化进行分期时，晚期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被处理成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单独构成的不同结构，而不是作为一个全球生产和文化关联的等级化结构体系，实际上，这一体系在全球范围下成为一个复杂难解的矛盾统一体。
[6] 当然，我是从佩里·安德森那里借来“语言的过度性”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短语。
[7] 在Subaltern Studies V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的推介语中拉纳吉特·古哈被描述为一位“大师”（guru）根据他的说法，殖民地国家具有由两个“共存的”“领域”（“精英”与“底层”）所决定的特征，这两个领域在结构上形成“统治”关系。前者包括所有殖民官员，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精英”、共产主义干部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后者的“领域”据说是“自治的”，并且可追溯到前殖民社会，包括所有“精英”之外的部分。其最初表述参见'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in Subaltern Studies 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8. 在该文中，古哈试图界定这些术语，他试图将一种部分来自葛兰西、部分来自美国社会学的语言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调和在一起，他把这些东西加以熔铸，进而放入在一个杂交的、很大程度上是依附性的后结构主义学说中，这种扭曲是很明显的。更详细因此也存在更多复杂问题的表述参见’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by the same author in vol. VI, cited above)。
[8] “文化”、“民族主义”和“传统”这些概念出现在英美文学理论中产生了很多混乱，所造成的后果会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予以详述，在印度的内部论争中，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倒置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写作中看到：不仅出现在许多印度右翼地方自治主义者的言述中，也不仅出现在诸如Ashish Nandy这样的新甘地主义者笔下，而且也出现在很多“底层”写作中。帕莎·査特吉对作为一个“现代化者”的尼赫鲁公开表示厌恶，相反，他不仅特权化地利用了某种版本的甘地主义，甚至越过尼赫鲁利用Bankim Chattopadhyay的思想，也充满了这种倒置逻辑，这可以从他的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 这句话所谈到的重点很容易从许多材料中证明，从胡志明与黎笋到Amilcar Cabral，从毛泽东到殖民期间印度共产覚的各种文化组织和阵线的许多文件，更不用说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这些巨大而又各异的理论构成揭示出从概念、阐述到实践的非常不平坦的过程。
[10] 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理论上把民族与国家解释为权力结构，但是有两个根本差异。马克思主义对这些结构的反对，不在于“个人”——这是资产阶级认识论抽象出来的普遍化概念——而在于阶级革命与普遍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阶级关系本身是通过民族—国家的等级化来构成的，所以，反帝革命就要经历民族解放和革命国家的建设/防御的历史阶段。普遍解放作为“个人”自由（它不是资产阶级自我形象的抽象构想，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类存在相关联）的唯一保证，无疑以打碎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为先决条件，一如它以征服贫穷为先决条件。
[1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pp.153-6.
[12] 近期紧随后结构主义在1980年代法国兴起的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相关分析可参见George Ross,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Case of France’,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0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91), pp.201-27. 对于其早期潮流的简要总结，参见Peter Dews, ‘The “New Philosophers” and the End of Leftlism’, in Roy Edgley and Richard Osborne, Radical Philosophy Reader (London: Verso, 1985).
[13] 米歇尔·福柯，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1971)；(translation of Les Morts et les choses, Paris 1966). 具体参见pp.260-62，马克思被以如下奇待方式摒弃：
……在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马克思的革命承诺之间进行取舍可能无关紧要……在西方知识的最深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断裂；作为一种对一个（它自身的）时代的充分、确切、令人舒适且毫无疑问是満意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毫不费力地在欢欣接纳它的认识论排列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
欧洲资产阶级如何满意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又是如何欢欣地接纳它，这事关历史记录！在“1968事件”之后，福柯的表述显得甚为极端，它融汇了诸如Bernard-Henri Levy和其他“新哲学家”的观点。可参见他与Revoltes Logiques集体所做的名为“权力与战略”的访谈，Meaghan Morris and Paul Patton, eds, Michel Foucault: Power, Truth, Strategy (Sydney: Feral Publications, 1979)。
[14] 在最近的印度学研究中，Nicholas Dirks的The Hollow Crown: Ethnohistory of an Indian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最有代表性。该书甚至在目录开始就引用福柯来作为一种方法论表述（不是“一种权力的理论”，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分析”)。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引用的马克思这段话再次出现在Dirks著作导论的第一页，而下一页又引用了萨义德，来论证这样一个权威观点：所有关于印度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概念都源自马克思、韦伯、杜蒙（Dumont）以及其他人共有的“东方主义”。Ronald Inden——他显然是Dirks的资深同事，也许还是他在芝加哥的论文导师——也在整本书中被大量引用。在Inden的近著Imaging India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0)中，他不曾引用Dirks，但他不仅在书中第37—38页直接表达与萨义德的亲近，甚至在导论的第二句写道：“我批评的具体对象是‘东方话语’中的印度学分支……”而福柯又在第2页中被引用。印度内部出现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和中世纪印度的历史编纂学被删减为两页多（第154—156页）。对Inden著作的延伸评论参见我的‘Between Orientalism and Historicism: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of India’, Studies in History, vol.7, no.1 (New Delhi 1991)。
[15] 又称“康乃馨革命”，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次左派军事政变。它终止了萨拉查统治下的20世纪西欧为期最长的独裁政权，引发两年骚乱的“过渡时期”，并最终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此后葡萄牙政府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导致世界各葡属殖民地纷纷脱离葡国统治而独立。与普通暴力革命相对比，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者釆用和平方式来达成目标，而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来实现政权更迭。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枪中子弹，“康乃馨革命”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译者注
[16] 关于外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危机的长篇论著中，可参见Alain Lipietz,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1987) 以及Arthur MacEwan与William Tabb所编I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第三部分。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恶化，以至于在Lipietz看来，印度曾经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因为它在保持相对于GDP和出口的投资增长比例和相当低的债务偿还率方面做得最成功，而不出五年，印度却面临着比墨西哥和巴西更严重的危机。
[17] 22. Michael Huston不甚岀名的著作Super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72），提出这一主题：列宁在理论上概括的殖民全盛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经过二战之后已经结束，帝国主义如今是联合起来压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该书虽然写于美国霸权正当之时，而且正是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tion）成立之时，读来依然令人恐怖。
[18] 当然，尤其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始于一战结束后，其时，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起义被轻易击退，由内战和联合干预导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危机促成了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内部的兴起，西欧社会民主党被并入发达资本主义结构体内部。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1945年以后的这段时期。
[19] 例如，苏联为了与北约的战争机器保持均势，进行了40年难以维持的军备竞争，这一显见的事实究竟给苏联社会和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要想计算出其程度和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对扩大全球进步国家和运动的自治范围起了矛盾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平衡，古巴革命制度的存在和越南通过革命战争而获得的生存能力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也成为苏联内部产生技术官僚政府的必要条件。
[20] 在关于苏联式“后革命"社会本质的著名的贝特尔海姆—斯威齐论战（Bettleheim-Sweezy exchange）中，我大体同意斯威齐的观点。但贝特尔海姆指出并证明：许多下级布尔什维克革命先驱，尤其是地位低于高层领袖的人士，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干预结束时已经损失殆尽，其时列宁还活着，因此在苏联政府部门从事日常工作的公务人员有90%出身于沙俄帝制时代。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斯威齐观点的否定。这些代价在著名的“共产主义失败论”中几乎没有被计算。见Charles Bettle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 1917—192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21] E. P. Thompson, ‘The End of Cold War’, New Left Review, no.182, July-August 1990.
[22] 在戈尔巴乔夫全球改革的最初几年，西方对苏联经济的分析通常沿着两种方向同时展开：一种认为它已经停滞并即将垮台，另一种证明其巨大的工业力量对西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们最先以一种令人震惊的、自然会出现的预言将第一种观点落到实处。在一些更为清醒的分析家中间，苏联的不同政见者佐罗斯·梅德维德夫（Zhores Medvedev）和西方经济学家阿列克·诺夫（Alec Nove）对苏联体制的深刻批评值得参考。在1979年对勃日列涅夫统治的评价中，梅德维德夫强调，在此前的15年里，农业生产提高了70%，工业生产翻了一番，而同期人口基本维持稳定；在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领域，苏联据说仅落后美国两三年——这个差距非常小。几个月后，诺夫总结道：
灾谁并没有到来，这个体系也不曾混乱，计划和生产的质量并没有下降，实际上还在不断提高……虽然接下来的几年增长保持在每年3%的适度水平（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预测），但与西方经济相比也有优势。
见Zhores Medvedev, ‘Russia under Brezhnev’, New Left Review no.117, September-October 1979；以及Alec Nove, ‘Soviet Economic Prospects’, New Left Review, no.119, January-February 198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经济顾问把整个时代宣布为“停滞时期”，并且说混乱将处于主导地位。
[23] Solzhenitsyn的一项严肃的研究显示，始于左翼人士反斯大林主义的事业，在不断赢得显赫声誉和影响的道路上，是如何最终转向赞美沙俄历史、东正教和大俄罗斯种族主义的最为保守的观念。在这条光谱的另一端（后现代主义时代），米兰·昆德拉的“植根于罗马基督教的欧洲”视野既没有为无数定居于欧洲的非欧洲人，也没有为更多致力于摆脱欧洲统治的欧洲人留下多少空间。
[24] 一种为他人的胜利而喜气洋洋的间接体验是许多诸如美国民主社会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这样的小团体的典型反应，即便从德国统一中得到加强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科尔的基督教民主党。
[25] 在1990年2月举办的赫伯特·里德讲座（Herbert Reade Lecture）上，萨尔曼·拉什迪以他典型的、把“文学”当做人类事务之核心的夸张意识，雄辩滔滔地表达了要做阐释自由资本主义的帮手的愿望：
似乎有可能……我们或许正奔向一个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世界……在此情形下，自由资本主义或曰民主或曰自由世界需要小说家最严谨的关注……“我们的对手也是我们的帮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如是说。如果民主不再有共产主义来以对抗的方式帮助它阐释自己的整法，那么也许它就不得不让文学来成为一个替代的对手。（参见Alex Callinicos, The Revenge of History, p.11）
[26] 例如，Sumit Sarkar, ‘Popular Movements and National Leadership 1945―47’, A Critique of Colonial India（Calcutta: Papyrus, 1985）讨论了在国大党所控制的其他地方，印度所出现的这种鲜为人知的加速。
[27] 拉美的非殖民化运动出现要早得多，它不比美国晚多少。比起亚非，拉美很早就陷入全面的殖民化当中，并且很早就与资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因此给这一大陆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来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极为不同的特征和角色。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但常常被第三世界主义视角所忽略。
[28] 在这一复杂路径中，阿尔及利亚的情况非常特殊。运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疑很强大，而且在后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其国家性质的主导角色（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常常误导性地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显然合法地处于解决所遗留的殖民性质的问题过程中。但是，关键的事实是非殖民化运动造成以军官和民族解放阵线（FLN）的领袖为外部基础的权力核心，而FLN又成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法侬研究中的巨大暧昧之处在于，它反映了这种结合的建构阶段，同时其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的某些部分似乎预言了这一结局，而这一点被许多文化民族主义和殖民话语分析理论的支持者所掩盖。
[29] 参见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1981)。
[30] 与这一后结构主义哲学立场论战的困难之处在于（尤其是当它出现在英美文学理论中之时），它仅仅是为了在这种论战中达到漫画性的先发制人的目的，总是提出新奇性的夸张主张，并且有一种删减前人哲学立场的习性。例如，针对把马克思主义讽刺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叙事”，马克思本人对进步的实证主义观念的批评从他最早的写作中就开始了，而且这种批评从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笔记到他生命结束，贯穿始终。这种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延伸到许多地方，包括卢卡契的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1;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23)，梅洛-庞蒂曾在其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中赞誉道：
他说，进步的观念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将针对其无限的背景的矛盾删减到最小值，并且假定能够依靠自身解决。从历史意义上说，进步把事物的开始与终结消解为一个自然的过程……(p.35)
[31] 对于萨义德所赞扬的他称为“叙事历史的逐渐消失”和他强调作为可取的历史编纂方式的反讽（“叙述被反讽所取代”），参见其论文 ‘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对此我会在第五章以一定篇幅讨论。
[32] 关于作为“旅行”的“理论”实践，具体参见James Clifford and Vivek Dhareshwar, eds, Traveling Theories, Traveling Theorists, Inscription 5, an occasional volume brought out by the Group for the Critical Study of Colonial Discourse and the Center for Culture Studies, Oake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1989。
[33] 在此问题上，詹姆逊是个例外，他确实做过一定的努力，最为明显地体现在“Periodizing the 60s”（一篇写于1984年的论文提纲，重刊于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Volume Two: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一文中，他还在很多地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做了不太详细的讨论。在他这里，历史分期是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历史化的基础，这一意识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语境：那些提出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常常尽可能地提出主张，却很少考虑具体的时期和多样化的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詹姆逊如此专注于建立“60年代”的断裂性（他很合理地论证，这种断裂性始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古巴革命，终结于70年代早期），以至于人们既不能得出一种此前此后的意识（该书说，文章写于1984年，而且“60年代”继承了自二战以来经历巨变的世界），也不能得出一种他列举的要素如何在1984年导致帝国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意识。总体上的第三世界主义，以及以一种奇怪的古雅和无条理的后现代主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比如“晚期资本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时刻，存在于经典资本主义之中的残余本性——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被充分地消除了”，第207页）又被收入一篇两年后出版的论文之中，对此我会在第三章予以讨论。
[34] 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是个特殊的乃至有强烈感染力的个案。他终身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相信工人阶级始终处于创造历史的中心，同时也倡导既无主体又无目的的“作为人类本质过程的历史”理念。他那篇细致入微的论文《矛盾与多元决定》（‘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For Mark: New Left Books, 1977）以反对当代各种激进思潮，主张经济的最终决定论而闻名，但他更有影响的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ical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为国家画出了如此巨大的空间，以至于在作为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场所的国家与非国家之间很难做出任何方法上的区别。在法国，他的哲学立场是他对共产党政策的介入方式，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成为对党内的斯大林主义传统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在英国的主要批评者E. P. 汤普森，又指责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他的一些主要崇拜者，其中有多年追随的Hirst和Hindess，详细考察了阿尔都塞政治介入的责任，但却接纳了其僵硬的、结构主义和反历史的最糟糕一面。如果说阿尔都塞的研究最初进入英美论争中还大大推动其理论的严密性的话，那么“理论实践”在英国（以及之后的美国）的大多数运用中就成为那种最糟糕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院职业化的借口了。
[35] 参见Section IV, ‘Marxism and Humanism’ in Althusser, For Mark，这一部分包含了一段关于“在一个阶级已经消亡的社会里”意识形态的角色的非常独特的一段话：
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历史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的过程，并且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同样如此，那么人类必须不断地被改造，以使自己适应这种条件：如果这种“适应”不能处于自发状态，而必须始终有人来负责、支配和管理，那么这种表达出来的要求就处于意识形态之中······(p.235)
换句话说，支配与管理是永无止境的，即使在无阶级社会；人类不能“处于自发状态”，也不能生活在知识关系中（这种知识只能通过理论实践产生，否则无法存在）。人类这种永远处于意识形态的囚禁状态，便神秘地导向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概念。
[36]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37] 此处不去深究“人道主义”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它涉及认识论和实践（如政治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差别。马克思完全打破了那种从关乎“个体的”人道主义认识论到经验与知识场域，而且马克思在论述意识形态和意识时——关于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关于（由此导致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所有知识的社会决定性——从没有与资产阶级的“个体”概念互相调和。正是在这种（无作者但由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的构成性和（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斗争的）类存在的道德生活的关系中，马克思找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
[38] 对于非具体的第三人称单数的性别说明，在英语中很不幸有一种强制性。在本书中我试图用“另一种”性别说明，she和her等等。这种方式同样也不令人满意，而且有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带来的不必要挑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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