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阶级的语言，移民的意识形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二章阶级的语言，移民的意识形态

　　与前一章总结的文学理论的命运起伏一样，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生产结构本身也经历了一些根本变化，特别是在英语和法语文学当中，当然也包括其他欧洲语言的文学。主要表现为一批反经典的第三世界文学的集体登场。
　　这一时代的特征之一是，随着去殖民化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专业人士的增长，最初是用包括从英语到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写作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在这些国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极大的增加。印度如今是英语文学读物生产和传播的最大市场之一，并以产生了几位著名的英语小说家而自豪。海涅曼（Heinemann）出版公司拥有一份庞大的作家和作品名单，涵盖从非洲到加勒比的广大地区。其中有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他只用英语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公正地说，这些作家来自全球，像拉什迪和戈什^[1]，阿马哈^[2]和阿契贝^[3]，拉明^[4]和哈里斯^[5]，更不用说还有数十位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非的作家已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英语小说地形图。诗歌界的情形则不一样，来自法语地区的作家不曾对巴黎的文学态势产生相同程度的根本改变，尽管在法语电影和小说里，非洲越来越成为主角，而且北非地区对目前法语小说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这种前殖民地国家作家运用西方主流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巨大增长的态势，与跨洲际的高度差异化的民族处境密切相关。在接下来的这一章，我以印度文学研究的英语语境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但在进入此话题之前还应该有个一般考察。

一

　　殖民地时期，宗主国语言是资产阶级国家实现集中化的主要文化和交流的工具，例如英语在印度。这一工具在管理、教育和传媒等主导系统中继续运用，成为联系印度这一资产阶级国家殖民与后殖民阶段文化的一项影响深远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指标。英语在后一阶段繁荣了而不是衰落了，这一事实表明国家通过管理、就业、商业、学校教育、媒体传播等多种手段，更为全面深入地进入市民社会，成为主要的雇佣者和教育者，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和电子媒体的管理者。英语文学的突出地位就是这个多层次的巨大构架的反应。殖民期间，英语的主要文化要求并不体现在文学上，而是体现为在印度这样一个如此分散、多样、在语言和种族上有如马赛克般镶拼在一起的国家，需要有一种中心化的语言来维持民族国家的统一体。“民族”（nation）在概念上是与管理需求同义的，而且事实上也与国家（state）同义。在非殖民化运动之后，我们既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印度文明的复杂性不能仅仅从欧洲资产阶级那里继承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的中央集权的必要性角度来思考和实施，又无法从根本上重新组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或者发明更为多样化的统一体形式来匹配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早期那些与英语这一核心问题相关的管理与职业的符号学（semiotics），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自身的再生产。英语作为印度一种统一力量的主张并没有消失，反而扩大了。英语在印度，以及宗主国语言在亚洲和非洲所有前殖民地国家用途的扩大，进一步与这些国家资产阶级也包括中产阶层，尤其是处于职业阶层和国家机构中的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巩固增长、自信的加强、闲暇的增加、教养的提高相关。在二战后所有独立的亚非国家中，印度拥有数量最多的职业小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一个确定而巩固的社会群体，其受教育程度足以适应英语文化的要求，希望能有自己的英语读物作家、出版社和完备的国内市场。
　　这里不打算对这一复杂态势作出评论，但是印度所有的大城市都形成了一个以英语为基础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他们来说，只有英语文学才是国家的文学；其他语种都是地区性的，因而也是少数群体的、不值得保存的，以至于英语被想象为不同于任何一种印度语言，而成为用于民族整合和表现资产阶级文明的语言。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越来越多用英语写作的著名作家选择在国内定居，这和诸如加勒比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无疑有助于巩固他们为国内外读者而表达——实际上是坐实（embody）——印度民族经验的要求，而英语这一共享的媒介能够强化以印度国内为基础的作家和移居宗主国的作家之间的联系，强化西方对这种联系的感受。比如在第三世界文学的全球范畴中，安妮塔·德赛^[6]和芭拉蒂·穆克吉^[7]就同时获得两副面孔。事实上，印度比任何前殖民地国家的自由程度都要大，这自然使得作家能充分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消除了导致许多作家被迫政治逃亡的环境。
　　不断巩固与扩大的后殖民状态当然不是在一种非历史的真空环境中产生。在殖民期间，整个印度的“民族”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中上层种姓，以及与（殖民）国家机构关系最密切的职业和行业：法律、商业、英语刊物、大学。殖民期间，知识分子就已经分成了使用英语、承担“国家”功能和使用本土语言、承担地方功能的两个阵营，有时候他们可以是同一拨人，但处于不同的场域。无论是印度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或印度共产党，也无论是在新闻或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殖民管理，以及私有的金融、工商业领域，这种状况都一样存在。这一根本的分离还以各种变形的方式进入了个人生活，甚至是出现在著名的领导人之间。从罗姆默罕^[8]到甘地，从拉杰戈帕尔·阿查亚^[9]到莫拉那·默罕默德·阿里^[10]，形成了强大的双语传统，并且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交流。尼赫鲁能讲很好的乌尔都语和印度语，但只能用英语写作；真纳^[11]除了英语，不能运用其他语言；阿萨德^[12]是一位渊博的阿拉伯语文学和波斯学的学者，粗通英语，却是20世纪的乌尔都语大师。这种传统至今依然保留，但针对目前的状况又有所变化。“民族”知识分子如今深深地扎根于英语之中，甚于任何地方语言^[13]。借助于电子媒体和大众文化，印地语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当然，在北方的势力更明显，但通过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在南方也很有影响）。如今用双语写作的现象在下降，而英语越来越成为小说写作熟练使用的主要语言。后殖民阶段的这些变化进一步扩大了将英语作品作为印度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来对待的趋势，这种现象尤其出现在生活于宗主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大一部分印度国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这种观念上跨洲际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联盟，如今已经很牢固了。
　　有关英语在印度的角色，引发出广泛而复杂的争论，这种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但要讲清楚却不容易，人们也不可能轻易捋清那些尚未定型的想法。不管怎样，争论的目的既不是要揭示英语在印度的非历史的时髦角色，也不是要推动讨论沿着其固有的方向进行下去。今天，英语已成为殖民历史嵌入我们内部的一块源生性基础，要想放弃它，其难度甚至大过人们基于同样理由来放弃铁路。有证据表明，甚至连梵语一开始也是一种外来语，它随着如今居住在恒河平原的大多数人的祖先源源不断的迁入而逐渐形成。历史不可能通过回归到几个世纪前的殖民入侵之前，或早于所谓“雅利安”部落入侵的穆斯林进入之前的某种想象性原点来进行修正。种种习语、工具在不断印度化的过程中，已深深地打上了印度文明的精神特质，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特质的话。英语如今仅仅是印度的诸种语言之一，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可能将它驱逐，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将它吸收进我们的社会机体，以及在全面建构阶级和社会权益的过程中，这种语言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广泛的社会进程中，某种语言通过在政府管理、在那些更有权力的所谓“民族”媒体、在教育和研究的高等机构、在分别针对有产者和工人阶级的不同权益、在它为就业带来的更大机会以及由此带给那些能自如掌握这种语言的人们更大的声望等诸多方面的使用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权。一旦这些进程随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职业人士的充分融入而完全实现，那么对这些融入其中的人士而言，至少两件关于“文学”的事情就不言自明地显露出来。首先，如果一个“民族”文学的档案库能建立起来，那么它只能以这种语言形成。其次，就涉及“民族”文学的个人作品来说，只有那些使用了这种语言的文本才称得上具有代表性，而其他都是“地方性”的，而一部“地方性”小说只有作为被代表的对象才能成为这一“民族文学”档案库的一部分。在这个被指认为“民族文学”建设的适当语言里，不管是否经官方宣布，它们要么是被完全翻译过来，要么通过某些额外的摘要或评论而存在。
　　我们还可以补充，如果这些进程的必要性对那些参与这种结构再生产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结构照顾了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打开了特权。这些利益当然存在，但这种自明性的物质基础并不起源于文学领域，而是源于那些更大的政治的、非文学的过程，正是这些首先构成了这一文学场，社会的主流语言，就像主流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语言。英语文学文本在“民族”媒体和档案中的特权,更不用说在都市大学和文学机构中的特权无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除非那些远离文学研究本身的场域发生了大变化。

二

　　产生于前殖民地国家、但更直接地产生于从欧洲所输入语言的文学，为西方宗主国大学提供了解释“第三世界文学”建构的书面材料，但这并非唯一的收获，因为非殖民化之后的阶段同样也经历了大量本土语言的文学传统的扩大和巩固。总的说来，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本土语言作家历史上都出自小资产阶级职业人士或传统的小土地所有者下层，尽管不同地区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如今这一现象也在改变，政府的扶助系统同样也吸引了许多出身相当富裕的本土语言作家。只要看看独立以来印地语文学以及印地语自身借助诸如电子媒体所获得的发展，就能理解我所说的。但西方的文学理论家们对这类文学几无知晓，因为这些饱学之士一般只懂西方语言，很少会费神去学习亚洲或非洲的语言。当然，也有部分这类文学被西方所了解，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通过西方生产的关于所谓“第三世界”的知识，这一文学档案中的大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在由西方人员占据和控制的都市研究机构内部形成。非西方人士也是被这些机构所雇佣，这种现象在后殖民时代越来越普遍，而且他们仅处于从属地位。无数学术研究和各种类型的写作，从重建古典语文的研究到传教士或行政人员的通俗报告，从区域研究项目，乃至人文学科的核心领域到由基金会和私人出版企业资助的翻译项目，将这份档案传播开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分类。这份档案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机制，即西方学者与本地合作者之间体制化的互惠共生，它无疑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在西方的当代文学理论家与本地的译者和评论家之间制定，前者大多不懂非西方语言，而后者一般会懂一两种。
　　由于特定的文学翻译机制的不断发展，这份古老的、涵盖多个学科的大杂炫似的文学档案如今变得庞大无比，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翻译机制不像宗主国内部是为了文本的交流而变得高度发达，它仅仅是出于自身的原因才显得重要。除了一些私人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愿意根据其意愿或在有资助项目的前提下出版，还有一些政府机构，比如印度的Sahitya Akademi奖，以及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然还有美国的“慈善”基金，比如洛克菲勒亚洲社会基金（the Rockefeller-funded Asia Society），有大量这类出版项目。附着在这些翻译之上的是一些批评文章或其他相关文字，一般由本地作者所写，他们阅读地方语言写成的文学，但写作时则用某种西方语言。这些文章有一部分能被西方了解，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学文本产生了一定的看法和影响，但这些文本往往也有权威的本土合作者。当然，像南美文学和一部分加勒比文学可以直接通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这些欧洲语言被西方批评界所了解。对于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翻译过来的所谓第三世界文学来说，其全部的词汇、风格和语言感觉都可以在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中找到。有些北美或欧洲的理论家可以直接阅读，或者假使他们不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由于这些源语言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也能毫不费力地加以讨论。实际上，他们正是借助拉美文学样本来习惯性地解读亚非文学，以获得一种同质化的“第三世界文学”。
　　换句话说，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巨大的文学档案库建立起来了，西方大学得以考察、解释、归纳、分类和判断其价值，成为安排教学和划分经典的依据。这个急剧膨胀的文学档案库产生于前殖民地国家，然而却是用西方语言写作或是翻译的，在此层面上，才会发生诸如一位海地小说家和一位印度小说家之间的直接对话，而某种被称作“第三世界文学”的东西按照其自身的归纳和分类原则随之从相邻的档案库中浮现出来。这种运作的讽刺性在于它建立在西方语言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却在反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控制。
　　上文中我也提到没有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本土语言的文学同样有很大发展，不管它们是否以印刷形式出现。这些文学不属于任何一个被整合的档案库，实际上很多根本就没有归档。这些文学很难建档，只是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存在于地方，它们并不产生于后殖民主义，或东西方双重对立的语境下，而是产生于某种更古老、更地方化、更持续、更斑驳冗长，当然也更复杂更有内在感觉的历史，很难将它们纳入一个有固有分类系统的单一的“第三世界文学”档案库中。我这里所讲的是那些口语化或行为性的类型，它们产生于那些远离大城市的山乡僻壤，是一些完全独立于印刷和翻译体系之外的言语复合体。我并不清楚那种经过专业化的归类、细分、传播、储存以及保管和造册的技术管理手段的“第三世界文学”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些文学产品。

三

　　所有的档案库，不管多么庞大，都无法自行收集那些刚出现的重要而有力的材料。近两个世纪以来，宗主国对来自亚非的文本进行收集、翻译和注释工作越来越快，由此产生了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但它并非针对“第三世界文学”这一范畴，而是一个新标签，揭示出如今遍及这些国家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来自不同的前殖民国家的人们第一次在宗主国组织起大规模的种族社群，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历史性地提出各种适应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及其教育、就业、消费、社会评价和职业提高模式的新要求。
　　非欧裔的少数族群的历史角色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反转，尤其是在美国，当然非洲人在这里已有久远的历史——如果从最早的奴隶贸易和美洲殖民算起的话。即使是这一最大最古老的少数族群，也曾受困于先前的奴隶制条件下形成的种族结构，以至于直到内战时期才产生出一个最为初级和穷困的中产阶级^[14]，1920年代哈莱姆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ce）的成绩和局限造成了黑人职业阶层既有所发展又受到限制，团结姗姗来迟。但是即使我们扣除少部分在种族灭绝的殖民化过程中遭受屠杀的本土人口，其他一些少数族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依旧在形成。在将墨西哥的一部分并吞为南方领土之后，美国获得了一个日益膨胀的拉丁裔劳动人口，通过向波多黎各、目前又扩展到整个中美洲（包括墨西哥的大部分）的殖民，美国把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流动的劳动力来源。在开拓加利福尼亚，并且进一步扩张至诸如菲律宾，在横跨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获得立足点之后，又出现了来自东亚的移民潮。这些劳动力去建大桥、挖隧道、修铁路，或者去采矿，甚至去采摘、种菜或收垃圾。这一将殖民化的移民潮纳入进来的剥削结构成为美国作为自由与机遇国度神话的致命软肋。换句话说，自从黑人奴隶制开始，美国的人口结构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模式，直到二战之后，有色人种构成其劳工阶级和失业大军的主体。
　　战后美国的人口开始出现显著变化，生育高峰一直延续到肯尼迪政府时期，确保了其“新拓疆计划”的实施。这一大发展的结果，使非裔美国商业和专业阶层急剧扩充。到这时候，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自我意识之文化范畴的“黑人文学”，其成熟的批评话语已经形成了半个多世纪，而且60年代的“新黑人文化复兴”（New Black Renaissance），作为拒绝阿兰·洛克（Alaine Locke）在其著名文章《新黑人》（“The New Negro”）指出的旨在实现20年代哈莱姆复兴运动之目标的资产阶级化过程的一部分^[15]，由此为其他后起的“少数族群文学”作出了榜样，尤其是为东海岸的波多黎各族群、西南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旧金山和纽约唐人街的亚裔美国人作出了榜样，因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拉丁裔和东亚裔劳工阶级的孩子开始进入美国大学。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具有源生差别的反经典的文学，“黑人文学”为后来的“第三世界文学”发展确立了最早范式。如果说后者具有一种跨国特征，这也是因为在美国除了非洲裔以及比之少得多的墨西哥裔，其他少数族群都不够庞大到单独以自身的名义改变大学的现状以及相关的经典原则。
　　而英国的矛盾在于，整个殖民时期，非欧裔人口很小，但是非殖民化之后，来自非洲、加勒比、更主要是从亚洲次大陆的黑人移民（原文如此——译者）大量涌入，以至于直到1960年代后期，英国才产生一个不断膨胀的黑人阶层。基于教育和就业能力的压力，他们希望能出现一个既在就业和财富制度上实现种族融合，又能承认文化差异的新的中产阶级文化代表。标准意义上的“英联邦文学”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并且越来越对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政策构成挑战。不管怎样，关键在于英国和美国一样，在同一时期里经历了持续增加并更多来自前殖民国家的大规模的亚洲移民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移民现象。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但移民定居者中的白领职业阶层甚至典型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出现。而在美国这一变化更为深刻，来自亚非拉帝国，例如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更多的亚洲国家的移民有史以来开始与欧洲移民的数量相匹敌，甚至大有取代之势，从1960年代后期，印度移民的数量一直在显著增长，这一点同样值得关注。
　　来自亚洲的移民胜过欧洲移民，这一点自然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阶级的变化。大多数亚洲移民并非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加入工人阶级行列，而是开办商业企业，或进入小资产阶级职业阶层。美国的印度移民中小资产阶级和技术管理人员尤其占主流，从事体力劳动的大多是去海湾地区，其次是英国。当然也有一部分工人阶级，以及很多小资产阶级处于最底层；移民中的贫困者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隔阂和国内一样大。除了由于稳定富裕的个人收入确保了生活的相对轻松和安全外，便捷的航空、电信、视听录制、邮政递送等新技术，也使得他们在与自己国家保持联系上前所未有便利。
　　与这些移民模式交织在一起的是来自其他地区大学生的不确定性，他们全方位地接受了现存的经典教育，但又反叛这一教育，并以其他文学，尤其是通过从母国获得的文学教育来反对这种所谓的经典。这些别样的文本由此成为基础和档案，甚至是伸张民族诉求的反经典文本。这一选择是与现状的暧昧一致的，它由宗主国大学自由的、白人占主流的矛盾性所促成。大学本质上是有特权的地方，而学生则也会有这种特权的追求。大学里自由和多面的自我形象总能够被驱动着为多样性、多元文化和非欧化制造空间，而新研究总能在这样的文化契约的再讨论中形成。但对那些非白人学生来说，自由的大学常常又是一个给自己带来孤寂甚至痛苦的空间；这里存在着赤裸裸的排斥，只是保持着表面的礼貌和安静，而一个人的文化储存就成了通过不断去除偏见来自我拓展的工具。但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突破这种既诱惑又束缚的暧昧状态，有一些人能够走出来，但很多人迷失在糟糕的环境中而不能自拔。小部分走出困境的精英知道自己无法回到原来的环境，他们进入宗主国大学的教师队伍，出入各种研讨会和大学出版的圈子，常常与那些怀着纯粹使命感与热情的高层人士一道，投身于追捧被指认为“第三世界文学”的研究中，随着风向转换，便又将此和后结构主义搅在一块。这在当下是司空见惯的方式。
　　但还有别的个人选择，这里我只提出一点，而很难在印度背景下进行讨论——这就是流亡！我所说的不是那些因为职业原因定居在宗主国的人，而也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叙述的方便来使用这些包含着上百年的苦难和被剥夺的词汇，诸如“流亡”（exile）或“离散”（diaspora）。我所指的是那些因为政府权力或因为害怕招致杀戮而不能回到祖国，由此被隔离在其信念与要求之外的人们。换句话说，我这里所说的流亡者不是那些有特权的人，而是那些丧失了条件的人；不是那些拥有职业的人，而是那些陷入痛苦的人。在印度，赤裸裸的政府恐怖对文学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来说很少见，所以那些不曾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住过的人们甚至很难想象在全球大片地区这种恐怖的深度、广度和持久度。这种恐怖不能径自加在共产主义左派头上，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共产主义左派数量很少。它既不可能针对恐怖制度的实际威胁来进行理性的调节，也不可能在全球所有地区同等力度地实行恐怖政策。但应该记住的是，有一些民族，比如巴勒斯坦，他们的知识分子完全无法在其祖先国度里说话，甚至无法在那里居住；有些国家，比如菲律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不同政见者只能选择死亡、监禁或流亡；还有一些人则在压力之下设法逃脱。这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无法讨论的话题，但是我想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出生于那些无法说话甚至无法居住的帝国，却居住在切·格瓦拉所说的“野兽的腹部”——西方大都市，并在那里发言。而一旦定居于西方都市，很多人便消失于大学里，这里总是比青睐亚非国家的西方资本体制显得更加自由。
　　换句话说，移民本身包含着矛盾：许多人出于需要，另一些人则为了实现一种志向，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躲避迫害；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再也无家可归；而在很多情况下，需求和志向模棱两可地缠绕在一起。对这样一个涉及众多人经历的庞大而又复杂的现象，无法归纳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移民行为本身也没有普遍的整齐划一的政治选择。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阶级出身、职业抱负与缺乏稳定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基础相结合，使得许多西方大学的激进的移民倾向于把第三世界机会主义既当做政治反抗的正当方式，又当做一种自我审查方式，由此极大地推动他们投入这一将政治和话语合二为一的已在西方大学成为主流时尚的方式。
　　从这些资本、交往和个人事务的重组中摆脱出来，构成了一种“理论家”和“旅行者”的形象，一种文学生产本身作为移民策略的形象，以及轻逸地旅行的形象。我在第四章将会考察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Shame），它只是这一时期致力于将移民与文学想象联系起来的小说的一个例证。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政治流亡状态，这一事实极大地膨胀为一种修辞，被用来铺陈“流亡”这一概念，先是作为一种隐喻，继而全面成为描述移民现存状态的一个标签；那些移居西方国家的上层印度人因此被称作“离散的印度人”，“流亡”成为一种心境，而与物质生活无关。流亡、移民以及职业选择成为同义语，实际上相互间也难以分辨。

四

　　虽然人们可以把“第三世界文学”置于西方与非西方、白人与非白人的架构中来考量，但它在美国的非洲裔文学知识分子，以及对它有很深关注的人当中的反响也表现出极大矛盾。很多人把它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用以揭示非白人少数族群之间的联合。比如“第三世界妇女”，指的是那些非白人妇女，在女性主义表达的关键点上不同于很多高层资产阶级职业白人女性，她们所遭受的种族与阶级压迫是与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黑人的第三世界主义则要求拓宽非洲起源问题这一视野，纳入更多与城市内部、贫民区以及西班牙裔居民区里的居民共享的现代经验。而“第三世界文学”却没有吸引多少黑人知识分子。黑人文学是一个更切近的概念，尽管尚未得到多少理论探讨。在讲授黑人文学的教师当中，这一概念针对的是其他少数族群文学，其构建者不是黑人奴隶而是移民。20世纪美国的非裔人文传统——体现在杜波依斯、保罗·罗伯逊^[16]、理查德·莱特^[17]这些人当中——深深地卷入到全球范围内的革命和反殖潮流当中（杜波依斯最后的一部著作对中国革命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莱特则对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欣喜若狂），然而他们自然了解非裔美国人所遭受的奴役及其后果的特殊性，了解他们的当代困境与其非洲出身的纠结，由此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是对非裔美国人历史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有保留地参与对第三世界文学倡导。
　　黑人专业知识分子因此愿意把第三世界研究建设成一个互相分离但又互相毗连的领域，它并不影响黑人研究自身的鲜明特性。他们表现得很谨慎，部分原因是他们具有不同于野心勃勃的亚洲中产阶级移民的特性，后者在美国即便不断地重申自己的非西方出身，但他们想加入的却不是饱受压迫的非裔美国社区，而是享有特权的白人中产阶级。这也说明美国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倡导要么出自移民，要么出自一部分白人精英知识分子，而后者常常会忽视非裔美国文学和文化。当然，也有部分黑人批评家会参与这一理论，甚至也许会有一些白人批评家带着原先对黑人文学的兴趣加入进来，但这也仅仅是些特例。无论如何，“第三世界文学”的形成针对的是主流、经典的传统，在此，它甚至无意中挪用了先前特别用来处理非裔美国人问题的一些模式和目标。
　　不幸的是，美国黑人坚持经验的特殊性、坚持自我意识的根源不在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而在于非洲的特殊性中的敏锐只是一种局部性状况。在美国，任何黑人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极右人士都会因为非裔少数族群整体上所遭遇的巨大的种族主义压力，而被迫自发地采取一种反抗立场，但除此之外，美国知识分子就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它经过了始于60年代的激进过程，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又遭遇不断增长的专业化和资产阶级化过程，整体上看，这已成为美国的一大特色。总而言之，这一演变在黑人知识分子中间展现出一种戏剧化，而其中的讽刺意味值得做哪怕是最粗略的考察。
　　60年代，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最为激进的阶段是与美国资本势力的膨胀一致的，尽管中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后者缘于战后长期的繁荣、越南战争所导致的军工结合体的扩张、高就业和高消费，以及美国一直保持的对资本主义伙伴和世界市场的统治。其结果是在70年代危机来临之前，在这一特定的关节点上，这一体系通过将那些激进知识分子更多的职业纳入其体制的边缘，从而具有前所未有的化解挑战的能力，这种“纳入”的不断增长恰恰又导致通过选择性的恐怖政策从而对那些不愿妥协的个人和集团实行更为驾轻就熟的孤立行动。由政府支持的对在家中的弗雷德·汉普顿^[18]和在服刑中的乔治·杰克逊^[19]的暗杀，对芝加哥和奥克兰等主要活动地区的黑豹党^[20]的屠杀，对底特律黑人汽车工人组织的精心策划的颠覆，这些都是实例。正是在反抗与镇压的力量展开过程中，从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加大给黑人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尽管与黑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还有巨大的落差，但与早先相比进步同样巨大。这既缘于黑人反抗带来的压力，也因为美国的资本力量所创造的条件。在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的扩张进入了萧条期，而在随后的年代里，教育体制的改革确实产生了效果，在最初十年里就使得黑人学生群体产生了相当多的资产阶级。这一时期的大学精简并没有产生进一步的激进运动，反而带来了由在社会上处于右翼的教职工所操控的在现存结构内部所进行的防御性重组，尽管在体制内他们对极端的种族压迫采取了反对立场^[21]。即使在里根主义出现之前，除了涉及种族问题，黑人学生主体的人生观和志向已经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对专业志向和种族压迫的重视在身份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以及教育机会、就业等问题的保障上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力。但也出于同样原因，那些与专业发展和种族身份无关的问题则缺乏力量。黑人专业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化重组带来了其自身发展史上相当大的退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黑人知识分子常常会对共产党抱有某种同情，当然，许多人是以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反，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黑人知识分子则体现出知识上不归属任何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像安吉拉·戴维斯这类人物显得凤毛麟角，因为大体上作为美国激进主义内部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群体，黑人激进主义团体甚至比一些白人团体更加远离马克思主义，而戴维斯这些人则是例外。这一阶段的后期，女性主义是唯一对黑人专业群体产生具体影响的积极进取的意识形态，当然，它对白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来说，也是影响很大的。其结果是，除了涉及民族主义观点之外，绝大多数黑人作家对讨论全球范围内有关帝国主义和被帝国主义统治地区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文化与文学方面带来的结果，保持着既好奇又不参与的态度。
　　与此同时，宗主国大学里表现第三世界的文学档案库的构成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对某些黑人批评家来说产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严格说来，在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刚出现的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它被用来指那些实际上是在非西方国家产生的文学，而且包括所有时代、主要是前殖民时代的文学。当时的目的在于要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建立一种反经典文学，一种展示文明差异的文学（“差异〔difference〕”一词此时使用小写字母“d”，意为某些地方性的、可被经验证实的东西，而不是指认识论范畴，或持久的本体论的条件）。非洲以往的文学材料是非裔美国人在那个古老大陆遗产的体现，正如荷马和莎士比亚是西方文明的档案一样，这一观念同样可以应用到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亚洲文学上。换句话说，这种反经典文学是由那些已经遗失的、在旅行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在又作为记忆与希望（被奴隶的后裔、移民和留学生）重新打捞的材料组成。有一小部分理论家持有这种观点，詹姆逊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三章将会具体讨论），但如果“民族寓言”不是出自寓言所叙述的民族内部，那么这种观点并没有多少理论基础。随着那些几乎在西方国家永久定居的移民知识分子精英们开始把这种反经典的范畴作为一种奇货可居的材料，其重点不断从古代向现代位移，这一过程中抹掉了产生于非西方国家内部与产生于宗主国移民的文学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特权，在某种极端但却极富影响力的话语里，它甚至被宣布为我们时代唯一真正具有抵抗性的文学^[22]。正是在此关节点上，萨尔曼·拉什迪横空出世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爱德华·萨义德以外，那些在重新定义与移民相关文学的第三世界主义，且着意强化移民现象与对第三世界文学采取后现代阅读方式之关联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的批评家，大多出身亚洲。一旦在移民知识分子、文学的第三世界主义、普遍意义上的先锋文学理论与特定的解构的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联被强化，一种具体的黑人文学批评由此进入了普遍的“种族”、写作和差异的场景中^[23]。

五

　　总而言之，目前明显已经出现了文本和个体的聚集，但仅仅是文本和个体的聚集并不能形成反经典。要产生反经典，就必须先形成一个有力量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不论此种结合也许界限模糊且松散。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在“三个世界理论”形成过程中影响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尤其是6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更多是通过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到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一部分巴黎先锋派对毛主义某一方面的吸收而逐渐形成的。一旦这些政治、文本和个人，以及激进主义的压力进入了这一仍在不断扩张的第三世界文学领域，另一些包括欧美的、白人和非白人在内的才智人士自然会开始从各种政治立场考察它，其中一些人甚至以之作为自己的事业。自然，经互会国家的瓦解极大地加剧了“三个世界理论”的复杂性，而且这一理论本身如今正处于更为混乱的状态，很有可能被放弃，被一些折中认识所取代，被修理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化的“差异”（Difference）理论。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会再次讨论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起源，以及有关目前状态下帝国主义全球结构的一些别样的理论归纳。甚至在西方宗主国发展出来的文化理论当中，把民族、民族主义当做缘自民族处境的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加以独断性强调，也已成为三个世界理论场域的一个逻辑特征。一旦世界被分成三大部分，各个部分根本上都是相互关联和开放的，因此在具体的民族国家结构里，很难说有什么基本的差异——也就是说阶级和性别构造的差异。于是，人们一方面被迫从自身的话语角度将这些差异最小化，另一方面又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异绝对化。文化理论家最常见的方法是从殖民经历的角度，而很少从殖民问题之外的阶级和性别构造，或从与殖民决定性（colonial determination）问题不同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需要角度来观察“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换句话说，我们熟悉拉明和阿契贝、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什迪的作品，是因为他们讨论了铭刻着殖民主义的话题，却从未从实现解放目标的社会主义角度来考察这些作品。这一殖民话语模式形成了对其他立场的压制，并且得心应手地配合着现行的学术体制。大学、文学研讨和专业杂志的职责就是使这些话语权威化。人们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与落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中，后者一定会失败，而社会主义作为矛盾的第三方，在另两方的斗争尚未解决之前不可能出现。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实践只能是出自这种斗争的结果，如果这种实践只能处于被认为是第二世界的理想场所的话，那么一种窄化的民族主义就成了第三世界内部文化生产发生或被理解的唯一标识。
　　“第三世界文学”与“殖民话语分析”作为一对同源的学科分支出现在一个激进理论远离曾经遍及西欧和北美的积极实践的文化过程中，这一文化实践产生于伟大的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反帝斗争期间。这种远离作为近期出现的当代西方激进主义的一部分，又导致了其他类型的远离。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看，这些学科都表现出对以往殖民主义的兴趣远远强过对当下帝国主义兴趣的一面。从社会过程的角度看，这种兴趣又表现出从帝国主义战争和政治经济剥削的“事实”转向文学表达与文化产品的“虚构”。从全球空间的角度看，人们发现，这些学科分支在美国对其自身所起的作用比在英法对其自身所起的作用要少得多。从专业学科的角度看，如今文学、哲学和激进的人类学的声望要大过政治经济学。而从理论立场的角度看，随着学术研究向叙事学、话语分析、解构主义以及福柯式的新历史主义的转移，马克思主义常常被视为“生产方式的叙事”（modes-of-production narrative）和“总体系统”（totalizing system）等等而被抛弃。
　　“第三世界文学”和“殖民话语分析”都把殖民性优先作为时代经验的框架性概念。在此范围内，民族身份由此也优先成为意义、分析和（自我）表象生产的主要场所，并不断吸引大量以宗主国大学为倚靠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如今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无差别的被殖民的他者，而近期则是更为时髦的后殖民他者，而无须考察这些人在体制里的现状，也许除了以一种带来反讽性愉悦的后现代方式对他们个人角色的双重或多重性进行观察之外。而如今作为“第三世界”获得再生和极大扩展的东方（the East），似乎再度成为一项甚至为研究“东方”（the ‘Oriental’）准备的、也是产生于“西方”（the ‘Occident’）内部的事业。

^[1] 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 1956-），印度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理智之环》《阴影线》《罂粟海》等。——译者注

^[2] 阿马哈（Ayi Kwei Armah, 1939-），加纳著名作家，著有“人生三部曲”《美好的人尚未诞生》《碎片》和《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等。——译者注

^[3] 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尼日利亚著名作家，著有“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和《人民公仆》等。——译者注

^[4] 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出生于中美洲巴巴多斯的作家，著有《在我皮肤的城堡中》《放逐的乐趣》等。——译者注

^[5] 威尔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加勒比地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圭亚那四重奏》等。——译者注

^[6] 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 1937—），印度著名女作家，曾三获布克文学奖提名，主要作品有《白日悠光》《被监禁者》《斋戒·盛宴》《崎岖之路》等。——译者注

^[7] 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 1940—），印度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老虎的女儿》《黑暗》《茉莉花》等。——译者注

^[8] 罗姆默罕（Rammohun, 1772—1833），近代印度伟大的宗教、社会和教育改革家，被尊为“现代印度之父”。——译者注

^[9] 拉杰戈帕尔·阿查亚（Rajgopal Acharya, l878—1972），印度律师、政治家、作家、独立运动活动家，曾担任印度总督（1948—1950），也是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后任马达拉斯首席部长（泰米尔纳德邦）。他也是印度国大党领袖之一，出任过尼赫鲁总理的内阁成员，任内政部长。——译者注

^[10] 莫拉那·默罕默德·阿里（Maulana Muhammad Ali, 1874—1951），巴基斯坦作家、学者，伊斯兰阿玛迪亚运动（Ahmadiyya Movement）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11] 真纳（Jinnah, 1876-1948），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袖，巴基斯坦国的创建者，被誉为“巴基斯坦之父”。——译者注

^[12] 从上下文看，应为Abul Kalam Azad（1888—1958），他是穆斯林学者和印度独立运动的资深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和独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译者注

^[13] 这些问题及相关概念会在第七章阐述，参见该章第6部分。

^[14] 在大量相关的研究中，Franklin Frazier的经典小册子Black Bourgeoisie: The Rise of a New Middle Clas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7 ) 甚为清晰地讨论了这个阶层在美国直到战后基础仍然多么薄弱，缺乏稳定性，并且本质上处于小资产阶级底层。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美国的非裔中产阶级才出现堪比白人中产阶级的可观发展。

^[15] 当然，Alaine Locke所编的The New Negro( New York: Boni, 1925; Atheneum, 1968 )是一部经典选集，它开创性地将哈莱姆复兴运动视为一种自我意识运动。此处参考的是Locke本人的同名文章，就其自身的逻辑来说它是非常有见地的，但下面的术语上是否能成为美国的典范则可讨论，诸如“我们足够好”，“像你一样”等等。如果我们看看此后的一些典型的选集（LeRoi and Larry Neal, ed., Black Fir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68 ], Clarence Major, ed., The New Black Poet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9 ], Ed Bullins, ed.,New Plays from the Black Theater[ New York: Bantam, 1969 ], June Jordan, ed., SoulScript: Afro-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 Orde Coombs, ed., We Speak as Liberators[ New York: Donald Meade, 1970 ]，等等），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与1960年代“新黑人复兴”的对立。当然，Locke并没有全面表现哈莱姆复兴运动（而McKay则不同），而我也不打算对1960年代之前黑人文学的发展进行一般归纳。

^[16]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 1898—1976），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此后一直从事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活动。他在黑人民歌及灵歌的演唱上达到了极佳的境界，许多黑人歌曲由于他的演唱而风靡全球，更由于通过这些歌曲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呼唤自由与正义，而使他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杰出人物。——译者注

^[17] 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其作品大量表现美国的种族问题，尤其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非裔美国人的生存困境，主要作品有《土生子》《黑小子》等。——译者注

^[18] 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美国黑豹党领导人，1969年12月4日被美国芝加哥警察暗杀在家中。——译者注

^[19] 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美国黑豹党领导人，1971年8月21日在旧金山服刑期间与警察发生枪战，被打死。——译者注

^[20] 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美国黑人社团，1966年由牛顿（Huey Newton）和西尔（Bobby Seale）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创建。他们反对美国政府，崇尚社会主义，认为要改变世界必须通过对民众的长期组织和动员，实行武装革命。黑豹党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少数民族和工人阶级解放战斗的组织之一。——译者注

^[21] 选集总是成为观念、社会场域和市场需求变化的一个有趣标志。我上文已经引证了一些。自1970年代以降，整个黑人作家阶层不断的资产阶级化在Terry McMillan编辑的Breaking Ice: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frican-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Penguin, 1990 ) 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在导论中，她引用了Trey Ellis的话，后者创造了一个短语：“新黑人美学” ( NBA )，并且给予了赞同性的论证：

　　历史头一次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本身就是大学生的后代，就像大多数的美学运动，NBA是一个后资产阶级运动，由第二代中产阶级推动。在涂抹掉达到相对富裕的方式，并且常常是彻底的物质主义之后，我们的父辈放任（或促使）我们反戈一击，将我们送到学院里。我们如今觉得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念艺术学院，而不是医学院。（p.xx）
　　在对这种新的舒适和机遇做出更多的评论之后，McMillan继续用自己的话说道：
　　如果一位作家极力想说服你接受什么，那么他（或她）就会坚持非虚构性。如今的作品常常是娱乐与传递信息并行，思想煽动和逗人开心并行。一些作家会认为自己的独特体验是"普遍的”。（p.xxi）

^[22] 对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我在第五章里对萨义德的论文《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都市文化》的评论。

^[23] 尤可参见Henry Louis Gates, Jr. ed., ‘Race’，Writing and Differenc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里的编者和作者自述（在该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当然，Gates很随意地使用 “第三世界” 这一术语，但是对他来说，它并无多少政治涵义，一如在阐述 “少数族群文学” 时，通过后现代主义无限的 “差异”游戏所带来的另一种语义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