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八章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经过多年的全球重构之后，以前围绕着三分天下产生的范畴和争论可能显得完全过时了。当然，如今存在着一种冲动，就是宣布历史自身摆平了这些争论。但是，理论争论的困难在于它既不能忽视事实，也不会简单地被事实摆平；人们从思想的史前时期就懂得，思想本身总是倾向于以多种而不是一种方式超越事实。只有那些更顽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才认为事实提供了修正理论的足够条件。而在我看来，理论只能通过自我修正，同时参照事实的历史以及思想自身史前的和当下的构造，才能修正自己。否则，完全靠现在的事实去修正以前的理论，就变成了一种压制，它会不断地回过头来困扰和阻碍理论和历史本身的现状。有关当前世界的知识设定了对有关过去世界及其知识的修正。

一

　　简单说来，通过总结詹姆逊和萨义德对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不同运用，我们能概括出它在文化的文学—批判理论中的立场范围。
　　詹姆逊的作品以其富有权威性的广度，充分表明他有能力从事更为严谨的理论工作。但恰恰是因为他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学时缺少这种严谨，才促使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争论。我在第三章分析了詹姆逊文章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在一开始就不无尴尬地承认“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基本上没有理论性（所以他宣称完全是出于“描述”的目的才使用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赋予这个术语以相当确切的理论涵义，并在行文中运用它，以显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之间根本的差异。我已在前面指出了他由此产生的大部分难题。在此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术语，以及基本的使用方式与萨义德的不同。一旦詹姆逊采用了这一范畴，就不由自主地被它内在的意识形态召唤，从而宣称民族主义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能量，而这恰好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做的。詹姆逊与萨义德有两个重要差别：他公然将第二世界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样公开地将自己与认为美国与苏联“合流”的毛主义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1986年前，詹姆逊既没有采用“苏联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最早毛主义者提出，然后被西方各种激进主义所普遍接受），也没有试图指出苏联或者中国谁更是社会主义，而是不顾蓬勃开展的苏联改革、中苏之间的冲突，以及红色高棉、越南和中国之间的三角斗争，仍然提“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在詹姆逊那里，由于“第三世界”理论上的首要性，使得民族寓言成为产生于这种首要性并用来反抗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文化范畴。
　　在本书中，我通篇都在谈论民族主义这个范畴，它确实是个重要的通用术语。詹姆逊指出，寓言“在西方已是一种名誉扫地的形式，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浪漫主义革命的特定对象”，他进而提醒我们注意“传统的寓言概念”建立在一整套“与所指一一对应的比喻和拟人”的复杂基础上^[1]。这个“一一对应”的提醒是很敏锐的，因为它敞开了接受寓言化的不同道路。而单个故事和作为整体的本质之间表现关系的基本支撑点，在于他在之后的一个定义里所指出的“所谓叙事性寓言的东西（即个人故事和‘部落传奇’的重合，就像在斯宾塞那里所显示出来的）”^[2]。他把分界线画在斯宾塞那里也很准确，如同他把浪漫主义者看作是寓言的特定对手一样。
　　但是，为什么这种形式在斯宾塞之后在第一世界衰落了，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重新出现，尤其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如果在后一种情形下民族主义构成了寓言，那在前一种情形下又是什么构成了寓言？如果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有这种能力，又怎么解释这个事实：正是在19世纪这个最典型的欧洲民族主义时代，寓言受到了最猛烈的攻击？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民族主义和寓言有着这种联系，而在另一种情形下两者又互不相容？詹姆逊根本没有直面以上任何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产品充满了真正意义上的寓言，因为这些产品通过自身的形而上学（通常是有宗教性质的）成分预设了一个统一的意义。这种形而上学在叙事上既可以根据善恶的对照表（tables of virtues and/or vices）重新编排成“人物”，也可以编排成表明特定追求方式的位置和标志的“事件”。象征学和虚构叙事中寓言性的设置在斯宾塞之后衰落了，而与之同步的正是世俗的历史化开始取代整体的形而上学。因此，正是大众作为历史主体在18世纪后期革命中的全面体现，才决定性地打破了这种形而上学及其典型的表征形式。此后，寓言要么只能作为其他叙事形式中的一种因素，要么作为寓言化中的比喻存在，要么什么都不是。换言之，正是由于世俗历史的出现，由于社会化的自我存在意识无可挽回地分裂成几种互相对抗的世俗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和现代小说也诞生于这一赋予阶级和国族以具有不同历史叙述实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我意识的革命时刻），并且由于摹仿方式与真正的历史主义的矛盾，寓言作为文化的主导才被消解。更强大的叙事重视的是历史化的矛盾，而不是形而上的整体。把寓言作为第三世界的主要写作形式，并且宣称民族主义是这种寓言叙事的组织原则，就是要赋予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以一种形而上的准宗教性功能，这与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的性质一样。这种描述寓言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消失、并在当代第三世界重现，以一种特别扭曲的方式，试图推进那些经常去欧洲之外寻找“有机性”（organicity）的欧洲浪漫主义倾向（据说欧洲自己曾经拥有过这种“有机性”，但已失落了），更不用说试图推进一种我们都熟知的自由主义思想，即在宗教的“神圣共同体”破碎之时（之地），随即开始形成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满足同样的归属需求——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天才发现，并且在左派中很有市场^[3]。
　　詹姆逊是个完全世俗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当代政治的“乌托邦时刻”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三个世界理论”导致了詹姆逊的自相矛盾：尽管他的论述中有不少暧昧之处，但他被这个理论的逻辑驱使着赋予民族主义以跨越国家和阶级、具有统一的形而上学特征的准宗教地位。因此，它在小说阅读上产生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不能把亚洲或非洲的小说仅仅放在远远超出了任何整体形而上学的世俗领域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摹仿性再现的问题框架中来阅读。同时，当他在描述这个世界，并极力将第二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等同起来时，我认为他或多或少不自觉地给予我们一种理论版本，就是将苏联和人们称为50年代中期的尼赫鲁主义进行了某种融合。这点我后面会做说明。
　　相反，爱德华·萨义德在理论上要折中得多，并且在他写《东方学》的时候，对许多直白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有回应，没有受到任何社会主义意愿的影响。所以在赞誉万隆精神时，他做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论断：

　　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时，整个东方已经从西方帝国中获得了政治独立，并且遭遇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权力形态——美国与苏联。由于不承认“它的”东方处于新的第三世界，东方学因而面临着一个具有挑战性且被政治武装到东方^[4]。

　　我们后面会用一定篇幅来讨论万隆会议，但简而言之，不管用什么方式来描述，说1955年时“整个东方”“都已获得了政治独立”是不正确的：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且显然，处于东方学描述中心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取得“独立”。但无论如何，对我们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将美苏作为“新的帝国主义权力结构”绑在一起。萨义德做这种明确的宣称时不像詹姆逊那么为难，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他那里，两个帝国主义的说法只是简单地接过了众所周知的毛主义立场（即便萨义德远不会同意毛主义本身，并且接受“三个世界理论”的纯粹民族主义的一面），而无须费神去讨论中国是否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简言之，他主张的恰恰是詹姆逊要认真地否定掉的美苏合流的理论^[5]。
　　人们有理由会问：按照萨义德的观点，是什么赋予了第三世界这种“被武装”和“挑战性”？萨义德《东方学》的致谢中告诉我们，该书大部分是在1975-1976年写的。这一期间，以及此前的很多年，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有多种武装：在这些年获得解放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在同样获得解放的葡萄牙的南部非洲殖民地；在埃及军队于1973年越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基本上掌控了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世界；也在致力于南非解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手里。这些绝大部分是苏联的武装。在如今这个全球改革的新时代，这一点很容易被忘记；但是早在1975-1976年，萨义德这种疏忽是令人吃惊的。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苏联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观点在那时确实得到广泛传播，但为其背书的不是巴解组织，而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与沙特阿拉伯君主的结盟。
　　无论如何，萨义德仅仅把“被武装”作为一个文学隐喻，他提及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而这在詹姆逊沉稳的文章中已是一个主要的形而上学。不管它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形而上学，问题依旧是：这是谁的民族主义？

二

　　通观“三个世界理论”的多种版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同于所有著名的社会解放的现代理论，如民主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理论乃至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本身，这一理论不是作为一种人民运动，产生于与建构性的国家结构不同并且与之对立的反抗性空间，而是作为一种已建立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于所有连续性的变体之中，它或是由几个国家集体推出，或是由某个标新立异的国家单独推出。即使它描述世界的方式在不断变动，并且在理论构成上既缺乏核心准则也没有基本内核，这一理论的苏联与中国版本也是互相敌对的，以至于它们压根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其催生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这种催生出现在一个历史关节点，并且出自几个其反殖民的意识形态——即非殖民化——的革命内容已经成功实现的特定国家。这种缺乏互相关联的核心准则而又具有普遍的反殖民立场的状态在后殖民时期赋予这一所谓的理论以开放的意识形态询唤的特征，而个体知识分子又不必以任何方式去解释他们所期待的这种意识形态询唤，反过来也使得这一理论特别能吸引那些不希望把自己归附于某些确定的社会变革工程和确定的政治实践共同体，希望保留个人自主且维持某种对全球激进主义皈依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在这一理论最为通行的版本中，根本转变的动能据说是存在于民族—国家本身。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处于后发社会的民族—国家通过协作的方式与技术上先发的国家竞争。很明显，这一理论认为在许多新兴独立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出现，并且常常将强大的国家成分与私人企业结合为一个混合体来巩固自己，恰恰在这一点上，它具有超前性。一种意识形态在重新定义反帝主义的时候，不是把这种反帝主义作为下层阶级的民众运动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方案，而是作为相对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在联合起来与更为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发展主义方案，这既有助于使民众运动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又有助于强化这类国家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的谈判地位。这种以不同方式发生的后发国家与发达资本之间的局部性竞争以不同的方式遍及全球，它本身就缘于殖民历史，而且如今被倡导为反帝斗争的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也被视为代表着大众。而这一理论的种种样式都不曾论及这一点，这显示出它令人迷惑的特征，但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将殖民期间已经能够建立起来的、对大多数反殖运动的领导权延伸到后殖民阶段的关键方式。
　　如同大多数神秘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世界理论”常常将自身起源神秘化^[6]。前面谈及萨义德的论断，其涵义是，万隆会议某种意义上是它准确的诞生日，并且成为一种共同的智慧。因此有必要对于这一运动的起源作出澄清。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的万隆会议，严格意义上是亚非独立国家的会议。南非和以色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排除在外，南北朝鲜也因为争议被排除在外，因为预计它们很快要获得独立。而拉美国家都没有被邀请。中国受到邀请，而且周恩来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巴基斯坦（作为东道主之一）等几个国家也在其列，尽管他们与美国存在军事结盟关系。即将成为不结盟运动主要设计者的铁托元帅没有出席，因为南斯拉夫既不属于亚洲又不属于非洲。会议期间没能讨论帝国主义的实际活动，因为尼赫鲁强调这是政府间的会议，这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他认为，代表政府去讨论其他也属于联合国成员国的政治是不恰当的。当然，也没有哪一国主导正式的讨论。今天使用的“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涵义——不结盟，一个涵盖三大洲的、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的空间——在当时还不曾起用。
　　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自认为仿照法国的第三等级于1952年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术语。至少在法国报刊上，这一术语用得比万隆会议早。因此这个短语是欧洲人发明的，并且其流行也归功于欧洲的媒体；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而更多地关注其他一些交叠的背景。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需要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共同体中将自身存在正常化，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巨人，而是作为一个邻居。当时刚刚结束的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和印度都崭露头角，都需要一个论坛来在地区事务上施展其领导力——部分合作，部分竞争。《马尼拉条约》已经签订，为即将产生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铺平了道路，而在西亚，为即将产生的《巴格林条约》而展开的基础性工作也在进行；巴基斯坦作为英美军事同盟的成员，也使尼赫鲁产生了极大的忧虑，他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非洲和亚洲的组织，来给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东南亚条约组织也给苏加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在这一组织的近旁领导着一个中立政府，鉴于他的国家活动着亚洲第二大的共产党（仅次于中国），即使不考虑个人的倾向偏好，他也根本没有余地来重新考虑这种中立。他的近邻（如泰国、菲律宾）的领导者也欢迎这次会议，同时又加紧投入美国的保护，以应对来自中国和刚刚打败法国的印支国家扩散的共产主义浪潮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国内大量的共产主义运动。缅甸政府也非常担心被两个巨邻中国和印度所吞噬，或者被印支革命的力量所席卷。在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边界争议（并于1962年激化为流血的战争）；在印巴之间，又存在着克什米尔问题（这里曾于1948年发生过战争，后又于1965和1971年再起战争）。由中印联合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大会全面接受，这当然是有远见的，但是由于充满互相猜疑、竞争和战争威胁的地区现实，这一宣言只有非正式承诺的意味：不因领土要求而用武力侵犯邻国。
　　这种最起码的非正式承诺，并不适应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一充满幻想的观念（它倡导的是“东方“的复兴，政治上以共同的民族主义为武器，为反对东方主义、西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奋斗），虽然万隆会议是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冷战过程中召开，人们能感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使用比二战结束时日本所遭受的更为致命的核武器的威胁。万隆会议上老一代的发言人，尼赫鲁与周恩来，当他们抨击控制亚非地区的外国势力时，当然能意识到这一外在的维度。他们重视武力的关键原因，在于以下一些情形：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是以上百万中国人丧生为代价，苏联也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而美国正展开一场由杜勒斯式的反共产主义所把持的声势浩大的论战，试图在苏联全面拥有核力量之前消灭它；消灭中国的类似方案也通过朝鲜战争而提出来。这些紧急事件成为尼赫鲁想象亚非国家联盟在美苏之间介入世界的政治时机的一部分。
　　西方媒体对亚非地区现实并没什么兴趣，而且是透过苏美竞争的棱镜来看待这一现实，它热衷于提出这一极，并且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军事不联盟的世界，构想出一个三分世界的局面。在这一勾画中，美国世界作为第一世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级的地位，而是因为它的军事联盟——从北约到东南亚条约组织——更为强大，能够遍及全球；苏联处于第二是因为它只有华沙条约组织，技术基础相对低级；而第三世界是由那些在军事上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构成，因而是一种和平力量。实际上，不结盟这一关键要素不合乎万隆会议中半数政府代表的立场，但这个事实并没有让媒体感到多为难，也没有让那些认定这一代表万隆会议传统的学者感到为难。在严酷的冷战语境下，这个第三世界被描述为防止所谓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难以阻挡的军备竞争的力量，否则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迈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使在这一最初的媒体表达上，三分世界也与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甚至人的感知结构无关，这种分法是后来被文学理论家构思出来的。“第三世界”只是成为军事不结盟的代名词。（后来，当一个完整成熟的不结盟运动产生后，“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几乎长久地附属于它，铁托作为一股有号召性力量的出场，改变了它的非欧洲特性；而将大量国家——诸如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盟国成员——排除在外，也改变了它将所有非欧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特性；它广泛容纳了从古巴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国家，这仅仅显示出结盟这一概念在当时的出现是多么的既形式化又有灵活性。）
　　这就是万隆会议召开时各国内外的压力和面貌，也是西方媒体对它的反应。然而，由于这些复杂面貌在万隆会议的议题内部主要呈现在政府层面，其所运用的语言有一种多重因素决定的古雅的特性，完全向新内涵敞开，总是需要由其他词语来解码，不断超越其意义，随时处于滑动和被阐释的状态。这些压力在实际情况中如何复杂地支配着某个具体国家，什么样的意义范围被嵌入到看似透明的信念陈述之中，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尼赫鲁及其在万隆会议上所说的一个相当简单的句子来加以说明。

三

　　“我们不赞同共产主义的教化，我们不赞同反共产主义的教化，因为它们都是基于错误的原则。”据报道尼赫鲁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以新批评的方式来阅读这个句子，过于固化（overvalorizing）它的字面涵义，将它与阐释系统以及一系列所属的政治语境分离出来，就完全可能解读成萨义德在他论述“东方”的话里所表达的涵义：这是第三世界的再生，是对两个帝国主义新势力的反抗。但是尼赫鲁这句话里的“我们”是谁？这是需要来解码的，因为尼赫鲁无疑是万隆会议上的领袖人物。但是我们在误以为这个“我们”就代表了会议本身，进而笼而统之地代表“第三世界”之前，最好想一想，周恩来在会议上几乎处于同样杰出的地位，他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发言（“基于错误原则的共产主义教条……”），而这种发言显然不是只代表自己。当然，尼赫鲁首先强调了这是一届各政府的会议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尼赫鲁这句话是出自一个政府。这个“我们”首先是印度政府。它首先认定自己代表印度全体，换句话说，政府声称代表国家。
　　我接下来会分析，当这句话被这个完全声言代表政府与国家的“我们”来阐明时，所拥有的几重涵义。但是这种政府声言隐瞒了这个“我们”所具有的第二层涵义，即尼赫鲁作为印度政党林立之中的国大党领袖，代表着自己党派的政治立场，而且很快就要面临这个新建国家的大选，选举首先是在安德拉邦（同一年的晚些时候），然后是在喀拉拉邦（两年后，在1957年），而在喀拉拉邦，印度共产党有望获胜、国大党面临失败的局面。在涉及这个代词（“我们”）的后一种涵义中，尼赫鲁从这个国际会议的威严讲台——聚集在那里的媒体把它确立为“第三世界”辉煌的诞生，向国内那几个邦的选民声张国大党、政府和国家在一个单一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我们不相信“共产主义教化/错误原则”；也就是说，投票给印度共产党因此（ipso facto）是一种反国家的行为。附带地，他也是说给印共听：反对它但又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走得太远，进入美国阵营（“反共产主义的教化”也是错误的，尼赫鲁如是说；而印共的一位领导人戈帕兰在万隆会议之前拜访他，向他保证，尽管处于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印共仍然支持他的不结盟政策。）而首要的，他是对那些在国大党和共产党之间摇摆的选民大众说这番话的，他以共产主义的虚伪来教育他们——在此意义上，这种陈述是教学式的，通过国际会议的权威来传播，周恩来紧邻着他而坐。他（尼赫鲁）必须尊重这些民众的反帝主义，以免完全失去他们（因此也就有意疏远“反共产主义的教化”，这个短语在此仅仅意味着美国阵营，意味着杜勒斯兄弟、麦卡锡主义、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同时，尼赫鲁也是在对党内的右翼说话，两个月前的1955年2月，苏联对印度开始全方位援助，给这个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简言之，揭穿了“共产主义教化”的这半个句子表达出要与苏联密切国家关系，并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尽管遭到来自英美的明确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印度共产党的任何让步——而是相反，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出。
　　但是向苏联靠拢是非常近期的事。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最初几年致力于寻求与英美集团的结盟，而且国内还有一些担忧，觉得他随时可能回到原来的立场上，事实上他在肯尼迪时代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任大使期间确实有此表现；他对“反共产主义教化”的否定可视为对这种焦虑的回应。从国际论坛上来讨论国家事务，这种方式明确显示出国家正被各种争端所损害，显示出要想做出真实发言并希望为国家和对国家做出发言，只能且至少必须平衡各方面的要求（事实表明，国大党几个月后在安德拉邦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胜利程度甚至比尼赫鲁亲自参与还要大，但是共产党赢得了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在独立后的印度建立了第一个非国大党邦政府，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府。这些输赢得失背后的选举因素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而担任共产党的喀拉拉邦主席的楠布巴德里帕德〔Namboodripad〕确实认为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望是随即举行的安德拉邦选举的一个明显要素，却不是两年后喀拉拉邦选举的要素^[7]）。
　　但我也要指出，这句由一个最大政党的领袖针对国内的政治分裂所说的话，除了上述的双重声音，也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向世界发出的统一声音。这句话所揭示的国际局势当然包含在其意义之中。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以中国为例，因为周恩来是这次会议上的另一位主角，而且因为中国极为典型地呈现出这句话里的训导程式，“共产主义教化”。尼赫鲁传记^[8]的尼赫鲁式作者告诉我们，印度独立仅仅两年后，共产党在北京接管了权力，此时尼赫鲁主要关注的是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完全接受了安理会于1950年6月25日和27日通过的关键决议（这为稍加掩盖美国以联合国部队的名义入侵朝鲜铺平了道路）。当美国开始从其他国家拼凑部队，从而为它的入侵披上一件国际外衣时，尼赫鲁指示大使向美国强调，印度的“道义支持”抵得上来自一些小国的部队。只是后来，印度充当了推动朝鲜战争结束的调停者角色，加上中印在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才确立了一种中立意识，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伙伴。1954年10月，尼赫鲁会见周恩来，周恩来指出，印度现存的国界地图并不准确，因为很多中印边界根本就没有划界，对此尼赫鲁只是礼节性地作了回答：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边界在哪里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话题被搁置在一边，但是双方立场的巨大分歧显而易见，而且紧张关系依旧存在——它被直接带进了万隆，这句话表达出一种意思，不要太把中印之间表面的睦邻友好当回事，以为两个亚洲大国存在持久结盟的关系（所谓统一、再生的“东方”并不存在）。
　　那几个月里涉及苏联的问题则更复杂。会议在4月召开，而且正如我上文所说，苏联的具体援助始于那年2月（一个生产一百万吨钢铁企业的援建项目）；尼赫鲁因此在6月份访问了苏联，而且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那年冬天都来过印度；他们的访问在加尔各答达到顶点，在那里二百万人上街欢迎他们。两国关系恢复的步伐和范围无疑是出人意料的，而且加尔各答的街道不在尼赫鲁控制范围内，但是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计，尼赫鲁肯定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9]。在12月这次访问行将结束时，他试图敦促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集团明确保证苏联将不给予印度共产党财政援助，并不与之保持明显的接触；尼赫鲁如何对付印共，将不影响印苏关系。可以说，上述这句话介于这个钢铁企业和数百万欢迎苏联领导人的人群之间；它预先为这次访问做准备，提前为之定下调子。而且他在与中国、苏联的合作和距离之间划出的这一界线，同样也是给东南亚条约组织国，给缅甸、英国、美国看的。
　　但是万隆会议又是怎样融入尼赫鲁作为独立后印度首任总理的任期的？尼赫鲁后来所拥有的权力模糊了一个事实，即他是从一个非常薄弱的位置获得这一职位的，他当上总理只是因为甘地选择了他。之前国大党处于帕特尔（Patel）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帕特尔后来表示要让帕索塔姆·坦顿（Parthotam Das Tandon）竞选党主席，尽管遭到尼赫鲁的公开反对；尼赫鲁描述这次竞选是“打了我一记耳光”。加上在此形势下，甘地又于1948年被暗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好帕特尔于1950年12月去世了，才确保他在国大党不受挑战的领袖地位。同时，我们也不完全清楚尼赫鲁为何坚持让蒙巴顿（Mountbatten）担任印度总督，且保留英国事务总管（British Service Chiefs）这一职位。在国大党的所有领袖当中，蒙巴顿发现尼赫鲁是最合得来的，而且我们知道尼赫鲁在独立前后都依靠蒙巴顿的友谊和建议。必须强调的是，这完全与尼赫鲁的个人文化及其关于独立后印度的国际关系相一致。
　　在经历了1933-1936年著名的激进阶段之后^[10]，尼赫鲁退回到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常态化了，以至于国大党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ttees of Congress）在他的指导下编制的国家与私人经济成分的融合计划已经完全明确地支持印度资产阶级。对于独立的印度，他勾画出一幅与英美集团密切合作的图景，至少到1950年，他一直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此时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一贯偏袒和鼎力支持巴基斯坦总理利亚查特（Liaqat）作为候选的亚洲领袖，最终使他的幻想破灭。之前，印度驻苏联大使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后来出任共和国总统）曾建议签订一个印苏两国的友好协定，尼赫鲁拒绝了，害怕会冒犯美国；相反，他使印度于1949年4月加入了改组后的英联邦，并且接受英国国王作为英联邦的“首脑”，主要是想培植与英美集团的关系，并且竭力对付共产主义者，乃至对付像杰普拉卡什·纳拉扬（Jayprakash Narayan）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有记录显示，正是由于美国受控于麦卡锡主义的强硬态度，以及随后出现的大致可称作杜勒斯—尼克松式的极右派别，造成了尼赫鲁的转变。假如美国的政策哪怕有些微的自由气息，尼赫鲁恐怕也会落入与之密切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合作发生在约翰·肯尼迪上台的1960年，加尔布雷斯来印度充任美国驻印大使，立即就被尼赫鲁授予私人顾问和经济事务咨询专家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尼赫鲁的困境在于，英美集团明显不愿意接受印度独立这一事实，不愿意接受这个国家基于巨大的规模及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它要求获得自主发展空间）而产生的雄心，也不愿意接受已成气候的左派对尼赫鲁选择的限制。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尼赫鲁1952年竞选后的适度左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时，针对共产党的限制已经升级，而它已崛起为国会里的第二大党，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党位居第三；国大党在那一年的投票中未能占到半数，而甘地和帕塔尔的去世使得尼赫鲁完全控制了全党，并且已成为一名不可挑战的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领导者。1948年社会主义党退出国会大大激怒了尼赫鲁，而且在大选中的良好表现断绝了他们回到国会的可能性；尼赫鲁担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的选举基础会在下一个五年得到大发展，而他的党内很多右翼力量又被吸引到新建立的人民同盟（Jan Sangh）当中，以至于国大党很有可能得不到足够多的国会议席来组建政府。
　　遭到美国的冷遇，又惊恐于左派在第一次普选的精彩表现，为了保持在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尼赫鲁做出了通过接收社会主义党的舞台而向左转的大胆决定，通过他掌握的国家权力至少部分地利用这一舞台；如果把1952年后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与选举前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会发现这个左转是很明确的。这是一个很得当的计划。社会主义党既未加入也没有被边缘化，甚至共产党也是逡巡两端。他们的群众基础在1948-1951年间的因暴动被镇压而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特伦甘纳（Telengana）农民运动的失败也使得他们在议会斗争模式之外没什么机会。在恢复了一部分选举斗争、合法的工会运动与和平的农民动员的群众基础之后，他们再也无法以一个正积极左转的总理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了，以免被贴上极端主义者的标签；但如果失去了这种反对立场，他们几乎不能切实扩大自己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国际上，美国的强硬政策让尼赫鲁感觉保持与苏联的更密切关系、保持中印之间动人的兄弟情义是有益无害的事。因此，在1952和1957年两次选举中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这一国内和国际关系重组的一部分，它推动了尼赫鲁从一位处于困境中的总理向一个世界领袖转变，而在亚洲和非洲，与之匹敌的只有周恩来。在国内，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之赢得了大部分都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取得了远比以前更牢靠的底层基础。他预计，在1957年，即使失去了喀拉拉邦，他也能为自己赢得最多的选民，国大党能在下一个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保持领导权。大约三年后，当他在肯尼迪开始当政之际与美国和解，并且在中印之战后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时，他的领导权也毫发无损。
　　因此，万隆会议并非某种普遍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尼赫鲁来说，其中嵌入了国内和国际的具体目的。当然，其他领导人也带来了各自的目的，这些都很复杂，这里只能大略交代。比如说，苏加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正与一个仅次于中国和苏联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对抗，而且这个党深深地打上了毛主义色彩。纳赛尔发动的政变以及随后的反英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左派可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发制人，而且也是对右翼的穆斯林兄弟会保持中立。巩固了在埃及的统治仅仅一年后，他来到万隆，非常需要一个国际形象，需要一个集团来支持他次年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摊牌，而这将导致运河的国有化，导致埃及遭遇三方入侵，导致在苏联援助下建造阿斯旺大坝和哈尔旺钢铁联合企业，并导致纳赛尔在随后的15年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中不可动摇的权力；而纳赛尔民族主义在1950年代晚期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埃及共产党的时代。万隆会议与这些主要领导人各自如骨鲠在喉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尼赫鲁不希望像苏加诺那样被推翻，他更为敏锐，也远没有纳赛尔那么残酷；但是这三个人带着各自的议程去到万隆，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交叠。

四

　　这就是埃及、印尼和印度开始发生的事。甚至在不结盟运动完全展开前，“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就成了媒体用语，但是随着苏联第二十次党代会的召开，对自我进行重新确认，这一命名很快就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论内容。它不再认为资本与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是主要矛盾，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主要矛盾，集中反映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上。这一论题基本保留了这样的理念（它产生于斯大林时代）：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抵抗是全球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为了这一理念，印度的共产主义在“退出印度运动”（Quit India Movement）^[11]期间以及随后的十多年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1956年之后，这一斯大林主义理念经历了几个复杂的变化。
　　首先，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开始出现，如今这被看作是处于与资本主义体系竞争甚至是要推翻它。其次，原子（热核）武器的发明使得两大体系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了，因此竞争只能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第三，战后这段时间在亚洲尤其是在非洲出现了一大批的独立国家，如果这些不发达但拥有主权的国家能够与苏联而不是美国结盟——即便不是军事上至少也是经济上的结盟——那么全球经济力量就会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偏移，而资本主义作为对手就会逐渐消灭，虽然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因此就是向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不同集团之间保持军事中立，并且将经济整合进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家内部，工人阶级要武装起来，切实可行地反对残存的殖民当局，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除此之外，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只能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可资利用的议会方式。
　　这一理念的要点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以和平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之间展开，而（难以归类的）第三世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是由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特性所决定。如果它保持军事上的不结盟，并且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那么它就可以称作国家民主（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进步”国家，它不同于人民民主，那是发生在共产党已夺取政权的地方），而国家经济成分的扩张甚至能通过发展“非资本主义”推动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常常被认为是处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这种观点与尼赫鲁的说法互相之间很好地叠加在一起：他把自己的计划经济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企业（它们本身就常常是垄断性的）达到很好的平衡。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并非整齐划一地进步，而是任何国家不管其国家结构如何，都能通过选择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像苏联之前那样的外交政策，从内部选择进步。
　　无论如何，“三个世界理论”真正的声望来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对世界的解释完全更新了。第一世界只包括美国和苏联，这是两个同样危险的帝国主义力量；第二世界包括其他工业化国家，它们被认为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被称作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包括主要的农业国和穷国，它们成为世界的“农村”，注定要包围和打败“城市”，也就是美国和苏联。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再次落入第三世界。当然，在很长一段时期，苏联被宣布为“法西斯主义”，似乎单独成为一个阶级，而美国则成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值得一提的是，不是这一理论的苏联版本（这里面既有部分的真理，又有机会主义成分，两者互相纠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最为激进的理论想象。相反，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把各种反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反苏的形式，甚至通过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激进的方式，三个世界理论的中国版本通行于世界，成为校园激进运动的重要部分。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会对我如此赤裸裸地重述近期历史产生一种受伤感。但无论如何，毛主义与过去20年里塑造我们大部分的政治文化的实践与争论并非完全无关。我们这批来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人必须正视自己的这一知识和意识形态背景，其原因在于这种背景赋予了我们思想的词汇和风格，这种思想散播于全球，成为所谓现代左派的很大一部分共识，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日中吸收了它，而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它并非等量齐观地抓住了我们所有人，但是至少它的一些元素——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些样式，大体上是毛主义的重构——如今被铭记下来，尽管它有时候已进入到我们写作、思考和言说各种力量和文化的全球传播的政治无意识里。
　　换句话说，“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不仅是一个描述性范畴，来揭示一种地理场域或与帝国主义构成特定的孤立关系，它还在不同层面产生了互相矛盾的意义和政治目的。在它主要的民族主义倡导者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的观念里，这一术语与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和一种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混合”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其苏联版本里，它含有这样一种实践意义，不管这些国家对内部的工人阶级、左派政党或组织的政策如何，只要他们在国际上与苏联结盟，并且拥有大规模的国家经济成分，便认可其体制，如纳赛尔体制。在毛主义版本里，这一术语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与其他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的很大距离，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分属不同的世界，并且在此术语的背景上，这些国家被看作：1．一个对人类的存在形成很大危害的军事集团；2．一个帝国主义体系，苏联在其中控制着大批的殖民地，从东欧到古巴到越南；3．一个法西斯。
　　在毛主义和直接的民族主义这两种版本中，这一术语也假定“第三世界”及其现存的国家和阶级是一个真实的替代者，不管它们存在着什么缺陷；实际上，“第三世界”被当做一个有待保护和强化的自成体系的世界，成为反抗来自其他两个世界侵略的场所。该术语的鼓吹者指认为第三世界决定性、划时代和必要的意识形态，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版本中也是如此（当然，这个术语还有别的用途，它无须经过理论的伪装而直接用“第三世界”来命名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从古巴到沙特阿拉伯，从中国到乍得。这种使用充满争议，仅仅是一般性的说法，而且我本人也常常这样用）。但是，把“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来运用的难题在于它被具体的争论弄得如此矛盾，如此分裂，以至于人们首先得用严谨的理论框架来标明是尼赫鲁的，毛主义的，还是苏联的，抑或别的——这个框架成为人们运用它的基础。同时，所有的理论版本都在强调这一术语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特征，这一事实必然意味着确实不可能采用这一范畴来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而且也不可能打破最初的基本假定。为了差异化地思考世界，人们只能放弃这一理论范畴。持社会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三个世界理论”时，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第二世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把它作为我们时代必需的决定性意识形态，并且把这种民族主义作为后现代美国文化的真实替代者，更多是以折中而且缺乏条理的方式来展开这一讨论。

五

　　人们可能会认为，随着显在的毛主义政治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衰退，这一术语的力量也在衰退，但实际上它的力量依旧还在。很多与组织化的毛主义不再有正式联系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运用这些思想范畴——到1980年代早期，很多人是作为“无党派人士”加入了所谓的“社会运动”。其结果是，虽然毛主义政治衰落了，但它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体制，还是苏联式的体制和政党，都同样多地运用了“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这一事实赋予它多层面的自明的合法性。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同样都在使用它，尽管那些从理论上运用这一术语的理论家并不总能说清楚它的涵义。对于那些既把自己表达成激进的反帝主义者，又参与到反共产主义的总体文化氛围当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第三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方便的立场；而一种稳定的民族主义也成为左派学者对1970年代晚期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所表达的敬意。当如，如今“第二世界”的垮台使得“三个世界理论”变得捉襟见肘。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前经互会国家的巨变所产生的反响，来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
　　首先，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似乎都认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其次，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潮流（它们都认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因此并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及其变种的应答式批评）如今已不可能去谈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明确对立面的社会主义，而更多地谈论“民主”、“社会运动”和“零散化的斗争场所”。这些对“第二世界”垮台的反应当然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显然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另一角度对它进行分析。但还有另外三种反应，这些在我看来在当下语境中更有意思。
　　首先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合流”的业已存在的毛主义理论，它声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早已被“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倡导者所预见——这种说法不是出自北京，那里的毛主义在一些年前已经退潮了，而是出自全球的其他场所。其次是“伊斯兰的”解释，它坚信一个巨大的革命正扫荡世界，从马格里布的大西洋沿岸，穿越整个中东和西亚，另一边则深入到西非撒哈拉沙漠的一侧，深入到苏丹和索马里，然后进入前苏联亚洲共和国与中国辽阔的新疆地区，绕进印度两翼的克什米尔和孟加拉国，一直伸展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来反抗两个魔鬼（两个超级大国，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合流。这并非左派一般所了解的“三个世界理论”，而是某种不同寻常的版本（基督教资本主义和不敬神的共产主义合流以对抗第三方，即伊斯兰共同体）。
　　但是在这种毛主义解释和伊斯兰解释之外，人们也会遇到第三种“合流的”解释模式，它以两大整体势力的全球冲突为基础，一个是白人的工业化国家，另一个是非白人的非工业化国家，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整体对抗后殖民的第三世界。这种解释模式实际上有部分的真实性，但是其真理部分淹没在三种极大的认识误区之中。首先，美国一副胜利者的嘴脸中无疑有着高度的种族傲慢，同样，戈尔巴乔夫抛出的由全欧洲和北美共享的“共同的欧洲家园”、“共同的文明”的措辞也无疑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在这种错误意识上形成的全球新格局确实具有一种种族主义特征，但是这种种族主义的合流不是根源，而是帝国主义取得胜利以及重新接纳东南欧进入其霸权的结果，当然，东南欧被置于次要和依附性位置。进而言之，这种模式从“三个世界理论”中借来一种以整体性术语划分世界的思维定势，不同之处只是并非三个世界而是两个世界：白人/非白人、工业化国家/非工业化国家。而且像毛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一样，这种模式也把苏联的解体仅仅看做是与美国的“合流”，而不考虑一个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促使不久前的对手依附且融入自己结构的关键因素。从穆斯林到毛主义者，上述三种关于合流的解释性假说，其重要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了以下三点：1．三分世界的观念，而第三世界被定位于反抗第一和第二世界（不断合流）的联合力量；2．不管是把它定义为伊斯兰的，还是非白人的，还是非工业化的，每种理论样式都倾向于把这个“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同质的实体；3．某种关于跨国的民族主义概念——其形成是以地区、种族差异或同属穷过的设定为基础——成为对目前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明确回应。问题是，任何这些假说都需要严格的理论辨析，但每一种假说似乎都产生于业已存在的三分世界的观念和视“民族主义”为恰当回应的观念。
　　显然，东欧的历史性转变和苏联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美国形成了一种伙伴意义上的“合流”，所形成的更是一种屈服、分裂、合并、依附的关系，而且是在一种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说的“欠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不同语境中，以至于这些国家要么被简单地归并（如东德），要么重组成为一个落后区域，处于发达西欧的边缘。当然，在戈尔巴乔夫的想象中，如果他实行的制度改革能单方面地结束苏联现存的生产和权力的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就会顺畅地成为他所说的（多少带点种族主义的）“欧洲共同家园”的一部分，而丝毫无损于其全球地位，这种想法显然不曾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地位是建立在国内社会组织基础上的，否则不论是全球地位，还是国家本身，乃至最为基本的领土完整都无法保持。依附性是他的体制改革展开过程中所固有的，即使是那些从苏联垮台中产生的较发达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施加在东欧身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惩罚机制，相比于纳赛尔之后的埃及或“人民团结阵线”失败后的智利所遭受的惩罚机制，既无结构上的差异，其严酷性也毫不逊色。或者说，种族主义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决定其力量应用的逻辑是资本主义逻辑，因此对于东欧那些重新合并的国家来说，正是根据其经济问题和资本主义力量，从结构上决定了对他们的处理方式，而这很大程度上与拉美国家或任何后发资本主义地区的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处理方式并无二致。

六

　　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从整体上分裂成白人/非白人、工业化/非工业化的互相对立的部分。相反，它在目前的主要特征是：1．它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全球体系，具体国家的地位最终是由经济的强弱所决定；2．这个体系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全球重组的新阶段。在此等级结构中，美国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首先，因为它在二战后享受了大约30年的霸权统治，并且拥有长期繁荣所带来的力量；其次，因为它将国内的经济规模、全球化的经济力量的广度和超级军事机器独一无二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它的那些关系密切的经济竞争者（如日本和德国）不能比的。但是，美国经济的相对衰弱——相对于之前的长期繁荣以及主要竞争者的发展速度——意味着它无法一如既往地占据霸权地位，也意味着无法再由华盛顿和纽约单方面对全球经济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是由几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体制集体同步地施加。
　　因此，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态势中，三个具有顶尖经济力量的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关键，但是它们必须在政策上互相协调，而且也要和其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互相协调，才能确保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筹划出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附属国进行帝国主义干预。我要补充的是，这些附属国（或地区）分布非常广泛，从海湾石油经济体到环太平洋东亚工业化地区（比如韩国、中国台湾或新加坡），从印度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们在人口分布、社会历史结构、经济规模、积累水平，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方面差异巨大。沙特阿拉伯食利的资产阶级当然比不上印度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印度的人口、经济和技术劳力的规模也比不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正是由许多这样的要素决定的。换句话说，全球积累作用的偏见性规律不是使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更为匀质和相似，而是使得各个国家之间产生更大的差异。
　　这个结构的等级化特性本身就与其快速的全球重构缠绕在一起。这种重构的关键要素包括如下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第一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再遭遇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大挑战，第一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再遭遇全球范围内失控的系统性挑战。相反，发达资本如今达到全球性自我调节的水平，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再通过战争来解决，因为资本的渗透已经超越了国家界限，使得民族—国家不再是发达资本再生产的独立场所，这种再生产必须成为一个全球体系，否则根本无法立足。这一因素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结成了一个整体，这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列宁时代，由此产生了可以用第二国际考茨基式语言来命名的“超级帝国主义”。德国的统一、即将到来的欧洲统一（尤其是通过德国议程）、安理会的作用、西欧与日本在美国的军事操控下针对伊拉克的统一立场，所有这些都成为建构这一超级帝国主义的舞台，包括它的内部矛盾，大部分也整合到其意愿之中，来清除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对抗，集体地控制资本主义后发国家，丝毫没有什么种族傲慢。第三，这一超级帝国主义的出现极大地被前经互会国家的垮台和重新合并所强化，不仅将这些国家抛入拉美式的依附状态下，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其他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很可怜的谈判立场。客观上，这一态势也影响到印度，它曾与经互会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也影响到菲律宾，它失去了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的核心战略价值；也影响到叙利亚，它先前的战略谋划是以华沙条约的持续稳定为前提；也影响到一切曾经以苏联作为武器和技术来源的国家和政治运动。
　　与上述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是欧洲政治与经济统一的不断发展。如果说北美经济的净规模让西欧感受到必须获取对等经济规模的压力的话，那么西欧资本的迅猛增长及其加速的统一，又相应地对经互会国家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成为推动其经济组织消解的最直接的外部因素。在亚洲和非洲，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的非殖民化运动当然推动了一个统一的单一全球市场的建立，并且强化了各国的资本主义联系，因为这意味着各殖民宗主国拥有的保护性市场的解散——如印度之于英国、尼日尔之于法国等等——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商品开放的单一市场。新独立国家中执政的民族资产阶级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这一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化；各种新的保护主义植根于过去的残余联系，试图阻碍这一进程，但无法阻挡总的趋势。在此进程中，制造业出现全球化现象，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迅猛提高，所有大的农业经济体也经历了通过使用新技术而不断提高资本化的过程，甚至整个亚洲和非洲的前资本主义生产也趋于被资本主义的司法关系、社会关系所支配和涵盖，虽然低水平的积累常常阻止合理的工业化转变。这些变化的积累效应加大了国家内部，以及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和地区差异。

七

　　今天，这一全球差异化的重构体系面临着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扭曲，导致所有这些经济体（如今甚至包括日本）的发展减速，每个萧条周期趋于更加强烈，更加延长。这些经济体面临的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战争，而是整体的下降，其经济结构存在难以预测的不稳定方式（和程度）。上述超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发达资本主义动力的因素是否有助于这一体系克服其结构扭曲，还未现端倪。
　　第二个问题更无法得到长时段的改善。资本的逻辑如今在亚洲和非洲已是不可逆转，在现在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简单地以欧洲方式实现完全的资本过渡。毕竟欧洲的资本过渡发生之时，外部没有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来支配和征服它们；其时世界的资源——从矿产到农业原料到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构成了欧洲财富积累的基础；欧洲巨大的人口资源能直接输出到其他国家；欧洲工人阶级被迫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商品出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欧洲资本建立全球霸权。相比之下，印度的资本主义能将无法供养的近5亿人口输送到哪里？印度资产阶级能到哪里去获取矿产资源来供给经济，并确保接下来二百年的支付平衡？只有毁坏森林，扒光山岗，给河流筑上堤坝并造成污染，是乡村广受污染，城市充满废气，即处于帝国主义资本的依附性伙伴的位置。由于缺乏哺育欧洲资本那样特定的全球历史条件，亚洲大多数地区无法指望发展出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发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大部分现代技术的结合很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给这些社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带来损害，即使是在殖民时期，也以各种方式和程度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考虑到现有的经济积累上的差异，全球资本主义在不同层面之间的差距，不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包括（从最发达到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人口、阶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能会加大。
　　资本主义从结构上无法服务于绝大多数被它卷入其中的人口，这是它整体上作为一个体系难以治愈的基本弊病。只要这个体系还存在，这种矛盾就既不能通过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也不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颁布的规章所克服，事实上也不能通过发达资本主义所有的政府和非政府手段克服。这一矛盾的否定力量只能来自体系之外，因为只有在阶级、地区、国家和洲际之间实行完全的财富再分配，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才能解决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状态，解决由此带来的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穷问题。社会主义代表着对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基本矛盾和残酷性对断然否定，而且这一否定的必要性还将存在，不管苏联的命运如何。
　　如果这种分析——不管多么粗略——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就自然会推导出与“三个世界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几个主张和基本原则。首先，世界不是被分成二元对立的两块；它总体上是一个等级化的结构。因此首先可以得出的推论是，在更广泛和超国家范围内的应对性的辩证否定也必须相应是全球的和普遍的——不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同样包含了普遍人性。其次，如果这种应对性的辩证否定即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在革命方案上隐含着一种国际特性的话，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基本而不可解决的矛盾——即它不能服务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同样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为实现社会主义方案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体现在这些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直接生产者的斗争上。第二个推论是，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践者既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出现，也可以从后发资本主义地区出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化的结构体系，它造成了阶级之间、国家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这一全球体系中不同地区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帝国主义带来的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反抗的主要对象。西方左派关注的已经完全是各自国家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此程度上，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边界之内来谈论社会运动，把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受惠者而进行的民主完善作为眼前目标，这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案，因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要打碎现代资本的帝国主义特征。第三，民族国家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资本再生产的场所，也不是后发资本主义地区反抗帝国主义的场所；我们已经大大走过了非殖民化运动的阶段，资本逻辑也已经牢固地把持着所有社会，使得那些占据国家机器之中心的民族主义不能成为应对性的否定力量，如果它们曾经是一种否定力量的话。
　　第三个推论有两种甚为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人们不能从民族国家、乃至超国家的集合体的对立体系即第一和第三世界，或其他关于这些概念的术语角度来思考这一压迫和剥削体系，因为实际上，一种民族主义不是在后殖民—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层面上，而是在民众政治力量（它在本质上与国家就有冲突）这个层面上，才能成为帝国主义。而且，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体系形成了一套民族—国家的等级化结构体系，在此程度上，只有在自身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内部组织起斗争，把对具体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变作为当前的实践目标，任何国家的革命力量才能与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进行有效斗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方案本质上具有一种普遍性，除非建立在跨国的基础上，否则作为一种过渡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然而，只要阶级斗争实际发生的场域还处于民族—国家结构这一基本现实中，那么即使是为实现这种过渡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需要一种国家基础。

^[1] Fredric Jameson,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Multinational Capital’, Social Text, Fall 1986, p. 73.

^[2] Fredric Jameson, ‘A Brief Response’,Social Text, Fall 1987, p. 26.

^[3]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民族通过印刷资本主义对宗教和王朝—帝国的取代是本书的核心主张，它分析了宗教和世俗语言，宗教朝拜等，并且如此总结道：“历史上，只有当三个非常古老的基本文化概念不再如公理般控制人们的心灵之后，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会出现。第一个是这样一种观念：特定的手抄本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的途径……正是这种观念孕育出跨洲际的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信仰集团。”（第40页）这一轻飘飘的“以及其他”某种程度上会让人紧张，但民族是在宗教曾经出现过的地方产生，这一观念是不错的。

^[4]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 1979), p. 104.

^[5] 如今，经历了近些年的重组之后，讨论“合流”问题的吊诡之处显然在于，一种合流——其实是捕获——实际上发生了，但只是在苏联这一曾经被描述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全球灭绝主义（exterminism）逻辑中的另一个美国全面解体之后。

^[6] 指认三个世界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我并不是要抹杀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而是要强调这一理论主张的纯粹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一理论提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错误知识，但却从发达与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所引起的直接体验，从发达资本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这一事实中获取情绪化的力量。这一错误知识的神秘化功能在于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后殖民主权社会，帝国主义是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来起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自称在解决帝国主义与被帝国主义统治国家的大众的矛盾时，更为偏向后者。

^[7] E. M. S. Namboodripad, Nehru: Ideology and Practice,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Centre, 1988), pp. 246-52.

^[8] 此处以及下面段落中关于尼赫鲁的事实可以很容易地从Servepalli Gopal所撰写的标准而非常尼赫鲁式的四卷本著作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中证实。具体见第二卷（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1979）中决定性的1947-1956年阶段。

^[9]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美国维度。在印度国内，拉纳迪夫的进攻和起义路线已经收缩，特伦加纳武装起义（Telengana uprising）阶段已经过去，印度共产党已经基本过渡到议会斗争——尼赫鲁有太多的理由鼓励这一过程。在国际上，苏联和中国的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管其内部政策如何，他们都愿意与不结盟国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尼赫鲁政府已经放弃了充当帝国主义的配角，转而成为进步的国际联盟的一个强力支持者。尼赫鲁在这一节点上向左转是国内国际态势转变的反应。

^[10] 对于这一激进阶段的总结性分析，参见Bipan Chandra, ‘Jawaharlal Nehru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1936’, in his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dern India,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79)。该文第一次发表在1975年8月（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X, nos 33-5）。当然，Chandra教授更改了对这一阶段的早期解释，并且在近著Jawaharlal Nehru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用对尼赫鲁事业更为颂扬性的总结来取代它。参见D. D. Kosambi Memorial Lectures (University of Bombay: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89)。

^[11] 1942年8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火逼近印度，印度要求独立呼声甚高，国大党于8月8日通过甘地提出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9日清晨，英国殖民当局突然将甘地和国大党各级领导人全部逮捕。入狱者逾6万人，国大党遭禁。1944年5月6日，甘地因病获释。24日，甘地宣布退出印度决议作废，退出印度运动结束。而印度共产党出于遵照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指示考虑，拒不支持“退出印度运动”，使其在印度民众中的支持率遭遇重大挫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