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序言

　　法国大革命与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一样，是使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主宰的这一长期社会、经济演变过程完成的标志。
　　这个当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资产阶级最觉悟的理论家从19世纪开始宣告的。为了从历史角度论证《宪章》，基佐曾指出，法国社会和英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人民和贵族之间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它的思想逐渐明确，并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对这种新社会的确认。其后的托克维尔及泰纳也赞同这种观点。托克维尔曾以“一种宗教的恐怖”谈道：“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个世纪以来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今天，人们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废墟中前进。”泰纳勾画出资产阶级在社会地位方面缓慢地上升，这最终使它对不平等状况不能忍受。但是，尽管这些历史学家确信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归功于流动财富、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却从未注重具体研究大革命的经济根源和从事这场革命的社会各阶层。
　　尤其应当指出，尽管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具有远见卓识，他们都未能阐明一个根本问题：大革命归根结蒂应该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解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力量所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是在“封建社会” 自身的内部产生和发展的。在18世纪末，所有制关系、农业和制造业的组织形式已不再适应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并成为生产的阻碍。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写道：这种桎梏“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56。——译者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饶勒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也在该书《总引论》中承认，他对历史的解释中“既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有米什莱的神秘主义观点”。)再现了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雄辩地展示了一幅广阔宏伟的时代画面，它至今仍不失为一座不朽的丰碑。他写道：“我们懂得，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方式是历史的基础。”饶勒斯之所以能把大革命史研究推向前进，是与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高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如果说他本人并未明确指出，阿尔贝·马迪厄却感觉到了。马迪厄在1922年《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再版前言中写道：饶勒斯把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敏锐感与嗅觉”同样运用于历史资料的研究中。“由于他投身于各种集会和党派的激烈的政治生活中，他比那些教授和埋头于工作室的人更能体会出革命者的激情及他们明确或隐晦的思想。”饶勒斯的著作或许有简单化的毛病。在该书中，大革命的发展是单一性的：其原因在于业已成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知识方面的力量，其结果则是这种力量以法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
　　萨尼亚克和马迪厄又有发展，他们阐明了18世纪中在1787—1788年达到高潮的贵族的反动。马迪厄以含糊的用语称之为“贵族的反叛”，即贵族疯狂反对任何改革尝试，少数特权人物不仅把持所有国家官职，而且顽固拒绝与上层资产阶级共享优势。这就说明法国大革命何以具有剧烈的性质，资产阶级的上台为什么不是一种渐变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突变。
　　然而，大革命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业绩。在饶勒斯之后，马迪厄也强调了第三等级的迅速分化和资产阶级各派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很快出现的敌对，指明了大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各阶段的发展进程。乔治·勒费弗尔把目光从历史学家们一贯注重的巴黎和大城市转向对农民的研究（因为18世纪末的法国毕竟是以农为主的国度）。在此之前，农民的行动一直被看作是对市民运动的反应，主要是配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和王权。关于大革命的同质形态和发展主流的观点便这样延续了下来。乔治·勒费弗尔以精确的社会分析揭示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内，发展着一股农民运动的潮流。它在其起因、进程、危机和倾向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有必要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大革命在农村打碎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加速了传统农业组织的瓦解。
　　乔治·勒费弗尔的著作具有示范与榜样的价值。没有他开拓的这一研究领域便没有大革命的社会史研究。而这种社会史研究是加深对大革命了解的唯一途径。要想说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表现，搞清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和最终对大革命做出确切总结，我们别无他径，只有从细致地分析各社会阶层及其团体的地产、流动财富和经济实力入手。
　　有一个事实发人深省：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地统治了150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问世。在对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侧重精神形态而不是经济实力的论文和对某个地区或城市、某个家族或阶层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注重史料分析并提出了研究方向，因而具有较高价值。尽管如此，大革命史研究在这方面的落后状况必须受到正视。毫无疑问，对社会（指上流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描写不乏其作。但这些通信集或回忆录中的描述仅限于对习俗或思想的勾画，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却是生产关系、收入和人数方面的状况。我们除了没有一部资产阶级的历史以外，也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的贵族的历史著作。城市人民阶层的历史则初具规模。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在经济和税收文件所提供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着手对各局部地区进行专题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各阶级和社会阶层进行综合的研究工作。而这种研究工作才是揭示阶级对立和把握阶级斗争辩证运动复杂性的唯一途径。例如，对糖岛（指安的列斯群岛——译者）的开发和与之相关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尽管已有许多描写，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深入研究波尔多资产阶级的著作。缺乏对吉伦特派所代表的这个社会团体的财富和实力的估量和对其构成范围的明确勾画，对吉伦特派的任何评价便无从谈起。
　　这类例子俯拾即是。我们会看到，由于对当时社会力量缺乏确切的了解，大片的研究领域仍有待开发，大革命的许多曲折仍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