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在1791年宪法基础上确立的自由君主制的尝试连一年也未能维持。在国王领导的贵族反革命和人民运动这两面夹击下，掌权的资产阶级为了消除国内的困难不惜使国外的困难变得更严重。它与国王同谋，把法国和大革命投入战争之中。然而战争却使其发动者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战争使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导致了王位的倾覆，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又导致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倒台。轻率地挑起与贵族阶级的欧洲的冲突后，革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向人民求助，进而向人民做出让步。于是国民的社会内涵被扩大了。实际上，这一现象是从战争具有民族二和革命两种性质之日开始形成的。这场战争既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阶级的战争，又是全民族反对旧制度的欧洲联盟的战争。法国的贵族阶级在国内大搞反民族的战争，欧洲的贵族阶级对法国大兵压境。在这种威胁下，基于纳税额的选举制度这一脆弱框架在人民的奋起中土崩瓦解了。
Ⅰ．走向战争（1791年10月—1792年4月）
1．斐扬派和吉伦特派
在1791年以前，资产阶级是团结有力的。瓦雷恩事件发生后，它发生了分裂，皮尔尼茨宣言使这种分裂更为加剧。无论在议会里还是在全国，资产阶级在它的敌人面前已经不再构成一个统一阵线了。
在新的立法议会中，代表的主体仍然来自资产阶级，产业主和律师在其中占优势。初级议会6月指定的选举人在1791年8月29日—9月5日任命了议会议员。这发生在马尔斯校场事件之后和皮尔尼茨宣言激起的不安之中。立法议会745名议员在1791年10月1日第一次集合。他们都是些新人（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在1791年5月16日通过法令，宣布他们自己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大多数是年轻人（议员中多数为30岁以下），尚无名气。他们中许多人是在市镇和省的议会中崭露头角和开始政治生涯的。
议会右翼由264名斐扬派议员组成。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也反对民主，主张有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正如1791年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但是，斐扬派中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两股帮派。拉梅特派对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三巨头”言听计从。虽然这3人不再为议员，但大部分新大臣都由他们选择，例如外交大臣莱萨尔。拉法夷特派则一切按拉法夷特的授意行动。拉法夷特极重虚荣，对三巨头取代了自己在宫廷受宠信的地位怀恨在心。
左翼大体是由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136名议员组成的。它主要由两名巴黎的议员为首领：一个是记者布里索，他所属的派别被称为布里索派；另一个是哲学家孔多塞，他是伏尔泰著作的出版人。左翼受到一些在吉伦特省当选的出色演说家的巨大影响，他们是：韦尼奥、让索内、格朗热纳夫、加代等等。“吉伦特派”的名称便由此产生。50年后，拉马丁使这一名称家喻户晓〔注：拉马丁在1847年发表了《吉伦特党人史》，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译者〕。布里索派多为新闻家、律师、教授，他们组成了第二代革命者。这些人中大部分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与波尔多、南特、马赛等海港的船主、银行家、批发商等工商业大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出身和所受哲学教育而言，布里索派倾向于政治民主；就其社会关系和气质而言，他们则倾向于尊重财富并为之效力。
议会的极左冀是几个主张实行普选制的民主派，如罗贝尔·兰代、库通、卡诺。三个亲密无间的议员——巴齐尔、夏博、梅兰（蒂翁维尔人）组成了“科尔得利三人帮”。他们在议会中影响不大，但在各个俱乐部和人民团体中却相当起作用。
中间派处于斐扬派和布里索派之间，由345名议员组成。这是一个不稳固的群体，他们被称为“独立派”或者“立宪派”。这些人真诚拥护革命，但是缺乏明确观点，也没有杰出人物。
在巴黎，俱乐部和沙龙既能够反映议会的观点也能够促使政治斗争激化。沙龙中云集了各派的首领，并为他们提供了协调意见的方便。斯塔尔夫人是内克之女，纳博纳伯爵的情妇。她的沙龙成了拉法夷特派的活动中心。韦尼奥则把他的朋友们汇集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多登夫人豪华的餐桌旁或沙龙里。这位多登夫人是一位包税商的遗孀。布里索派在罗兰夫人的沙龙中集合。她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和感情丰富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灵魂。通过其好友和其丈夫的斡旋，罗兰夫人发挥了巨大影响。她的丈夫正直而平庸，曾任工场视察员。
俱乐部的作用越来越增强，它们把各种倾向的活动分子都组织起来。出入斐扬俱乐部的只有那些属于温和资产阶级的立宪派。雅各宾俱乐部会费较低，具有民主性质。小资产阶级、小商贩、手工业者经常不断地出席它的会议，成为它的支持力釐。他们最欢迎的演说家是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这二人的观点不久便对立起来。雅各宾俱乐部通过其分会把影响扩展到全国，把所有革命保卫者和国有财产购买者组织在一起。科尔得利俱乐部是由更下层的人民分子组成的。
最后还有巴黎的48个区，它们使积极公民能了解政治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事件。这些区定期召开全体大会。从1792年7月起，当消极公民大批进入后，大会便成为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场所，对民主与平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2．国王与议会的第一次冲突（1791年底）
国民制宪议会有许多难题未能解决。它把这些难题留给了立法议会。这导致了国王与立法议会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以宪法方式所能消除的。这些难题涉及各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1791年秋天，城市和农村中的动乱再度兴起。在城市，动乱首先，是由于指券贬值和生活必需品涨价引起的。由于圣多明各黑人不堪忍受奴隶制而举行起义，殖民地出产的食品，如咖啡、糖、朗姆酒的价格上涨尤为显著。1792年1月底，巴黎的一些食品杂货店周围发生了混乱，人群强迫商店降低商品价格。
巴黎各区也开始检举囤积居奇者。在农村，小麦价格上涨和在赎买前依旧保持的封建租税激起了骚乱。从1791年11月起，几乎到处都发生抢劫运粮车和市场的事件。博斯地区的各个市政府迫于人民骚乱的压力，对粮食和必需的生活品实行规定价格。1792年3月3日，埃唐普的市长西莫诺——一个富有的皮革商，因拒绝实行规定价格而被杀死。斐扬派把他奉为殉道者。1792年3月、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流亡者的城堡连遭抢劫和焚毁。农民群众要求彻底取消封建制度。在这种社会威胁下，立法议会举棋不定并出现了分裂。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困难。反抗派教士继续进行煽动，致使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群众投向反革命一边。1791年8月，反抗派教士在旺代挑起了动乱。1792年2月26日，他们把洛泽尔的农民煽动起来反对芒德的爱国者。反抗派教士与贵族之间的勾结处处可见。1791年10月16日，贵族们在阿维尼翁策动了一次叛乱，并且杀害了激进派的首领——市镇文书莱斯居耶。爱国派则以拉格拉西埃尔的屠杀进行报复。最后还有来自国外的困难。普罗旺斯伯爵加入流亡运动后，流亡者的挑衅活动大为增加：他们发布宣言叫嚷入侵法国，并猖狂地对立法议会进行猛烈抨击。孔代亲王命令军队集结在特雷弗选侯领土上的科布伦茨。对大革命的威胁逐步具体化了。
立法议会的政策在社会方面是犹豫不定的，但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方面却坚决得多。
在社会方面，资产阶级以武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后便不再像1789年时那样团结一致了。富有的资产阶级慑于社会骚动，越来越与贵族阶级同流，它打算与王权取得和解。但是，中等资产阶级在瓦雷恩事件后失去了对国王的任何信任。它首先想到的是其自身利益，并且懂得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保卫这些利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竭力防止资产阶级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出现裂痕。1792年2月6日，佩蒂翁在给比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和人民团结一致才完成了这场革命，只有他们的团结才能保住这场革命。“多姆山省的议员，后来成为罗伯斯庇尔至友的库通在同一时期也宣称：应该制定公正的法律以使人民同革命结合在一起。还应该“坚信人民的精神力量比军队的力量更为强大”。1792年2月29日，他提出建议：除了领主有原始文件证明的权利外，其他一切封建权利都予以无偿废除。斐扬派反对表决这项措施。战争使资产阶级的困难加重，从而使农民的彻底解放有可能实现。
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在拉法夷特派的支持下把议会鼓动起来对抗革命的敌人。拉法夷特派对战争的前景毫不担心。立法议会通过了4项针对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1791年10月31日的法令限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11月9日的法令对流亡者们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否则，他们将被作为阴谋嫌疑犯，他们的财产收入也将被收为国家所有。11月29日的一项法令要求反抗派教士进行一次新的公民宣誓，并授权地方行政部门在发生骚乱时将他们逐出住地。11月29日的另一项法令请国王“要求收留法国逃亡者的特雷弗和美因兹的选侯以及帝国其他诸王公不要再在边境聚集和招募军队”。
吉伦特派借助这些主动措施一步步激发起民族感情，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国王失去回旋的余地，迫使他明确表示对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
此时，宫廷也开始采取破釜沉舟的政策。11月，在巴伊辞职后举行的巴黎新市长选举中，宫廷使拉法夷特的竞选归于失败，结果雅各果。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1月25日写道：“我们甚至可以从过了头的坏事中更早地得到好处。对此，一般人是料不到的。”这是推行“物极必反”的政策。11月的几项法令以及布里索派的好战主动性使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胜欢喜。国王对制裁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的措施行使了否决权，但他却批准了涉及他兄弟的法案和请求他向德意志诸侯发出最后通牒的法案。这样一来，议会便中了国王的圈套：诸侯受到攻击，他们就会投入战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绝妙的两面三刀之术挑。拨敌对双方，进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向外国求援成了挽救君主制的唯一办法。
3．战争与和平（1791年冬—1792年）
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冲突造成了困难的外交局面。布里索派和宫廷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对这种冲突不但不加缓和，反而逐步将其引向战争。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极少数人反对战争，但未能如愿。
主战派是由布里索派和宫廷联合组成的，这乍看起来不能不令人奇怪。
宫廷主张战争是因为它把获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国干涉上，它一贯使用着两面三刀的手法。1791年12月14日，国王通知特雷弗的选侯，如果他在1792年1月15日之前仍不解散流亡者，路易十六只能将他视为“法国的敌人”。宫廷在请求外国干涉落空后便企图借制造事端达到目的。路易十六在威胁特雷弗选侯的当天便通知帝国皇帝：
他希望自己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路易十六在给“他的代理人布勒特伊”的信中写道：“这将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争。那时一切事物都将大为改善，法国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使它连半个战役也支持不了。”
在12月14日这同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她的朋友费尔桑的信中写道：“这帮蠢材，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为我们火中取栗！”宫廷心怀鬼胎，它指望战局对法国不利，战争的失败使专制政权得以恢复。为此，它急于把法国推入战争。
布里索派主张战争是从国内和国外政策考虑的。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想用战争迫使叛国分子和路易十六暴露出真实面目。1792年1月14日，加代在立法议会讲坛上大声疾呼：“我们要事先给叛国分子指明去处，这个去处就是断头台。”布里索派认为战争是符合国民利益的。1791年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遭受了10个世纪奴役后终于获得自由的人民是需要战争的，必须以战争来巩固自由。”
12月29日，布里索还在立法议会中讲道：“法国在欧洲面前展示其自由民族特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它要保卫和坚持自由。”他在这次演说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目前，战争对国民是一种善行，唯一令人可怕的灾难是没有战争……只有国民的利益才是促进战争的力量。”
但是，他这里的国民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1792年1月5日伊斯纳尔在立法议会的演说是最明确的回答。仅仅“坚持自由”是不够的，还应该“完成革命”。伊斯纳尔赋予即将发生的战争一种社会内容：“这将是权贵与平等之间的一场斗争。”权贵指的是贵族阶级；而平等则只是“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是由基于纳税额的选举组织方式所确定的。按照伊斯纳尔的说法，“社会中最危险的阶级是由那些在革命中败落的许多人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众多的大产业主、巨商和一群富有和骄横的入。这些人对平等不能容忍，他们对贵族等级无限碗惜，梦寐以求……总之，这些人痛恨创立平等的新宪法。”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1791年的宪法，所谈到的平等“只是权利方面的平等”，正如韦尼奥后来所强调的。吉伦特派所希望的战争只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
经济方面的忧虑也同样严重。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希望彻底消灭反革命。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指券的信誉，这是企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工商界一向能在军需供应中获取巨额利润，因此战争并不令他们讨厌。这场战争将主要是针对奥地利的大陆战争，而不是针对英国的海上战争。因为海战会损害法国与海外诸岛的贸易和港口的繁荣。吉伦特派于1792年4月发动了大陆战争，直到第二年2月他们才向英国宣战。
在外交方面，布里索派实际上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旧制度的象征——奥地利身上。他们在各国政治难民的支持下准备发动一场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战争。布里索在1791年12月31日宣布：“进行一场新的十字军征伐的时刻来到了。这场十字军征伐是为了实现天下自由。”伊斯纳尔在此之前曾向欧洲发出过警告，并提出发动“各国人民投入反对君主的战争”。战争成了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有一名议员在1792年1月写道：“战争！战争！从帝国各地传到我耳朵里的都是这个呼声！”
主和派使战争的发生推迟了一些时间。三巨头和他们一派的大臣反对宫廷和议会的好战政策。1792年1月，巴纳夫和迪波尔向莱奥波德二世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劝告他遣散流亡者。
在战争政策的反对者中，数罗伯斯庇尔头脑最清醒，态度最坚决。罗伯斯庇尔最初只得到丹东和几份民主派报刊的支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抵制不可抗拒的潮流。这股潮流把全体革命者随着布里索派卷入了战争。在3个月中，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以惊人的远见展开了一场反对布里索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使革命派从此陷于分裂。他深知宫廷主张战争并非出自善意。1792年1月2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战争使流亡者、宫廷和拉法夷特之流感到庆幸。祸害的根源不仅仅在科布伦茨。“祸害的根源难道不在巴黎吗？在科布伦茨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之间难道没有任何联系吗？”毫无疑问，完成革命和巩固国家都是必须做的事。但是，罗伯斯庇尔把轻重缓急的次序重新作了安排：“你们应该首先把目光转向你们在国内的立场，在向外输出自由之前应该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
罗伯斯庇尔还指出，在进行战争和打击外部的贵族之前，应该首先消灭内部的贵族，制服宫廷，清洗军队。战局有可能变坏，因为贵族军官的流亡瓦解了军队，部队缺少武器、装备，要塞没有粮食弹药。“一旦将战争加在人民头上”就不能不对人民有所补偿：必须武装消极公民，振奋民众精神。而且，即便取得了胜利，自由也可能会葬送在某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手中……然而，罗伯斯庇尔对战争所持的清醒分析和勇敢的反对态度还不足以阻挡这股潮流。
4．宣战（1792年4月20日）
战争曾一度因罗伯斯庇尔的反对态度而推迟到来，但在1792年初的几个月中又加快了步伐。1791年12月9日，拉法夷特派在布里索派的支持下成功地把纳博纳伯爵安插为军政大臣，使他成为内阁中主战政策的工具。1792年1月25日，在特雷弗选侯被吓得让了步，解散了流亡者的聚合之后，立法议会就请求国王向皇帝询明“他是否放弃了旨在反对民族主权、独立与安全的任何条约和公约”。这意味着要求他正式收回皮尔尼茨宣言。外交事务大臣德莱萨尔力图制止好战政策，结果，纳博纳被免了职。
布里索派内阁的组成是对免除纳博纳职务的反击。吉伦特派火冒三丈；韦尼奥也谴责国王身边“居心叵测的顾问们”。布里索向主和的大臣提出了严厉的控诉状。1792年3月10日，德莱萨尔在大理院受到指控。其他大臣惊恐万状，辞官而去。路易十六在迪穆里埃的建议下召布里索的朋友和吉伦特派组阁：克拉维埃尔任国家税务大臣；罗兰为内政大臣；塞尔旺在5月9日出任陆军大臣；迪穆里埃任外交事务大臣。迪穆里埃曾作过密探，是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他怀着野心投身革命，与拉法夷特有同样的企图：进行一场速决战，然后班师回朝以便恢复君主政权。为了堵雅各宾派的嘴，迪穆里埃给了他们几个职位：勒布伦-通迪和丹东的朋友诺埃尔进入外交事务部；帕施进入内政部。吉伦特派的报刊立刻停止了对宫廷的攻击。罗伯斯庇尔抓住这一把柄，严厉揭露“阴谋家们”的狼狈为奸。于是，在他的支持者和吉伦特派之间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决裂。
从此，宣战已势在必行。3月1日，莱奥波德猝死，他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二世反对任何让步，决心一决雌雄。他对3月25日给他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1792年4月20日，国王亲临立法议会，建议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宣战，这即是说只向奥地利而不向帝国宣战。只有十几个议员对宣战投了反对票。
战争并没有使其发动者如愿以偿：宫廷和吉伦特派的各自打算都落空了。战争却促进了民族感情的激昂高涨，并给吉伦特派增添了持久的威望。这种威望在相继而来的灾难中也难以磨灭。吉伦特派最终垮台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企图进行一场导致国民自我发现的战争，而在于它不会驾驭这场战争。
米什莱写道：“他们是共和国的创建者。他们主张进行92年的十字军征伐和实现全球的和平。因此，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感激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需要洗净93年的污迹，经过赎罪后永垂青史。”
Ⅱ．王座的倾覆（1792年4—8月）
这场震撼欧洲的，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1815年的战争，使法国的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王权则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1．军事的失利（1792年春）
按照布里索派和宫廷的打算，这场战争应该是速战速决的。
然而，从战争一开始，军队和军官的不足就导致了接连失利。法国军队陷于完全瓦解的困境。在1.2万名军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国外。兵力减员严重，前线部队和1791年征募的志愿兵共有15万人左右。政治和社会冲突也波及到军队。爱国派的部队与贵族的指挥官相互对立，军纪因此受到影响。高级统帅平庸无能：曾在北美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罗尚博元帅现已衰老，对其部队缺乏信心；老于世故的德意志人吕克奈尔元帅指挥无方；拉法夷特只不过是个政客式将军。
初战很快便告失败。迪穆里埃曾命令集结在边境的3个军发起进攻，奥地利军队只有3.5万人与之对垒。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本可以使法国人占领整个比利时。但是，4月29日，当奥地利军队刚一露面，对自己部队缺乏信心的狄龙和比隆将军便下令后撤，士兵们感到被人出卖而溃不成军，狄龙则被人杀死。于是，边境失去了防御。拉法夷特在阿登山脉始终按兵不动。将军们把失败归咎于部队目无军纪和对此容忍的内阁。1792年5月18日，汇集在瓦朗西埃纳的将领们不顾内阁的命令，自行宣布进攻已不可能，并且建议国王立即媾和。高级统帅持此种态度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一贯富有远见的罗伯斯庇尔早在5月1日就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指出了这种危险：“不，我丝毫不信任将领们。除了个别几个可敬者外，我认为他们几乎都对旧秩序和宫廷的恩宠怀有惋惜之情。我诉诸人民，只有人民。”
拉法夷特此时彻底向拉梅特派靠拢，以便对付民主派。他声称随时准备率部开向巴黎，驱散雅各宾派。
2．国王和议会的第二次冲突（1792年6月）
军事失利、将领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宫廷的勾结使民族情绪高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的高涨与革命冲动密不可分，其矛头指向嘲弄民族的贵族。
4月26日，鲁热·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推出了他的《莱茵军战歌》。众所周知，这首歌充满了民族和革命的激情。无论在歌曲的作者还是歌唱者的心目中，革命和民族是融为一体的。阴谋使法国回到“古代奴隶制”的“无耻专制者”和暴君受到了鞭挞。贵族阶级、流亡者“这帮奴才、叛贼、大逆不道之徒和布耶的同谋者”也统统未能幸免。歌曲赞颂对祖国神圣的爱，发出了保卫祖国的召唤（“你们可曾听到：在田野里，凶残的士兵在咆哮……”）。这祖国是1789年后在反对贵族阶级和封建制的斗争中诞生的祖国。
不久便成为《马赛曲》的这首歌和它的历史背景是难以分开的，这就是1792年春天的危机。民族的冲动与革命的奋起紧密相关，一场阶级冲突成为爱国主义的基础，并且大大激发了这种爱国主义。贵族们推出国王来反对他们所鄙视的国民。国内的贵族对外国入侵者望眼欲穿；流亡者为虎作伥，帮助敌方作战。对于1792年的爱国者们来说，此时正是保卫和发展1789年成果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始终被贵族的阴谋所烦扰。民族危机给他们以新的推动，使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消极公民们在吉伦特派的建议下拿起梭镖，戴上红帽，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友好团体。资产阶级国家基于纳税额的制度框架是否将被他们打破？……
在罗兰1792年6月10日给路易十六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祖国绝不是在想象中被美化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存在物，人们曾为之作出牺牲。人们通过对它的关切表达对它与日俱增的热爱。人们为它的诞生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它在动荡不安之中崛起。人们珍惜它是由于它来之不易，它使人充满希望。”
对于消极公民来说，只有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祖国的观念。
但是，激发起革命情绪的民族危机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对立。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胜过了1789年，吉伦特派很快便迟疑不前了。为了武装志愿兵，富人们被课以捐税。农民暴动一直在凯尔西酝酿，并且扩展到了下朗格多克。通货膨胀的冲击此起彼伏，生活必需品短缺造成的骚乱重新出现。1792年3月3日埃唐普市长西莫诺被杀一事，反映出在人民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商业、财产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巴黎，雅克·鲁在5月就提出以死刑惩治囤积居奇者。在里昂，市政官员朗日在6月9日提出了“保持面包充裕与价格公平的简便易行办法”：限定价格和制定管理条例。资产阶级开始被一个幽灵所纠缠，这就是“土地法”。当莫尚的神甫皮埃尔·多利维尔为埃唐普的暴动者进行辩护的时候，吉伦特派却不顾夏博的反对，在1792年5月12日作出决议：为西莫诺举行丧礼，将他的市长肩带高悬在先贤祠的圆顶上。这样，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分野开始出现，它们不久便分道扬镜了。吉伦特派的“全国性衰退”是史书上的婉转提法，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此时已显示出来：吉伦特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强烈主张经济自由。它以战争政策激起了人民浪潮，但义对这种浪潮深感恐惧。它的民族感情从来没能强烈到超越其阶级团结的程度。
在人民的推动下，议会的政策坚定起来。布里索派意识到宫廷在支持将领们的反叛。布里索和韦尼奥在1792年5月23日猛烈地拌击“对奥委员会”，揭露它在王后主持下为敌人和反革命的胜利卖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议会再次采取了威吓政策。新法令一个接一个地被通过：凡由本省20名以上公民告发的反抗派教士一律被驱逐（5月27日）；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御林军被取缔（5月29日）；在巴黎设牲营地，供即将参加联盟节的2万名国民自卫军使用（6月8日），这支力址不仅要保卫巴黎，并且将在必要时抵制叛逆将领们的任何企图。
将领们和大臣们之间的不和为国王的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路易十六拒不批准关于驱逐反抗派教士和召集国民自卫军的法令。6月10日，罗兰郑重警告他，让他收回否决权，并向他指出：他的态度很可能使法国人相信国王串通流亡者和敌人，从而引起可怕的突发事件。路易十六坚持己见，6月13日，他解除了布里索派的大臣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尔等人的职务。吉伦特派让议会作出决议，对被解职的大臣表示全国的腕惜之情。迪穆里埃生怕受到指控，他在6月15日提出辞职，随即前往北路军。斐扬派重掌政权后，拉法夷特认为时机已到，便在1792年6月18日宣称“法国宪法受到了内部叛逆和外部敌人的共同威胁”并敦促议会粉碎民主运动。
1792年6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为了向国王施加斥力。国王拒绝批准法令，将吉伦特派大臣解职并组织斐扬派内阁，所有这些都表明宫廷和将领们力图推行拉梅特派和拉法夷特派的纲领，即消灭雅各宾派；修改宪法；加强王权；与敌方谈判结束战争。面对这种威胁，吉伦特派积极组织了一次人民活动日，以纪念网球场誓约和瓦雷恩事件。在桑泰尔的带领下，郊区人民向议会进发，而后又来到王宫。他们对按兵不动、拒绝批准法令和将大臣解职表示抗议。国王从窗口勉强探出身体，他头戴一顶红帽子并为国民的健康举杯。但是，他仍然拒绝批准法令和召回吉伦特派大臣。
以和平方式施加压力的尝试失败了。对立派的势力甚至有所加强，王权主义一度从中得益。巴黎市长佩蒂翁被停职。6月28日，拉法夷特丢下军队，重新出现在议会。他勒令议会取缔雅各宾俱乐部，惩办6月20日示威的肇事者。
3．外来危险和吉伦特派的无能（1792年7月）
吉伦特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自身矛盾之中，它没有能力解决国内外的困难，因此被首都的革命分子所超越。它赞成向人民求助，但仅仅以人民遵循它所规定的目标为限度。
1792年7月11日“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反映了外来危险的严重程度和吉伦特派不知如何应付。7月初，布伦斯维克公爵统领的普鲁士军队开到前线，孔代所率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也相继赶来。战斗即将在法国本土展开。在危险迫在眉睫之际，雅各宾派捐弃前嫌，一心投入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斗争。6月28日，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发出了团结一致的号召。7月2日，议会绕过国王的否决权，命令国民自卫军前来参加7月14的联盟节。7月3日，韦尼奥慷慨陈词地揭露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的背叛行为。他指出：“自由是在国王的授命下遭到攻击的。”7月10日，布里索重提此话，并且明确指、出了政治问题：“暴君们是对着革命、人权宣言和国民主权宣战的。”在布里索的提议下，议会在1792年7月11日发出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大批军队正向我们的边境迫近；所有仇视自由的人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宪法。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
所有行政部门都改为常设办公；所有国民自卫军都应征入伍；一些志愿军新营被征集组成。在短短几天内，有1.5万巴黎人参军。公告使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人民加强了团结，它号召人民在参加保卫祖国的同时参加政治生活。
然而，吉伦特派的伎俩遏止了爱国主义的浪潮。在议会的威胁下，斐扬派大臣于7月10日辞职下台。这一事件在爱国派中再一次引起分裂。吉伦特派企图重掌政权，它开始暗中和宫廷谈判。7月20日，韦尼奥、让索内和加代通过画家博兹给国王通信。加代在杜伊勒利宫与国王一家进行了一次会晤。路易十六不肯退让，他一拖再拖，以便把吉伦特派置于死地。吉伦特派不久前已在议会中改弦易辙，它责备人民的骚动并对捣乱分子进行恐吓。7月26日，布里索扬言反对废黜国王，不赞成普选权。他说：“如果有人试图立即在宪法的废墟上建立起共和制，法律的利刃就会刺向他们，如同刺向那些积极主张两院制的人和科布伦茨的反革命分子一样。”
8月4日，韦尼奥迫使巴黎莫孔塞伊区撤销了它曾宣布的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国王的决议。
人民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彻底决裂恰恰发生在吉伦特派的政策临近完满结局的时刻。吉伦特派在起义面前退缩不前。它担心控制不住革命群众，然而这些群众正是在它的促进下才发动起来的。它所害怕的是财产权受到侵害，至少是财富的优势遭到破坏。吉伦特派在谴责了路易十六之后又与他谈判，它刚向前迈步就要往后退。这样它便落得自寻死路，并且把1791年建立的制度。也引向绝境。这种制度将国民禁锢在基于纳税额的限制中。
4．1792年8月10日起义
除了巴黎以外，全国上下也都起来反对犯有通敌罪的王朝。8月10日起义不仅是巴黎人民的功绩，而且也是以自卫军联盟战士所代表的法国人民的功绩。可以说，“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是全国性的事件。
爱国主义运动一经发动便势不可挡。已经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巴黎各区成为永久性机构，消极公民也渗透进来，他们还参加了国民自卫军，7月30日的一项法令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做法。同一天，法兰西歌剧院区在全体大会上实行了普选制。在48个区中，最后有47个区表示赞成废黜国王。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早在7月11日他就曾向联盟战士讲话：“公民们，你们来到此地难道只是为了参加一个空洞的仪式，重演一次7月14日的联盟节吗？”
在他的启发下，越来越富有威胁性的请愿书不断出现，由联盟战士送交到议会。请愿书在7月17日和23日曾两次提出废黜国王。当罗伯斯庇尔看到吉伦特派与宫廷重新谈判时便对它再次抨击。7月29日，他揭露“宫廷和立法议会中的阴谋家搞相互串通的把戏”，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代之以一个国民公会，由它修改宪法。7月25日，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到达巴黎；30日，马赛的联盟军也到了，他们在市郊圣安托万行进时唱着那首不久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歌。在罗伯斯庇尔的促进下，联盟军战士组成了一个秘密指挥部。
在科布伦茨起草的布伦斯维克宣言于8月1日传到巴黎后激怒了所有爱国者。自7月的最后几天起，首都的气氛激昂而紧张，人们在街头巷尾宣传祖国在危急中，公共场所的征兵工作在庄严隆重的礼仪中进行。为了恐吓革命者，玛丽-安托瓦内特请求敌国君主发布一篇具有威胁性的宣言。这篇宣言由一名流亡者起草并由布伦斯维克公爵签署。宣言向敢于对侵略者实行“自卫抵抗”的国民自卫军和动摇分子以死亡相威胁，它警告巴黎人民：如果国王一家受到“丝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城并将它夷为平地。这将是足以为训和永世难忘的报应”。布伦斯维克宣言产生的后果与宫廷所预期的截然相反，它更加激怒了人民。
7月底未能爆发的起义一直推迟到巴黎各区把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提交到立法议会之后。处于市郊圣安托万的盲人院区为议会规定的最后行动期限是8月9日。这一天，立法议会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就散会了。当夜，警钟长鸣，市郊圣安托万邀请巴黎各区派专员进入市政厅，先与合法的市府同时执政，然后取而代之。这便是“起义的市府”。巴黎市郊人民纷纷起来，与联盟战士一道向杜伊勒利宫进军。杜伊勒利宫的自卫军纷纷倒戈，转向起义。8点钟，马赛人的队伍首先到达，他们未遇阻拦，直入王宫内院。此刻，御前卫士们向他们开火，并将他们击退。郊区人民赶到后，联盟战士在他们的支援下再次进攻，并且发动了冲锋。10点钟左右，受困的卫兵们在国王的命令下停了火。起义刚开始时，由于罗德里（吉伦特派，塞纳省事务总管）再三请求，国王及其全家便离开了王宫，到不远的议会所在地——马内日大厅避难。在战斗胜负未见分晓之前，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当起义获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停止国王的职权（不是废黜），并且通过决议：召开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这正是罗伯斯庇尔以前所建议的做法。
王座倾覆了。与之一起倒台的还有斐扬派，即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曾经促进了革命的发动，后来，他们又先后在拉法夷特和三巨头的带领下企图领导革命，使之更加温和。至于吉伦特派，它曾因与宫廷往来而落得名誉不佳，并且极力阻止起义发生。起义的胜利不属于它，因而它不会在胜利之后强大起来。与此相反，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的消极公民，则在罗伯斯庇尔和后来的山岳派的带领下令人瞩目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1792年8月10日起义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起义。南方和布列塔尼各省的联盟军在起义的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起义胜利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分割国民的壁垒也崩溃了。
1792年7月30日，巴黎的法兰西歌剧院区曾宣称：“公民中任何个别阶级都不能窃夺拯救祖国的专有权利。”它号召那些“被特权者称为消极公民”的人到国民自卫军中服务，在各区全民大会上议事。总之，它号召他们共同“行使属于各区的那一部分主权”。7月30日，立法议会接受了既成事实，颁布法令允许消极公民加入国民自卫军。
磨坊岗区也发出声明：“在祖国处于危急中时，国家主人应该忠于职守，即统率军队，主持国务。他应该无所不在。”
“第二次革命”通过实行普选制和武装消极公民，把平民纳入到国民之中，它标志着政治民主的诞生。与此同时，新的国家现实中的社会特征更为突出了。原来主张与贵族实行妥协的那些人在屡屡碰壁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迪特里希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挑起反叛，后来便逃之夭夭；1792年8月19日，被部队抛弃的拉法夷特投奔了奥地利人。
此外，无套裤汉走上政治舞台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新的国家现实产生了敌意。8月10日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反抗这一共和国的势力也已经蠢蠢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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