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1795年酷似1789年，一个是共和三年，另一个是自由元年。
自1789年，特别是1792年8月10日以来一直是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决定因素的无套裤汉及人民运动，这时已被清除出政治舞台。反对贵族、国内反革命以及国外反动势力联盟的战争需要，曾一度迫使山岳派同无套裤汉联合起来。为此，山岳派不得不答应试行人民民主。有产者对这次尝试曾长时间保留着噩梦般的回忆：他们的自由被妨碍，利润受限制，小人物居然把法律强加在他们头上。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加强，它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因此它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重现共和二年的试验。它独断专行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显贵”们的至尊地位已被恢复，国家的概念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重新确立起来。
共和三年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布瓦西·当格拉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表的开场白中把这些原则阐明得一清二楚：
“总之，你们必须保护富人的财产……一个明智的人所能要求的，仅是公民的平等权利……绝对平等只是幻想。若要实现绝对平等，必须要在思想、道德、体力、教育和财产方面人人都能完全平等。”
早在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发表过同样的论调：
“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
热月党和吉伦特派如此奇特的一脉相承。布瓦西·当格拉接着说道：
“我们应该让最优秀的人物来统治。他们是最有教养、最能维护法律的人。然而，除了极少的例外，你们只能在以下的范围内找到这样的人才：他们拥有产业，热爱自己产业的所在地，忠于保护产业的法律，酷爱有益于产业的平静；他们还因为拥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舒适生活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就使他们能够有远见卓识，准确地讨论同自己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法律的利与弊，一个由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一个有社会秩序的国家，而一个由无产业者统治的国家则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经济的自由必然与私有权紧密相关：
“假如你们给无产业者无限的政治权利，假如有一天他们坐在立法者的席位上，那他们就会鼓动或纵容动乱而毫不顾忌后果。他们将会对商业与农业制订或同意制订极其有害的税率。因为他们自己感觉不到，不会害怕，并且也预料不到这些税率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最终他们将把我们重新推向我们刚刚摆脱了的激烈动乱之中。”
这是对共和二年尝试的无情谴责，并且也杜绝了民众各阶级的一切希望。于是，根据1789年的传统，热月党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的和解勾画出了一幅由“显贵”们，即至少是富裕的有产者组成的国家的轮廓。布瓦西·当格拉曾明确指出：
“无产业者必须在德行方面不懈地努力，才能对并不维护他们的秩序感兴趣。”
从此，财产私有权便被资产阶级认为是非我莫属的了。山岳派的立法曾一度使私有财产的获得比较容易，但这时以自由经济需要为名，完全剥夺了无产业者，尤其是小农获得私有产业的可能性。早在共和二年果月22日(1794年9月8日)，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就强调了这种必要性。他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要使全体法国人都变成地产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以及这种变化将会带来的有害后果”的报告。因为，企图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贫困纯属幻想。即使可以让全体衣民都变为独立的自耕农，共和国也完全没有理由为之庆幸。因为到了那时，大农场主、商人、工厂主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自己企业所必需的劳动力？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
然而，贵族也毫不甘心。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战争再次爆发。资产阶级国家和“有产者共和国”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其自由的形式而注定了它是弱不禁风的，这时它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799年如同共和二年，祖国的危急迫使人们采用专权的办法。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社会上的优先地位是完全不容许人民群众妄加评论的。革命的专政被挨弃，于是只有实行军事独裁。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意义所在。共和八年，有产者共和国的显贵们把国家限制在共和三年规定的狭窄的纳税者范围内。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在共和三年牧月，巴黎无套裤汉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势力加速扩展。但是，过分的白色恐怖，特别是暴露出流亡分子叛国行径的基布隆登陆，终于使局势转为对革命有利。与此同时，热月党开始享受到革命政府努力的成果。因为，反法联盟解体了。
热月党更加坚持他们的妥协与折中政策。对外，他们回到了传统的外交。他们不断地征战，企图以兼并与征服来取得和平。对内，他们同右派相勾结以完成自己的大业。这样，温和的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一起，通过共和三年的宪法，奠定了显贵政权的基础。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新的立宪尝试就因保王党人的反对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而被破坏了。
Ⅰ．牧月之后白色恐怖和基布隆登陆（1795年5-7月）
共和三年牧月镇压了一切来自民众的反对派，反动势力愈加猖獗，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恢复宗教崇拜便是其第一个后果。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根据朗热内的提议，教堂还给了信徒。然而，在教堂以外的宗教崇拜仍是被禁止的。按照“兼容并蓄”的原则，每旬一次的崇拜，宪政派天主教以及罗马天主教共同享用各教堂。由此产生了无穷的冲突。全体教士必须宣誓服从共和国的各项法律。宪政派便趁此机会在格雷古瓦的领导下重建他们的教会。以前曾拒绝宣誓的罗马派教士，如同在对待1792年的“小誓言”时一样，也分裂为两大派：“宣誓派”以圣絮尔皮斯修道院前院长埃默里神甫为榜样；“反抗派”则坚持进行秘密宗教活动。宗教的骚乱持续不断。
指券因无套裤汉运动被镇压而遭破坏，因为热月党资产阶级对它完全放任不管。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获月3日（1795年6月21日）制订了与继续发行相应的贬值比例，从而最终认可了纸币的破产。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国民公会下令土地税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它最后还同意官员的薪俸可以浮动。国库已经空虚，然而纸币仍以每月将近40亿的速度继续发行。指券的价值在芽月（4月）只相当于其面值的8%，在获月降到5%，而在热月（1795年7月）跌到了3%。
白色恐怖因牧月民众运动的失败受到了决定性的鼓动。
在国民公会里，除了科多尔省的卡诺和普里厄以外，共和二年各委员会的成员以及12名山岳派议员都经签署被捕入狱。吕尔和莫尔因受到威胁而自尽。国民公会于牧月12日（1795年5月31日）取缔了革命法庭，并且撤销了对联邦党人的一切判决。
在外地各省，前恐怖分子都遭到审判。因此，奥朗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索姆省的勒邦都被枪决了。花月20日（5月9日），国民公会准许现已落入前联邦党人及真正的保王党人手中的行政机构向司法警官揭发恐怖分子。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共和二年的积极分子到处被人追捕，即使他们不被判刑，也会遭到百般的刁难与折磨，致使他们无法继续生存。大多数城市都有了自己的“金色青年”，在当局的纵容下，他们成了街上的主人。一帮帮刽子手，如耶稣会、耶宇会以及太阳会使东南部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在隆-勒-索尼耶和布尔等地犯人被屠杀。在里昂，花月5日与15日（4月24日及5月4日），监狱被强行打开，犯人全被处死。在蒙布里松与圣艾蒂安也发生了大屠杀。马赛的太阳会于花月22日（5月11日）及热月27日（8月14日）两度在埃克斯枪杀囚犯。无套裤汉在雅各宾派的最后堡垒土伦起义，但在牧月4日（5月23日）被镇压下去了。白色恐怖更是变本加厉。太阳会于牧月17日（6月5日）在马赛枪杀了圣让要塞的全体政治犯。在塔拉斯孔，当着当地贵族的面，并且在他们的掌声中，把雅各宾派分子从勒内王的城堡上推到了罗讷河里。在萨隆、尼姆和圣灵桥等地也都发生了大屠杀。一名国民公会议员牧月13日（1795年6月1日）写道：“到处都在绞死人”。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紧，保王党也开始复苏。那些仍然坚持共和立场的热月派，在看到保王党的崛起使大革命的拥护者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威胁后，终于也警觉起来。巴黎的新闻界通常总是倾向保王党的。牧月17日（1795年6月5日）的《导报》这样写道：“到处都表现出最狂热的希望，似乎国民公会只能宣告实行王政了。”
在巴黎，反抗派教士以及归来的流亡分子肆无忌惮地耍弄阴谋，到处散发英国货币。在外地各省，自由树被砍倒，三色标志被踩在脚下。但是，保王党内部也存在分歧。立宪派企图以一直关押在唐普尔的路易十七为旗号上台执政（后者于牧月20日，即1795年6月8日死去）。结果是主张恢复旧制的专制派占了上风。普罗旺斯伯爵德·韦罗纳自命为路易十八，于1795年6月24日发表了宣言。他许诺恢复秩序、议会以及教会的特权，并声称要惩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人。他周围的人主张吊死制宪议会议员，并且枪毙那些攫取国有产业的暴发户。整个法国，持有同样观点的保王党人正在准备叛乱。他们在弗朗什-孔泰、阿尔代什、上卢瓦尔、洛泽尔等地恢复了地盘，同时他们还通过巴黎的“王家代办处”进行收买贿赂活动。1795年5-6月间，莱茵方面军皮什格吕上将被收买起事。自牧月初起，朱安党人重新拿起了武器。在保王党复辟的危险面前，热月党终于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基布隆登陆表明（如果还有这个必要的话）保王党与英国的勾结，终于重新燃起共和主义的热情之火。有远见卓识的马莱·迪庞于1795年6月21日指出这种勾结对保王党事业的危害：
“内战只是幻想，借用外力进行战争更不可。在法国，对反法联盟的武器及其政策即使不是人人切齿痛恨，那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唾弃的了。”
国民公会对西部叛乱分子的让步，牧月后接踵而来的镇压以及政府的软弱却使主张诉诸武力的人得到鼓舞。登陆是在皮伊泽领导下准备的。英国政府提供了金钱、舰队以及流亡军的军服。这些亡命徒在代尔维利和松布勒依的指挥下组成两个师。登陆于获月9日（1795年6月27日）在布列塔尼的南岸基布隆半岛上进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帮朱安党徒在卡杜达尔领导下起来响应，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无动于衷。保王党内部的不和使他们的指挥陷于瘫痪，代尔维利与皮依泽也对立起来。从牧月初开始就警觉起来的政府，抓紧时间把部队都集中在奥什的指挥下。他在基布隆半岛击退朱安党徒的进攻后，筑起了坚固的工事。保王分子在获月19日（7月7日）企图突围。结果惨遭失败。获月28日他们再次失利。共和军于热月2-3日夜间（1795年7月20-21日）发起进攻。流亡军被逼到半岛的尽头。皮伊泽逃上英国军舰，松布勒依则宣布投降。根据当时的法律，手持武器，身着英国军装被捕的748名流亡分子作为联盟军的帮凶及叛国分子被全部枪决。
流亡分子在基布隆的这次失败的登陆，存全国进一步激起对英国的仇恨。它巩固了共和国。与此同时，反法联盟却最终陷于瓦解。
Ⅱ．征服的和平（1795年）
热月党毁坏了革命政府建立起来的事业，但他们仍然享受到共和二年国防政策带来的不少好处。此外，正当在不同利益的促使下反法联盟陷于瓦解时，他们也趁机大捞好处。
共和二年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共和国军在弗勒吕斯就已开始取得胜利。热月9日，比利时再次被征服。整个夏天，军事行动处于停滞状态。9月份军队又开始前进。儒尔当统率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于共和三年葡月11日（1794年10月2日）强行穿越拉罗埃尔通道，把克莱费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赶到莱茵河彼岸。与此同时，摩泽尔方面军和莱茵方面军也占领了帕拉蒂纳。皮什格吕率领的北方军越过冰冻的默兹河及莱茵河各支流。荷兰被占领，封锁在泰克赛尔的舰队也被轻骑兵攻占。1795年1月，巴达维亚共和国宣告成立。在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军处于守势，在比利牛斯地区，它则于秋天侵入了卡塔卢尼亚。在西部，圣塞瓦斯蒂安从1794年8月起就被蒙赛的部队所占领。
国土得到了解放。而且，征服荷兰使共和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当反法联盟瓦解时，热月党正处在强有力的地位。
1．热月党的外交与反法联盟
在外交上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热月党是受反动势力钳制的。共和三年的救国委员会已丧失了一切权威，再不能对多疑的议会，甚至反革命的反对势力等闲视之。后者叫嚣要立即取得和平，恢复曾占领过的土地。雾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塔利安提议实现使法国回到“前国界”的和平。10天后，巴雷尔揭露那些主张“虚假和平”的人，前山岳派愤怒了。布尔东在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叫嚷：“有人企图使我们军队取得的成就付诸东流。”雨月11月（1795年1月30日）他又呼叫：“我们将推进到大自然规定的疆界为止。”自然边界已成为各党派政策的筹码以及共和主义的试金石。
其他诸因素也在起作用。军队的态度十分明确。在共和三年的危机中，军队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最。它的经济作用也十分可观。战争不仅开始以战养战，而且还供给国内。虽然共和二年花月建立的旨在掠夺被占领国家的撤退代办处被热月党政府取缔，但是，在布鲁塞尔以及莱茵河地区的埃克斯-拉-夏佩尔建立的法国行政机构在征调时却强行使用指券。在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谈判中，法国政府坚持索取战争赔偿，为以后的战争筹措资金。
然而，兼并政策使热月党发生了分裂。对尼斯和萨瓦是从来没有异议的，有分歧的是比利时及莱茵河左岸地区。卡诺坚持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只满足于对以前的边界作战略性调整。这也是温和派和立宪派保王党人的主张。最后，共和派同意兼并比利时。然而关于莱茵河地区，他们还举棋不定。杜埃人梅兰和蒂翁维尔人梅兰对此极为反感。但是，风月15日（1795年5月5日）选入救国委员会的勒贝尔与西埃耶斯却是狂热的兼并主义者。他们一人主张收复自己的故乡阿尔萨斯；另一人则主张为将来最终摊牌取得抵押品。这离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已经滑得很远。热月党已经重新回到传统的外交政策。
由于各种不同利害关系的争斗，反法联盟正在瓦解。因为普鲁士后悔自己在西方的卷入，并且在瓦尔米被打败，便转向东方寻求补偿。1793年1月23日，它伙同俄国再次瓜分波兰。1794年3月，科西乌斯科领导波兰起义，普鲁士军围困华沙城，但是未能把它攻占（1794年9月6日）。11月6日，在苏沃洛夫的大军面前，华沙投降了。而这时，同叶卡特琳娜二世重归于好的奥地利政府却乘机占领了克拉科夫。于是，第3次瓜分又开始着手进行。为了抢先行动，普鲁士决定把军队开往东线，以迫使奥地利和俄国接受它为谈判的一方。普鲁士部队越过了莱茵河。1794年11月，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决定派人前往瑞士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巴泰勒米谈判。对波兰的第3次瓜分于1795年1月3日达成协议。没有被征求意见的普鲁士只得到微薄的份额。波兰危机导致反法联盟的崩溃。
2．1795年的各项条约
法国自1794年11月起开始和普鲁士进行的谈判，在弗雷德里希-威廉把亲法的戈尔茨伯爵派往巴塞尔以后就更为加紧了。巴泰勒米奉命以补偿的代价争取普鲁士对于法国可能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兼并表示认可。1795年2月戈尔茨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哈登伯格表现得不如前任友好。他要求北德意志在普鲁士的担保下实行中立。最后，由于普鲁士国王急于把驻扎在韦斯特法利的军队调往波兰，他便在莱茵河问题上作了让步，命令他的部长签约。巴泰勒米同意北德意志实行中立，并自己承担责任，于共和三年芽月15-16日（1795年4月4-5日）夜间签了约。
同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条约明确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和普鲁士国王之间和平、友好、和睦相处”。法国军队将撤离莱茵河右岸的普鲁士领土，但仍继续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全面和平实现。按照秘密条款，两大强国保证恪守中立。特别是根据第2条，“假如在德意志帝国和法国实现全面和平之后，莱茵河左岸地区仍归属法国，普鲁士国王陛下将同法兰西共和国就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各普鲁士公侯国，商谈如何以双方同意的领土补偿实行转让。”
同荷兰签订的海牙条约于共和三年花月26日（1795年5月16日）由勒贝尔和西埃耶斯签署。由于普鲁士已经签约，因此和法国友好的巴达维亚领导人只能在热月派的要求面前屈服。法国得到了荷属弗兰德、马埃斯特里奇和旺洛。这些地方只有在法国兼并比利时之后才能保得住。执政一职被取消。在两个共和国之间缔结了攻守同盟，直到战争结束。巴达维亚共和国同意负担一支2.5万人的占领军，并保证用“荷兰货币现款，即现钞或对外汇票”（第20条）支付1亿盾的赔偿。
同西班牙签订的巴塞尔条约于共和三年热月4日（1795年7月22日），由巴泰勒米和西班牙特使依里亚特共同签署。蒙赛以占领毕尔巴鄂和维多利亚，以及直达埃布罗河的米朗达的辉煌战绩，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法国撤离占领地区，但得到了安的列斯群岛上圣多明各的西班牙部分。一年之后，即共和四年果月2日（1796年8月18日）在圣依尔德丰斯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进一步完善了第一项条约。
同奥地利的谈判没有结果。在获悉巴塞尔和约的消息后，奥地利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它加强了同英国和俄国的结盟，并且还从英国得到一笔维持20万军队的援款（1795年5月20日）。从热月起兼并主义者占优势的救国委员会，主张保留比利时，把巴伐利亚让给奥地利作为补偿。但是，奥地利拒绝承认以莱茵河作为法国东部的边界线。共和四年葡月9日（1795年10月1日）比利时被兼并。这时，决裂已成定局，在可悲的条件下战争重新爆发。
3．军队与共和三年之战
国防的瓦解事实上是由革命政府四分五裂，统制经济被放弃以及货币崩溃而引起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战争物资的制造和军队的供给。国营工场的生产日渐被压缩，而私营企业却蓬勃发展起来。共和三年霜月21日（1794年12月11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向私营企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甚至可以为它们强行征用劳力”。革命政府经营的硝石矿开采也在芽月17日（1795年4月6日）还给了私营部门。最后，在牧月25日（1795年6月13日），巴黎各区的军服工场被廉价处理给私营承包商。
军需供给也受到货币危机与政府财政疲软的影响。士兵缺乏面包，征用再也得不到保证。用不定期领到的、以指券支付的军饷，士兵们简直什么都不能买。共和三年获月26日（1795年7月14日），一名中尉这样写道：“用共和国每月发给我的170锂，我没有钱给马钉掌，没有钱洗衣服……然而，我不能不穿套裤、皮靴与衬衫出门。我现在几乎样样都缺。”由于战争物资的制造与供给以及军事运输全都仰仗私营企业，这些部门成为财团重要的致富来源。承包阿尔卑斯与意大利方面军运输的朗谢尔公司或米歇尔-鲁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军队的人员在减少。惩治不服从征召者与逃兵的条例再也不像共和二年那样严格执行，因此军队的兵员骤减。从1795年3月起，号称110万人的军队，实际上只有45.4万人。在春天里，军队的减员加剧，致使在莱茵河地区的共和国军队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政府的无能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它居然放过了“全国总动员”纪念日的机会，没有号召年满18岁的单身青年入伍。只有1793年应召入伍的士兵还在无限期地服役。公民责任感与纪律仍然得到维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这样做）。对于前贵族和教士们的敌视，对王政的仇恨情绪始终很强烈。雅各宾思想在军队里比在老百姓中更加持久。此外，军队还因热月党政府对制止反动势力软弱无能而蔑视它。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1795年战争不可能是一场决战。它开始得很晚。整整一冬，儒尔当率领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和皮什格吕统率的莱茵方面军样样都缺，成了十足的步行军。到共和三年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儒尔当才越过莱茵河，击退了克莱费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被孔代亲王的手下人及英国钞票收买的皮什格吕对儒尔当支持不力。10月初，克莱费发起反攻，儒尔当被迫撤回莱茵河西岸。11月，奥地利军入侵帕拉蒂纳。这次战役于1795年12月以停火宣告结束。
实现全面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热月党没能用军队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兼并政策反而加强了英奥联盟，9月28日俄国也加入了这一联盟。1795年12月宣布停战之后，国民公会休会了。热月党把战争的沉重后果转嫁给他们不久前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权。
Ⅲ．资产阶级政权的组成
由保守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组成的中右联盟主宰着国民公会新宪法的辩论与表决。由于白色恐怖的猖獗以及基布隆登陆表明了王党复辟势力的危险性，人们一度曾以为联盟会发生分裂。在1795年夏天，这种危险唤醒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共和三年获月26日——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马赛曲》重新响彻天空。《导报》写道：“很难描绘这被人们遗忘已久、意想不到的乐曲所产生的效果。”无套裤汉重新出现，并且和军人一起追捕“金色青年”。这是一场“黑领人发起的战争”。
政府对那些不应征入伍者和逃兵也采取了若干有力措施，而且还资助重建了共和派的报纸。获月6日（1795年6月24日），前吉伦特派，坚定的共和党人卢韦创办了《哨兵报》。但是，平原派并不想对左派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们需要右派的支持来表决通过新宪法。由此，产生了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妥协：在热月9日与8月10日的节日庆典上，同时演奏了《人民的觉醒》与《马赛曲》两首乐曲。热月21-22日（1795年8月8-9日），包括富歇在内的6名前山岳派被捕。共和三年宪法的讨论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进行的。
1．共和三年宪法
从获月5日至果月5日（1795年6月23日至8月22日）对由布瓦西·当格拉提交国民公会的宪法草案足足讨论了两个月。草案是由芽月29日（1795年4月18日）任命的一个11人委员会制订的。这个委员会里既包括共和派的多努、拉勒韦利耶尔、卢韦、蒂博多，也包括布瓦西·当格拉、朗热内这样的保王派。温和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一致同意既反对民主，也反对专政，并且主张回到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来解释的1789年原则上来。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领导权应当回到“显贵”们，即至少是富裕的产业主们的手中。对此，布瓦西·当格拉在他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所作的报告里阐述得十分明确；“绝对平等只是幻想。”
共和三年的人权宣言比1789年有了明显的后退。在讨论过程中，热月26日（1795年8月13日），梅尔强调指出了“在这个宣言里写进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将会带来的危险。他说：“我们对词汇的滥用已够触目惊心，再也不能使用那些无用的词句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1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被抛弃了。朗热内在热月26日这样声称：
“假如你们说在权利方面人人平等，那些被我们以维护公众安全为由剥夺或中止了公民权的人便会借机起来叛乱，反对宪法。”
热月党和立宪派一样（只是更为谨慎），只坚持公民的平等权利。根据宪法第3条，“平等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93年人权宣言里承认过的社会权利不复存在。起义权也被取消。相反，1789年人权宣言里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在这里规定得和1793年人权宣言里一样明确：
“财产权就是享受和支配自己的财产、收入、劳动成果和技艺的权利。”（第5条）
这就全面肯定了经济自由。热月党认为有必要在权利宣言之后补充一项义务宣言。在义务宣言第8条里规定：
“土地的耕种，一切生产，一切劳动工具以及全部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确保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布瓦西·当格拉曾这样宣称：“由有产者治理的国家是一个有社会秩序的国家；相反，由无产业者治理的国家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但是，为取得选举权必须缴纳的税额条件比1791年要宽：任何年满21周岁，在当地住够1年并且纳税的法国人都是“积极公民”。他们在区的首府召开“初级议会”，推举出“选举人”。“选举人”的最低条件是：年满25岁的法国人，其产业（在拥有6000或6000以上人口的市镇）收人相当于200个工作日的价值，或者其房租收人相当于150个工作日的价值，或者其地租收入相当于200个工作日的价值。全国大约3万名“选举人”。在各自省会召开“选举议会“，并且在不受纳税额限制的前提之下，选举产生立法议会成员。
国家权力机构的组织是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进行的。根据权利宣言第22条，“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社会保证。”这就避免了任何独裁的威胁。
立法权交给两院：一个是由40岁以上、不论婚否的250名成员组成的元老院；另一个是由30岁以上的500名成员组成的五百人院。两院每年改选其中1/3的成员。五百人院提出法律草案并作出决议，元老院对它们进行审议并形成法律。
行政权交给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的成员由元老院在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50人的名单上挑选任命。每年改选其中的1名。督政府负责确保共和国的内外安全。它拥有军队，但没有指挥权。它还通过任命特派员监督和保证法律在各行政和司法部门得到贯彻执行。各执行委员会都被撤销，代之以由督政府任命的、而且只向它负责的6名部长。6名部长并不组成政府机构。督政府对由选举产生的6名委员负责的国库没有任何权力。它不能提出法律，并且只能以“公文”的方式同议会两院进行联系。
行政机构重新分散和简化。每个省都由选举议会任命5名成员组成省的最高行政机构。县的建制被撤销，因为在共和二年，各县已经完全转变成为革命的区划了。农村的小镇在各区的市级行政机构领导下组合起来。与此同时，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由于实行市镇建制并选出市长，因而失去了自主权。它们被划分为若干个市。这套行政机构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更为集权。各行政机构等级森严，市级得服从省级，省级则服从部长。特别是在每个省级或市级的行政机构里，都有一名政府任命的“特派员”代表中央政府。督政府的特派员们监督并要求实施法律，出席市级或省级议会的辩论，并且督促各级官员。各省的特派员直接同内政部长联系。由于各级行政机构每年都有部分成员被更换，特派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稳定的作用。督政府有权直接干预行政事务，使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根据宪法第196条，督政府可以撤销行政机构颁布的法令，可以中止或撤销行政官员的职权，并且任命替补人员直至下一次选举为止。显然，这不再是共和二年雅各宾式的集权，但它与1791年宪法规定的权力全面分散也相差甚远。
实施宪法必然是危险的。因为革命尚未稳定（惩治流亡分子和反抗派教士的特别法继续有效），财政破产迫在眉睫，战争仍在延续。但是，热月党人最害怕的是无套裤汉卷土重来以及议会或个人的专政。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谨慎措施致使各级政权解除了武装，变得很不稳定（每年有一半的市政府成员，1/3的议员以及1/5的省政府成员和督政府成员被更换），并且还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行政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当时，由于危机持续存在，并且害怕新政权被对手夺去，热月党人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希望建立的自由体制进行了篡改。
2．新制度的建立
共和三年夏天，危机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一小撮暴发户的骄奢淫逸空前地激怒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指券的流通县在取消最高限价时为80亿，到了共和四年雾月1日（1795年10月23日）竟达到200亿。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关系被搞乱，债务人、佃农和房客都用贬值的纸币来清账。工资追不上飞涨的物价（夏天里，每斤肉的价钱从8法郎上涨到20法郎），在不少地区收成又很差，因此，除了规定价格外，重新实行了共和二年的强制性措施。它们是：热月4日（1795年7月22日）关于进行征用与强制在市场上出售商品的规定，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制订的粮食贸易法的一系列规定（这一项法律将持续到1797年一直有效）。在巴黎，每斤面包的价格规定为3苏，而这一年夏初，自由市场上面包竟达16法郎1斤。每天的面包的配给最在青黄不接时曾降到1/4斤，收获后又回升到3/4斤。巴黎的生活费用指数也随之猛涨。以1790年的指数为100，到1795年7月为2 180，9月为3 100，11月则高达5 340。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承认8月10日推翻王朝纪念日“在冷漠的气氛中”度过，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2/3名额”的法令，其目的是防止王党反对派在选举中取胜。热月党人意识到自己十分不得民心，同时也了解立宪保王派企图通过选举的合法途径达到自己目的的阴谋，因此他们抓住政权牢牢不放。宪法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曾这样问道：“宪法将庄严地交在什么人的手里呢？”共和三年果月5日（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规定，各选举议会必须在现任的国民公会议员中选出2/3（即从750人中选出500人）的新议员。果月13日（8月30日）的法令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如果这一比例没有达到，其不足之数可以由国民公会议员自行遴选。这样做的结果既消灭了前山岳派的势力，又剔除了君主立宪反对派，大大有利于热月党人。
公民投票批准了宪法及其附件。虽然纳税选举资格法已经确立，但它还是通过全民投票生效的。军队也参加了投票。初级议会从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起召开。国民公会使一些反对流亡分子和反抗派教士的措施重新生效。取消了那些没有从流亡分子名单上被注销的人的公民权，他们的亲戚不准担任公职。以前被流放的神甫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相反，被解除武装的前恐怖分子则恢复了投票权。但是，果月6日（1795年8月23日），各人民团体最终被取缔。共和四年葡月1日（1795年9月23日），国民公会宣告宪法通过。根据葡月6日公布的数字，有100多万票赞成，不到5万票弃权。但是，不作为这次公民投票主要内容的“2/3名额”法却只以20.05万票对10.08万票被通过。实际上，250多个初级议会提出了对宪法的保留意见；19个省以及巴黎（除了一个区以外）全都反对“2/3名额”法。
共和四年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的叛乱使原定于20日的选举提前进行，并且加剧了自上月以来在巴黎开始的骚动。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巴黎勒佩勒蒂埃区，即交易所与投机市场所在的区，通过了一项“保证法令”，拉封登-德-格勒奈尔区议会则变成为常设机构。那些保王党占优势的初级议会把无套裤汉和前恐怖分子都逐出大门。公民投票的结果宣布之后，骚动更加厉害。巴黎有18个区反对投票的结果。葡月9日（10月1日），同时传来了果月27日（9月13日）夏托纳夫-昂-蒂默莱与德勒两地保王党徒叛乱和被镇压的消息。巴黎勒佩勒蒂埃区号召起义。葡月11日（10月3日），至少有7个区开始叛乱。国民公会宣告不间断地开会，任命了包括在内的一个5人特别委员会，并且向无套裤汉发出了号召。葡月12日（10月4日），一项新的法令撤销了对前恐怖分子解除武装的法令，3个“八九年爱国志士营”组建起来了。因为有军队司令默努上将的同谋，叛乱在葡月12-13日的夜间发展起来。叛乱者建立起一个中央委员会。首都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国民公会被包围。受命组织反攻的于13日清晨同包括波拿巴在内的一部分将军联合起来。米拉成功地夺取了萨布隆军营的火炮。2万多名叛乱分子由于缺乏武器装备，终于被摧垮和打散了。对他们的镇压是有节制的。葡月13日夭折的叛乱并没有妨碍热月党同保王党的和解。于是，这一危险再次唤醒人们的共和主义意识。弗雷隆被派往南方去镇压白色恐怖，3名右派议员经签署被捕。最后，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休会之前投票通过对“纯属革命问题的各项案件”实行全面大赦的决议。
然而，从葡月20日（1795年10月11日）开始进行的选举打乱了热月党的盘算：只有379名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当选（其中还包括124名候补议员）。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温和派或伪装的保王派，如：布瓦西·当格拉与朗热内等。新当选的1/3议员主要是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对热月反动负有责任的、变节的山岳派，如弗雷隆、塔利安等，都被击败。塔利安揭露出存在着的危险：“假如不把保王党从行政机构与司法部门里清除出去，3个月之内反革命势力就会按照宪法程序确立下来。”然而，温和的共和派拒绝取消选举结果。在这样的宽容气氛之下，开始了新的立宪尝试，建立了督政府。
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闭幕。持续了3年多的国民公会遵循了一条曲折的政治路线。实际上，从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它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结束贵族的统治，永远不让旧制度复辟。除了共和二年那一段民主时期外，热月派控制的国民公会继续执行制宪议会的政策：确保资产阶级依靠社会优势和聪明才智取得的统治地位。既不是九三年式的民主，也不是八九年前的贵族政治。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大权应该掌握在“显贵”们的手中。由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成为开放的社会阶层。
热月党人认为在自由制度的范围内，在一个内战外患交困的国家里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社会优势与政治权威。旺代的叛乱之火尚未完全熄灭，反法联盟也没有粉碎。热月党通过共和三年宪法，强求新政权确保与维护包括被兼并的9个比利时省份在内的“法定边界”，并且用“自然疆界”的观念来指导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督政府的政策。1796年春，战争重新爆发。新政权继续作战的本钱只是贬了值的指券和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实施共和三年宪法（其主要特点为每年进行选举、要求实现社会安定和全面和平）使上述困难更加突出。像共和二年那样求助于人民的力量这种可能性已被摈弃。为了反击贵族的不断进攻，组成督政府的热月党人只得违背立宪原则，很快就诉诸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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