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新工会运动（1880

第三时期

第三章新工会运动（1880—1900年）

　　19世纪80年代工会运动的危机，乃是深刻的社会危机的一面，这个社会危机是由于英国工业垄断的告终，“世界市场的暴君”的退位而来的。那时重要工业部门完全停滞，贫穷是如此普遍和折磨人。一位主要的资本主义辩护人罗伯特·吉芬爵士也不得不叫喊：“看到目前情况任何人都要进行革命之类的事以求改善”，这种情况冲破了雇主束缚工人阶级的纽带。社会主义在英国得到新生，工人阶级的运动也具体化了。

　　工会合并运动这时已完全濒临湮灭。这个运动不仅已放弃了保卫工会会员生活水平的一切主张，不仅已变成韦伯夫妇所说的“不过是共济会运动的一个有点儿停滞的部分”；而且补助金是在减少了，捐款是募集起来了，许多会员被剥夺了所有的补助金。那么出路是什么呢？恩格斯在1881年就已公开地指出[1]：当英国的工业垄断在衰退的时候，工会“除非真正作为工人阶级的前驱”，就不能维持其组织的力量；这就是说要打破“没有出路的有害的圈子”（就是把运动限于工资和工时问题的圈子），不再做“‘大自由党’的尾巴”，经由工会建立一个工人政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要为工人们取得政权和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

　　至于那些有势力的领袖们，——他们已被称为“旧派分子”——他们对这个呼吁置之不理。继承“议会”的人们为格拉斯东派的自由主义和中等阶级的传统束缚着手脚，他们献给运动的不是领导而是放弃职权。他们支配着职工大会，职工大会的书记是亨利·布罗德赫斯特（石工）；而约翰·伯尼特（机器工人）、杰·德·普赖欧（木工）、乔治·希普顿（伦敦各业理事会）都是该会重要人物。职工大会在那些日子的整个政策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傲慢而不活动”。[2]此外社会主义的先锋威廉·莫里斯也说道：工会

　　“现在已不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工作者，它们所承担的任务却是使资本主义机器中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并使这个机器免受任何阻碍”[3]。

　　[1]见恩格斯发表在伦敦工会理事会机关报《工人战旗》报上一连串有名的文章，收集在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运动》一书中。
　　[2]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399页。
　　[3]《社会主义讲义》，1885年版。

　　一些社会主义者，包括工会以外的知识分子领袖或较年轻的工会会员，都渐渐改变了主张，他们领导了反对“旧派分子”的斗争，并进行工会运动的革命。对于旧工会的狭隘而消极的性质以及旧工会领袖的反动、腐化的性质，恩格斯或社会主义的工会人员如机器工人汤姆·曼和约翰·伯恩斯都曾提出批评，而他们的批评和来自最初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的批评之间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前一种批评是积极的，考虑到了工会运动的革命潜力。后一种批评是消极、武断和宗派主义的，反映了联盟中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独裁的领导人汉德曼的中产阶级观点，他们的批评是“这样敌视工会会员，因此并没有把很多会员吸引到社会主义的阵地中来”。[1]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个宗派主义对于运动前途的严重影响。

　　职工大会是“旧派分子”及其反对者的战场，后者的第一个代表是亚尔郡的年轻的矿工代表克尔·哈迪。在大会上和在报纸上所作争论中都用了最苛刻和攻击性的辞句。在1889年的敦迪大会上，争辩达到了顶点。布罗德赫斯特的攻击方式，对于习惯于贝文和西特林爵士反对左派的叫嚣的一代是很熟悉的。他开首对哈迪大加讥讽，最后则高喊“把这些家伙从我们之中赶出去”（他没有注意到哈迪曾在这次伟大的劳工运动中做过牺牲）。布罗德赫斯特和布伦纳曾有交往，布伦纳是自由党大资本家，早就因其在化学工厂中实行无耻的剥削而恶名远扬。哈迪曾经在攻击布罗德赫斯特和布伦纳[2]的关系时，斥责

　　“那些在工会中散布不和并猛烈攻击卓越的代表以图毁灭工会运动的人们。……他们的间谍假装朋友混入我们的阵营，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散布分裂的种子。工人们要谨防他们。”

　　“旧派分子”在大会上得到压倒的多数票；但是事实上他们已临到失败的前夕。

　　那时早已有新势力活动的迹象。1888年7月，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伦敦东边区白莱恩-梅火柴工厂的女童工罢工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注意，一方面因为这次罢工暴露了该厂可怕的工作条件，同时也揭露了许多自由党政客是该厂的股东这一事实。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这是“把整个雪崩似的运动推动起来所必需的轻微推动力”（恩格斯语）。瓦斯工人接踵而起。在贝克顿，那里的加煤工人每班工作12小时，每两周工作13天，若干时日以来不安已在增长。他们要求每班工作8小时、每两周工作12天和每班工资增加1先令。在贝克顿加煤工人威尔·索恩的领导下，工人们要求自由党人帮助将该案在国会里提出，失败后，又转而求助于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们组织工会并给予种种协助，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有伊琳娜·马克思（马克思的最有才能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爱维林[3]。新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工会的会员迅速增加了，这使工人们能立刻发出罢工通知；他们的阵势是这样强大，煤气公司除准许每班工资增加6便士（而不是1先令）以外，完全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1]见《汤姆·曼回忆录》，第57页。至于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详情和社会民主联盟宗派主义的批评文件，请看胡特著《这是最后的危机》第二部分第三章“社会主义的新生”。
　　[2]即布伦纳-蒙德公司的布伦纳，该公司即现代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前身。
　　[3]与恩格斯密切联系并在他指导下工作的爱维林夫妇，早就在激进工人俱乐部中努力从事宣传工作，尤其是在伦敦的东边区。到1887年在屈法尔加广场的“血腥星期日”战斗以后，这个俱乐部产生了法律和自由联盟，把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团结在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中（见胡特著《这是最后的危机》，第106-112页）。

　　在这次辉煌胜利的几天之内，“不幸的死水坑”——伦敦的水上战线——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因搬运一船货物的额外工资额而发生的争执，引起西南印度码头工人的自发罢工，这次罢工在一周之内变成码头工人总罢工。使这一世界最大海港完全瘫痪的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在社会主义者伯恩斯、汤姆·曼、本·蒂勒特，伊琳娜·马克思为罢工委员会秘书——的领导下饥饿者的确已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他们主要的要求是每小时工资最低6便士（“码头工人的6便士银币”），逾时工作应得额外工资，每次雇佣至少4小时。罢工持续了四个多星期，受到空前的国际团结力量的支持；捐作罢工经费的48000多镑中，不下3万镑是从澳大利亚电汇而来的。红衣主教曼宁和布克斯顿爵士（他就是拒绝协助煤气工人的自由党政客）自动出任调停者，他们的努力妨碍了码头工人赢得全部要求，但是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六便士银币”，他们的胜利使不熟练的工人群众自1834年启蒙时代以来空前踊跃地参加了组织。

　　在随后的一年，20余万过去认为不能组织的劳动者参加了工会运动的队伍，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变化。

　　“这些不熟练工人（恩格斯写道）是和旧工会顽固的弟兄很不相同的人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旧形式主义精神的痕迹，如像机器工人同业工会的排外性；相反地，他们有了把所有工会组织在一个组合中和赞成对资方直接斗争的普遍呼声。”[1]

　　罢工从伦敦蔓延到其他主要城市，从这次罢工中组成了码头工人工会。煤气工人把内地各处的普通劳动者组织了起来，据说会员不久就达到7万人，包括70多个行业。铁路方面是剥削最甚和最缺乏组织的场所之一，在这方面出现了铁路工人总工会，它与那时依然很软弱的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并立争雄，并增强了该会的声势。铁路工人总工会的宣言是：“工会将保持其战斗性，它不应受任何疾病或意外事件基金的牵累”，这乃是典型的新工会运动精神[2]。于1887年成立的水手和加煤工人工会，在两年之后登记的会员达到65000人。在煤田上，组织迅速地展开了，矿工联合会（于1888年成立，那时所属的会员只有36000人）的会员很快就超过了20万，成为全国矿工的常设群众组织。在城市新运动的自愿帮助下，乡间的工会运动也复活起来了，阿奇的工会的残余也恢复了力量并组织了新工会，特别是在东部各郡。在傲慢和排外的伦敦印刷业中，被轻视和被忽略的机器房工人组成了一个印刷工人工会，该会后来发展成我们所熟知的顽强的全国印刷工人协会（NATSOPA）。这些发展对于旧手艺工会也不是没有影响，它们的会员减少的趋势突然转变过来，在有些情形下会员人数达到1889年以前数字的两倍或三倍。旧的排外性也开始破产了；1892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修订了它的章程，使各种等级的机器工人事实上都能参加它的队伍。在新团结性上富有意义的是：1889年和1891年之间有60多个新工会理事会成立了。

　　新工会运动在总的运动中进行了争取合法的8小时工作制的第一次战斗。这是若干时日以来社会主义者和“旧派分子”之间在职工大会上的主要争论点，工会的意见渐渐赞同8小时工作制。这是1889年重建国际[3]的巴黎代表大会的主要口号，这个集体的呼声，使1890年有20万人参加海德公园示威的伦敦第一个“五一节”成为表现新工会运动力量的一个动人场面。这尤其是煤气工人工会（恩格斯直率地说伊琳娜·马克思是该工会的“领袖”，他的章程是爱维林所手拟的）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胜利；这个工会是合法的8小时工作制和国际劳工联盟中的中心。国际劳工联盟是紧接着“五一节”的胜利后设立的，其目的是在最广泛的基础上最后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和热烈的国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其早期的记录证明，煤气工人工会又一次站在第一线，该会和“八小时联盟”共同呈给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关于英国的报告（这是由爱维林夫妇起草的），据索恩说，“是大家认为呈给代表大会的最好和最有价值的报告之一”。[4]

　　[1]1890年1月11日致荷曼·许留特书，杜娜·道尔编《马恩通信集》第463页。
　　[2]1890年混合铁路雇工协会在铁路工人总工会的鼓励下，发动了反对当时流行在铁路上的骇人听闻的劳动时间的第一次攻势运动。铁路工人总工会曾捐款6000镑给独立的苏格兰铁路雇工协会，该协会曾在那年圣诞节领导了一次争取较短工时的罢工，但未成功，这个协会后来并入了混合铁路雇工协会。总工会在1896年击败了一个大规模牺牲旧伦敦和西北铁路工人的企图。总工会的会员增加了一倍，在第二年该会发动了由“各等级”工人参加的第一个争取普遍改善的运动，但为公司方面所阻止。
　　[3]即通常所说的第二国际，于1914年大战时解散。
　　[4]见1892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普通工人全国工会的第三年报告书和总结表》，第5-6页.关于煤气工人工会早期报告的珍贵的档案，现为原工会的正统继承者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所有。我能够利用这项档案，应感谢索恩先生本人和普通与市政工人全国工会总部的亚当姆斯先生的好意。

　　1890年9月，当职工大会在利物浦开会时，“旧派分子”在会上势力孤单已处于背水之势.伯恩斯和汤姆·曼以骄傲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代表资格出席大会，该会又命令他们投票赞成合法的8小时工作制。经过剧烈的争辩之后，关于这一点的决议以193票对155票通过，布罗德赫斯特愤然辞去大会书记的职位.随后的两届职工大会更大大地确定了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胜利，1894年诺威治的职工大会以219票对61票通过哈迪提议的完全国有化决议。

　　当然雇主们对于新工会运动的挑战并不是毫不抵抗的。他们纠集了自己的力量并寻求反击的办法。1893年码头工人反对雇主们的“自由劳工登记”的新罢工失败了。机器业雇主联合起来，并且在一次长期坚持的停业以后，于1897年强迫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承认他们是自己工厂的绝对主宰。这个时期的两次最大的矿工罢工，1893年的联合区矿工罢工和1898年南威尔士矿工罢工都因煤矿主的要求而调来了军队。在第一次事件中，军队在约克郡的菲瑟斯东对罢工的矿工开枪，打死了几个矿工。南威尔士罢工是为了反对按产品价格计酬法，这次罢工使这个计酬法取消，并且还因而设立了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在另一方面，兰开夏的棉业也依照有名的布鲁克兰协定施行了工资按利润情况调整的办法（并有特派的协议机构）。布鲁克兰协定结束了1893年的棉纺工人罢工。

　　许多有势力的雇主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极端反工会的团体——雇主议会理事会，该会津贴了一个叫做自由劳动协会的仿效平克顿（暗探组织——译者注）的破坏罢工机关，其领袖是工会的叛徒和冒险家威廉·柯利逊。雇主议会理事会也进行了提倡新的反工会立法的运动。它得到法院的全力支持，法院在有些案件上开始作出了影响工会纠察权利或抵制不雇佣工会会员的公司的权利的判决。这使工会的整个显然稳固而合法的地位，在19世纪90年代的后期变得极端不稳和危险。

　　在这个发展着的形势中有一个重大的不幸，就是新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指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分离。宗派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应负分裂的主要责任，从一开始该联盟就误解并攻击新工会运动。“该联盟坚持要伯恩斯在码头工人罢工中张挂红旗，而这一行动在当时会使整个运动毁灭，不但不会把码头工人争取过来，而且会把他们驱入资本家的怀抱”。[1]社会民主联盟还拒绝参加无所不包的工人政党，该党就是先进的工会会员领袖们在1893年建立起来的独立工党。此后不久，独立工党在另一方面也犯了不稳的机会主义错误，它竟然欢迎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这样一个自由党人入党。麦克唐纳曾经小心地解释说，他之从自由主义转向独立工党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改变！

　　对于前途有特殊意义的是1895年这一年.这一年标志着历来反对非工会主义罢工的最高峰，不入工会主义在当时已渐成为一个特点。恩格斯在这一年中逝世了，这一年预示着爱威林夫妇的悲剧以及三年后伊琳娜·马克思的自杀，这使小小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小组瓦解。在这一年中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在大选中做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努力，独立工党提出了28个候选人，社会民主联盟提出5个候选人；其中包括三年前当选西汉姆区代表的哈迪，都在这次总选中落选。当社会主义者-新工会运动者的势力遭受这次政治上的挫折后，职工大会中的反动分子又振奋起来并且能在加的夫的大会上通过一连串威胁性的措施。在60年代创设职工大会的工会理事会竟受到了大会的排斥。会上第一次采用了工会会员投票法。宣布凡不是工会的职员或不在其行业中工作者都没有做代表的资格（对哈迪、伯恩斯等人的一个打击）。结果是蒂勒特争取在国会选举委员会中重新获选的失败以及在工会会员投票中以607000票对186000票否决国有化决议。反动的趋势继续发展，在1897年的北明翰职工大会上，竟以317000票对282000票否决了邀请国际工会代表参加大会的建议[2]。有些新工会内部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因此一个法国观察家在论及码头工人时写道：“工会原有的战斗性质已有了改变。……罢工费用只占了一小部分，其数额甚至没有确定。在另一方面，丧葬津贴……倒是有详细规定的项目”。[3]

　　[1]1893年7月1日恩格斯与《每日纪事报》记者的会谈。
　　[2]关于职工大会的一项努力，有些方面曾寄以很大希望但是却落了空。这项努力就是在两年前机器业歇业造成的严重财政枯竭之后于1899年设立的工会联合总会.这个团体主要是作为互相保险的会社，其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如此，尽管它有成为一实际工会中心和领导机关的模糊希望（因为职工大会不是这样的工会中心和领导机关）。若干时日以来，工会联合总会担当了英国运动的国际代表直至1918年国际工会联合会恢复时为止。此后工会联合总会在总的工会运动中再没有任何重要性。
　　[3]普·戴罗西尔著《工会运动在英国》（1897年版），第184页。

　　这些年份是国外投资收入的增长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巨大的步伐向前推进的年份。新的殖民地的垄断渐渐代替已经消失的工业垄断，并使统治阶级继续采取以不同的方式对工人阶级中的特殊阶层实行让步的政策。从此时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实际工资是在上升着。尽管如此，工会仍然是在摸索着从事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雇主们加于工会的不断增长的攻击使这个运动成为必要。

“一笑万山横”录入，秋林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