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第四章 转折点：1970年代而非1980年代
关键问题是什么？
本章考察过去几十年各种经济趋势的数据。这几十年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几十年，在此期间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了多次金融危机。在美国，我们还经历了政府和家庭债务负担的巨大增长，就业状况的疲软和薪酬增长的乏力，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扩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
证据表明，所有这些趋势都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和衰退，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要更早。因此，这些证据对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提供了支持：因为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早期没有出现真正的崩溃——即在这一时期经济衰退带来的资本价值消灭并不足以恢复盈利能力，此后也就没有出现真正的繁荣。尽管出现了一些插曲，例如由1990年代的网络公司泡沫和2000年代房产泡沫所推动的扩张，但经济自1970年代衰退后始终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这里所呈现的证据，再加上下一章所讨论的证据——即关于盈利能力持续下滑以及它所导致的积累率的持续下降的证据，表明了1970年代是转折点，因为那十年是一个长期相对停滞的开端。因此，这一结论对左派的一个普遍观点——至少是在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个普遍观点——提出了异议：这种观点认为转折点是1980年代早期，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扩张阶段发端于那时。按照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的说法，资本主义沿着始于1980年代的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路线的重建，由于提高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进而恢复了利润率，引发了一个新的扩张。
这个普遍（或曾经普遍的）观点的要素最初得到系统的阐述，是在“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的使用盛行之前。亨伍德（Henwood）强调，一个新的繁荣并不必然会带来普通人的经济状况的改善，他（1994）写道：
就如我4年前所说，调整你对危机的措辞是错误的——无论是某些左派所偏爱的永久性危机，还是其他人预言正在逼近的、无可回避的街头碎骨杀手（bonecruncher）……在一个自由交易、货币紧俏和财政控制的世界中，GDP可以无限地增长——即使假定它不会带来生态灭绝——但它仍然会让人感觉非常糟糕。
几年之后，安瓦尔·谢赫（Anwar Shaikh，1999）在回应一个问题时写道：“那么我们终于处在一个长波的上升趋势中了吗？总的说来，我认为是这样的。其他发达国家正开始沿着英美的方向发展，为此悲叹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没过多久，在《资本的复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源》一书中，热拉尔·迪梅尼（GérardDuménil）和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写道：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转折点所经历的转变……这一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恢复了许多资本主义最具暴力的特性，形成了一个复兴的、不加粉饰的资本主义。
利润率在198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低点，此后一直在提高。（Duménil and Lévy，2004：1，28）
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米歇尔·哈森（Michel Husson，2008）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1974至1975年和1980至1982年的普遍衰退之后，资本主义的运行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方便起见可以把它称做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初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个朝向不断提高剥削率的基本趋势被释放了出来，而这导致了利润率的持续上升。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通常并没有证明“在新自由主义下”经济表现会格外强劲。然而，由于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政策成功地恢复了利润率，并且认为这本可以带来强劲得多的经济表现，因此他们把相对停滞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中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例如，迪梅尼和莱维问到：
为什么利润率的恢复没有同时伴随着一个类似的增长恢复呢……这个谜的关键或许可以在货币机制和金融机制中找到……美国和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的表现……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动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人们可以断言结构性危机已经结束，可以指责新自由主义……（Duménil and Lévy，2004：65）
我将要在本章呈现的证据表明这一观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符合美国的情况。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种种其他经济困难，都早于“新自由主义”，因而归咎于它是不合适的。它们始于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时期，即在1974年辞职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经济问题上我现在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总统就任期间。[1]因此，这些经济困难并不是政策和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果，而是它们的原因。“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资本主义”这两个我们如今听到的相互联系的流行词，是狗尾巴而不是摇尾巴的狗。因此，把某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特征描述为“新自由主义的”，与其说是基于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对政治决定论的强烈倾向——这个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能够在根本上为政治意愿和政治权力所改变。这种倾向通过各种方式被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例如，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法国调节学派以及美国社会结构积累学派。人们或许会预料，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面对19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时的失败，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将引起对政治决定论的摒弃。然而这种摒弃并没有发生，并且在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的激发下这种倾向似乎越发被广泛认可了。[2]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用来指称某个特殊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时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术语，但我将要在下面呈现的证据让我得出结论认为，它对于解释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轨迹来说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我发现有用得多的是政治决定论者常常拒绝考虑的马克思的一个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以作为社会真正基础的生产关系为根基和条件的。对于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989a）以及他针对给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政治”解决方案的有关作品所作的批评文章来说，这一思想是极为重要的。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概念有限的解释力和政治决定论的失败，我认为这一思想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世界经济的增长
本书关注美国经济，如我在第一章所说，是因为美国是最近这场危机的震中，还因为其他国家的可用数据不像美国数据那么完整，并且常常也不像美国数据那么可靠。尽管如此，在这里对世界经济作一考察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相对停滞是一个全球现象。美国的情况并不是一个例外，事实上，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发生在美国的经济放缓并没有那么剧烈。
图4.1 世界人均GDP的增长（年均增长率）
图4.1显示了全世界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它始于1960年——的估计，是以不变（经通胀调整的）美元来衡量GDP的，而基于已故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编制的数据库——它提供了始于1950年的年度数据——的估计，则是以不变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来衡量GDP的。[3]两组数据都显示，世界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直到1973年以前都相当稳定，之后则出现了突然的急剧下降，大约下降了一半。两组数据还显示，在20世纪余下的时期，增长率没有出现大幅恢复。注意，GDP增长率的陡降发生在1973年至1980年间，它早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开端。
对于自2000年开始的这个时期，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只有极小的加速，而麦迪森的数字则表明2000年以后增长率恢复到了1973年以前的水平。这些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规模的估计远远小于麦迪森的估计（尽管世界银行对中国年均增长率的估计几乎总是较大）。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2008年实际GDP只有美国的56％，而麦迪森的估计值则为94％。图4.2显示，如果排除了中国，两组数字就非常接近了，它们都表明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自1973年后下降了一半以上。
图4.2 中国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年均增长率）
表4.1呈现了8个最大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按2008年实际GDP排序）和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它表明增长的放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973年后，日本、欧洲（包括东欧和苏联地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的增长率下降了超过一半。在美国，我们所经历的增长放缓的程度小很多，它也比整个世界的平均放缓程度略小一点儿。
表4.1 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麦迪森数据）
| | 1950-1973 | 1973-2008 | 1973以后／1973以前 |
| | （百分比） | （百分比） | （百分比） |
| 美国 | 2.4 | 1.8 | 74 |
| 日本 | 7.8 | 2.0 | 25 |
| 德国 | 4.9 | 1.6 | 32 |
| 英国 | 2.4 | 1.9 | 81 |
| 法国 | 3.9 | 1.6 | 40 |
| 意大利 | 4.8 | 1.8 | 37 |
| 加拿大 | 2.8 | 1.7 | 62 |
| 西班牙 | 5.4 | 2.7 | 50 |
| 西欧 | 4.0 | 1.8 | 46 |
| 西方的殖民旁支国家* | 2.4 | 1.8 | 74 |
| 东欧 | 3.7 | 1.5 | 41 |
| 苏联地区 | 3.3 | 0.8 | 23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2.6 | 1.2 | 49 |
| 亚洲 | 3.8 | 3.4 | 89 |
| 非洲 | 1.9 | 0.7 | 37 |
| 世界 | 2.9 | 1.8 | 62 |
|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在增长率普遍的显著下降中，亚洲成为主要例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加速的增长。在亚洲其他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自1973年以来为2.0％，只有1950到1973年期间4.8％的增长率的41％；其下降程度与西欧和拉美所发生的下降大致相当。
美国经济的增长
转向美国，我们发现对经济增长的其他衡量同样清楚地表明，19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突然放缓并且此后一直持续。我使用国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发布的潜在实际GDP的估计数据，计算了潜在实际GDP与现实实际GDP之间的缺口。[4]平均来说，自1950至1973年期间现实GDP比潜在GDP超出1.2％，而自1974至2008年期间这一数字下降为比潜在GDP低0.6％。图4.3考察了不同经济周期中现实GDP与潜在GDP之间的缺口百分比，它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均值并没有造成误导。197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一个周期以外全部经济周期的现实GDP都高于潜在GDP，而在那以后，除了一个周期以外全部经济周期的现实GDP都低于潜在GDP。[5]此外，这两个例外周期的缺口百分比都非常小。
图4.3 现实实际GDP和潜在实际GDP的缺口，美国
（现实GDP对潜在GDP的差距百分比）
图4.4考察了美联储的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它是用工业生产在所标注日期之前十年中的增长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自1970年代中期的衰退期间，这一增长率急剧下降，并且此后一直没有回升（网络公司泡沫期间的短暂回升除外）。1957至1973年期间的十年增长率平均为57％，但在1975至2008年期间这一数字直落到30％，勉强高于前一平均值的一半。即使2000年这个增长率达到了它在后一时期的顶峰，它也低于1957至1973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如果我们用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就职典礼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起点，那么我们发现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的全部下降中有80％在新自由主义的起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图4.4 工业生产增长率，美国（前十年变动的百分比）
我使用工业生产指数和美联储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来计算国家工业产能——即在制造业、采掘业和公用事业中的生产资料存量——的年均增长率（见图4.5）。由于产能利用率数据始于1967年，因此不能得出关于二战后早期那段时间的结论。但是很明显，除了1990年代与网络公司泡沫相伴随的投资繁荣时期以外，自1960年代晚期开始，工业产能的增长显著放缓。自1968年到最近这场衰退开端这一期间内的下降，几乎全部都发生在美国经济开始“新自由主义化”之前。到里根就任时，工业产能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968年早期的一半以下。[6]
图4.5 工业产能的增长，美国（年均变化百分比）
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
表4.2基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Reinhart and Rogoff，2009：95—96）的表6.3和表6.4所报告的数据。他们的研究考察了66个国家，1990年这些国家加起来占世界GDP的比重为89％。在1946至2005年期间，这些国家中有36个国家要么曾不履行他们对外国实体的债务，要么曾实施债务重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偿还他们的债务，要么他们没有还款，要么他们达成协议以比最初同意的条款更为宽松的条件来进行还款。（因为一些国家多次违约或债务重组，所以违约和债务重组的总数要远远多于36次。）1976年以前几乎没有违约和重组，但这一数5字在1976至1985年间飞速上升，其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即使在这些危机得到解决之后，违约与重组仍然比二战后早期那段时间发生得更为频繁。例如，在1996年至2005年的10年期间内发生的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与战后30年发生的总数相等。
表4.2 主权债务违约与重组，1946至2005年
| 年份 | 1946—1955 | 1956—1965 | 1966—1975 | 1976—1985 | 1986—1995 | 1996—2005 |
| 违约与重组 | 1 | 8 | 7 | 35 | 20 | 16 |
尽管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在1980年代早期以前并没有爆发，但危机的根源却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1970年代石油价格飙涨，这迫使许多国家从美国银行大量贷款。然而这些国家的实际GDP增长在此期间普遍放缓，这使得他们更加难以管理他们的债务。关于一场危机可能即将来临的警告早在1975年就曾发出，当时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并对第三世界贷款过度集中以及它带来的对美国银行资金状况的威胁表示关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1997：198）。两年后，一份来自参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报告宣称，“美国银行体系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能会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商业银行自石油价格上涨以来的大规模贷款而受到危害”。（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977：5）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8）的另一项研究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来分析各个国家银行业危机的发生率。为了紧扣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这些危机发生在较大的经济体中，它们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作者用国家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作为权重对危机数量进行加权计算。二战后前几年，经历银行业危机的国家加权百分比为5％或更少，并且自1951至1973年，这一百分比接近0。然而接下来，在1970年代余下的年份中这一百分比急剧上升，到1979年达到峰值10％。在1981至1983年短暂下降至大约5％以后，经历银行业危机的国家加权百分比在1986年暴涨至26％。自1985至1999年，这一百分比在20％至30％之间上下波动，平均值为25％。此后，银行业危机的数量直落到极低的水平——当然，在最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见Reinhart and Rogoff，2008，图1）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发生的主要的银行业危机包括以下这些。首先是爆发于1980年代中期的美国储蓄信贷机构危机。随后是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早期发生于北欧国家的一场严重的银行业危机，以及此后不久在日本发生的一场银行业危机，当时该国股市和不动产市场上的大规模泡沫破裂。作为苏联集团崩溃的结果，一些东欧国家的银行大约在同一时期也陷入困难。接下来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再次爆发：墨西哥和阿根廷在1990年代中期经历了银行业危机，1997年初始于泰国的货币危机快速扩散，引发了东亚和东南亚七国的银行业危机，以及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银行业危机。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似乎在暗示，金融自由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对银行业危机的增加负有主要责任：“自1970年代早期以后，金融和国际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一个国家投资进出壁垒的降低和消除——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因而银行业危机也是如此。”然而，当他们从一般走向具体，一个不同的画面显现出来，即金融自由化更像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
在一个长期的间断之后，在1970年代，出现银行业危机的国家的比例第一次开始增加。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再加上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催生了一个持久的全球性衰退，其结果是大量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部门陷入困难。1980年代早期，全球商品价格的崩溃，与美国高涨和动荡的利率一起，促成了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其中最著名的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危机……
美国经历了它自己的银行业危机，这场危机来源于储蓄和贷款部门，始于1984年……（Reinhart and Rogoff，2009，206）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实际上是一场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体系之所以结束并不是因为对浮动汇率制的任何偏好，而是因为美国政府背弃了，并且是被迫背弃了它对其他国家的承诺，即承诺用黄金兑换它们所持有的美元。到1960年代末，美国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已经清楚地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前提——即美元“和黄金一样好”——已经不再真实。这导致美国黄金储备的耗竭和其他相关问题，从而迫使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国不再履行布雷顿森林协定。
我不想否认，浮动汇率制度更可能使银行业发生危机。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应当被理解为金融不稳定性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提到的另一种现象——石油价格的飙升，其原因与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完全一样，即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美元相对黄金的快速贬值。尽管1973年阿以战争是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一国际石油卡特尔消减生产的直接事件，但石油价格随后的上升也有助于实现OPEC的长期目标：扭转其用黄金来衡量的收入下滑。我前面曾提到，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石油价格的上升和GDP增长的放缓，而这两点同样也不能归咎于金融自由化。尽管1980年代早期商品价格的崩溃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债务危机的基础却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被奠定了。
我将在第九章详细论述美国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在这儿我简单说两点：第一，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1970年代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石油价格的上升而不是金融自由化。第二，政府严格控制存贷过程中向借款方收取的利率和向存款方支付的利率，这将业内大部分储蓄信贷机构推到了破产的边缘。随后对该行业的去管制则是为了避免即将来临的危机的一个（失败了的）努力。
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
“负债比例”，即负债对债务人收入的百分比，通常被用来衡量债务负担——债务人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困难程度。这一衡量方法背后的思想是，如果一个人的债务余额是另一个人的两倍，而收入是那个人的三倍，那么尽管其负债在绝对数量上更大，但他或她仍然会更容易偿还其债务。
由于GDP是整个国家的收入，其负债比例就是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如图4.6所示，整个美国经济的负债比例（除金融业以外）自1947至1981年期间是稳定的。[7]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它从不到150％暴涨到200％。自1991至2000年期间，负债比例再一次稳定，但在2000至2009年期间它从205％猛增到274％。
图4.6 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美国
在二战后初期，国债对GDP的比例超过了100％，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借了大量的债务去打仗。之后，国债比例持续下降，直到1974年以后趋于平稳。然而，如图4.6所示，1981年后它以极快的速度上升，同时经济的总负债比例也是一样。除了在网络公司泡沫时期曾发生一个短暂的反转以外，这个上升趋势一直在持续。在大衰退期间及之后，由于税收低迷以及新的税收减免和“刺激经济”的支出，国债比例出现了尤为快速的上升。
这里，我们似乎终于有了一些可以被恰当地归结于新自由主义的现象，因为至少从时间上来看似乎是对的。负债对GDP的百分比，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整个经济的层面，在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以前都没有开始上升。然而这一表面现象极易造成误导。债务负担的长期上升实际上开始于1970年代，然而它却被那十年中迅速加速的通货膨胀暂时掩盖了。
表4.3表明，自1973至1981年，总负债和国债两者的增长，都比它们此前的增长要快得多。尽管如此，负债比例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名义）GDP同样在以相近的程度加速增长。然而，GDP的增长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是由通货膨胀导致的；（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实际GDP的增长率自1973至1981年大幅下降。[8]如果通货膨胀率没有上升，那么这一时期负债比例就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快速上升。
表4.3 债务和GDP，美国（年均百分比增长率）
| | 名义债务余额 | GDP | 债务增长减名义GDP增长 |
| | 国内非金融
部门总负债 | 美国
国债 | 名义 | 实际 | 国内非金融
部门总负债 | 美国
国债 |
| 1947-1973 | 6. 3% | 2. 3% | 6.7 01。 | 3. 9% | -0. 3% | -4. 4% |
| 1973-1981 | 10. 1% | 9. 5% | 10. 2% | 2. 5% | -0. 1% | -0. 7% |
| 1981-2007 | 7. 9% | 8.4% | 5. 8% | 3.0% | 2.1% | 2. 7% |
1981年，总负债是GDP的145％。2007年，它是GDP的253％。然而，如果1973年后实际GDP以它在1947至1973年间的平均速度增长，那么2007年总负债就将只有GDP的180％。[9]因此，这种情况下负债比例自1981至2007年期间就将只增加35个百分点，而这一期间它实际上升了10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负债比例的增长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因1973年后实际GDP增长的放缓所导致的。
用名义量来衡量债务负担是恰当的，因为必须被偿还的是名义债务而不是实际债务。当通货膨胀在1980年代及之后减速时，那些在1970年代以固定利率借款的人，其所欠债务并不会因此而缩减!然而，如果问题是“债务负担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升的”，那么负债对名义GDP的比例就会误导统计数字。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下降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负债和GDP，它们会短暂地扭曲这些比例的长期趋势。例如，当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会使名义GDP比实际GDP上升得更快，但它不会使既存债务上升。只有新负债——当期借款——受到影响，因此负债比例会暂时下降。在通货膨胀下降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有益的做法是将既存债务排除在外，只考察新净借款——即债务的变化量——和GDP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对它们两者具有相同程度的影响。图4.7显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净借款比GDP上升快得多；在1970至1985年间，净借款对GDP的比例翻了一倍还多。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它降回到较早的水平上，但这只是暂时的。自1990年代早期至2007年，借款/GDP比率持续上升，直到它再一次达到它在1970年代初水平的两倍。
图4.7 债务变化，全美国内非金融部门
（占GDP的比例；年变动百分比的三年中心移动平均）
图4.8显示了家庭和财政部的借款/GDP比率。[10]家庭借款因住房市场的波动性而涨落显著，但家庭借款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1970年代快速上升，同时它的平均水平自1970年代早期开始上涨。家庭借款/GDP比率在1947至1970年间平均为3.3％，在1971至2001年期间上升到4.7％，并且在2002至2007年期间上升到8.4％。家庭借款近期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其原因已在第三章作过讨论。财政部所借资金占GDP的比重，在1970至1981年期间翻了一倍，而在1981至1992年期间翻了一倍还多。（1981年预算案是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即卡特（Carter）政府的最后一年中正式通过的。）接下来，在1992至2000年期间，财政部的借款/GDP比率逐步回到之前的水平，但此后它快速上升，在2002至2006年期间达到平均4.5％。
图4.8 美国国债和家庭债务的变化
（表示为对GDP的百分比；年百分比变化的3年中心移动平均值）
国债对GDP的比率自1970年以后的全部增长，都可以归结为美国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和公司所得税率的降低。随着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的下降，盈利能力下降的大部分影响，在整体上从公司转移到了社会公众。尽管联邦政府得到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自1967年以后增长了，但公司所得税收入则显著下降（见图4.9）。后者之所以下降，部分是因为公司税前利润的相对下滑，部分是因为公司税率的降低。在1947至1969年期间，税前利润平均为GDP的11.6％。在1970至2007年期间，这一平均值下降了接近四分之一，达到8.8％。1947 6至1969年期间，税前利润的平均有效税率为36.8％，而在1970至2007年期间，这一数字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达到23.5％。[11]
图4.9 个人和公司收入所得税，美国
（税收收入在GDP中的百分比）
为了衡量1970年以后国债对GDP比率的这些下降的影响，我做了如下估算，即如果自1967年以后公司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没有下降，那么国债对GDP的比率可能会是多少。（1967年的比重比1947至1967年期间的平均比重稍低一点。）为了获得这一假设的数值，我首先如下计算了所损失的收入，即用公司税收入占GDP比重没有下降的假设数字减去实际公司税收入的数字。然后，我把每一年的国债数量减去到当年为止收入的累计损失，并用得到的差值除以当年的GDP。这个计算的结果显示在图4.10中。1970至2007年期间，现实的国债对GDP比率增长了71％，然而，如果公司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没有降低，它将下降19％。此外，到2007年，负债/GDP比率将会比1981年实际达到的最低水平还要低11％。
图4.10 美国国债占GDP的百分比，现实的和假设的
这个计算的目的仅仅是评估公司税收入的损失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增加的程度。我并不是在暗示，保持公司所得税占GDP比重不变的政策，可以实际上阻止国债对GDP比率的上升。在2001年，这种政策有可能使公司平均税后利润率下降，从那一年现实中的7.9％，下降到3.3％这样一个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因此，极有可能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政策也将会导致生产性投资支出增长的急剧下跌，从而极大地放慢GDP的增长，而GDP增长的这种放缓将会导致负债/GDP比率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美国劳动市场状况
劳动市场状况的指标同样也清楚地表明，1970年代中期的衰退是近期美国经济历史的转折点。我使用国会预算局对潜在劳动力的估计，来计算潜在劳动力与实际劳动力之间的缺口。由于实际劳动力既包括就业者也包括失业者，因此潜在与实际劳动力之间的缺口不是一个对失业的衡量。它衡量的是由于恶劣的劳动市场状况而导致的工人退出劳动力大军的程度。这个缺口是潜在的可工作人数与实际的可工作人数之间的差额，其中“可工作”指的是要么正在工作要么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12]
在1949至1973年期间，实际劳动力平均比潜在劳动力多0.13％。[13]但是在1974至2008年期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平均来说，实际劳动力下降到比潜在劳动力低0.17％。图4.11显示了自1949年以来5年期实际和潜在劳动力的缺口百分比，它表明1949—1973年和1974—2008年的平均数字，在整体上对于这些时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1973年以前，除了一个5年期间以外，其他全部时期实际劳动力都超过了潜在劳动力，而1973年以后，除了一个5年期间以外，其他全部时期潜在劳动力都超过了实际劳动力。
图4.11 实际和潜在劳动力间的缺口，美国
（实际对潜在的百分比差值）
在1974至1979年期间，实际劳动力下降到比潜在劳动力低0.17％。这个百分比数字与1974—2008年整个时期的数字相同。这意味着1973年后的劳动市场状况的恶化是立即发生的并具有持续性的，把它归结为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不恰当的。
图4.12考察了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均值）——即当前失业者（那些在过去一个月中没有工作但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失业的平均周数。[14]在1948至1974年期间，这个持续时间的数字是平均11.2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轻微下降。但是在1975至2007年期间——也就是说甚至直到最近这场衰退之前，这个持续时间的数字上升到平均15.4周，增加近40％。在这一时期，它自始至终显著地上升。
图4.12 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美国
（平均周数）
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时，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4.3周，与趋势值相等。这个数字比1974年的趋势值高出3.3周，而2007年的趋势值比1974年高出6.0周。因此，如果我们使用趋势值来衡量失业持续时间的长期上升趋势以避免有意选取最优数据，那么我们可以说，失业持续时间在1974至2007年期间的长期上升中，有超过一半的上升在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图4.13显示了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雇员工资——小时薪酬总额的增长。一组数据是将名义薪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W） 的变动进行调整；另一组数据则是用GDP平减指数的变动进行调整。[15]表4.13中的圆点虚线显示的是，如果小时薪酬按照它在1948—1973年期间的趋势增长，那么它将会达到的水平。尽管不同的调整通货膨胀的方法产生了颇为不同的薪酬趋势，但这种差别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二战后趋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发生的时间。
图4.13 美国雇员实际小时工资
（2008年不变美元）
两种衡量工资的方法都表明，在1948至1973年整个期间中，实际薪酬与趋势线非常接近，但自1974年开始，薪酬增长越来越落后于相应趋势线的发展。我将在第7、8两章讨论，薪酬增长的下降完全是由GDP增长的下滑以及衡量总收入和总产出的相关方法所导致的，而不是由雇员所获得的收入和产出的份额下降所导致的。
到2008年，小时薪酬远远比它在1948至1974期间的趋势一直持续的情况下所能够达到的水平要少得多——如果我们用GDP平减指数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么将会少36％，如果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则少53％。但是到1980年，即里根就职之前，小时薪酬就已经比它先前趋势在此时的数值低11％或21％。因此，在薪酬相对其先前趋势的全部下降中，有30％—40％是在自1973年以后的前20％的时间里发生的，这意味着1970年代薪酬增长放缓的速度比此后要更快。因此，薪酬增长的急剧下滑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持续存在，但它却不是由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
美国的不平等
图4.14显示了1947至1992年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动。它使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不平等；当系数上升时，不平等加剧。这幅图结束于1992年，这是因为美国统计局1993及之后年份的数字，与此前年份的数据是不可比的。[16]收入在1968年是最为平等的，但此后不平等的程度几乎在持续提高。因此，趋于更大不平等的趋势在新自由主义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甚至它还早于1973—1975年的衰退。
最穷的那40％的家庭所得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1968至1981年期间下降了1.1％，在1981至1992年期间下降了1.0％。最穷的那60％的家庭——即最穷的40％再加上中间的20％——的收入比重，在1968至1981年期间下降了2.0％，在1981至1992年间下降了1.9％。[17]因此，最穷的40％和最穷的60％的家庭收入比重，在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以前所发生的下降，要大于之后11年期间所发生的下降。
图4.14 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所示年份基尼系数与1968年基尼系数的差值的百分比）
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常常被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就好像只有这一个原因要为不平等的加剧负责。然而，如图4.14所示，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经济还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时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的公共基础设施
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总体经济状况影响着政府为了筹措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而征税和借款的能力，因此这种投资也是一个反映经济相对强弱的指标。近年来，美国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目标，尤其是2007年8月明尼阿波里斯市的一座八车道大桥在一个交通高峰期坍塌，造成13人死亡和145人受伤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这里我所关注的是要确定这种恶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图4.15显示了州和地方建筑物的净存量与所示日期5年之前的数字相比的增长率，以及它与联邦政府非军事建筑物的净存量之和的5年期增长率。[18]无论是联邦层面还是州和地方层面，这些“建筑物”中大约有五分之四都由以下建筑构成：高速公路、街道、大众运输系统和机场、教育和卫生保健设施、排水系统、供水系统和公用设施以及“保护与发展”建筑。因此，这些建筑物的（折旧后）净存量能够近似地替代公共基础设施。
图4.15 政府建筑物的增长，美国
（之前5年期变化的百分比）
如图4.15所示，自1968年后，公共部门建筑物的净存量急剧下跌了近20年。随后，在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出现了很小的回升，但最近的趋势是向下的。[19]
现在，国家基础设施的下降大体上可以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尽管这一下降开始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很久。假设到1968年时，基础设施支出极快的增长已经给国家提供了过多的产能，以至于直到1980年代早期以前都不需要建筑物存量的增长。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1969到1980年间建筑物增长的急剧下滑就不会对国家基础设施造成紧迫的威胁，因而我们就可以为此后显露的问题而指责新自由主义。
然而，现实中发生的情况似乎有很大的不同。据韦纳（Weiner，1999：156）所说，“对国家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的关注，促使国会制定颁布了《1984年公共工程改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建立了一个小组，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建议。这个小组在1988年2月的最终报告中宣称：
……这个国家现有的大量公共工程……处在危险之中……
目前，美国大多数主要类别的公共工程，只处在一个勉强可用的水平上……
过去20年中，由于对增长和关注环境的要求，公共工程上的总投资已经放缓。我们已经磨穿了由较早的投资所建成的过多产能而形成的缓冲垫。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耗尽过去的投资，却没有进行我们自己的数量相当的投资。（公共工程改善全国委员会，1988：1，强调为本书所加）
因此，很难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应当对这份报告所描述的危险负有唯一的或首要的责任。美国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始于更早的某个时间，即始于凯恩斯主义政府执政期间。
结论
本章所回顾的其他趋势同样开始于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不平等甚至在1970年代以前就已开始提高。美国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起源于1970年代初借款的上升，那时它开始超出GDP的增长。债务和银行业危机最初的加速，是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那十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和GDP增长速度下降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市场状况的各种方法的衡量都清楚地表明，相对停滞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衰退，并且此后经济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如果同时考虑这一证据以及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下降的证据，那么显然近期美国经济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70年代，而始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之下”的长期繁荣，并不是一个想象中的现象，而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现象。
几十年来，主要通过对问题投入越来越多的债务，相对停滞一直处在控制之中。这种“解决办法”同样也制造出一些人为的短期繁荣，尤其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短期繁荣。因此，你可以认为一个真正的繁荣正在进行——只要你拒绝“调整你对危机的措辞”（Henwood，1994），并因此拒绝承认“繁荣”仅仅是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债务危机和泡沫破裂的另一方面，只是同一个人为“解决办法”的副产品。
然而，即使那些认为新自由主义已把资本主义推上一个新的稳定扩张的道路的人们，在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和世界经济陷入大衰退之时，也不得不姗姗来迟地调整他们的措辞。例如，迪梅尼和莱维最近承认说：
当我们的《资本的复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源》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4年〕出版时，〔新自由主义的〕策略看上去是成功的……当前的危机是这一策略的内在矛盾的一个结果。这场危机揭示了这一策略不可持续的特征。（Duménil andLévy，2011：1）
当然，根据新的事件修正结论是很容易的。然而，揭示最初产生错误结论的方法论和理论的缺陷是更加困难的，同时也是更加必要的，这正是我在接下来的三章希望进行的工作。
[1] 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意图刺激经济的积极政策——它一般被称做“凯恩斯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为了避免因不断重复描述而使讨论变得冗长，我将让读者自己通过上下文来判断“凯恩斯主义”这个词指的是这种理论、这些政策还是同时指这两者。尼克松的表述被广泛的引用，例如，见弗朗西斯（Francis，2007）。
[2] 雅克拉德（Jaclard，2010）对我所说的“政治决定论”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批判，哈曼（2007）对这种意识形态和用来描述某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克拉克（Clarke，1988）的第11章和第12章讨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3] 我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网址是databank. worldbank.org/ddp/home. do，以及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的统计，2008—1”（可以在www.ggdc.net/maddison/上找到）。我用两个数据库所报告的GDP数字除以人口数字，然后再计算出年均指数增长率。
[4] 这里，“潜在的”并不意味着“最大的”。潜在GDP指的是，当全部潜在劳动力都参与就业时GDP可能达到的水平；潜在劳动力指的是，如果失业率等于（CBO所估计的）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所能够达到的最小失业率（见国会预算办公室2001，第1页，第11页以下），属于劳动力的全部人口的数量。因此，潜在GDP是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所能够实现的最大GDP。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所能够达到的最小失业率，有时也被称为“自然失业率”，这个术语暗示某些失业的存在是自然的，并且如果现实失业率等于或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失业问题。这些观念无疑是含混的，并且充满意识形态的味道，但我并不认为，将现实GDP和现实劳动力水平与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所能够实现的最大水平进行比较，并用这种比较来衡量生产和劳动市场的活力或无力程度时，这些观念有什么问题。
[5] 这里，我使用“周期（cycle）”这个术语指的是现实GDP与潜在GDP的缺口百分比在相临低点之间的时期；它与“商业周期”的含意是不同的。我的潜在实际GDP的数据来自于CBO的“CBO关于潜在产出推断的关键假定”电子表格中的“季度数据”工作簿（可以在tinyurl.com/yfqnp34中找到）。我的现实实际GDP的数据来自于BEA的NIPA表1.1.6第1行。为了衡量现实和潜在GDP之间的缺口百分比，我对年化季度数字进行了去年化计算——将年化季度数据除以4，用现实GDP减去潜在GDP来得到这一缺口，然后用一个周期的缺口之和除以该周期的季度潜在GDP的数字之和。为了得到缺口百分比的加权平均值，我把周期长度表示为平均周期长度的百分比，把这些百分比数字乘以未加权缺口百分比。这一计算过程将缺口百分比的总数在各周期间进行了重新分布，但它并不改变总数。
[6] 工业生产指数和产能利用率可以在美联储的网站tinyurl.com/aatcqr上找到。我用工业生产指数除以产能利用率，以得到我对工业产能的衡量。
[7] 我的国债数字来自于2010年《总统经济报告》（可以在tinyurl.com/mfvtnf上找到）的表B-8中“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那一列。债务总额中包括为社会保障总署发行的国债和其他未被公众持有的债务。我的国内非金融部门总负债的数字是国债、家庭和非盈利组织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债务之和。其中后三个序列来自于《美国资金流量表》的表D.3中经调整的年度和季度数据，它可以在tinyurl.com/6ko8ka6中下载。名义GDP数字报告在NIPA表1.1.5第1行。
[8] 实际GDP数字报告于NIPA表1.1.3第1行。其他资料来源见注释7。
[9] 为了得到所假设的在实际GDP增长没有下降的条件下可能达到的名义GDP，我计算了截止2007年的假设的实际GDP，并把它乘以GDP平减指数。后一个序列报告在NIPA表1.1.4第1行；我对它进行了重新调整，以使1947年的名义GDP等于该年平减指数与实际GDP的乘积。
[10] 家庭债务数字包括非盈利组织的债务。来源见注释7。唯一的其他主要借款人是企业。金融企业的借款占GDP的比重在战后整个时期中一直在上升。不能轻率地就借款/GDP的比例得出结论，因为这一比例极不稳定。
[11] 我的税收数据来自于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历史数据表中的表2.1（可以在tinyurl.com/l9prvq上找到）。债务和GDP数据的来源见注释7，利润率数据的来源和我计算利润率所使用的方法，见第五章附录。
[12] 关于“潜在劳动力”概念的进一步讨论，见前面的注释4。
[13] 我的潜在劳动力数据来自于CBO的“CBO关于潜在产出推断的关键假定”电子表格中的“年度数据”工作簿的第2列（可以在tinyurl.com/yfqnp34中找到）。我的实际劳动力数据来自于BLS的“就业形势发布（Employment Situation Release）”中“家庭数据”一节的表A-1（可以在bls.gov/cps/cpsatabs.htm中找到）。缺口百分比是实际劳动力减去潜在劳动力，表示为对后者的百分比。
[14] 持续时间数据来自于BLS的“就业形势发布”中“家庭数据”一节的表A-12（可以在bls.gov/cps/cpsatabs.htm中找到）。
[15] 我用总薪酬（报告于BEA的NIPA表1.10第2行）除以国内产业全职及兼职雇员工作时数（报告于NIPA表6.9B-D第2行），计算出小时薪酬的数字。GDP平减指数报告于NIPA表1.14第1行。CPI-W序列可以在劳工部的网页www.bls.gov/cpi上找到。
[16] 统计局当前的基尼系数序列是自1967年开始的。对1967年及之后的年份，我使用美国统计局的表H-4中“总计”一列中的数字（可以在tinyurl.com/243lpq5中找到）。对于1947至1967年期间的数据，我使用了报告于世界银行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库”（可以在tinyurl.com/5vr82z中找到）中的“优质（highquality）”（“接受[accept]”）数字，这些数字也来自于统计局。
[17] 这些计算基于统计局的表H-2（可以在tinyurl.com/243lpq5中找到）中关于“所有种族”的数据。
[18] 我关于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非居住、非军事建筑物的“数量”的数字，来自于BEA的固定资产表7.2A第65行和第66行，以及固定资产表7.2B第74行和第75行。图4.15中“州及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非军事建筑物”序列是州及地方的数量指数与联邦的数量指数的加权平均。其权重是这些建筑物中以其现期成本计价的属于州及地方政府的比重和属于联邦政府的比重；我的这些数据来自于固定资产表7.1A第65行和第66行，以及固定资产表7.1B第74行和第75行。由于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建筑物的实物数量，因此使用现期成本的数字是合适的。
[19] 这里忽略了1997年至今的联邦建筑物的数字，这是因为它们与更早年份的数字不能比较，原因在于这些数据的归类方法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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