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工人阶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观察）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一
关于经常被称为蓝领工人或“中等美国人”的社会不满和经济不满，论述的文章浩如瀚海。许多文字出自自由主义者的手笔，他们同情工人的怨言，力图向美国的中产阶级说明他们的不满。 不过，他们多半是失败了。多数人似乎仍然有一种难以消除的怀疑：蓝领工人是不是真正有什么很大的或者正当的问题。他们毕竟处于“中等状态”，既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似乎还勉强混得下去。他们往往被形容为“倒楣的”和“灰心丧气的”，但几乎从来没有被说成是真正的、普通的不公正的受害者。事实上，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此处于中等状态看来是更公平的呢？ 当然，从经济上说，蓝领工人并不是处于“中等状态”。大多数人接近贫困，而不是接近富裕。蓝领工人的中等收入低于中产阶级数千美元，并且大大低于劳工统计局规定的一般的然而是足够的生活水平。 但是，即使是家庭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也不能充分说明有关的真正问题。虽然很少使用不公正这个字眼，但是它是指出这样一种事实的唯一词汇：工人的不满并不是某种心理挫折或者关于黑人的偏执狂的结果，而大部分是对那些值得正视和注意的实际问题的一种正当抗议。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许过诺言，答应要实行“公平待遇”，结束那种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美满和舒适生活的社会。这种诺言并没有说工人能够享受公司经理那样的生活，而是说他们至少能够同样分享“美国的理想”。
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军人贷款和在郊区（如莱维敦）发展造价较低的住房，使许多工人有可能拥有一所房屋，并且希望对他们和他们子女的“公平待遇”不久就可见到分晓。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公平待遇”仍然没有实现。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里，蓝领工人仍然是美国的次等公民。
二
我离开大街拐到戴夫居住的街区时，时间大约只有四点半钟，所以我猜想他仍然在上班。几个骑自行车的孩子顺着街心弯弯扭扭地驰行，只是在我鸣喇叭时，他们才分开，让我通过。其中一个孩子扮了一下鬼脸，但是并无真正的恶意，所以我只是笑了一笑。
这个街区是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主要为蓝领工人兴建的新住宅区的一部分，房屋比通常为这类住户建造的要好一些。戴夫的房屋在这个街区的中间，有一间汽车房，房子后面有一块比普通邮票面积大一点的草地，还有一间他预备辟作私人小书房的只完成一半的地下室。设计和建筑也比常见的漂亮。同‘饼干盒”式的、不加装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农场住房”的格局不一样，这座房子质量牢固，別有风味，它的正面有许多装饰性的金属制品。
这座房子我以前只来过两次，我为了查对所经过的门口的门牌号码，不得不多次放慢车子的速度。
几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开着卡车跑遍全国的、随心所欲的“吉卜赛”式卡车司机时，我们就结成了朋友。他这样开车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首先他会直接违反安全法，开车十五小时，甚至有时达到二十小时，但是挣的钱多，而且都是十足的现金，因此不必缴纳税款。
后来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小孩，在巴尔的摩地区安定下来担任一家工厂的固定工作。
然而，当我开着车慢慢驶近他的房子时，他的汽车却是在车道上。我把车停在路边，不晓得他是病了，还是那用了七年的野马牌汽车终于坏了。
是戴夫本人来开的门。过了几秒钟他才作出反应。
“哦，嗨，快进来，你这狗娘养的。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路过这里到纽约去，想顺便看看你。”
“好，非常好。快进来吧。看到你真高兴。”
话说得很恰当，但是他的脸色并不相称。接着，在我进去时，他妻子的神色使我知道，我已经闯进一场争吵的中间去了。她没有哭，可是快掉眼泪了。
“嗨，瞧，”我说，“我认为我早就应当来拜访了。我是否来得不是时候……”
“不，他妈的，”他打断我的话。“我们刚争论了两句，但是过一会儿问题就解决了。”
他的妻子生气地哼了一声，退到厨房里去了。我再次提出要走，可是他硬要留我吃晚饭。
“把你们的话谈完吧，”我说，“我到院子里去坐坐。”
我拿了一张报纸，从后门走出去。我开始看报，但是厨房的窗子是开着的，即使我不想听，我也难免不听到他们的谈话。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已经改变了主意，”他的妻子说，音调紧张，越来越高。
“不干这个干什么，在工厂里拿一百二十美元吗？我们靠那收入生活不了。”
“那又不是永远不变的。”
“我这工段里有二十个人，我们都有优先权，”他说，嘲笑地说出优先权这个字眼。“总有人要失败。这就是生活的实际。”
戴夫的妻子沉默了片刻。你几乎可以听到她在老虑，在寻找另一条进攻的路线。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戴夫的工段已经结束，假如她让他去，他就要去干流浪式的开卡车的行业了。工厂表面上要他登记等待工作，但是，由于情况相同的还有十九个人，无法断言什么时候或者他能否得到一种工作，象他干过的那样。
他的妻子打破了沉寂。“那就是不好，我们不能那样生活。” “我以前干过。” “你以前没有结婚。我是说，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你胡说八道，”他突然厉声说。
忽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大发脾气。“啊，天哪，你放屁！”，不一会儿，就听得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戴夫走了出来。
“我们出去开车兜兜风吧。”
我同意了，我们坐进车子。当戴夫开大油门和我们开始加速时，排档喀嚓一声从二档滑到空档上。戴夫开玩笑地把这个机器上的问题叫做他的“自动”换档。
“我看你还是得到了充分的选择自由，”我说，试图打破沉默。
他当时只是说“是啊”，然后又说，“我想你完全听到了。”
“是的。”
“你觉得怎样？”
“我不知道。別的工作就是找不到吗？”
“是啊，你不知道全部情况。”
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最后说的话和她的反应，也不难猜想。“她怀孕了，”我说。
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句说明。
最初，他并没有开口，可是后来他轻轻地说了，与其说是对我说的，还不如说他是自言自语，“他妈的，我要去干啥呀？”
他不期望回答，即使他等待回答，我也无言以对。
工人面临的经济问题没有激发许多关心社会的人的想象力，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许多人承认，工人挣的钱并不“富裕”，也并不完全称心如意，可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差距却往往被看作数量问题——房子稍为小一点，汽车不怎么漂亮，或者是黑白电视机而不是彩色电视机。但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不仅使他们的家当在式样上和质量上有所差別。这种差距也使他们在经济安全和生活本身好坏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截然不同。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和改善，蓝领工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着深刻的经济不稳，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不断提高，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勉强过得去”的基础之上。战后时期一个工人可能拥有的物品数量，已增加颇多。但是，在这两个中心领域，蓝领工人的传统不满仍然是使人烦恼的现实。这些问题，只有对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才真正成了过去的事情。*
* 在谈到蓝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必须把非常富裕的企业经理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同办事员、中学教师以及另外一些往往不比蓝领工人挣钱多的拿薪金的雇员区别开来。虽然他们的工作条件通常要好一些，他们的收入一般比蓝领工人相应的工作的收入高一点，但是，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不满情绪却同工人们的一样。
用来划分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合乎逻辑的数字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至一万六千美元(1970年数字，现在会更高一些)。这是该年劳工部“较高的”（富裕的）预算标准；它也把白领这一类人大致划分为相等的两个部分（如果人们在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別里除去被错误分类的体力工人的话)。①
这是给下层和上层中产阶级划分界线的一种不怎么精确的方法，因为它忽视了薪金收入者对毋需为生计操劳的人、知识分子对经理人员的这些重要因素。但是，它至少把一年七万美元的精神病医生和一年一万美元的中学教师区别开来，把通用汽车公司经理同享有“吃鸡”特权⑴的人区別开来了。
⑴ 当前在美国，牛肉和猪肉的价格比鸡肉的价格分别高出五、六倍和二、三倍不等，因此，一般收入较低的人吃不起牛肉和猪肉，多吃鸡肉。——译者
最有把握的经济安全措施就是储蓄，而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却是令人吃惊的。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民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资料表明缺乏真正安全保障的严重程度。大多数工人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储蓄。1969年，一个挣得典型工人阶级收入的人在其全部流动资产项下只有八、九百美元。②这就是说，他住得起九天医院，买得起不到半辆的大众牌小汽车，或者不用负债能让他儿子上几个星期的大学。而一个有普通中产阶级收入的人就有大约四千美元的资产，仅是储蓄就有一千美元。**
** 流动资产包括储蓄和活期存款、存款单和储蓄券。对于蓝领工人来说，实际储蓄额事实上大大低于八、九百美元，因为工人的活期存款大部分已经预定要花掉或者去支付帐单。（作为一种说明，一年挣九千至一万美元的人中将近半数根本没有储蓄存款。）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却有流动资产一词包括不了的一系列的投资。
就全国来说：
1969年，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不借债就付不起他们子女在公立大学的学费和日常用费。百分之八十三付不起这笔总数。
百分之六十七不参加保险就付不起两千美元以上的主要医疗费用。大多数连一千美元都付不起。
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国人不借债就拿不出两个星期的度假费用（全家一天三十美元）。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多数完全不度假期，甚至不去迪斯尼兰或某一个国立公园作短途旅行，更不用说去阿卡普尔科或欧洲了。多数人在起居室里度过他们的假期。③
这意味着，对多数工人来说，单是一次经济危机就能毁掉一生的事业。例如，除最富裕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负担照顾上年纪的双亲的费用。但是，对一个工人来说，它确实会把他逼回到贫困的境地。一次工伤事故确实同样也会使他回到折磨人的经济贫困的处境。甚至象给少年孩子装一副牙齿矫形带这样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工人阶级的中下层却往往一拖数年，甚至认为花钱太多而干脆不去装它；这种费用，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却很少认为是一种重大负担。我认识的一位威斯康星州南部工业中心的实习医生，曾经描述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下嘴唇严重破裂，被送到他医院的急诊室的情况。她的獠牙使她非常苦恼，她想把衣架做成一副牙齿矫形用具，结果把自己的嘴唇弄破了。上层中产阶级也许没有诗人们认为属于老百姓的那种“內心之美”，但是至少他们的牙齿是平整的。
但是，除了长时期的不安全以外，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经济磨难，在这种磨难当中，人们为了保持现状而必须拚命去干。
一次亲身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在那家罐头厂开始工作时，我在一个星期二只带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进了厂。午饭时，我发现了这种情况，打算换成零钱，这时候才知道我那工段的四十个人当中谁也没有二十美元的任何一种票面的零钱；旁边的工段里的人也都没有。实际上，他们的神态表现出了坦率的怀疑。正如有一个人说，“伙计，自从我在那个星期二有过二十美元以来，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我确实记不起最后一次有钱的时间了。”
可是，无论在哪所办公大楼里、大学校园里或其他中产阶级环境里，大概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的钱是不超过二十美元的。事实上，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如果身上不带有比这多得多的钱，是会感到很不舒服的。
在工人们的极为拮据的日常经济状况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骇人听闻的债务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消费者的债务总数从六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六十亿美元。增长率实际上是金融财产增长率的两倍。④就个人而言，它意味着挣得普通工人阶级收入的家庭有三分之二——每三家中有两家——是负债的。每三家中有两家欠下某公司或某信贷机构一千多美元。⑤
结果，工人的日常生活同上层中产阶级（以及许多不靠赊欠购买汽车和房屋的待遇较差的专业人员和脑力劳动者）的生活差別很大。很简单，对许多工人说来，当他们走出工厂大门时，整个一张工资支票就早已有了用项。除了付帐用款以及购买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钱以外，所剩无几。
常常是，为了靠近一家工厂或靠近另外一个待遇好的工作地点，一个工人会被迫在实际财力并不许可的情况下去买一所住房。即使他一年挣得一万二、三千美元，他还得暗中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才能提议同家属一起出去看场电影。常常是，上述这种住房的选择，使第二辆汽车成为他妻子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买不起的；蓝领工人的妻子在她丈夫下班回家以前，成为她家里的真正的囚犯。
工人阶级生活中受到的限制，大都来自这种实际的情况。许多工人在其蜜月过后的最初的日子里兴高采烈，可是，当他们除了已经在汽车上花的费用以外又有一笔买房子和家具的开支时，他们就使自己陷入一辈子债务缠身的境地。从此以后，他们的旅行自由、找新工作的自由或在工作以外参加一系列其他活动的自由，统统被紧紧缠身的债务桎梏剥夺掉了。
对一些人说来，房子成了注意的焦点——在经济压力严重的日常生活中，它是富裕的唯一象征。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们在其住地或住房遇到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是那样强烈，有时怒火中烧，几乎达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它不单是一宗财产，而且是已经花费他们那么多收入、那么多工时并使他们放弃其他许多打算的东西，一旦丧失，那就等于是使一切牺牲尽付东流。除此之外，实际情况是，与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不同，许多工人并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也并不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真正的满足；经济牺牲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晚上，我同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在一起谈天，他刚刚偿清他的房子的最后一次付款。他突然被他为买房而辛劳工作了多少天数的问题吸引住了。他非常仔细地计算准确的天数，甚至是多少个钟头。当他算出结果时，他颓然地坐着不动，脸色十分难看。他确实看到，他那成年人的精力完全倾注在二十年前他所购买的这所房子上了。
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误解，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是有其根源的。举例来说，知识分子开车路过一个熟练工人的住家时，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工人的生活水平此他要高得很多。但工人看到的是留胡子的中产阶级子弟带着旅行背包，乘飞机到欧洲去，或者是有昂贵的立体声唱机或双座轻型汽车的大学生。工人看不起头轮电影，吃不起高级餐厅，参观不起展览会，度不起假期，买不起八条音轨的磁带录音机，购置不起吉布森和贝拉斯克的六弦琴。总之，他买不起中产阶级消费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连下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也远远比他富裕。他仅有的一所家庭住房是他富裕的唯一例证。
因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蓝领工人仍然受着经济上的不安全和长期匮乏的束缚。把他们同有钱人隔离开来的鸿沟不是他们的电视机的大小和颜色，而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结构。
然而，还必须指出的是，工人不仅没有中产阶级富裕，而且是当代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贯不公平的受害者。
税收提供了明明白白的实例。实际上，美国的每项税率都是递减的，强制工人付的钱比中产阶级多得多。1972年，《商业周刊》计算了对美国人征收的全部税款和划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在一年挣四千美元的人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同一年挣六千、八千或事实上直到五万美元的人是一样的。⑥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和布伦丹．塞克斯顿、在其所著《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一书中考虑到富人可以利用的漏洞和窍门以后，提供了下列数字：
家庭收入 全部税收占收入的百分比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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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美元 34％
5—7,000 33
7—10,000 32
15,000以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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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们的钱往往只能换得次等的公共服务，如在学校方面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甚至很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形容所包含的不公平的程度。
然而，税收制度的不公平到底此任何其他问题更受人注意，所以只要稍为谈一下就行了。
联邦所得税：在税收制度上，以及在同个別纳税人相比公司所享有的明显漏洞方面，存在着五花八门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中心问题是税收实行的“三重标准”，它对工资的征税比对其他收入来源的征税要重得多。下面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说明。
“例如，一个一年挣一万美元并养活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工人要付联邦所得税九百零五美元。他的那位决定这一年不工作的紧邻出售一些股票，售价比买价增加一万美元（资本收益），他只须缴纳九十八美元的联邦税。另一家邻居从市政公债利息中同样得到一万美元，则根本不付联邦所得税。”
州和地方税：同联邦税相此，虽然有更多的个人免税使这类税收对低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但是这类税收还是对富裕的人有利。
社会保险税：这是所有税收中最明显的税率递减税。对于一年一万零八百美元以上的收入，征税的此例越来越小。生动的说明如下：
收 入 1973年纳税额
——————————————————
7,433美元 438.83美元
10,800 631.80
100,000 631.80
1,1300,000以上 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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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商业周刊》引用一位经理人员的话说：“在美国……财产税是税率递减得最厉害的一种税收，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住房是一项非常大的开支。”另一位作者也指出：“在蓝领工人离开中心城市要去的那些地方，财产税的增加（六十年代期间）特別明显。”因为房东常常把纳税负担包括在房租里面，连住公寓的工人也受到影响。一套公寓的租金有多至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部分会用于支付房主的税款。⑧
通货膨胀同样不仅是工人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同税收制度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它对一个工厂的生产和维修工人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1965至1971年间，他纳税后的实际所得实质上一点没有增加。在这些年里，工资的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不断上涨的物价。以1967年的美元为准，情况如下：
一个有三个家属的工人纳税后的实得工资
（按通货膨胀订正后的数字）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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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102.41美元
1966 102.31
1967 101.26
1968 102.45
1969 101.49
1970 99.66
1971 102.42
1972 1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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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1972年，工厂工人才真正增加了实际的工资收入。甚至能够争取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的建筑工人，在1965至1971这六年期间，每周获得的实际工资也只增加了二十美元左右。对于一点工资都不增加的几百万工人或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工人来说，通货膨胀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某些必需品和医疗之类的必要服务实际上价钱涨得惊人，使许多工人出不起头等保健费用。
关于通货膨胀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基本上是递减性的。通货膨胀在自动售货商店中也起到税率递减的销售税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冲床操作工人的妻子和经理的妻子都必须同样支付一份牛排的涨价，这通常要花一点八五美元。蓝领工人和其他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所受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影响，要比富裕的人痛苦得多。中产阶级的人是经得起涨价的，但工人却不得不改吃碎牛肉。
所有打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都增加了另一种不公平的因素。工资物价的冻结，对工资的控制要比对物价的控制严格得多，而利润却根本不受控制。这个方案的税收条款，例如加速的折旧办法，正如工人所描写的那样，确实是“使大企业发财的泉源”，是“劫贫济富的打手”。⑩
然而，许多作家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內在不公平现象，不重视工资物价冻结的不公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忙于向全国宣布，工资增加“过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例如，在食品和煤气价格暴涨，表明工人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以前，甚至许多自由主义者还相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蓝领工人贪得无厌所引起的。
但是，仅仅要求增加工资并不“起通货膨胀的作用”。要“造成”物价上涨，工资必须增加到达样的程度：工资使产品更加昂贵，以致公司必须提高它的价格，不然就得接受较低的利润。
然而，从1960至1965年，劳动单位成本（公司生产一件产品所支付的工资额）下降了。而制造品的批发价格仍然有些上涨。
在那几年里，工人也没有得到这个经济馅饼的不相称的一份。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股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的实得工资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⑾
即使工人们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真正得到好处，那也只是纠正了以往的不平衡状态罢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1965至1971年间，工人们的实际收入没有一年是超过物价的。只有硬说美国的经济历史突然从1965年年中开始，提出工人贪得无厌这种论点的人才能使其似乎有点说服力。
工人们所碰到的明显的经济不公平待遇的最后一个领域是赊销制度。通常没有人提到它的根本不公平之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多数工人就永远买不起一所住房，许多人连买一辆汽车的钱也出不起。
但是，它索取的代价很高。赊销的含义非常简单，即工人买同样的商品要比付现款的富户多付很多的钱——二百五十美元的电视机要付三百五十美元，他的汽车要多付五百到六百美元。即使大量的抵押借款并不限于工人，而是同样给予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然而，还是值得观察一下。工人赊购住房的后果。一所价值两万二千美元现金的房子，要花三万八千六百七十八美元，即几乎是为期三十年的一万七千美元抵押借款的两倍。实际上，工人只是为了支付利息，就得工作三年半。⑿
因此，税收、通货膨胀和赊购是一个型式的各部分。在经济领域里，蓝领工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不安全和权利的剥夺，而且还有决非偶然的不公平待遇。
三
当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沿密执安湖南岸几英里长的一些钢铁厂时，天正在开始下雪。我站在一块能使我看到湖岸全部景色的水泥板上。坚硬的冰花开始打在我的脸上，迫使我转过脸来，避开湖岸吹来的寒风。我的黑人朋友是一个刚下班的钢铁工人，他正在来回踯躅，急于想坐进汽车，赶回家去。
眺望的地点很不错。我们所站的码头是在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我能从我们呆的地方加里钢铁厂起，沿着湖岸经过哈蒙德和东芝加哥，一直看到远处芝加哥市的灯光映射在低悬的云层上的柔和晕圈。
但是沿着湖岸，人们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工厂——傍水延伸着许多钢铁厂、轧钢厂、铸工厂，巨大的厂房紧密相连。几年以前，我曾驱车穿过秘鲁的安第斯山，看到了广阔的高原、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原的月夜景色，虽然它很不相同，但我却同样肃然敬畏，就象凝视着某个巨大的陌生行星的表面一样。在我眼前大约有一英里纵深、十英里长的地区內，工厂连绵不断，那也只是我的被雪花弄模糊的视力所能看到的东西。视野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英里。这些就是排列在密执安湖南岸的卡卢梅特地区的一些钢铁厂。
“过来，我们回家去吧，”我的朋友要求说，为了保持血液流通，他不住地搓着双手。
我勉强离开那里，坐进了他的汽车。
当我们驱车经过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有四五层楼高的铝棚——时，他突然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一扇门开着，我瞥见了巨大的钢卷，象庞大的线轴一样。
他拐了一个弯，我们从旁经过一座两边由两座大楼挡着的小红砖房子。
“那是食堂，”他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供应热饭的自助餐厅，但现在他们装上了只供应夹肉面包和菜汤的自动售货机。有些人要工会去要求重新供应热饭，然而机器却有其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呃，如果你知道怎样摆弄机器，你就能把你的钱弄回来。伙食很坏，可是不用花钱。他们也许不去修理机器，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比开设食堂要便宜一些。”
我点了点头，认为事情也许就是那样——并不稀罕。
当我们顺着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大街行驶时，我往回一看，不禁露出笑容。加里基本上是一个公司城，是由美国钢铁公司在本世纪初规划、修建和资助兴造起来的。它的外形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当时大企业还不知道“外表不显眼”的价值，工业界的头头把他们的高楼大厦分布在纽约第五条街上，而不是小心翼翼地使它们避开公众的注目。
回头看时，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中心——主要的银行、商店、政府办公大楼都排列在这条大街上。
但是，这条街的尽头是钢铁厂的主要入口之一，由于那时正是换班的时候，我能看到大街上一行行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络绎不绝地驶入延伸到地平线的工厂。市政厅和市议会在大街的两边，正好就在工厂的门前，很难不使人联想起守卫在埃及法老墓地入口处的那两个装饰性的猫的雕像。
然而，从1968年起，加里已经有了一位黑人市长，外观不再同政治实际相一致了。此后，那两只以前忠实的猫——市长办公处和市议会——实际上已多次同设在那边的公司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这一切都是黑人的，”我的朋友突然说，打断了我的幻想。我们转出大街，沿着加里市中心的一条街行驶。
有点象是观察过去似的。排列在加里市区街道上的房子，一度住满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其他各种种族的人群，有人故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希望年久月深的民族不和会阻碍任何组织工会的尝试。
然而今天，这些区域已经变成以黑人为主了。旧房子里住的是黑人居民，白人工人则住在往南几英里外的地方。我们沿着街道缓慢地行驶，为了避开路面上很深的裂缝和窟窿而弯弯曲曲地走着，这时，我看到路边一排排被认为不适用而空着的公寓——经过风吹雨打变了色的招贴纸表明这个店铺或那块地方是出租的。这一片凄凉的景象不是黑人漠不关心或无人照管的结果，而是单纯的经济现实——穷人的购买力不足以维持讲究的商店和高贵的饭馆。这样，为他们服务就无利可图了。有钱的地方才会有买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而在加里，钱并不在黑人聚居区最早的和最贫穷的地方。
但是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黑人钢铁工人的住地。我们经过一所又一所看来象是同任何地方一样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住家的房子。简单的箱形和长方形建筑物，没有新油漆和停车房，但是清洁整齐。
“我们到了”，我的朋友说，他把车开到一条车道上，猛然刹了车，关掉了发动机，打开了车门。
我知道他家里在等他吃晚饭，所以我就告辞了，朝着几小时前我停放在那里的那辆租来的汽车走去。
我继续南行，离开了黑人地区，跨过了“小卡卢梅特河”；这条河是加里市区和格伦公园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也是黑人与白人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一些年岁较大的白人工人仍然住在闹市区，人们可以看到，离工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在一起玩棒球。但这条河是真正的分界，下游就是加里市白人蓝领工人集中的地方了。
夜幕逐渐降临。归途中我回头看时，能看到工厂烟囱里喷出的火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使那里呈现出一种特別类似魔法的景象。威廉．布莱克关于十八世纪英国 “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的旧诗，似乎是描写得很恰当的。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钢铁工业支付的工资有可能使许多钢铁工人拥有普通的然而肯定是说得过去的住房。但是，假如这个恶魔把硫黄用光了，不得不用一氧化碳来代替，他很可以到加里来寻找。据说加里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我凝视着林立的烟囱，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我很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孩子，甚至是白人的孩子，其中究竟有多少能进大学，或者至少能摆脫他们父辈的生活——在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最后身残力竭不能再干时为止。这是一个单是工资标准或收入水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 *
和工人们面临的经济压迫和经济不公平不同，要概括居民区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差別很大——从拥挤不堪的、狭小的活动住房集中地，一直到一些非常称心如意的住宅区。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住处比富裕郊区的住处差得多。城市里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有许多相同的社会问题，然而黑人聚居区必然要更严重一些。
例如，彼得．宾曾在其《美国的白人城》一书中对费城附近的一个白人工人地区就作了这样的描写：
肯辛顿的空气受到污染，街道和人行道肮脏不堪，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工业不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新建造的房屋屈指可数，它的学校是这个城市中最破旧的学校。在它为数不多的运动场上，青年流氓横行霸道。工业外迁。社会工作者和牧师往往绝望地认为无法可治(一位新教牧师记述他在肯辛顿的五年时说：“这里连我在別处不喜欢的东西都没有。”)⒀
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描写适用于整个美国的一切种族社会。实际上，某些问题一再重复出现。
首先，蓝领工人的聚居区一般只能得到社会服务单位和市政府的次等待遇。在市內的工人阶级地区里，不论是白人的或黑人的，往往没有象样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保健机构不足，甚至常常连垃圾也不经常收集。公共交通不足，不仅是黑人区如此，在附近的白人工人阶级地区也是同样糟糕。
这样一种居住区的一个住户，对问题作过如下的描述，
如果我们用税款维持的市政机关支持我们，这一带地方是可以成为抚养孩子的理想场所的……当我们要求市里栽一些树木来换掉死树时，他们置之不理。⒁
另一个蓝领工人居住区的住户对市政机关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也有同样的意见：
假如对我们的地区给予和其他地区同样的考虑，那么，［这里］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住宅区。我们的游泳池因为有个裂缝，关闭四年了。如果这里是费城的西部、北部或南部，那就会马上修理好。我们不得不等待四年。⒂
私人企业在蓝领工人住区的作风恶劣，而不受干预，这在中产阶级地区是不会容忍的。例如，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一个社会行动小组在一次因下水道设计不好引起工人住宅发水而同承包商进行的斗争中，组织了抗议，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几年来，［工人们］每到春季都要忍受家里发水的痛苦，那时附近的河水溢出两岸，灌满了下水道，倒流进他们的地下室。
……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用钱不多。下水道的盖子抹上水泥，修理好有问题的下水道系统。承包商对人民的利益置之不顾，因为他们预料，工人阶级的房主是不会积极地提出抗议的……⒃
特別有权势的集团用以伤害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最明显的不正当做法，也许就是：不让高速公路去打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而是让它们一条条地穿过工人们终身居住的蓝领工人居住区。
就如宾曾指出的那样：
在白人城，你很少看到新的企业或工业。但是，你往往看到新的高速公路从市中心修过去。在许多城市里，快车道纵横穿过少数民族古老的居住区，通往风光明媚的郊区豪华住宅、高贵的商业中心，以及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些快车道不仅破坏了美国白人城的统一性，而且使许多白人业主加速离开，从而破坏了这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留下来的一点稳定。联邦政府很少花一个鎳币去帮助白人城，但为敷设高速公路却投入了几十亿美元。⒄
特別是在这种地区，蓝领工人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阶级偏见。在芝加哥，为了回答被排挤的威胁，出现了一个以居住区为基础的抗议小组。一个记者指出：
迈克．斯托拉齐克［领导人］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好象正在受到威胁，为了让住在郊区的富裕的人能快一点回家吃晚饭。⒅
在坎布里奇的布鲁克林埃尔姆区，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团体，用一个青年工人的话说：
“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纪念大道和阿尔巴尼大街——但是据估计，他们要踩在小百姓的身上……这简直是对这一带的人当头一棒。”⒆
没有全国性统计具体说明工人阶级居住区受到这类做法损害的整个情况或确切次数。但是，就拿也许是所有社会机关当中最重要的机关、即学校来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
教育制度应当是社会流动性的主要渠道，但它实际上一贯歧视工人阶级黑人或白人的子女。工人阶级子女进大学的机会此中产阶级的子女少得多，即使他们有同样的学术才能。196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一个工人阶级的中学生，即使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考试分数，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进大学的机会。而一个才能相同的中产阶级子女，却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机会。因此，对中产阶级的学生来说，机会就多一些，而对于占人口半数的经济情况差的人的子女来说，情形就很不利，他们的机会大概是一比二。⒇
原因不单是经济方面的。在美国，确实存在着一种双重教学制度。不仅是中产阶级地区的大多数中学比工人阶级地区的中学好，而且甚至在个別学校里，还有专为中产阶级设置的“特別进度”班，以及专为许多工人阶级子女设置的“职业教育”班。
把工人阶级子女送进这些死胡同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不过是英国“校友”制度的翻版。如果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英国，能否出人头地要靠一个人的父亲是否同伊顿公学有关系，那么，今天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也会造成同样的情况，不过是用一种转弯抹角的办法罢了。剥掉一切伪装，“客观测验”本质上就是词汇测验(例如，智力商数测验的词汇部分就是考取大学的最重要的测验)，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子女在这方面会有更好的准备。这种测验制度和按考试成绩分班的制度，不论其背景如何，根本没有给每个学生以相等的机会，只不过是保证最初占便宜的人继续占便宜，而且有增无已罢了。*
* 当然，有人认为智力商数测验特別能衡量先天“才能”，并能从其结果得出关于社会阶级和种族的固有才能的结论。对这种论点的批评，肯定同黑人有关，大家都非常熟悉。毋庸赘述。
即使没有测验和按考试成绩分班这类正式手段，教师不知不觉的偏爱也能够并且往往确实产生同样的效果。对市內黑人学校的许多批评，实际上同样适用于白人工人居住区的学校。例如有一位作家指出：“乔纳森．科佐尔在《夭亡》一书中认为有害于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地区黑人孩子心灵的那种学校，同样存在于白人的查尔斯顿，这种有等级气味并充满着阴郁气氛的学校是不健康的、凄凉的和令人窒息的。”(21)由各个地区征收和分摊学校税款的办法，事实上主要是看收入水平而不是看种族本身来保证实现提供资金方面的歧视的。(22)
结果，许多工人阶级的中学往往同工厂的训练场地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作者评论说：
这种［工人阶级］学校的社会化，反映了工厂的社会化。学生被当作原料……高度重视服从和严守时刻，很少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活动机会，很少有教师的个別关怀……［教师］也许是被迫采取权力主义的手法的，不管她是否愿意如此。(23)
以下事实支持丁关于蓝领学校的上述看法：一方面是许多工厂工作现在要求有一张中学文凭，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却使得这种文凭成为多余的东西。就象一批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在六十年代，许多雇主把蓝领工作的最低工作资格提高到中学毕业的水平……这种提高并不是因为同非中学毕业生相比；中学毕业生表现了更高的才能……倒不如说资方简单地认为，‘有竞争能力的’人是比较可靠的。”(24)
从学校注册的数字中，能够看到教育制度中这种阶级偏见的影响：
男生在学校注册的百分比(25)
年 龄 蓝 领 白 领
16—17（中学） 80 92
18—19（进大学） 49 73
20—24（继续读大学） 20 43
|
假如有区分两年制大学、四年制大学和研究院的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它们将会说明一种甚至更为明晰的消长过程。有相当多的工人子女的确是上了“大学”，但是许多人上的是两年制的简易学院，这些学院主要教授熟练工人干的事情，如汽车和空气调节器的修理、印刷和电气技术等。能够有钱念完四年制大学课程的工人数日微乎其微。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学位现在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能保证得到一顶好工作了。大学体系在六十年代有了扩展，所接受的学生不限于高贵人物的子弟，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未扩大。1971年，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八点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足有半数的就业者说，他们的工作同他们在大学受到的训练毫不相干。压倒一切的原因是，这些不相干的工作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工作。(26)
关于职业变动的一些统计证明了学校的失败。尽管白领工作在五十年代有了迅速的扩展，可是，1962年完成的关于变动情况的十分全面的调查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看到他们的子女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许多人看到他们的子女稍有进展，当了办事员或参加了象特许业务之类一些往往是勉强湊合的小企业。他们指出，体力劳动工人的子弟只有百分之十进入了专业和技术“杰出人物”的行列。(27)此后，百分此无疑发生了变化，并且可以确信，在美国职业变动是显然向上的。不过对年轻的蓝领工人来说，在教育方面还根本谈不上公平对待。**
** 虽然对职业变动的类型作更精确的说明似乎是有趣的，但如果不对定义作篇幅很长的讨论，并解释一些非常专门的精确统计资料，要讲出很多超出上述内容的意见，那恰恰是不可能的。
单是令人误解的调查类別，就使人很难得出“常识性”的答案，并且因为充分谈到年龄地区、农业工人移动等复杂因素的唯一统计资料已是十多年前的旧材料，比较精确的资料也不会真正告诉我们上述数字所没有指出的任何重要內容。
必须考虑的最后一个社会问题，提出了美国黑人的整个问题。若干年以前，本来是可以根据种族和种族隔离的现实来单独讨论阶级的合法的不公平现象的。但是，犯罪尤其是暴行已经抹掉了工人合法的选择居住地段问题同社会上的种族态度这二者之间的简单界限。担心犯罪是一个正当的中心问题。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同整个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黑人的态度这种比较广泛的问题，以及象汽车接送学龄儿童之类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以后各章也将不断谈及。
乍看起来，似乎犯罪和环境污染一样，是每一个美国人的问题，并非工人阶级特有的不满。
固然在某些地理区域里，如曼哈顿的东部，中产阶级上层就住在黑人区的旁边，但就全国而论，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居住区所受到的损害就特別严重。例如，《总统委员会关于民间骚乱的报告》里的一项调查，就提供了下面两个白人居住区的对比资料：
每十万人的犯罪率(28)
高等收入 中下等收入
侵犯人身的犯罪指数(杀人、
强奸、殴打、抢劫、盗窃、非法
侵占财产、偷汽车) 80 440
|
这就是说，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严重犯罪率高出富裕地区四倍半。(至于黑人居住区，数字要高得多，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二千八百二十，另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一千六百一十五。)象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黑人的情况最糟，而白人工人则比富裕中产阶级糟糕得多。****
**** 在1965年这项调查完成以后的一些年里，郊区的犯罪率已有增长，但是最新的调查表明，这种总的关系依然未变。(29)
虽然犯罪和暴行所造成的问题的性质非常明显，但是还有几点需要强调说明。
首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犯罪和暴行已经成为头号问题。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大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一认为它是主要问题，分別有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一认为麻醉品和交通事故列为第二位。(30)
其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犯罪问题是同黑人斗争精神的兴起分不开的，在六十年代黑人区的骚乱或恐怖活动这类极端的方式中，尤其如此。结果，象抢劫住家这样的行为看来比几年以前更加令人感到威胁了。一个多年不肯购买手枪的妇女买了手枪，并且非常认真地说，“他们也许会来杀害我的孩子。”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黑人的犯罪现今本质上是一种象肯尼亚的茅茅分子之类的恐怖主义，而基本上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
*****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却怀疑在这种恐惧当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真实成分。固然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仍然是经济上的，但在某些案件中，在行凶抢劫时发生不必要的暴行，甚至是杀人害命的行为，这就不能归因于合理的经济动机了。另一方面，黑人在街头的大多数犯罪行为仍然不是种族方面的，这一点的证据是：犯罪行为是针对其他黑人的。
第三，犯罪、特別是行凶乃是很少数惯犯的行为。例如，一项调查表明，在费城有六百二十七名青年要对一年当中大约五千一百件罪行负责。(31)
然而，尽管行凶罪犯的数目不多，他们的影响却很大，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少被抓到。非常不幸，多半越是激烈地谴责犯罪，越是难以抓到犯人。是可以作出努力，至少查明被盗的物品或汽车的。但是，最使人害怕的强奸犯或行凶抢劫犯，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几乎是抓不到的。老一套的法律实施办法的这种软弱无力，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正如越共的“神出鬼没”使全体越南农民都象是潜在的敌人一样，行凶罪犯的神出鬼没也使人们对所有黑人青年都感到恐惧和怀疑。
然而，关于犯罪的主要问题是，同工人所面临的其他社会不满一样，它特別严重地影响到工人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住在郊区的比较富裕的人，很少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四
每个人在上学的头几年在什么地方都能听说的事情之一是，一个劣孩子只有在美国才能在世界上出人头地，而且成为总统。但是，除非一个人特別天真，否则早在他毕业以前他就会认识到，这种机会此爱尔兰赛马独赢彩票的中彩机会还要差。在美国，不仅是总统的职位，而且实际上每一个有政治权力的职位，都是从社会的上层中提拔出来的人们占据的。例如，在1947至1957年间，只有百分之一的参议员在当选时是蓝领工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选拔出来的。(32)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情况如此，它却从来不象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正如教科书所解释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就是说，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办法使它提出的要求得到重视，并变成立法。
虽然人们承认，对黑人或共他少数民族来说，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对蓝领工人来说，这同样是不真实的。象经济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不能公正地处理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这一事实往往遭到忽视，因为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以及作为向政治候选人提供基金和支持的一种来源，工会有着无可否认的影响。事实上，自1960年以来，工会的作用已经大为增长，现在它们在民主党內以及作为国会里一个老练的院外活动集团，有很大的发言权。1968年，它们在政治上花了大约五百万美元，有四百五十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有将近十万会员参加了选举日的活动。《华盛顿邮报》论劳工政治影响的连载文章相当生动地作出结论说：“劳工［在国会里］不仅有能力有力量。人们对他们表示敬畏。”(33)
尽管有这种评价，但是，即使劳工运动的影响比它今天的影响增加一倍，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会对普通工人抱有明显的偏见。蓝领工人是人口中的多数，但是在华盛顿，他们的利益被认为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税收制度的不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为了某些改革，劳工可能会进行院外活动，也可能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意见一致的候选人。但是税收体制本身，正如最初规划时和整个战后时期所施行的那样，对工人是存有偏见的。劳工的影响，充其量也不过是作出努力，要减少这个制度的一些最坏的方面。他们肯定永远不会有机会去决定税收的基本结构，并使税收从一开始就是公平的。
同样，工会进行了反对塔夫脫—哈特莱法案的斗争，因为这个法案严格地限制它们的力量达二十年之久。然而到现在，它们至多也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防御战，以防止受到一些甚至更为苛刻的限制。
事实上，劳工的力量是防御性的。他们能够阻止反劳工的立法得到通过，或者赢得现有方案的某些改善，但是他们不能决定立法的基本型式，也不能保证通过他们单独提出的任何法案。一位作者在《幸福》杂志上指出：“象劳工们知道的那样，他们在国会里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操纵主要立法条款的程度。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同其他集团的力量和影响联合在一起，才能赢得胜利。”(34)
在只对一小部分工人或只对工会有关的一些局部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它是一个为大多数工人和所有美国人着想的基本社会方案，劳工的力量也往往不足以战胜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亲企业的势力。
这里举一个主要工会——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对九十二届国会在一些影响工人的法案上所采取的行动的简要总结为例。
“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和有组织工人的头号立法重点——国民健康保险——在委员会里夭折了。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增加急需的最低工资问题，众议院的反工人势力阻挠采取最后行动。养老金改革和税制改革也列进了九十二届国会的失败事例的单子。”
它接着在“贷方”项目里记上一笔：“在九十二届国会期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使社会保险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社会保险福利方面，他们还制定了其他一些必需的改进办法……但是，对于用总收入的款项而不用工人所得税来支付各项福利的一些劳工提案，国会没有作出响应。”(35)
三项失败和一项非常有限的成功，这就是所代表的人数超过我国其他一切院外活动集团人数总和的一个“压力集团”即劳工的收获。
但是，由于把有组织劳工的立法目标同美国工人的基本长远需要等同起来，甚至这种评价也没有充分说明问题的实质。一般地说，劳工对于自己的任务抱有一种豁达的看法，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只对工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可是，他们的立法目标和院外活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以特定时刻有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为基础来选定的，而不是关于需要完成什么事项的空泛声明。当人们看一看政治制度怎样对待工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时，工人们身受的大量冷淡和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以职业保健和安全问题为例。在整个战后期间，这一方面也许是最迫切需要为美国普通工人制订法律或者最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领域。但是，直到1965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行动。
下面的大事记表明从那时起政治体系是怎样对待这种需要的(矿业安全立法已由国会另行处理，所以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1965年 公布了第一个调查报告即弗赖伊报告。它描述了此较急迫的职业保健问题和可能的改正措施。该报告为职业保健请求一笔五千万美元的全国开支。
1967年 两年后，为了处理工人“工作现场”保健和安全问题，提出了一项法案。
1968年 这个法案由于雇主们写了大量信件表示反对而遭扼杀。
1969年 《民族》周刊在描述现有劳工保护措施的局限性时指出，“各州雇用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看管人员同职业保健和安全检查员的数目一样多。”
1970年 劳工部一些持独立见解的人的调查报告透露，造成残废的事故率可能是公开发表的事故率的十倍。劳工部和尼克松打算先扣住这份报告，然后把它束之高阁。杰克．安德森搞到了一份，并且透露了报告的內容。
年终通过一项折衷法案、即1970年职业保健和安全法，授权劳工部长为劳动场所制订全国的保健和安全标准，对违反这些标准的雇主处以罚金，而请求法院采取行动。在危险毒素集中的地方，工人有权拒绝工作而工资不受任何损失，并且有权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得到关于这些毒素的化学分折。法案还规定要进行秘而不宣的联邦调查，并即时披露调查结果。这项法案的缺点之一是它包含这样一种规定：即使调查人发现一架危险的机器，他也不能当场把它关掉。根据法案设立的州工人赔偿委员会总数十八名委员中只有三名工人代表。
1972年4月 拉尔夫．纳德指责劳工部“乱搞一通，把［执行法律的］职业保健和安全局变成一出滑稽戏”。他指出，“有五百名百依百顺的官员……到1972年6月，每七千二百个企业才有一名检查员。”《纽约时报》指出，劳工部用拒不执行和重新解释的办法也将法律打了折扣，例如从新法案的标准里干脆去掉了四种引起癌症的物质。
1972年6月 国会投票取消对有十五名或不到十五名工人的商号实施法律的基金，把六分之五的商号置于检查范围之外。
1972年8月 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的拨款。职业保健和安全局的预算削减了三百万美元。
1973年1月 这项法律的一部分要求各州到1972年底提出至少和联邦标准同样坚定的计划。只有四个州照办，因此劳工部把截止期限延长六个月，说国会只给各州两年时间去提出计划，是犯了错误。劳联—产联得到了法院不准延期的禁令，但是劳工部提出上诉。
1965—73年 从第一个调查报告到现在达七年间，在美国足有五十多万工人在工作时丧命。法律一如既往，仍然不够坚强有力，也没有充分执行。(36)
养老金改革是另一个例子。1961年，一个委员会指出，需要有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养老金。一年后，任命了一个特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于1965年发表，但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指出的那样，在1972年仍然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工人的退休金不受损失。在那一次的国会会议期间，因为政府施加压力，要把紧急反罢工立法置于优先地位，参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就把养老金立法搁置一旁。这是对国会优先考虑事项的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明。在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帮助三千万工人的一项法律，却由于支持一项反劳工措施而被放在一边。*
问题的根源多半就是黑人领袖们多年以前就有关他们的利益所了解到的事情。由那些对你的利益表示“同情”的人作代表和有人愿意为你的利益进行斗争之间有很大区別。国会的“黑人核心小组”有十三个成员，比应该有的数目差得很多。然而根本就没有蓝领工人的核心小组。劳工能够进行院外活动并试图影响立法，但在国会里却没有人对一项法案首先问一问，“它对美国工人有什么意义？”当你巡视国会两院或州和地方政府时，你很少看到美国工人能够同他打成一片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政治是富人的玩艺儿，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来玩这种把戏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 虽然有若干法案提交1973—74年度的国会会议，但是，甚至最好的法案(如果原样通过的话，而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充分解决当前制度中的不公平问题。
在这些篇章里出现的是一个生疏的形象。陈词滥调中的蓝领工人，即那些自己有房子和汽车的称心如意的中等美国人，原来是掩盖真正问题和一种极不平等现象的一幅虛妄的漫画。当工人最后指望政治制度给予解决办法时，他所得到的反而是同一类型的冷淡和漠视，而且这往往是在他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域里。
很难不同意这样的概括：工人确实是真正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并且是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次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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