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一

　　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往往认为工会是美国最反动的力量之一，是一个只关心金钱和维护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1)

　　当我楼下的邻居沃尔特敲门时，我正在看电视。
　　“怎么啦？”我一边让他进来一边问。
　　“他们又干了一次。这回老头儿布雷德利没拿到他的加班工资，所以我得打个电话给代表，可是我的电话坏了。”
　　他那庞大的、灰熊般的身体几乎把门框都塞满了，所以他进门时我得让到一边去。沃尔特原来出身在青脊山，不过他那锐利的目光和机敏、轻松的笑声却不象南部山里人的样子。
　　他本来在一家汽车公司里当柴油机技工，但他现在的职位却是在那个雇用着他的汽车修理厂里当十多个人的车间工会代表。
　　“你认为这是故意的吗？”我问。
　　“嗯”，他慢慢地说，“也可能只是搞错了，但这是第二回啦，我想他们也许是想要我的好看，借此摆脱工会。”
　　“你真是在给一些可爱的人服务了，”我讽刺地说。
　　“一伙地道的狗仔子，”他回答说，同时拿起电话筒。
　　他所指的那个“代表”是工会的地区代表，负责许多类似沃尔特在那里工作的那种小厂。工会总部在北边另一个城市里，乘汽车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在日常工作中，沃尔特是这个工厂里唯一的工会代表。
　　象所有的车间工会代表一样，沃尔特不从工会拿薪水。但是他在发生问题时有权放下手里的活，挺身出去同经理辩论或提出申诉。一个声音通过电话线传过来了，于是沃尔特开始向代表叙述问题，并时常停下来倾听他提出的问话。
　　“真见鬼，不错，我不能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故意的，但我敢打赌他们是故意的。我是说，就算这是个偶然事件，那他们也不应该老是骗人吧，是不是？”
　　我听着的时候，把手伸过去，从沃尔特的后裤兜里抽出那份很破旧的合同副本，开始从头到尾地翻阅。我记得，当沃尔特最初当选车间代表时，我们曾用了一个晚上把它看过一遍，并尽力去理解复杂的法律语言。从那时起，沃尔特就一点一点地在文件的旁边空白处记下一些意思隐晦的按语，比如在他的受保护的权利那一段旁边，有这样一条，“对SS不得f”①。我看出SS无疑是指车间代表，对于他那简洁的解释，我忍不住马上笑了起来。

① 如下面所说，“ss”表示“车间代表”，“f”可能是指“开除”。——译者

　　沃尔特结束了谈话，挂断电话。
　　“有什么可笑的?”
　　“下一次合同该由你写，”我边说边指给他看那一段，“我更喜欢你的说法。”
　　他微微一笑，把合同放回口袋。
　　“代表说他明天就来。那该使他们有点心惊肉跳了。”
　　“给他们点儿厉害看，”我说。
　　“我正打算这么做，”他边回答边跨出门去，下楼回他的房间去了。
　　离我楼下的邻居一千哩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钢铁工人地方基层工会的办公处。我坐在那里的那个办公室还算大，但是四张写字枱和十多个转来转去的工人让人觉得它还不如一个电话间宽敞。工人们在同显得不公平的管理行动进行斗争时，就到这个房间里来寻找工会的支援。
　　坐在我对面的是地方基层工会的黑人副主席，申诉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正在向电话里说话，越说越恼火。“你瞧，”他说，“我收到了选举大会的一张条子。一百零九人出席并投了票，可是有人算了八小时的时间损失。现在我不管他是不是掰着他那些该死的手指头算的，把一百零九票加起来也用不着花八个钟头。我要把这件事提交给执行委员会。”
　　谈话继续着，变得更尖锐一些，但还是重复着同样几点。我开始倾听排成队的那些人逐一向那专门负责他们那样的问题的粗壮汉子解释他们的申诉。
　　首先是个一头金发、留着山羊胡子的年轻漂亮的家伙。他顶多只会是二十五岁，讲一口带着浓厚的东欧口音的英语。
　　“我当过三次电铲操作工了，”他说。“可是那个监工，他说我没干够……”这时有人开门进来，开始同房间另一头的一个人大声交谈，余下的话就听不清了。
　　行列中的下一个是个年轻的黑人，穿着长长的黑色外衣，戴着一顶在我国很多地区成为嬉皮士流行样式的编织的便帽。工会的人很熟悉他的问题。这个年轻的黑人几个月前就曾提出过一次申诉，并在一位仲裁人干涉下获得了胜诉。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怀有敌意的监工的目标，好几次险些被开除。现今他又在他最近一次的工资单上发现了一个错误。
　　工会的人安静地记了下来，然后打了个电话。他转向那个年轻的黑人，建议他们首先跟预谋中的解雇作斗争，然后再去管工资袋里的错误。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哪种策略更好些之后，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个年轻的黑人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他的引人注目的服装达到了它的目的，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
　　他后面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白种人，穿着一件滑雪紧身上衣和一双厚胶靴，要求在工厂里干点什么活儿。
　　他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把他提升到另一班里去补一个空额。这个“申诉干事”很快地翻阅了一下在他桌上放着的两大本簿册之后，同意说他是合格的，并答应和监工去联系一下。这个人站起身来，在离开之前说了一句“谢谢你”。工会干事向他报以微笑。

二

　　他们老是把人调来调去，只要他们想那样办，就强迫加班加点。有一次我一口气干了九天，一天干两班，因为他们缺乏人手。如果最后那天他们没有弄到人，我就要辞职不干了。
　　和我们一起的一个人已经在那儿干了大约十年，他做梦也想被提升为机械工。可是当那儿有了个空缺时，老板却把他兄弟的女婿安置到这个职位上。这小子让那家伙的女儿怀了孕，不得不和她结婚，于是老板就给了他一个工作。
　　这是第一个合同。它里面有许多错误，这些我们下一次再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有了一些规定。现在当他们胡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跑去说，“现在这可不行。”他们也得把你当个人对待。在组织工会之前，如果我那样说，他们就会叫嚷，”拿着你的衣服滾出去。”可是现在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胡来，站起来走出去不干的就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他妈的工厂了。

　　我得出结论，那些加入工会的（较年轻的餐馆工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愿意身边有个把老板叫做狗崽子的人。他们心痒难熬地想叫他狗崽子，可是他们不敢叫，因为他们想要那笔额外的钱。于是他们就在工会里找代言人。因此，我的公开态度就得是做一个捣乱的总头头。(5)

* 因此，当人们把他们的房屋造价太高归咎于工会时，建筑工会是有理由感到愤慨的。

　　劳联—产联并不出面谈判合同或处理申诉问题。它的基本作用是政治性的，对立法进行院外活动，支持候选人等等。它也在关于权限问题的争论中充当仲裁者，并做一些调查研究和其他事情，但它大部分的精力是用在政治上的。[12]

　　工会能够起到的政治作用委实非常有限。因为人们摸不清工会是干什么的，他们以为我们能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政治上，其实我们的办法实在非常少。我们主要应该对我们所代表的工人们负责，管理养老金基金，保证它处理得当，经办一些申诉和合同，并办理我们的其他工作。因为美国没有工党，人们有时候就希望工会来充当那个角色。但是工会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那种事。[13]

三

　　这是美国北部职业上典型的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分配工作的做法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黑人工人被分派在十一个包含工厂中较热和较脏工作的部门中。黑人被排除在工资较高和较干净的工作之外……公司与工会之间在1963、1965和1968年达成的全国范围的协议中，包含着普遍而又长期的公然表现种族歧视的录用工人和分配工作为做法。[15]

　　*关于白人工人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些人表现了一种自我欺骗和与现实缺乏接触的倾向，那会使一般头脑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感到嫉妒。例如，1971年的劳工部部长霍奇森把增加黑人名额的“唯一”结果说成“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18]把这种巧妙的委婉说法翻译成基础英语，意思就是：去干低工资、坏条件、象看焦炭炉那样从容易得癌症的工作的，将不是黑人工人，而将是白人工人了。成为不公平的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干这工作的人的肤色。但是“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这句话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现实。

　　虽然他们的代表人数是不足的，黑人已经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社会团体中赢得了更大的势力。为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和库克县的城市联盟进行的一次关于黑人无权力状况的研究，发现工会拥有的黑人政策制定者的百分比（百分之十三）比任何其他私人团体都大。在往往拥有大量黑人的福利和宗教组织里，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百分之八为黑人所占有。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激进学术观点的堡垒）中只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的代表……大学里三百八十个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五个为黑人所占有。
　　在四分之三的前产联的地方基层工会里，领导人员中都有黑人代表。在五分之二的前劳联地方基层工会里，没有黑人代表，但三分之一的地方基层工会的领导人员中有百分之十五或者更多的黑人。从这个研究报告上看，甚至劳联都比芝加哥的大学、教会、福利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情况要好一些。这些团体中有些正在认识到，它们象金属薄板工人工会一样，无法借口“缺乏足够的合格的黑人对象”而为自己开脱。
　　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大约八十个黑人担任专职国际代表……也许只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联盟雇用人数更多的黑人政策制定者。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二十二名成员中，有两名黑人，有些工会的全国部门的主任也是黑人。[19]

四

　　药房和医院工会的1199地方基层工会的总部，同纽约时报广场只隔着几条街，挤在两座古老的建筑物中间。它代表着纽约地区大约五万个医院工人，他们大部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前厅里是这个工会的会员们的绘画和雕刻展览。单是这一点就表明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工会。确实，1199是很特殊的，值得我们考察一下。
　　1199从一开始就反对越南战争，六十年代的每一次和平示威游行都有它的会员参加。马丁·路德·金称它为“我所特别喜爱的工会”，而它的总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规模很小，但它在组织未经组织的群众方面却是最进步的工会之一。1969年，1199工会同马丁·路德·金夫人和她丈夫的其他伙伴合作，争取到了大部分医院黑人工人的关键性罢工，声势之浩大震动了整个南部，这时，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了。
　　左边是一排电梯，我犹豫了一下，想去看看那些绘画，但是我的手表告诉我，已经是上楼去看这个工会的行政秘书莫·福纳的时候了。
　　我曾在一年以前见过他，那时我就发现他具有许多好的工会工作人员都其备的两个典型特点。第一是惊人的精力和在压力下工作的能力，第二是认为别人也能这样做。同他四十五分钟的交谈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答应为某一件事打几个电话，后来为了找出会议厅里扩音器嗡嗡响的原因，又检查了一下扩音系统的线路，全都因为我偶然提了一句我在几年以前修理过无线电。这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态度，“有的是事情要做，只要你在这儿，你就能帮忙解决。”福纳和其他几个1199的领导人都分明相信，工会仍旧是个社会运动，而不是个企业。
　　当我乘着电梯上去时，这些情景掠过了我的脑海。接着电梯门开了，我走出电梯，穿过一间宽阔的等候室，走进了福纳的办公室。
　　我立刻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自从一年以前我同他分手以来，仿佛他一直就没有站起来过。电话铃正在响着，他手上有两件事正在进行，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靠在椅背上，伸开两臂说，“行了，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在谈话的某个时刻，我问起他有关贪污的问题。因为我和他有私人交情，我希望能得到比同工会的人们谈起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一般回答更多一些的东西——一般的回答都是说：“噢，这样的事不多，”和“银行员也干这种事。”
　　福纳同意，公众的印象比实际情况要坏得多，但是他接下去超出概括论断的范围，作了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他说：“一个重要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养老金基金问题。现在甚至一个小工会都有几百万块钱要管理和投资。就一个大工会来说，数目可能达到几十亿。另一方面，有大笔款项而缺乏监督，那显然就要招致滥用，而且，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在法律意义上甚至算不上贪污的更巧妙的贪污。
　　“举例来说，一个普通工人出身、当过车间代表的工会职员，对于工人运动的理想是会有一种富于战斗精神的看法和一些感情的。但是他突然面临着管理几百万美元的巨大责任，并且要处理得很好。这样他就必须从本质上变成一个投资分析家。他开始把时间花费在同银行家和生意人打交道上面，在这个圈子里活动。他的思想方法必然会发生变化。他和以前激发他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于是他开始不再感到工会是一个社会运动。
　　“这一类的‘贪污’比起那些偶尔挪用公款或用工会的钱给自己盖房子的人普通得多，并且确实对今天的工会有大得多的影响。”

五

　　** 要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颐，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很多人对所有的工会都有不好的印象，那是因为，虽然新闻界对最坏的罪犯作了卓越的、必要的揭露，对于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诚实的并合理地公开的地方基层工会的描述，却并不是“新闻”。所以，许多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什么也看不到，而只能看到一些对极端不公平现象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比如在联合矿工工会里（在1972年反抗的普通工人候选名单胜利之前）的那些事：滥用养老金基金，漠视安全的要求，完全压制民主，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暴行，最后竟然野蛮地枪杀反抗者领导人乔克·亚布隆斯基和他的一家。事实上，新闻界本来应该以更多的注意力来揭发这伙丑恶的家伙，但如果认为历史悠久的联合矿工工会是十足“典型”的例子。那就错了。

　　工会业务人员在分配工作方面必然能够行使很大的权力，这就使他的地位容易进行敲诈勒索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会采取工会会员向工会业务人员支付回佣以换取……分配工作的形式，东海岸码失工人那里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如比。它还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会业务人员与雇主相勾结，收受贿赂，允许雇主偏离合同规定的劳动标准。[27]

　　经济底层社会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两种敲诈取财者——劳方敲诈取财者和他们经常的伴侣、即资方敲诈取财者——活动的理想场所。……〔在餐馆里〕 这种交易十分简单。不诚实的工会人员常常会向不诚实的餐馆老板索取一笔贿赂。为了报答这笔钱，那位“工会工作者”就答应资方只付比工会规定的一般工资低得多的工资。……有些波多黎各人是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工会的会员。他们在那些工会组织中的权利只限于缴纳工会会费。企业老板是工会敲诈取财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他付款给这个工会领导人。作为报酬，他取得了不受工会组织限制和发给饥饿工资的权利。[28]

*** 劳联—产联之外也有一些很好的工会，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它们中间有一共是发卡幅歇斯底里的受害者。

　　**** 有必要谈一下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一位非常了解他们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试图给他们作这样的评述：“你必须理解的是，简直不能把‘货车司机兄弟会’当作一个团体来谈论。各个地方基层工会都各自为政，有几个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是你所碰到过的最有斗争精神的那种人，其余的却是一些道地的骗子。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货车司机地方基层工会可以当之无愧地赢得交易好手的名声．并给会员们弄到真正的好合同。但是，在有些地区，它们签订真正‘情投意合的’协议。你确实应该调查一下每一个具体的事例。” [31]

六

　　当我步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总部的“团结楼”时，关于我去拜访的那个人，即欧文·布卢斯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五个副主席之一和工会的“通用汽车处”的头头——我是知道得很少的。“团结楼”位于离底特律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黑人居住区，隔河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相对，是一座并不华丽的大楼房。我在同别人的谈话中一再听到布卢斯通的名字，谁都说他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我的约会订在十一点钟，刚到这个钟点，他的秘书就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布卢斯通不象人们通常料想中的一个典型的工会领导人。他言谈明晰透彻，知识渊博，使人想起“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来；如果他当初选择了这方面的职业，他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教授：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他的学生会想出各种借口到他的办公室去，希望和他谈谈话。
　　倾听他讲话的时候，人们就听到他有系统地从他所表达的意见上砍掉不必要的浮夸辞藻，集中申述它们有用的核心。他是一个实行家，同时又善于思考，并且把问题想得很深。然而，使布卢撕通出类拔萃而又那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十分明显地把一些概念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不是玩弄它们。
　　谈到某一个问题时，他说，“工人运动应该表现为一种准公共机构。它必须在伦理上和道德上都高于群众。它应该具有一种在我们这类社会通常不大可能有的纯洁性。它必须是一个专心从事于远远超过眼前利益的社会事业的运动。在工人运动内部，两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许多按工联主义原则办事的工会——“我能够替下面的人搞到好处，那才是重要的。”但还有其他一些工会，却是从最有利于我国最大多数公民，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事项来考虑工会运动的。工人运动内部的这个差别是很鲜明的，我但愿整个工人运动最后都朝这个方向前进：把自己看作一种事业、一种社会运动，尽管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工人运动。这意味着要具有一种着眼于全体人民福利的开阔眼界，这种福利有时可能与工会所代表的最直接的少数人的利益和幸福相抵触。这是工会需要处理的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很高兴地想到我们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已经成为那样的一个工会，并将继续是那样的一个工会。在工人运动中，有些人嗤之以鼻，他们说，‘这些人是空想家，’‘这些人是不现实的，’但我认为他们才是不切实际的和不现实的。归根到底，正是那些有理想的、在前进道路上看得远的、努力推动整个社会朝那个方向迈进的人，才是切合实际的和现实的。”

　　你们知道，现在的工会基本上不是激进的团体。它们的工作是维护它们的会员。回想三十年代，我们那时是富于战斗性的，但当时的形势需要斗争性。那时他妈的整个国家都遭受你们年轻人所不能相信的痛苦。我的叔叔总是吃垃圾，真正的垃圾。他到饭馆后面去，在垃圾桶里拣东西吃。
　　现在既然事情象那个样子，你们就会看到出现某种行动。我觉得我自己天生就是个惹是生非的人，我看不惯在一个老牌的工会里头头们那种只图私利的勾当，但是我看出，一旦你们在工会活动中打了胜仗，你们会员的生活开始上升，你们就不能保持以往的那种精神了。
　　但我是个工会会员，到死也是工会会员。也许你们年轻人是对的，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但是我不喜欢听你们骂工会一钱不值。你去问问我们今年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好了，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工会为会员出了什么力。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个活动中该死的“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太多了，骗子手也不少。可是我不久前还是回到我1965年在那里做过组织工作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去了一下，真见鬼，你认不得那个地方了。你们年轻人不记得那样的事情，可是我记得。”

七

　　我正坐在一间作为国会议员竞选助手“办公室”的用纤维板墙壁隔出来的小房间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我在两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国会议员的第一次不成功的竞选运动中一起出过力。
　　“关于你上次讲的话，我一直在考虑，”那位助手开始说，谈起我们在几个月前关子工会作用的对话。“我确实明白了你的观点。我是在南部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那儿有一个大工会是腐败的，而且人人都知道。
　　“但是，虽然他们只是坐在委员会里，从旁注视着劳动人民进行活动，他们却显然是真正能施加压力，要求作出象样的国内立法的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他们使我气得发疯。
　　“但是你不能不说，在国内问题上，他们不仅是好，而且只有他们才能竭尽心力真正把事情办妥。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就会很快向右转，快得叫你脑袋发晕。”

　　毫无问题，工人的院外活动有助于为主要社会立法（包括六十年代中期的力量法律）赢得当时迫切需要的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投票。“当你要进行任何有关日间托儿和法律服务这类问题的顽强战斗时，”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说，“你不妨说你的议案可以得到劳联—产联的支持。那种支持给议案增添了令人兴奋的威望。” [40]

　　缺乏还不错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不愿工作，把几百万没有配偶的家庭中的母亲锁进福利救济系统……在“帮助有儿童需要赡养的家庭”计划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极度贫困的母亲和孩子……
　　迫使受福利救济的母亲出外工作……即使有工作的话，也将使学龄前的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使学龄儿童在课外时间和暑假期间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监督。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让母亲照顾那些孩子，没有别的办法——那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

　　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领袖之一，小马丁·路德·金把生命献给了非暴力的反对种族歧视的事业。他仿效甘地的办法，用非暴力手段向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他的一篇讲话“我有一个理想”感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64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成为一个反对战争和贫困的国际发言人。

　　但是，政府对预算作了方向错误的削减和扣押，其不幸、惨痛和讽刺之处就在于这一事实：它需要更多的钱用于军事方面。国防预算将有所增加，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卷入已经明显地接近结束了。这种对于轻重缓急的颠倒的考虑是讲不通的。

　　要到我们有勇气坚决消灭无执照的枪支时，我们才会阻止在美国日常发生的残忍的、毫无意义的枪击和杀人。

　　有人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可以根据“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永久的斗争这一线索来编写。很难认清，仅仅四十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多数是被算作“无产者”的。那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他们的工时很长。他们对于职业或对于在职业问题上受公平对待的要求是不存在的。
　　我们还绝对没有完全纠正工作场所的一切不公平现象。事实上，在美国和加拿大，集中了的公司财富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十九世纪各种“逐渐穷困潦倒”的理论再度流行起来。

　　他的敌人把他叫做激进主义者。他们说他赞成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很象富兰克林·罗斯福赞成当时不得人心的社会安全法令一样）。
　　可是，每一个称职的劳工领袖都甘被称为激进主义者，都曾赞成过不得人心的事情。躲在旧时代发了霉的顶楼里是创造不出进步事业来的。冒险地进入新的荒野并征服那些荒野才能创造出进步事业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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