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中译本序
对于一位作者而言，自己的著作被译为另外一种语言，得以与另外一群读者谋面，总是一件乐事。而这一次，快乐是双倍的：《革命与历史》一书初版于1978年，近三十年后，此书仍有其学术价值，再次出版，作为作者，我无疑感到非常振奋。
再版本来也提供了一次修订的机会，但这次我们并没有对这个中译本做任何修订。在这篇小序中，我想略述其缘由。
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史学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我写作《革命与历史》一书时，中国的历史学仍然处于革命史学所提出的问题框架之内。而在美国，尽管不少学者对于革命兴趣盎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政治，在遭受了二战之后近二十年的鄙弃之后，才刚刚开始复苏。当时，美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的学者，基本上还是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海外的学者们根本无法接触和使用那些藏在中国大陆图书馆中的丰富的史料文献。
今天这一切都改变了——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和史学的冷落——特别在后革命的氛围实际上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减弱的时候，这种冷落更甚于前了。不过反过来，这也使得《革命与历史》中译本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别有一番意义。
当翁贺凯先生决定翻译此书的时候，我确曾考虑过对此书略做调整和修订。我倒并不认为有任何的理由去改变此书所提出的解释，因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课题，在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都没有出现太多新的值得我去修订的东西。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历史学，都经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再解释，但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令保持革命与史学写作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加具有必要性——这种联系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解释性的根基。当然，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的话，我也许不会那么自信地指出“中国农民们在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上阅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及读物”（参阅本书第八章倒数第三段——译者注）——尽管我现在对此也还不是非常确定，不过无论如何不一定是农民。
关于修订，也确曾有过以下一些考虑。首先，本书所讨论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些人物，近年来有一些新材料出现，但并不是很多。中国大陆的读者无疑很容易看出：对于一些（但肯定不是全部）论战的参与者，例如严灵峰，我在1970年代写作此书时所能找到的资料是很有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是此书所涵盖的范围。最初写作本书时，我总是遗憾我未能更多涉及战时（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中国史学——它可以将1930年代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连接起来。现在，随着越来越多新材料的出现，有关战时中国史学的研究更具可能性了。不过我同时也意识到：这将是一项独立的研究，它需要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家纳入考量的视野，同时也要注意那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问题。
还有一个修订的方案，是将我在《革命与历史》发表之后所写的有关1949年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于“封建主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历史解释中的阶级问题的讨论等几篇相关的论文纳入本书。不过，缺少了关于战时中国史学的讨论，这几篇文章的加入，很可能会破坏原著叙事（narrative）的连贯性，它们看起来会更像附录，而不是全书整体的一部分。同时，翁贺凯作为译者也认为，这几篇文章的加入，会令全书的篇幅偏长，并影响原著的一致性。最后，我们决定放弃。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完全是1978年初版的中译本。诚然，一些细节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作为作者，我觉得本书的基本论点时至今日仍然是有效的。我当时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拒斥目的论——无论是革命的目的论，还是历史的目的论。历史学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嬗变和发展，已然证实了我在全书最后所做的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1978年之后中国政治情势的改变，导致了史学的重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写，而且是中国过往几千年历史的重写——随着“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都成为聚讼纷纭的问题，后者更显得越发复杂难解了。尽管今日，革命已成遥远的往事，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趋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发见，已然成为当代史学主流（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在凸显政治和历史之间无可消解（irrevocable）的关系上，仍然保有其批判的力量。
最后，感谢翁贺凯承担了这项艰辛的翻译工作，感谢我的朋友刘东将本书纳入其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阿里夫·德里克
2004年2月于俄勒冈大学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