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公社——多数派和少数派——德勒克吕兹、加姆邦、费利克斯·皮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一、公社——多数派和少数派——德勒克吕兹、加姆邦、费利克斯·皮阿——政策

　　公社，成立的当天，3月28日晚上，在市政厅召开了第一次公社会议。
　　这次会议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一个公社委员接到开会的通知。
　　公社办事机构尚未组成，不可能召集会议，会议本来应该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但它并未这样做。
　　这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单独掌权时一直表现出无私的精神和出众的才干，但一旦由它一手扶持起来的公社支起架子成为一个实体时，它立即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
　　在此之前，由于中央委员会感到责任重大，个人的渺小愿望总是被抛诸脑后；责任心使这些人民的执政者变得心胸宽广、思想高尚。但公社一宣告成立，他们如释重负，又变成了普通人，一任与人争个高低的欲望支配自己。有些人还突然为他们过于匆忙地把政权交给巴黎人民选出的代表而感到遗憾。
　　使命完成了，他们却反而闷闷不乐。
　　因此当我们出现在市政厅时，没有人为我们的到来作任何准备工作。
　　所有大厅都被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部分地占用着。
　　最初到达市政厅的公社委员不知道应该在何处开会，只得到处乱转。中央委员会没有事先告诉哨兵放我们进去；由于那时我们既不知道口令，也没有佩带任何表明身份的标志，我们在铁栅门前交涉许久才被允许进去。
　　那天晚上，我们之中有好几位因姓名或相貌不为众人熟悉，在岗哨的严厉命令下不得不离去。
　　不过，到了十点，到达的人员已经不少，足以开始工作。
　　由于我曾经是9月4日政府的副区长，当时我想起来了，市政厅里有一个市政委员会的会议厅。我于是把这些不知所措的同事领到了那儿。
　　会议厅的门紧锁着。中央委员会委员当时已无从寻找。只得找来一位锁匠。大厅因长久弃置不用而满屋尘埃，而且没有灯。
　　我们中间很多人对中央委员会强烈不满，抱怨它有成见，这种成见很可能并不存在，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会人人都有这种成见。
　　最后我们总算马马虎虎地坐了下来。这时，一个三人代表团来向我们移交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他们的言辞受到了友好的欢迎。公社委员会一致通过，赞许中央委员会为共和国和巴黎作出的功绩。
　　贝雷公民年事最高，被推定为会议主席。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部名副其实的公社史，我只是想汇集我个人的回忆，忠实地说出我见到的和我认为有趣的东西，以便恰当地点明公社思想，这种思想在一些人眼里还相当模糊，这些人有的曾在公社的旗帜下战斗过；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为公社思想的胜利肩负过重任的人也是如此。
　　揭露敌人的丑恶诽谤，把公社思想揭示出来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胜利了的敌人企图以无耻诽谤来扼杀公社思想，回敬那些阴阳怪气的、或许比敌人更坏的朋友，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向你伸出手来，就好像你是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人，又值得同情，又需要责备。
　　就我而言，我拒绝这样的怜悯、这样的宽容。
　　公社思想是伟大的、正确的。——它是拯救人民的思想。
　　至于个人，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如果有人失职，那就让人们来审判他们，让无情的历史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我绝不在这种严厉的审判面前退缩。但不能把事业与个人混为一谈。
　　虽然由于时机不利、力量不足，我们今天没能取得这项事业的胜利，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透彻理解这种思想，不要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多少有点儿英雄气概、多少还有些道理的起义，重要的是要明确地抓住这样一点：巴黎公社不只是一次起义，它不同于一次起义。
　　巴黎公社意味着诞生了一种原则，肯定了一种政治制度。总之，巴黎公社不是又一次革命，而是一次新型的革命，在它旗帜上写着一整套新颖的和独特的纲领。
　　有朝一日当人们充分理解到这些时，一切都将得到拯救。
　　因此我将不过分颂扬公社和公社社员，在谈到他们时，我只尽力做到公正和不偏不倚。
　　尽管事业是伟大的，尽管为这个事业流血牺牲的人民也是伟大的，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这是由于我们处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这种局势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无法回避。
　　我们的失败还由于公社执行的政策缺乏鲜明性。
　　的确应该承认，被看作领导机构的巴黎公社所奉行的政策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产生了这样的怪事：3月18日以后中央委员会时期被有力地确定和限定下来的公社思想，自从有了一个叫做巴黎公社的委员会那一天起，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了。
　　然而，这个被人肆意诋毁的委员会，这个人们力图时而说成可憎，时而说成可笑，或者说成既可憎又可笑的委员会，却有着好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智力过人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说到一个委员会里有这么多心地善良、正直而又矢志忠于职守的人，这恐怕是破天荒的。
　　是的，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瓦尔兰、茹尔·瓦莱斯、特里东、韦莫雷尔、泰斯、普罗托、龙格、加姆邦、勒弗朗赛、马隆等等……他们根本不是一些普通的人。
　　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不再一一列举，免得名单过于冗长，^[1]这些人有的才气横溢，有的品格高贵，也有很多人是二者兼备的，如果在这些人之外，公社里有几个滑稽可笑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民主事业中尚且还有劳日里尔、贝尔加斯坦尔和巴拉尼翁^[2]之流呢。
　　人类的渣滓处处皆有。
　　再说，公社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弱点并不在此。
　　我已经说过，公社的错误和政策上的不稳定另有原因，我将把主要之点指出。
　　我们刚聚集到一起开始工作时，就发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公社委员会成员对巴黎公社这几个字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一些人认为，巴黎公社意味并象征着反政府原则的首次实施，是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旧观念开战。
　　他们认为，公社的成立表明各个自由联合的集团实行自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尽可能由人民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原则获得了胜利。
　　在他们看来，公社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开端，它要涤荡一切旧传统旧恶习。这是对独裁思想的绝对否定，是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因此是消灭一切脱离人民和骑在人民头上的政权。
　　具有上述感情、思想和愿望的人组成了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少数派。
　　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却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1793年旧巴黎公社的继续。在他们看来，公社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政，要集大权于几个人之手，并首先把新的成员安插到旧的国家机构的领导岗位上去，借以摧毁旧的国家机构，暂时把这些机构变成人民用来抵御敌人的战争机器。
　　在这群主张专制的人的头脑中，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思想并没完全消失。
　　如果说他们接受了公社自治和各集团自由联合的原则，并把它写在他们的旗帜上，这是因为巴黎的意志要求他们必须遵循这条原则；但有些人对这条原则不甚理解或很不理解，或者横加限制。
　　再说，他们长期搞斗争和请愿运动，这种生活养成的思想习惯支配着他们，一旦投入行动，他们又走上长期以来所走的老路，他们带着不容置疑的良好愿望不由自主地用老方法来贯彻新思想。他们不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对内容来说几乎总是起决定作用的，企图用专制或独裁的方法建立自由，反而会把人们想要拯救的自由扼杀了。
　　此外，组成这个派别的人很不相同，他们构成了多数派，自称革命的雅各宾派。
　　这个称呼和少数派的称呼一样太绝对化了，很不准确。
　　事实上，除了个别人，既不能说多数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也不能说少数派是反对革命的。
　　公社里谁都没有想到过要反对社会改革，一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令通常都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全体一致通过的。
　　由此可见，多数派也是社会主义者。只是他们更着重于把革命传统作为手段，大部分少数派成员认为是主要的东西，他们往往认为是次要的。
　　从整体上讲，多数派对公社运动所具有的独特的和全新的性质认识不清。对于当前斗争的必要性，他们给予莫大的关注，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们往往不加选择地使用传统的手段来夺取巴黎的胜利，而不重视为未来奠定基础，不重视以鲜明的语言表达、并努力澄清我们为之奋斗的原则。
　　因此，凡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只要倡议来自以研究经济享有盛名的团体，他们一般都投信任票。
　　另一方面，少数派不是反对革命的，他们的成员亲自参加并积极投入到以3月18日为开端的革命运动中就是明证。
　　从某个角度看，甚至应该说少数派比多数派更革命，因为少数派对国家机构采取的措施更大胆，他们想要触动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与一切传统决裂，创立一个真正新型的、绝对新型的业绩，为达此目的，他们要彻底颠倒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自古以来的关系，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抛掉一切私心杂念，不再重蹈八十年来由人民力量推动而产生的各届政府的覆辙。
　　此外，从整体讲，少数派并不讨厌激进的措施，只要它认为这些措施能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只要不否定我们据以揭竿而起的那些原则。
　　把人群截然分成两派，分别冠以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称谓，非常不妥，以下情况可以充分证明：在革命的雅各宾派内，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成员和主要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闻名的人物；同样，在少数派内，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特里东和一些激进派新闻记者，这些人之所以闻名，并不是因为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3]而是因为在帝国时期进行过革命活动。
　　我们也不能说一方资产阶级的代表多，而另一方工人阶级的代表多。因为，如果说多数派的主要领袖和最热情的成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确切地说是记者和律师，如：费利克斯·皮阿、拉乌尔·里果、瓦扬、费烈、加姆邦、巴斯卡尔·格鲁赛、普罗托、列日尔、列奥·梅叶、米奥，那么沙尔东、阿姆鲁、沙兰、德累尔、特兰凯、饶纳尔等人却都是工人。
　　同样，少数派中有资产阶级，如：勒弗朗赛、龙格、茹尔·瓦莱斯、韦莫雷尔、特里东、安德里约，茹尔德、阿尔蒂尔·阿尔努，但工人也不少，如克雷芒斯、埃·热拉丹、泰斯、马隆、潘迪、赛拉叶、阿符里亚和瓦尔兰。
　　因此，不应该在社会等级的划分或文化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什么差别中去寻找造成后期公社委员分裂的原因。
　　我已指出过，这种分裂另有原因。一些人没有明确领悟公社思想，企图袭用1789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则声称公社是一次独特的革命，主要是一次人民的社会革命，这次革命不应该重复而应该发展第一次大革命，因此他们主张突出这次革命固有的性质，运用新的手段实现新的原则，但并不因此而排斥在当时的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的一切强有力的措施。
　　总而言之，我们要求采取与目的相适应的手段，而在我们看来，多数派运用的手段往往与目的背道而驰，而且，就公社所处的特殊条件而言，这些手段十分软弱无力，毫无成效。
　　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主张的大部分措施既没考虑当时的条件，也不适应事态的发展，因而很少得到贯彻，唯一的结果是加速了公社暂时的失败，而且使失败更加惨重。
　　公社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之所以反对我们，主要原因是称作革命派的人中有诸如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加姆邦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对于一个全部由政治舞台上的新手组成的机构，他们的影响必然是举足轻重的。
　　人们过去看到他们一贯站在一切斗争和一切请愿运动的前列，相信他们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具有相当的经验，早在1848年和那个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他们就在民主斗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具有一切必要的资格，足以取信于那些对我们肩负的事业只有一些模糊概念的人，并把他们吸引过去。
　　相反，在少数派里，除了贝雷和勒弗朗赛，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帝国以前的各项政治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在相互帮助中渐趋成熟，并未因研读历史而受到任何传统的影响。从带着枷锁的精神生活中走上斗争道路的我们，曾对之深恶痛绝，并为砸烂枷锁而战斗，有人口诛，有人笔伐，有人则组织工人运动，例如瓦尔兰和国际协会的其他成员就是这样。把他们引向革命的是社会主义，而把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引向社会主义的正是革命。
　　我已说过，参加过1848年斗争的公社委员必然随身带来他们固有的思想习惯和革命概念，这与3日18日开创的如此深刻的具有特殊性质的运动无法完全吻合。
　　人到一定年龄便定型了。他们所代表的是另一代人，另一种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
　　这里指的不是他们的性格和真挚的心意，也不是他们的赤胆忠心和聪明才智。
　　德勒克吕兹表现出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当然是一个值得众人尊敬和仰慕的不同凡响的历史人物。就我个人而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强烈的、深刻的、不可磨灭的。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和高尚而坚强的人。
　　他热爱人民和忠于革命的品质最后压倒了一切私念。可以说，他从个人的小我中摆脱出来，超越于所有人和所有事件之上，他高瞻远瞩，心目中只有神圣目标和最高的法则：拯救人民。
　　这个老雅各宾党人，按照国民公会派的模子铸就的人物，今天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国民公会派，而且是毫不逊色的化身。他那一代人喜欢统一，但对社会问题不甚了然，他自己不久就发现，他为公社事业正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个事业的很多原则却是与他最珍贵的某些信念背道而驰和针锋相对的，他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与公社战士们的想法一致，他们的某些愿望与他为之献身的原则相违背，或展现了问题的新的一面，使他那习惯于旧的思索方法的头脑产生了犹豫和混乱，但应该说句公道话，他完全理解新的纲领，并懂得它的意义。
　　也许他对此并无好感，但这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意志，他便顺从了，而且坚韧地为此作出必要的牺牲。
　　因此，他从未对少数派有过微词、非难或指责，甚至可以说，后期他站到了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当时多数派曾把少数派视为障碍而有意加以排斥。他保护了少数派。四十年的斗争经历和他的气质决定他完全倾向于多数派，但他善于公正地对待少数派，善于理解和承认少数派的作用，在这庄严时刻，他思想意识中的利欲和私心完全被抑制了，他清晰地领悟到，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是人民事业的忠实勤务员。
　　加姆邦同德勒克吕兹一样。后期，内部分歧似乎使公社分为两大阵营，但他也很少参与这种分歧。他全神贯注的是革命的胜利，巴黎人民的胜利，为此他贡献出了全部精力，他的忠心耿耿、勇往直前和忘我精神怎样夸奖都不会过分。他虽然走在多数派的行列里，却从未攻击过少数派，从未对它表示愤怒和猜疑。我有理由相信，必要时他会像德勒克吕兹那样站出来提醒一些人不要忘记：敌人还在凡尔赛，革命阵营里坐在公社所有长凳上的人都是忠诚战士。
　　可惜的是对费利克斯·皮阿我不能给以同样的评价。在我们内部辩论时，他经常表现得猛烈而尖刻，非常令人不快；甚至竟然在他的报纸上极不公正地歪曲我们的意图，而任何聪明人和正直的人都不可能对我们的意图加以怀疑。
　　过去和现在，这都使我深感遗憾。
　　有些人很自信，但并不明智，或者不习惯于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他们身上感情自然地压倒埋智，他们醉心于夸张的词藻而不顾逻辑，因此他们对某一特定形势不理解和得出错误的判断，这是情有可原的；但费利克斯·皮阿却不能这样为自己辩解，因为他才华出众，智力非凡。
　　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表现出思想大胆，有革命毅力，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他与德勒克吕兹和加姆邦一样，在这方面无须乎为自己表白。他本应像他们那样不卷入两派的对立，不参与对少数派极不公正的活动，他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而且即使是最吹毛求疵、最爱猜忌的人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
　　他之所以没有始终这样做，我估计是因为他对某些少数派成员的私人芥蒂压倒他的正义感，就像那些被艺术家的气质主宰的人那样，常常感情用事，容易冲动。
　　从我的基本观点来看，我确信，好几位多数派成员完全不懂得，根本不理解公社思想，他们无法摆脱旧的束缚。
　　在他们的眼里，3月18日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革命，因此他们带着这种认识投身其中，而不理解这场革命与以往历次革命的深刻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说明这次革命是绝对合理的，而且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青年人中也有一些人因醉心于执掌大权而加入了多数派。
　　一切权力都有其有害的作用。
　　人们很容易以为这个权力是革命的权力，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轮到自己当家作主的乐趣最终会使自己忘乎所以。
　　当他们希望成为独裁者的一部分时，他们便全力以赴地促成独裁统治。
　　但我立即要补充一点，这类权迷心窍的青年人为数极少。
　　从第一次会议起，两种思潮就显现了出来，因为在同一问题上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建议。
　　我前来开会时带来了一个提案，主张公社的会议公开举行。
　　相反，巴斯卡尔·格鲁赛的提案主张公社会议应该保密，为坚持他的提案，他发言表示“公社应该是一个十人委员会”。^[4]
　　我认为，这恰恰与公社思想背道而驰。
　　我认为，考虑到当时形势，公社应该尽可能做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秘密会议也罢，十人委员会也罢，脱离广大群众，拒不倾听舆论，发布秘密制定的法令，这都是彻头彻尾的帝国制度和9月4日那些人物的办法。
　　他们难道不是在保密和高于人民意志的权力原则的掩盖下才得以策划和从事叛卖活动的吗？
　　如果重新拾起他们那套办法，那又何必与他们斗争，把他们推翻呢？
　　我们是以人民和革命的名义，为了人民和革命从事活动的。
　　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会犯错误吗？
　　假如我们弄错了呢？
　　难道因为我们当选了，我们就要远离选民，我们就无所不知，永远正确，就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不，绝对不是！
　　这简直是拿革命主义作借口，抛弃真正的革命传统。
　　当年国民公会总是当着人民商议问题，山岳派全体出动到各个俱乐部去，把他们准备交由会议表决的提案先提交人民审议，或与人民一起讨论。
　　至于我的看法，在没有找到更理想的方法以前，我拥护强制委托，因此我不能否定自己的意见，不能在行使权利时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认为不应该像人所共知的有良心的人——茹尔·法夫尔胡说的那样，一旦当选为代表，就可以只凭自己的良心行事。我认为，当选为代表的人只是而且只应该是选民们良心的体现者和表达者。当他的良心和选民的良心不再协调时，那是他错了。他就只得引退，以个人的名义在别处进行斗争。
　　由于各方面的考虑——有些考虑是相当严峻的——公社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
　　然而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则问题。
　　我几次三番重申我的意见，但公社委员会最后表决通过的提案不是会议完全公开，^[5]而是在《政府公报》上发表简要的情况通报。
　　不幸的是这种通报往往极不完整，由于负责此事的人缺乏经验，通报几乎从来没有确切地反映过会议的情况。
　　少数派和多数派只是在公社的最后一些日子才形成，只是在就社会拯救委员会问题进行表决时才公开对垒，因此我在这里谈论这两个派别，从时间上来说，是大大提前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来成为少数派的成员之间没有任何串通。
　　那时我们互相不甚了解。
　　我们各自凭自己的禀性行事，就每天出现的问题，按各自的政治理想和原则发表意见和投票。
　　我已经说过我们互相不很了解。
　　在二十二个未来少数派成员中，我个人只认识两三个人。
　　9月4日以后我才开始和勒弗朗赛有些交往，况且接触很少，属于泛泛之交。
　　我也认识韦莫雷尔，当时革命党普遍对他不信任，我也不例外，我避免与他进行任何接触。
　　只是当我看到他在公社的作为以后，我才发现他受到了怎样的诽谤，因而恢复了对他的尊重。
　　少数派里我当时只有一个私人朋友，一个相识二十年的莫逆之交，他的一生是动荡的，并且时常是痛苦的，他经历了种种的波折，而我的心始终和他在一起；我一贯欣赏他非凡的天才，喜欢他独特的、精力充沛的个性。每当局势和环境许可时，他就显示出真正的政治辨别力，看到这点我感到高兴，虽然并不惊奇。
　　我说的是茹尔·瓦莱斯。
　　除了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两位战士，还有马隆、潘迪、瓦尔兰、阿符里亚，除此以外，我和其他的人都素昧平生。
　　我听到龙格和特里东的名字，知道他们才学出众，但我也许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话。
　　的确，在后来形成的多数派中，我有更多的私人朋友；这个派别的大部分成员是记者，^[6]我的记者生涯必然使我与他们有频繁的交往。我不想断绝一向对他们表示的个人情谊，但又不得不与他们分手，而且再也不能像帝国时期那样满腔热情地战斗在他们的行列里，这对我来说甚至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我做良心命令我做的事，我做那些倘若不做就会受到良心谴责的事。想必他们也和我一样。我认为他们错了。他们认为我错了。究竟谁是谁非，未来将会作出定论。
　　但是，当时虽然尚未发生公开的——我再说一遍——公开的分裂，两种思潮却已处于潜伏状态，起初它们在自己并未觉察的情况下相互掣肘，这就使公社的政策不明确、不果断。关于这点我在本章开始时已经指出。
　　公社的第一个错误是过分地按政府的规模设置机构，把自己看作是平常的最高国民议会，仅仅根据自己的意志立法和办事，而公社本来应该只把自己看作巴黎人民的执行机构。公社以后所有的错误都来源于此。
　　公社的会议秘密举行，人民不得进入，起初连会议讨论情况的通报都不公布，这就使公社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就使某些人有能对公社委员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使公社委员的个人意见和好恶具有绝不应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假如我们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假如我们开门放进公众舆论这股巨大潮流，所有这些分歧也许早就湮没在这股潮流中了。那样我们就只要弄清群众的愿望和意志并使之变成现实，我们之间的分歧也就远不会如此明显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我们大家只谋求人民的生存、人民的胜利。
　　公社这种自我孤立的做法，这种以政府自居的派头给公社造成了直接的后果，削弱了从第一天起就本应申明和确立的公社思想。
　　然而公社并没有这样做。在一些委员的特殊影响下，——我要不厌其烦地再次指出，其中好几位最知名、最受人尊敬的人，因循守旧，难以接受未来的联邦主义观念；另外一些人则是政治舞台上的新手，看不清种种暗礁，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这些委员的影响下，公社竟然把制定纲领这样的大事置之脑后，而发表了如下的第一次宣言：

　　公民们：
　　你们的公社已告成立。
　　3月26日的投票，对胜利的共和国起到了批准作用。
　　穷兵黩武而骨子里却十分怯懦的政权，曾一度掐着你们的脖子要置你们于死地；你们用了合法的自卫行动，把这个想拥立国王来侮辱你们的政府赶出城外。
　　今天，你们甚至不屑追究的那些罪犯，竟以你们的宽大为可欺，就在巴黎门口结成一个进行保皇阴谋的巢穴。他们在策动内战，施展种种收买手段，与一切图谋不轨的人狼狈为奸，甚至无耻到乞求外国的援助。
　　我们揭露这些卑鄙的活动，请法国和全世界来裁判。
　　公民们！
　　你们刚设置的一些组织，就是为了挫败这类阴谋勾当的。
　　你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最近成立的代表机构在你们的支持下，将着手补救前政权造成的灾难：遭到破坏的工业，停顿下来的劳动，瘫痪的商业贸易，即将获得有力的推动。
　　今天，对期待已久的房租问题作出了决定。
　　明天，将解决过期票据问题。
　　各国家机关有待恢复，并予精简。
　　今后为本市唯一武装力量的国民自卫军，即将进行改组。
　　上列各项，就是我们的初步行动。
　　人民选出的代表，为了确保共和国的胜利，只要求人民以信任的态度来支持他们。至于所有代表，他们一定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巴黎公社^[7]

　　这份宣言存在好几个缺陷。
　　首先，它非常含糊，谁念了都不会想到这是巴黎公社的公告。任何一个人民革命后建立的政府都可能签发这样的公告。
　　它不具有自己独有的、别具一格的、与众不同的特点。
　　其次，公社自封为人民的救星，它向人民声称：
　　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我要补救灾难的损失，重建工业，恢复劳动，我要给整个社会机器以强有力的推动。
　　这些都是好事，都是良好的愿望，但是没有一个政府不是这样说的。
　　另外，这个宣言宣称巴黎人民刚设置了一些为了“挫败各种阴谋勾当的组织”。
　　什么组织？
　　这时，巴黎人民什么组织也没有设置。他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壮举：宣布公社自治的原则和宣布公社成立。
　　现在正是要由这个公社在人民的赞同下着手筹建这些一再提起、然而实际并不存在的组织。
　　最后，对凡尔赛政府和法国，公社又将采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问题丝毫没有提及，但后来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公告谈到拯救共和国。太好了！但用什么方法呢？
　　是要承认逃亡在凡尔赛的政府呢，还是要推翻它？
　　是建立巴黎公社，并以它的名义颁布法令、执掌大权？还是以全法国的名义，为法国讲话，颁布法令、执掌大权，一句话，取凡尔赛政府而代之呢？
　　关于这一点，公告中什么都没有交代。
　　我们一无所知，而更严重的是，我们什么也不明确。
　　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公社作为一个拥有全权的政府在说话，这个政府负有全责，此后将根据自己的绝对权力行事，并以挽救时局为己任。
　　可以看到，公告里仍然有国家这一陈旧传统的影响，仍然有陈旧的中央集权概念的影响。
　　这是革命的，如果按词的旧义理解，这将是社会主义的；然而这根本不是公社主义的。
　　公社不复存在了，我们的面前只有政府。
　　尽管如此，有两项政策需要毫不含糊地制订出来：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应该做这样几件事：提出简单而明确的公社自治纲领；向人民解释并不复杂的政府结构，这个政府是在联合起来的各个自然形成的集团直接协助下工作；提醒工人，从此他们摆脱了迫使他们遭到资本蹂躏的法律羁绊，今后他们所要做的，便是团结起来，以平等的地位与资本家对立地相处，依照真正的经济规律，确立新型的劳资关系。
　　从纯政治的观点看，此项工作业已完成。他们只要继续执行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就行：取消常备军，由国民自卫军取而代之，由巴黎的代理人对巴黎的市政、治安、司法、财政等方面进行管理。
　　以上就是对内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应该宣告，巴黎不想把它的意志或最高权力强加给法国的其他地方，也无意追求任何专制独裁；巴黎随时准备承认能得到外省承认的中央政府，只要这个政府承认巴黎的市政自由；因此，巴黎不向任何人宣战，只是当自己的权利被否认或践踏时坚决保卫这个权利。
　　这个关于对外政策的公告，公社于4月19日宣布了，措辞虽然还不太明晰，但不愧是一个真正出色的公告。^[8]
　　公社的这个公告是在公众舆论的压力和几个公社委员的坚决要求下发布的，他们认为若不坚决地阐明3月18日革命的实质，局势就不明朗。^[9]
　　这个文件仍将不失为公社原则的光辉宣言，仍将为公社运动的意义和必然性、为它伟大的目标和它卓越的纲领提供活生生的见证。
　　不幸的是为时已经太晚了。
　　两个星期以来，鲜血在流淌，凡尔赛在炮轰巴黎，倘若第一天就发布这个公告，本来可以产生某种效果，但现在已经不大可能了，现在发言权已属于大炮，所有人的头脑里早已充满了激情，准备投入一场殊死的战斗；梯也尔为了挑动外省反对巴黎，早已从容地散布了大量的谎言和诽谤。
　　战斗打响前，当梯也尔还在普鲁士人的支持下搜罗波拿巴的残兵败将时，这样一个用精心斟酌和巧妙选择的词句写成的公告本来能使梯也尔处于窘境，激怒全法国的公共舆论，群起而攻之。
　　但我不认为这会使梯也尔住手。
　　他权迷心窍，他想粉碎革命，任何政治方面或起码的道德方面的考虑都不可能影响他；但是这样一个以二十三万选民推举的当选者为名义的、向全世界宣布的纲领，是可能改变法国外省人民的态度的。
　　总而言之，公社理应做一切自己可以作主的事，把公社事实上具有的正当理由在文字上表达出来。
　　有人会反驳说，中央委员会曾多次发出过类似的公告，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这些人忘记了，中央委员会是起义性质的机构，而公社则是在巴黎各区的合法区长和正式议员的集会上选举出来的，这些区长和议员至今还在凡尔赛议会里，这一点始终不应忘记，因此公社本身也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质，在正直的人、公正的人和有良心的人看来，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说公社是靠了一小撮强盗和惯犯的暴行才得以存在的。
　　我坚持指出我认为是公社犯下的那些错误，绝不像有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贬低公社，或以批评公社为乐，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份，都应承担责任。
　　我指出这些错误，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为未来提供的应该是教益，而不是模式；是因为既得的经验应该为后人所用，在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持久斗争中，在争取权利和正义的斗争中，在为未来社会制定原则的事业中，他们有一天将会接替我们。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错误毫无可耻之处，毫无使人羞惭之处。
　　这些错误是在形势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是一群天才，是否能够躲过所有暗礁，驾驶上不出差错，把一艘载着人民和他们的财富、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船——不再是国家这艘巨轮——驶入港口。
　　的确不应该忘记，公社刚刚组成，就遭到凡尔赛分子无情的打击；公社成立还不到一星期，一场内战，一场立即变得惨无人道的野蛮战争，一场可以和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教派相比拟的战争，打破了精神上的稳定，使冷静的头脑发热，在所有寻求美好事物的人的心中，在所有爱好正义和真理的人的意识中，激起了完全合乎情理的怒火，而当时公社委员会的委员还未做到互相熟悉，互相有足够的了解，也没能通过思想上必要的自由交流建立起相互间的配合，甚至没有能安静下来研究一下所要执行的政治路线。
　　人们经常把我们所处的形势和当年国民公会所处的形势相比，那时国民公会困于内外战争，面对着联合起来的欧洲和武装起来的旺代叛乱分子，只控制着几乎不到法国领土一半的地区。
　　然而情况大不相同！
　　国民公会之前已经有过两届国民议会，早已打开了局面，开辟了道路，树好了路标。
　　国民公会开始掌权时，已经有一部现成的机器，而且已经发动起来。
　　尽管有战争和暴乱，但国民公会是有活动余地的。
　　国民公会的大部分成员，至少那些首领，全都参加过以前的各次事件，熟悉形势，对各项事务和当时的革命活动有实际经验。
　　它没有被困在一座城市的城墙内，像一个鼠疫患者那样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它可以对全国和全欧洲施加影响。
　　它拥有一些军队，虽然很缺乏经验，但毕竟是军队。
　　它拥有一套经过改组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随时准备转达并监督执行它的命令。
　　而公社却一无所有！
　　公社一上来就投入了工作，没有人为它准备好必要的环境，在它面前甚至连一条现成的小路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探索，而即令是那些最微小的探索，后来也成了它的祸害。
　　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成为它的向导或支柱的东西。
　　没有活动的余地。只有一座城市和周围的两支故军：普鲁士人和凡尔赛分子，这两支敌军把巴黎围得铁桶一般，切断了它与世界和法国的联系，使它孤立无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援，窒息了它得不到反响的声音，逼得它只能在狭小的圈子里原地打转。
　　在公社内部，大部分新人从未参与过政事，他们没能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政府里受到锻炼，因为在统一的专制政权里，除了总是同样一些国家职员和一小群人轮番在政府各部中供职外，在法国，谁都不可能参加政治生活并得到锻炼，谁都不了解、不掌握也不能管理国家大事。
　　因此每次革命后，同一批人又来执政。共和国起用君主制度下的部长，而君主制也留用共和国时期的部长。这些工具永恒不变，不能更动。
　　不存在其他工具，只要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观念支配着我们，事情就将永远这样下去。
　　整个民族对国家一切事务处于绝对无知的状态，完全缺乏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经验，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将会有一批以充任部长和国务活动家为业的专职人员。
　　人民从何处取得这种经验呢？
　　瑞士联邦的任何一位精明的公民，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先在镇上，然后在州里发挥他的积极作用，如果他能得到同胞的信任，他最终还可以进入联邦政府。而对于一个法国公民来说，倘若他既未当过部长，也没有当过省长或议员，那么对他来说，瑞士公民那种学习环境是不存在的。
　　另外，在法国，任何一个新上台的政府都可以在它的岗位上找到现成的行政管理人员。它只要示意一下，整个机器就立即恢复正常运转。
　　对公社来说情况不是这样。
　　无论是在市政厅、政府各部或各区，没有一个旧职员留任。
　　为了寻找办公室和诸如登记结婚、出生、死亡的簿册等，必须去询问守门人——如果他没走的话，否则就得耗费整整好几天的时间去找寻最简单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被故意藏了起来，更多的则被劫走了。
　　我和巴斯卡尔·格鲁赛进入外交部时，看门人和擦地板工当了我们的向导，他们虽然没能向我们提供别的情况，但至少让我们熟悉了这座建筑物内的布置。
　　因此，必须重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从出生和死亡登记到街道的清扫和照明，样样都得恢复。
　　最后，我们是靠国民自卫军打仗的。这是一支出色的部队，勇敢而又忠诚，绝非正规军可比，第一次围城的两个月中，若是靠正规军守城，巴黎早已陷入敌手。但是由于干部几乎全部逃跑，加上少数留任者的叛变，国民自卫军已经处于解体状态。
　　必须重建军官队伍，这项工作又要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因此没有时间选择、更换或提高。
　　至于采取革命行动，对国民公会来说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控制了四分之三的法国领土，^[10]它的决议和行动威力无比，能使全世界不寒而栗。而公社被限制在几平方公里的地盘内，与全国失去了任何联系，因此连这个具有威力的行动手段都被剥夺了，而在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实施1792年和1793年的那套办法的公社委员中，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震慑敌人呢？
　　敌人不在我们掌握之中，他们在凡尔赛。
　　我们的法令和威胁只能激怒他们，却不能击中他们，反而为他们的诽谤提供了口实。
　　巴黎属于我们，我们是巴黎的主人，即使我们在此实行百倍恐怖的统治，凡尔赛也只会一笑置之，他们对被围困的城市也决不会少打一发炮弹。
　　当然，在巴黎有叛徒、密探、阴谋分子和敌人。
　　对这些人要给以打击，但是让他们无法活动也只能稳住我们内部的形势，而我们的外部形势却丝毫得不到改变。
　　因而，把公社的处境和国民公会的处境相比是不恰当的，只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针对特殊的形势，当然应该用特殊的措施来对付；而针对新的、或许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同样应该找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措施。
　　某些公社委员总是谈论要恢复过去的革命措施，却不懂得我们苦斗的险恶处境与我们的父辈成功地苦斗过来的处境实质上迥然不同。我始终认为我们有理由反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效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公社比对公社的敌人更危险百倍。
　　但是没有人根据当时的特殊形势提出同样有力的其它措施，这就是少数派、至少是有能力提出这类措施的人的严重过失。
　　少数派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们的异议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没有提出积极的建议。
　　在理论上，在纯属内部政策的一切方面，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想保持3月18日革命的人民性以及社会主义、公社主义、自治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特性也是有道理的。
　　但多数派也没有错，他们说，人家在炮轰我们，人家在枪杀我们的俘虏，我们的处境极为险恶，灾难就要临头，必须设法避免灾祸，必须设法震慑敌人，制止他们，迫使他们后退。
　　有这样的办法吗？也许有的。但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直到最后关头还在那里寻找的地方，不存在这种办法。
　　公社在人质问题上，在有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制服敌人，但是在物质上，它是有充分把握的。然而人们没有想到这点，或者想到得太晚了，或者缺乏真正的革命魄力；这种革命魄力不应是津津乐道过去的历史，囿于往日的一得之见，而是要针对具体形势，寻找并实施真正的救命良方。
　　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否则会涉及到个人，而我是绝对禁止自己这样做的。
　　再说，个人责任是不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中间有人由于轻率，由于对形势不理解，或者由于能力较差而犯了错误，那么现在也不到评论的时候。谁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他们的信念，在这些方面他们是无可指责的。再说，今天为思想上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正是那些战败者和一些烈士。
　　让我们正视错误，但是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
　　此外，我认为所有错误都起因于最初的错误，即那个最严重、最无法弥补的错误，我已经谈到过，这就是公社把自己孤立了起来，拒绝打开大门，不愿公开自己的会议。
　　在军事问题上，本应有一个坚强的、集中的领导。
　　除此以外，本应和群众在一起，和他们打成一片，征求他们的意见。从同群众接触中产生出智慧的火花，能够为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
　　我认为，我在指出我们的过失时是直率的，不抱门户之见的，我把造成我们分裂的一切微小摩擦都撇在一边。
　　现在请允许我摆一摆当时的情况，为我们自己作些辩解吧！
　　这类情况是很多的。
　　首先，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
　　这七十二天中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的大脑承受了多么大的负担以至头昏脑胀，别人能想像得出这些吗？
　　公社委员一般每天两次会议。一次在两点，另一次从晚上直到深夜。
　　两次会议之间，只有胡乱吃一点东西的间隙。
　　另外，我们每个人都兼任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别负责管理公共教育、军事、物资、外交和治安等，领导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就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区长和民事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区。
　　我们之中很多人还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指挥官，我们之中也许没有一人不为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听取并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亲自判断军事形势而时刻奔跑在前哨和防御工事中。
　　在这种哪怕最小的过错、最小的错误举动都可能贻误全局的严重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晚上睡不了觉。我不记得两个月中我是否曾脱衣睡过十次。扶手椅、椅子、长凳都是我们的床，我们只能小睡片刻，中间往往还要被叫醒。
　　这样的生活倘若延续下去，我们一个个早就累垮了。这种生活必然使我们的头脑失去冷静，变得不清醒。支配绝大多数公社委员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把一切做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11]
　　还需补充一点，每次会议上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把注意力突然从理智而成熟的讨论中转移开，使我们的情绪变得极为激烈。
　　有军事新闻，有被俘的公社社员遭到凡尔赛军队屠杀的消息；有一个流动医务人员，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在包扎伤员时被维努亚和加利费的人强奸并掐死的消息；有某个前哨遭到夜袭的报告，因为有叛徒把口令泄露了；有对军事代表的揭发，我们于是下令逮捕他。
　　还有罗谢尔莫名其妙的辞职，以及在巴黎发现了一起阴谋……
　　无数悲惨而阴森可怖的事件纷至沓来，激起了公社委员们正义和人道的天性以及理所当然的愤怒，大家在这些事件面前失去了克制，情绪激昂，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呼喊，往往不注意措辞，不考虑后果。
　　有人会说，一个政治性的机构是不应该这样感情用事的。
　　就算这样吧！然而什么样的机构能受得了呢？
　　当时由保皇的阴谋分子和丧尽天良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议会，在祖国血流遍地、蒙受奇耻大辱时躲在凡尔赛，人们对这些家伙身上导致极度残暴的怕死、自私和怯懦——这也是一种感情冲动——尚能如此宽容，为什么对公社委员身上流露出来的人的本性上的一些弱点却这样苛刻呢？
　　是的，公社确实多次表现出缺乏政治上的辨别力。但这是所有法国国民议会的共同缺点，这个缺点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以往的各届政府造成的生活环境促成的。
　　革命现在没有、过去也没能形成一个政治上的传统。
　　1789年以前，法兰西不存在任何这样的革命。我们这个摆脱了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后又处在个人王权统治下的不幸的祖国，只有君主制的传统。
　　革命发生的第一天，反动派就把它置于绝境，革命者不得不进行一场无情的殊死战斗，他们组织斗争，但壮志未酬，革命便夭折了。
　　热月9日以后，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好歹有了一种政策，这是一种玩弄权术的政策，一种谎言和恐惧的政策，一种狐疑和毫无作为的政策。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保存！
　　保存什么？它的特权和财产。
　　人民被资产阶级排除在国家大事以外，就像在封建君主制统治下一样。
　　几个家族世世代代霸占国家要职，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来，在法国政治首脑中，找不到六十个新的姓氏。
　　今天掌权的是些年过八旬的人，他们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人物，现在却和1848年的残废军人以及帝国时期的海盗一起在凡尔赛管理着年轻的共和国，其中甚至可以找到在复辟时期或拿破仑一世时就起家的人物。
　　当他们中的一个死了，他的儿子就继承他，于是一切都得到解决。
　　这些人有一套政策，他们奉行这套政策。
　　除了他们，别人都没有政策，民主党只有斗争和战斗的回忆。
　　巴黎公社开创了新的思想，如同当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那样新颖，它在世界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纲领，因此不管它向哪个方面探寻，都找不到任何标记，找不到过去留存下来可以为它指引前进道路的任何东西。
　　如果它回溯到1792年去寻找，那么它看到的是一场恐怖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因为运用了适合于当时形势和环境的手段才得到胜利的。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自己发明，全部政策都要自己一项一项地制订。
　　尽管战事仍频，尽管公社不时要去参加可怕的战斗，但公社的眼光非常敏锐。公社显然指明了方向，指出了最终目标，作出了令人难忘的努力，开创了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某些线条虽然模糊不清或者勾划得不够有力，然而却展示了一幅未来建筑物的宏伟蓝图。
　　缺乏经验是公社的不幸，但不是它的过错。倘若法国不想悲惨地葬送在热月党人胜利以来统治它、剥削它、使它变得愚昧的那个阶层的手中，那么公社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缺乏实践辨别力这件事，愈加证明公社力求成功的那次革命对法国来说是多么必要。

^[1] 有一些人我没有把他们作为公社委员，如杜瓦尔、弗路朗斯、布朗基、克吕泽烈等，其中有几位在公社时期就牺牲了，其余的人尽管正式当选，但从未出席过会议或参加过讨论。
　　我们知道杜瓦尔和弗路朗斯是4月3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的，而布朗基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
　　至于克吕泽烈，他一直在陆军部工作，直到被捕。

^[2] 劳日里尔（1811-1888）、贝尔加斯坦尔（1821-1890）和巴拉尼翁（1835-1892）都在1871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是极右派。——译者

^[3] 因而，如果认为国际协会成员从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个持左派观点的、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营垒分明的派别，那是错误的。
　　少数派不是这样形成的。
　　它的形成过程要缓慢得多，也不是预先商定。
　　事实真相是，有一小部分具有共同观念，共同倾向的人，通过演讲和投票逐渐互相了解，他们只是在公社后期才自然而然最终形成了一个派别，并且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关于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投票中，第一次正式显露了少数派的存在，这次投票使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所谓的结合在初期是根本不存在的。

^[4] 这里是借用，指过去在威尼斯由十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监督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是威尼斯贵族的统治工具。——译者

^[5] 讨论军事行动的会议当然不在此列。这类会议总是应该保密的。

^[6] 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但与本题无关。

^[7] 见《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4页，个别词句已据原文订正。——译者

^[8] 4月19日的告法国人民书是在起草委员会的茹尔·瓦莱斯的协助下，由德勒克吕兹执笔起草的。我记不得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名字了。

^[9] 这个公告太长，此处不能全文照录，下面仅引用几段：
　　“……巴黎要求什么呢？
　　“要求承认和巩固共和国，因为只有共和国这一政府形式，才是和人民的权利，和社会正常而自由的发展相适应的。
　　“要求在法国全境都实行公社的绝对自治，保证各地享有完全的权利，保证每个法国人能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公民和劳动者的禀赋和能力。公社的自治权，以不侵犯用契约方式联合起来的其他公社的同等权利为限，各公社的联合应能保证法国的统一。
　　（这里罗列了公社的权利。）
　　“……不言而喻，如果作为代表公社联合的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并实行上列原则，那么巴黎就不再要求更多的地方保证。
　　“但是，为了有利于实行自治和采取自决行动，巴黎保留下列权利：在必要时，可以进行为本市居民所要求的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设置各种机构以促进教育、生产、交换和信贷；并根据形势的需要、有关人员的愿望和所积累的经验，创立相应的机构使政权和财富为全民所拥有。”
　　（见《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5页，个别词句已据原文订正。——译者）

^[10] 前面提到国民公会控制了不到一半的法国领土，这里说控制了四分之三的法国领土，原文如此。——译者。

^[11] 我应该承认，我曾投票同意把各区的行政交给公社委员管理。
　　通过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严重的弊病。
　　我当时出于一种担心，觉得很难临时找到合适的行政官员，他们应该既能干又不试图另建一个区政权来与公社政权分庭抗礼。
　　我预感到那样可能会造成冲突。
　　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和它在我们道路上设置的障碍，更使我担心类似的纠纷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