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

第一章 工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850—1890年)


一 第一批工会
二 黄金热的影响
三 攸利卡起义
四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五 流动工人的组织
六 运动脱离社会主义



一 第一批工会


  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缘起于工会运动,后者在澳大利亚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在那时之前,还没有可以确切地被称为工会的任何会社,虽然有过工人为了达到特殊要求而临时联合起来的几起事件。例如,文特渥斯中西区「澳大利亚」报纸印刷所的印刷工人,于一八二九年举行了罢工;一八四三年在悉尼有了一个失业工人协会。但是,在白种人移殖的半世纪中所盛行的流刑制度阻碍了工人阶级自由组织的任何真正的发展。布里安·费兹帕特里克在其「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1]一书中,提到阻滞任何广布的工业组织的产生的两项主要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即普遍地缺乏自由建立组织的制度;另一个是经济因素,即把流放犯人分配去为构成雇主阶级的几千个商人、制造商和牧场主服役的惯例。
  这些状况存在一日,就不可能指望任何强大的和永久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出现。
  一八四〇年,分配犯人的制度和把流放犯人运送到新南威尔斯的事情业已终止。经济和阶级的关系已日益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因而工会运动才开始形成。一八四五年,悉尼成立了木工与细木工联谊会。一八五〇年,墨尔本成立了石工协会。一八五一年,悉尼的排字工人成立了印刷协会。一八五二年,英国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许多卓越的会员,由于遭受迫害被逼离开英国,他们在来澳大利亚的船上,决定在这新国家中成立他们的分会。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头几年,工会运动便在澳大利亚国土上扎下了牢固的根柢。但在一八五一年,在新南威尔斯的巴瑟斯特以及维多利亚的巴拉莱特和本的哥发现了黄金。继之而起的「采掘」黄金的热潮使许多雇主失去了工人,因而必然对年轻的工会造成一些有害的影响。然而,这个挫折为时很短,最后,工会运动像殖民地的其它许多事物一样,从黄金热潮时期中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量。


二 黄金热的影响


  黄金的发现在许多方面使澳大利亚富裕起来。不仅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得到刺激,而且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无限地加强起来。年轻的殖民地工人阶级,当时尚未度过发展中的形成阶段,他们还得集中精力去学会掌握组织的基本形式,因此从别的地方给他们的队伍增加一些有经验的组织者和战士,对于他们这个阶级是有很大的裨益的。
  在被引诱来「采掘」黄金的成千成万移民中,有许多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的共和主义者、爱尔兰的起义者和英国的宪章运动者。这并不是说,全部黄金区的居民都是这样的急进分子组成的,但是他们确属众多而足以使一些事件受到深刻的影响,并且助使一八四八年在欧洲已被扑灭了的革命火焰,于一八五四年在澳大利亚又重燃起来。
  在黄金热时期,牧场借用人[2]构成了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他们为反对专制的总督并争取代议制的政府,曾进行了为时约四十年的斗争。在一八五〇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法案」,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胜利。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牧场借用人曾发展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且「为了维持他们的利益,他们渐渐成立了以财产特权为基础和以惠格党式的一位专横政客文特华士为领导的政党。」[3]牧场借用人希图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广大的牧羊地区,以便他们可以以新的殖民贵族身分来统治这块土地。他们极其仇视黄金热所造成的转变,认为新的矿山财富对羊毛霸权是一种挑战,对他们的旧的特权地位是一种重大的抗衡。黄金热夺去牧羊场的劳工,因而使牧场借用人不得不付出较高的工资。他们对于这点很为愤懑,同时对于这时已开始在工人阶级中传布开来的新的独立精神也很愤懑。
  引起一八五四年攸利卡起义的不合理的特许制度,就是牧场借用人在立法会议中的代表和殖民地总督们所创立的。
  「掘金人」这方面回敬了牧场借用人的敌对态度。黄金区的生活方式在劳苦工人中酝酿成一种急进的民主观点,这种观点和羊毛大王的统治哲学是矛盾的。「掘金人」模糊地热望着一种社会的情景:在这种社会中,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在这种社会中,人人享有平等机会,每人都是「他自己的主宰」。这种采金工人的哲学——如果可以称之为哲学的话——不仅反映了绝大部分移民的过去的社会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当时黄金区实际存在的情况理想化了。采金工人还不是工资劳动者,因为公司开采的时代尚未启蒙。做一个采金工人只需要很少的资本,或并不需要什么资本。任何人能搞到一把铁锹、一把铲子和一只洋铁菜碟,并能缴纳每月的特许证费,他便可自由从事寻找黄金的事业。在城市里或在牧羊场中,工人要依赖商人、包工或牧场借用人以谋生计,但是「采掘黄金」,没有奴隶与主人之分,工人即是「他自己的主宰」。诚然,发财致富的「掘获物」只降临群集到「黄金区」的许多人中的少数幸运儿,但是,其余的人仍始终是满怀着希望。


三 攸利卡起义


  矿工特许证成了黄金区的严重纷争的根源,没有这种特许证便不能进行采掘。起初特许证费每月三十先令,这是对工人的一种课税,打击了采金工人去从事他们已选定的职业的自由。由于掌管这个制度的黄金区专员使用高压手段,再加上警察方面的种种找麻烦的伎俩,采金工人的愤懑就增长起来。许多警察人员是从居民的最下层渣滓中招募来的;在英国总督、腐败的地方官吏和出席殖民地议会的牧场借用人的庇护下,他们把「猎捕采金工人」发展成为日常的游戏。一位屡次被当作猎物的工人生动地叙述这些「猎捕」说:
  「我叫卡尔波尼·拉法洛·达罗马,以前居住在伦敦城谷山区卡斯尔巷四号,曾在攸利卡沟下游的一个水洞里淘金。当我拿着响亮的淘金器正在工作时,往往必须停工交验特许证。警察看一下,『好啦』。随后我不得不走半里路上山到洞里去取淘出的沙金。又来了,『你有特许证吗?』『没有错,长官。』我在横过洞沟时,半截腿没在金矿废泥中,身上背着东西像单峰骆驼一样,第三个警察又来打招呼了,『有特许证么?』请教先生,假如你处在这样的地位,怎样回答呢?」[4]
  假如这个不幸的拉法洛在每次警察要看特许证的时候不交出来,他十之八九是要被绑在骑警的马鞍头上,拖到拘留所去的,要不然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已挤得无法再挤了,而把他拴在露天场的木桩上。
  采金工人进行不断的活动,反对这些虐待,争取废除特许证制度。到了一八五三年九月,政府当局对这些活动再不能置若罔闻,因此,立法会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结果通过一项法案,把特许证费从一个月三十先令减到一个月二十先令、三个月两镑、六个月四镑或一年八镑。这种让步没有使采金工人感到满意,他们一直坚持他们的运动,要把这种费取消。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矿工在巴克里山举行群众集会,决议成立「巴拉莱特改革同盟」。同盟中显然具有强烈的英国宪章派的影响。它的最初的要求项目包含著名的英国人民宪章六点中的五点,即:凡成年男子一律都有选举权;选举区域平均划分;议员都有薪俸;议会每年选举一次;以及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第六点就是秘密投票,后来维多利亚的民主运动也提倡这一点,而该州于一八五六年领头予以实施。除去这些政治要求之外,「巴拉莱特改革同盟」还在它的纲领中列入了采金工人的经济要求,包括废除黄金区矿工和仓库管理人的特许证制度。
  黄金区长时期所集结的纠纷到十二月初发展到了顶点。在一所鄙陋的草屋即攸利卡旅店外面发现一名采金工人被谋害了。他的同事深深怀疑旅店主人前流刑犯本特莱为该案凶手。当验尸官释放本特莱时,群情激昂,由于大众的压力,进行了第二次验尸。当局置极为可疑的证据于不顾,再次释放了本特莱。而在这些事情之外,又发现一个地方官吏为本特莱旅店的股东,这时,采金工人的愤怒格外高涨,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导致了与警察和骑兵的冲突。这一当前的争端和他们所受的经久不得解决的不平待遇结合在一起,使运动沸腾而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采金工人集体地焚毁了他们的特许证,并在攸利卡的木栅槛后面建筑了营房。他们在这里升起代表他们起义的象征的「南方十字星旗」,并在这个飘扬着的旗子下宣读了庄严的攸利卡宣誓书。让我们看看这戏剧中一个主角的亲手的叙述:
  「在旧欧洲,没有任何旗帜能比得上巴拉莱特矿工第一次在古老的地方巴克里山升起的『南方十字星旗』这样美丽动人。这面旗帜是绸制的,蓝色的底,并饰以巨形的银色十字,好像我们南方的苍天一样;没有徽章或条纹,但极其雅洁而自然。在武装起来的人们中间,在言语和肤色不同、健强而劳动过度的采金工人中间,我们的旗帜的初次出现是令人注目的目标……约五百个武装的采金工人怀着非常诚朴的热情前进,每队的队长都向拉洛尔行军礼,他们都光着头脆在地上,右手指向旗帜,以坚定郑重的声调呼喊:
  「『我们向南方十字星旗宣誓,我们誓愿真心生死与共,并为保卫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
  「普遍的、全场一致的『心愿如此』就是坚决的回答;约五百只右手伸直了指着我们的旗帜……约一千只眼睛受南方十字星旗的吸引力所感动而闪烁有光,这是当场的伟大壮观之一,像这样的壮观只有巴勒斯坦十字军的历史中有过记载。」[5]
  政府对这事件的急转直变大为震惊,急速从墨尔本调派军队和警察来镇压起义运动。十二月三日破晓,攸利卡栅槛遭受到袭击,接着,在短时的、但很猛烈的冲突中,有五个士兵和二十到三十个矿工死亡了。虽然这次暴动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我们不能说它是徒劳无益。在一八五五年年中,终于废除了特许证制度和黄金区的专员官职。攸利卡起义虽然实际上对于一八五六年维多利亚实施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在这次起义之前即已制定了)并无直接关系,但它对于后来推广这种政治制度,无疑地是有贡献的。
  一八五六年,维多利亚领先采用了秘密投票制;一八五七年,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制。在英国,制定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法案,曾遭到上议院二十八次之多的否决,这一原则直到一八七二年始最后获得通过。这件事对于一个卓越的黄金区起义者在结束他的演说时总是要唱的讽刺诗增添了锋芒:

  「什么道德的劝告,全都是无用的废话,
  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的说服力比得上给他一个耳光……」

  土地垄断者和殖民地官僚在攸利卡领受了一个「耳光」,这说服了他们:对于人民的意见必须作让步。
  对于劳工运动而言,攸利卡起义的主要意义或许在于这一点:土生的和归化的殖民地工人虽然尚未形成一个阶级,但在影响历史的进程使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中,已独立地露出头角来了。鼓舞了采金工人的那种革命意识不是纯社会主义,而是较多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这是真确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中,人民的意志将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就是「他自己的主宰」。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政治目的。它不仅促成工人与代表英国资本力量的官僚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还引起工人与具有如何统治国家的思想的殖民地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虽然工人没有达成他们的当前目的,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努力的痕迹。在攸利卡创造的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塑造澳大利亚工人成为「自为的阶级」方面起了至为宝贵的作用。这表现在九十年代的伟大的阶级斗争中,那时,驻扎在昆士兰的巴卡尔丁尼、进行着罢工的剪羊毛工人再度升起了「南方十字星旗」。德雷克的挑战性的诗句写道:

  「攸利卡栅槛的矿工是怎样倒下去的,
  我们要记在心头!
  只要必要的时刻一到来,只要我们的工会还存在,
  我们就和他们一样地战斗!」[6]

  劳逊写道:

  「我们必须升起起义的旗帜,
  正像别的人在我们以前所作过的一样。
  我们必须歌唱起义的歌曲,
  和参加起义的人们一齐合唱。
  我们要让专横者感到刺痛,
  这刺痛来自他们要勒死的人的螫针。
  让鲜血染涂着他们的喉咙!
  他们切不要说我们作事过分。」[7]

  这些诗将攸利卡起义的思想和工会运动结合起来,给予工人以莫大的鼓舞。
  卡尔·马克思在当时的美国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攸利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维多利亚起义的基本原因,与一七七六年美国进行独立战争的基本原因是一样的。(采金工人的主要要求和早期的美国殖民的「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要求是相同的。)但是在美国,领导起义的是中产阶级,「在澳大利亚,反对派是从工人当中产生的,它所反对的则是同殖民地官僚勾结在一起的垄断资本家。」[8]
  然而,事实证明,工人尚未具有足够的力量,以保持运动的领导地位和把运动进行到胜利结束。他们在攸利卡起义中所遭受的失败,使主动权落到统治阶级的手里,而此后澳大利亚在政治上就继续沿着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路线向前发展。


四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工会运动迅速地从由于一八五一年工人群起涌往「采掘」黄金的热潮所造成的逆流中恢复过来。黄金的发现对工会运动所产生的根本的影响是刺激作用。许多早已谙通劳工组织的英国技工之来到殖民地,给予运动一股推动力量。工会运动首先在建筑业中复活起来。如果我们想到维多利亚殖民地在一八五七年约有四万五千多个天幕住所这个事实的话,这种情形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这一早期的运动主要地环绕在工作日长短的问题上。工资问题还不是一项重大的争端。对劳工的需要远过于供应,这种情况从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上得到反映。在黄金热的前十年中,技工的每日工资是四先令至五先令。一八五五年,他们的每日工资已增加到二十五先令至三十先令。当然,在同时期中日用品的价格也上涨了,但它和工资增长的程度并不相同。因此,在工人的要求中,工时问题在工资问题之先提出,是不足惊奇的。
  建筑业中的各职业工会领先进行了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悉尼石匠工会于一八五六年二月十八日采取罢工行动,首先从雇主方面获得这种让步。但八小时工作制最初是在墨尔本成为既定不移的习惯的,这里建筑业中的各职业工会早已组成一种形式松懈的联合会。宪章派领袖詹姆士·斯蒂芬斯和维恩在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中起了卓越的作用。斯蒂芬斯曾在一八三九年的新港起义中作过斗争。到了一八五八年,八小时制在新南韦尔斯和维多利亚的建筑业中已普遍公认为标准的工作日,在这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整整十年之后,美国工人才提出同样的口号,马克思才把它列入第一国际纲领的当前要求之中。


五 流动工人的组织


  到了一八五八年,易于采集的地面上的沙金蕴藏即将告罄,正在发生的技术转变愈求愈把黄金开采业变为需要投资的工业[9]。结果,成千的采金工人又回到劳动市场上去,因而造成工资下降的趋势。但是,这里又一次显示工会运动在反抗这种趋势。工人不得不走向联合的道路,以维护先前有利时期所确定的工资水平。在这一方面,他们获得了部分的胜利。工资并未保持住高峰时期的水平,但也没有回复到黄金热之前的水平。在一八七〇年,技工的工资率起伏在每天八先令六辨士至十先令之间。这和一八五〇年同类职业的每日工资相比,要多四先令六辨士至五先令。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物价水平比较起来只有微小的差异,所以黄金热后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七十年代所已确立的高水平直到九十年代始终维持不动,甚至还有一些改进(由于生活费用下降)。一位自由主义派的历史学家科夫兰把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年的二十年描写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工资劳动者的最光辉的时期」。如果纯粹从经济观点来看,毫无疑问,科夫兰的论断是有一些道理的。仔细研究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原因之所在:劳工供应除去季节性的波动之外,还经常不能满足飞速扩张的经济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澳大利亚距离欧洲很为遥远,因此没有经受到对美国劳工运动造成特殊问题的移民浪潮的影响。
  「工资劳动者的最光辉的时期」也是工会扩展的时期。直到六十年代,主要工会的据点都是在城市,而且仅仅包括熟练的技术工人。他们都是按照英国工会的路线的包括同样职业的职业工会,而且和英国工会一样,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澳大利亚工会运动面临着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流动工人的组织问题。这些过游牧式生活的人并不从事于定居职业,而是一时在矿场里做工,一时又到牧羊场去剪羊毛,或者一时又从事建筑业或其它职业。在这一大批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仍未被触及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很难能有什么进展。
  在内地劳苦工人中诞生的第一个胜利的群众组织就是混合矿工协会。而混合矿工协会的核心就是本的哥矿工协会,它是从一八七二年二月本的哥矿工赢得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中产生的。这次胜利鼓励了其它矿区进行组织,许多地方工会不久也都成立了起来。在一八七四年六月,其中有十二个工会在本的哥举行会议,成立了混合矿工协会。到一八八六年,协会已有五十一个分会,会员达一万三千多人。混合矿工协会是在澳大利亚所成立的第一个大产业工会,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大洋洲的第一个大产业工会,因为它扩大到新西兰,而且还一度包括煤矿、金属矿和金矿工人。在它的短暂的历史过程中,它领导了二十九次罢工,抵制了八次歇业。其中有不下十三次的罢工是为了保卫「工会运动的原则」,即保卫组织工会的权利。混合矿工协会仅遭受过一次失败,那就是新西兰开坦加塔的六个月罢工运动。
  流动工人另一组织起来的部分就是剪羊毛工人。他们直接受了混合矿工协会历次胜利的影响。混合矿工协会的许多会员在剪羊毛季节往往到牧羊场寻找工作。在一八八六年,当牧场借用人企图把每百只羊的剪毛工资削减二先令六辨士时,一些矿工—剪羊毛工人便向他们的书记吴·格·斯潘斯提议,要求他协助他们把牧场工人组织起来。斯潘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出组织者赴全国各地。在巴拉莱特、波尔克和华加,各个组织便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在一八八七年,这些工会和类似的地方组织合并成立了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同年又成立昆士兰剪羊毛工人工会。几年之后,剪毛站工人和牧羊场工人都被吸收到组织中;在一九○七年,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合并了昆士兰剪羊毛工人工会,改名为澳大利亚工人工会。矿工和剪羊毛工人组织起来不久,工会运动便扩展到内地劳苦工人的其它部分。


六 运动脱离社会主义


  由于工会运动扩展起来,各个殖民地便成立了各业劳工理事会以协调活动。更广泛的合作的愿望立即获得认可,并于一八七九年,在悉尼举行了第一次各殖民地工会代表大会。然而,三十六名代表之中,仅有两名代表不是来自新南威尔斯的。
  一八八四年在墨尔本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代表性较为广泛,大概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大会规定为一年一次,各个主要城市轮流作为大会召开地点。其后召开的几次大会是:一八八五年在悉尼;一八八六年在阿得雷德;一八八八年在布利斯班;一八八九年在哈巴特。这几次会议中的辩论,大抵是围绕着以所有殖民地的共同行动来改善在经济上特别困苦的境遇的方式方法问题。
  这时工会运动的口号是「保卫而不挑衅」。在每年照例举行的「八小时工作制」游行的队伍中,都高高举着这个标语。这是当时工会所能想到的对雇主们的歇斯底里似的指责的最有力的答覆。雇主们指责工会公然「煽动流血革命」。这清楚地表明了劳工运动的自发性质及劳工运动之脱离社会主义。
  只要劳工运动继续脱离社会主义,它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停留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列宁教导我们说:「工人运动既脱离社会民主党,就要缩小自己的范围,就必然要陷入资产阶级的道路;工人阶级只作经济斗争时,就要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就要成为别党底尾巴而背叛这个伟大的遗训:『工人们底解放应是工人们本身的事情』。」[10]他在另一著作中又说:「……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表明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11]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段时期,经历着和所有其它国家大致相同的情况。「各国都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底存在各不相关,各走各的路,——各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分离,结果是削弱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12]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群众运动虽然在人数方面声势浩荡,在组织方面强大有力,但在过去从未能在长远利益方面获得多大成就,主要是因为它缺乏明确的方向观念。它没有先见而盲目前进,开始粗率地走这条道路,然后又走那条道路,以致造成一错再错,常常在绝望的斗争中耗尽它的力量。如果它具有社会主义理论以指导它的步伐的话,这种现象原是能够避免的。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小组同样是软弱无力的,主要是因为它们缺乏和群众运动结合的能力。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社会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才能取得走向工人阶级的目标的真正进步。




[1] 布里安·费兹帕特里克:「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第一七页,墨尔本拉逊书店一九四〇年版。

[2] 牧场借用人(Squatter)是澳大利亚经营养羊业的资本家,他们付出微少的租金就合法地占用一大片牧地。——译者。

[3] 格·维·波尔陶斯:「澳大利亚:经济解说」,第三○页,悉尼安古斯·罗伯逊书店一九三三年版。  

[4] 卡尔波尼·拉法洛:「攸利卡栅槛」。

[5] 卡尔波尼·拉法洛:「攸利卡栅槛」。

[6] 德雷克一八九○年著:「工会回忆」。

[7] 亨利·劳逊写的韵文诗,载一八九一年五月十六日「布利斯班工人报」。

[8] 马克思一八五五年写的「澳大利亚来讯」;这篇著作重刊于悉尼一九四二年版勒·勒·夏基所著的「澳大利亚在前进」一书中。

[9] 布里安·费兹帕特里克:「英帝国在澳大利亚」,第一六一页,墨尔本大学出版部一九四一年版。

[10] 「列宁文集」第一册第五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11] 列宁:「做什么?」,第四五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译者。

[12] 「列宁文集」第一册第五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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