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澳〕坎贝尔《澳大利亚劳工运动史》
第四章 大战暴露出改良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无能
一 工党对大战的态度
当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战爆发时，科克自由党政府已经决定在九月十五日举行联邦选举。它企图摆脱上院中工党的多数并在工会会员优先录用权的问题上促使两院解散。宣战后工党随即提出停止政治斗争。威·莫·休兹和其它一些领导人纷纷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在战争时期，如果自由党也愿意同样做的话，他们愿意退出选举。然而，自由党自信能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胜利，拒绝了工党的提议。但是他们的自信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选举结果工党获得了两院的多数，并且组织了以安德鲁·费许尔为首的新政府。
各党派在战争问题上是完全没有分歧的。在竞选中双方都表明完全支持帝国的战争目的。工党曾在一个宣言里表明过对战争的态度：
「至于工党对战争的态度，那是很简单的。战争是最重大的生活现实之一，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生存是和帝国的利益与生存联结在一起的。在战争期间不彻底的措施比没有措施要更坏。如果选举结果我们获得了多数，那末我们将用最大的力量和决心，在任何或每一件意外事件上为保卫联邦和帝国采取必要的步骤，我们将把实现这样一个政策当作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时候，选民们尽可以放心地支持工党。」
从一八九一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一时期的工党全部历史，为工党采取这样一个政策作了准备。对这样一个非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工党不能期望它有另外的态度。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澳大利亚工党一开始就是反对阶级斗争、拒绝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一九○八年该党所规定的目的为：
一，培养一种建立在保持种族纯洁基础上的澳大利亚的情绪，并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开明的和自立的社会；
二，通过各种专利事业的集体所有和国家经济权能的扩张，保证生产者得到他们企业的全部收益。
没有什么再能比这个目的更明显地暴露出工党离开社会主义有多么远了。近代社会的阶级区分被忽略了，工人阶级的独立阶级利益被置之不顾，并且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最恶劣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代替了。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的著作中的论断完全得到了证实，他说：「澳大利亚工党甚至没有宣布过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澳大利亚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实际上都是保守党人……澳大利亚工党的领导人物都是工会的职员，是这样一种成分，即他们到处都代表着最温和而为资本家服务的分子；在澳大利亚这种成分是彻头彻尾和平的和纯粹自由主义的。」[1]
因此工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它多年来整个看法和一贯作为的必然结果。诚然，澳大利亚工党没有加入第二国际，因而不受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和一九一二年在巴塞尔所通过的反对战争的决议的约束。但这并不能稍减这些背叛工人阶级事业和引导工人阶级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澳大利亚工党领导者的罪恶。
忠于竞选诺言，尽一切可能为统治阶级争取战争胜利的工党，在其重新执政的第一个月内就通过了在联邦未来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的两个法案。这就是「战时紧急预防法」和「犯罪条例」。这些在名义上是战时措施，但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它们被任意地用来镇压战斗的工人阶级的活动并把那些反抗分子强行送到监狱里去。
极大多数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在战争问题上与执政工党抱有同样看法。其中许多人急于要表示他们的爱国精神，但他们的作法并不是应募入伍，而是提出议案号召他们的会员在「这段时期」中放弃超过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其它特权。
但就一般工人群众来说，他们对战争并没有显著的热情。起初他们被他们的领导人弄得十分惶惑并被引入歧途，并且曾一度被资产阶级的宣传所骗倒，那些宣传说：这是「一个保卫民主的战争」、「一个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等等。许多人由于经济的压力被迫参加了军队；更多人的参军是受了一种错误议论的影响，这个错误的议论这样说：如果英帝国被打败的话，那末普鲁士军国主义就会统治世界，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不容易得来的自由。当时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很幼稚的，他们看不到另一条道路，即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既打败英国帝国主义又打败德国帝国主义，而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也没有能够为他们指出这一个前途。这条道路是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非常大会指出来的，大会的宣言这样说：
「如果有爆发战争的危险的话，那末有关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议会代表的责任就是在国际社会主义局协同活动的支持下，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一切力量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方法当然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总的政治形势的尖锐化而变化。
「万一战争竟然爆发，他们的责任就在于设法促使战争尽快结束，并且用他们的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与政治的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
[2]
在澳大利亚，唯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是一小部分缺乏群众影响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以及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战争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在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悉尼市大厦的集会上飘扬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责难的质问：「战争是为的什么？」一队有力的演说者从讲台上宣布这是一个争夺市场、争夺原料、争夺利润的战争，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战争。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继续发表反对战争的革命的意见，一直到遭到一九一六年休兹的「非法结社法」的迫害为止。
鉴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在反对战争和征兵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之重要，并鉴于它一度在澳大利亚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这里不妨离开本题而对这个组织的历史作一番详细的叙述。
二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纲领和活动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是社会主义工党于一九○五年在美国建立的，它的领袖是但尼尔·德里昂。德里昂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他正是列宁所指的那种劳工领袖的一个好例子，这种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中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中个别部分，或只能领会个别的口号和要求……」[3]社会主义工党是一种最宗派主义的集团，宣传「纯粹社会主义」而对争取当前要求的斗争总是离得远远的。
一八九七年社会主义工党在澳大利亚建立起来，它同样也是以德里昂的片面学说为基础的，并且和它的美国同类一样地脱离群众。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在美国建立约两年之后，社会主义工党在澳大利亚组织了俱乐部，传布产业工会主义的新学说。这些早期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俱乐部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工党的，它们的活动受社会主义工党严格的控制。在这种严格的控制之下，这一类俱乐部很为不满，它们感到在进行产业工会主义的宣传上没有足够的活动范围。
在一九○八年，关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与社会主义工党之间将来的关系的意见分歧，在美国导致了组织的分裂。德里昂的信徒要求与社会主义工党保持联系并受其政治上的指导。可是这意见不为脱得曼领导下的极端工团主义分子所接受。他们认为产业活动应该优先于政治活动，因此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不应和任何政治党派有所联系。这两个对抗的派系随后分立为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德里昂的信徒组成的）和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脱得曼的信徒组成的），各以它们总部所在的城市名称为名。
芝加哥派，或称极端工团主义派，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优势。一九○八年在阿得雷德成立了地方组织，它从芝加哥方面得到授权以澳洲大陆总部名义从事活动的特许状，有权向其它地方成立的新支部颁发特许状。一九一三年悉尼支部从阿得雷德得到最初的那张特许状，成为在澳大利亚从事这种运动的总部。
在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一九○五年的章程的前言中，对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原则表述如下：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只要千百万劳动人民仍处于饥饿与贫困的状态，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过着享受的生活，那就不能有和平。
「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所有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和在产业上联合起来，通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去获得并保有他们劳动所生产的物品为止。
「财富的迅速积聚与产业经营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使得工会不能再去和雇主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相抗衡，因为工会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势，即在同一产业部门里允许一群工人与另一群工人互相对抗，这就使得他们互相都在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上遭到失败。工会帮助了雇主阶级，使工人阶级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与雇主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
「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才能改变这种悲惨的情况，才能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当任何产业部门发生了罢工或雇主以歇业相威胁的情事时，所有这个产业中的盟员，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一切产业中的盟员，都停止工作，这样使得大家有难同当。」
[4]
「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全世界的工人组成为一个阶级、占有土地和生产的机器并消灭工资制为止。」
另外还加上了两段新的：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旗帜上标出『消灭工资制』的革命的标语，用以代替保守的『公平的工作，公平的工资』的口号。
「废除资本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生产大军必须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与资本家进行每天的斗争，而且也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后进行生产。通过从产业上组织起来，我们正在一个旧世界的躯壳里建造起一个新的社会。」
[5]
关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工作方法，一度作过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书记的文生·圣约翰曾这样说过：
「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不惜采用任何策略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取得它所要求的结果……
「与雇主所订出的条款都不是最终的办法。只要工资制存在一天，一切和平便都只是一种武装的休战……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认为进行成功的长期罢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认为雇主们是不会作什么让步的，除非我们用自己组织的力量去争取。因此我们不能去同雇主们寻求什么协议。
「如果罢工不能迫使雇主让步，那末就复工，用『怠工』去强迫雇主答应工人的要求。」
[6]
一，当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一天，产业中就不能有和平。所以完全不论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所要做的是用罢工、怠工、暗中破坏以及任何能想到的手段煽起阶级斗争的火焰。
二，通过阶级斗争，工人就会组织起来，这样，总有一天，通过某种方式，工人就能自然地起来革命并取得生产手段。
三，生产的集中已使职业别的工会运动不合时宜了，所以职业工会必须为产业工会所代替。
四，局部的罢工没有价值，因此应该放弃局部的罢工，采用总罢工的办法。
五，资本主义一旦瓦解之后，新的产业工会将变成生产理事会，担负管理新社会的任务。
可以看出，丝毫没有提到国家问题——「一切政治的根本问题」[7]。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一般地和无政府主义者及反威权主义者抱有相同的观点。他们把一切形式的国家权力看成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并认为威权的统治将和资本主义的瓦解一同终结。他们不理解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
―八七三年马克思嘲笑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之放弃政治时写道：
「如果工人阶级底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们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替代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一种侮辱原则的莫大罪恶，因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粗俗的日常需要，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底反抗，竟不放弃武器，不废除国家，却赋予国家以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8]
「恩格斯将同样的意思阐明得更详尽，更通俗得多。他首先就讥笑普鲁东主义者那种糊涂观念，因为普鲁东主义者自称为『反威权主义者』，即否认任何威权，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航行中的海船来说吧，这些以应用机器和由许多人有计划合作为基础的复杂技术事业，如果没有某种服从关系，因而也就是说没有某种威权或权力，则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动作起来，这难道不明显么？
「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说将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威权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和他们说通，但他们对于一切使威权成为必要的事实都闭眼不看，却一味拼命反对名词。
「为什么反威权主义者不只以叫喊反对政治威权和反对国家为限呢？所有一切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国家以及政治威权，将由于未来社会革命底结果而消逝，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威权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他们要求社会革命底第一步动作就是废除威权。」
[9]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信条中有三个基本要点，相当引起广大的澳大利亚工人的共鸣：一、宣传产业工会主义；二、批评工资委员会与仲裁法庭；三、指责改良主义工会职员和劳工政客。由于垄断资本的迅速发展，工人逐渐亲身认识到职业工会越来越多的缺点。他们当然愿意倾听任何旨在加强他们「堡垒」的建议。工资委员会与仲裁法庭在活动过程中已渐渐暴露出他们的本质。仲裁法庭的经常拖延，使工人的不平不得发泄，激怒了工人。工人已开始把从仲裁法庭中获得的可怜结果和在早期用直接行动得到的加以比较。这样他们当然愿意接受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反对这个制度的宣传。最后执政工党的行为以及它对统治阶级的卑躬屈膝，使得许多工人转向工团主义。
一九一四年，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有四个地方组织活跃于阿得雷德、悉尼、布洛根希尔及比里港，但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超出其为数不多的会员的范围。关于这一点，可拿墨尔本各业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来作证明：它在一九〇七年曾不得不对按照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路线改组工会的建议案提出报告。建议案被拒绝了，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本身则被认为是「工会运动的另一个方面，而在这个运动中，职业别的工会运动的显明标志已在多数人中间消失了……」同年在新南威尔斯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纽卡斯尔的代表提出一项建议采用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前言的议案。这个议案得到相当可观的支持，但也遭到职业工会职员及出席这次大会热中于议会荣誉的人的反对。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议案遭到否决。但这些最初的挫折并没有妨碍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扩大其影响。一九○七年七月新南威尔斯及维多利亚的煤矿工人联合起来了。在这以前，新南威尔斯有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分散的组织，维多利亚的组织也同样。把这些团体组织成一个同盟，主要应归功于矿工领袖，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盟员彼得·鲍林。一九○八年在悉尼发生了电车工人的罢工，工党的代理领导人何尔曼断言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应负责任。
一九○九年布洛根希尔矿工的罢工为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影响之广泛提供了更多的证明。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并被控以阴谋暴动罪。威德总理把审判地点从巴里尔迁到阿不雷。工会会员认为这是政府企图不惜任何手段以求达到定罪目的的一个证明。工会的情绪极为高涨，使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对总罢工的号召获得了颇为有力的支持。悉尼工会代表大会在法院预定审判工人领袖日期的前数日举行会议，彼得·鲍林曾提议总罢工。可是这提议为微弱的多数所击败。
不多几个月后，煤矿工人为了纠正一些异常不公平的现象而举行罢工，看来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总罢工的计划又似乎要实现了。彼得·鲍林力图使其实现，并和码头工人进行了谈判，作为走上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在这时候政府出来干涉并建议工人复工，听候强制会议来解决。这意见遭到矿工的拒绝，他们和码头工人继续进行谈判，以求扩大斗争。为了威胁工人，政府逮捕了鲍林和另一些工人领袖，并控以破坏劳资纠纷法条款的罪名。政府在压力下不得不让他们具结保释。
当时的码头工人工会的领袖威·莫·休兹，考虑到未来的联邦选举（因为他是这次选举中的一个候选人），就想极力避免卷入这场纠纷。在最初的一个有利时机，他中断了与矿工的谈判，因此矿工宣布他们将单独地继续斗争。这个分裂正是总理威德所期待的。他立刻在上下两院通过了一个劳资纠纷法的修正案。这个新的高压法，或者如工会人士所称的「铁腿法案」，对某些特定产业的罢工加以特别规定，并对这一类的罢工严加惩罚，企图禁止罢工。在这个立法下，警察被赋予异常广泛的权力，人们如被控有违犯这个法律的行为，就要被剥夺有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权利。总督在这个法案上签字的墨迹未干，鲍林和他的同伴们便再度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这次不许保释。罢工的领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最后被判处了十八个月的徒刑。在这样的情势下，罢工很快就垮了。
这个严重的挫折曾在一个时期内抑止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发展。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它立刻复苏了，甚至开始有了更快的进展。一九一五年初，在墨尔本及布利斯班已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次年在佛利曼特尔及西澳大利亚金矿区建立了支部。在北昆士兰各中心也出现了一些地方支部。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正朝着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方向前进。一九一四年初，它已开始出版一种周报——「直接行动」，销售量为一万四千份。
周报的第一篇社论是极其有趣的。它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哲学观点是个什么样子，并且还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不能够代替澳大利亚工党领导工人。
社论说：「在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报纸，它坚持直接行动主义原则，不受那些花言巧语的议会主义者的理论的影响，不管这些理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坎贝尔。）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就这样地排斥一切议会活动。它对改良主义政治与革命政治不加区别。这是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在理论上的一个主要弱点。完全排除政治就等于把这个地盘完全让给资产阶级，使他们得以如意地控制国家。澳大利亚工人已经从九十年代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并且曾经本能地以组织自己的政治来设法克服它。澳大利亚工党使工人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它从事了议会活动，而是因为它缺乏社会主义原则，把这种斗争形式提高到包罗万象的、片面的学说的水平，并使所有其它阶级斗争的形式从属于它。这使得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越来越深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越来越受资产阶级势力的支配。因此社会主义者面临着的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从这泥坑里拯救出来，使它摆脱机会主义，为它指出自觉的目的，并把议会活动作为阶级斗争的许多形式之一（不是最重要的），降到应有的地位上去。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在理论上以及在组织上都没有力量担负起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它走上了另一极端，完全拒绝政治活动。因此虽然它曾以革命的态度反对过战争，它却并不能把澳大利亚工人动员起来，争取一个社会主义前途。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大多数宣传与活动都带有否定的性质，一如它对议会政治的态度那样。它指责职业工会运动，攻击仲裁，非难工党等等。但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进行除了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外，还要求有许许多多东西；它要求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的行动；要求正确地应付和解决劳工运动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能力。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失败的地方就在这里。由于它本身的片面性与宗派主义，由于它的不健全的理论，因此它不能够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对于历史在澳大利亚劳工运动面前所提出的复杂问题找到一个建设性的答案。
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组织结构也反映了它的不健全的理论原则。在纸面上这组织包括六个主要生产部门：一、农业，二、采矿业，三、交通运输业，四、制造业，五、建筑业，六、公用事业。在这些主要部门里，产业工会的活动范围很为狭窄。例如第三个部门又可以再分成铁路工人、海员、公路运输工人等等工会。这些较少的团体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从属于产业部的执行委员会。这些产业部执行委员会又从属于总执行委员会。可是这些计划从来没有由蓝图阶段进而见诸实行。事实上只建立了一个组织的架子，总执行委员会设在悉尼，而在联邦各地散布了一些地方组织。因此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虽有它的学说，但并没有使它充分装备起来去与国家及联邦当局强加给它的政治斗争相对抗。当一些领导人在一九一六年遭到逮捕后，这个组织就瘫痪了。它试图继续活动，但缺少必要的办法。「直接行动」继续出版了一个时期，悉尼市大厦大会也照常召开。但在一九一七年初，会员大批被逮捕以及汤姆·巴克和其它一些领导人也被放逐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就最后瓦解了。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根据威·莫·休兹的工党政府所通过的「非法结社法」，世界产业工人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在这以前被捕的十二个盟员，则被皇家政府根据习惯法硬诬控以「放火谋叛」的罪名。他们分别被法官普林先生判处五年到十五年的徒刑。于是在工人阶级中掀起了一个热烈的运动，要求释放他们。一九一八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奉命来调查这件案子，但这十二个人依然留在监狱里，委员斯垂特法官宣称「没有办法」。然而有组织的劳工表示一定会有办法，坚持不断的骚动使政府于一九二〇年又指派了第二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新委员厄文法官发现一九一六年的四个皇家见证人都是「说谎者与伪证人」。其中戴维·哥尔德斯坦因、鲁易斯·哥尔德斯坦因和斯库利等三人，是为了想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而充当伪证人的，第四个人麦克阿利斯特自己原是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盟员，被这阴谋放火案子所牵连。「过去对于本案人犯的定谳，」厄文法官说，「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勉强根据这些见证人的证词。」
三 反征兵运动
一九一五年初，海外服役的征兵问题在澳大利亚展开了讨论。国防的义务兵役已被定为法律，工党在这件事上是最积极的。早在一九〇三年威·莫·休兹在他的同僚华生和斯潘斯的支持下，便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实行强制军训的提案。同年联邦国会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根据此法总督有召集国民军作战的权力。该法在一九○九年被修改成：在战争时期凡年龄从十八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须服役于国民军。一九一一年少年军事训练制开始实行，受训的是从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男孩子。成年人的军训计划也准备接着施行起来。于是一场围绕着义务原则的剧烈争论爆发了。休兹和工党的主要领导集团极力为这原则辩护，反对那些主张志愿原则的人的批评。对义务服役制的主要反对来自一小部分原则上反对任何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如教友会这样的宗教团体。根据一九一一年法令所召集拢来的孩子们都强烈地反对这个制度。从一九一一年七月义务训练计划开始实行到一九一五年三月之间，因拒绝受训而被检举的案件不下于三万四千起。在这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反对义务服役原则的不断的激烈议论，无疑地给一九一六年的有组织的反征兵运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一五年二月，一个资产阶级的爱国组织澳大利亚防御同盟——休兹和何尔曼与它都有关系——催促联邦政府「为了战争与防御征调全国的男子服兵役」。到七月，一些商会与制造商协会的领导人也都参加了要求实行征兵的叫嚣。另一方面反对征兵的人也同样喧嚷起来。已经采取反战态度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就抓住征兵派的公开言论伸张自己的主义。在墨尔本组成了澳大利亚和平联盟，除反对征兵外并主张以国际仲裁来谋求和平，同时一个反征兵同志会也成立起来了，是役龄青年组成的，他们宣誓宁愿坐牢而不去打仗。拥护征兵和反对征兵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辩论。一九一五年七月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战时户口调查法」，反征兵派正确地预料到这是实行海外义务服役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同月巴里尔混合矿工协会通过一项反对征兵的决议。此后各个工会与劳工联盟也开始积极地注意这件事的发展。十一月，继安德鲁·费许尔而为内阁总理的休兹答应英国政府再从澳大利亚派出五万人。询问卡片及战时户口调查表被分发到国民中间去调查适龄人选。在事件这样发展的关头，工会会员开始恐慌了，布利斯班产业理事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要求休兹说明政府的意图。休兹在代表团面前非常含糊其词，代表团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下被迫离去。战时户口调查表发下来了，可是十八万工人在工会的劝告下行动起来，没有填表，使整个计划遭到破产。
直到这个时期，反征兵派还没有唤起广大的热情来支持他们的斗争。他们的会议经常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有时还遭到一帮喝醉酒的暴徒与一小群受骗的、为征兵派宣传所煽动的士兵的捣乱。但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征兵在英国变成了法律，从而在澳大利亚就显得更突出了。在五月里，墨尔本各业工会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决定维多利亚工会对征兵的态度。会议也辩论了这样一个议案，即向各个国家的工人致以兄弟的敬礼，恳求他们采取行动强迫他们各自的政府公开宣布和平条款。这个重要的议案仅因为主席的投票而遭到否决。关于这一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新南威尔斯工党复活节年会上，工党保证为反对征兵而斗争，但同时又保证支持休兹用志愿报名的方式再募集一万五千名军队的努力。维多利亚工党年会与哈巴特工会年会也通过了反对征兵的决议。反征兵运动于是在各方面开始有了基础。
继环球服务同盟在悉尼市政厅主持的一次庞大的拥护征兵会议之后，反征兵派在悉尼市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这是「反对」运动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派遣代表到悉尼市大会上发言的有如下这些组织：世界产业工人同盟、澳大利亚工会、各业劳工理事会、澳大利亚工党、澳大利亚自由同盟以及澳大利亚社会党。统一战线虽然没有正式的公约和协议，但并不影响它们能在实践中联合在一起。这些组织平常由于在最终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方面的巨大意见分歧，而是各自分离的，然而它们认为在反对这特殊的征兵威胁的共同斗争中可以暂时联合在一起。像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工会主义以及和平主义这样不同的派别，竟能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效地联合在一起，这件事对整个劳工运动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它驳倒了改良主义者的谎话，说什么统一战线只不过是晚近共产党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事实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在一般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对于在有关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的事情上采取共同行动，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每一个从悉尼市大会讲坛上发言的人，都从他自己特有的组织的观点来抨击征兵制，但总的结果是大大地巩固了「反对」方面的力量。从这以后，斗争变得更尖锐了。统治阶级煽动暴徒与士兵破坏反征兵派的集会。对反征兵的报纸实行了一种偏见的、恶毒的检查制度，警察与宪兵常常侵入社会主义者与工会的房屋搜查文件与印刷品。这种挑衅的结果，是在布洛根希尔组成了一支工人志愿军，反对征兵并保卫工会的基本权利。
休兹当时仍然在伦敦，一直还没有明确地表示他究竟站在哪一边。一方面由于他和澳大利亚防御同盟的长期联系以及他过去曾热烈地支持过义务军训的原则，因此征兵派相信他在斗争中一定会坚决地站在他们这一边。另一方面，反征兵派记得当「战时户口调查法」尚在讨论时，他曾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发表并不含糊的宣言：「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强迫派人出国去打仗」，因而也确信休兹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阵营。「拥护派」与「反对派」都同样殷切地等待内阁总理的回国以将问题推向高潮。七月休兹回国了。反征兵派主要机关报「工人报」在第一版上用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欢迎回来为反征兵的大义而斗争」来欢迎休兹的回国。虽然休兹这时已经决定赞成征兵，但是在他与地方选举委员会商讨以前，他不拟对这个问题发表公开的声明。他很快就发觉：在工党中他的大多数同僚都认识到一般党员反征兵的情绪，因而都不准备为支持他心中所想的这个立法去冒政治生命的危险。休兹一时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征兵法案在下院里可以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强迫通过，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反征兵的工党多数所控制的上院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仍然存在。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提出一项建议，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表决赞成或反对征兵的问题。工党党员在这运动中将有选择任何一边的自由。在投票以后，大家都将回到地方选举委员会的会场来握手言欢并表示同意接受人民的公决。这项建议的目的在于避免在工党内部可能发生的分裂，这分裂会危及政府的生命，并且会突然结束休兹的内阁总理的生涯。这是一个典型的谋求解决复杂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它避免了一次直接的摊牌，因而可以赢得地方选举委员会所有委员的支持。休兹这时显然完全相信他的征兵提案将为全民投票所通过。
八月三十日官方发表了第一个关于即将举行的公民投票的通告。九月一日休兹出席了维多利亚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对这会议作了三小时的长篇演说，徙劳地企图使执行委员们改而信服他的观点。休兹并不因他们的反对的决定而灰心，又急忙赶到悉尼去扭转新南威尔斯执行委员会的观点。他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会议以二十一票对五票拒绝了他的要他们支持征兵的建议。昆士兰执行委员会甚至没有听到内阁总理的演说，就通过了一项与新南威尔斯和维多利亚同样的决议。新南威尔斯执行委员会不仅拒绝支持征兵，而且更进一步驳斥允许政客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行动自由的意见。它要求他们服从整个运动的意志，公开地积极地出来反对征兵。在联邦党内休兹和他的一小部分同僚却不顾这决定，继续进行支持征兵的活动。在新南威尔斯，取代麦克哥万而为工党领袖与州总理的何尔曼是人所共知其支持休兹的。何尔曼内阁的多数部长都抱有同样的态度。在昆士兰党内虽有不少主张征兵的人，但他们不占多数，只得服从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反对公民投票与征兵。
九月十五日新南威尔斯执行委员会开除休兹出党，并撤回了何尔曼以及州议会党团其它三个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提名。其余的政客们都得到通知，所有不同意反对征兵的都已得到同样的处理。何尔曼和新南威尔斯内阁中的多数反抗这种把他们置于运动纪律下的企图，结果他们遭到开除。杜拉克成了新南威尔斯党的领导人。何尔曼以及他的支持者便投奔了自由党，并帮助他们在一九一六年十月组成国民政府。
举行公民投票的通告成为「拥护」与「反对」双方再度动作起来的信号。前者拥有一切有利条件，有强大的财政后盾，能自由地搞到会场并有资产阶级报纸的全力支特。后者不仅没有这些特权，并且由于具有阶级偏见的检查制度以及按「战时紧急预防法」所强加于他们的许多其它的限制，而更加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在公众的感情开始转到他们这方面来以前，他们一直坚持斗争。政府用尽了威胁与高压的手段来反对反征兵的力量。休兹起草一个战时紧急预防法特别条例，根据此条例，可以询问任何一个愿意参加公民投票的人，问他是否信从或是否遵守号召单身男子为国防服役所公布的事项。这条例仅于投票前夕在两个工党党员以辞去部长职位表示抗议之下才被撤消。所有休兹的阴谋都毫无结果。十月二十八日投票完毕后，征兵被否决了。反对票总计一百一十六万零三十三张，赞成票总计一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张。
从当时所有的情况来考虑，击败征兵是澳大利亚民主力量的一个巨大胜利，而首先是劳工运动的胜利。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虽然当时工人与中产阶级对战争的性质的认识遭到蒙蔽，并且有大多数人也不积极反对战争，但他们并未被沙文主义迷惑到这种程度，即准备为军国主义而牺牲最后一点民主权利。
征兵斗争对工党有深刻的影响。新南威尔斯的发展情况已经谈过了。何尔曼和他的伙伴都被开除出党了。除了在昆士兰没有发生分裂外，在联邦范围内以及其它各州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形。在公民投票失败之后，联邦议会重新集会的时候，休兹被允许参加工党地方选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但在会上只是听到对他不信任的提议。休兹拒绝倾听任何辩论，昂然离开会场，并且要求在公民投票运动中追随他的人也同样做。有二十四个人跟着休兹离开了工党的会议，而有四十个人则留下来通过这项不信任提案。休兹从那些曾一度短暂地为自由党任用过的叛徙中间罗致阁员组成了一个新内阁。然而后来休兹仿效何尔曼，公开地投入反劳工阵营，与自由党合并组成国民党。
反征兵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使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革命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和一八九○年的罢工经验一样，它的全部教训只能慢慢地被领会。反征兵斗争表明，一方面群众愈来愈反对把他们的利益从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他们还没有前进到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去克服这种情势的地步。反征兵斗争空前清楚地表明了劳工运动领导者是如何严重地浸染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征兵派如休兹与何尔曼彻底地暴露了他们自己并被驱除出运动。然而留下来的许多人，从他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继续加以支持上来看，也不见得不是机会主义者。一部分人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被揭穿了假面具，一部分人则一直继续伪装到现在。
反征兵运动的缺点在于它把运动的方向停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反对整个战争的群众运动。只有少数几个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团体和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成员才懂得反征兵斗争与反对整个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关系。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在参加这运动时，不仅抱着击败征兵的目的，而且也想唤起群众来憎恨反动的战争。它的强烈的宗派主义，加上前面已叙述过的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弱点，使得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不能够实现这一个革命的目的。因此反征兵斗争永远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反对战争的运动，这个运动可以引导工人阶级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这正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由于脱离科学的社会主义所遭受的另一个处罚。
前面曾经提到过一九一六年在墨尔本工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和平决议。一九一八年在工党的伯斯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这些决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号召工人施加压力于他们各自的政府要求恢复和平的情绪，为这一阶段澳大利亚劳工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的落后性提供了又一个证明。列宁曾写过：「和平口号如果不和以革命的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号召结合在一起，那末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产生蒙蔽工人眼睛的结果，使他们去幻想民主的和平可以不首先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就能得到。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革命社会主义者唯一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战争。」[10]在澳大利亚看不出有任何一个组织曾不出偏差地采取过和不断地鼓吹过这样一个政策。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有时也许会接近过这样的做法，但由于前述的理由，这些团体都没有能上升到历史所要求的应有的高度。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给一个真正列宁主义政党在战后时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 一九一七年大罢工
一九一七年举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这一次「反对」的多数增加到十六万六千五百八十八票。但有一件事使第二次的反征兵运动的重要性大为减色，这就是在新南威尔斯举行的大罢工。紧跟着第一次反征兵胜利之后，新南威尔斯煤矿工人发动了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争取坑内工作每班八小时和增加工资的罢工。矿工的胜利给其它的工会以巨大的影响，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号召一次大罢工的宣传因之有了开展。
这时不满的情绪相当普遍。战时的暴利、高昂的粮价、生产方面漫长的工时和赶快制度，加上仲裁法庭拒绝充分增加工资使足以抵消生活费用的增长，这些就是产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新南威尔斯是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州，自然受影响最大。从一九一三年初到一九一六年的第一季末，新南威尔斯发生了七百二十九件劳资纠纷，造成二百零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四个工作日和一百零七万二千九百零五镑工资的损失，在澳大利亚其它地方则仅有三百零八件纠纷，损失六十五万六千零九十六个工作日和三十三万九千零七十九镑工资[11]。战争爆发以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到一九一七年七月总罢工前夕，生活费用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三十以上。肉类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其它食品和日用杂货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各物总计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12]。
同一时期里生活工资仅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六。（一九一四年二月是每周两镑八先令，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提高到两镑十二先令六便士，一九一六年八月再增到两镑十五先令六便士。以后保持这个水平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九月才上升到三镑[13]。）这些数字表明在战争的头三年里，工人实际工资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十五。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受的损失不止这些。如果以每人每周的平均工资而不是以公布的生活工资为比较的基准，那末实际工资的减少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一三年年底新南威尔斯每周的平均工资为二镑十五先令九便士，到一九一六年年底上升到三镑一先令十一便士[14]。）这表明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但是由于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因此实际工资的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每周平均工资增加百分率低于公布的生活工资增加的百分率，其原因是许多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仲裁法庭在这时期开始采用「在最低工资以上，增加比例递减」的原则，也就是如一个法官所说的，「在如今这个时期，高级工人不能再作为一种权利来要求在最低工资以上仍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如战前所盛行的那样；大家都应该来分担，但能分担最多的人就应该分担最多。」[15]在牵涉到生活工资问题的许多次裁决中，仲裁法庭承认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得很剧烈，但它坚决拒绝工资按这个比例增加。它坚持这种看法，认为战争造成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得以前根据生活费用来规定工资的旧原则不再适用了，因此工人必须适应一个比较低的生活水平。
这种意见首先为鲍尔士法官发表出来，后来为希金斯法官所赞成。在新南威尔斯劳资仲裁法庭的裁决中，关于生活费用与最低工资的调查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承认人们按规定的生活工资在今天是不能过舒服的日子的，如果他们想保持战争和旱灾以目前那样的水平的话。如果衣服涨了价，一般人都会对旧有的更加小心地穿，对买新的要仔细考虑。如果牛油涨了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如果油价涨了，可以少吃等等。」
[16]
罢工运动上升的趋势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显示出来了。高潮开始于一九一二年，持续了四年。一九一四年是罢工次数、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和损失的工作日数上升特别尖锐的一年。下表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发展[17]：
| 新发生的纠纷次数 |
卷入纠纷的工人人数 |
损失的工作日 |
| 年份 | 采矿
工业 |
非采矿
工业 | 全部 |
采矿工业 | 非采矿工业 |
全部工业 | 采矿工业 |
非采矿工业 | 全部工业 |
| 一九〇八 | 一三〇 | 五一 |
一八一 | 三〇、〇〇〇 | 一三、〇〇〇 |
四三、〇〇〇 | 一三一、〇〇〇 |
一〇七、〇〇〇 | 二三八、〇〇〇 |
| 一九〇九 | 八五 | 四三 |
一二八 | 三六、〇〇〇 | 七、〇〇〇 |
四三、〇〇〇 | 一、九七〇、〇〇〇 |
四七、〇〇〇 | 二、〇一七、〇〇〇 |
| 一九一〇 | 三九 | 四二 |
八一 | 七、〇〇〇 | 七、〇〇〇 |
一四、〇〇〇 | 六二、〇〇〇 | 三九、〇〇〇 |
一〇一、〇〇〇 |
| 一九一一 | 四一 | 三〇 |
七一 | 一一、〇〇〇 | 九、〇〇〇 |
二〇、〇〇〇 | 二四七、〇〇〇 |
一一〇、〇〇〇 | 三五七、〇〇〇 |
| 一九一二 | 七五 | 三五 |
一一〇 | 二七、〇〇〇 | 四、〇〇〇 |
三一、〇〇〇 | 六九、〇〇〇 | 二八、〇〇〇 |
九六、〇〇〇 |
| 一九一三 | 九一 | 六九 |
一六〇 | 二九、〇〇〇 | 一三、〇〇〇 |
四二、〇〇〇 | 二三八、〇〇〇 |
一二九、〇〇〇 | 三六七、〇〇〇 |
| 一九一四 | 二二〇 | 九三 |
三一三 | 五六、〇〇〇 | 一九、〇〇〇 |
七五、〇〇〇 | 七三三、〇〇〇 |
一七九、〇〇〇 | 九一一、〇〇〇 |
| 一九一五 | 二二五 | 八九 |
三一四 | 六六、〇〇〇 | 二八、〇〇〇 |
九四、〇〇〇 | 三一〇、〇〇〇 |
一六〇、〇〇〇 | 四七〇、〇〇〇 |
| 一九一六 | 二〇九 | 一三五 |
三四四 | 一三〇、〇〇〇 | 二七、〇〇〇 |
一五七、〇〇〇 | 六四九、〇〇〇 |
二四六、〇〇〇 | 八九五、〇〇〇 |
产业公报对这些统计数字曾作出以下的评论：
「一九〇八年，纠纷案件数字达到最高点，以后逐年不断下降，直到一九一二年为止。上升的趋势出现在一九一二年初。这些变动很能反映出国家的产业历史；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的相对繁荣被一九○九年至一九一〇年间的煤矿工人总罢工暂时阻遏了；近年来贺易的恢复及随之而来的繁荣，使工人为分享这种情况的改善而又动作起来。」
[18]
上面的纠纷统计表说明，骚动情况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间仍然继续着。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争取坑内工作每班八小时与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资的罢工的胜利是骚动的高潮。从同一表中还可看出，在所有的纠纷中采矿业中发生的纠纷占了很大的比例。从一九○七年七月到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采矿业中发生的纠纷占各业纠纷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二，其卷入纠纷的工人人数占各业卷入纠纷的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并将近占各业损失的工作日总数的十分之九[20]。这些罢工多数都带地方性质并且为时不久；它们主要是由于煤矿主破坏地方风俗习惯与工作条件而引起的。
接近一九一六年年底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非采矿业中的骚动变得极为普遍；其普遍程度、如下表所示：
| 年份 | 采矿业发生的纠纷
占总数的百分比 | 非采矿业中发生的纠纷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一九一四 | 六七·七 | 二九·七 |
| 一九一五 | 七〇·一 | 二八·三 |
| 一九一六 | 五七·三 | 三九·二 |
除了上面所说的，在采矿业中，地方风俗习惯及工作条件引起大多数纠纷外，工资与工作时间的问题是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然而甚至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采煤业中发生的重要纠纷也是以工资和工作时间为中心的。
在那些非采矿业部门，工资纠纷的数字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而上升。在一九一四年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占罢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一五年这百分比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九，至一九一六年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六。在一九一六年中由于要求增加工资与特别比率而发生的罢工的次数，有特别显著的增加，其情况如下表所示：
| 年份 | 一九一五 |
一九一六 |
| 要求增加工资： | | |
| 纠纷次数 | 一七 | 三三 |
| 卷入的工人人数 | 七、九五八 | 五、八五六 |
| 工作日损失数 | 七九、八七一 | 一〇二、八六五 |
| 要求特别比率： | | |
| 纠纷次数 | 八 | 一五 |
| 卷入的工人人数 | 一、七五四 | 一、三五八 |
| 工作日损失数 | 八、四一八 | 一三、八五九 |
这就是逐渐引起一九一七年八月爆发的大罢工的一般情况。一九一三年以来在工会中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新南威尔斯工党政府的不满，因为它从来没有实现过它的政纲中任何一条重要纲领。在一九一三年年底到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工党政府执政期间，政客和改良主义的工会职员要制止工人的斗争和灭杀工人的战斗意志是极为困难的。在大罢工时期，火车司机协会书记维·恩斯华斯所发表的一个声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间接的说明。他在声明中说：「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我的执行委员会一直面临这种不安与不满的情绪。我个人已尽了我的努力，并且把我的娱乐时间也都用在为了减轻那些如此显明的骚乱上了……」当工党在征兵问题上发生分裂以及何尔曼被开除了的时候，他和威德联合组成了一个联合内阁。在一九一七年初的选举中，新组成的「国民」党上了台。现在，改良主义者要约束工人较过去更加困难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铁道与电车主任专员在兰得威克工厂施行一种时间卡片制度。工人反对这种制度，因为这样作会使劳动生产过程不合理的赶快制度随之而来。经过工会方面与政府间举行一系列会议之后，时间卡片制度撤回了。工会宣称政府同意在战争期间不更改劳动条件。可是另一方面铁道专员则声明时间卡片只是暂时收回以待制度修改后施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新组成的国民党上台后一个月左右，时间卡片果然又重新出现了。党魁何尔曼这时在英国，福勒是代理内阁总理。
七月二十七日受卡片制度影响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在悉尼工会大厅召开了群众性的会议，会议决定如不取消这个制度他们就不工作。七月二十八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把这个决议转达给了专员。七月三十日劳工理事会书记伊·杰·卡凡那宣称：鉴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今晚将召开一个各铁路工会代表和劳工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劳工理事会与工会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去会见了专员，得到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卡片制度都不会撤消。同天晚上，十四个不同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在工会大厅开会听取代表团的报告。他们听到专员的那种拒绝和解的态度后，就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卡片制度到八月二日即下星期四仍不撤消的话，所有有关的工会就要停止工作。八月一日卡凡那又会见专员，并当面交给他工会的最后通牒。下午专员用书面回答，重申他拒绝撤销卡片制度。同日代理内阁总理福勒在议会发表了一个支持专员的态度的声明。他也宣称无论专员或政府方面都没有要催逼人们加快劳动速度的意思，如果必要的话，在卡片制度试行三个月之后，可以举行一次公开的调查。
在有关的工会工作人员间，似乎对最后通牒的真正意义还存在一些混乱看法，虽然这动议本身的文字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重申星期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向政府发致最后通牒：除非卡片制度在八月二日即下星期四以前撤消，否则全部有关的工会将停止工作。」
派代表出席通过此项决议的这个会议的有：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澳大利亚机器工人协会、制锅工人工会、铁匠协会、电气工人协会、铅管工人协会、金属板工人协会、新南威尔斯政府经营电车工人工会、混合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铸模工人协会、木工协会、伐木工人协会、铁工协会、车厢制造工人协会以及金属磨光工人协会。决议并没有说明是所有这些工会都要停止工作呢，还是「全部有关工会」仅指那些直接受卡片制度影响的工会而言。显然所指的是后者。同时，他们也并未采取步骤通知工人群众，如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则希望他们如何行动。从以后的发展看来，似乎贯彻这个决议的条款留待工人自己的主动。工会领袖们从专员的信中，从福勒在议会的声明中知道得很清楚，卡片制度是不会被撤消的。因此他们应该对他们的会员关于原定在八月二日的罢工发给明确的指示。但兰得威克工厂一千三百个工人却恰如其反地照常在七点半上工，只是在「澳大利亚机器工人协会」会员发觉卡片制仍在执行时，才于九点钟停止工作。伊夫里铁路工厂大约有三千个工人也停止了工作。另一些工厂和仓库的各种不同部门的工人也跟着兰得威克和伊夫里停了工。平常，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总数为五千七百人。一天快过去了，罢工的有四千六百七十三人，而仍有一千零二十七人在继续工作。根据稍后所发表的数字，八月二日各部门参加罢工的工人总数为五千七百八十人，而可能参加铁路与电车工人总罢工队伍的总人数约有四万二千人。
八月二日下午，在悉尼工会大厅召集可能被卷入的十四个工会的代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没有拟订如何处理这场纠纷的任何具体计划，仍然抱着能达成最后协议的希望。与罢工领袖们的犹豫不决相反，铁道专员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当即发出命令：减慢电车、火车的速度，并缩减行车次数。这应该能使工会相信政府是要认真干一场的了。
八月三日，很多火车司机、擦车工人、铸模工人、制锅工人也都卷入了这场纠纷。代理内阁总理福勒的一个表明政府态度的、挑衅性的公开声明更给愤激的群情火上加油。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为数有限的一部分人现在控制着几个工会，他们完全失去了爱国的精神与责任感，并故意以他们的行动帮助文明的敌人获得成功。」福勒广泛地用扣上亲德的帽子的方法来诋毁整个罢工运动的领导。这不仅使领导人的动机蒙受嫌疑，而且也使所有工会会员的智慧遭到侮辱。「十之八九的人并不知道罢工究竟是怎么回事，」福勒说，「他们是盲目地被少数危险的领导人物引到这可怕的纠纷中来的。」事实恰恰相反。工人在种种悲惨境况下吃苦受罪，忍无可忍；他们一心渴望着展开一场斗争，并推动着领导人起来行动。领导人由于长期的和平仲裁法庭的实际应用，已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斗争的勇气。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会员是一种危险，这危险比他们对政府的危险还更大。福勒再一次暗示：政府仍然准备在卡片制度实行三个月后举行一次公开的调查。但是妥协的余地是没有的，工人必须遵照政府的条件复工。为了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并使中产阶级的情绪转过来反对工人，福勒以如下的结论来结束他的声明：
「我国人民起来反对那些极端分子的时刻已经到了。那些极端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公众利益。他们对于从战争开始以来就使得我们的国家丧失体面的产业骚动，不能推卸责任。然而，还来得及避免一场严重的斗争。有见识的人早日回头尚不为晚；至于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则将后悔不及。」
声明的本意就是威胁着要清除铁路与电车部门中敢于维护自己利益的「捣乱」分子，并粉碎现存的工会，而代之以御用工会式的恭顺组织，如果它们不能约束住这些进步分子的话。以后，我们将看到政府为了实现这个威胁准备使用的手段。
卡凡那同日以工会保卫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文件表现了领导人对这个斗争以及他们自己的任务的看法。如罢工委员会所采用的名义一样，这个声明暴露出这些掌握领导机构的人的思想是如何严重地受制于「保卫战略」及与之伴随而来的妥协策略的麻痹的观念。
「保卫委员会是为了进行协商以解决这场纠纷而设立的。」这就是这个宣言的前言。这个宣言接着说，意见一致的解决基础是：
一，铁道专员恢复六月一日的时候所存在的情况。
二，政府组织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
三，如果答应了这一点，工人即可复工。
卡凡那代表委员会以这样一些恐惧的词句结束他的声明：如果不很快获得解决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事件可能扩展到所有的铁路与电车部门中去；……私人资本将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坚决和如此一致的一群人；等等。罢工领导人企图以「可怕的」前途逼使政府妥协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福勒的声明应该很清楚，只有真正的战斗才能使罢工工人得到胜利，而不是一个假的战斗。领导人一开始就不想动员工人来进行这样一个斗争，他们急忙地向政府与公众一再地保证：「在纠纷后面并没有极端的社会主义。」
八月五日，有一些会员业已罢工的组织，如火车司机、司炉与擦车工人协会和混合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集合在一起，并且正式决定停止工作。八月六日，卡凡那以保卫委员会名义宣布所有在铁路专员手里的煤都是「黑货」，并称火车司机协会和混合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的决定的意义就是：今天半夜里所有的火车与电车都将停止行驶。但是由于职业别及双重工会运动的缺点，结果一部分不为这些组织所包括的工会会员仍在继续工作。铁路与电车的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还不是整个瘫痪。专员采取了紧急指施，由政府维持主要的行车。由郊外开进中央车站的只有四十辆火车，出去的只有三十四辆，而正常时候是六百六十辆。全悉尼市有六十辆电车行驶着，每辆由两个警察护送，载送下班的人回家。铁道专员发表了一个进一步威胁继续罢工工人的声明。政府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我们现在正在以有效的办法对付一批反对国家井然有序的政体的叛乱者……政府现在发出最后一次要求，并给每个工人在下星期五即八月十日复工的机会。到三个月之后，将举行一个关于卡片制度的调查。过了星期五，则任何人都不能恢复从前的位置。罢工者将受到处分，效忠者有赏，志愿工将予以登记录用。」到此时，坚持的罢工已经开始影响到煤矿工人、五金工人、司机以及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
八月七日即罢工的第五天，已卷入罢工的有十八个工会和三万以上的工人。受雇于铁道专员的，工资工作人员中参加罢工的有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继续工作的有一万零八百一十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罢工号召中首先遇到的混乱现象仍然未被克服。就是在罢工的整个过程中也没有把它弄清楚。在被卷入罢工的职业工会之间缺乏团结与互相了解。在发出了很清楚的罢工号召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工会会员不服从他们的组织。如果领导方面预先把争执的问题大力解释清楚，继续上工的人可能会更少一些。福勒就乘机使这个混乱的现象更加复杂。他责备某些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破坏了他们组织的规则，没有经过事先的秘密投票就下令罢工。他说：「人们的心愿并不是斗争，他们只是不愿被称为工贼而已，然而政府愿意保护每一个效忠的人。」由于罢工领导人没有能够有效地击败政府这种宣传，结果使得少数比较落后的分子继续上工。这就使得他们足以形成一个核心，而围绕着这核心就可以把志愿工组织起来破坏这次罢工。
八月八日，书记公布了「火车司机、司炉与擦车工人协会的事件」。这文件除涉及其它问题外，揭露了政府控告工会领导人说他们制造「流血革命」一事是如何没有根据。火车司机协会的德高望重、奉公守法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在猛烈地反驳了福勒的示意时，简直是怒气冲天，他说他与他的同僚不是资本主义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保卫者。他说「我愿意慎重地指出，这个声明为了特殊的目的而一再单调地重述，说我们的斗争是把一个政府作为政府来加以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是在劳资问题上和政府对立。我们正和他们争论，并准备把他们当作劳工的雇主来对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是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总的命运，因此，如果说我们为革命情绪所驱使，或者说我们想篡夺国家的职权，那是绝对荒谬的……
「我的执行委员会面临不安与不满的情绪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个人为了解决这些极为显然的麻烦问题已经牺牲了我的娱乐时间。」声明往下罗列了火车司机、消防队员与擦车工人不满的几个主要原因，包括：「等候工作」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工人须在早晨四点报到，但可能要等到六点才有工作，可是在开始工作之前所等候的时间却不给工资；「脱班」，即对工人在乡间车站等候的时间不给工资；「短时间工作」，即有些工人每两星期只给九班或十班工作；还加上实在过分严格的「纪律」；遭到解雇的人没有申诉的权利。他们的书记说：这些年来火车司机一直在试图改善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可是委员对这些申诉始终是充耳不闻。这就使得他们无路可走，只好参加罢工。至于卡片制度，则正如一句总结性的而又很有意义的话所说的那样：「是落进工人大众愤懑与烦躁的油锅里的一星火花」。
八月八日星期三，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内阁去，这个代表团由以下这些组织的代表组成：煤业雇员同盟、运煤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电车和货车工人工会、海员工会、肉业工人工会、煤气工人工会以及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发言人阿·西·威利斯告诉代理内阁总理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主持这场纠纷的人认为应该号召其它的工会表明态度。因此，我们今天会见了他们。我们十分了解情况的严重性，我们很愿意为使这场纠纷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束而尽一些力。我们不想讨论这场纠纷的是非曲直。事情既然影响到其它的人，我们认为即使在这危及关头，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个办法，使你脱出困境。我们建议以下各节作为解决这场纠纷的基础：
一，州政府聘请伊德门德斯法官为仲裁人，调查全案事实。
二，在这个期间，卡片制度停止施行。
三，伊德门德斯法官一经派定，所有工人立即复工，或在所有工人均未复工前，进行一次调查。在此期间罢工不再扩大。
「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重大，正如你感到的一样；如果即使在目前能够获得一个光荣的谅解，那末威胁着使国家遭受一次莫大灾难的情况就可以扭转过来。你和我们同样地清楚，倘不解决一些问题，采矿业和别的一些工会将会在几天内卷入罢工。我们想要避免它。这就是我们今晚到这里来的原因。我们到这里来完全没有威胁之意。」
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劳工领袖的思想是如何严重地受到资产阶级哲学控制的又一个例子。对于总罢工的概念，是把它当成「国家莫大的灾难」，并把它和旱灾、洪水、烈火、瘟疫相提并论。工会领抽们丝毫不想扩大罢工并使之转变为一个政治斗争，反而最热切地想限制它的范围，把它限定在狭窄的经济领域之内。促使纠纷扩展开来的人反倒是政府而不是工会领袖。如果按照他们的愿望，他们早就简单地在这个时期就把这个斗争结束了。然而斗争既然开始了，政府好像有意「给工会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在与内阁进行不超过十分钟的秘密讨论后，福勒简短地告诉代表团说：「没有什么可谈的」，罢工的人最好还是赶快复工。
八月九日，煤矿工人、码头工人以及更多的电车和货车工人停止了工作，罢工的队伍增加到四万五千人。然而铁道专员仍能继续增加临时通车的班次，当天有七十四辆火车驶入首都，其中包括墨尔本特别快车与一些重要的邮车。另有八列货车从悉尼开往全国各地。在全天内，悉尼城的电车班次也有增加。上午八点在街上行驶的电车有八十四辆。到下午三点，增加到一百七十五辆，占正常班次的百分之五十六。
混合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书记克劳德·温普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陈述这个组织参加罢工的理由。
「目前种因于卡片制度之施行而发生的产业骚动，已经引起公众注意另一些具有严重性质的不平的情由。骚动的导火线是卡片制度，这是事实，但是整个事件则具有更广泛的根源。它是铁道专员方面施以一系列刺激的结果。如果纠纷只限于卡片制度，那末，除了在铁道与电车工厂里的人以外，不会有混合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会员的总罢工。然而当这纠纷在发展之际，仲裁法庭却对这个工会关闭大门。我们的会员在压迫制度下呻吟已经有三年多了。经过多年的等待，我们从仲裁法庭得到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裁决。协会曾试图上诉，但因为有些会员已经罢了工，仲裁法庭就拒不受理，而在同一天，却允许专员起诉。仲裁法庭适用了『极限与纺织业裁判』的判例（显然是在最低工资上降低比率的原则——坎贝尔），这实际上使每一部分及在交叉部分的每个人的工资都自动降低了。当会员们明白了这件事时，他们的愤怒便沸腾起来而不能制禁。因此就不断地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我们的委屈和铁路工人所受的委屈溶化在一起。最近的裁决如不撤消，我们所受的委屈如不加以纠正，混合协会工人就不会复工……」
把这个声明中所陈述的事实与火车司机协会宣言内谈到的事实联系起来看，可以感到铁道专员与工会之间的游击战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了。高潮正在酝酿中，卡片制度作了双方最后摊牌的一个藉口。专员与政府方面的一贯的态度看来是有意挑衅的。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理由是正确的，相信自己有力量使工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然而，他们大概是低估了普遍不满的情绪的程度，更没有预料到铁路工人罢工会从其它企业方面得到支持。但是既然开了火，就只有把斗争进行到底。工会方面既接受了挑衅，便也不得不这样干下去。
保卫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回答福勒要招募志愿工的威胁。这个声明进一步暴露出改良主义官僚作风的彻底破产，声明宣称：
「保卫委员会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了福勒先生的声明，它是一个虚张声势、错误陈词和威胁恫吓的混合物。专员不能够找出另外的人去代替目前在罢工的两万高度熟练的工人。使用劳工中的败类的结果，将使高价的机器遭到严重的损坏。
「政府没有权力剥夺已经赋予铁路与电车工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受到议会法令与仲裁法庭的判决的特殊保障的。
「至于说政府下星期五将另找人来顶替罢工者的工作的这个威胁，只是想藉此给反劳工政府的垂死的斗争打打气而已。
「自从工人为反对卡片制度举行罢工以来，其它的工会已经卷了进来。组成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工会已经决定在所有的不平待遇经由指定的法庭判决取销前，任何人不得复工。困难不在于阻止工人参加进来，而在于怎样去防止工人因为同情已罢工者而也起来罢工。除非必要，委员会无意号召其它工会也罢工。」
这个声明完全显示出罢工领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解是如何贫乏。它完全暴露出他们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并给予一个正确的领导。在福勒已经断然拒绝联合工会的调解并且通知了全国各地招募志愿工时，他们竟抱着一种观念，还认为政府是在虚张声势，这是很可笑的。并且，他们对于幻想专员不能招募人来代替两万名熟练工人这一点也未免太强调了；尤其是从甚至在那时候还在通车的干线火车和电车来看，更不应该强调这一点。
至于谈到志愿工用不熟练的技术操纵高价的机器所可能造成损失一节，阶级斗争的基本知识就应该使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损失在雇主阶级与其政府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一个最后能彻底粉碎工会运动的胜利而付出的低廉代价罢了。
这个文件也暴露出罢工领导者对资产阶级立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真的信赖。改良主义者的特征就在于此。这是由于他们对国家的作用及职能根本不了解的结果。「政府没有权力剥夺……权利，」「这些权利是受到议会法令……的保障的，」等等。罢工领导者很快就在资产阶级政府「权力」方面得到了一次实例的教训，这使他们马上就在实践中认识：如果工人自己不是相当坚强并有足够的决心来保卫自己的权利，那末，单是议会法所提供的保障是十分可怜的。他们很快就具体地领会了当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自己阶级的特权受到危害时，他们是怎样藐视自己的法律的。
所有的证明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政府是极端认真的，并不是「空口吹牛」，也不是「为垂死的斗争打气」。它只是慢慢地稳步地把主动权争取过来，准备给工会运动一个全面的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对铁路与电车工人的工会。假使罢工领导者对阶级斗争的规律稍有点滴的体会的话，他们便会对情况有一个正确的分析，他们就会不是阻止其它的工会出来罢工，而是计划扩大这场斗争。他们应该采取步骤，使罢工有组织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听其自流。他们不应在专员方面招募足够的志愿工的困难上投机取巧，而应该组织一个强大的运动来防止这件事发生。但是领导者都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支配着这个运动的，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因此，工人不得不经过艰难的道路，从惨痛的经验中学习。
八月十日，「黑色星期五」，是政府最后通牒期满的一天。天明了，然而罢工群众仍然坚持着罢工。工会得到了通知：凡从星期一即八月十三日以后，所有铁路与电车部门中仍然罢工的工人都将予以解雇，并且剥夺其退职金及其它权利。并且还要请求法庭取销所有的铁路与电车案件的裁决，撤销这些工会的登记。次日，保卫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枯燥的、泄气的宣言，详尽地陈述了据传说的一些铁路经理部门的拙劣无能的例子。宣言的中心思想是要求指派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些指责的事实。宣言说：「卡片制度也许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实际上却是普遍的不满情势的最高顶点，是压断骆驼背的最末一根稻草。人们不信任卡片制度，因为他们知道铁路部门的内部工作中的腐败无能、处置失当。……」
看来这好像就是唯一的努力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依然无意扩大罢工的争执使其超出卡片制度的范围。在下一步，也并没有说到火车司机及混合线路与电车工人协会会员的悲惨境遇。可以想像的是：此刻罢工委员会的战略是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据说是存在于铁路与电车事业中的管理不良的情况上去，并要求指派一个皇家委员会来澄清这些问题。这种战略，如果还能称之为战略的话，是正中政府之意的。政府在开始时就表示愿意在卡片制度实行三个月之后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从现在起，局面大体上只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当工人仍然在罢工的时候，立刻就指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究竟是只调查卡片制度还是也调查有关工会所提出的其它的问题？政府仍然坚持要求工人在卡片制度下复工，复工三月后届时即举行所应允的调查；至于其它问题，政府认为与这场纠纷无关，而是有待法庭解决的事情。这样，罢工委员会的战略既未扩大斗争的基础，反而帮助政府使斗争的范围更加缩小起来。其实，罢工委员会应该草拟一个体现着所有参加罢工工人的悲惨境遇的「要求宪章」，并使之成为正在发展中的广大的群众运动的战斗纲领。从前述的事实看，全面增加工资的要求显然是牵涉到最主要的经济问题的。本来可以用政府的宣传来反击政府而把斗争的政治水平予以提高的。本来可以指出：实际上背叛民族的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而不是工会；这些正在进行着一个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他们正在向人民的自由进攻，庇护着发战争财的人，并企图扼杀作为澳大利亚民主支柱的工会运动等等。这样，罢工委员会才能把主动权从福勒及其同僚手里夺过来，并进而展开攻势，而不单纯是一个防御性的斗争。马克思说过：采取守势是武装起义的致命伤。可以同样正确地说：被动防守是总罢工失败的原因。
八月十二日，即星期日的报纸，整页地刊载了政府通告的全文：
告新南威尔斯人民书
不列颠及其协约国的敌人已经成功地把澳大利亚卷入了一个总罢工之中。
在目前，他们已经使我们国家支持大战的努力陷于瘫痪。罢工的背后潜伏着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与直接行动派的代表人物。各工会竟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而变成了背叛分子与革命党人的工具。
一个企图阻碍澳大利亚对大不列颠及其协约国加强支持的阴谋，过去两年来一直在酝酿着。每一个罢工者都被叛党所利用。每一个罢工者都天天唱着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圣歌，并且按着他们的音乐节奏前进。政府并不反对工会，所有志愿复工的工会会员，其会籍都将予以承认，并且都可以被记名接受为根据工会法登记的新工会的会员。
谁拥护澳大利亚和协约国？
政府在实际上做的是尽量把罢工限制在原来引起事端的狭窄的经济争执上，然而在公开的声明中，则尽量夸大罢工的目的，把它描画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当然，通告中对罢工者提出的罪状没有一项是能够成立的。孤立罢工者并利用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情绪，把舆论动员起来支持它自己的措施，就是政府的战略。
八月十三及十四两日，漆船工人与码头工人、船上招待员以及莫尔特船坞与可嘉杜的机械工人与制锅工人也投入了罢工。铁道专员实现了他的大批解雇的威胁，政府实行了条例，攫得了在罢工期间征用所有的私人车辆与摩托车辆的权力。
铁道专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在八月二日，除了出勤在国外的人之外，铁道与电车部门所雇用的全部人员为三万九千九百四十五人。他认为其中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二人是效忠国家的。八月二日以来，复工的有三百人，为顶替罢工者而被录用的有八百人。这些数字与八月七日所发表的是不符合的。八月七日的数字是：罢工者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八人，照常上工者为一万零八百一十九人，总数为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七人。但这些数字是全部工薪雇用人员的数字，因此，可以想得到，后一个统计数字是包括领薪水的高级职员在内的。如果我们把八月七日所发表的工薪雇用人员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七人从八月十四日所发表的三万九千九百四十五人的人数中减去，则可以得到领薪水的高级职员人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八人。如果我们再从上述所谓效忠国家的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二人中减去这些人数，则我们可以得出：雇用人员中有七千五百四十四人没有服从他们的工会的决定，后来又有三百人复工。这个分析表明，罢工人数仅占雇用人员百分之六十九或占整个事业部门的百分之五十一。这表明罢工委员会的自满与乐观是多么没有根据，他们认为只要坐下来等待，专员与政府就会按照他们的条件来解决问题。
如果还有必要指出来的话，政府的认真的意向的进一步的证明：就是在悉尼板球场设立的那个接待第一批志愿工的营房。现在，工会运动者应该很好地考虑官方文告中这一段重要的话了：「现在正在乡间招募志愿工，因为善良的乡村居民要比那些城市居民少些麻烦，城市居民很久以来就被为了工会的目的而严密地组织起来了。」单单这个事实，就应该促使工会多作一些工作，在乡村中扩大工会的影响。
板球场的「效忠营」是政府与雇主们所要继续大批设立的第一个与最大的一个营房。此外，在泰朗加公园、纽卡斯尔水手之家及道斯岬码头、莫尔特湖煤气厂以及在各煤田区还设有小营房。这些营房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用海军与陆军军需库中的物资装备起来的。被动员起来的自由劳工的最高数额为七千人左右。这个最高数目是九月二十六日达到的。罢工人数在九月五日达最高峰为六万八千人。志愿工对罢工者的比率为十分之一强。事实证明，这是足以打断罢工的背脊的。当然，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万九千名仍然「效忠」于专员的领薪职员，那末真正的破坏罢工的队伍更是一支令人可怕的力量。这个比例差不多变到一比二点五。
维持这样一大群罢工破坏者，就使得新南威尔斯的纳税人负担了一笔可观的款项。招募效忠的人及送他们到集中营（这个名词是政府自己创造的），以及送他们回家所花去的费用为二万四千四百八十五镑，或每人三镑五先令十便士。集中营的行政费用为四万一千九百零八镑。在板球场每人每周的费用为一镑十五先令九便士，或每天五先令一便士（今天兵营中每个士兵的供给标准每天大概为一先令六便士半）根据官方报告：「营房并没有规定供给标准，但奉指示在饭食方面对效忠分子应尽量优待。这样慷慨的待遇被认为是使营房受到人们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食物的购买、准备和服务方面花费得宜的钱，都是应花的钱。」现作的肉菜、面包、牛油、果酱与茶，每天三餐。蔬菜每天两顿。每周的菜单上有时外加汤和甜点心。志愿工被免费招待看电影及游艺表演；为了便利他们这些人，在营房里还设立了银行和邮局。医药设施由乔治·李德少校负责管理，并有大学医学院学生帮助。由于睡草褥子而引起的结膜炎给了学生们很多工作，而在泰朗加公开的营房里，则性病流行。由于根据政府的条例接收了所有的摩托车辆，营房管理人掌握了一大队大卡车和汽车，可以自由支配来进行工作。每次上工下工都有许多警察押车。板球场营房的管理人是农民与移民者协会的主席艾·克·特列佐万先生，牧人协会的主席阿弗雷德·斯班因上校则负责泰朗加公园。
反对「效忠者」的情绪高涨起来了。九月六日有一个效忠者在道斯岬码头一条驳船上卸货时，手被枪弹打穿了。枪弹是从一座能俯视码头而射手又便于隐蔽的房子的窗口发射出来的。这件事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人伤残补偿法」上这些「效忠者」处于什么地位。政府请求保险业协会规定一个保险费率。提出来的保险费率是每人每周一先令，每人可保二千镑险。这和「现行的正常比率比起来是高的，但是因为效忠者每天上工下工，整天都有受暴力侵害的危险，因此，这样的比率应该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八月十四日首次发生了一个工会职员因罢工而被捕的事件。海员工会副主席达莱被控阴谋鼓动海员非法罢工。第二天，保卫委员会提议进行秘密投票表决，看看究竟是他们所提的条件还是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可以为工人所接受。这个提议为福勒断然拒绝。
联邦政府这时出来进行干涉了。援用根据「战时紧急预防法」所制订的条例，把凡干涉州与州之间或海外航运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并设立国民服务局以便在万一海员参加了罢工的时候组织志愿工。
八月十五日，「有声望的公民」所组成的代表团向政府表示：「大雇主的组织」愿全力支持政府以击破这次罢工。政府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个表示，并提出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以组织紧急运输。包括摩托车辆运输专家盖列特斯有限公司的麦克涅尔、波依德·厄金斯及马车运输专家弗兰克·克立兰德、詹姆士·麦克马洪和艾·伊·鲁德的委员会成立了。征用马车以及摩托车辆的条例也通过了。根据这项法令，征用了五十六个主要运输公司的全盘人马和车辆装备。所有人当然得到了保证：如果遇到损失或损坏可得到如数的赔偿。这个行动是最后击败罢工的主要因素，因为如果那时食物的运输有任何中断的话，政府可能会被迫投降。附带说一句，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条例是根本不合法的，是超越了宪法中所规定的政府权力的。
八月十六日，福勒又一次呼吁工人依照政府的条件复工。次日，卡凡那回答说工人坚持如故。卡凡那说：「必须记住：即使专员能将临时人员组织得如以前所达到的秩序，也不能影响罢工。掌握王牌的是熟练工人，而他们是忠于他们的工会的。」这对于志愿工所引起的严重威胁是一个极严重的过低的估计。真正占有关键地位的是这些临时人员而不是熟练工人。如果专员能够维持必要的业务，就可以把修理和恢复工作放到罢工工人为饥饿所屈服以后来做。委员会不应该对处境感到自满并盲目地叫喊要工人坚持，而应该加倍努力把临时人员拉到罢工方面来。不这样做，胜利是不可能的。
八月十七日，卡凡那、威利斯和汤普逊被捕，并被控阴谋叛乱。主动权于是越来越迅速地落入政府之手。同日，议会匆匆通过了一些法案，解除煤气与电气事业维持对公众的供应的法律义务。另一个步骤是授权政府得在煤矿中雇用没有经验的工人。福勒给矿工在八月二十三日前复工的一个机会，如果他们不复工，便用效忠的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
八月二十日，肉类工人参加了罢工，雇主们又出来帮助政府应付这种紧急情况。一个屠宰师傅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它动员了一队外行的人来进行屠宰工作。同日，联邦政府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授权海军接收所有联邦境内的煤炭，并负责供应产业与其它方面需用的煤。保卫委员会表示出第一个显明的软弱的迹象，走上了投降的第一步：它建议在政府同意修改卡片制度与保证对罢工者不加迫害的条件下复工。这个提议遭到拒绝，政府又一次声明，政府对「效忠者」的诺言将全部兑现。
八月二十一日，保卫委员会企图挽回前一日的「失策」。它发表了一项声明，否认它准备接受卡片制度，并号召所有工会会员仍然坚持下去。以后，福勒表示内阁已经考虑了当前的情势，并再度同意了他的条件：工人必须在卡片制度下立刻复工，听候三个月后进行调查。政府对迫害问题不予保证，而「效忠者」则将受到保护。保卫委员会回答说：「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有组织的劳工完全屈服。」当它表示「争取达到一个公平的解决的意志」时，委员会「决心坚持斗争直到获得公平的解决」。最后这句话等于一句空话，因为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歩骤以确保胜利。福勒既已乘委员会最初采取防御地位时给它规定了路线，并使它走上了退却的道路，现在便更赶紧乘胜追击。他宣称：「至于纠纷的起因——卡片制度，明天就可以解决。主要的困难是政府对效忠者作了保证。这保证将全部兑现。」
福勒鉴于已经占了上风，便在八月二十四日宣布：政府将不再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罢工委员会今后将被视为非法组织。委员会对此用发布另一宣言来予以答复。宣言又一次证明了领导方面的软弱性。可耻的防御战略又向彻底屈服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宣言是这样开始的：「委员会已经开了会，并决定无限期休会。」这是一个懦怯的步骤，其目的显然在于避免被牵连到这个非法组织的罪名里去。「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复工，并同意任何其它的登记时间的方法，只要这种方法没有卑鄙的泰罗制度[21]的性质。……这场纠纷不是少数领导人所操纵的，而是广大群众对不公正及愈来愈恶劣的劳动条件的一个自由的与自发的抗议。受到这次不愉快的纠纷的影响的约有十万工人。铁道专员及联合起来的雇主们为了与这空前的队伍对抗，已经召集了二千名所谓『志愿工』。
「这次斗争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卫。我们之所以努力是为了防止劳工的光荣地位遭到无情的毁灭，而澳大利亚由于这个光荣地位受到全世界的称赞。我们现在准备如我们过去一贯的那样和主任专员公公正正地解决这场纠纷，在一个折衷的条件下复工，我们一定衷心地服从独立法庭将来对于本案中争论的制度所作的决定。」
假如政府还没有抓住关于罢工领导方面的软弱性的足够证明的话，那末这个宣言便提供了这个证明。其语调简直是摇尾乞怜，并且竟至愚蠢到去呼吁内阁的慈悲心和专员的公平感。大大地夸大了罢工人数的重要性，并且罪恶地小视了政府控制下的破坏罢工的力量的重要性。由于组织不良、缺乏纪律和领导无能，成千成万罢工的人没有被动员起来，因而几千个志愿工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向工会展开有计划攻势的政府的有纪律的控制下妥善地组织并分布起来的。
八月二十七日，福勒发布了一篇旨在描述这次罢工的政治面貌的声明：他说那些完全受罢工领导人的言论所诱惑的人，必须接受政府的确切劝告，卡片制度仅仅是一个全面产业骚动的借口。政府掌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远在实行卡片制度之前，就有一个阴谋在秘密地策划着，旨在用总罢工的手段以达到控制整个澳大利亚全局。那个企图控制全局的阴谋在秘密的罢工委员会成立前几个月就拟成了。举行总罢工的日期原来还要晚一些，但负责总罢工的人，不能控制这些红衫分子，结果，罢工比原计划的时期早几个月发起了。这就是政府说对这样的一种纠纷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道理。
「一旦罢工被利用在产业的目的以外而别有企图，一旦罢工被用为从议会手中夺取政府控制权的手段，则政府方面只能严正地面对这种形势，并且宣布，不管结果如何，必须和这种性质的罢工斗争到底。」
当然，这些荒唐的指控都是没有证据的。政府不能拿出一个文件或一个确实的具体事实来支持其可笑的一面之辞。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确曾经宣传过总罢工，并且还得到过有组织的劳工群众热烈的响应。但是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宗派主义思想妨碍其与群众运动建立任何持久的联系。况且这个组织在一九一六年就被休兹解散了。社会上对这个行动最感到欣慰的人是那些守法的职业工会职员，而他们操纵了保卫委员会。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总罢工宣传与「巨大的阴谋」、「秘密的计划」以及「地下罢工委员会」距离是很远的。这中间的鸿沟就是福勒政府也不想真要去架桥把它们接连起来的。罢工领导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清白无瑕，他们回答福勒说，如果他能证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对这次事件的影响的话，他们便立刻命令工人复工，并且感谢他指出他们错误的作法。
罢工者的情绪仍然很高，每天都出现团结的新例子，甚至市参议会所雇的信差都不愿继续他们日常的职务；同时自由劳工为了反对他们工会的职员，也把马车停在街上，进行罢工。
八月三十一日，悉尼市长鲁·德·米格尔答应做保卫委员会与政府间的调停人。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委员会这时准备在卡片制度下复工，只要能保证不加迫害并对这次事件中其它争执的问题进行调查。政府则决心逼使他们完全地、无条件地投降。
当市长与政府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时，在市政厅开了一个五千罢工者的群众大会；大会表示了对政府态度的坚决反对并重申继续抵抗的意志。制锅工人工会的科尔科兰先生提出了主要的议案，他表现了改良主义职业工会职员的典型的「尾巴主义」。他否认这种说法：罢工者被一些拿津贴的鼓动分子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了。但是他接着指出：「发起者不是那些领导人，而是工厂的工人，并且他们强迫他们的职员去行动。罢工领导人只是按照工人说的去行动而已」等等。
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幸竟是千真万确的。支配九十年代的运动的自发性到这时还没有得到克服。只要这个自发性高高在上占据着支配地位，整个运动就得付出大量的代价。
八月三十一日，工会组织中也出现了第一次公开的分裂。澳大利亚工会破坏了劳工统一战线，因为那天铁路工人分会的书记波德金指示在灌溉区的会员搬运一切货物，不管它已被宣布过为「黑色」货物与否。
九月三日福勒通知鲁·德·米格尔先生说，他起草解决问题的新条件是空费时间的，因为政府要考虑的唯一的条件便是政府自己的那个条件。保卫委员会发表了如下的声明，来回答这一件事：
「委员会对州内阁最近的宣言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感到遗憾，现在已有必要使政府与广大的公众知道我们决心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已经宣布了我们的意向，要求其它工会，包括澳大利亚工会在内，不要搬运任何以前为『黑色』劳工所搬运过的东西。」
这又是空话和毫无意义的辞句，因为保卫委员会并没有为了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而采取任何步骤。如果这句话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意味着号召扩大罢工，这正是工人的心情与罢工者的情绪，这样一个号召可能会得到热烈的响应。就连澳大利亚工会的会员也会丢开他们胆小如鼠的领袖，来响应这个号召。并且，就是在这为时已晚的时候，这样一种行动仍然可以为罢工者夺回主动权，并可能使局面转变得有利于他们。但委员会却相反地发出阻止其它工人参加斗争的通知。通知说：「罢工委员会关于不准搬运任何已宣布为『黑色』的货物的政策仍然不变。但是要其它产业部门中的工人继续工作是有着巨大困难的，因此纠纷很可能会扩大。」
罢工委员会的这些忧虑立刻被证实了。就在这一天乔治·赫德逊的木材行的工人罢工了，穆尔特湖煤气厂的工人也继起罢工。然而这时政府的「紧急时期服务」已经组织得这样好，以致在一小时之内就用二百五十个「效忠者」接替了煤气工人的工作。
九月六日产业委员会插进手来，和保卫委员会开了两天的会，要他们接受政府提出的投降性质的条件。在高唱过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勇敢论调之后，保卫委员会代表与铁路罢工事件有关各工会决定接受政府的可耻条件。 这些条件是：
一，八月一日已实行的卡片制度仍然继续。到第三个月终了时设立皇家委员会。
二，每天工人得有机会在他们自己的卡片上加签。
三，各工会得将其所受不平等待遇的情由书面开陈，呈交根据一九一二年法令所任命的特别和解委员。
四，属普通法院管辖的案件应立即移送法院。
五，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以内的案件，则由委员提交内阁；内阁将修改法令，使法院有权管辖产业方面而不是行政方面的事件。
六，铁道专员在填补空位的时候得自行斟酌决定人选，但是在任用人员时应首先考虑八月一日前受雇的申请者。
七，双方互相谅解，复工不得心存怨恨，雇用不得施行惩罚。
这些条件在九月十日的铁路工人群众大会上加以宣布时，会场上掀起了极大的喧哗。工人对工会领袖与保卫委员会表示强烈的愤怒。对于在其它产业中罢工的工会没有得到机会与雇主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前就复工的思想尤其表示反对。虽然的确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工会必须撤换领导，继续斗争。但并没有大力来坚持这个建议。工人绝不相信他们现在已经是失败了。在解决条件中所暗藏着的迫害威胁并没有使罢工委员会的「出卖」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保卫委员会在它自己的正式声明中也显露了对条件的普遍的不满。
「多数直接参加罢工的工会都同意接受。但有几个工会坚决拒绝。有一些则一时不能作决定，委员会认为整个纠纷有重起的严重危险。」
复工与开始罢工时同样都是毫无组织的。有些决定复工的工会的会员在报到上班时，发现要他们填一张「离职罢工者重新雇用申请书」。作为对群众抗议的一个让步，「离职罢工者」的字样总算删去了。虽然如此，仍有成千成百的人拒绝填这张表格。在九月十二日专员发表的数字中，有九千八百四十九人在报到时填了表，有一万零六百五十二人拒绝填表。但当行动不一致的现象变得很明显的时候，工人便开始去填修改后的表，每天达一千人之多。
强迫其它产业部门中的工人复工还费了―个月的时间。矿工在十月三日才复工，而海员与码头工人则一直罢工到十月十八日为止。卡凡那和他的同僚这时得到释放。法院断定对他们指控的罪名，有两项不成立，而第三项则仍然要他们在传审时到庭。他们之被以捏造的罪名而逮捕，已经起了它的作用。这已经把他们仅有过的倾向于进行斗争的一点小胆量给吓跑了，并确保了他们会发生有利于迅速投降的影响。
这斗争对于政府方面时常产生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在一个正式的报告中被论及[22]，并对于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极有趣的侧面观。
「从罢工开始，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之中有：
一，政府为了消除公众的恐慌并防止公众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未经业主同意就接收私人财产和服务事业而加以经营、利用和管理，这种作法会形成怎样的法律地位？
二，议会在为公用事业制订规章时，在合理的可能性范围以内，对某些情况无法预料；公用事业管理人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这类事业时，他们的法律义务应免除到什么程度为止？
「关于第一个问题，当然很明显，接管私人财产与服务事业是非法的，并且可以以禁令而予以制止；私有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侵犯，虽然考虑国家的需要，但法律对于犯法行为，不论以国家名义所作还是普通国民所作，是一律不加区别的。
「执行当局表示它不惜去作构成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但是在它表明这种态度以后，它所得到的支持，使得它不必采取不为那些私人权利受了影响的人甘愿地并一致地支持的任何步骤。
「大家都承认，在国内常发生群众骚动，『那时由于法律本身的原因，法律的条文必须遭到破坏』。」（着重点是我加的——坎贝尔。）
政府行动的法律问题事后在要求取消矿工同盟的登记时，在联邦调解和仲裁法庭中提出来了。仲裁法庭将此事移到高等法院，它请求高等法院决定接管煤矿的布告是否有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但在请教了「所罗门的智慧」以后，高等法院这样回答：「此事应视其必要性如何去决定，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答复。这样就把这件事完全交由主持仲裁法庭的法官希金斯先生去决定。他的答复很清楚。他说，「布告是完全无效的，并且其价值还不及写着布告的那张纸。」
另一个有趣的侧面观是毛皮业的事件。毛皮业的雇主们要求工人填一张保证书作为重新被雇的条件，保证不反对雇主请求仲裁法庭撤消毛皮业工人工会的登记，并保证他们愿意退出这个工会而加入雇主们所设立的新工会。这案件被提交到仲裁法庭，法官海登先生发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关于雇主与工人在法律面前有平等权利的说教。他的说教恰好无意中证明了法官的裁判是如何沉重地压迫工人。这是很难得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真正内容完全清楚地给揭露出来了。劳工运动应该提议向海登先生举行一次感谢表决。
他说：「雇主们要求撤消登记当然是对的，但工人有权利反对这一点；他们也有权利说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参加任何一个工会。
「如果工会做错了，雇主们要取消这个工会并不算错。然而，事情本身也许是对的，但是做法可能错了。有时即使目的是值得辩护的，但是方法可能不得当。
「一个人杀了人，应得死罪，他必须经过适当的审讯与判决，必须经过执法官员之手去执行。他可以被处绞刑，但不能对他用私刑。本案雇主们所作的是企图对工会施以私刑。」
因此根据这个论证，我们可以推论，这个工会与其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会都应该被合法地绞死。
政府与雇主们拼命争取他们的胜利，并想使工会在未来许多年内无力再起来斗争。他们设置了一些忠诚工会来代替旧有的组织。在铁路与电车部门尤其搞得厉害。但是这些「忠诚」组织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有一个还维持下来，在铁道部门中起着原来规定的分裂作用。但全国铁路工会今天只不过是寄生在真正的工会运动身上的一个可恼的寄生虫而已。其它的工会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一九一九年爆发的罢工浪潮所造成的损失大致与一九一七年所损失的工作日一般多。澳大利亚劳工运动显著的特色在于它惊人的恢复力量。工会一个一个地经常受到雇主或者政府的严重打击，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能很快恢复，并在一两年内重又掀起比过去更富于战斗意义的斗争。这是前途乐观的预兆。
五 组织一个大工会的尝试
在一九一七年罢工中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之一，是在各种职业工会中缺乏团结。这个因素在紧接着罢工瓦解后特别受到注意。在各工会中以及在劳工理事会中都提出了许多加强产业运动的组织方案。在以后的辩论与讨论中出现了组织一个大工会的计划。澳大利亚工会运动者为统一的工会运动的思想所引动，这不是第一次了。在一八九一年的巴拉莱特各殖民地工会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威廉·兰恩的建立一个全澳大利亚劳工联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在昆士兰州以外实现过。那时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我们已看到，以后的发展才空前有力地证明了在产业范围内建立一个比较紧密地结合的劳工组织的必要。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悉尼召开了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有一百五十个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大工会的计划并得到通过。计划的前言显然受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学说的鼓舞。然而，它是一九○五年与一九○八年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两个前文的修正案。它表示出澳大利亚积极分子已经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与错误中吸取了一些教训。这个前言给劳工运动一个确切的社会主义目标。它要求「一个彻底的变革，即废除生产手段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它也从工团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宗派主义立场前进了一步，承认政治活动与产业活动同样必要。提出来的组织机构和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计划稍有不同。
计划经过其它州的工会大会的讨论，并且最后在墨尔本全澳大利亚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然而和二十七年前的巴拉莱特计划一样，这一个大工会从来没有得到实现，它被职业工会的职员、劳工政客与澳大利亚工会官僚的反对所破坏了。起初澳大利亚工会对一个大工会相当热心并在「工人报」上进行鼓吹。但当澳大利亚工会派发现自己不能在这个新组织内部占支配地位时，就立刻从支持转而激烈地反对整个计划。一个大工会最接近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是矿工联盟通过了这个计划，并把他们组织的名称改为澳大利亚产业工人工会采矿部。然而仅仅更改一个工会的名称，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的工会。其它工会对批准全澳大利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问题很少作为，甚至完全无所作为，因此一个大工会的计划终于成了泡影。
一个大工会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想一下子就消灭职业之间的差异，用强迫的手段迫使各职业工会在新组织里放弃它们的特性。职业的传统与偏见都十分顽强、十分根深蒂固，远非一夜之间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去掉的。产业工会运动比较职业工会运动无疑地是进了一步，后者已与现代工业的情况不再相适应，但是产业工会运动要想在职业工会之外或者跨过职业工会获得成就却是不可能的。产业工会运动只有通过那些认识到产业工会运动的好处的人，在现有的各职业工会之中继续工作，按照它们的发展情况，努力争取紧密的团结、合并、联盟与吸收，才能达到实现。至于纸上空谈的计划，不注意到现有的运动是什么情况，而想要用另一个完全新的东西来代替这个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管那个计划表面上是多么「科学」。
在总结大战时期的这一段历史中，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得到彻底考验改良主义与革命工团主义两个极端派的机会。两者都同样表明是毫不中用，因为两者同样都是自发性的产物，置工人运动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改良主义与工团主义共同的根源经列宁揭发如下：
「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他们时而说一切都是由于有些心怀恶意的人『嗾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时而又以工人政党是个『和平改良党』来妄自安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底直接产物，因为这两种思想都是随便抓住工人运动中的
某一方面，把片面性的观点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把这个运动构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环境中活动上的特点的趋向或特征宣布为互不相容的东西。而实际的生活，实际的历史本身，却
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也像自然界中的生活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突变，即激进过程底间断一样。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突变』，说明工人运动与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一种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排斥『细小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国会讲台。其实，后一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到来，而不善于收集那些造成这种伟大事变的力量。前后两者都阻碍着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阻碍着把工人团结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灵活，在
任何条件下都能好好动作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白认识本身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23]
[1] 勒·勒·夏基：「澳大利亚在前进」，第六—七页。
[2]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论帝国主义战争」附录之十一，第四六八—四六九页，伦敦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
[3]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二四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4] 安东尼·宾巴：「美国工人阶级史」，第二三〇—二三一页，美国国际出版公司一九二七年版。
[5] 安东尼·宾巴：「美国工人阶级史」，第二三一页，美国国际出版公司一九二七年版。
[6] 安东尼·宾巴：「美国工人阶级史」，第二三二页，美国国际出版公司一九二七年版。
[7] 列宁：「论国家」。
[8]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六三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译者。
[9]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六四、六五、六六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译者。
[10] 列宁：「论和平的口号」。
[11]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十卷，第九二四页。
[12] 同上书，第十二卷，第三七页。
[13] 「新南威尔斯政府年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第六三一页。
[14] 同上书，第六三九页。
[15]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十二卷，第三页。
[16] 同上书，第一百一十卷，第九二〇页。
[17]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九卷，第四二一页，及第十一卷，第五五〇页。
[18]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四卷、第一〇八三页。
[19]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七卷，第五五四页。
[20] 同前书，第二卷，第五五六页。
[21] 泰罗制度（Taylor syatem）亦称「赶快制度」，是美国工程师泰罗最先宣称的一种所谓科学的劳动组织方法；这种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资本家企业用来无限制地拔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以增大剩余价值。——译者。
[22] 「新南威尔斯产业公报」，第十三卷特刊第二号，一九一八年二月。
[23]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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