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二章

母校

　　我生命的许多方面都与莫斯科大学相联系。假如没有大学，我的生活将会不同，对此我坚信不疑。假如没有我在大学获取的知识，假如没有我在拥有巨大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首都的生活经历，我的生活轨迹将会不同。
　　1950年，我中学毕业，获得银质奖章。当时我19岁，是应征服兵役的年龄，所以我必须打定主意。我还记得完成中学学业后与父亲的谈话。
　　“你准备做些什么，是去读大学，还是我们继续在一起工作？”
　　“我要试一下……”
　　事实上，我已经打定主意，要继续我的学业。这是我和许多同学的共同态度。结果，我们中学两个班的毕业生都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考虑到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的事实，这样的态度是能够理解的。工程师、农学家、医生和教师短缺的现象十分普遍。所有毕业班的学生都决定上大学。
　　我的梦想是能够进入莫斯科大学。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喜欢物理、数学、历史和文学……我向鲍曼学院、能源学院和钢铁学院发去了问询函。人们也许认为我以前与机器打交道的经历，有可能促使我选择相近专业。但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选择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我向招生委员会提交了入学申请，然后静等回音。时间正在过去，但我还是没有收到回复。
　　与此同时，我继续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未能收到大学回复这件事令我心神不宁，我征得父亲同意，去邮局给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发出一封回电已付的电报，请他们讲清情况。回电很快就来了：“你已被录取，并安排了住宿楼。”
　　换言之，我被直接录取，甚至没有面试，也不需要参加笔试。显然，决定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工农出身”、我的工作经验、我的预备党员身份，当然还有我获得的政府奖章。另外，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也许起了作用：我是学校的共青团书记、边疆区团委委员。说到底，我是能够“优化”学生的社会品质的合适人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我满心喜悦，作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艰苦不再让我感到困扰。我头脑里持续回响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我去莫斯科的旅途值得一提。这是年届20的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行。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旅途的开端就有历险的味道。父亲和我搭便车前往提考茨卡娅火车站。他将我送上车，直到我在三等车厢找到一个座位，他才满意地下车。我们相互说再见的时候是如此动感情，以至于父亲忘记把火车票给我了。
　　我发现我是无票乘车，而且不久检票员就出现了。要不是所有乘客都站在我的一边并对检票员进行解释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他父亲送他上车的，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退伍老兵。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吗？”检票员不得不退让，但仍然在下一站强迫我购买了去莫斯科的车票。这是一笔未曾预料的开支，但别无选择。我从普利沃诺耶村到莫斯科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平生第一次与各种各样的人近距离相处。车上有不少乞丐，其中一些是战时伤残人员。他们待在车上没事，因为每次检票员要“照章办事”时，旅客们就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战争结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而已。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顺路去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洛涅什、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战争的遗迹随处可见，这些毁灭性伤疤让人看得怵目惊心。有好几次，我专门搭乘经过斯大林格勒的列车，我一早到达这座城市，傍晚或夜里离开去莫斯科。我在城里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山，造访发生激烈战斗的战场。甚至是在战争结束后好几年，土壤里仍然密布弹片。我捡起一些弹片，保存了很长时间。这座饱受蹂躏、但未被征服的城市的另一个地标就是巨大的胜利电影院。如果能挤出点时间，我一定会进去看部电影。
　　回过来再谈谈我的第一次首都之旅。一路上每当列车停站，当地人就会拥上前来兜售酸奶酪、腌黄瓜和煮土豆。我并不需要这些食物，因为母亲已经为我带上了吃的东西。但旅客们喜欢吃午餐时喝上几杯，纷纷购买腌黄瓜和泡菜。
　　这一切从我的记忆中蹦跃出来，讲述旧事也会荡起旧时的情感涟漪。显然，如果一件事是人生的第一次，尤其是这件事意义非凡，那么它就将永远留在记忆中。
　　我将行李箱存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的寄存处，直奔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大学。莫斯科令我折服……行人告诉我如何前往莫大。我第一次乘坐莫斯科地铁的经历既尴尬也有趣。第一次登上自动扶梯，我觉得快要跌倒了。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根本没有看看自动扶梯是什么样子就一步站上去了。不仅是在莫斯科，而且我去世界各地也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
　　开学之前，我接到通知去系主任办公室，我想他们要对我做一番考查。我受到法律系的热烈欢迎，并被告知各种注意事项。我看到了课程表，看了所有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通知，还作了笔记。正要去坐落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宿舍，几个记者要我花几分钟跟他们走一趟。我们来到马涅日广场，那里已经聚集着一群来自其他院系的新生。记者们以马涅日广场和克里姆林宫为背景为我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9月1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我保留这张报纸作为我新生活开始的纪念。
　　对我最为新鲜的也许就是在首都居住。这里充满了新奇事物。我来自一个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的村庄，那里的南方夜晚总是突然降临，星星大得像明灯一样悬挂在空中，春夏季节空气中散发着花朵、树木和庭院的气味。突然间，有轨电车隆隆作响而过，电灯将夜晚照得雪亮，一簇簇人群举目皆是。莫斯科的拥挤和喧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写下这些文字，然后想到：是的，情况确实如此，但那远远不能与今天的街道相比，汽车和人群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的印象是，那时候人是重要的，而现在人却造成了种种不便。这使人们产生逃避的渴望。确实有人逃离城市，回到他们原来的乡村中去。而且，世界上大城市已经出现居民人口减少的现象。但情况并不相同。墨西哥城正在扩张之中，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这座城市及郊区。当你乘坐“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到京都，你的印象是东京永远不会有尽头，到处都住着人。
　　起初，我必须认得从宿舍楼到索科尔尼基地铁站的路，这个地铁站距离莫斯科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最近。然后，我乘地铁从索科尔尼基站到奥克浩尼——利雅得站。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与同学们一起探究莫斯科这座城市。我们行程中的气氛，特别是学生团体中的气氛简直是棒极了，相互之间十分友好。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剧院（我在这里第一次观看歌剧和芭蕾舞剧）、特列季雅科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我第一次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去莫斯科地区远足，第一次参加十月革命日的游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令我极为振奋。
　　但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我们在索科尔尼基的那座不起眼的学生宿舍楼。每天，我们到母校的出行距离是7公里，需要乘坐地铁、有轨电车和步行。不过，在莫大学习的五年里，我们只去过莫斯科不到一半的地方。但是，我能记得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小径、居民楼周围群岛一般分布的学生宿舍、鲁萨科夫斯卡亚街的莫洛特电影院、卢萨科夫俱乐部、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旧广场（可惜只有很少的部分留存至今）的独特风味、布克沃斯托弗斯卡亚街的旧公共浴场、索科尔尼基公园等。当然，还有高尔基公园——莫斯科人喜欢去的公园。
　　我记得在我遇到赖莎之后不久，我是这样成为笑柄的……公园里有许多游乐设施，其中一些提供了展现年轻人力量的机会。我身体强壮，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上一手。事情进展得不错，直到我们来到一部奇特的游乐设施跟前，我必须两脚站在脚蹬（如同可以上下蹬踏的马镫）之上，但不是向下踩，而是要向上提，设施上的仪表就能测出你的提升力量有多大。我以为能向赖莎展示我的强壮，但是……我把腰给闪了，直不起身子来。我十分尴尬，赖莎笑个不停，但我一点都不想跟她一起笑。于是，我们只得直奔地铁站而去。
　　大四那一年，我和其他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一幢新宿舍楼，两个学生合住一个单位。莫大的这幢新楼被称为“乡村大宅”，我们甚至一两个星期都没有离开过宿舍。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大一新生20个人住一间，大二11个人住一间，大三6个人住一间。
　　新宿舍楼内有一个餐厅和一个茶吧，在茶吧喝一杯茶只要几个戈比。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一盘盘面包，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如果加上一点芥末酱和盐，面包的口味更佳。还有一家理发店和洗衣店，但我们通常自己洗衣服，因为没有那么多钱。莫大拥有本校的综合医院，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村里没有这种医院，只有一名助理医务人员。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十分宽敞的阅览室和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可举行各种业余体育活动。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世界，学生联谊会拥有自身的不成文法律和规章。
　　如同所有学生一样，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人文学科院系的助学金是22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指数）。的确，我有一次获得580卢布的奖学金，以奖励我的杰出学业表现和社会工作。这种奖学金的名称是加里宁奖学金。每到月底，我们必须勒紧腰带，食用从店里买来的豆子。尽管如此，我们会把最后一个卢布花在电影票上，而不是购买食品。
　　从一开始，我就对大学学习充满热情。学习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而且让我兴趣浓厚。来自莫斯科的同学会嘲笑我，因为对我来说新鲜的东西却是他们自上学开始就早已司空见惯的。我并不介意去学习和发现许多新事物。莫斯科人却害怕被人视为无知。到大三阶段，我能够在学习讨论中与班上最好的同学抗衡。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杰出的教授，其中大部分撰写法律学方面的教材，而且写作范围不仅仅限于法律学。讲授刑法学的教授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他的讲课极为出色，我们从大一开始就喜欢他。有时我们甚至会逃课去听他的课。这位教授的嗓子不好，讲课时会感到喉咙发干，这是一种职业病。所以，他总是在桌子上放着他的水瓶和水杯，开学、上课和参加集会他都是这样。两个小时的课结束时，水瓶里的水就会下去一半。但有一次……
　　课已经上了一会儿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清洁女工走了进来，将水瓶和水杯放到教授的桌上。她比平时晚了一些。我们已经是大四的学生，感觉是系里的老资格了，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当那位清洁女工送来水瓶时，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骚动。教授察觉到了发生的事：
　　“同学们，即使是讲最好的课也需要加点水。”
　　我跟着萨克提副教授学了一年半拉丁文。他是一位年长的老牌教师，讲课充满激情，每次上课都会拖堂。当我们没有听懂或是提问时，他就会显得急躁和紧张。他在大声朗读西塞罗的演讲辞时会进入情绪无法自控的状态。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教授，我们都喜欢萨克提。我们决定给他送生日礼物。有人问道：“你们看到他的公文包了吗？”这是一个大号公文包，已经陈旧、磨损和变形。我们共同出钱为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大号公文包。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以优等成绩从母校毕业，得到“红色毕业证书”。但我有两个4分，比最好成绩少一分，都是拉丁文课的成绩。萨克提副教授看到我的其他课程全是5分，只有拉丁文课程是4分的时候，他的反应十分有趣：
　　“戈尔巴乔夫同志，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错。”
　　我们都发出会心的大笑。
　　因此，看到贴在毕业证书上的成绩单，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萨克提副教授的身影。
　　我们的法律系有多棒？法律系提供宽领域、多方面的教学。我十分赞赏系里的一组历史学课程：国家与法律的历史与理论、政治学说史、外交史。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与经济系相同，哲学史课程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逻辑学、拉丁文、德语。最后是一组法律学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和精神病学、刑法与民法诉讼、会计学和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法和家庭法，当然还有国际公法和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与法律等等。
　　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学习法律学就必须具备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运作方面的坚实基础，因此必须掌握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对我而言，大学是科学殿堂，是汇聚国家感到骄傲的高端人才之地，是青年人能量、动力和探索的源泉。在这里，学生能够接触到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民主传统，这个传统历经艰险延续下来。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都将能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和讲课视为一种荣耀，其中许多人担任理科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都出版了几十本署名专著和课本。老师们的讲课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些范围广阔的人类知识是我前所未闻的，为我们传授了科学思维逻辑。即使是在最为萧瑟的时期，社会生活的脉搏依然能够在莫霍瓦亚大街的大楼里触手可及。“追求真理”和有益批评的精神延续下来，即使有时不得不采取隐秘的方式。
　　当然，人们不应该美化大学的真实状况。我在莫大的前三年处在“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一股新的报复浪潮，不受限制地开展了反对“无根基世界主义”和“谄媚西方”的运动，还有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
　　当时处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1938年斯大林有关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定方案的支配之下，该书被赞为最高阶段的科学思想。大学主管干部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个星期起就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对一个教授关于某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批评意见。我的室友是一个战争复员军人，在我们年级中年纪较长。他对我说：“你应当留着你的话，等到你通过考试以后再说。”我没有接受他直率的规劝，但接下来就是考试。我开始回答得十分自信，但答到一半时我错引了一本书。教授显现出错愕的表情，我立即改正了错误，但已经太晚了。
　　他坏笑了一下，在记录本上写下几行字，然后就不再听我的回答。考试结束时，他掩饰不住高兴，说道：
　　“哦，戈尔巴乔夫，是不折不扣的4分。”随即将分数填到我的成绩册上。
　　我决定不参加重考，尽管我的其他课程成绩都是5分。这使我失去了个人奖学金，对我的个人声誉尤其是我的钱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
　　我认为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严密的监视。人们能够感觉到顺畅运作的思想控制制度的存在。对官方路线的细微偏离或缺乏信仰的企图，至少会冒风险，在团的会议或党的会议上受到训斥。
　　对教授实行一场新清洗的说法传到我们的耳里。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如此站不住脚，以至于学校当局不得不予以撤回。例如，一生都在研究基辅罗斯的著名学者尤什科夫^[1]被贴上“无根基世界主义”的标签。
　　在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尤什科夫准备接受批判。他身着十分寒酸的装束。他站到讲台上，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了一句话：“看着我。”面对人群的是一个身穿“托尔斯泰衬衫”的人，腰上系着一根绳子而不是皮带，手上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一个遵纪守法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房间里的人大笑起来。人们没有进行空洞的假科学批判，常识向激动的人群传递了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是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的话，我们一定是疯了。”尤什科夫的案子被取消。
　　我们喜欢尤什科夫教授的讲课。他的讲课不像是正式的授课，而像是“轻松的谈话”，内容包括那些很早以前的激动人心的故事，那些有关我们祖先的生活。尤什科夫教授对纪律的要求十分严格。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可以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玩笑”。比如说，我们这样问他：“教授，你为什么不在讲课中引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呢？”他会立即打开他的大号公文包，拿出一本书来，戴上眼镜，查找相关的语录。
　　如果说大学生所受到的大规模宣传没有留下任何影响，那么我就不够诚实。我们是时代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一些教授只不过是在“走过场”，我们学生还是真心对待我们所学的东西，虽然我们只掌握了一些表面知识。
　　教育体制似乎千方百计地防止我们学会批判性思考。但即使这种体制存在，随着我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从大约三年级起，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所学和所接受的东西。
　　法律系中自由思考仍然存在的证明体现在讽刺短剧里，该剧的内容是对奥斯塔普·本德的模拟审判。本德是两本著名的讥讽小说《十二张椅子》和《金牛犊》中的主要角色。我们在1946年上演这部短剧，当时那几本十分著名但长期被禁的小说首次付印。我们的短剧模仿真正的审判。剧中有法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还有奥斯塔普·本德。法庭上各方的激辩和对奥斯塔普·本德“生活和活动环境”的评判，导致法庭判决他无罪，并得到确认。用本德的话来说就是他“遵守了刑法”。所以这一切的结果是“庭审”参与者被大学开除。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利用反“世界主义”运动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预示着一场意识形态逆行浪潮的到来。但是，获取新知识的过程，特别是在莫大这样以民主传统著称的大学，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激起波澜。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新的世界知识的获取本身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纪律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是国家和党所强调的方面。我们透彻地学习列宁的著作，这使我们获益良多，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列宁的观点。但这也使我们熟悉了他的反对者的思想。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则，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
　　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俄国特色”，这使他更加具有激情。“列宁主义”对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增补，特别是几乎被遗忘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和他的人类学探索……
　　我记得玛丽亚·卡扎丘克副教授开过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讨论课。她急于要我们相信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官方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党史各个时期的存疑之处。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我发现书本上有许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地位等同于农奴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自由旅行。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无论是否饲养家畜，都必须向国家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荒唐至极的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2]通过法律，对每棵果树征税。这位部长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果树并不是每年都结果。结果，农民们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斯大林政权把农民当作农奴来对待。因此，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就不是巧合。与我的城市同学不同，诸如“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概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现实。我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多么不公正。
　　当然，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年轻的心灵造成困扰，因为许多人都有相似的观察、经历和背景。
　　在此绝无夸大之处。我可以举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3]的例子。他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但是他们两人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叶夫列莫夫是出席1952年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选举苏共最高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演了一场戏：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打算辞去职务。叶夫列莫夫回忆道，在那个时刻，斯大林迅速扫视在场的代表，查看他们对他表态的反应。反应是“正确的”，几位代表（包括马林科夫^[4]）冲上讲台，劝说斯大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5]，称人民不能理解与此不同的结果。然后，领袖摆出姿态，好像在说：好吧，你们说服了我。
　　接着，（也许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斯大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政府官员，特别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6]。他批评米高扬对待农民过软，称他为“后来的弗鲁姆金^[7]”。弗鲁姆金是党的老干部和科学家，他反对列宁去世后推行的农民政策。斯大林概括了他对农民的态度：“我们永久性地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永久性地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农业政策。
　　正如上文所言，当我在莫大读书时，安全部门虚构了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8]。
　　这个案件引发了新的反西方宣传浪潮、反犹攻击行动和对犹太人叛国行为的指控。这是不公正和不道德之举，制造了社会的不满。
　　简言之，社会现实已经渗入到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对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最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敬爱的共产党”等观点产生了影响。1952年——1953年冬发生的一件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我的一个朋友——伏罗迪亚·利伯曼是一位战争复员军人。一天上午，他没有来上课，几小时以后才现身。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沮丧和慌乱。“怎么回事？”我问道。他放声大哭。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有轨电车上的乘客嘲弄他，边羞辱边咒骂地将他扔下了车。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在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所以要弄懂周围发生的一切，内心里对教学中的繁琐哲学和教条主义产生异议，那些做法有时看上去很像是思想上的洗脑行为，其中包含着侮辱和羞辱的成分在内。
　　记得在1952年秋，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之后，一位老师认为在课上朗读全文是最好的教学举措。我认为这太过分了，递上一张纸条给他，指出我们均已读过这本著作，只是在课堂上机械地朗读该著作是对学生的侮辱。
　　这个教授即刻做出反应，顿时勃然大怒，说某个狂妄自大的人甚至不敢在纸条上留下名字，自以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纸条是我写的，一下子闹得不可收拾……这件事被汇报给共青团和党组织，上报给莫斯科市党委。当时，我担任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书记是鲍里斯·斯皮里多诺夫，后来担任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最后，这个事件被软处理了。我想“我的工人阶级——农民出身”又一次起作用了。
　　多年之后，在十分困难的1991年12月，我会见了作家贝尔亚耶夫，他与我同一时期在莫大学习。我们回忆了这个事件。他说在那些年里，用现在的话说，戈尔巴乔夫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异见分子”。当然，我不是异见分子，尽管我对当时的情况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
　　总之，我了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实生活和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感到我并不孤立。在严格意义上，我们不是异见分子。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需要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曾经读过安德烈·萨哈罗夫^[9]写于1953年3月的信件。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段文字：“我受到伟人去世的影响。我想到了他的人性……”人们可以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感受。但是，那些在斯大林时代生活并了解一切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他们试图找到斯大林存在问题的答案，又为何带着斯大林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呢？
　　无论如何，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法律系的一些学生决定前往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告别。排队的人群从早到晚以蜗牛般的速度缓缓向前，好几个小时停步不前。我们抄背街小巷，绕过特鲁布纳亚广场。那天，这个广场发生拥挤踩踏，造成多名悼念者死亡。我们在黑夜里向前走过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最终到达了灵柩跟前。
　　在此之前，我参加节日游行时远远地见过斯大林几次。现在于圆柱大厅之内，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已经去世的斯大林。
　　“将会发生什么？”我的同学和朋友泽德内克·米利那^[10]问道。“米沙，将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我认为这不仅表达了他的情感，还反映出他看到斯大林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体制。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极为有趣，而且十分紧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对缺乏自尊而感到痛苦。我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很快，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不得不细读范围很广的课外文献。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在综合性大学学习和在许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区别。
　　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与许多同学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还认识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这也是出于我做团组织工作的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朋友圈子形成了，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瓦洛佳·利伯曼、泽德内克·米利那、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利昂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托·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莉娅·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娅·雷洛娃、加利娅·达纽舍夫斯卡娅和瓦洛佳·库兹明。我与这些同学和其他未提及姓名的同学一起走进一个新的、前所未知的广阔世界。

社会工作

　　我从大一开始就参与社会工作。分配给我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是在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莱斯内斯基区的国内选举运动中心任副主任。这个区包括莫斯科两条最古老的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这份工作极有意思，能够很有收获地了解莫斯科人和莫斯科这座城市。
　　全国正在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从那时起，我参加了许多选举运动，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当时我已是苏共领导人。但是，在莫斯科选举运动中心之一的工作和第一次选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与选区成员的谈话。我邀请他们到投票站或选举运动中心来，回答他们没完没了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记下这些问题，将它们分门别类，再提供答案。
　　那时的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与今天的状况相去甚远。现在，街道上都是些具备一定舒适度的现代楼宇，如商店、文化设施、咖啡馆和餐馆等，生活十分便利。而在那个时候，街道两旁房屋墙壁的状况很差。墙的内外两面均用木板制成，外墙面质量还可以，但内墙面是用粗糙的劈材板和拼装板制成。木板之间的空间用矿渣填上。经过一些年头之后，墙体就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人在乎房屋的外观如何，他们更在乎怎样才能使房屋保暖。人们用油灰或棉花、羊毛塞住墙上的裂缝。天花板的问题最为严重，需要进行维护修补。
　　自来水和取暖设施方面问题重重，而且水电气供应设施的资金十分吃紧。
　　我们设法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但说实话，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房子都已破旧不堪，与住户的对话都是这样收尾的：
　　“请向政府转达：水电气设施都有问题，而且许多年了也没有解决。这些都不是房子，只能是棚屋。除非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不会去投票。”
　　我看到了莫斯科人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当然，在我的大学时代，我还去了莫斯科的不同地区，参观了不同的住宅。
　　与我同在共青团任职的一个同学名叫维克托·布利诺夫，他父亲是吉尔汽车制造厂的工长，住在高尔基大街。政府为他们家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新居住区提供了一套公寓，条件相当不错。我出席维克托的婚礼时去过他的家。他家的邻居是著名的女演员——薇拉·马列茨卡娅^[11]。显然，这是供精英居住的公寓。
　　此外，我还去过娜佳·米哈廖娃和莉娅·亚历山德罗娃的家，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与普通莫斯科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居住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几年之后，我来到莫斯科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一有空余时间，就来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原宿舍楼。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重访我们的“光荣”之地。然后，我漫步于在选举期间所“负责”的那些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我已经认不出来了，街道的外观已经焕然一新。
　　校友们有一个传统，毕业后每五年到莫斯科重聚一次。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莫斯科人，但许多同学在外省工作。时光留下痕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能像以往那样年轻和精力充沛。这些重聚带给我们的既有欢乐也有伤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中的老大哥沙普科，他会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中每一个同学的情况。
　　我们最近一次的同学聚会在2007年举行，大多数同学已经到了75岁的年纪。老大哥的情况介绍并不令人感到舒服，至少40%的同学已经过世，不能再来参加同学聚会。我们同意同学聚会的次数再增加一些，下一次聚会是在2010年。

共青团事务

　　在1950年——1951年期间的值得回忆的选举运动中，我的积极工作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在法律系读大一时就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法律系的规模不如其他院系那么大，但共青团员人数很多，超过2500人。后来，我当选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对于团的工作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学习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院长办公室不会因为共青团工作就降低对学业的要求。团组织的一项任务是要监察学生的政治情绪表达情况。那是在斯大林时期，莫斯科大学及其最具活力的部分必须加以特别密切的关注。
　　共青团的主要工作是过组织生活。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要负责业余活动：参观博物馆、组织看电影和戏剧、安排远足活动等，所有这些都由团组织操办。这是那些年里一支真正的力量，在大学里可谓无处不在，但没有实权。大学里发生过种种事件，有时情况会变得十分微妙。
　　在这里，我通过一个事件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理科院系学生和文科院系高年级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宿舍楼，这里的条件比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条件要好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引发了与校长办公室的冲突。显然，校长和他身边的人十分注重我们的道德情况。女生住在一个区（想一下“区”这个用语，听上去像个监狱），男生住在另一个区。这些区确实像监狱里的区，不允许来访者进入。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是个难题。做个比较的话，我可以说今天出国都比那时去另一个住宿区容易。
　　在从斯特罗门卡大街搬到列宁山之前不久，我与赖莎结婚。她的宿舍在“G区”，我的宿舍在“B区”（分别坐落在同一幢大楼的两翼）。尽管我们已是夫妻，而且已经正式登记结婚，但我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离开赖莎的宿舍。如果我在她的宿舍多停留一点时间，比如说十分钟，电话铃就会想起，警示声就会传来：“你的房间里有陌生人，这违反了规定。”我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均告失败，当时的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这样的宿舍安排给组织宿舍活动制造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并不是按照院系安排住宿，而是按照校长办公室的规定方式安排住宿。
　　我必须说，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校长伊凡·彼得罗夫斯基^[12]院士。前任校长是内斯梅亚诺夫^[13]（院士，在当选苏联科学院院长之后离开莫大）。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研究数学的著名科学家，十分善良，关心他人。然而，如此善良的人却能听进去各种歪主意，造成这样荒唐的隔离状况。
　　这个学生住宿制度一直存在到当年12月份共青团报告和选举大会召开为止。这是我记忆中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年度大会。校长办公室、院系负责人和地区、市的教育主管们均由于他们的傲慢和不尊重学生而受到严厉抨击。在大会召开期间，一个名为《蓟丛》的墙报问世了，上面贴有用讥讽口吻讨论和描写共青团生活的纸片。当大会代表们在中间休息时间走出会议大厅时，他们能够收到大量的写有讥讽文字的纸片。
　　我记得门厅的柱子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着校长的长筒靴践踏结婚证的场面。大会猛烈抨击学校领导，要求对年初搬到列宁山后的安排做出改变。校方的反应十分迅速：寒假后学生住宿重新按照院系安排，生活重返正轨。
　　列宁山是莫斯科一个十分美丽和出色的地区。我无法对建筑风格做出评价，但在我看来，这里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建造的其他几座高耸的大楼一样，具有明显的特征。顺便提一下，莫大这个“共产主义建设项目”主要是由犯人建造的。建筑工地是古拉格的一部分。
　　我于1952年入党。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如何填写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是镇压的受害者。虽然外祖父从没有被定罪，但他被监禁了14个月。而祖父则未经审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我申请成为预备党员时，没有人在乎这些问题，因为家乡人了解我的一切。我给父亲写信，因为我知道他入党时必须填写相同的问题。但我们在夏天见面时，父亲说：
　　“我没有填写任何表格。在前线，我们在参加战斗前入党，没有时间填表格。我们面临着死亡。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样，我，他的儿子，需要先后接受苏共莫大党委和列宁区党委的严格审查。

第一次相见

　　莫斯科大学是一个具有不同心态、不同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师生的汇聚之地。不仅如此，人们在此生活打交道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通常能够在今后的许多年里让大家互相保持联系。学生们聚会相见的地方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俱乐部。
　　这是一座简朴的建筑，原先也许是军队营房，对我们来说是一处真正的文化殿堂。著名的演员和歌唱家都到这里来表演过，比如列梅舍夫^[14]、科兹罗夫斯基^[15]、奥布科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维诺夫^[16]和普里亚特^[17]等。他们都是莫斯科戏剧界的精英，将演出视为一种光荣的义务，向年轻人介绍艺术和美感。这是艺术界知识精英的优秀传统，植根于革命前的时代，但这种传统在今天几乎已经失传了。我们这些来自伟大国家城乡的学生，在这里观看演出，接受真正艺术的熏陶。
　　如我所言，俱乐部里有许多业余活动小组，包括讲授炒鸡蛋的方法、缝补衣服裤子的窍门和学跳交谊舞等，当时的年轻人对此相当痴迷。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到场跳舞，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但我的同学经常去跳舞，回来后还谈论他们舞伴的风采。
　　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为讨论课做准备。突然间，我的朋友尤拉·托皮林和瓦洛佳·利伯曼冲进屋来，显得十分兴奋，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去俱乐部。
　　“让你的学习见鬼去吧，来俱乐部会会新来的漂亮女生吧。”
　　“世界上的女孩多得不得了，你需要学习以外的东西。”
　　“忘掉那一切吧。”
　　“好的，好的，我去就是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到俱乐部去。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就此注定。我寻找我的同学，走近他们。他们在谈论着什么，与他们的女朋友一起大笑。我发现他们大笑的原因是两米高的退伍军人尤拉·托皮林。他们在谈论谁做他下一支舞的舞伴。尤拉想要与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生跳舞，朋友们都取笑他：
　　“不可能，你们看上去会很别扭。”
　　事实上，那个苗条、娇俏的金发女生与尤拉形成强烈的反差，其他男生也在邀她跳舞。出乎我的意料，这个端庄、冷静的女生说：
　　“我会与尤拉跳舞。我们是同事，都是宿舍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跳舞，我们有事要商量。”
　　我站在边上，等着这支舞曲结束。音乐一停，我就被介绍给了赖莎·季塔连科。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她并没有看中我。我装作并没有对她一见钟情的样子。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因为舞会在下一支舞曲停止后就结束了。
　　几天之后，托皮林邀请赖莎和哲学系的其他女生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一起喝茶，时断时续地交谈着。赖莎没有注意到我，不久她就说要走了。顷刻间，话题转了，女生问我们的岁数和在哪个前线作战。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室友都在前线打过仗。我也被问道：“你呢？”
　　“没有，我从未上过前线。”
　　“为什么？”
　　“战争结束时我只有14岁。”
　　突然，赖莎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只有20岁。”
　　我的反应显得很白痴：我把护照拿出来给她看。我事后后悔这样做，感到很丢面子。当时我只能这样说：
　　“噢，我并没有问你的年龄，这不礼貌。”
　　“但我还是要这么说。”
　　“我想我们一样大。”我说。
　　“不，你比我大。”她答道。
　　我们的第二次相见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我好像丢了魂似的。我想见到赖莎，想看到她的眼睛。这并不难，宿舍楼人流如织，学生们每天都会在门口、餐厅和图书馆碰到好几次，其中在图书馆碰到的几率最大。
　　我被赖莎吸引住了。虽然她穿着朴素，但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一天，她头戴一顶小帽子，还戴了面纱。我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她很介意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一次我看到赖莎与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头男生在一起。他在请她吃巧克力，我向她打招呼，她也回了一个招呼。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相见。我请尤拉去弄清楚与赖莎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尤拉回来告诉我，他是物理系的，名叫阿纳托利·扎列茨基。尤拉说：“你知道，米哈伊尔，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据我所知他们就要结婚了。”“哦，”我自己思忖道，“我已经失去机会了。”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去俱乐部听一场音乐会。俱乐部里已经挤满了人。我沿着走道向前走，希望能找到一个空座位。突然，一位身穿带圆点花纹的蓝色外套的姑娘站到我的面前。这是赖莎。
　　她问我：
　　“找座位吗？”
　　“是啊。”
　　“你可以坐我的座位。我走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使我灵机一动，我想大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我说道：
　　“我送你回宿舍。”
　　她没有反对。我感到她很沮丧。我问道：
　　“为什么要走啊？”
　　“我没有心情而已。”
　　事实上，她看上去情绪低落。我们从俱乐部走出来后，我说：
　　“我们去散散步吧。”
　　“我不介意。”
　　“那么，你最好去穿上暖和点的衣裳。”
　　我们在十分钟后碰面，出去散步两个小时，在亚乌扎河与索科尔尼基地铁站之间来回行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散步。天气很冷，但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好，我们谈论学生事务，大约晚上11点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
　　我们的宿舍在不同的楼层，但相距不远。我送赖莎到她的宿舍房间门口，说道：
　　“这次散步很愉快，我很喜欢。”
　　“是的，是这样。”
　　“你明天晚上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你的下课时间与我的一样。”
　　“好的。”
　　“这么说，我五点钟来接你。”
　　“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平静地说这说那。我应当说一些凡人琐事。我认为这些凡人琐事在当时的环境中十分重要，至少比出示我的护照要好得多。
　　从那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散步。一个晚上，赖莎邀请我到她的宿舍，她的朋友也在宿舍里，我都认识她们。她们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女孩，嘴尖舌快。我头脑里的声音敦促我最好保持沉默，只是被问到时才回答，而且只是挑一些问题回答，但我自己并没有提任何问题。
　　当然，赖莎在她们中间还是十分出众的。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美人，但她魅力四射，十分迷人。活泼生动的面庞和眼睛，苗条优雅的身材。她在上大学的最初几年一直练体操，直到一次从吊环上摔下来才停下来。她的声音让人陶醉，至今仍在我的耳际回响……
　　赖莎的室友是妮娜·利亚基舍娃、丽雅·茹西诺娃和另一个妮娜。她们的男朋友也是哲学系的学生——尤里·列瓦达^[18]和米拉·玛马达什维利^[19]。列瓦达后来成为教授，创建了社会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不久前去世。
　　玛马达什维利是一个高个头的格鲁吉亚人，长得十分英俊。他在当时已表现出他的卓越才智。后来他成为苏联的杰出哲学家。很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
　　她们问我对于玛马达什维利的印象，但我们与他和列瓦达的相处时间很短，很难说出个人的看法。当1990年代初格鲁吉亚陷入动乱之时，米拉所说的话不仅在格鲁吉亚回响，而且还传遍了苏联：“如果我的人民投票选举加姆萨胡尔季阿^[20]，我就会起来反对我的人民。”
　　这件事要在很久以后才发生。当时，我们三人都各娶了同一个宿舍的女生。事实上，只有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米拉与妮娜离婚了，后来尤里和丽雅也分道扬镳。赖莎去世以后，我收到米拉的妻子妮娜的一封手写长信。我保留了这封信，以纪念我们的学生时代。最近，这封信被收入赖莎的一本书——《肖像饰缀》。^[21]
　　法律系与哲学系都在莫霍瓦亚大街上，比邻而立。下课后，赖莎与我经常在院子里的拱门下碰面，在莫斯科城内进行长距离散步。途中总会有两到三个电影院，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一开始，我们肩并肩向前走，不久就改成手拉手了。这已不仅是我们的习惯了，通过手的接触，我们相互在身体上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我们陷入热恋之中。我的同学开玩笑说：“我们失去米哈伊尔了。”托皮林和利伯曼也成了赖莎的朋友。他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相恋劳苦功高。
　　冬季的一天，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与往常一样，我们下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的院子里会合，打算散步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很奇怪的是，赖莎保持沉默，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这些日子我很愉快，我感谢你。但我的感情已经被伤害过一次。我与我所信赖的人分手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体验。最好在分不开之前现在就分手吧……”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当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说我不能依从她的这个要求，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的爱情表白。
　　我们走进宿舍楼，将赖莎送到她的房间。在道别时，我说两天之后会在大学院子里的老地方等她。
　　“我们不应再见面了。”
　　“我会等你的。”
　　两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再也没有分开过。
　　很快，赖莎就把她的事讲给我听。
　　“我与阿纳托利·扎列茨基交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问题。他的父母住在立陶宛或拉脱维亚。他的父亲是波罗的海铁路局的局长，一个管理铁路的大老板。他的母亲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吸引人。他安排了我们之间的会面，他母亲搭乘铁路专用私人车厢前来。我受邀去见她，但他母亲不喜欢我。阿纳托利无法让他母亲改变主意。我们只好分手。我十分痛苦，受到沉重打击。我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男人？’”
　　研究生们和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都知道了赖莎与阿纳托利分手的事。突然之间，许多人开始追求赖莎，直到我们见面，正如我已经讲述的那些经过。我们两人都做出了我们的选择。赖莎轻易不与人交朋友，但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和亲爱的妻子。
　　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前的广场上，赖莎与我一直谈到凌晨。那个晚上，我们同意将永远在一起。
　　暑假期间，我回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家里，将我的结婚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没有见过赖莎，不认识她，但都没有特别反对这桩婚事。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信给拖拉机站站长，请他让我担任联合收割机司机助手，即我原先承担的工作。我对他说我的生活将发生重大变化，我需要钱。站长同意了我的要求。赖莎去巴什基尔过暑假，但她没有跟她的父母讲我们的事。
　　这样，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有关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我带着一笔钱来到莫斯科，比赖莎回来得早，就是为了去接她。我们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相见时是何等快乐啊！十分美妙和无法忘怀的日子开始了……婚纱礼服需要订做，我平生第一次订购了一套藏青色（被称为“突击手”的颜色）西服。在结婚登记之前，我们在基洛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的照相馆拍了我们的照片。这些是我们的照片簿里最好的照片。
　　婚礼预定在11月7日公假日举行。我们没有急着去领取结婚证。但有一天，我们走上横跨亚乌扎河的大桥，前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索科尔尼切斯基区的婚姻登记处就在大桥的另一端。我对赖莎说：“我们进去看看。”“好的。”
　　我们进去查询了领证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书，填写了申请表。
　　1953年9月25日，在一群好朋友的陪伴下，我们重新踏入这个庄严的机构，领取了结婚证，号码是：PB 047489。结婚证上的文字为：公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公民赖莎·季塔连科，生于1932年，依法成婚，由以下附加签字者为见证人，并在本证书上加盖印记。一切都是那么朴实无华，与今天婚礼的情形不同。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无论是在家里、在火车上、在度假中，甚至在飞机上都是如此。我们不仅仅是庆祝这个日子，我们觉得这样做的感觉更为美妙，让人十分快乐。
　　一次我们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庆祝了这个私人的重要日子。这是在1973年，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我在一家能够俯瞰全市的餐馆预订了座位。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满是度假者，到处是音乐、舞蹈、干杯、再干杯。我点了一瓶香槟、一瓶红牌伏特加和当地的高加索菜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以至于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要把点的酒全部喝光。赖莎饮了一杯香槟，剩下的全由我来包圆。我再也没有这么畅饮过。
　　1990年代初，当我“赋闲”之时，我们决定去莫斯科的剧院餐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赖莎说她要一杯高品质干邑白兰地。我们都喜欢干邑白兰地，又要了第二杯。音乐响起，我们俩都很高兴。但出了点小麻烦，我们要的干邑白兰地“路易十三”很贵，所以接到账单时，我几乎付不出。我把身上的所有现金都拿了出来。如果不是事前有所准备，那将会是十分尴尬的事。
　　……我们家的一个典故是我们一起生活后不久赖莎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我们在一个又深又黑的井底，可见的光亮高高地悬在我们上方。我们相互帮助，试着爬出去。我们的双手满是伤痕，流血不止，疼痛无比。赖莎抓不住井壁了，但我抓住了她，我们继续慢慢地向上爬。最后，我们爬出了黑色的井口，精疲力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笔直、洁净和绿树成行的道路。在天际线处，是一轮明亮的巨大太阳，道路好像一直通往太阳里面，消失不见了。我们走向太阳。突然间……令人恐惧的黑影投射到我们的前面和道路两侧。这是什么？森林声音低沉地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我们的心向下一沉……我们手拉手继续向天际线、向着太阳走去……我们在1953年9月25日进行婚姻登记，但直到10月初我们搬到列宁山宿舍楼之后才成为夫妻。当时，莫大学生要去莫扎伊斯基区挖土豆。一天晚上，我回来后，赖莎在她的宿舍为我们两人举行了一个婚礼派对：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一切和永恒。

学生婚礼

　　我们的婚礼派对于11月7日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餐厅举行。我们邀请了同学和朋友参加。餐食都是当时的传统样式和种类：俄罗斯沙拉、咸鲱鱼、煮土豆和红牌伏特加。此外，我想还有一些肉和肉排，总之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一切。赖莎身穿一件雪纺绸婚纱礼服，十分合身。她穿上婚纱礼服到镜子前面整理和打扮了很长时间。我问道：“你喜欢吗？”
　　“我很幸福。”
　　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她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来自偏僻省份的贫困家庭，进入大学读书。即使是在大学阶段，她也与其他大部分女生不同。我心里常常将她与别人作比较，她是真正的公主，这绝无夸大之处。我很高兴她喜欢保持漂亮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不高，仅能维持日常开支。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就会给赖莎添置一些新衣服：一条裙子、一件上衣或一块大衣布料。我能记得用一块绿色布料做的大衣，腰部收紧，配上小高皮领。赖莎穿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侧磨破了。她穿什么都很合身，时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当她的眼睛下面出现皱纹时，她马上采取行动。我并不是说她要浓妆艳抹。不是这样，读者们也许会对此感到吃惊：她30岁之前从来没有化过妆。她总是两颊红扑扑的，也许她的血管比较靠近皮肤表层。有一次，一位教授在莫霍瓦亚大街拱门下的学生餐厅排队时，排在赖莎的后面。他看到她取了一杯番茄汁，说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的面颊总是玫瑰色的了。”
　　赖莎从内心里就有一种要在任何场合都保持漂亮的推动力。在我们一起生活的岁月里，她每天早上露面时的发型总是一丝不苟。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外祖母是外孙女们保持典雅气质的榜样。
　　现在回过来说说我们的婚礼派对。如我所说，赖莎不得不向她的朋友妮娜借鞋子。当然，我们大家一起畅饮、唱歌、跳舞。大家一再祝福我们，齐声大喊“苦的！”这就是说要我们相互接吻来变为“甜的”。接吻对赖莎来说是一个难题，她认为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只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进行。但是……
　　我们喝得很痛快。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过夜，30个客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
　　赖莎与我开始进一步了解对方，日子过得愉快。我们不再小心翼翼……直到我们意外地发现赖莎怀孕了。我们很想要一个孩子，但医生坚决不准赖莎这样做。原因是她患有风湿病，各处关节经常肿胀，躺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动弹不得。她发病时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和朋友们必须用担架把她送到医院。所有这些——疾病和治疗对她的心脏产生了严重副作用。医生表示：我们不能保证她能平安分娩，你可能要在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完全不知所措。赖莎哭泣不止，我对她说：“我们会有孩子，但现在你要听医嘱。”她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妇产科诊所做了一个手术。
　　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可言。没有任何人在中学、大学或医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也读不到这方面的书籍。手术结束后，我问医生：“您的建议如何？”回答十分简洁：“你们必须避孕。”“您建议采取何种避孕方法？”“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禁欲。”我们得到的建议就是这些。
　　我们的婚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快乐和欢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束缚住了。医生建议我们到一个气候条件不同的地方去。我们去了我家乡的村庄（下文还有更多的记述），这对赖莎的身体帮助很大。1957年1月6日（俄罗斯的圣诞节），赖莎在25岁时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伊琳娜。
　　赖莎于1954年大学毕业，我还需在大学再读一年。我们决定守在一起，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一年后我毕业被分配到其他地方都不分开。人们建议赖莎读研究生，但不走运的是，她没有被哲学系录取，而是到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哲学系读研究生。我们还有一年时光，几乎没有去想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这是年轻人的典型做法。
　　那一年我们的计划是去普利沃诺耶村看望我的父母。我们需要做一些“外交”工作以恢复我们的名声：我已经粗略地对我的父母讲了我们的结婚计划，而赖莎根本没有对她的父母讲这件事。1954年夏，我们动身去普利沃诺耶村。我不记得路上的具体情形，能记得的只是先乘火车，然后就是搭便车到家。
　　到了村里之后，在回家之前我们先去看望了外祖母。我每次经过她的家门总要进去看看。1953年秋末，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去世了。我记得他们送我去莫斯科上大学时的情景。我跳上卡车的车厢里，向后看到外祖父站在那里流泪。从来没有人在此之前见过他哭泣，他是个十分内敛的人。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多数村民冒着冷飕飕的秋雨，参加了他的葬礼。
　　外祖母看到我们很高兴。她打量着赖莎，走到她的跟前，用双臂搂着她说：“你长得这么瘦啊，真漂亮。”外祖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赖莎。以后，我们每次回家乡都会去看望外祖母。每次，赖莎都会给外祖母一小笔钱，这样她就能去教堂祷告，点上一支蜡烛。在重大宗教节日，外祖母会来斯塔夫罗波尔看我们。直到今天，我都能记得她从家里走到教堂的样子，她在路上跟每个人打招呼。这在普利沃诺耶村是合乎礼仪之举。
　　当我们到父母的家中时，情况有了一些不同。
　　父亲从一开始就喜欢赖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这可能是因为他只有儿子，也可能他是一个热情和宽厚的人。他对赖莎的好印象一直没有改变。母亲并不这么看，这远远不是一次亲切的见面。简言之，她很嫉妒赖莎带走了她的儿子。母亲那一次对我说：
　　“你带回家来的是什么样的媳妇啊？她什么都帮不上手。”
　　我说赖莎有大学文凭，将成为一名教师。
　　“那么谁来帮助我们呢？你为什么不娶一个我们当地的姑娘？”
　　“妈，我将对你说的话你最好记住。我爱她，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再听到你对她讲这样的话。”
　　母亲开始哭泣，我觉得对不起她。但这事必须要讲清楚，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直应该持有的立场。赖莎感受到了她婆婆的不友好态度，当然感到紧张。一次，母亲要赖莎去井边取水来浇后院的菜地。父亲迅速掂量了一下情况，对赖莎说：“我们一起去浇水。”母亲大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她的怒火才逐渐平息下来。后来，当她对赖莎的了解增多之后，她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孙女诞生了，我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经济方面接济我的父母，给他们盖了一座新房子。
　　但在当时，看到赖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一怒之下冲动地说道：
　　“妈妈，不是你自己结婚。我们把话讲清楚，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请息怒。”
　　有一次，因为一些小事，情况又紧张起来。为避免与我母亲吵起来，赖莎离开家，在外面待上很长时间。我来到河边，发现她在那里。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很好，这心态不错。”
　　一天，我们去拜谒外祖父的墓。我长时间地站在这位对我很亲的人的墓前，回想着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时光。

前途何在？

　　我在莫大的学习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学年，我被安排到莫斯科的莫斯科沃茨基区法院和基辅斯基区行政委员会实习。法院的聆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关于一伙年轻人恶性犯罪的案子。聆讯进行了很长时间，对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训。我能记起检察官与被告之间的激烈对峙。一位瘦瘦的、衣着邋遢和面色紧张的检察官面对着一群口才出众、十分自信的辩护律师。我必须承认我完全站在这位检察官一边，不信任那些辩护律师。但是，他们的辩术十分出色。
　　对我来说，实习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被安排参与基辅斯基区苏维埃及其行政委员会的工作。首先，这项工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群众参与管理国家问题：基于地方苏维埃的考察》提供了资料。第二，这项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我所知道的苏维埃生活与莫斯科的一个地方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比较。最后，这项工作给了我做实际工作的机会，而在区法院我只是作为旁听者参与。
　　我按时提交了我的毕业论文，成功地做了答辩，获得优秀成绩。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显示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以在基辅斯基区苏维埃的工作为例）。要理解基本民主原则的普世内涵，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维埃俄罗斯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声称我在国外的一次讲话中说赖莎和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计划从内部毁灭共产党。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说法的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是我的“信徒们”多年以来散布的子虚乌有之物。
　　事实上，即使在那个时候，学生们也会对宣传所描绘的有关世界的简单化黑白画面提出问题。一个未曾预料的事件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55年6月，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莫斯科。我在列宁山莫大礼堂参加了他与教授和学生的会见活动。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气质高雅、睿智且目光敏锐，带着友善和令人释怀的笑容。我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记得他对母校师生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对莫大培养出具有“伟大心智”的青年男女所怀有的希望。他期望莫大学生成为“良好意愿与和平的使节”。
　　这位印度客人将和平问题与以下问题联系起来：保护和促进人类文明、利用最新的科技知识为人类发展服务、消除一切阻碍我们的观念和精神进步的障碍。
　　对于那些坚持用“社会阶级方法”来研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来说，他说的这些话是非同寻常和令人不安的。许多年之后的1986年12月，我在有关无核和非暴力世界的《德里宣言》上签字时，我想起尼赫鲁的这些话。我的名字就签在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22]的旁边。
　　赖莎比我早一年从莫大毕业，进入研究生课程阶段学习，通过了副博士资格考试，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准备在莫斯科从事学术研究。
　　我也收到了一份被录取为集体农庄法课程方面研究生的通知书。但出于原则问题，我表示拒绝。长期以来，我对于“集体农庄法”的态度早已形成。
　　我并不需要为我的未来职业前途过分担心。作为共青团书记，我是工作分配委员会委员，我知道我不需要为工作操心。我是12名被分配到苏联检察院工作的毕业生之一（其他11名毕业生都是战争退伍军人）。
　　这是一个开始对斯大林恐怖时期受害者进行平反的时期，我们将会在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中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安全机关处理这些案件。我将我未来的工作描绘成正义的进军，这正符合我的政治和道德理念。
　　我于6月30日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回到宿舍楼时，我从邮箱里拿到一份政府信函，通知我到未来的工作单位——苏联检察院报到。在去报到的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期望将有一次有关我未来工作的谈话，我在心里对我的建议做进一步的润色。当我带着笑容和兴奋走进信函所指定的办公室时，坐在那里的官员用干巴巴的语气通知我：“苏联检察院没有录用你的可能性。”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政府发出了一条秘密指令，严禁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个指令的背后原因是：据称发生19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定人们命运的大权被授予许多“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缺乏专业方面和生活方面的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就是生长在一个大清洗受害者的家庭，却不经意地成为“恢复社会主义合法性进军”的一个受害者。
　　这一下子毁了我的所有计划。当然，我可以在莫大得到一份舒适的工作，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给我提出一些工作选择，但我不想这么做。当时供我选择的工作岗位有：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首都附近的斯图皮诺镇副检察官，附加政府提供的一套公寓。赖莎和我决定不去花费很多时间考虑这些工作岗位。为什么要去陌生地方和异域疆土碰运气？如果我们想要西伯利亚的森林或中亚的酷暑，我们都可以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轻易找到。
　　一个决定就这样产生了。因此，他们将政府工作分配通知书上“苏联检察院”中的“苏联”画掉，写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这样，我将回到我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不过，我们不得不先去看望赖莎的父母，以当面“赔罪”。
　　在这里，我应当说一下赖莎的家庭。她父亲在1920年代后期离开乌克兰，前往阿尔泰边疆区参加修筑切斯克公路。他在那里遇到了赖莎的母亲——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她的家庭来到西伯利亚的时间更早一些。他们结婚后，亚历山德拉19岁时生下赖莎。在赖莎见到光线几分钟之后，她的父亲将她捧在掌心。他记得她十分纤弱，就像是天堂的苹果。所以，他给她起名为“赖雅”（赖莎的昵称），因为这个名字听上去像俄语中的“天堂”发音。他一辈子都很喜欢赖莎。赖莎的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父亲一家来自切尔尼希夫省，母亲一家来自波尔塔瓦省。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富农）家庭。在集体化期间，赖莎的外祖父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根据国家消灭富农的政策），家庭成员分散到全国各地，一部分去了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去了远东，还有一部分去了阿尔泰边疆区。一个家庭变得四分五裂。外祖父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做点零活。但在1930年代政策收紧之后，他被指控为托派分子，被捕入狱，未经审判就被处以死刑。他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儿子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河流港口担任主管。赖莎未来的舅妈玛丽亚·佩特罗夫娜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医学专业人士。
　　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40年的时光都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巴什基里亚、乌克兰内津斯克附近和顿涅茨克地区修筑公路。他参加了库班地区的铁路电气化工程，然后按规定退休。他的坟墓在克拉斯诺达尔。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长眠于乌法，只比我的母亲晚了三四个月去世。
　　很有意思的是，生活将人们聚在一起。赖莎的父母在普利沃诺耶村见到我的父母。两位父亲很快就相互欣赏对方，他们的个性十分相像，立刻成为朋友。两位母亲也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长时间交谈。这也难怪，她们是同一代人，有许多共同的记忆。她们在散步时模仿赖莎和我的调皮样子。我们成为了一个大家庭。现在，我的父母和赖莎的父母都已经作古，而赖莎也不在了。
　　回到1955年，赖莎和我前往巴什基里亚的叶莫拉耶夫卡村。赖莎的弟弟热尼亚和妹妹柳德奇卡来接我们，他们刚刚中学毕业。当我动身去斯塔夫罗波尔时，与柳德奇卡同行。车到乌法，她在那里下车。她要在那里上医学院。后来她从那个医学院毕业，以医生为终身职业。
　　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是个慈祥的人，但我与赖莎母亲的关系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理顺。一次我醒来，走进厨房，见到赖莎母亲正在做饭烧菜，弄出很大的声响。我对她说：“赖莎在睡觉，不要弄得那么吵。”那一天赖莎与我外出散步时，她对我说：
　　“有人在说你的不是。”
　　“说些什么？”
　　“母亲说你告诉她不要在厨房里弄出响声，以免打扰我睡觉。”
　　赖莎的睡眠不好，患有失眠症。赖莎说：
　　“你知道母亲是怎么对我说你的吗？‘你给我带回个犹太人。’”
　　赖莎和我并不将这些话当作批评，而是当作最高的赞扬，因为犹太男人以善待妻子而著称。
　　不久之后，我成为了她喜欢的女婿。是的，我有时跟岳母开玩笑，提醒她一开始是怎么对我的。
　　两位母亲都长得壮硕，但模样好看，而且眼里都揉不进沙子。
　　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从奈克希莫夫海军学校以班级的第一名毕业，被送到列宁格勒高级海军学院深造。他是个天赋很高的人，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十分耿直，嫉恶如仇。他的个性给他带来麻烦，被海军学院开除，送到北方舰队服役。在那里，他开始写作，作品得到发表和出版。退伍之后，热尼亚进入莫斯科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和两三本儿童读物。他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名为《地陷》，讲述一次矿难事件，描写人们的死亡和矿工们被击倒的情形。我读过这部小说手稿。此后，他将很多时间用于创作长篇小说——《拜火者》。两部小说都没有出版，手稿也散佚不见。热尼亚很小就离开家庭，早早就开始酗酒，最终为他的生活酿成悲剧。赖莎很喜欢她的弟弟，多次努力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帮他戒酒，但都没有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的弟弟好像都不走运。我的弟弟亚历山大是一名陆军上校，也有酗酒问题。他在火箭部队服役，在莫斯科周围的地下防御圈值勤。他在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亚历山大比我小16岁，却卒于2001年。我们家的这些事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疤。
　　……我让赖莎再陪她父母一个月，自己返回莫斯科。7月的美好时光都用在整理我们的行李上。需要打包的行李并不多，我们的所有杂物装了两个行李箱。我的主要财富是书籍，为此我买了一个大盒子，用书装得满满当当，租了一辆卡车将它运到火车站，然后作为“慢件”托运到斯塔夫罗波尔，这样运价可以低一些。我本人将在那天晚上动身。我回到列宁山的宿舍，冲了一个淋浴，躺到床上闭上眼睛。也许是第一次，我在问我自己，后来我还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莫斯科大学在我的人生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家庭对我确立基本道德观非常重要。当然，中小学和老师在形成我的性格方面作用巨大。我很感激比我年长的工友们，那些拖拉机手帮助我懂得了工人的价值观。但是，莫斯科大学为我提供了牢固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动力，这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指引着前进方向。我能够很有把握地说，假如没有那五年的大学教育，就绝不会有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大学确立的思想标准使我不会傲慢和自负。它帮助我在困难的日子里坚定我的立场。
　　正是在大学里，我遇见了赖莎。赖莎还在世时，我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她有我作为丈夫是她的幸运。她反驳道我有她作为妻子是我的幸运。现在这场争论暂时中止了。我希望我们再次见面时将会继续这场争论。我们在一起真幸福。

^[1] 绥拉菲莫·弗拉基米罗维奇·尤什科夫（Серафим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Юшков，1888年4月16日——1952年8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

^[2] 阿尔森尼·格里戈里耶维奇·兹维列夫（Арс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верев，1900年2月18日——1969年7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1945年、1949—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1948—1960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年退休。

^[3] 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Ефремов，1912年6月7日——2007年6月24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9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基洛夫区委书记。1949—1951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委第二书记。1949—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2年任古比雪夫市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局第一副书记。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4—1970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0—1988年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退休。

^[4]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5] 原文如此。——译者注

^[6]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7]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一个关于一些著名医生的刑事案件。一些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医生于1952年被捕，被指控与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和谋害苏联领导人。一份揭露和逮捕这些“医生破坏分子”的报告刊登于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该案件在1953年3月初撤销，4月初被捕医生获释。

^[9]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10] 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1968年“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之一。
　　泽德内克·米利那（Zdeněk Mlynář，1930年6月22日——1997年4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1946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后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舍友。1964—1968年任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书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起成为杜布切克的幕僚，领导“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于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参与签署了《七七宪章》，同年流亡奥地利。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短暂回国，领导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派，随后因灰心失望返回奥地利。1997年在维也纳病逝。

^[11] 薇拉·彼得罗夫娜·马列茨卡娅（Ве́ра Петро́вна Маре́цкая，1906年7月31日——1978年8月17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2] 伊万·格奥尔基耶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Ив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901年1月18日——1973年1月15日），苏联数学家。1951—1973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1962—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内斯梅亚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есмеянов，1899年9月9日——1980年1月17日），苏联有机化学家。1939—1954年任苏联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195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61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80年病逝。

^[14]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列梅舍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Ле́мешев，1902年7月10日——1977年6月27日），苏联歌剧演员。

^[15] 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罗夫斯基（Иван Семёнович Козловский，1900年3月24日——1993年12月21日），苏联歌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

^[16]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莫尔德维诺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ордви́нов，1901年2月15日——1966年1月26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7] 罗斯蒂斯拉夫·亚诺维奇·普里亚特（Ростисла́в Я́нович Плятт，1908年12月13日——1989年6月30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8] 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瓦达（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евада，1930年4月24日——2006年11月16日），俄罗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19] 梅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玛马达什维利（Мераб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мардашвили，1930年9月15日——1990年11月25日），苏联哲学家。

^[20] 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阿（Звиа́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参加格鲁吉亚三月事件，当场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鲁吉亚作家协会，1977年被开除，同年1月发起成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9年创立“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 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 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长期陷于武装冲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亚美尼亚。1993年9月24日回国，领导“流亡政府”，以阿布哈兹为根据地与格鲁吉亚政府作战，同年12月31日兵败身亡，其私人保镖及其避难寄宿物主认定其为开枪自杀，但后世调查推翻了这一判断。

^[21] 赖莎·戈尔巴乔娃：《肖像饰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9年。

^[22] 拉吉夫·拉特纳·甘地（Rajiv Ratna Gandhi，1944年8月20日——1991年5月21日），印度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81年加入国大党。1981—1984年任国会议员。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后，于1984—1989年任总理。1991年在参加国会竞选时，在一名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制造的自杀式袭击中被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