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二篇登顶之路

第五章

↘我的小规模改革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邻居在做什么……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峙

我的小规模改革

　　1970年4月10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年39岁。毫无疑问，各位党委委员非常了解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年来这个领导职务第一次由斯塔夫罗波尔本地人而不是“外地人”担任。
　　我的当选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边疆区党委所有其他书记的年龄都比我大，其中有些书记更有理由当选第一书记。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只考虑唯一的人选。
　　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实际上，这些一把手是由最高层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任命的，他们是政权的中流砥柱。通过这些第一书记，数不胜数的不同部门和行政级别的党组织、国家和社会组织被捏成一个整体。这些干部构成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表决票对选举总书记至关重要。仅在这个意义上，其地位就十分独特。
　　这种制度通过对工业和农业企业、科学和学术机构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党员干部进行考察和筛选，从中选拔出积极的、精力旺盛的领导干部。一旦成为党政要员，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第一书记在本地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选任本地区的领导班子，甚至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第一书记对所有人事任命都有最终决定权。即使是最基层的行政干部也受地区党委人事部门的管辖。对于部属企业或单位的干部任命，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长也不能越过第一书记直接任命。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苏联的关键掌权者。其职位和巨大的权力并非通过公开选举而由人民授予，而是由莫斯科、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总书记本人授予。这使得第一书记的职位不够稳固和明确。这取决于莫斯科对他们的看法是否有变化，特别是总书记是否继续信任他们。
　　苏共中央总书记对第一书记的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在我本人的任命过程中，与我面谈的先后有卡皮托诺夫^[1]、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2]，最终才是总书记本人。只有到了总书记那里才会听到最后的决定：“我们推荐你。”
　　我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以及受到信任的氛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我很喜欢。我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与晚年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
　　在我们开始谈话时，勃列日涅夫说中央委员会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过去，他们推荐的都是外地人；现在他们将推荐本地人。”
　　勃列日涅夫回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曾到过我家乡所在的地区。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撤往新罗西斯克，饮用水严重不足。
　　“我从没有见过人们从屋顶的积水槽里收集雨水。这是在1942年7月和8月，天气特别炎热，找不到水来解渴。”
　　就在此时，我十分唐突地说道：
　　“我们去年的收成很不好。有100万公顷的庄稼颗粒无收。我们努力克服困难保住了畜牧业，但我不认为可以在没有国家救济的情况下撑下去。我很抱歉向您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到会议厅把库拉科夫叫来，以一种近乎开玩笑的口吻说：
　　“听着，费奥多尔，我们要推荐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的是什么人啊？他们还没有选他呢，他已经在跟我要草料供应了。”
　　库拉科夫投他所好：
　　“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3]，要放弃他作为人选还不算晚。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是对的，我们必须帮助他的地区。”
　　我必须说的是，一旦有关帮助我们度过冬季的指示下达，70000吨饲料就到手了。
　　我于1955年下半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十五年之后的1970年，我就当选边疆区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最高的职位之一。接着，我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一年党的代表大会将我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
　　我的面前摆着机会。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同事们转述了在中央委员会与总书记的谈话。然后，我提出两项重要提议：第一，每位领导干部必须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完全独自做出决定，只有需要第一书记或主席团批准的重大问题除外。我不会逼迫大家做事，边疆区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他们应当自由和自信地行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欢迎他们与我讨论。除此之外，我们每星期开会一次以交流情况。
　　也许，这种工作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立即收到了效果。后来，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总统，采用了相同的工作方法，除非需要做出紧急决定。下文将更详细地加以叙述。
　　第二，我建议我们制订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的规划，要在其中使用工业技术，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
　　起初对此存在着争议，但最终我们采纳了边疆区苏维埃行政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博森科的建议：要深入学习和讨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表达的思想。
　　这项行动汇聚了科学家、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订完成的农业发展规划于1970年秋获得边疆区党委全会的批准。我用了十年时间贯彻落实这个规划，但直到我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仍然觉得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要采用技术，以确保在我们边疆区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能有稳定的收成。
　　边疆区研究所提交的关于过去一百年的研究报告表明，1952年发生旱灾，1975年庄稼歉收。总之，这是一个高风险农业区。
　　我记得下面一件事。
　　1974年，庄稼的长势使人们对大丰收抱有很高的期望。在庄稼就要成熟时，库拉科夫来到我们边疆区看望他的选区选民（他是该选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们陪同他前往他的选区所在的草原地区。当他看到那里的庄稼时，以一种不满足的口气说：
　　“你为什么把庄稼给我藏起来了，我的朋友？”
　　“我们没有把它们藏起来，我们正在给你看呢。但庄稼将会发生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只要有两天坏天气就能把收成全毁了。”
　　不过，库拉科夫相信庄稼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所以有必要派至少10000辆卡车来装运收上来的粮食。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宣布：“斯塔夫罗波尔今年将是一个大丰收年。”
　　不幸的是，我们的担心成为了现实。6月29日至7月2日，仅仅在四天之内，先是下雨接着是热浪。受到干热风的影响，每公顷的收成只有15英担。这就是我们强调要解决收成稳定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邀请苏联土地开垦与水源管理部长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斯基^[4]到我们边疆区来，让他了解我们增加土地灌溉面积的计划。我们计划开掘一条从库班地区到卡尔梅克草原的运河，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供水面积为300万公顷。
　　“那么，”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在讨论了我们的计划之后说，“现在你们必须向总书记汇报，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正如此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幸运女神降临了。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50周年庆典就要举行，各加盟共和国的来宾受邀到巴库参加庆典，我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勃列日涅夫前来参加庆典，他在阿塞拜疆受到爱戴和崇拜。我仍然能够记得欢呼的人群从主席台前走过的场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阿塞拜疆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代表都在主席台上。当勃列日涅夫退到后面稍作休息的时候，我走近他说：
　　“我能跟您说句话吗？我只需要五分钟。”
　　“就那么点时间？”他开玩笑说。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中讨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干旱问题的后续工作。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已经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部门的批准。”
　　他同意安排时间见我。12月，我去见了总书记，他认真听我的汇报。勃列日涅夫查看了所有的预算和计划文件，问了我很多问题，让我把材料留给他，包括过去100年干旱和收成的图表。不久，政治局召开会议。我甚至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做介绍。我事后听说他这样讲：
　　“我们应当支持年轻的新领导干部，他提出了重大的国家问题。”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快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和灌溉、供水系统。该项目得到巨额拨款，定为全苏共青团重点项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大批机械拥入本地区。挖掘三条隧道的任务交给了莫斯科市。工程进展迅速，到1974年，我们庆祝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4月份，克里姆吉尔耶夫斯基高地下的隧道完成；11月份，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第二标段开通。
　　计划正在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个适应本地区条件的农业体系。斯塔夫罗波尔人民要特别感谢边疆区研究院及其科学总监亚历山大·尼科诺夫，他后来担任列宁国家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在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采用新灌溉方法的是内福特库姆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主任尼古拉·捷列先科。
　　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了他的故事。我是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听说他的事迹之后逐渐了解他的。在库拉科夫时期，他被指责对集体农庄管理不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威胁。被派到落后的集体农庄之后，捷列先科这个年轻的农学家采用了非传统的方法来改善集体农庄的条件，提高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的产量。
　　但是，村民们还有困难，集体农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有人偷拿集体农庄的财物。特别令捷列先科感到气愤的是村民们在夜里偷拿草料。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开着嘎斯吉普车巡逻，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村民用来偷草料的驴子。
　　主席团成员感到困惑，认为必须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然后再做出最终决定。
　　库拉科夫指示我：“到现场去弄清事实。”
　　我到了那个集体农庄，在那里住了几天。事情得到了证实：捷列先科在偷盗行为泛滥成灾时使用了不可接受的手段。他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住了。我的结论是：应当软处理这件事，支持年轻的集体农庄主任的工作。
　　“我们如何支持他？”在我向主席团会议汇报了调查结果后，库拉科夫问道，“这个集体农庄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宣传呢？”
　　“有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灌溉土地方面的经验。”
　　会议做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的决定：召开一个区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交流高效灌溉土地的经验。捷列先科的休耕田耕作法能保证更加稳定的粮食生产，提高产量，他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捷列先科的管理方法很简单：将粮食作物由灌溉田移到非灌溉田^[5]种植。他还通过让农田休耕和施肥的方法大幅度增强地力。休耕的灌溉田用来种植草料。
　　这个实验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方法并不符合1966年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决议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考察和证明某个集体农庄种植方法的有效性，然后向整个地区推广。
　　运河正在建设之时，我们掌握了如何在本地条件下更好地种植灌溉田的方法。带着所有的分析和评估结果，我前往中央委员会面见库拉科夫。他仔细地听完汇报，看着那些材料说：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如果你能得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首肯，然后他会问我的意见，我会在改变农业体系的问题上支持你。”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据是1975年至1976年的严重干旱。在与库拉科夫面谈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寄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当时在克里米亚度假。一两天过去了……然后我在夜里接到边疆区党委值班干部的一个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份你的重要加密文件。”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每一位地区党委书记都收到了由国家农业科学院院士们发来的备忘录，认为具备扩大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条件。事实上，夏季的雨水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但我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建议减少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让农田休耕。当然，库拉科夫在农科院的备忘录中起了作用。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一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总书记的电话：
　　“我看了你的备忘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经过考虑并且咨询了一些人。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我曾工作过的哈萨克斯坦。特伦提·马尔采夫（来自库尔干的一位杰出农学家）对我说必须留出一定面积的休耕田。所以，你可以实施你的计划。我会支持你。”
　　党中央机关对休耕田持有严重的偏见。我想勃列日涅夫一定是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支持斯塔夫罗波尔的计划。
　　我再次飞到莫斯科，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主管弗拉基米尔·卡洛夫和农业部一道，共同为政治局和政府起草了一份有关采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非灌溉种植法体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很快得到通过。但决议油墨未干，一些人就来设置障碍。首先采取阻碍行动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不久政治局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全国各个地区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我决定坚持我的立场，因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站在我的一边。
　　在接下来的1977年，农业收成很好，这不仅仅是由于休耕田和新收割技术在起作用。1978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创纪录的产量：人均两吨，已经使用的非灌溉农业技术产生了效能。这种耕种方法现在仍然在使用，我近期重访了我的家乡，很高兴地看到边疆区粮食产量达到780万吨，2009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00万吨。捷列先科后来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这些成就很重要，但只是综合性项目的一部分。关键的是牲畜的草料问题。所以，在继续按照新的体系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运河建设工程必须尽早完成，草料种植必须转移到灌溉田进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再一次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伸出了援手。他一再询问运河挖掘的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一次，当我做同样的汇报时，他说道：
　　“听着，斯塔夫罗波尔运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吗？”
　　“不，当然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
　　“那为什么你们挖啊挖啊，总看不到尽头？”
　　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但我决定利用总书记的话来推进我的事业。首先，我向库拉科夫汇报了这个对话。他的反应令我吃惊：“不要等到列昂尼德·伊里奇把这个话再说一遍。”我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去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6]，接着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土地开垦部。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运河工程进展顺利。事实上，在这些谈话中，有人对我说我如果要解决灌溉问题，就应当从谢巴耶夫（萨拉托夫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汲取一些经验。他们认为我的成本过高，比谢巴耶夫高两倍半到三倍。我表示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施工，不会允许任何浪费现象发生。
　　萨拉托夫地区是怎么建设和管理灌溉区的？我担任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后才得知其做法。萨拉托夫将许多公顷的灌溉田列为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他们的方法十分简单：他们安装水泵从伏尔加河抽取河水灌溉农田和草原。得到灌溉的田里的草料作物确实长势不错，但基本上属于装点门面。不要多长时间，土地就失去耕种价值。部分原因是土地受到水的浸泡，部分原因是土地盐碱化，结果土地就毁掉了。需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让这些土地再次适于耕种。
　　回到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运河工程？我们集中所有力量，将建设工期缩短了一年。在库班河水引入斯塔夫罗波尔运河的地方，树立了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怎么说，库班河水就怎么流。”引入的河水用于灌溉斯塔夫罗波尔的干草原地区。
　　未等运河及其灌溉系统全部完工，我们就在可以使用的河段开始了灌溉作业。我们有机会对草料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出产细毛羊而著称。为了让读者了解生产规模，我可以这么说，本地区的细羊毛产量占整个俄罗斯联邦细羊毛产量的27%。初春时节，农民将细毛羊放到草原上去，你可以看到约有1000万只之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能记住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显然与我们地区相关。每次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谈话或与其他地区书记一起谈话时，他总是着重问我运河工程进展如何。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问题是：“绵羊帝国”的情况如何？所以，我在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当上了一个“帝国”的元首。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培育出了细毛羊新品种，还供应给其他地区。我们边疆区细毛羊育种场给其他地区供应种羊的原因是这些新品种细毛羊比当地原有品种细毛羊的羊毛产量提高了50%——100%。
　　闲话少叙，我们设法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使得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以下决议：《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细毛羊品种培育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决议》。
　　1970年代后期，数十万只细毛羊销售到外地。这些优良品种的细毛羊还销售到印度、中东欧国家和阿拉伯、亚洲国家，带来可观的利润。羊毛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羊的品种培育也成为一个盈利的产业。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肉类生产和供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曾提出向其他地区供应生肉及肉制品的宏伟目标。那些年头肉类产品市场的情况十分严峻，不仅是大工业中心城市，诸如库班、顿河和斯塔夫罗波尔等地区中心的粮食、肉类、奶制品、蔬菜、水果的供应也受到影响。我们边疆区供应外地的肉类食品为产量的75%，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80%，罗斯托夫地区为56%。目标定得很高，以至于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向家庭农场购买牲畜。什么都要交上去，因为监管十分严厉。同时，当地人口的肉类食品供应量不断减少。我到城镇乡村去巡视时，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的工人指责我为了讨好中央，把所有吃的东西都运到其他地区去，不顾对本地人民的责任。
　　不满情绪在发酵之中。经过对局势的思考，我决定写一份备忘录，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要求整顿食品供应秩序。库班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由苏斯洛夫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了两份备忘录，要求俄罗斯部长会议对形势进行考察。在谈话中，索洛缅采夫对我说：“你的要求是很有依据的，但俄罗斯政府没有办法帮助你。”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自己对此必须采取一些举措。一个建议是在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时间里在28个养殖场集中进行禽蛋孵化作业，提高肉禽产品的产量。禽类养殖场的产品将弥补其他肉类生产的不足。同时，私人经营农场的产品将通过合作社供应给居民。我的计划是先获得对禽蛋孵化计划的批准，然后再争取草料就不成问题了，因为禽蛋孵化是俄罗斯政府优先扶持的领域。是不是很聪明的策略啊？也许是。不过，我的内心很平静，因为本地区向国家上交了大量的粮食。
　　我们得到了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尼古拉·瓦西里耶夫^[7]的坚定支持。他大力主张将工业技术用于农业。我们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内得到实施。边疆区党委暂停了许多建筑工程，以使建筑企业腾出手来建造禽类养殖场的房屋。边疆区内的一些市镇也参与进来。当我到莫斯科工作时，肉禽产品的产量已经从11000吨提高到44000吨，后来又提高到75000吨。与此同时，我们实施的另一项计划是支持家庭农场和在城市周围创办蔬菜生产合作社。其产品均供给当地人口。这样，供应情况恢复正常，并保持了许多年。
　　那些年大力推动的主要领域还有工业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成为电子、电气工程、化工、水泥、机械制造工业汇集的地区。新建发电厂和对旧发电厂的改造，结束了经常缺电的历史，还有能力向周边地区提供电力。当然，我应当提到，我们在乡村地区铺设了输气管道，修筑了连接各个区中心和大部分村庄的公路。我们还实施了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进行现代化的举措。
　　政府各部和各个机构的代表汇聚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寻求获准创建新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我们则要求他们承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制订有预设目标的计划，我们与首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质量，确保我们边疆区的政策更加科学，有助于我们规避判断错误。
　　我们还需要解决矿水城度假胜地的种种问题。要接待数目庞大的游客是一个挑战。官方组织来的游客人数是250万人，自费游客的人数还要多一倍。这个度假胜地满足不了巨大的服务需求，基础设施也需要增加和修缮。在阿列克谢·柯西金、基里尔·马祖罗夫^[8]和工会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做出了有关这个地区的重要决定。这改变了度假胜地的面貌，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水平，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度假热潮”。新的疗养院和度假村大批出现，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也已到位。矿水城机场投入巨资进行了重新装修，成为国内最大的机场之一。
　　我写了这么多技术细节，讲到了庄稼、干旱、灌溉、道路、度假胜地，还有数不清的计划、备忘录、全会、致中央的信、争取高级领导干部等等，不知道是否令读者感到乏味。
　　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依靠“老板”，依靠他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任何一个满足公共需要的动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是直接拒绝？谁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制抵制变革和排斥所有新鲜事物？
　　我还接受了其他一些“异端邪说”，但我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它们。我与斯塔夫罗波尔人民一道，日以继夜地工作，实施我的计划，尽快地发展本边疆区。主要的任务是为未来奠定基础。许多事情取决于我的行动，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独行动的话，那么我的所有主张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我与下属一起工作的方法是给每个人证明自己的机会。其中一些人能发挥他们的潜力，而另一些人感到他们难以应对新的挑战，要求调走或辞职。我很难确定每一个个案的具体原因，但边疆区各个方面的干部及工作人员都在不断替换之中，我认为这个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也没有造成不快。
　　很显然，需要对各个市和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进行大换班。我决定不要把这件事拖到下次边疆区党组织选举。我无法宣称这个过程进行得毫无瑕疵。开始的时候，此事延缓了工作的进度，但后来都超额补回来了。党委的各位书记分担了我决定干部人选的痛苦，许多人不仅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中还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整个党的组织体系中，市或地区第一书记受到的挑战最大，担负的责任也最大。第一书记必须是一位政治家、实干家、导师、组织者、称职的经济管理者、策略家，甚至是战略家，虽然只是在地区层面上。最为令人吃惊的是，从来不会有人教第一书记什么是主要的领导技巧，什么是交流技巧，或者什么是共事技巧。一切取决于这些地方领导者的内在能力，取决于他们理解人们只有在未被强令、未被强迫的情况下，在他们感兴趣和被当人看的情况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地区党委书记必须具备以上所有德行，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找到。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苏联共产党中存在着“特殊的”信息管道，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这个具有特殊影响集团的存在。有一个“快速反应集团”深得总书记的信任。它的成员包括伏尔加格勒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书记谢巴耶夫、图拉的尤纳克^[9]、克拉斯诺达尔的麦杜诺夫^[10]、库斯塔耐的鲍罗廷^[11]、阿尔泰的格奥尔吉耶夫^[12]、奥伦堡的科瓦连科^[13]和萨哈林的列昂诺夫^[14]。每次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权谋时，这个“快速反应集团”就会被召来。集团成员在党的全会和大会上一律能获得先于其他人的发言权；而当他们批评政府或提交动议时，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后台是谁、他们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我的邻居——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G.S.佐洛图欣^[15]是麦杜诺夫的继任者，他将我介绍给这些书记们。此事发生在莫斯科大饭店。佐洛图欣与我一走进豪华套间，我就意识到我到了什么地方。介绍的方式与彼得一世时代的方式一模一样：有人先递给我满满一杯伏特加，然后被邀入见面会。我抿了一小口酒，将高脚杯放在桌上，这个举止似乎引起了在场每个人的狐疑。
　　“嗨，不是这样的。”科瓦连科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有我自己的酒风，”我回答道，“慢而稳。”
　　每个人都大笑起来，看上去都显得十分轻松。同时，我的饮酒风格十分简单：我并不怎么喜欢喝伏特加，但如果到了场面上，我可以跟任何人干杯。
　　桌上的交谈继续进行，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与列昂尼德·伊里奇相处得如何？”
　　“我想我们相处得很好。”
　　然后，他们欢迎我作为国内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加入他们的集团。话题集中到了政府，特别是柯西金以及最高苏维埃，即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6]身上。很显然，这就是我进来时他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这是柯西金在政治上被“埋葬”的时期，所有勃列日涅夫的圈内成员受到鼓励去批判他。
　　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在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
　　这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是由中央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遏制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任何最细微的偏离和超越所设界限的企图都会遭到无情压制。
　　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在国有企业薄弱的地方作用尤其明显：小规模生产、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工业合作社的许多产品出口到国外。但是，正是其流动性和灵活性、经济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以及局限性遭到了制度的拒绝。所以，中央下令关闭工业合作社。
　　许多人还记得196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合同与奖金”工资制，这个实验流产了。尽管《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和加盟共和国干部支持这个新制度，并且保护实验者（众人皆知的“胡佳科夫案件”），其中一些人还是被捕入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敢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希切基诺化工厂的实验中。政府部门不能容忍企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将这些尝试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我看来，制度拒绝所有的创新是我国经济中的一种疾病，需要下猛药治疗。那么，最高层的想法如何呢？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同的想法，但不愿意冒险。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开始考虑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开始，我倾向于认为巨大开支未能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是人的懒惰和不称职、管理部门的缺陷和立法上的差距。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但我逐渐发现这些不是造成低效率的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复杂得多。
　　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中央政府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要有需求就肯定会有供给。每年年初，地区党委就会将本地区企业十分醒目的生产计划弄到中央报刊上刊登。这些目标一经宣布就被中央和制订目标者扔到脑后去了。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的人让人觉得可怜：哥们，你干得不怎么样啊……
　　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自己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一个很出名的集体农庄主任曾带着我在田里做长距离的考察。
　　“你喜欢灌溉吗？”他以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好像我就要离开似的。
　　“是的，当然啦。但水要从很远的地方输送过来。你从哪儿弄到水管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他的眼光飘忽不定，然后勉强承认道：
　　“哦，我从‘自由市场’买的。”
　　“也许是偷来的。”我给他施加压力。
　　“嗯，有可能的。”主任回答道，挠着他的后脑勺，“我不在乎这些水管是从哪儿来的……”
　　有时，这样干的集体农庄主任会遇到麻烦，来寻求我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书记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对检察官说：
　　“不要拘泥于条文，要看本质。”
　　这些话在当时很管用。不过，那些有能力和诚实的集体农庄主任常常会站在法律上错误的一边，甚至会成为被告。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细枝末节都由计划和拨款支配，创意和企业精神没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上面”对低回报表示不悦，通过人事洗牌或任命新的管理层来解决事情。已经十分笨拙的管理架构变得更加臃肿不堪。
　　我越是沉浸在真实生活中，就越是会产生思考、疑问和怀疑。

邻居在做什么……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兴趣也在发生变化。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地问题上，后来我开始关注国内和国外事务。我需要获得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我需要与同事、科学家和文化人士交换看法。我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包括去参加会议、研讨会、庆祝会，有时甚至是去度假。不过，我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离开本地区。多年以来，我去过的地方有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阿拉木图、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尔和其他城市、地区。我发现我从了解列宁格勒的社会规划、雷宾斯克的科学劳动组织和顿涅茨克的城市支援农业的经验中获益匪浅。
　　1975年，我应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沙拉夫·拉希多夫的邀请，携赖莎去那里度假。我们在塔什干受到热烈欢迎，我们的私人旅行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拉希多夫设宴接风，邀请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和所有书记出席，这出乎我的意料。晚宴上，一切都围绕拉希多夫进行，我和赖莎被安排坐在他本人和夫人旁边，享受着主人的款待。我们第一次品尝到可口的乌兹别克煎饼、新鲜水果和干果、油炸和盐津果仁、乌兹别克肉饭等。
　　第二天，我们在塔什干观光游览。这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在1966年可怕地震的废墟上重建而成。壮观宏大的建筑物、喷泉和鲜花……“光明的塔什干，东方的星辰，和平和劳动的希望。”但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塔什干——破旧、昏暗、拥挤、肮脏、缺少卫生设施。
　　我们在加盟共和国各地的旅行以造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我的朋友们，包括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同事卡尤姆·穆尔塔扎耶夫^[17]，很自豪地向我们展示古代建筑杰作。穆尔塔扎耶夫当时任布哈拉地区党委书记。我们被告知，布哈拉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在沙皇统治时期享有特殊地位。在撒马尔罕，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东方集市：那里的甜瓜、葡萄、大西红柿、提子、杏干和其他水果、蔬菜等堆积如山。
　　穆尔塔扎耶夫很高兴见到我们，但他却偷偷扫了一眼按照拉希多夫的命令陪同我的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当卡尤姆得到与我单独讲话的机会时，他惊恐地描述了乌兹别克的局势，称拉希多夫是一个危险和虚伪的人，不值得信任；他和他的手下收拾了具有才华和独立思想的人……不久之后，被视为乌兹别克领导人潜在对手的穆尔塔扎耶夫成了他不忠行为的牺牲品。他被调到塔什干任劳动储备委员会主席，被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他处于被孤立的境地，身体状况受到严重损害，过早地去世了。多年之后，我遇到了他的儿子阿克拉姆·穆尔塔扎耶夫^[18]，他与德米特里·穆拉托夫^[19]一道让《新报》“站立起来”。儿子们接了父亲们的班。
　　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我们又参观游览了扎拉夫尚和纳沃伊。这两个城市是新建城市，市内建有军工和其他战略工业。纳沃伊是位于沙漠中的城市，靠近一座金矿和工厂。我们参观了传送带，看到了提炼黄金的矿石。我们乘坐飞机和汽车穿过红沙沙漠。沙漠中有一些小规模绿洲，我们在靠近一口水井的地方看到了一群羊和简陋的棚屋。
　　在那次旅行中，我还造访了一些乌兹别克人家。这些人家的条件一般，但家庭成员很多。按照习惯，每户人家建有两座比邻而立的平房，屋顶使用的材料有石板、沥青毡和泥土。房屋之间有一个走廊相连接。年长的一辈住在一座房子里，年轻的一辈住在另一座房子里。许多房屋建在柱子之上，以便在热天保持通风。我记得途中与普通人的谈话，他们没有办法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供应整个国家所需的棉花，却无法得到稳定的食品供应。“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土地种棉花，所以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需要。”
　　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工作的时候，见到了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弗拉基米尔·戴格提亚耶夫^[20]。戴格提亚耶夫是当时很突出的政治人物，他的能力和眼光至少不逊色于谢尔比茨基^[21]。后者是老资格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但是，我发现戴格提亚耶夫与谢莱斯特^[22]的关系很密切。谢莱斯特倒台后，他的前程也就黯淡了。他先被调到一个工业岗位上，然后就退休了。
　　我们无论何时见面都会进行长时间的“交心”讨论，我们两人无话不谈。他和我都为同一个问题担心，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能量。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的手脚都被过时的教条和指示束缚住了。
　　“你知道，”戴格提亚耶夫总会这样对我说，“我故意违背一些愚蠢的指示，否则这些就是绊脚石。”
　　我对他表示同情。顿涅茨克地区是国中之国：拥有500万人口、2300万吨钢产量、1亿吨煤产量、大型机械制造工业、发达的农业和航运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如住房、食品、环境、衰败的矿业城市等。而最大的问题是，虽然生产能力很强，但不能动用本地生产的任何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会议休息时，戴格提亚耶夫邀请我到克里姆林宫的空地上一同散步。我们聊着天，突然他问我：
　　“听着，米哈伊尔，这些苏维埃、行政委员会和数不清的国家部门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门都有什么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党委会做出的。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党组织，而将其他那些机构全部撤销呢？”
　　我与他一样对臃肿不堪的治理体系感到恼火。新的机构像毒蘑菇似的纷纷冒出来，哪怕是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也是一场痛苦的折腾。不过，戴格提亚耶夫的主张似乎有点太激进了。
　　“到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党委还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授权。事实上，它们会篡夺权力，这意味着政党专权。如果解散苏维埃，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党组织需要由人民选举，这怎么可能呢？”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我是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时与安德罗波夫相识的。也许是由于1968年8月的事件，他无法在习惯的时间度假，所以出乎预料地于1969年4月来到了热列兹诺沃茨克。
　　因为安德罗波夫礼貌地拒绝了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拜见，所以后者就把这个任务给了我。
　　安德罗波夫这位克格勃领导人，住在橡树林疗养院的一个三居室豪华套间内。我按照预定时间到达，被要求等待。40分钟后，他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欢迎我，对延误表示歉意，因为“与莫斯科进行了很重要的谈话”。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选举古斯塔夫·胡萨克^[23]为第一书记。”按照安德罗波夫的观点，这意味着稳定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那之后，我们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两次，我们是同时度假，他住在红石疗养院院子里的一座豪宅内，我住在疗养院内。我们两家人到基斯洛沃茨克周围去散步，到山区远足。有时，我们会燃起一堆篝火，坐在边上烧烤肉串，直到很晚。安德罗波夫与我差不多，不喜欢喝醉酒大声喧哗。那是南方一个宁静的夜晚，一堆篝火，一次闲适的交谈。
　　安全官员带来了一台磁带录放机。后来我得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24]很喜欢音乐。度假时，他喜欢欣赏1960年代的歌曲，特别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25]和尤里·维兹伯尔^[26]的歌曲。他喜欢他们的歌曲，他自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歌手，他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的歌也唱得很好。有一次，他提议进行一个比赛，看谁知道的哥萨克歌曲更多。我贸然同意比赛，但输得很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童年时代是在捷列克河畔的哥萨克人地区度过的。
　　我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吗？也许是这样。我说这个话是带有某种迟疑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在最高层的生活里，留给单纯的人类情感的空间极小。由于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沉默含蓄的人，所以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友善和宽宏的态度，即使是在他对我发火和批评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比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更加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只要挑选正确的干部人选和执行纪律，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对意识形态问题十分敏感，对经济问题不怎么感兴趣，甚至对改革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因也不去理会。
　　我与柯西金的关系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有趣的人物。我对他的记忆力佩服至极，他能轻松地脱口说出国内外的人物和局势。他曾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极大兴趣。我觉得他想弄明白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农业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十分讨厌地方官员的阿谀奉承，不喜欢“礼节性”的官方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和空谈。他感兴趣的是与人见面，处理文件，读书和散步……
　　柯西金十分简朴，可以说到了严苛的程度，他的苦行主义让我想起了苏斯洛夫。他去度假的时候，在红石疗养院从来不住那座豪宅，而总是住在主楼里。这再次凸显了他的简朴作风。不过，这种简朴有些怪异，因为在疗养院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会占用一个楼层。他从来都不规避与其他度假者打交道，他的行为方式显得放松从容。
　　即使我与柯西金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也不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愿意说心里话。他与人总是保持那么一段距离，即使是在开诚布公的交谈中也是如此。人们能够理解他的含蓄和谨慎……他位居最高领导层已经很长时间了，曾与沃兹涅先斯基^[27]和库兹涅佐夫^[28]共事，他们两人均在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中被处决。柯西金也许是那个杰出领导集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不愿意谈论斯大林时代，但有一次话题突然落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而言，我可以告诉你生活很难，总的来说这是指道德层面的，或者说是指心理层面的。我们处于完全的监视之下，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29]痛苦地总结道，“你永远也不会落到视线之外。”这些话出自这个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之口，他曾是斯大林的幕僚之一。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多年里我们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提及多次，即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对人的行动的激励问题。
　　“是这样的，本人作为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肩膀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但我没有权力和财政资源去处理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我语气强硬地争辩道，“企业和居民所交税款的大部分都上交中央。在得到批复的工资盘子内，我甚至不能变动任何工作人员，不能录用几个称职的工作人员和支付他们像样的工资。结果，我只能有15名低工资的工作人员，总是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团队。莫斯科在所有方面都定下了严格的规章。最终，政府机关就变得难以胜任其工作。”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安静地听着我的讲话，偶尔对我自以为是的样子发出微笑，但他并不怎么愿意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柯西金有保持沉默的特殊方式。我可以看出他虽然不讲出来，但他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感激他的理解。
　　我们实施灌溉田耕种方式后，朝鲜人来找我们，提出与我们签订种植洋葱的合同。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方面每公顷土地能够获得45吨洋葱，其余归朝鲜人的种植队。朝鲜人从地区以外招募种植队工人。在整个季节里，种植队就住在田里的帐篷里，不管天气如何都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的收入很高。我们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些人也想加入这些种植队，但他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不久以后，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插手干预，指责我们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沦为了“巧取豪夺者”。一些场长主任受到批评和处分。一句话，朝鲜人被赶走了，所有的联系都切断了，我们只有自己种植洋葱了。
　　此事发生后不久，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来我们这里度假。他一早到达，中午时分我们就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了。我请他吃饭，在餐桌边坐下，蔬菜里就有新鲜的洋葱片。“你们的‘洋葱事件’是怎么了结的？”柯西金突然问我。
　　“很成功，”我摆出一副很欢快的样子，“现在一切都很好了。”
　　“你说的‘很好’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朝鲜人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时候，我们地区不仅能满足本地的洋葱需求，而且能输送15000吨——20000吨到其他地区。现在我们把朝鲜人赶走了，一切恢复如常。要知道，我们现在从乌兹别克购入洋葱，因为我们种的洋葱还不够自己消费。”
　　柯西金有滋有味地咀嚼着洋葱，不再提问，因为不再需要提任何问题。他知道经济问题不能通过设禁的方式来解决，也知道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野蛮的“朝鲜生产方式”，而是如何能找到既有效又文明的劳动刺激方式。
　　有时，我们的谈话能够产生实际的成果。他想看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于是我们到了那里，巡视了一圈后与一些专家见面。部长会议主席突然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对化工部长推广“晓基诺经验”的负面态度。回程的路上，我选择了一个话题，谈到其他领域的经济。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医疗的情况很困难。上面下达的低工资标准导致了联合诊所和医院医生短缺，尤其是护士和辅助医护人员不足。病人无法得到治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办法是能找到的。让医院院长自己在现有工资总额之内决定工资标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你看，工资总额的30%并未使用，因为人们不愿为如此低的工资而工作。一些院长自己冒险这么干了，于是问题也就解决了……”
　　几个月之后，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事去找柯西金。
　　“你知道吗，”他微笑着说，“就在不久之前有两位莫斯科医生，一男一女，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大医院的院长。我对他们说：你们的部长想要提高中层医护人员的工资，幅度为10卢布——20卢布，但有些人建议更好的办法是允许医院院长在规定的工资总额限度之内自己决定工资标准。你们倾向于哪个选择？那位女院长立刻说她赞成后一个选择。那位男院长思考了一下，也表示同意。他们医院每年的缺员率为25%，从来也没有用完工资总额。我已经与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30]谈过此事，我们将在莫斯科进行试点。”
　　我看到他对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即使只是在首都的范围之内。但相应的全国性决议从未得到通过。而这只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不用说，这对于化学工业而言是想都不要想的事，这个工业部门与无所不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什么使得苏联政府如此无能？显然，存在着引起连锁反应的担心。制度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还记得另一次谈话，话题是关于劳动生产率。我告诉他，我在法国访问时看到一家企业的雇员人数只是我国规模相当企业的几分之一。
　　“我们的生产车间并不落下风，”柯西金说，“我们的机床操作工完全能与外国同行相抗衡。我们落后的原因是工厂内部的运输组织、仓储管理不善，我们的生产文化在总体上是有问题的。主要的挑战是在自动化辅助设备和流程设计方面。这就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个“决定性”问题：
　　“你为什么退让，听任你的改革被废弃？”
　　他沉默了一会，反而提出另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你不在中央全会上为改革公开辩护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随着我考虑得越来越多，我也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下面这件事发生的原因。1977年秋，经过五个小时的讨论，库拉科夫建议就农业政策写一份备忘录提交政治局。我表示同意，将主题定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关的管理问题。
　　即使是并不精通经济问题的人也能懂得，除非不同部门生产者之间确立价格对等原则，否则受损失的一方就会面临破产。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政府收购价定成那个样子，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越多，损失也就越大。
　　在我的记忆里，曾有两次进行调整的尝试：一次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在1965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不久。一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收购价更加接近成本，农业生产就能加速发展。但这两次尝试都只是昙花一现。一两年，最多三四年之后，对价举措不复存在。农民出售产品的价格极低，却要为购买工业产品付出高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低潮。
　　在我的备忘录中，我引用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十年（1968年——1977年）里，燃料价格上升了84%，而拖拉机和播种机所用燃料价格上升了一倍半到两倍，有时上升的幅度甚至达到四倍。同时，农业产品的收购价保持不变。结果，尽管已经提高了产量并降低了劳动力开支和燃料实际消耗，但粮食和畜产品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大多数农场的利润很低或处于亏损状态。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而为了防止劳动力离开农村，却推行了保证工资制。这摧毁了农业中“成本——核算”经济关系保有的一切因素，削弱了劳动刺激要素。
　　备忘录的要点是必须放弃关于农村是“内部殖民地”这一根深蒂固的看法，否则对于国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我的同意下，这份备忘录分发给出席1978年筹备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柯西金的反应十分强烈：“这是一枚重磅炸弹。”
　　我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围绕备忘录展开。我的一些同事建议我“不要卷入”和“不要出头”。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认为全会必须认真和实质性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期望未能实现，最初的设想也大打折扣。全会的决定变为制订更多的农业机械生产目标，经济方面未能提及。真正是虎头蛇尾啊。
　　中央全会于1978年7月4日闭幕。紧接着的7月5日是库拉科夫夫妇40周年结婚纪念日，赖莎和我应邀参加在他们乡村别墅举行的社交聚会。这个聚会按惯例举行，等级次序鲜明。出席者依次向女主人和男主人敬酒，最后就是惯常的“干杯”。在那个时候，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很难应付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任务（1968年，他动了部分胃切除手术。）
　　全会后仅两个星期，库拉科夫死于心脏停搏。我听说在最后一天，家里发生了激烈争吵，那天夜里他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早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库拉科夫刚满60岁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更加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决定不提前结束度假，竟未出席葬礼，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由于命运而汇聚在最高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

对峙

　　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结识的圈内人物明显增多。与他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我在这些年里最大的收获。
　　事实上，这些关系有时会因不同原因而破裂，其中一些是因为原则问题。与内政部长N.A.晓洛科夫的关系破裂正是这个原因。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犯罪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如果从数据上看，情况似乎还算可以。在全部72个地区中，本地区的登记罪案数排在第11位。当年秋天，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生了几起恶性凶杀和强奸罪案。局势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人们感到惶恐不安，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边疆区还有政府吗？与执法部门进行的有关犯罪局势和需采取措施的讨论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所以，我召集了一些资深的退休律师和我信任的独立人士，请他们查清此事。他们投入工作，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发现了边疆区内务机构的大量违法行为。一切都真相大白：掩盖、不上报罪案和滥用权力。调查者发现了超过2500起未登记的犯罪行为。
　　虚假的犯罪数据和掩盖犯罪的做法使得边疆区内务部门的主管官员洋洋自得。我看到凡对犯罪行为不加惩处的地方，必然导致罪案的飙升。
　　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情况。晓洛科夫^[31]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对内务系统做了大规模的重组，扩大了人员编制，改善了他们的装备。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急于在控制犯罪方面收到显著的成果。当他发现他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时，晓洛科夫决定篡改犯罪数据，走上了掩盖和做表面文章的道路，对于他认为的轻罪不予上报。
　　我们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促使有关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内务局的三名将军被撤职。犯罪侦查处、反贪处、调查处和其他处的人员进行大换班。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调查处长被发现犯有严重的滥用权力罪，企图开枪自杀。三分之一的市和区的警察局长被撤换。这是一次确保合法性的严厉打击行动，首先在执法部门内部展开。不少单位和共青团组织参与了加强法律和秩序的行动，一个月之内社会局势变得平稳起来。边疆区在俄罗斯登记罪案数的排名从第11名掉到第67名。
　　斯塔夫罗波尔的行动刺痛了晓洛科夫。他由于傲慢而在中央委员会不怎么受欢迎。他也不把苏联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放在眼里。这位部长变得烦躁不安，采取了一波疯狂的行动。他先是打电话，接着就派出由他的副手B.T.舒米林^[32]率领的内务部调查队到我们边疆区来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我认识舒米林，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舒米林的论断更加令人感到吃惊，听上去更像是讹诈：“怎么会是这样？其他地方都是井然有序，唯独这里被你弄得一团糟。受到指责的肯定是边疆区党委。”我毫不客气地答道：“不要搞错了，鲍里斯·提克霍诺维奇，我不会退让。你可以这样告诉晓洛科夫。”舒米林感到不安，但他继续试图说服我。俄罗斯副检察长维克多·奈焦诺夫参加了会议，对我表示支持。当奈焦诺夫在库班地区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时，由于受到麦杜诺夫在最高层后台的压力而被解除在检察院的职务。我担任总书记后，提名奈焦诺夫担任苏联仲裁法院院长，他同意了，但到任前突然去世。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到我们边疆区情况的警示，俄罗斯（而非苏联）检察院下令在其他地区进行调查。更加恶劣的犯罪行为被揭露出来，包括掩盖杀人罪等。连锁反应随之发生……编造虚假数据的时代结束了，“晓洛科夫系统”垮台了。

^[1]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питонов，1915年2月23日——2002年5月28日），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1—1963年、1967—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6—1959年、1964—1969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9—1964年任苏共伊万诺沃省委第一书记。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部工作部部长。196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个人养老金设立委员会主席。1988年退休。

^[2]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 勃列日涅夫的名。——译者注

^[4] 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Евген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ский，1906年3月20日——1979年1月3日），早年参加了俄共（布）。1948—1950年、1953—1958年任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1950—1953年任乌克兰棉花种植部长。1958—196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水资源总局局长。1960—1963年任乌克兰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灌溉农业和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席。1965—1979年任土地开垦和水资源部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逝世。

^[5] 这是指位于灌溉区以内的农田，但农作物生长期间不用水灌溉。

^[6]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3—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党部主席。1988年退休。

^[7]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916年12月5日——2011年6月6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4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64—1971年任苏共别尔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9年任土地开垦和水资源部长。1989年退休。

^[8]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42年转入地下，1942—1943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逝世。

^[9] 伊万·哈里托诺维奇·尤纳克（Иван Харитонович Юнак，1918年3月19日——1995年7月31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4—196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5年任苏共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10] 谢尔盖·费奥多洛维奇·麦杜诺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Медунов，1915年10月4日——1999年9月26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9年任苏共雅尔塔市委第一书记兼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9—1969年任苏共索契市委第一书记。1969—1973年任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果蔬经济部副部长。1985年退休。

^[11]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鲍罗廷（Андр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ородин，1912年10月15日——1984年7月9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1953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农业部副部长。1945—1953年兼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畜牧部副部长。1953—1957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和采购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59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长、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农业部长。1959—1981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库斯塔耐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退休。

^[12]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吉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еоргиев，1913年6月6日——1976年4月9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1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二书记。1961—1976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年逝世。

^[13] 亚历山大·弗拉索维奇·科瓦连科（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сович Коваленко，1909年11月25日——1987年11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2—1934年期间服役于黑海舰队。1955—1956年任别尔哥罗德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7—1960年任别尔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别尔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0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6年任国家物资储备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14] 帕维尔·阿尔乔莫维奇·列昂诺夫（Павел Артёмович Леонов，1918年8月26日——1992年3月27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60—1978年任苏共库页岛省委第一书记。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加里宁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退休。

^[15] 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佐洛图欣（Григо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Золотухин，1911年11月21日——1988年9月20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5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二书记。1955—1966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7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85年任采购部长。1985—1987年任粮食产品部长。1987年退休。

^[16] 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7] 卡尤姆·穆尔塔扎耶维奇·穆尔塔扎耶夫（Каюм Муртазаевич Муртазаев，1926年8月14日——1982年5月25日），1942年加入共青团。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7—194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市委第二书记。1948—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4—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58—196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196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1965—197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哈拉省委第一书记。1977—198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1982年逝世。

^[18] 阿克拉姆·卡尤莫维奇·穆尔塔扎耶夫（Акрам Каюмович Муртазаев，1951年8月11日—— ），俄罗斯记者。1975—1987年期间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87—1990年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93年参与创立《新报》（Но́вая газе́та）。此后曾任《新消息报》总编辑、《莫斯科通讯报》总编辑等。

^[19]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穆拉托夫（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Муратов，1961年10月29日—— ），俄罗斯记者、人权活动家。1983—198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7年起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93年参与创立《新报》。1993—1995年任《新报》副主编，期间兼任驻车臣战区特约记者。1995—2017年、2019— 年任《新报》主编。2004年加入“亚博卢”民主党。201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公共委员会委员。202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0]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戴格提亚耶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Дегтярёв，1920年8月19日——1993年10月16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书记。1962—1963年任顿涅茨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4—197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共中央委员。1971—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1987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工业和采矿业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1987年退休。

^[21]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Щербицкий，1918年2月17日——1990年2月16日），1931年加入共青团。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外高加索阵线作战。1954—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55—1957年、1963—196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8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199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3年、1965—197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1—1963年、1965—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198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逝世。

^[22]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莱斯特（Пётр Ефимович 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23] 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192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6—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众议院议长。1950年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51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60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8年支持杜布切克。1968年4—8月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统。苏军占领布拉格后转变立场，支持勃列日涅夫。1968—1969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197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75—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辞去一切职务。1991年逝世。

^[24] 安德罗波夫的名。——译者注

^[25]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1980年7月25日），苏联诗人、作曲家、戏剧和电影演员。

^[26] 尤里·约西福维奇·维兹伯尔（Ю́р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Ви́збор，1934年6月20日——1984年9月17日），苏联演员、记者、小说家、编剧、剧作家、诗人。

^[27]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28]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29] 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30]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31]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Николай Анисимович Щёлоков，1910年11月26日——1984年12月13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胜利后，于1946—1947年任乌克兰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47—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工业委员会副书记。1951—1952年、1965年任摩尔多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1958年、1962—1965年任摩尔多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6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公共秩序保护部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1982年任内务部长。1968—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12月7日被开除出党，12月13日开枪自尽。

^[32] 鲍里斯·提克霍诺维奇·舒米林（Борис Тихонович Шумилин，1922年5月25日——2003年5月15日），194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5—1967年任白俄罗斯内务部长。1967—1983年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1983年以上将军衔退役。1986—199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0—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机构和内务部队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6—2003年任全俄游击队、地下工作者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参与者委员会主席。2003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