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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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为生存而战

　　我再一次想起了赖莎的最后时光和她经受的痛苦。我应当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来避免灾难的降临？赖莎在预定的骨髓移植手术两天之前去世了，她是那样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特别是患癌儿童的痛苦，她是那样强烈地同情他们和帮助他们，而她自己却成为了癌症的受害者。
　　疾病的发现和发展像闪电一般，十分迅速。1999年5月，我们从澳大利亚返回国内，这是一次十分疲劳但很有意思的旅行。我们很高兴这次旅行能够成行，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主张环保人士已经多次邀请我们去访问，但我们均没有答应。
　　令我们改变主意的是一份民意调查结果的报告。这份民意调查的问题是要澳大利亚人提名20世纪的世纪人物，结果超过75%的澳大利亚人提名戈尔巴乔夫。我对此感到吃惊。接下来的访澳邀请的确是我无法拒绝的。这是我对整个澳大利亚的回答，我下定决心出访这个国家。
　　我们访问的日程包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和访问澳大利亚西部最大的城市——珀斯，然后访问墨尔本，先后参加了多次集会，并发表了讲话。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极佳的回忆。一天，我们前往悉尼郊区，在桉树林里漫步。桉树林是澳大利亚的著名吉祥物考拉生活的地方。考拉常常是一副微醺的样子，我们特别喜欢它们，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国家。
　　回国的旅程十分漫长和艰难，但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今天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使得赖莎体内的病程加剧和恶化。她在那年年初做了全面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7月，当我们讨论度假计划时，赖莎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感到背痛。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感冒或坐骨神经痛。然后，我们决定认真地查一下，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她的病因还是查不出来，症状却在加重之中。她感到越来越痛，行动困难。
　　检查赖莎的骨髓发现她患有血癌。更糟糕的是，对这种血癌的种类和治疗方法都所知甚少。我向克林顿总统和格哈德·施罗德^[1]总理寻求帮助，同一天他们都邀请赖莎前往治疗。我们决定飞往德国，因为她的感觉很不好，最好不要长途旅行。在明斯特的世界癌症中心，他们使用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都相信赖莎的病能够治好。
　　经过一系列检查，特别是血液检查之后，化疗开始了。赖莎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受一切，尽管她变得有些迟钝，想退缩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去。我们从没有让她独处，即使是一个小时也没有。早上，伊琳娜过来帮助她打理一切必要事宜。下午，我过来陪她一直到深夜。在夜里，值班的医疗人员护理她，我们的朋友卡伦·卡拉格江和住在德累斯顿的一位同胞也轮流照料赖莎，他们都会说德语。在两个月里，安全官员瓦莱丽·佩斯托夫和奥列格·克里莫夫一直在德国陪我们，从未间断过。我们都很感激他们。
　　明斯特的医院是一家专科医院，对患者、访客和医生都有特殊的要求。治疗癌症的药物不仅攻击癌细胞，也会影响正常细胞。人的免疫力就会失去，患者实际上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任何感染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医院病房均是无菌病房，空气参数必须稳定地保持和控制，患者必须得到保护。访客进入病房之前，必须戴上无菌口罩，衣服和双手都必须消毒。数不清的医疗设备一直监控着心脏和全身的身体状况。
　　赖莎很高兴我们能陪在她的身旁。她身受病痛的折磨，很难支撑自己的身体。一次，她要我帮她一把。我扶着她的臂膀时，她感觉就会好一些，然后就会平静下来，打起瞌睡来。有一次我悄悄地抽回我的双手，但赖莎说道：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再扶我一会儿。”
　　我说：
　　“我想歇一下，我的后背支撑不住了。”
　　她机灵而幽默地说：
　　“戈尔巴乔夫，你曾经有一次用双臂抱着我走，现在你甚至都不能扶着我了。”
　　“确有其事。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要轻一些，我也要壮一些。”
　　赖莎身体正常的时候，闲暇时间里她一般看书或备课等。在医院里她不能做这些事，也没有时间做。住院之初，她尽力写一点笔记。笔记很短，几天后她放弃了，病情在加重。
　　一组德国专家来到明斯特医院，对治疗效果进行复诊，制订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们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讨论围绕化疗展开。赖莎的主治医师巴克纳教授计划与其他同事讨论第一阶段治疗的效果，副作用如何，以及下一步怎么做。事实上，他想与他们讨论治疗方案。医生们让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如我所说，时间长达好几个小时。
　　我回到赖莎病房时，看到赖莎十分焦急，立刻想知道医生的话：
　　“你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啊。情况不好吗？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事。他们也许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打断了她，说道：
　　“等一下，你感到好一点了，是吗？”
　　“没有的事，告诉我，你们三个小时讨论了些什么？”
　　“最好的专家来了。第一阶段治疗之后，他们讨论骨髓移植的选择。他们的决定是赞成采用这种治疗。我们必须为它做好准备，增强你的体力，将一切准备好。第一，我们必须叫柳德米拉（赖莎的妹妹）过来：你们的血液参数100%相配。”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浪费时间呢？”
　　“这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必须评估你的情况，做好所有准备，特别是增强你的体力。他们给你的治疗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们就不会决定进行移植。你不要耗费体力去担惊受怕。”
　　赖莎平静了下来，闭上双眼，也许在回味我们刚才的对话。我坐在窗户旁边，心里很乱。赖莎突然睁开眼睛，不再提刚才的对话，说：
　　“过来，把你的手放到这里来。”
　　她像往常一样，把我的手放到她的心口上，几乎立刻就打起瞌睡。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伊琳娜像往常一样过来了，与医护人员一起做一些必要的处置。我来的时候，赖莎看上去很平静。但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要回家。将会发生什么，发生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赖莎会这样。她的话令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真实感觉。
　　她又一次说道：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要回家，我要躺在我们卧室的床上。我讨厌这一切。”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双手。赖莎还是泪流不止。
　　“赖莎，亲爱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知道我也是多么讨厌医院这个地方。但我们是在其他医院或我们家都不能替代的医院里。在我们回家前，必须完成你的治疗，完成你的骨髓移植。记得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我战胜了它。”
　　大约一年以前，我患上了过敏症，病程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症状发展得很快，从头到脚都发了红色的丘疹。有时，我都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且，我还出现了一些并发症。阻止病情扩散的强效药也不起作用。然后，过敏消失了。我告诉赖莎，对于她帮助我摆脱了疾病是多么感激……
　　我无法救她，当时我就有罪恶感，现在仍然有罪恶感。我不仅心如刀绞，而且羞愧无比。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我们发生争吵时我表现粗鲁。但事实上赖莎没有办法以另外的方式行事，她的神经不能忍受必须经历的一切。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能看到她的心里一样难受，但不是总能够控制住自己，还责备她，惹她生气。我一想到她哭着问我“我就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吗”，就会心痛不已。
　　赖莎对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感到错愕。几乎没有人敢出面公开指责对我们两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无情嘲讽。只有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2]一人例外，他是位正直和直言不讳的人。他在红普列斯尼亚电影中心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今天在座。我对我匆忙下结论的做法向所有人和全国表示道歉。请原谅我。”
　　我记述戈沃鲁欣时，想起另一次会议。在同一个会议厅里，他们表彰歌唱家约瑟夫·库布松，赞扬他的成就和美德。当然，约瑟夫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尤里·卢日科夫^[3]在会上的讲话令我惊愕不已。他在讲话时变得极为兴奋，显然他感觉到了“某些”听众中的“温度”。卢日科夫大谈那些能够指引国家走向未来的人物。听众们站起身来对他的讲话鼓掌欢呼。这个“非同寻常”的会议进入到了第四个小时。此时，约瑟夫提醒听众，像是在顺便提醒，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夫人在会议厅里。他颇有信心地用最大声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能站起来吗？你在害怕什么？”
　　在这个时刻，我开始失去控制了。我站起来走向讲台，在靠近时我说道：
　　“首先，我不害怕任何人，不要搞错了。这是对约瑟夫和所有听众说的。其次，我要讲几句话。”
　　我登上讲台，从库布松手里拿过话筒（他一开始不愿意把话筒给我，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头脑灵光的家伙，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弄砸派对”。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对着话筒说：
　　“我对你在这里获得的表彰表示祝贺。我还要加上几句，我祝贺你，约瑟夫，我十分欣赏你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这是货真价实的成就，人们和整个国家都很欣赏。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记得电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改行》吗？那么，我想让你不要改行。”
　　（当时莫斯科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库布松将经商。）
　　我看到库布松对我的讲话感到紧张，但他保持沉默。
　　“我还想提及你将人们拉到一起的特殊才能。比如，这些天我很少与卢日科夫见面，他刚刚在这里讲话。我们在正式场合只见过一次，但我们在一起对你表示祝贺。最近我与卢日科夫的对话是在法院进行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起诉了我三次，起诉的事由是我的批评讲话，特别是对莫斯科腐败问题的批评。三场官司我都输了，包括最近的一场官司。毫无疑问，莫斯科不存在腐败。”
　　听众一片寂静。卢日科夫试图就这个话题开个玩笑。
　　“我们需要钱。莫斯科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约瑟夫试图改变一下气氛，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献一束花给你。”
　　“我会把花转给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谢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赖莎和我在我们共度的最后日子里所承受的那一切。我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抢救我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不能避免灾难的降临……

紧急呼叫

　　……突然，伊琳娜从明斯特医院打来电话：“母亲让你早点来。”我担心也许有什么其他事情已经发生，赖莎想要我第一个知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总是这样。
　　我很快穿好衣服赶往医院。我们两人一见面，赖莎就说：
　　“我们两人要多见面交谈啊。”
　　这句话让我一愣，赖莎这样说似乎是受到了一种预兆的驱使。
　　于是我们开始谈我们过去的岁月。我们回忆了在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学生宿舍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还记得我们的家人送我们上大学的情景：赖莎离开在斯捷尔利塔马克的家，我离开在普利沃诺耶的家。她携带了一只木箱，一半是装吃的，一半是装自己的其他东西。这个箱子很重，几乎有赖莎那么大。我是父亲送我的，我的箱子与赖莎的差不多，只有一个区别：里面装的全是吃的。
　　我们回忆起乘火车的经过，那时候很少有人乘飞机。我们有时会乘卧铺，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无奈地乘三等车厢的坐席。俄罗斯的长途火车旅行会发生许多故事，这些我们都娓娓道来。我们第一次感到我们是这个流动的世界的一部分。
　　一次，赖莎问我：
　　“你能记得你第一次吻我吗？”
　　“是的，我记得，不可能忘记。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本应当更早就这样做了。是谁的错啊？”
　　“当然是你的错啦。”赖莎说着，大声笑起来。
　　我记得这件事的经过。我们当时经常去索科尔尼基公园（那是在1952年）。像往常一样，我们边散步边吃冰淇淋。那天相当闷热，我记得很清楚。突然天阴下来了，越来越黑，人们向公园出口跑去。公园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作驯鹿池塘。我说：
　　“来吧，我们去游泳。”
　　“你是说真的？”
　　当时天很热，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脱去衣服，下到池塘里。不到十分钟，一场吓人的雷暴雨倾泻而下。另一场雷暴雨接踵而至，似乎要追随着我或陪伴着我一辈子。我记得赖莎的脸庞被闪电照亮，看到了她惊恐和疑虑的眼神。我用双臂搂着她，开始吻她，笨拙而富有激情地吻着。
　　我们继续“测验”，我问赖莎：“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要断绝我们的关系？”
　　“我的室友盯着我说：‘你刚刚与阿纳托利分手，就跟另一个男生交往了。’你记得埃尔韦拉吗，那个阿塞拜疆女生？”
　　“我当然记得啦。”
　　“她对你有好感，我夺了她的所爱。”
　　“所以你就放弃了？”
　　“如你所见，我没有啊，我们在一起了。”
　　“假如我没有锲而不舍地追求并且坚决不肯分手呢？”
　　“噢，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你所说的女性逻辑吗？”
　　“是的，你们男性以为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的。”
　　“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告诉我，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夫妻的？”
　　“按照法律是在9月25日。”
　　“完全正确，但事实上呢？”
　　赖莎回答道：
　　“在列宁山。”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你看，可我记得，那是在1953年10月5日。”
　　是啊，我们之间有着充满激情的关系，我们不愿分开。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只要能手拉着手在一起散步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在结婚以后才真正成为夫妻。
　　在我们的人生中，不论是在什么地方，赖莎与我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之后，每天我不在家的12到14个小时里，都会相互打两三个电话，或者是我打给她，或者是她打给我。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锻炼身体（在别墅）：她在她的房间锻炼，我在隔壁的房间锻炼。有时，我会听到她喊我（我们的房门都开着）：“迈克，迈克，你过来！”
　　“好的。”
　　“我很喜欢这种锻炼。”
　　说着，赖莎就做了头手倒立，将很大的重量压在她的颈部。我认为这并不好。
　　“听着，有可能会弄断你的脖子。”
　　“我迟些日子会开始教你锻炼。医生说你这个拖拉机手的肌肉需要经常注意。”然后，她说道：
　　“把你的手给我。”
　　“哎哟。”
　　“握紧我。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对你不会太晚，对我也一样。”
　　我们一起去淋浴，然后去卧室……
　　赖莎急切地想知道我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在改革时期，她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说说另外的事。赖莎有一些新的衣服和饰物需要试试。我是唯一的评审员。她穿上新衣展示给我看。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我一直对她表示鼓励，虽然我们的财力有时达不到。当她问我“那么，你觉得怎么样？”时，如果我稍加迟疑的话，她就不再穿那套衣服，就会把它处理掉。
　　赖莎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这不仅是在我的眼里：她十分优雅，富有魅力和绝妙的女性气质。她具有天生的贵族风范，端庄高贵。那些见到赖莎或是仅仅打过一次交道的人会感到她不容易接近。但对她更了解的人会欣赏她的周全、体贴和热心的个性，会发现她是一个认真和有趣的交谈者。
　　赖莎喜欢那些具有幽默感的人。她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事情。她在与朋友来往时很敏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悟性很强。她愿意敞开心扉进行讨论，但容不得任何造谣诽谤，她受不了这个。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发低烧，每天的体温都是37.8摄氏度。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查找病因，但就是查不出来。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夏天我们带她去海边度假。游泳、海上的空气和阳光对她有很大好处（至少我们认为如此）。
　　按照往常的习惯，赖莎和女儿去了克里米亚。一次，她们到克里米亚的格来汗^[4]宫参观游览。导游详细解说和复述了那些传奇，打开了已经消失的宫廷生活的一扇窗户。他们来到了先前的后宫，自然所有人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女性。赖莎告诉我，人人都对格来汗拥有妻子的数目感到吃惊。也许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批评性反应，也许是其他的什么反应，我不想妄加猜测。
　　当她们游览完毕和品尝当地十分有名的“切布莱基”肉馅饼后，回到了疗养院。伊琳娜当时10岁，突然问道：
　　“妈，为什么格来汗有那么多妻子，而爸爸只有你一个？”
　　赖莎起初吓了一跳，但连忙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说道：
　　“回家后问你爸，让他告诉你我是不是他唯一的女人和为什么。”
　　伊琳娜记住了这些话，她回来后问我：
　　“爸，我们去看了格来汗的宫殿，结果发现他有很多妻子。为什么你只要妈妈一个妻子？”
　　当时我遇到了点麻烦，我不得不回答。我们家的规矩是如果知道答案就必须说实话。如果这个实话里面含有孩子听不懂的事情，那么就必须找到含有某种信息的回答方式。如果我和赖莎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会如实回答：我们不知道，但会查找出答案来告诉孩子。
　　就这样，伊琳娜向我提出了她的问题，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给出了回答。我以为这是我一生中给出的最好回答之一，我已经不得不回答了许多问题。我说：
　　“你要知道，格来汗有许多妻子，但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我的诙谐回答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典故之一。

我的第一次讲话

　　在我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我们搬到莫斯科之前，发生了好几件事，从中折射出政治局的情况、任命干部的方式以及最高层的内部活动。
　　就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初，我去莫斯科出差，到过中央委员会，与库拉科夫见面交谈。在我们谈到具体问题之前，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问我：
　　“你去见过总书记吗？”
　　“没有。”我说。
　　“为什么不去见呢？”
　　“我没有要问总书记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浪费他的时间？”
　　“听着，我无法相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已经上任，但他不想与总书记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怎么样，他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要求安排见面事宜。”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啊。”
　　“哦，不论怎样，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与总书记保持接触就意味着一切。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定期给第一书记们打电话，包括给我打电话。很显然，当你来到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就应当与总书记联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对总书记表现出如此“傲慢的态度”。
　　后来，我们之间有大量的联系。每当我需要中央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给予支持时，我们就会通电话，单独见面。1977年末，我与费奥多尔·库拉科夫进行了一次相当紧张的长谈。与其他地区书记一样，我来和他谈一些日常事务。
　　在谈话中，库拉科夫说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中央地带）的情况很好。
　　“我需要大手笔的投资。”他说。
　　显然，他需要争取地区领导干部的支持，这是他向我提起这件事的原因。
　　我说在这方面需要找到额外的资源。我们不能拿走库班地区、罗斯托夫或乌克兰的资源。它们的资源也不够用，对这些地区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快的回报。
　　库拉科夫打断我的话：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投资并不总是投向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非黑土地带是我们国家诞生的地方。我们不能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困境视而不见。”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谈到了农业的经济问题。我争辩道，农产品的收购价不应当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我说，我们从国外购买粮食的价格要比我们付给农民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价格高好几倍，因此，即使是通过应用技术和降低能耗的方式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也无法从中获利。
　　我们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中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良好的和成功的时期。突然，化肥、燃料和润滑油、建筑材料和新机械的价格就出现上涨。
　　总之，农业已成为一种“内部殖民地”，为工业发展提供补贴。现在的情况没有发生改变。
　　库拉科夫十分生气。我甚至对我如此直率和不顾情面地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感到后悔。
　　作为中央委员，我知道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全会将于第二年召开，我认为我们的谈话十分及时。在我们讨论行将结束时，库拉科夫说：
　　“那么，如果你是这么聪明的话，把你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写一份备忘录给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最好表示拒绝，但我说：
　　“很好，我马上就写。”
　　1978年1月1日，我将写好的一份72页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本人。
　　不久，库拉科夫打电话给我：
　　“你是否介意把你的备忘录发给全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传阅？”
　　这令我大吃一惊，说道：
　　“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这只是给你本人看的。如果你要将它发给委员会全体委员，我觉得还需要再下些功夫才行。”
　　说实话，我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委员会可能会认为我傲慢。我对备忘录做了修改，做了更多的论证，删除了不准确和情绪化的部分，将文本变得更短一些。
　　我将定稿的54页版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他发给各位委员会委员。这份备忘录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很高兴我没有转弯抹角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他一些同事也带来了他们的建议。结果是全会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做出重大的决定。
　　我被问到是否准备做一个发言。显然，这与那份备忘录有关。在这里，我必须重述一个奇怪的情况，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或解释。
　　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将近九年了。我经常想参加针对不同问题进行的辩论，但我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发言的机会。
　　我认为（虽然我不能肯定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安排我“在侧翼等待”。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羞辱。但是，他们要求我退到一旁。我认为我也许是对的。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最高层在选拔干部方面遇到了困难。在全会召开的前夜，我被问到是否想要发言，这对我是某种提醒。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显然，某种决定已经做出了。我回答说，我愿意发言，特别说明我想在我的备忘录提出的思想的基础上发言。答复十分简洁：好的。我认真为全会做好准备。
　　全会工作和决定的内容引起热烈的讨论。在全会上，我的邻座是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列昂尼德·弗洛伦提耶夫^[5]。我把我的发言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说：
　　“我认为这个发言不错。”
　　但他建议我删除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把事情都挑出来讲？”
　　“为什么不讲呢？这不是官样文章；这是我们的经验，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这位部长坚持道：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我走上主席台开始发言，一开始与往常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委员们在看报纸，政治局委员们坐在我的后面听。突然之间，听众中的声响不见了，我感觉到有人在我的身后讲话。事实上我听到勃列日涅夫问道：
　　“他在讲些什么？”
　　我的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弗洛伦提耶夫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把我的发言稿读完。有些人喜欢我的发言，有些人不怎么喜欢。全会做出了我所期望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目标。
　　我再提一下那份在1978年7月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全会前夕拟就的、我所“中意的”备忘录。我担任总书记之后，还记得这份备忘录，问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我的私人文件集里有一份打印稿，但我想知道原件在哪里。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最后发现放在中央委员会赤塔分部的档案里了。我后来将它收录到我的著作全集之中。

对我的考察

　　两个星期之后，库拉科夫去世了。我要求中央委员会批准我出席他的葬礼。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我开始构思我的讲话。库拉科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葬礼在列宁墓前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陵墓上面发表讲话。
　　我已经谈到了一些我觉得离奇的地方：出于某种原因，苏斯洛夫和其他在度假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席库拉科夫的葬礼。直到今天，还有一种传言称有人要除掉库拉科夫，因为他是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竞争者。
　　我在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这样的传言也有不同的说法。当我提到库拉科夫晋升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
　　“你知道，库拉科夫担任的职位很合适。”
　　换言之，安德罗波夫排除了库拉科夫被提拔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最高层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库拉科夫去世后，最高层开始挑选接任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工作十分特别，需要主管许多部，需要与全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还要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书记们保持这种联系。库拉科夫受到总书记信任，相信他能够贯彻他的政策。
　　夏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基里连科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度假。我们陪同他在边疆区内旅行，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发现他了解我的兴趣比了解边疆区的兴趣还大，尽管我们早已认识，而且之前也相互联系过。说实话，我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或他的行为方式。我对此未加隐瞒，他则感到不快。
　　在同一个夏天，安德罗波夫给我打电话，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哪里度假。我说：
　　“像往常一样，在基斯洛沃茨克，庄稼收割完成后就去。”
　　“很好，我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去，我们在那里碰头吧。”
　　“不胜荣幸。”
　　他从来没有在他度假前给我打电话，虽然我每一次都能在那里遇见他。根据规定，地方负责干部需迎送来访的政治局委员（干部必须尊重和协助上级）。
　　在那次度假期间，安德罗波夫与我见面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我们一同散步，而且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讨论的问题各种各样。根据他与我谈话的方式，我发现他是在考察我，尽管他已经熟知我的一切。那个时候，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结束度假的那一天，安德罗波夫中午打电话给我：
　　“听着，米哈伊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将去阿塞拜疆。他们将在那里举行一个大规模庆祝活动。地区党委书记将会在沿途对他致意。你也许应当参加这次活动。”
　　“好的，当然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吗。我们一起去。”
　　约晚上9时，我们去矿水城火车站。在南方，黄昏很快就会变为黑夜。星光灿烂，兹梅卡山、莫修克山和热勒支纳亚山这些岩盖山矗立着。初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专列停下来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走了出来。我们四人用了30到40分钟（也许1个小时）在月台上来回散步和交谈，只是聊聊惯常的话题。我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收成情况（那是一个丰收年）和运河建设的进展情况。后者是他一直问我的问题。我说他缩短了度假时间，本应当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好像在说：这没有什么。然后，他们与安德罗波夫简单交谈了一会，于是我们就分开了。
　　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勃列日涅夫乘火车出行时，总是要召开一次所有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但回想起来，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齐聚在一个火车站上。这四位在苏联历史的末期都曾担任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他在当时和后来从来没有告诉我，那次会面的目的是要考察我。麦杜诺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邦达连科^[6]（罗斯托夫地区）都很想当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谈话的对象还有波尔塔瓦地区书记费奥多尔·莫甘^[7]。那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召开的时间较晚（11月17日星期天）。我的会外日程只有一个，即探望我的朋友马拉特·格拉莫夫。他就要50岁了，和我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同乡，从共青团共事时就成为朋友了。
　　中午我要了一辆车，去马拉特的家。但是，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不久就在到处找我，他们将电话打到了车队。他们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与什么人见面。他们还将电话打到了格拉莫夫的公寓，要找戈尔巴乔夫。马拉特的儿子接了电话，说对方打错了。我认为他并不是不想叫我接电话。直到晚上6点钟左右，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了我，嘴上在不停地骂我。我马上去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广场。我表示歉意，说我在参加一个老朋友的生日聚会。契尔年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直在等你，但他刚刚离开。”
　　“有人应当事先通知我。”
　　“我们不能去告诉总书记需要做些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让我告诉你：他将在明天的全会上提议你作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我是否胜任这个职务，也许其他人可以。”
　　“记住我说的话。你的回答必须简单而明确：这是我的荣幸。这就行了。至于你是否胜任这个职务，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信任你。明白了吗？”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8]。”
　　这就是我如何得知苏共总书记明天上午将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提名我担任重要职务的经过。第二天，在讨论了我的候选资格和情况之后，中央委员一致投票表示赞成。
　　会议中间休息时，我走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跟前，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听后对我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拜访勃列日涅夫。我立刻获得接见，但我感觉不出任何特别的友情存在。他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的事真是太不幸了，他是一个好人。”
　　当时我就在想，一定是那些人把我强加给了他。全会期间，柯西金走到我跟前说：
　　“祝贺你。我很高兴你现在是我们的圈内人了。”
　　安德罗波夫与我有力地握手，说道：
　　“出土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了。”（他是指我们的一次谈话，下文将做介绍。）
　　中央全会之后，我去了老广场，我在那里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妥当。
　　为我配备了保卫人员和一辆吉尔轿车。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固定住处一旦决定，就会立即通知我。这个决定来得很快，我不需要排队等候分配公寓。
　　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打来了电话：
　　“你忙吗？”
　　“还不忙。”
　　“你能来一下吗？我在工作……”
　　我前往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们是同志，我希望我们一直是同志。但我必须告诉你，米哈伊尔，莫斯科就是莫斯科。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和他的支持。”
　　“没有问题，我与你的立场一致。”
　　“很好。只是想提醒你，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顺便说一句，我看到柯西金对你咧着嘴笑向你祝贺啊。”
　　简言之，安德罗波夫给我提示了主要的注意事项……
　　当选中央书记三天之后，我去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主持了边疆区党委全会。全会选举弗塞沃洛德·穆拉霍夫斯基^[9]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是我的好朋友，曾一起在团和党组织共事。他严谨而聪明，参加过二战结束时远东战场的作战行动。
　　我看着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长期共事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区党委书记和市党委书记，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新当选为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穆拉霍夫斯基表示祝贺。我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成为了中央书记，老板被调走了。于是，穆拉霍夫斯基现在成了他们真正的老板，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至于穆拉霍夫斯基，他对工作十分投入，继续实施我与他和其他党委委员共同启动的那些工程。到一定时候，这些工程就能带来财政、粮食和畜产品方面的红利，并促进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穆拉霍夫斯基与我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1] 格哈德·弗里茨·库尔特·“格德”·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Gerd" Schröder，1944年4月7日—— ），1963年加入社民党。1994—1998年任社民党下萨克森州组织主席。1999—2004年任社民党主席。1980—1986年、1998—2005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86—1998年任下萨克森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并于1990—1998年任下萨克森州总理。1998—2005年任德国总理。2005年退休。

^[2] 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戈沃鲁欣（Станислав Сергеевич Говорухин，1936年3月29日——2018年6月14日），俄罗斯电影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1991年参加了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1993年退党。1994—2003年、2005—201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11—2018年任文化委员会主席。1999年参加“祖国—全俄罗斯运动”（Отечество — Вся Россия）。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3—2018年任全俄人民阵线中央司令部联合主席。2018年去世。

^[3]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1936年9月21日——2019年12月10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退役。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2001年任莫斯科市政府总理。八一九政变后，于同年8—10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1998年发起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并于1998—2002年担任联盟主席。2000—2010年任国务院委员，2000—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1—2010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被解职，随后与统俄党决裂。2010—2012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大城市管理学院院长。2012年起经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9年在慕尼黑因心脏病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4] 哈吉一世格来·天使（Хаджи́ I Гера́й А́нгел，1397？—1466），成吉思汗十一世孙，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九世孙。1441年起负责管理克里米亚地区，反对金帐汗国的统治。1443年创立克里米亚汗国，并担任第一任大汗至1466年。

^[5] 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弗洛伦提耶夫（Леонид Яковлевич Флорентьев，1911年12月24日——2003年2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3年任马里农业人民委员。1943—1944年任联共（布）马里省委书记。1944—1946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土地局局长。1946—1947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7—1948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8—1949年任部长会议保护造林总局副局长。1954—1955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5—1956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二书记。1956—196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5—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

^[6]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нко，1926年6月5日——2009年2月16日），1943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柏林战役。195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6年任罗斯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84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退休。

^[7] 费奥多尔·特罗菲莫维奇·莫甘（Фёдор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гун，1924年5月12日——2008年7月7日），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吉尔吉斯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2—197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73—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波尔塔瓦省委第一书记。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89年任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

^[8] 契尔年科的名。——译者注

^[9] 弗谢沃洛德·绥拉菲莫维奇·穆拉霍夫斯基（Всеволод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Мураховский，1926年10月20日——2017年1月12日），1945—1950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6年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宣传与鼓动部部长。1963—1964年任斯塔夫罗波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科教部部长。1965—1970年任苏共基斯洛沃茨克市委第一书记。1970—1974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74—197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书记。1975—1978年任苏共卡拉恰伊—切尔克斯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农业工业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