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章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纪念列宁的讲话
↘出访加拿大
↘家庭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契尔年科去世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事实就是如此，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间加在一起是850天。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时长为28个月的痛苦过渡期，为苏联领导层的换代铺平了道路。
　　如果对克里姆林宫的密谋未作详述的话，就很难理解我如何能够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我将尽我所能就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事进行阐述，表明这些事件是如何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并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局面做推测。由于我深度介入了这些事件，所以我完全能够做到这些。
　　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日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必须给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接见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讲话稿的内容，而这个发言稿最初是为勃列日涅夫准备的。显然，讲话稿的内容应当体现新任总书记的最初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担心讲话稿会透露出一种傲慢的野心：“看吧，他仅仅任职一个星期就已经把这件事搞定了！”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了我的看法：
　　“当然，你无法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一个完美的蓝图。但是你完全有可能提出和强调一些要点，按照你的思路清楚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做进一步考虑。”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也与其他官员讨论了发言稿的事宜。
　　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80年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作为新任总书记所做的主题发言十分成功。尽管充满了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陈词滥调，但他的报告的确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安德罗波夫谈到了苏联经济的严重缺陷和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未能达到目标，还谈到需要改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给予国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性，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动力，打造企业的主动性和企业精神。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新意，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称赞。他特别强调了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加强纪律性和控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无法再容忍当时存在的自满情绪。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是稍微提及了许多重要问题，但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报告初稿进行审议时，所有人都认为需要就经济管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我们并无具体的建议。因此，安德罗波夫亲自对报告做了修改，以表明他本人对所有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对全党和全体人民发出了参与讨论的邀请。
　　安德罗波夫对我们说：除非他的讲话对某些政府部长持续的渎职行为提出批评，否则他将不出席全会。于是，报告文本做了修订。对交通、金属制造和建筑部提出了批评，这些部在许多年里都未能满足苏联经济的需求。紧接着，相关的部长均被解职，他们是帕夫洛夫斯基[1]、卡扎涅茨[2]、诺维科夫[3]。
　　安德罗波夫与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4]（外交事务专家）、亚历山大·鲍文（知名政治评论家）、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5]（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一同撰写了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在报告初稿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安德罗波夫给我看了报告的这一部分。
　　在谈到西方媒体担心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外交政策将变得更糟时，安德罗波夫用讥讽的语气提到这些媒体就在不久之前还在谴责同一个外交政策。我应当说的是，多年以来他参与了制订苏联外交政策的工作，支持缓和政策路径，现在他公开宣称此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稍纵即逝的时期，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列宁很久以前所论述的那样，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关于思想的战斗绝对不能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释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罗波夫说，在他看来，不能像西方的伙伴们那样，只是把目标聚焦于目前的裁军问题上。对于我们而言，谈判是促使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以取得互利的途径。他谈到了控制军备竞赛和冻结核武库的必要性，但不能是单边的行动。他还提出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去克服“一成不变的偏见”。
　　他讲话中的这段话赢得了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星期里，所有人都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新总书记所采取的最初实际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利用“他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对党的工作人员重新洗牌。
　　那个夏季的早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外出度假之时，我就经济政策问题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建议成立一个政治局经济政治委员会。将这份文件送交在克里米亚避暑地的勃列日涅夫之前，我让安德罗波夫看了一下。他对此做了一些修改，并说他支持我的建议。随后，我与契尔年科本人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讨论了这份文件。他们接受了这份文件，但从此没有下文。不久之后我听到一个传言，称有人再次认为我的行为是企图接管苏联政府。
　　诸如此类的猜测和怀疑不断增多。大家不再关注手头的工作，而是将这种行为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是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我以总书记的名义对文件的草稿做了修改。直到此时这份文件才送交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从克里米亚的宅邸给我打来电话：
　　“我已经看了你的备忘录。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结论是错的——要求我们建立另一个委员会。我讨厌这些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委员会，现在你要增加另一个委员会。那么，我的建议是在中央委员会设立一个经济部，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投入全力去领导这个部门。”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提议能够获得如此美妙的结果。
　　当我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时，我坚持要挑选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者。所选择的人选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6]。我认为由于雷日科夫对于技术思维的偏好，他有能力看得更远，并且能够接受新思想。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相处得十分融洽。雷日科夫崇拜安德罗波夫，富有激情地与他交谈。雷日科夫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进行了持续的合作。安德罗波夫密切关注我们之间的合作，因为他要确保他的团队成员具有相似的思想，而且还要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决定推动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变化。一般而论，这些部门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捍卫勃列日涅夫：他的人格、他的领导作风和政策。1976年起，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基米亚宁[7]，他升任这个职务得到了契尔年科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起初，我期望安德罗波夫能对意识形态政策做大幅度的改变。他此前已经多次表示是认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了，还提及了他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有关备忘录。
　　之后，安德罗波夫将这份备忘录发给我看。说实话，备忘录令我感到失望，完全缺乏新意。备忘录指出要改变宣传的整体风格，废除过时的教条。但备忘录没有提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新的现实。而且，由于这份备忘录来自克格勃系统，所以反映出那个系统的特色，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在意识形态方面要采取“更加进攻性的立场”。
　　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变化甚小这件事并不感到惊讶的原因。基米亚宁保住了他的职位，宣传部长加热利尼科夫[8]于1982年12月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9]所取代。当然，斯图卡林是个更加谨慎的人，但他过于小心，不敢有任何独立思考。换言之，安德罗波夫试图在不改变意识形态体系及其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其组织架构。
　　S.P.特拉裴兹尼科夫[10]负责领导另一个关键部门（同样由基米亚宁主管）——科学与教育部，他于1983年夏被撤换。1965年，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特拉裴兹尼科夫被任命为科学与教育部长，他曾在摩尔多瓦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他能在这个职位上待那么长时间也是因为得到了总书记和契尔年科的支持。在他任职期间，他将中央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之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在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名声很坏。
　　苏联科学院院士会议两次阻止了特拉裴兹尼科夫试图成为通讯院士的尝试。只是在第三次获得提名后，因为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压力，他才如愿以偿。但在下一次的苏联科学院选举中，他成为正式院士的提名遭到了压倒多数票的否决。这些挫折清楚地表明了特拉裴兹尼科夫顽固的教条主义和思想上的苛严所造成的后果，他的那些思想和做法具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读了特拉裴兹尼科夫的《历史巨变关头》，我绝对有把握说：唯有那些绝不主张任何变革或改革的人才会将他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负责科学工作的最高行政官员的位置上。
　　对于经济部门掌门人的人选，我提议由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1]来担任。我与梅德韦杰夫自70年代就认识了。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专家，他在经济学界同仁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安德罗波夫让我去找梅德韦杰夫谈这项工作任命。梅德韦杰夫当时任苏联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中央委员会提供的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在管理工作上，对党内仕途丝毫没有野心。我要唤起他强烈的责任感，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意识到需要进行全面变革的科学部门的领导者。说服工作收到了效果，梅德韦杰夫表示他同意在党的新领导班子之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这次谈话之后，梅德韦杰夫去见了安德罗波夫，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确认了对梅德韦杰夫的任命，在谈到特拉裴兹尼科夫的那次丢面子的选举时，他开玩笑说：
　　“我非常强烈地要求你不要立刻推动科学院的院士人选问题。”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党的官员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官员对于最高学位的追崇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流行病。有不少党的工作人员通过诚实的能力获得学位，但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政府官位得到学位。一些官员将学位视为他们职业生涯出现变数的安全阀，这样他们就能从容地退居研究所和大学的管理岗位。
　　还需要更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和使党的组织政策陷入停顿的主要工具。我记得他时常会到我的办公室来，无助地抱怨道：
　　“我为那五个必须要被更换的人的报告已经忙了很长时间了，但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会批准。”
　　很少有人像他这么优柔寡断。卡皮托诺夫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时，紧张地捕捉任何气氛上的微小变化，辨明方向所在，并尽可能地取悦所有的高层领导人。
　　当考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人选时，我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像伊戈尔·利加乔夫这样的人。我喜欢他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时，与利加乔夫之间有常态化的工作关系。当时他担任托木斯克地区党委书记，我发现他真心为他领导的地区多做实事，尤其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利加乔夫在地区党委书记中高出一筹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果断地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体现在他深厚的知识和文化底蕴上。
　　葛罗米柯与我的看法一致，他说曾与利加乔夫一同出国访问，对后者强大的思维能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感印象深刻。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像利加乔夫’的人，”安德罗波夫笑道，“如果就有利加乔夫本人在此。”
　　他告诉了利加乔夫关于他的工作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利加乔夫立即表示服从安排。因此，几天之内，事情就这么定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部长，12月26日，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是要更换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帕夫洛夫[12]，他自1965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凡是对苏共权力组织体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务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能够对党的所有物质资产进行集中控制。安德罗波夫所做的调查发现了多项滥用权力和管理不善的案例，包括诸如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大街的十月酒店和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工程。调查还发现了《真理报》印刷厂的严重渎职事件，该单位归总务部管理。
　　要在帕夫洛夫继任者的人选上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契尔年科需要安排他所信任的人选，我则坚持要任命我已认识多年的克鲁奇纳[13]。克鲁奇纳十分诚实、能干、具有远见，而且十分谨慎和高度负责。他十分可靠，是我信任的对象。
　　部长级的人事变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已经提到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坚持要撤掉三名部长。在勃列日涅夫实施了二十年的“干部稳定”政策之后，即使要罢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废物也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最碰不得的部长就是建设部长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如果有人谈论建筑业存在的问题时，他就会以明白无误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这些批评者：
　　“顺便说一句，你是否知道勃列日涅夫读书的时候与我是同桌？”
　　位于伏尔加顿斯克的原子能设备制造厂的建筑突然倒塌，表明其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过失。此事令诺维科夫受到调查。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如常进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事故，然后就调查结果做出决定。
　　安德罗波夫打断了讨论，说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废话，都是些惯常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提议立即撤掉诺维科夫。但是，后来的调子调低了很多：诺维科夫本人提交辞呈，然后宣布退休。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安德罗波夫的勃然一怒，而人们平时的印象则是他的老练。
　　1982年12月更换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决定造成了范围更广的反弹，甚至说是更强烈的震动。安德罗波夫此前多次谈到警察队伍的腐败、与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的联系和内务部当时的状态已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犯罪。不过，那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没有挑战晓洛科夫的权力，后者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保护。
　　安德罗波夫同样不满意克格勃的新老板费多尔丘克的工作。当勃列日涅夫还掌权的时候，我问安德罗波夫对他的继任者的看法，他勉为其难地答道：
　　“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我才搭理他。而他很少打电话。他们说他在质疑我对克格勃组织的重组。所以，他正在显示出他的独立性，虽然我听说他与乌克兰领导层抱成一团。但我不会插手克格勃的事务，这是总书记的范围。”
　　这事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对总书记负责。而且，费多尔丘克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选择。现在，安德罗波夫以一石二鸟的方式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撤掉晓洛科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担任新的内务部长，以避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克格勃主席一职交给安德罗波夫此前的第一副手维克托·切勃利科夫，他在一年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横扫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也结束了另外一段漫长的历史：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基里连科退出政治局。基里连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患上了失智症，已经到了失去正常能力的程度。在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上，他负责宣读中央委员会新任委员候选人的名单，尽管专门为他准备了最大字号的文本，但他还是念错了许多候选人的姓。这在听众中引发了困惑和窃笑。这件事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比任何政治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然而，尽管出了这样的差池，勃列日涅夫仍然出于他们的悠久情谊而将基里连科纳入新一届政治局之内。但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显然已经无法进行完整的对话或认出自己的同事。最终，勃列日涅夫要安德罗波夫找基里连科谈话，劝他提交辞呈。
　　安德罗波夫后来向我叙述了他与基里连科的这次敏感谈话的内容。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策略而坚定地直奔主题：
　　“安德烈，你是明白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所有尊重你的同志对你讲话。我们达成的共同结论是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你的工作。你患上了重病，需要适当的治疗。必须对此采取一些行动。”
　　基里连科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顿时泪如雨下。很难继续跟他谈下去，但安德罗波夫没有停下来：
　　“请你理解，安德烈，我们只需要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你将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短假，你需要多长时间都可以。你将保留你的一切：你的轿车、别墅、医疗待遇，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像朋友那样交谈，但仍然需要你自己做出决定。你记得柯西金吗，他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但他自己写了……”
　　“好的，尤里，”基里连科最终说道，“假如我不得不……帮我写辞职信，否则我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安德罗波夫迅速写了一个简稿，基里连科十分吃力地亲自抄了一遍。他的任务完成了。辞职程序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11月中央全会上最终画上了句号。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14]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我问安德罗波夫选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原因，他不情愿地、含糊地说这原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他不愿意对此提出挑战。
　　毫无疑问，阿利耶夫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聪明、意志坚定，总是事先考虑好要采取的行动。起初，看到他在阿塞拜疆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我完全相信他能够大力打击腐败和地下经济。他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推动阿塞拜疆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实施了一大批项目，的确值得肯定。
　　但是，在更清楚地掌握了阿塞拜疆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正在发生变革的背后动机存有争议。有些人会说评价政治成就时应当忽视内在动机，因为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的全部人生经历中，我看到好的结果被自私的动机侵蚀殆尽。加盟共和国政府原先的官僚集团已经罹患癌症一般，被阿利耶夫以腐败和低效之名而清除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之为“纳希切万集团”的新集团。与以往的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关键职位被他的亲戚所把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严密支持网络，阿利耶夫不是在领导或管理共和国，而是在君临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公共讨论、游行、记者会、与公民的会面和其他民主的展示仅仅是表面文章，对他的政府的本质和原则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这样的人物被请来加入政治局。当然，这与对勃列日涅夫所做的承诺没有任何关系。阿利耶夫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将安德罗波夫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不仅仅是原先的上级。将阿利耶夫招入政治局是为了加强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地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出于类似的原因，安德罗波夫提拔了格里戈里·罗曼诺夫[15]，尽管他了解后者的狭隘心胸和权威主义的手段，这可以从罗曼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得到展示：他很难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然而在1983年6月，安德罗波夫将罗曼诺夫从列宁格勒调到了莫斯科，建议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到那时为止，国防部门（包括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最高权力一直集中在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手中。安德罗波夫感到军事权力如此集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应当为了国家和乌斯季诺夫本人的利益而削弱其权力。但这也需要按照乌斯季诺夫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
　　“我不希望惊扰德米特里，”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盟友，也是我的同志。”
　　苏联领导层正在考虑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这个人选将来自党内高级官员。安德罗波夫希望乌斯季诺夫不会反对罗曼诺夫成为这个人选，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示反对。
　　政治局还发生了其他变化。1983年，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16]被从克拉斯诺达尔召到了莫斯科，取代索洛缅采夫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6月，中央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则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
　　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感到乐观，认为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呈现出未来改革的迹象。另一些人则感到沮丧和困扰，主要是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不安。
　　契尔年科就感到不安，并对此毫不掩饰。在形式上，他是“第二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做出许多重大决定。感到不安的还有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17]。
　　多尔吉赫是我国最为出色的“工业主管”，严肃、苦干和知识丰富的专家，十分忠于职守。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于1972年分管重工业，一贯强调重工业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他表示其他工业部门也在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重工业，一切都会崩溃。
　　多尔吉赫与负责其他经济部门的书记据理力争，强烈维护自己的立场，赢得了对他坚定不移风格的尊重。但是，他时常做得有些过头，似乎心中深藏着一种野心。只要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和晋升，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承担任何任务。他于1982年5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总是自豪地展示他的身份，甚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也不会忘记提及他的级别。
　　人们开始谈论要在中央委员会设立经济部，多尔吉赫毫不怀疑自己有机会成为这个部的负责人。除自己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人呢？他变得十分活跃，在每次全会上都要发表冗长的讲话或详尽的报告。突然之间，这个令他垂涎的官位给了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将此视为对自己声望的打击，特别是他曾与雷日科夫在一起共事。
　　安德罗波夫与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僵。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党组织内的名望很高。毫无疑问，他为人正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技术干部。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政策中推行他的个人路线，把重点放在工业部门，特别是煤矿业和钢铁业之上，同时不忘发展农业。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负责任的态度灌输到地方政府系统之中。
　　谢尔比茨基无法容忍民族主义的存在。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样，他抱怨缺乏由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因此“甚至于给日夫科夫[18]（保加利亚领导人）发一份电报也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他通过谴责他的前任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摇摆和调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谢尔比茨基本人一直坚持这样做。他的国际主义假如不是那么极端的话，本来是值得欢迎的。比如，他与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贡恰尔[19]就他的争议小说《大教堂》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场争论触及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损害了与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工作人员的人事变动方面，谢尔比茨基也是难以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将他的部下都治得服服帖帖的。甚至在体型上，他看上去都是十分壮硕，坚如磐石一般，增加了几分威严，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将谢尔比茨基视为他的接班人的言论令后者信以为真。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谢尔比茨基变得十分活跃，竭力跟踪克里姆林宫的事态发展，定期致电和会见原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未受干扰，但人们总是能够感觉到对抗和相互反击的暗流。双方都不愿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只要是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谢尔比茨基就从不会走进总书记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还很少通电话。
　　至于吉洪诺夫，他牢记在心的是他在使安德罗波夫成为最高领导人方面的功劳要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觉得完全应当获得安德罗波夫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结果，他的行为如果不是粗鲁无礼的话，那么也算是咄咄逼人的。
　　“你看，”吉洪诺夫会这样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了解行政体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一切。那么经济方面就由我来管了。”
　　安德罗波夫要求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和我开列出有关经济管理、计划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亟待处理的问题清单。此时，吉洪诺夫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们“三人”直接联系各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这种做法立即制造了紧张状态。为了缓和紧张状态，安德罗波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不久之后，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请小心不要弄砸了与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是多么重要。”
　　我意识到安德罗波夫担心吉洪诺夫会加入到契尔年科的队伍中去。
　　安德罗波夫需要控制形势，当时的关键就是确保力量平衡。通过提拔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勃利科夫和利加乔夫，安德罗波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中，他尽力避免带来任何不利或令人不快的影响，以确保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他的政治日程，并对此做出贡献。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我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之初的几个月与他一起工作的经历，进一步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感觉到了他的信任。
　　安德罗波夫上任之后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十分紧急。不久前，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政治局为应对预算方面的困难提高了面包和棉织品的价格。附有信函的密封文件已经送达各个地区，现在均放在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保险箱里，预定于1982年12月1日之前的一天启封。
　　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审读这个决定，报告我们的结论。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我们请求安德罗波夫让我们看一下预算报告。但他笑着说：
　　“你们开玩笑吗！我绝不会让你们看预算报告。”
　　人们一定听说过苏联的预算总是小心收藏起来，而我只是在担任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之后才对此有所理解。但我知道主要的“秘密”：我国的预算存有巨大赤字。因此必须经常从个人存款中借债和增加国内债务来弥补。官方的预算报告总是吹嘘拥有预算盈余和支出平衡。
　　雷日科夫和我的结论是：若将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作为单一措施，那就不会起作用。安德罗波夫起先听不进这个结论。很显然，他认为这个措施将显示领导层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人民将会理解和支持”。
　　我们仍然坚持相反的观点：提价不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在听取了所有的利弊之后，政治局同意取消先前的有关决议。
　　我们需要处理的下一个问题是粮食进口问题。与往常一样，我们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可以理解的是，苏联的现金不足，但可以看到的更好选择根本不存在。总书记必须拿定主意，最终，安德罗波夫在听取了双方的主张之后，提出从国外购粮的建议。
　　面对诸如此类的严峻经济困难，安德罗波夫有时的反应显得情绪化：
　　“哦，你的那份《食品纲要》！”他会这样说。
　　“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不是我们共同战斗使之获得通过的吗？”我答道，我对这份纲领的关切一点也不比他少，“纲领规定的措施只是还没有能够发挥作用，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能够理解，”他表示同意，“但是将工厂现代化、增加肥料供应和提供机器需要很长时间……”
　　“您以为我不想尽快看到结果吗？”我说。由于不能很快见效，安德罗波夫便采取了一些步骤，我对此存有疑问。我指的是全国范围内加强纪律和秩序的运动，警察突袭地铁、商店、理发店和桑拿浴室，扣押那些工作时间不上班的人。这场运动的特点是安德罗波夫主要依靠克格勃和警察，而不是其他群众组织。他相信这是更有效率的捷径。
　　在我与安德罗波夫的对话中，我有时表示我不知道这些措施的意义。
　　“你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明白的。”他会这样答道。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事情已经从记忆中消失或只留下模糊的印象，但仍有不少人能记得这场“为纪律的斗争”。

纪念列宁的讲话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我说，他将在政治局建议由我在纪念列宁113周年诞辰纪念日发表正式讲话。
　　我多次查阅列宁的著作，认为起草讲话稿并不困难。我开始考虑要说些什么，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被别人说过和写过很多次了。我不想重复别人的陈词滥调。我和助手们一起完成了第一稿，但读起来同样是空话连篇，大家听了都感到倒胃口。我第一次建立我的讲话概念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再次阅读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那些文字，我跳跃着阅读。我读着读着就被革命后的事件吸引住了，开始想象如果要解决列宁面临的问题，那么我将会做些什么。
　　是的，也许我过于投入了，但读书的确有用。我反复思考列宁的晚期著作，特别是他评估苏维埃国家历史全部历程的文章和讲话，列宁公开承认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重要的是公开承认政策的缺陷，因为过去的错误能够通过新的政策来弥补。如果不从旧政策中汲取教训就不能提出新政策。
　　我们都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直觉上，我们拥有这种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了）。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让我看到他对许多年来为之奋斗却未能实现的目标感到痛苦。我尽力理解他的困扰是什么，他最后的著述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著述对公众保密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有令人担心的事情，一个危险的实情……
　　在1985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我回顾了在重新发现列宁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但我的1983年讲话恪守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传统，并没有提到要修正“旧政策”的事。然而，根据苏联和国际媒体的反应，其中的一些观点引发了活跃的讨论。
　　那些能够在当年读懂政治话语字里行间含义的人们，应当会注意到我说的需要建立社会生产架构，以支撑重工业的进步和创建最先进的消费工业。我所说的有关改变经济结构的看法，是指造成经济畸形的膨胀的军工联合体。
　　这个讲话还开启了个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当代工业的特性对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包括其技能和纪律，以及我们所说的经济方面的人力因素。这些内容在学术文章中十分平常，但在政治讲话中却完全不同。用吨位和公里而不是用人的因素来作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旧的固有习惯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仍然十分流行。
　　听众期望从我引述列宁的讲话之中寻找隐藏着的事实和风向，我引述了列宁对匆忙做出经济和社会决定的警告、关于财政自给自足的原则以及物质与精神刺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基于更广泛地理解经济规律和运用市场概念的经济政策，甚至还包括将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和独立精神的概念。
　　当然，只有那些了解我国现状的含义的人才会这样看待我的讲话。大多数人只是注意到了我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的事实，他们会想到一年之前发生的类似情形：安德罗波夫就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而他成为了党和政府的二号人物。而现在，他意味深长地要我发表这个主旨讲话，从多方面对我表示支持。这一次，他仿效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给我提供了向全党发表讲话的机会。一方面，这是一种表示支持的姿态；另一方面，他鼓励我发表对于局势的想法和理解。

出访加拿大


　　1983年5月中旬，我受加拿大政府邀请，计划出访这个国家。这个邀请是由加拿大农业部长尤金·惠兰[20]于1981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出访的时间定为十天。但是，当出访的日子临近时，安德罗波夫突然表示反对：
　　“去加拿大？现在没有时间出国访问。你可以很方便地略去加拿大行程，我能肯定。”
　　“但我不能。”我坚持道，“首先，这是政府的正式邀请。其次，我必须会见加拿大农业部长。在粮食种植面积和气候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国家与我国如此相像。最后，我需要从乱局中解脱至少十天时间。我在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天太长了，”安德罗波夫说，“最多七天。”
　　5月16日，我抵达加拿大。我国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21]已经十分出色地安排好了行程。加拿大方面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我还注意到，加拿大方面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带有一定的好奇心。
　　这次访问的收获很大。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22]。与往常一样，他身穿藏青色西服，纽孔上带有象征自由党的玫瑰花标志。开始，他显得有些矜持，但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交谈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讨论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自那时起，我与特鲁多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加拿大报刊声称在西方“发现了戈尔巴乔夫”。
　　不过，我对加拿大七天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四处走访，看看该国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首先，我们乘车去渥太华附近参观国家畜牧研究中心、温室、农场、农产品加工厂和温莎附近的重型卡车生产厂。从那里，我们去了多伦多，然后再去阿尔伯塔省——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地区。我们参观了卡尔加里附近的一些大牧场，牧民们全年在室外牧场放牧牛群。
　　在观看当地牧民劳动时，我努力要搞清楚他们取得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参观的是一座2000公顷大的阿尔伯塔牧场，每头奶牛的牛奶年产量是4700公斤。牧场的一个大棚子里有装备齐全的专门机械和维护设备。还有铝制粮食储藏罐、两座房子和几辆汽车。这是一位成功的牧场主，我与他进行了交谈：
　　“你有几个工人？”我问。
　　“两三个固定工，收获季节再雇用更多的人手。”
　　在参观了整个牧场之后，我提出了我的主要问题：
　　“看，几个月前，上一个年份就结束了。你一定知道过去这一年的成本和收入。底线在哪里？”
　　这位牧场主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农业部长，好像是在问他是否应该对我说。惠兰大笑起来：
　　“跟他说实话。”
　　“说实在的，”牧场主说，“要是没有补贴和贷款我就不能生存下去。”
　　我向他提出的度假问题让他感到困惑。什么假期？我们有农牧场节日，有骑马和骑公牛的竞赛。我们只是全家出去一两天，这就是我们的度假。我们不在时没有人替我们打理牧场。这是一种“自我约束”。我当时就在想我国有多少集体农庄的农民和机师愿意像他们一样受到这种约束。
　　在保持大型集体农庄的福利的情况下，很难吸引农民回到单干农业中去。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惠兰，“为什么如此高的粮食和奶产品产量还需要补贴？”
　　“米哈伊尔，”部长说道，“今天的农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能在任何国家存在下去。我们的农业贷款有好几百亿，美国有好几千亿。这就是原因。顺便说一句，我们通过出口粮食来弥补成本。”
　　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还需要国家的支持！
　　第三天，我们的日程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安排。农业部长惠兰邀请我们代表团到他家作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们。在场的大约有40人。晚饭后，讨论继续进行，话题包括出名的盘子大小的牛排，当然还有威士忌。这是一次有趣而有成效的讨论，一次十分亲切的聚会。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当我们还在睡觉时，加拿大广播电台播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我在部长家里参加过招待会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则消息显然是要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加拿大盛情好客的牺牲品。惠兰和雅科夫列夫一道在上午八点钟公开否认了这则错误报道。但是，这则消息还是传遍了加拿大。在下一个记者会上，有人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告诉他们有关我们之间的开放和有趣的讨论、美味佳肴和诚挚的干杯，我们那晚睡得很好。
　　在回答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时，我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著名词句：有关我去世的谣言被极端地夸大了。加拿大人对我轻描淡写应对这个令人尴尬的事件表示感激。
　　但还有更难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加拿大电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家美国电台）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采访。惠兰与我一同前往，我说：
　　“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但时间很短。”
　　“好的，那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的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消息：现任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正在推荐一位接班人。这次派你到加拿大的原因是要让你看看世界，看看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的回答十分简洁：
　　“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和明确。贵国的农业部长访问了苏联，去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东西，并与我们的人民交谈。作为答谢，加拿大政府邀请我访问贵国，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知道这个具有挑衅性的采访会报告给安德罗波夫。所以，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认为最好由我自己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此事。他微笑着做了一个不去管它的肢体语言。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事情的所有经过。
　　在与加拿大议会议员会见的过程中，我与议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其中一位议员原为检察官，肆意谴责苏联大使馆的活动。他称苏联大使馆为间谍的巢穴。他还呼吁其他议员不要相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说辞。
　　我站起来回答道：
　　“我对这个抨击感到震惊。我国大使馆在加拿大的工作取得了成功，有助于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至少，这是特鲁多总理的看法。因此，恕我直言，那样的说法是一种间谍狂躁症的症状。”
　　接着，我说道：
　　“在我国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抨击。大家知道中亚共和国有种说法：‘犬吠、风吹，队伍前行。’这就是我给检察官先生的回答。”
　　在加拿大议会的这次讨论或交火（我甚至愿意这样称呼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当时正值冷战冲突达到极为紧张和激烈的时刻。
　　回到国内，我应邀到社会科学院做一个讲座，听众是各地区农工部门的代表。由于我没有时间准备一个关于农工问题的完整讲座，所以我着重列出了几个主要问题。我还被要求讲一下对加拿大的访问。这次访问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我与听众分享了我的几点结论。我讲到了在提高产量和高效管理资源方面经济刺激措施减弱的情况，讲到了缺乏高效的经济机制，讲到了由于各自为政和相互冲突的政府机构造成经济管理协调性差。我尤其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交换的不平等现象。我的结论是：“没有可持续的、技术先进的农业部门，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
　　我对加拿大讲得很少，因为我不愿让听众感到不安。我们两国之间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技术和农业效益方面的差距十分巨大。

家庭


　　工作不仅让我分身乏术，而且也影响到了我的家人。赖莎和孩子们并不是仅仅旁观我的追求和努力。他们看到了我所克服的挑战，并给了我全力的支持，帮助维持“我们城堡”内的和平、和谐和理解。
　　当然，我的家庭并不完全围绕我的政治生涯运转。我们的家庭还要忙其他的事情，经历人生种种的甜酸苦辣。
　　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是我们的大外孙女克谢尼娅于1980年出生。与赖莎和伊琳娜一样，克谢尼娅也是在1月21日出生的。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在孙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重生。”
　　赖莎收到邀请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村庄做新的社会调查，她曾在那里为她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这些邀请函语气恳切，提出的建议也很吸引人，但我们在莫斯科的忙碌生活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做社会调查的空间。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分身，我们一直请我的母亲和赖莎的父母来莫斯科与我们同住。起初，他们来得十分频繁，也很高兴，但他们的年龄逐渐影响到了他们的行动能力。由于疾病和衰弱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每次来莫斯科也变得愈加困难。我们竭尽全力帮助父母，提供接待、医疗、钞票、衣服和食品，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家的“前线”，范围从我们的外孙女到我们的父母。而最重要的是要照顾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他的身体状况由于酗酒而每况愈下。
　　如上文所述，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医学院毕业。
　　阿纳托利被分配到V.萨韦利耶夫[23]院士领导下的莫斯科市立医院外科工作。他在进医院的初期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考验，但他逐渐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和知识，开始承接研究项目。最终，他在职获得了博士学位。
　　简言之，我们的家庭越来越融入到苏联大都市的生活之中。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1983年夏，我们对于变革的最佳期望正在化为泡影。安德罗波夫突然身患重病，他的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但随着他的健康程度急剧变坏，从外表上已经能够看得出来病情了。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嗓音也沙哑起来。就在不久之前，当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安德罗波夫就会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来到来访者面前握手欢迎。而现在，他只能坐在他的座位上伸出他的手，走路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他必须定期接受透析治疗以净化血液，每星期一次，然后每星期两次，再后来次数更多。他的病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的胳膊上需要留一些管子，而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固定在腕部以上的管子。
　　一个恶毒的谣言在党的机构中到处流传：“他已经没治了。”对于那些高级干部来说，安德罗波夫患病如同天赐良机，他们纷纷从各处探出头来。开始他们只是在角落里偷偷地低声议论，很快他们就不再掩饰他们那幸灾乐祸的预言。他们在争取时间，这在1983年6月中央全会的筹备期间变得十分明显。
　　关于召开一次有关意识形态政策的中央全会的建议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他对苏联社会中政治、思想和道德的沦丧感到担心，希望举行这样的高层讨论能够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等级制度，契尔年科负责主管意识形态，因此也负责起草主旨讲话。由于总书记的病情不再是秘密，以基米亚宁为首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契尔年科的支持下信心大增。他们更加巩固和坚强，将这个讲话视为正式重申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言书。
　　政治局没有插手讲话的起草工作。当讲话稿传阅时，我看过之后立即去见安德罗波夫：
　　“这是不可接受的！在上一次讨论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二十五年之后，竟然要发表这样的讲话吗？”
　　最糟糕的是，讲话稿故意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或文字。这样，他的名字和政策就与勃列日涅夫的陈腐统治和基米亚宁集团打上的类似印记联系到一起了。我将这个讲话稿视为一次明白无误的挑战。
　　我建议如果安德罗波夫不反对的话，我应当去找契尔年科谈话，但无论这次谈话的结果如何，安德罗波夫都应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与契尔年科见面时，十分策略地说出小心翼翼的暗示：
　　“这份讲话稿确实汇集了丰富的资料，但当你阅读文本的时候会发现与我们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最重要的是，讲话稿未能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彻底和坚定的讨论。也许这份讲话稿删掉三分之一并集中讨论关键问题的话，就会更加有力。”
　　唉！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像外交辞令的表达了。我希望契尔年科至少会让我参加对讲话稿的定稿工作。但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感谢你读了这份稿子，”他说道，目光十分冷淡，“我已经考虑过许多的版本，但我决定用这个版本。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就这样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的建议被忽略，后来还听说了这样的评论：我的拜访被视为傲慢之举，目的是要教训和点拨一番。我再次请求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以挽救这次全会。
　　契尔年科宣读讲话稿时，我观察了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当读到基米亚宁撰写的废话连篇的部分时，安德罗波夫的表情暗淡下来。这时他给我打手势要我过去，对我说：
　　“中间休息后，你坐到我这把椅子上来主持会议。”
　　只有那些在当时深知担任会议主席含义的人，才能知道这对契尔年科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中间休息之后，他坐到最边上的座位上去，不再听会议的讨论。直到他被要求主持第二天的会议时，他才从丢面子的感觉中恢复过来。
　　安德罗波夫和我讨论了全会的结果，我们都认为其过程完全是按照契尔年科团队的安排进行的。换言之，全会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这次中央全会是政治上的里程碑，在此之后我们开始再次失去强劲的势头。
　　9月，安德罗波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我与他保持固定的电话联系，感到他的身体好像正在恢复之中。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得知他移到山上的另一座别墅去了，那个地方叫杜勃拉瓦。
　　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就知道他很喜欢高山而不是大海。此外，医生不许他沐浴和游泳，安德罗波夫下水时会感到过度紧张。
　　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亲自给我打电话：
　　“你打电话了吗？”
　　“是的，我想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情况。”
　　“我搬到了杜勃拉瓦，要住那么几天。这个地方真不错，天气也棒极了。”
　　我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的精神状况很好，在很长时间里已经不是这样了。显然，山间的空气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能像这样轻松快乐了。
　　两三天之后，我得知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我不清楚治疗情况的细节，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他是如何患上感冒的。安德罗波夫被紧急送到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然后又用飞机送到莫斯科，接着直接送到总医院（为苏联精英服务的主要医院）。这样，一段最为痛苦的阶段开始了，度过每一天都十分艰难……
　　首先，安德罗波夫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看到他的情形不禁让人感到心中不忍。我们有规律地通电话。如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会去医院探视他。几乎所有党的领导层成员都到他的床边探视，每个人来的次数多少不等。一些人是来支持他，另一些人是来看看他存活的机会。10月和11月就这么过去了。当他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情况的变化和正在上演的密谋活动时，安德罗波夫的病痛加剧了。
　　考虑到总书记的病情，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安德罗波夫只是派我主持了为数不多的几次书记处会议。我想吉洪诺夫曾试图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没有成功。他的尝试主要是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干预而受到了约束。总书记虽然身患重病，但他的头脑十分清楚。
　　不久之前在克里米亚，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必须在预定于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发言讨论之后做总结发言。
　　“我真的需要这么做吗？”我问道，因为我意识到政治局同事们对此十分敏感。
　　“你必须这么做，”安德罗波夫坚持道，“去撰写为总结全会讨论而专门预备的讲话稿。我回去后我们把它过一下。”
　　我开始筹划我的讲话，分析过去九个月的政治和现实成果。就在那个时候，吉洪诺夫度假归来。当他听说我将在全会上讲话时，他立即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将发表讲话，他也要发言。
　　“我怎么去对他说？”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说道，“我说如果你愿意发表讲话，我们表示欢迎。准备好去讲吧。”
　　围绕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勾心斗角，为初见端倪的权力斗争染上了丑恶的色彩。政治局的谈话和闲言碎语留下了不佳的余韵，感觉好像将人活埋似的。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安德罗波夫的愤怒爆发。
　　12月的一天，我刚进办公室，雷日科夫就闯了进来：
　　“安德罗波夫刚给我打来电话，他发火了。他说：‘这么说你们已经在政治局决定要更换总书记了？’我说：‘根本没有，我们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但他不能平静下来。”
　　我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获准第二天探视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房间，安德罗波夫坐在安乐椅上，吃力地对我微笑。我们相互致意并像朋友那样拥抱。自从上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以来，他的变化令人惊讶：面如土灰、目光黯淡。他几乎没有抬起他的眼皮，而且坐在安乐椅上也似乎很费劲。我不得不尽力不去避免与他的目光对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掩饰我的震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
　　他的助手，主要是拉普捷夫[24]和沃尔斯基[25]，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也许他们建议起草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传阅。
　　安德罗波夫亲自修改了讲话稿，亲手写道：“考虑到我的重病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延续的需要，我提议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工作。”
　　中央全会召开前，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各位中央委员。但总书记亲自加上的书写内容不见了（！）。
　　全会听取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和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尔布佐夫所做的报告，批准了年度计划和预算，选举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勃利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吉洪诺夫和我在讨论环节发表讲话。
　　那些从总书记亲手交办的讲话稿中删除和增添建议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就要挑选党的新领导人了。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使我感到十分难受。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我的关系是如此亲近。我始终感受到安德罗波夫朋友般的支持和信任。在他与我的关系之中，他从未摆出那种对人施恩的傲慢架势，而久经历练的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决定人们的命运。我不能说他完全对我公开和分享他的想法，但他从未回避我提出的问题。
　　即使是在政治局内，对总书记去世的反应差别也很大。一些人面带悲痛之色，另一些人则难掩欣慰表情。一些中央委员会书记显得兴高采烈，不在乎别人看到。
　　毫无疑问，尤里·安德罗波夫具有杰出的、英雄般的、孕育于大自然的个性，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定不移地与我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有一切进行斗争，包括偏袒、密室阴谋、内斗、腐败、马虎松懈和严重的官僚作风。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公众的期望。
　　实际情况是，我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官僚主义和抗拒一切权威的氛围，勃列日涅夫晚年的统治更是强化了这种氛围。这就是安德罗波夫极为强硬的举措能够带来希望的原因。
　　安德罗波夫的举措被视为更广阔和更深刻改革的开端。国内对改革的热切期望被称为“安德罗波夫现象”。根据我的理解，这是指全国范围的期望和希望，由新领导人的上任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有消极方面的否定而激发出来。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安德罗波夫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么他是否会走得更远，是否会对国家进行激进的变革？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会，但不大可能实行激进的改革。
　　我时常在想，安德罗波夫对斯大林暴力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呢？他看到勃列日涅夫试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及其社会秩序的模式，但他甚至没有尝试干预一下。而且，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压制不同意识形态的时期，甚至谈论自由和人权都被冠上刑事犯罪的罪名。
　　也许，安德罗波夫长期在克格勃任职的经历，以及这个被严重洗脑的系统，给他的性格和价值观打上了不可消除的印记，造成了他的生性多疑，他在一定意义上注定要为这个制度服务。
　　不。安德罗波夫不会越过界限去进行赫鲁晓夫式的激进变革，后者未能对制度进行改革。也许，命运决定了他要在遇到那些问题之前离开人世，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本人理想的破灭，也将造成人们对他的期望破灭。
　　安德罗波夫的当政时间不长，但给人带来了希望。我常常会想起北高加索山峦下基斯洛沃茨克温泉镇的那个南方夜晚：天空群星璀璨，眼前篝火正旺，安德罗波夫盯着火焰陷入了梦幻般的沉思之中。他身边的磁带录音机播放着苏联歌唱家尤里·维兹伯尔的歌曲，安德罗波夫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谁需要？没人需要。
　　谁在乎？没人在乎。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我认为乌斯季诺夫是当时继任安德罗波夫职务的最合适人选，尽管他已经75岁了。
　　原因是什么？乌斯季诺夫也许是能够延续安德罗波夫政治进程的唯一人选。他们两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乌斯季诺夫能够维持和继续安德罗波夫发动的变革。此外，他是党和国家具有很高威望的人物。
　　我（尽我所能）拥戴乌斯季诺夫，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人选。一些人没有这个能力，而其他人则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去承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责任。乌斯季诺夫能够迅速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同时准备对党的领导层做新的调整。
　　后来我得知，讨论中的人选还包括我自己。
　　安德罗波夫葬礼后的两三天，赖莎去探访了安德罗波夫的遗孀塔吉扬娜。塔吉扬娜病倒了，情绪不稳。她坐在床上，大声地抱怨道：“他们为什么选契尔年科？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尤里选的是米哈伊尔。”
　　赖莎让她平静下来，打断她的话头。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事情与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形成了共鸣，即安德罗波夫在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稿被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修改过了。
　　还有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与我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回顾了他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26]的一次谈话。科尔尼延科引述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立即开了一个“私下”会议，但据称他们没有办法就新任总书记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据称乌斯季诺夫说要由政治局做出决定。至于他本人的意见，乌斯季诺夫说他将提名戈尔巴乔夫。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这次私下会议在总务部副主任办公室举行。谈话结束后，契尔年科留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来。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走廊，他们的助手和保卫人员都在那里等待，当时都无法控制住他们的好奇心。幸运的是，吉洪诺夫的听力不行，就像其他部分丧失听力的人一样，会比普通人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所以，按照在场的人的说法，吉洪诺夫突然大声说话，引得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向他看去。他说道：“即使如此，我认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米哈伊尔还年轻，他能否堪此重任还不清楚。科斯佳[27]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不知道这些版本中的哪一个与事实最为接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私下决定了对契尔年科的提名。不过，乌斯季诺夫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和安德罗波夫支持对戈尔巴乔夫的提名。他没有费心解释为何出了不同的结果。当然，我从未去问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选举新任总书记的过程极为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平淡乏味的事。吉洪诺夫极为活跃的做派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吉洪诺夫为防止乌斯季诺夫采取任何出乎意料的行动，提出了议程问题，立即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也许，乌斯季诺夫指望契尔年科因自己的身体原因会表示拒绝，退出选举。契尔年科本应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无力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按照传统，这样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不会对有关动议提出反对意见。所有人都赞成吉洪诺夫的提议，对契尔年科投了赞成票，包括我自己。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很简单：重要的是不能出现分裂。
　　“科斯佳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吉洪诺夫曾说过这句话。对于吉洪诺夫的举动，可以这样理解：吉洪诺夫曾希望他本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总书记。不过，具有特殊个性的契尔年科成为一个伟大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这件事，令观众感到震惊。但愿新领导人会是另一位更有活力或更加年轻的人，但情况不是如此。
　　政治局会议之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显得心情沮丧。他本来是个心情开朗和热爱生活的人，难得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他的乐观秉性，但他此时变得沉默和退缩了。在中央全会上，我看到了与会者脸上的不同表情。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和那些已经退休但还保持中央委员身份的人，似乎都克服了恐惧，度过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时代，欢呼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时代又回来了。这就是平静和稳定的时代，换言之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
　　我们把什么样的人放到总书记这个岗位上了呢？伟大的超级大国不能只是由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领导，这个人已经重病在身，所有的打算和目标都毫无用处。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不是秘密，这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再明显不过了。他的虚弱、呼吸困难（他患有肺气肿）和气短都无法隐瞒下去。陪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医生，在不久之后就预测了契尔年科余下的生命时间，他的误差只有几个星期。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和契尔年科当选总书记，给了那些反对任何形式改革的人以新的希望。他们不再掩饰他们的目的，对契尔年科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安德罗波夫倡导的做法，摈弃他的工作作风。
　　包括我在内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者，比其他人更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大不如前，我听说有人忙着搜寻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材料。甚至连一些行政机关也参与了这场“搜寻”。后来我成为总书记后，从新任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弗拉索夫[28]那里得知了所有细节。
　　所以，我从精神上做好了应对这些阴谋活动的准备，知道有人企图实施策划已久的除掉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这在首次政治局会议开始讨论分配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责时就凸显出来了。
　　总书记全面掌握大权和负责领导政治局的工作，这当然不成问题。我被授权负责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吉洪诺夫将自己想象为一个仲裁者。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让戈尔巴乔夫负责书记处，”他十分粗鲁地说道，“你们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主管农业的。我担心书记处会忙于农业问题，他会将书记处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我就坐在那里听，没有讲话。
　　乌斯季诺夫不同意吉洪诺夫的说法，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主管书记处了，并没有“矛盾”出现。吉洪诺夫没有能力立即将戈尔巴乔夫排除出去。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则开始回避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站在吉洪诺夫一边。但他们仍然未能清除主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试图说些什么，也试图坚持些什么，但他看上去已感到疲倦。我感到这出戏里的角色已经预先定好了。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期间，任命我负责书记处的决定从来就没有正式获得通过。
　　事实上，我继续承担着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并始终向新任总书记汇报。我们定期举行书记处会议，讨论许多党务、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且，随着书记处开始更加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对其组成人员的期望也在提高。这使得吉洪诺夫感到懊恼，也使得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仆从们感到不快。
　　吉洪诺夫不断地坚持进行削弱书记处的活动。他试图讨好利加乔夫，但好像不怎么成功。对于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吉洪诺夫采取了观察考验的手法，当面允诺他继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多尔吉赫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部长会议主席“领地”内的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对话之上。
　　无论如何，在不到三个月之内，书记处已经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在莫斯科显示了其存在。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想来参加会议，另一些人则害怕参加会议。吉洪诺夫感到愤怒，表达了他的不满，并且不信任书记处的工作。
　　在这段困难时期里，乌斯季诺夫一直支持我，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还必须提到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那里得到了实际的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还一起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基米亚宁也与我经常见面，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总之，我信心十足，以哲学的路径处理所有问题。我不再提出已经正式载入政治局决议的有关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岗位问题。我遵循我长期以来恪守的原则——生活将会化解一切问题。
　　契尔年科突然在4月30日邀我去见他。我以为我们将讨论就要来临的五一节问题。但是，谈话立即就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他说话的思路并不连贯，称他不打算再耽搁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决定。他说他感到了压力，这造成了政府工作的分裂和不协调。
　　我问道：“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你在说些什么？”
　　“关于书记处的领导问题。”他答道。
　　“您不用为此担心。既然我们在这里谈论信任，我们可以在政治局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听同事们谈谈我的缺点和失败，因为他们都具有智慧和经验。现在的问题不会是我是否留在政治局之内的问题吧？”我问道。
　　“不是，你在说些什么？”契尔年科不解地嘟囔着。这时，我的情绪上来了，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独白：
　　“如果事情就是这么办的话，那么我有权知道我的对手们想要我怎么样、对我的批评是什么。我们需要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有些人对于书记处重新发挥作用的事实感到不快。作为总书记，您应当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做出决定。我能看到有人是如何抢班夺权的，其结果可能非常危险。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解决问题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领导层正面临复杂的形势，我们大家都需要进行坦率的讨论。问题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
　　契尔年科要我重新把我的想法讲一遍，但要讲得慢一点，他要做笔记。我们同意在5月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互祝五一节快乐，然后就道别了。我离开的时候心里感到苦涩。考虑到总书记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立场，我发现不可能预测事情发展的结果。
　　那天晚上，乌斯季诺夫打来电话，祝我节日快乐，建议我早点回家。领导层的好几位成员——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人每天工作12小时——14小时，晚上也工作到很晚。我对他表示感谢，由于还在想刚才的那件事，我对乌斯季诺夫说了与契尔年科谈话的事。
　　乌斯季诺夫感到震惊，将此事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他赞成我的立场，建议我要坚定地坚持住，不要担心，因为他认为这些反对我的阴谋都注定会失败。
　　我们于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与总书记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列入议程。结果，乌斯季诺夫提议契尔年科不要听信吉洪诺夫及其同伙的谗言。
　　两三天之后，契尔年科告诉我：“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不把它提出来讨论。继续做你现在一直承担的工作就是了。”
　　我记得是在1989年，吉洪诺夫给我写信请求宽恕，表示愿意参与经济改革。但是，那些年通过契尔年科给我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停止。这就是我乐意抓住一切机会离开莫斯科到外地去巡视的原因。
　　在整个1984年，中央的整体环境中充满了阴谋、密谋和流言蜚语。契尔年科的病情不断加重，政治局的情况越来越糟，内部争斗日趋激烈。我不想描述当时的是非曲直，没有必要这样做，大家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苏联意识形态问题工作小组会议显示出了这些阴谋的形式。
　　契尔年科亲自确定了会议的主题：贯彻1983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决议。由于我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所以基米亚宁要我做主题报告。意识形态工作原本属于契尔年科的负责范围。
　　总务部给我发来了起草报告用的材料，我读后深感失望。这些材料都是些典型的基米亚宁式的陈词滥调、惯常的意识形态说教、一堆常见的准则和其他空洞的说辞。看样子他们只是想打击我的名誉，但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我组织了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时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内尔·比克宁[29]和瓦莱丽·博尔金[30]。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超越6月的中央全会，那次全会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在筹备会议期间，我们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很感兴趣，这些问题包括财产、我国社会中工业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我们的工作很出色，最终收录了一些有意义的、严肃的材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基米亚宁感到心烦意乱，借此大做文章。我把报告的文本给他的时候，基米亚宁没有发表什么有意义的评论，只是建议我更加突出党在现阶段的领导作用。但在此后与梅德韦杰夫的谈话中，基米亚宁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份报告被搞砸了。
　　会议代表已经抵达莫斯科，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会议召开之前的下午4点，契尔年科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会议必须取消。
　　契尔年科对我说，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很快就要召开，我们需要做准备和收集建议，所以他认为并不适宜举行意识形态会议。我从他讲话的语调中可以听出还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认为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在努力确保我们羸弱和犹豫的掌门人能够坚定地站稳立场。
　　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故，我感到愤怒。我以十分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也许我显得缺乏自制，但总书记身边的那些亲信玩弄的阴谋令我怒不可遏。我提醒契尔年科，参加会议的代表已经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我说我看不出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会议取消的原因。这样做是没有借口的，因为这会挑起公众的争议。
　　我在结束讲话时对总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误导您？”
　　“好吧，那么，”契尔年科说道，“会议照开，但不要对这事小题大做了。”
　　会议照常举行，并取得了成功。在会议报告中，我详细阐述了社会民主化的主题。这次会议与前些年的那些只是充满了意识形态鼓动性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讲话具有路径的新颖性，讨论也具有创造性。甚至报告的标题《关于至关重要的人民的创造性》也是发人深思的。
　　会议代表坚持要求将会议报告公开发表，我告诉大家我们将会这样做。但是，唉，《真理报》只是发表了短短的报告提要。为了抵消会议的影响，契尔年科迅速撰写了一篇文章，立即在12月号的《共产党人》上发表。
　　1984年发生了另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
　　6月12日，我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正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的一个经济会议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通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31]去世了。他在出席一次公共集会时毫无征兆地死去。
　　我们决定苏联共产党将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表示他将前往意大利。但是，波诺马廖夫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很不好，他的到场将引起巨大的争议。总书记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和国际部干部瓦季姆·扎格拉金[32]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情况。在与意大利方面商量之后，苏共中央决定派我去参加葬礼。
　　我没有与贝林格单独会见过，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苏共党代会上发表的演讲。他的语调十分平稳，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抑扬顿挫，但在他的演讲中，他总是显得“毅然决然”。
　　在我们去罗马的航程中，我与扎格拉金和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瓦西里·米罗诺夫[33]对此和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准备工作十分仓促，甚至没有来得及收到政治局的任何特别指示，但政治局要求我们从总体上讨论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意大利进行了全国性哀悼，数十万人参加了葬礼。我们与贾恩卡洛·巴叶塔[34]站在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悼念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特地向苏共中央代表团表示敬意。
　　有人当时向我提问：“你看到意大利人安葬贝林格的情景有何想法和感受？”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至少在当时是这样。整个意大利和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来向贝林格做最后的告别。国家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35]代表全国向这位反对党领导人的陵墓鞠躬。这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行为，而且是不同的政治文化。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苏联大使馆的别墅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包括保罗·布法利尼[36]、赫拉尔多·基亚罗蒙特[37]、阿曼多·科苏塔[38]、阿达尔维托·米努奇[39]、贾恩卡洛·巴叶塔、雨果·佩奇奥利[40]、安东尼奥·鲁比[41]和齐奥瓦尼·瑟韦提。
　　我们进行了诚挚的谈话，但是话题讲着讲着又绕回来了。最终，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说道：“没问题。你们已经说了一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你们不承认任何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或任何中央权威的存在。我们已经确认两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且没有所谓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好了，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们窘迫地看着我们。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开会了。”我建议道，“我们可以共同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一起考虑这些问题，相互交流看法。”
　　谈话彻夜进行，当我们在早上道别时，我们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相互理解。
　　第二天，6月14日，我会见了佩尔蒂尼总统。我十分吃惊地看到他的民主特性、对我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苏联所取得的反法西斯胜利的尊重。佩尔蒂尼本人也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对于他的和蔼风格和直率看法印象深刻。总统号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会见，我们拥抱道别时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
　　同一天我们飞回莫斯科，巴叶塔和鲁比陪同我们前往机场。很显然，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前一天已经确立了立场。我们坐在桌前，巨大的玻璃窗外面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我们互相握手道别，同意我们两党需要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合作和相互交流。
　　我提交给政治局的有关此行的报告中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
　　1984年底，我到英国访问，这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会议后不久。我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2月15日抵达伦敦。代表团成员包括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42]以及两名外交官列昂尼德·扎米亚京[43]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这次访问之前，类似的代表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没有访问过英国。由于两国的关系在那些年里十分复杂，所以需要这样的访问。
　　我们总是把议会机构的访问视为礼节性和形式上的访问，所以外交部的官员显然没有特别重视我们的访问。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事件发生了。
　　正是在英国议会，我第一次将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的有关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观察和想法做了正式的阐述。
　　我的讲话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但我只是想重述几个要点：核世纪决定了对“新政治思维”的需要；今日之战争威胁的确存在；“冷战”是非正常的关系状态，制造了战争威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核战争中取胜；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威胁另一方为代价来构建本方的安全；我们与我们的西方伙伴一样准备就限制军备和裁军进行谈判，特别是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在我们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第二天，我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会见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我们在首相的夏季乡村别墅会见，首相与她的先生丹尼斯[44]和其他大臣们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在入口处碰上了记者们，我们四个人在那里拍了合影（撒切尔夫人很客气地打手势告诉我们站的地方和姿势）。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后来对这张照片做了不同的解释，声称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地察看赖莎的外套。
　　我们的会见由共进午餐开始。玛格丽特和我坐在桌子的一侧，丹尼斯和赖莎坐在我们对面的另一侧。一切都是那么体面和气派，但午餐时的对话却变得尖锐起来。
　　当时，我对玛格丽特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你要记住坐在你旁边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此外，我应当告诉你的是，我没有接到政治局任何有关要劝说你加入共产党的指示。”
　　我说到这里时，她会心地大笑起来。原先的正式、客气和有些尖锐的谈话变成了开放和有趣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话题集中在我次日要对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上。
　　午饭后，正式会谈开始。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参加了会谈。开始，我们都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但后来我将文稿抛到一边，撒切尔夫人则将她的文稿扔回包里。我在首相面前摊开一张画有1000个小方格的图表。我们制造的核武器都平均分布在这些小方格里。这些武器的千分之一就足以摧毁地球生命的基础。
　　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显得富有表现力和激情，我认为这是出于她的真心。无论如何，会谈已经转变为有关核武器和核安全的政治对话。
　　在正式会谈举行期间，按照礼宾规定赖莎由三四位政府大臣负责“接待”。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赖莎与他们谈论英国文学和哲学，这是她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与撒切尔举行会谈的整整三个小时里，赖莎一直没有停止谈论。伦敦的报刊显然对“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抱有成见，却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极为详尽和赞许地对此事做了报道。
　　我于12月18日在英国议会做的演讲很成功。不过在一开始，议员们试图以对抗的姿态来进行对话，但我及时予以阻止，说道：“如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谈话方式，那么我就会取出我带来的文件材料，开始逐一列举英国在过去反对苏联和反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行为。但是，有谁能从中受益呢？”
　　之后，谈话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十分友好。
　　我们还会见了大臣、政党领袖和商界代表。我们参观了奥斯丁——罗孚汽车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吉洛特——希尔研究中心、英国商会、大英博物馆和卡尔·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只是出于偶然，我未能找到马克思的陵墓，代表团的一些团员找到了。
　　英国报刊大量报道了我们的访问。至于苏联国内媒体对访问的反应，有人下令尽可能不予报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45]是我国驻美国大使，他告诉我美国媒体对这次访问极为感兴趣。他发了两封电报给外交部，对主要媒体报道访问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摘要。这些材料通常都是发给领导人传阅，但这次没有传阅。
　　多勃雷宁回到莫斯科后，葛罗米柯斥责了他：“你是有经验的政治家、有智慧的外交官和相对成熟的人。你发了两份电报报告一个议会代表团的访问！难道这个很重要吗？”
　　在伦敦的时候，我收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去世了。我提早结束访问，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在1984年底的困难时期显得尤为沉重。这一年给政权留下的只有巨大的痛苦。
　　简言之，十分需要一个强大的积极政策，而……国家领导人的状况十分糟糕。
　　由于总书记的健康不佳，甚至连政治局每周例会的召开都成了问题。情况经常是这样：会议已经做了安排，但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到会。于是，在会议开始前的15分钟到30分钟，我会接到电话通知由我来主持会议。
　　政治局委员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委员十分平静，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另一些委员感到心烦，难以掩饰他们的厌烦之情。
　　到年底时，由于契尔年科完全不能再工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政治局是主要的领导机关，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对于指定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人选——戈尔巴乔夫、吉洪诺夫或其他人，依然没有定论。
　　我确信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就这个问题向契尔年科提出了建议：由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会议。与此同时，总书记的内圈建议他保留这个主持权。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之中。这不仅仅涉及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行政工作都造成了直接影响。而这种状况却让各种各样的阴谋者感到十分受用。
　　考虑到整体环境，我决定遵守以下几项规则：第一，我将默默地工作，提出问题时要坚定不移，对于那些“亲信”，即使是级别很高的亲信也决不让步；第二，我将忠于总书记，与他协调好所有的重大问题；第三，我将促进政治局的团结，防止权力中枢出现崩溃；第四，我将确保中央委员会书记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保持情况通报的顺畅。中央书记需要掌握局势的严重性，了解他们工作的环境条件。
　　我认为这些方法奏效了。从狭义的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我努力与同事们掌控日常事务，这样我们就能做出行动决策和其他决策。我们继续调整工作人员队伍，这在当时并不容易。我们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一次是春季的学校改革全会；另一次是10月的开垦荒地项目全会，吉洪诺夫在这次全会上做报告。
　　接着，罕见的寒冬袭来。许多地区纷纷向莫斯科发来求救的电报。乌拉尔地区强风吹起的雪堆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联系。不是数十列，而是数百列运载着货物和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的火车无法运行。经济生活存在着发生瘫痪的实际危险。
　　政府被迫竭尽全力来克服困难。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下令利加乔夫参与这项工作，而他本人也对这些工作感兴趣，因为这与他的工作作风相吻合。利加乔夫很不满意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要证明他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此外，鉴于总书记的身体状况，中央委员会正在采取行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利加乔夫与其他人一起努力担负起这个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开展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人们会引用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就好像任何人都会去向他提问题似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一个人说是这么回事，另一个人说是那么回事，意思完全相反，而他们都引用了总书记的话来证明他们的立场。领导层和管理层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竭力将我的工作复杂化并扰乱我的决定，而另一部分人——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我必须采取策略步骤。“长期延搁”的关于召开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这个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案例。按照安排，我将在全会上做报告，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报告起草小组，工作进展得很快。
　　我们收到了两个版本的报告文稿：一个由弗拉基米尔·伊诺泽姆采夫[46]院士起草，另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起草，两个报告都包括从档案里找出来的上个十年的所有计划。在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著名讲话之后，党在多年之前就准备召开这次中央全会。我思忖着，这么长的时间被耽搁了。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推动了他们未来的强劲发展。
　　但是，离全会召开的时间越近，我就越感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葛罗米柯想要推迟全会。简言之，他们反对召开全会，而且对此不加隐瞒。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定去找契尔年科谈谈，由我自己提出此时召开这次全会是不适宜的。利加乔夫和我前往医院探视总书记。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召开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时机也许已经失去了，您认为呢？”我问契尔年科。
　　我已经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所以很容易地获得了他的同意。
　　政治局第二天开会。会议一开始，我就平静地说道：“伊戈尔和我昨天去见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他感觉好一些了。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正在发生的情况。”
　　一出哑剧接着上演了，在场的许多人也许在思考：“那么，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去见了契尔年科。当其中的一个人去见总书记时，已经是大事了，那么要是两个人一起去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注意倾听。
　　“你们知道，我征求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意见，我们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最好将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从日程中拿掉。”我说。
　　所有人一致同意这个提议。我甚至要说他们对此感到兴奋不已。这样，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中央全会被再次推迟。直接说一下后来的事，这件事最终得到了某种补偿。1985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加速科技进步的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报告：《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

契尔年科去世


　　终点来得很快，也无法避免，所有人都对此不存有任何的怀疑。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至少维持一种表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仍然处在政治生活之中。
　　契尔年科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工作了。我看着他的时候，心中浮现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才能够使他抛开他的工作，专心关注自己的健康呢？是什么迫使他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这个沉重负担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失去权力之后，就会感到很不舒服。换个温和的说法，他就会像个多余的人。而在我国，没有人会自愿放弃权力。
　　但是，如果只是说“他很虚弱”，这还是不够的。问题要比这个复杂得多。即使公众已经知道国家是由那些身体健康无法支撑工作的领导人来领导的，也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我们缺乏权力交接的正常民主机制，即使领导人已经罹患绝症甚或精神失常，他仍然能够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没有人胆敢打破这个秩序，但突然之间，这种不健康的做法被几个政治人物泄露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格里申。于是，社会接触到了其所有的弊端。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之中。根据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局委员都会在选举的前一天到所在选区与选民见面。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为了发表讲话的次序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每个人都争取在最后讲话，只是在总书记讲话之前而已。因为人们相信那些政治局委员出来见选民的次序越靠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越高。如果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是倒数第二位出来讲话，那么他就会被普遍认为距总书记仅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
　　选举定于2月24日举行。候选人已经完成了与选民的见面活动。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参加见面活动，我们又不能取消，于是决定在尽可能减小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为契尔年科准备一份书面讲话。选举委员会组织见面会，并在会上宣读这份书面讲话。因为事关总书记，所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需要到场。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格里申插手干预，单独与契尔年科进行了谈话。此举已经打破了规矩，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的行为含义深刻。无论如何，他制造了似乎不会发生的政治混乱。显然，格里申已经确认时机到来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很显然，格里申并不是在单独行动。有些领导层成员对他的评价很高，尤其是那些认为“需要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格里申深深地依靠那些与契尔年科关系很近的人，他们相信下一任领导人必须是“正确的人选”，这样他们就能在总书记去世之后保持原有的高位。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开始“描绘”格里申的动人形象。
　　当时，由于我负责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格里申意识到不可能绕过我，所以给我打电话称基于总书记的指示，他将组织与选民的见面会和宣读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没有给契尔年科打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求证此事。他们证实了格里申所言不虚。
　　2月22日，担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在选民见面会上扮演了政府掌门人的角色，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与利加乔夫、葛罗米柯、基米亚宁和库兹涅佐夫[47]坐在台上，对于置身这场做作的表演感到十分恼火。格里申以他乏味和单调的语调读着，试图显示出一点韵律、热情和激情。整个事情显得十分怪诞，但我不能阻止，因为这是契尔年科的意愿和他最后的要求。
　　不过，这只是格里申计划中的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戏要演：契尔年科要出面将他的选票投入选票箱，然后他还要被授予一份确认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证书。
　　2月24日，选票箱被运到契尔年科病房的隔壁房间内，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此时尚不清楚的是，契尔年科是否会来投票。当契尔年科被带到投票箱前对着电视摄像机投票时，看上去极为困难和悲惨。站在他身旁的是格里申、总书记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48]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49]。格里申实现了他的目标：他向电视观众展示了总书记的良好状况。
　　这就是那些声称是契尔年科亲密朋友的人，他们的玩世不恭和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和前程。
　　假如这还坏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他们还给了这位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一份稿子，要他在接受当选证书时宣读。同样，这也要在电视摄像机前进行。甚至到现在，我的眼前还能浮现出那个双手颤抖、俯身驼背的身影，当他号召加强纪律和无私工作的时候，声音低落下去，稿子从手中滑落。我知道他实际上就要摔倒了，幸亏被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多年来任苏联卫生部第四司司长）扶住了。当然，这些场面没有在电视上播放。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恰佐夫的反对，但在格里申和内圈的敦促下，得到了契尔年科本人的同意或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这些惊险的特技表演在2月28日上演，但在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接到了恰佐夫的电话，向我通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我与吉洪诺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联系，决定在晚上11点钟举行政治局会议。
　　我想见葛罗米柯，感到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毕竟，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所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结果发现葛罗米柯当时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我们通过他车上的保密通讯设施对话。我告诉他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还告诉他晚上11点政治局开会，请他提前半小时到会场。
　　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见了面，进行了时间不长的谈话。我对他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我们不能犯错误。
　　“人们希望变化，这已经是拖延已久的事了。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尽管很困难，但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目前的局势下联合我们的力量。”我对他说。
　　葛罗米柯平静地而坚定地回答道：“我同意你的评估，接受你的建议。”
　　“好的，就这么定了。”我说。
　　这对于他或我都不是容易的事，这是为了合作而采取的困难步骤。即使是在这些事件尚未发生时，那些能够看到发展趋势的人将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两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两人都没有冲到前面去做一些抛头露面的事，但我们都认识到了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3月10日晚上11点，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按时到达会场。
　　我宣布会议开始，讲了已经发生的事。每个人都起立默哀。然后，我们听取了恰佐夫关于契尔年科疾病和去世的简要汇报。我们做出了为总书记举行葬礼的决定，还决定于3月11日举行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
　　这些就是我们做出的决定。利加乔夫、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克拉夫季·博戈柳博夫[50]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51]接到指示，要在铁道部和空军的帮助下确保中央委员按时抵达莫斯科。
　　我们组成了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在内的治丧委员会，但在决定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上遇到了小的麻烦。按照惯例，新任总书记担任为已故总书记举行葬礼的治丧委员会主席。
　　突然，格里申说：“我们为什么在主席的问题上这么纠结？情况都是明摆着的，应当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序曲！）
　　我敦促大家不要急于做出决定，确定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下午2点召开、中央全会下午5点召开。我对大家说有一个整夜和半个白天的时间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考虑自己的选择。我们将在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将决定带到中央全会。
　　我们就这样做出了有关决定。中央委员接到紧急会议通知，开始陆续抵达首都。我们成立了会议工作小组来准备会议文件。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我的助手瓦莱丽·博尔金和我就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设想达成了一致意见。
　　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时间只有十三个月。现在的问题当然是新任总书记的人选。最终，我必须问自己在头脑里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我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我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可能的人选而提及。但直到最后的时刻，我都相信当时间到来时什么都清楚了，但我承认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负责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务，我获得了特殊的经验。我在与人们打交道时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人们也加深了对我的了解。
　　尽管存在着一些恶意的阴谋，时间最终以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倾向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人选。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3月11日约凌晨4时，我回到了家中。赖莎正在等我，我们一起走到别墅的院子里去。自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在进行重要的谈话时从来就不在公寓或别墅内进行——你从来都不会知道。我们沿着院子里的路走了很长时间，讨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在很难复原我们谈话的细节了，但我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说的最后几句话：“你看，我来到莫斯科，既希望也相信我能做些什么，但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做多少事。所以我确实想做些改变，我需要接纳建议，当然如果有人提出建议的话。你自己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利加乔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称他实际上处于第一书记们的围攻之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询问政治局对于下一任总书记的看法。
　　我动身前往中央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开会的时候了。
　　甚至在今天，一些有关这些事件的谣言还在流传着。据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好几个候选人争夺总书记的职位，政治局委员们在去参加中央全会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都是故事和猜测，所说的那些事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所有直接参与者，其中一些现在还健康地活着，知道我说的是事实。
　　勿容置疑，契尔年科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意味着继任者的问题需要加以讨论。有些人将目光盯在了继任者的人选上面，试探他们的机会如何。这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那些日子的工作内容。
　　整个领导层存在着不同派别的活动，这完全不是秘密。
　　还有些人不愿看到我当选。在总书记逝世之前很久，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勃利科夫就告诉我他与吉洪诺夫之间的一次谈话。吉洪诺夫试图说服切勃利科夫，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当选。切勃利科夫还注意到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人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他是不是自己想得到这个职位呢？”切勃利科夫这样告诉我说。
　　与此同时，打压我的人必须要知道公众的态度和地区第一书记们的立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能允许政治局拉出另一个年老多病或体弱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有好几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过来看我，他们敦促我要表明立场，承担起总书记的职责。与其中一批书记们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个核心，不能允许政治局在不考虑中央委员意见的情况下，在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我一直信赖从乌斯季诺夫那里得到的支持，但他已经不在了。
　　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内，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为什么呢？我需要将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事实上，我知道危险何在，知道国家处于何种状况，知道在任命领导人方面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假如我只是以50%加一票的方式当选（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情况以及选举没有能够反映普遍意愿的话，我就不能对付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说句心里话，假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发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本来会退出总书记的选举，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十分清楚，即我们需要“向前跨一大步”，这句话引自我们的意大利朋友。
　　下午2点，我坐上主席的座位。这是我通常坐的座位，宣布开会。我说我们需要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新任总书记人选的建议，我还强调每位委员都得到机会考虑选择和深思熟虑。
　　葛罗米柯立即站立起来，提了我的名，并简短地叙述了他提名的理由。他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又重述了同样的意见。然后吉洪诺夫发言同意葛罗米柯的提名。每个人都支持我。政治局委员们表示我们基本上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我们需要带到中央全会的决定。
　　后来在二十九大上，利加乔夫说：
　　“必须讲明所有的真相，那是些令人感到担心的日子。完全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由于政治局内切勃利科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同志和一大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坚定立场，中央委员会的3月全会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我的当选要归功于他和他提到的那些人，而且正是他们消除了国家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辨明真相，我在此收录了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摘录，不加任何评论。
　　安德烈·葛罗米柯：“我将会开诚布公。当你考虑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选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不否认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很难向前看了，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长期视野，这样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允许我们的团结受到损害。我没有权利让世界看到我们关系中哪怕是最小的不和存在。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大量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必须因我们的经验而成倍增加。而且，我们承诺将向新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供一切支持和协助。”
　　尼古拉·吉洪诺夫：“我能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问题上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可以与他讨论问题，在最高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他是第一位精通经济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克托·格里申：“当我们昨天夜里得知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去世的消息时，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这个问题，即同意任命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我看来，他最符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
　　金姆哈梅塔·库纳耶夫：“我要告诉你们，不管这里的讨论情况如何，我已经得到指示在政治局会上说：哈萨克共产党将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他是个知识丰富的人。比如说他能够迅速弄清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复杂问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改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他能确保我党领导的连续性，完全有能力承担所面临的任务。”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生活的逻辑使得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责任感、倾听别人的能力和他的总体知识。这就是他能够在党内赢得巨大声望的原因。我们的所有同志（我今天不得不会见了大批来自俄罗斯地区党组织的代表）都要求选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我们最近的大量工作都在新的《党章》上，我个人相信他具有很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能够理解最困难的政策问题。”
　　维克托·切勃利科夫：“当然，我已经与同事们商量过了。我的部门不仅充分掌握了有关外交和政治方面的情况，也详细了解了国内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要求我提名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我们都相信他的身上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具有伟大的未来。”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我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就认识他了。我有话直说：国家和党期望有今天的这个决定。”
　　叶戈尔·利加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他对解决各种问题的意愿和他的组织才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对党及组织工作而言极为重要……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全党、工会、青年组织、核心党小组和人民大众的高度尊敬。”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们正在经历艰难和关键的时期。我国经济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我国民主和外交政策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总之，我将我的任务视为与你们一起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和推动我国前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推动力，继续向前……”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在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中央全会开会前赶了回来。与他同行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说，谢尔比茨基立即决定回国，表示他将支持戈尔巴乔夫。
　　中央全会还没有举行，很显然，中央委员们都根据我与同志们所交换的意见形成了支持提名我的立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想在中央委员会感受到这种气氛。
　　中央全会于下午5点举行。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提名我担任总书记。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发表即席讲话，显得特别真诚，掀起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我深受感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的言辞和如此高的赞扬。
　　以下是葛罗米柯讲话的节录：
　　“政治局一致投票推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党的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起初在地区一级工作，然后到这里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先担任中央书记，然后再进入政治局。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他主管书记处的工作。他还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请假的时候主持政治局会议。他的工作干得十分漂亮，这毫无夸大之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具有敏锐和深刻的思维能力。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或与他至少见过一次面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也许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对此的感受更深一些，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缘故。他能够准确而迅速地抓住发生在国外的国际事件的本质。他能够很快和准确地抓住事情的核心并得出结论，我经常对此感到惊叹不已。没错，这是党的决定。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教育和经验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不仅能够很好地分析问题，而且能够做出适当的推导和结论。有时候，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协调和存档——这样问题就没有得到处理——而且还需要得出结论，这样这些结论就能用到我们的政策上。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已经多次展示了这方面的能力。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所做出的判断，总是能够凸显言语能够表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成熟和坚持。
　　“因此，政治局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和杰出的领袖，他将带着尊严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每个人都在等着听新任总书记的讲话。当然，预想到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构思好了我将要发表的讲话。至关重要的，是要立即强调继续奉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和改善人民各方面生活的战略。只有将经济转变到运用科技进步成就的集约发展轨道上，我们才能实现上述战略。
　　我列举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需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制。我们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和建立民主及社会意识。
　　除此之外，我表示不能忽视加强秩序、纪律和法治。
　　在外交政策上，我的立场十分明确：我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维持和平。“我们主张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我说，“因此，我们建议冻结核武库，停止进一步部署导弹。我们主张切实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新武器系统。”
　　“最后，我向人民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支能够团结全社会和鼓舞社会应对巨大变革的力量。这些变革是必要的，也是早就应当进行的。我说，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国家领导层采取了十分坚定的态度。”
　　读者们也许会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说的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当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讲话可以被视为那个年代的套话而已。但这是事后的看法。而当你了解到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后，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希望我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会有反响。中央全会支持我在国内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赞许我的全部讲话内容。
　　在契尔年科葬礼期间，我会见了外国来的“关键玩家”。我决定让外交部长参加这些会见活动，并付诸实施。会见具有实质性内容，举行了很多场。我会见的外宾有：乔治·H.W.布什、乔治·舒尔茨[52]、赫尔穆特·科尔[53]、弗朗索瓦·密特朗[54]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还与中曾根康弘[55]进行了有意思的谈话。
　　尽管当时存在困难，我还是决定单独会见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期望我们尊重友邦的独立和主权。各成员国的执政党领导人将负责为他们的党和人民制订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将继续保持和扩大我们之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同时重申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重点是我们将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当时，我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一些领导人，似乎将我的讲话和立场视为在我之前的历任苏共总书记发表的同样套话。但生活本身和后来的事件将会对此做出验证。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保持不变。然而，一直到最后，并且在我的整个任期里我们都坚守诺言，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并结束冷战，包括这些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联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三位总书记，以及三位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地位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阿列克谢·柯西金，1980年年底去世；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82年1月去世；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去世；阿维德·佩尔谢，1983年5月去世；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去世；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1984年12月去世；契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
　　所有这些变故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停滞和衰老的血液不再具有任何活力。
　　我深知我肩负的重担。
　　在家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接待。每个人都十分激动，但也感到担心。赖莎在她的书中（记载在她的日记里）回忆道，我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对我说：“外祖父，祝贺你啊。我祝愿你健康和幸福，喝很多的粥。”
　　是的，粥已经熬好了，我得喝粥了……
　　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那天夜里，赖莎与我讨论了我获得总书记人选提名的可能性，她说：“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
　　此时此刻，我告诉了她此前一直没有跟她说过的事。我先前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突然对我说：“你不应当将自己局限在农业事务上。你应当参与处理所有的内外政策问题。你的工作应当根据一种假定来做，即所有的责任会突然落到你的肩上，也许就在明天。”
　　我对他的话语如此直率和直接感到震惊不已。
　　安德罗波夫然后问我：“你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吗？”
　　“我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我问道。
　　“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他答道。
　　“好的，我懂了。”我说。
　　赖莎对我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出于偶然，最近制作的一部关于德国总理科尔的电影，有他与我交谈的场面。科尔所做的一些回忆，我闻所未闻。在一次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这位总理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会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执掌大权。科尔问安德罗波夫谁是他在培养的继任者，谁的希望最大。他这样提问的口气似乎在暗指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然后，科尔发现自己失言了。所以，他又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今天我们活着但明天……”
　　我度过了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天。我的家庭环境也立刻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再看看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在随后的岁月里应对这样的环境，因为整个社会都在盯着我和赖莎以及我们家里的所有人。
　　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前，赖莎正考虑她博士论文的事情。她已经联系过同事了，计划提交论文的开题报告已获得通过。1985年3月之后，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我们是继续执行这个计划，还是予以推迟？赖莎自己得出了结论，对我说：“我意识到我需要将这些事情延后，直到更恰当的时间到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



[1]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洛夫斯基（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ский，1922年7月5日——2007年7月22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兼交通总局局长。1977—1982年任铁道部长，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被解职。1977—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4年任驻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一副代表。1984年退休。

[2] 伊万·巴甫洛维奇·卡扎涅茨（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Казанец，1918年10月12日——2013年2月15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斯大林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196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5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5—1985年任黑色冶金部部长。1985年退休。

[3] 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Игнат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07年1月2日——1993年12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电厂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发电厂建设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任能源和电气化部长。1962—198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5—1980年任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83年被迫退休。

[4] 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5]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1918年3月26日——1993年4月12日），苏联外交官。1940—1942年任塔斯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1942—1947年任驻瑞典使团外交官。1947—1961年任外交部长顾问。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助理。1963—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3年去世。

[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ков，1929年9月28日—— ），出身于矿工家庭。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1年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5年重返政坛。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领导“民主”党团，并担任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8—2011年任援助国内生产者协调委员会主席。2003年起担任联邦委员会参议员，在任期间于2006—2011年任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间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

[7]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基米亚宁（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имянин，1914年11月21日——1995年5月1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年任白俄罗斯教育部长。1947—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2—1956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8年任驻越南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0—1965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5—1976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66—1976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退休。

[8]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加热利尼科夫（Евген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яжельников，1928年1月7日——2020年12月15日），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4年任车里雅宾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校长。1964—1968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书记。1968—197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7—198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82—1990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9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9]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Стукалин，1923年5月4日——2004年7月28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局宣传鼓动部部长。1963—1965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主席。1965—1970年任《真理报》第一副主编。1970—1972年任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主席。1972—1982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85—1990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90年退休。

[10]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特拉裴兹尼科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Трапезников，1912年2月19日——1984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1942年任联共（布）奔萨省委书记。1942—1944年任联共（布）奔萨省委农业部长。1948—195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兼《摩尔多瓦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助理。1960—1965年任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科教部部长。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年退休。

[11]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 Андр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9年3月29日—— ），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1986年任苏共中央党校科教司司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2] 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Георг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влов，1910年12月5日——1991年10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4年任科斯特罗马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55—1956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3年任苏共马里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党和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长会议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自杀身亡。

[13] 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奇纳（Николай Ефимович Кручина，1928年5月14日——1991年8月26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司司长。1962—1963年任共青团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农业部指导员。1963—196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采林尼省委书记。1965—1978年任哈萨克斯坦策利诺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83—1991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6日跳楼身亡，但亚佐夫和波尔托拉宁等人则认为是被人谋杀的。

[14] 盖达尔·阿利扎·奥格鲁·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рза́ оглы́ Али́ев，1923年5月10日——2003年12月12日），1944年加入格别乌。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6—1960年任巴库克格勃副局长。1964—1967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副主席。1967—1969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1969—1982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6—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8年任部长会议顾问。1988年被迫退休。1990年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并返回阿塞拜疆。1991年退党。1991—1993年任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任阿塞拜疆议会主席。1993—2003年任阿塞拜疆总统。2003年因病放弃连任，同年12月12日死于美国。

[15]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Григо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манов，1923年2月7日——2008年6月3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1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基洛夫区委第一书记。1961—1962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8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71—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迫退休。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8年去世。

[16] 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тников，1926年1月20日——2012年2月19日），194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1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75—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2年任驻古巴大使。1982—198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3—198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17]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Долгих，1924年12月5日——2020年10月8日），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9—197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重工业和能源部部长。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8年退休。苏联解体后，于2011—201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3—2018年任莫斯科市政府驻联邦委员会代表。2014—2020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州长顾问。2020年去世。

[18] 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 Христов 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19] 亚历山大·特伦蒂诺维奇·贡恰尔（Александр Терентьевич Гончар，1918年4月3日——1995年7月14日），苏联乌克兰散文家。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9—1971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59—198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兼乌克兰舍甫琴科国家奖委员会主席。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党。

[20] 尤金·弗朗西斯·惠兰（Eugene Francis Whelan，1924年7月11日——2013年2月19日），加拿大政治家。早年参加了自由党。1962—1963年任安大略省埃塞克斯郡监狱长。1962—1984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1972—1979年、1980—1984年任农业部长。1983—1985年任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主席。1996—1999年任参议员。1999年退休。

[2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22] 约瑟夫·菲利普·皮埃尔·伊夫·埃利奥特·特鲁多（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1919年10月18日——2000年9月28日），加拿大政治家。二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反对在海外征兵。1943年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1949年参加了魁北克石棉矿工罢工。50年代大力反对魁北克民族主义。1965年加入自由党。1965—1984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8—1984年任自由党党魁，1979—1980年任反对党领袖。1967—1968年任司法部长。1968—1979年、1980—1984年任总理。1984年退休。

[23] 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萨韦利耶夫（Викто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авельев，1928年2月24日——2013年12月25日），俄罗斯医学家。

[24]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拉普捷夫（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Лаптев，1928年3月2日——2011年2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助理、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等，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25]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1932年5月15日——2006年9月9日），出身于教师世家。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助理。1984—1986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前后，于1990—2005年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2005年去世。

[26] 格奥尔基·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Георгий Маркович 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27] 指契尔年科。——译者注

[28]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ласов，1932年1月20日——2002年6月9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1年任共青团伊尔库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1972年任苏共雅库特省委第二书记。1972—197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75—1984年任苏共车臣—印古什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7—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任内务部长。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部长。1991年退休。

[29] 纳里·巴里耶维奇·比克宁（Наиль Бариевич 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系顾问。198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7—199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7年去世。

[30]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31] 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1922年5月25日——1984年6月11日），1943年加入意共，同年发起成立西西里共青团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2—16日担任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副高级专员。1945—1946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任意共青年阵线书记。1949—1956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1949—1951年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书记。1957—1958年任意共撒丁岛委员会副书记。1962—1966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68年任意共拉齐奥省委书记。1968—1972年任意共中央第一副书记。1968—1984年任国会议员。1972—1984年任意共中央总书记，任内鼓吹“欧洲共产主义”。1984年因中风在帕多瓦逝世。

[32] 瓦季姆·瓦连蒂诺维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罗斯政治学家。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书记。1980—1990年任《法国年鉴》杂志主编。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2006年去世。

[33]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米罗诺夫（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Миронов，1925年1月16日——1988年6月11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1—1976年、1982年任顿涅茨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76—198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市委第一书记。1976—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81—198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4—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逝世。

[34] 意大利共产党资格最老的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之一。
　　贾恩·卡洛·巴叶塔（Gian Carlo Pajetta，1911年6月24日——1990年9月13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自幼同情共产主义。1925年加入意大利共青团。1927年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31年流亡法国，并担任意大利共青团书记兼驻共产国际代表。1933年秘密回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21年徒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获释，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4年当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并兼任加里波第旅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5—1957年任意共中央宣传部长。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8—1990年任国会议员，1979—1990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56—1966年、1972—1989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60年代起是意共改良派领导人。1966—1990年任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1990年任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0年病逝。

[35] 桑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1896年9月25日——1990年2月24日），原名亚历山德罗·朱塞佩·安东尼奥·佩尔蒂尼（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Pertini），早年参加了工人运动。1915年被征入伍。1918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0年退役。1923年毕业于摩德纳大学。1924年脱离社会党，随即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26年流亡法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9年回国，密谋刺杀墨索里尼，不久被捕并被长期监禁。1930年在狱中参加了社会党。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获释，并策划了统一社会党与社会党的合并。同年10月被德国党卫军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1944年越狱后继续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在米兰领导了旨在推翻萨洛共和国政权的总罢工，同年8—12月任社会党政治书记。1946—1947年、1949—1951年任《前进报！》编辑。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7—1968年任热那亚《工作报》（Il Lavoro）主编。1948—1953年任社会党党魁。1953—1978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8年任众议院副议长，1968—1976年任众议院议长。1978—1985年任总统。1985—1990年任终身参议员。1990年去世。

[36] 保罗·布法利尼（Paolo Bufalini，1915年9月9日——2001年12月19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37年加入意共。1941年被捕，随即被强征入伍，送往南斯拉夫作战。1943年秘密帮助南斯拉夫游击队，但被德军发现并被送入奥地利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9—1950年任意共阿布鲁佐地区书记。1950—1957年任意共西西里地区副书记。1958—1965年任意共罗马联合会书记。1960—1962年任罗马市议会议员。1963—1992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但未留在左翼民主党内。1992年议员任满后退出政坛。

[37] 赫拉尔多·基亚罗蒙特（Gerardo Chiaromonte，1924年11月29日——1993年4月7日），意大利记者、作家。1945年参加了米兰起义，随即参加了意共。1947—1952年任意共坎帕尼亚区域书记。1960—1991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63—1968年任众议院议员。1968—1993年任参议员，在任期间于1983—1986年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1972—1975年任《重生》杂志主编。1975—1983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统一》杂志主编。1987—1992年任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主席。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3年去世。

[38] 阿曼多·科苏塔（Armando Cossutta，1926年9月2日——2015年12月14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3年加入意共，并参加了抵抗运动，随即被德国党卫军逮捕。1945年获释。1945—1951年任意共米兰市政书记。1951—1959年任意共伦巴第市政书记。1959—1964年任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4—1991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2—1994年、2006—2008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公开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共党内属于左派。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于1991年2月创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并于1991—1998年担任党主席。1994—2006年任国会议员。1996年支持普罗迪政府。1998年退出重建共产党，另立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并于1998—2000年任共产党人党总书记，1998—2006年任党主席。1999—200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6年因反对与重建共产党合作而辞去党内一切职务，2007年退党。2008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2009—2015年任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副主席。2015年去世。

[39] 阿达尔维托·米努奇（Adalberto Minucci，1932年3月4日——2012年9月21日），1950年加入意共。1983—1992年任众议院议员。1991年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1994年任参议员。1993—1997年任奥尔贝泰洛（Orbetello）市长。199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人党。2012年去世。

[40] 雨果·佩奇奥利（Ugo Pecchioli，1925年1月14日——1996年10月13日），1943年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同年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士。1944年回国，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55—1970年任意共皮埃蒙特组织书记。1960—1970年任都灵市议会议员。1972—1994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6年去世。

[41] 安东尼奥·鲁比（Antonio Rubbi，1932年7月4日—— ），出身于农民工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共。1976—1992年任众议院议员。

[42] 叶夫根尼·巴甫洛维奇·韦利霍夫（Евге́н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е́лихов，1935年2月2日—— ），苏联理论物理学家。1970—197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6年任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院长。197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80—198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3—1988年任苏联科学家保卫和平、反对核战争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兼民族委员会能源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2年任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1992—2015年任国家研究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2005—2014年任俄罗斯联邦公民委员会秘书。2010—2012年任国际实验聚变反应堆理事会主席。

[43] 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Леонид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922年3月9日——2019年6月19日），苏联外交官。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8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随员。1952—1953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助理。1953—1957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7—1959年任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1960—1962年任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1962—1970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0—1978年任塔斯社总经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信息部部长。1986—1991年任驻英国大使。1991年退休。

[44] 第一代男爵丹尼斯·撒切尔爵士（Sir Denis Thatcher, 1st Baronet，1915年5月10日——2003年6月26日），英国商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丈夫。

[45] 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46] 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伊诺泽姆采夫（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Иноземцев，1931年6月29日——2003年10月9日），苏联机械工程师。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5年任全苏铁路运输研究所副所长。1985—1997年任俄罗斯交通大学校长。1992—2003年任俄罗斯联邦交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去世。

[47]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48]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普里贝特科夫（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рибытков，1935年10月10日——2020年12月12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2年任共青团中央劳动青年部副部长。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助理。1984—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新闻保护国家秘密总局局长。

[49] 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1939年2月20日—— ），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6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部长。1986—1988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89—199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2006年创立全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祖国”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012年更名为“祖国”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

[50] 克拉夫季·米哈伊洛维奇·博戈柳博夫（Клавд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оголюбов，1909年11月11日——1996年11月11日），1938年加入联共（布）。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65—1968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1968—1982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副部长。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85年退休。

[51] 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Соколов，1911年7月1日——2012年8月31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参加了哈桑岛战役。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5—196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66—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0—1985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组组长。1984—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9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苏联解体后，曾任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顾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国防部总督察处总督察等职务。2012年去世。

[52] 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1920年12月13日——2021年2月6日），美国商人、经济学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62—1968年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1969—1970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2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82—1989年任国务卿。1989年退休。2021年逝世。

[53] 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 Josef Michael 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54] 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 Marie Adrien Maurice 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55] 中曾根康弘（なかそね やすひろ，1918年5月27日——2019年11月29日），出身于木材商家庭。1942年加入日本海军，参加了爪哇岛战役和莱特岛战役。二战结束后，于1947年加入民主党。1947—200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0年加入国民民主党。1952年加入改进党。1954年加入日本民主党。1955年加入自由民主党。1959—1960年、1972年7—12月任科学技术厅长官兼首相府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1967—1968年任运输大臣。1970—1971年任防卫厅长官。1972—1974年任通商产业大臣。1980—1982年任行政管理厅长官。1982—1987年任首相。2003年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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