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三章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回到1986年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从我担任新职务开始，我就认识到除非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不能进行重大改革。我们需要消除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我国参与军备竞赛、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同时还需要清除阻碍新世界之路的冷战残余。我们需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情。要寻找旨在带来国际关系变革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变革刻不容缓。这将成为我国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人们问我制订改革战略的深层动机和依据是什么时，我总是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国外因素同样重要，尤其是核威胁有可能给国家和整个世界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这是一个现实。
　　爱因斯坦最早表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需要一种新思维。人性不再永恒。人类价值观和利益成为维持地球上生命的首选。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的肆意中伤数不胜数！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铺开和世界范围内互动和相互依存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有文化的人认识到了人类价值观在加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苏联新领导层广泛论及的话题。
　　到1980年代中期，世界受到核战争的威胁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走入了死胡同。核军备竞赛的地狱列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驶，很难想象能停下来，或者至少是慢下来。
　　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想做出发动核战争的政治决定，但控制系统的失灵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一旦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我国的自身利益，这种新思维就能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这就创造了与其他国家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机会。
　　由于发动了改革，而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赋予人民自由，所以苏联领导层必须承认其他国家拥有相同的权利。在此之前，我注意到我国已经放弃了作为对外关系原则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停止干预华沙条约内“友好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与斯大林主义做区分的最重要步骤。说到底，莫斯科继续恪守所做出的承诺。
　　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做得很对，决定不再干预中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仍然被指责为“放弃这些国家”。但如果说我们将这些国家给了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改革新原则和新路径还在德国统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统一的主导者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这是我们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最为可靠的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与法国之间的接触是促成1970年代缓和的主要推动力。这也使得我就任总书记后决定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法国。我曾经说过，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家里，但一些人从一个入口走进家门，而另一些人从另外一个入口走进家门。我们需要合作，在家里建立起交流关系。于是，“我们共同的欧洲之家”的说法开始出现了。
　　我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见后与他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一年之后，密特朗与我在莫斯科会面，他向我表述了已经十分清晰的主张：“欧洲需要再一次成为自己历史的主宰者，这样欧洲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和稳定因素。”
　　1980年代中期是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之后，整个世界的局势比以往更加紧张。为此，必须采取行动。我认为生活需要相互之间做出妥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必须恢复。假如眼下的状况延续下去，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必须举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1985年末，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全世界对这次会晤寄予很大的期望。前来报道这次“峰会”的记者多达3500人。我们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在新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外交部出面协调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会谈纲要草稿也已起草完毕。
　　顺便提一句，人们也许不知道这些会谈纲要是由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初步拟定的。如果会谈内容涉及到经济问题，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会参加这项工作。之后，政治局委员列夫·扎伊科夫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将会接手会谈纲要的拟定。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政治局将审阅这些会谈纲要。
　　我刻意详细描述这个过程，是因为有许多人想知道决策过程。政治局具有批准或否决政策建议和下达新指示的最高权力。政治局负责听取和审议有关报告初稿的重要建议和批评性意见。
　　在日内瓦的谈判和会晤共延续了约十五小时。里根与我进行了五六次一对一的单独会晤，每一次我们都没有理会“日程”。
　　我与里根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激烈争执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谈判中都不愿退让。我们吵得面红耳赤，都指责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将世界带到了核冲突的边缘。
　　里根用了很长时间谈论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干预，称此举造成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回答说，苏联没有“输出革命”的计划。与美国一样，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行事，同时支援我们的朋友。
　　我记得在第一次会晤之后，苏联代表团成员围住了我，想要知道我对里根的印象。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里根都被称为“鹰派”。当时，我对同事们说，里根是一个具有极端保守思想的人物，但这样说还不够，他是真正的恐龙。
　　不久之后，我在《新闻周刊》上看到，里根的随行人员对我抱有同样的兴趣。据《新闻周刊》报道，里根说，戈尔巴乔夫是“死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不过，讨论的气氛逐渐冷却下来。我告诉里根，我们没有待在阿富汗的计划，我们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还有一次，我告诉总统，我们不准备与美利坚合众国发生战争。
　　同一天午餐后，我们开始讨论军备控制问题，里根开始发起攻击。他强烈批驳核威慑理论，称这个理论引起了军备竞赛。里根接着试图说服我削减进攻型武器，然后过渡到防御性系统。在这方面，他称“战略防御计划”是“最好的方式”，苏联不应当害怕它。
　　里根说了很长时间，试图改变我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要我相信它是一个纯防御系统。我的回答十分坚定：战略防御计划完全是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行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担保”不会令我们上当。我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我方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
　　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我再次重申：我提出的对抗战略防御计划的警告绝不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制订了相应的计划。
　　由于我看到美国方面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对里根说，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更相信美国而不是自己？我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我说道。之后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我们为什么不去散散步？”总统提议道。
　　里根邀请我到进行谈判的别墅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去，我们的“炉边谈话”就这么开始了。顺便说一句，改革年代有好几位谈判伙伴都曾像这样邀请我在壁炉旁交谈。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后，里根立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纸上开列着军备控制的建议，共有九条内容，所用的文字是俄文。
　　我看了一遍后说，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能接受这些建议。最重要的是，接受这个“一揽子建议”就意味着允许美国继续实施其战略防御计划。
　　谈话又进行不下去了。屋里的气氛温暖而亲切，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但是气氛对谈话本身并没有改善作用。我们离开小屋，回到别墅里去。在回程的路上，里根邀请我访问美国，我马上回答说他应当到苏联来，邀请均被接受。
　　这样，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开始缓慢和艰难地从我们针锋相对的谈判中呈现出来，这也包括双方代表团成员。当天，里根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怎样看待美国方面的一个建议，即我们两国在受到来自太空的共同威胁之下进行合作？”
　　我回答说：“我们会接受你们的建议。我希望你们国家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那当然。”里根回答。
　　第二天的会谈集中在人权问题上，这是里根喜欢讨论的问题。他说如果苏联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改善有关个人自由的名声。我解释了我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同时，我强调说，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里根租来与我交谈的那个屋子里共进晚餐。专家们继续忙着准备最后公报的草稿，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会起草和接受这个文件。
　　我们正要喝咖啡，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1]进来汇报最终文件的进展情况。舒尔茨通常十分平静、沉稳、深明事理，但突然与科尔尼延科激烈争辩起来，后者当时在汇报进展情况。科尔尼延科提高了嗓门。他站在我的身后，就要扑向舒尔茨，像一枚导弹要向他发射似的。我转过身来，眼前是我们第一副外长涨红的面孔。这完全不像是外交场合的意见交流。
　　舒尔茨向我求助，说道：“总书记先生，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怎么能够取得成果呢？”
　　里根总统答道：“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
　　“就这么干。”我说。
　　于是，我们用拳头捶起来，但捶在一架黑色的钢琴上，而不是桌子。然后，我们就在夜色中分开了。我邀请同事们与我同行，问道：“是怎么回事啊？”
　　根据科尔尼延科的语气和行为来判断，人们一定会以为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别斯梅尔特内赫汇报说，分歧只是在遣词造句方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没有了。”他答道。
　　就这样，十五分钟之内，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被清除了。
　　这就是我国的外交风格，至少是外交部一些部级干部的风格。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显示强硬，即使是根据政治或实际理由需要采取另外的做法也不予理会。
　　最后的签字仪式在第二天上午举行。苏联和美国国旗并排插在那里，记者们都在场。我们走上签字台，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这份声明宣布“永远不要诉诸核战争：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就是说核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抛弃核武库。
　　另一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双方将不寻求军事上的优势。”这份文件还表达了双方在人员交流上的共同意愿，特别是关于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里根和我都发表了讲话。因此，这次会晤的成功举行具有重大意义。双方都声明要建设一个无核化世界。所有人都同意需要采取向前迈进的重大步骤。于是，“日内瓦精神”诞生了。
　　我们在核裁军方面取得的成就是20世纪后期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日内瓦会晤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新思维观念和1月15日关于逐步裁军的声明，以及与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和谈判，这些都体现了苏联方面的良好意愿。与此同时，华盛顿突然掀起了新一轮狂热反共潮，里根本人亲自打头阵。
　　一支美国舰队出现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海面上；美国在内华达举行了核爆炸试验；美国方面突然宣布将我国在纽约的外交官人数削减40%。我们从情报系统得到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一些官员在会上称苏联新领导层推行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必须予以制止。于是，问题出现了。
　　同时，在里根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合谋下，石油价格下跌到10美元——12美元一桶。
　　顺便说一句，几年之后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2]确认了这件事。
　　1986年夏季，我收到了里根的一封信。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告诉我（当时我在克里米亚）外交部已经起草了回信。回信的内容只是简短的例行公文。如签署这封信就意味着接纳美国关于国际事务的逻辑，而且同意美国方面在日内瓦谈判^[3]中表述的关于核裁军的立场。
　　我与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交换了意见：美国人在与我们玩一场重大而危险的游戏；他们想要驱使我们离开我们已经执行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已经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在全盘考虑了当前的形势之后，我决定提议立即与里根总统会晤。我们不能同意日内瓦会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会谈只是美国施放的烟幕弹，在其掩盖下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全世界都受到了耍弄。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削弱我国在全世界消除核威胁和增强安全性方面的努力。
　　我的同事们赞成这个立场。我发了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建议立刻举行会晤，这样我们就能给予日内瓦会谈以新的推动力。我将伦敦、雷克雅未克和巴黎列为会晤的候选地。
　　里根同意会晤，选择了雷克雅未克作为会晤地点。准备工作进展迅速。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提议采取以下的路径：核武器的战略质量存在着一种平衡。我方提议将所有三种核力量（陆基核武器、核轰炸机和军舰及潜艇发射的核武器）均削减一半。这三种核力量的每一种均削减一半。这将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核军备削减。
　　里根总统来到雷克雅未克，十分坦率，目的是来为他的篮子采摘果实。
　　会晤从一对一的会谈开始。我们对形势交换了意见，然后我提出了我方的建议。我必须说，里根对此毫无准备，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披露此事）。看到这种状况，我提议让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加入会谈。他们来了之后，会谈变得更加正式。接着，苏联空军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4]和其他专家也加入进来。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削减军备的僵局。我们同意削减一半陆基核导弹，但也不是没有回报：美国方面必须削减一半核潜艇和战略空军，他们在这些方面比我们强。美国人希望将我们逼入军备控制方面的角落，他们以为我方不会接受他们的严苛条件，但他们错了。
　　某种莎士比亚式的情感确实弥漫于那时的雷克雅未克。双方代表团的成员和专家都休息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工作。他们都考量和调整了对所有问题的立场。这样，我们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5]成了巨大的障碍。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气氛变得十分怪异。里根开始讨价还价，只愿满足我方一般的要求，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是怎么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我努力要他看到，他离成为彪炳史册的创造和平的总统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我重申，在安全方面我不能要求他同意接受使美国陷入更不安全境地的建议，而他作为总统也无权要求我接受使我国陷入同样境地的建议。
　　会谈结束了，里根与我离开了会场。外面天已经黑了，气氛十分压抑。里根指责我说：“你从到这里来的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将我置于这样的境地！”
　　“不，我的总统先生，”我回答道，“假如你克制住将太空军事化的计划，我马上就回到屋里签署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
　　“十分抱歉。”里根回答说。
　　我们相互道别。里根前往军事基地，乘飞机回国。我预定在40分钟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当时想的问题是对媒体和世界讲什么。
　　记者会在一个巨大的飞机库里举行，里面能容纳约1000人。我从举行会谈的建筑物走向这座飞机库，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那里等我，此时我的头脑里迅速把所有问题都过了一遍。我一直在想：我们已经就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新的情况。那么，我们难道为了一时的宣传上的胜利而牺牲所有这一切吗？我心里的感觉是不能这样做。
　　我来到记者们的面前时，他们都默默起立，现场有一种焦虑的气氛。我看着数百人的目光，惊奇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如同整个世界。
　　就在这一刻，我想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将要怎么说。许多记者和政治人物已经对我的讲话发表了评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重述。讲话的关键句子是“尽管雷克雅未克会晤有着种种戏剧色彩，但这并不是失败。这是一个突破。我们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地平线。”人们好像从梦魇中清醒过来，一下子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位记者后来写道：“当总书记将雷克雅未克的失败说成是胜利的时候，赖莎·戈尔巴乔娃就坐在大厅里，十分倾慕地仰头望着她的丈夫，热泪夺眶而出。”
　　这样，我们捕捉到了世人的普遍愿望，挽救了变革进程。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舒尔茨国务卿称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个失败。但在他回到美国，看到了我的讲话后，改变了他的说法，也开始说这是一个突破，并谈论这方面的未来工作。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苏联方面的确想要解决裁军问题，表明达成协议具有可能性。（最近，舒尔茨访问了莫斯科，与我见了面。我们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回顾了雷克雅未克的经过。他承认他当时在评价这次会晤时出了差错。）
　　一年之后，我们签署了《美苏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双方共同同意销毁某一个类别核武器的协议。无论如何评价这个举措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不过，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我们今天还能听到的不负责任的嘀咕，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想要将下面的说法强加给公共舆论：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迅速地签署了摆到台上的协议文本，他只是接受预先做好的决定而已。这样说的人完全不知道协议是如何准备的、每一个细节是如何起草的、每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加以考虑的。
　　现在，我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对的——协议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和艰难。公众并不知道细节。所以，有人得以信口雌黄一番。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方面，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还要为此而战斗。我们的基金会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改革时期外交政策的著作。该书完全以事实材料为依据，其中包括2000年对维克托·基塔耶夫^[6]的一次采访。基塔耶夫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负责处理国防事务。他讲述了关于裁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克格勃、外交部、国防部之间的争执）和列夫·扎伊科夫委员会的设立（扎科夫将该委员会称为“五巨头”，这是一个天才的发明）。^[7]
　　当你像国家领导人那样了解实际情况，特别是知道潘兴II式导弹只要两分钟就能飞到明斯克，三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五分钟就能飞到伏尔加的时候，你就能明白这就像是有一支枪抵在了国家的脑门上。这样，你就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这个威胁，最好是完全销毁这个威胁。
　　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不久，我会见了伊塞克湖论坛的与会者。该论坛的发起者是卓越的公众人物，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我在论坛上对与会者发表了两项声明。我说：
　　“首先，未能考虑到人类命运的政策就不是值得尊敬的、合乎道德的政策。因此，我同意你们在讲话中所表达的主张，即政治人物和当代文化界代表人物需要合作和经常交流观点。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必须为生命和人民捍卫文明。人性将最终消解矛盾。
　　“第二，存在着阶级和民族利益、集团和公司利益，但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人类利益。我们应当将人类利益置于优先位置上，因为在面临着核威胁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所论及的是人类的生命。”
　　我过去曾说过这些；我现在要再次强调继续坚持这些信念。
　　毫无疑问，雷克雅未克会晤及达成的销毁一个完整类别核导弹的条约，是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仅是为削减核武器打下了基础，还表明只要能够互相信任并承担对人类的道义责任，协议就能达成，甚至是在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上，包括在核武器这样的极为重大的问题上也能够达成协议。
　　这里有几段不同性质的回忆。赖莎在雷克雅未克有她自己的日程安排，到冰岛各地参观游览。她告诉了我她的许多印象。赖莎去参观了冰川和农民的家。在这座雷克雅未克小镇，人们带她参观她感兴趣的一切。结果发现冰岛是保存12世纪文本的宝库，冰岛人直到今天一直使用当时的语言。
　　我对冰岛囚犯的人数大吃一惊。我们出访期间雷克雅未克监狱里的囚犯只有一人。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名犯人白天去工作，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晚上到监狱去服刑。
　　我们还对这个国家的天气变化之快感到惊奇不已。每半个小时，天气就会变化一次，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风向决定和支配了一切：岛屿国家和岛屿气候带来了反复无常的天气。
　　我问赖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哪个国家？”她问道。
　　“不，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女人的天性。”我说。
　　“你是在说我吗？”她回敬道。
　　“不是的，我只是在谈论女人，但你是其中一员。”我说。
　　在雷克雅未克期间，苏联代表团住在“格奥尔格·奥茨号”轮船上。一位塔林的艺术家将这艘船画在一幅有塔林背景的画上，寄给了我们。这也是纪念杰出的歌唱家格奥尔格·奥茨^[8]的纪念品。奥茨在苏联时期广受欢迎，今天也是热度不减。
　　关于1987年我与里根在华盛顿的会晤，这里还有两段回忆。在第一次会谈中，里根在我讲话时就像是一位老师，或更像是一位检察官。我听他讲了一两分钟，打断他说：“总统先生，对不起，我有话直说：我不是被告，你也不是检察官。我不是学生，你也不是老师。我们在此代表两个大国，全世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平等地做事吧。”
　　里根愣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我误解他了。当然，这就是他试图建立我们的对话和合作的方式。
　　顺便说一句，稍后里根建议如果我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用名字称呼对方。他说：“叫我罗尼。我将称呼你米哈伊尔，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对他说我欢迎这样做。这不仅是我们之间友谊的象征，也界定了我们一起工作的气氛。从那时起，我们相互之间就直呼其名。
　　1987年我在白宫见到里根时还有一个喜剧性插曲。那天晚上，在露天进行了一个节日气氛浓厚的招待会。范·克莱本^[9]与我国杰出的艺术家叶莲娜·奥布拉茨索娃^[10]和祖拉布·索特基拉瓦^[11]也表演了节目。招待会上，副总统乔治·布什坐在赖莎旁边。奥布拉茨索娃演唱时，布什问道：“这位歌手是谁？如此美丽的女士拥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赖莎调侃地回答道：“副总统先生，小心点哦。别忘了你的公职。”
　　晚宴和音乐会之后，我们与美国人一道在白宫的走廊里愉快地散步。两位美国将军走在我们身后。在走过林肯总统的画像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假如林肯能看到这些——白宫大门外面悬挂着带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白宫里面唱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访问结束时的这个招待会为双方共同努力的重要阶段做了最后的润色。里根总统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都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欣赏合作的氛围。“但与此同时，我们记得有一个美妙的俄罗斯谚语：‘信任，但有待验证！’”他说。
　　1988年，里根访问苏联期间，我们再次在莫斯科见面。莫斯科给南希·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参观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美国代表团安排了紧凑的日程，包括几次公关活动。我们完全没有妨碍他们。他们出访了圣彼得堡和亚斯那亚——波利亚娜。晚上，我和里根还到老阿尔巴特大街散步。当然，他们还参观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回到1986年

　　1986年有许多事情需要关注和解决。在谈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时候，已经提到下一年的事，但我还要回到1986年。
　　我与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不久，就启程前往印度访问。作为对雷克雅未克精神的某种延续，拉吉夫·甘地与我于1986年11月27日签署了有关建立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宣言》。
　　拉吉夫全力投身于他的外祖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母亲英迪拉·甘地^[12]开创的事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印度的复兴。他在很短的任期内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开启了将带来累累硕果的现代进程。
　　我们之间立场相近，产生了相互信任。就我方而言，我们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印度解决其国内问题。不过，我方也得到了印度方面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巨大支持。
　　我记得与拉吉夫·甘地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刚刚从英联邦国家会议上返回。他对英国高层的反苏行为感到震惊，那些颇具影响力的高层人士毫不掩饰他们反对苏联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新思维政策。
　　《德里宣言》是两个伟大国家签署的真正的和平协定。
　　《德里宣言》宣布了建设新世界的几项原则：
　　——人类生命必须被公认具有最高的价值。
　　——非暴力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每个国家政府的组织和经济独立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广泛的国际安全应当取代恐怖平衡。
　　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德里宣言》是了不起的文献，其重要性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刻。
　　1986年5月，西班牙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13]访问了苏联。我们举行了会谈，为对话奠定了基础。我认为这个对话对我自己和我们两人都很重要。后来，我多次回想起那次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谈。从冈萨雷斯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代表，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确定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

^[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 ），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2] 罗伯特·卡尔·“巴德”·麦克法兰（Robert Carl "Bud" McFarlane，1937年7月12日—— ），1959年入伍。1965—1971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6年任白宫研究员。1979年退役。1981—1982年任国务院参事。1982—1983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5年辞职。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试图自杀，但被救回。1988年被判处两年缓刑。1992年获特赦。

^[3] 这是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战略武器控制的谈判。

^[4] 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5] 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创建防御核导弹攻击的系统，因而挑起了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事实上，这是讹诈，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创建这个系统的技术能力。

^[6]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基塔耶夫（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итаев，1939年8月12日——2008年11月24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5年任苏共秋明汉特曼西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秋明省委书记。1990年代理苏共秋明省委第一书记。

^[7] 参见：A.S.切尔尼亚夫、A.B.韦伯，编：《对时代挑战的反应：改革的外交政策文件资料集》（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Times.The Foreign Policy of Perestroika：Documentary Records.Based on the minutes of M.Gorbachev’s talks with foreign leaders and other materials），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10年，第306页。

^[8] 格奥尔格·卡尔洛维奇·奥茨（Гео́рг Ка́рлович Отс，1920年3月21日——1975年9月5日），苏联流行歌手、歌剧和轻歌剧抒情男中音演员。194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9] 小哈维·拉文·“范”·克莱本（Harvey Lavan "Van" Cliburn Jr.，1934年7月12日——2013年2月27日），美国钢琴家。

^[10] 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奥布拉茨索娃（Ел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Образцо́ва，1939年7月7日——2015年1月12日），苏联歌剧演员。

^[11] 祖拉布·拉夫连季耶维奇·索特基拉瓦（Зура́б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Соткила́ва，1937年3月12日——2017年9月18日），苏联歌剧歌手、音乐教育家。

^[12] 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尼赫鲁的女儿。1941年肄业于牛津大学。50年代担任尼赫鲁的私人助理。1959年参与解散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1959—1960年任尼赫鲁的幕僚长。1959—1962年任国民大会党主席。1964年起担任上议院议员。1964—1966年任新闻和广播部长。1966—1977年第一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兼任外交部长，1969—1970年兼任财政部长，1970—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1975年兼任国防部长。1969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另立国大党（甘地派）（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Requisitionists)）并担任党主席。1975年因选举舞弊被法院宣判解除一切职务，为此大规模逮捕反对派，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77年在大选中战败后下野。1980—1984年第二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80—1982年兼任国防部长，1984年兼任外交部长。1984年起大规模迫害锡克教徒，同年10月31日被锡克教卫兵枪杀。

^[13] 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Felipe González Márquez，1942年3月5日—— ），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62年加入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1964年加入工人社会党。1965—1969年任社工党塞维利亚省委委员。1969—1970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1971年任社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74—1979年、1979—1997年任社工党总书记。1977—2004年任国会议员。1982—1996年任首相。1989年1—6月、1995年6—12月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200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