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五章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政治体制改革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八月政变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总结的尝试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尽管改革在国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挑战，但它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信任。在这方面，1988年是一个分水岭。
　　我在2月宣布苏联将在5月1日起的十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不久之后，阿富汗、苏联和巴基斯坦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一项正式协议，这项计划得到了确认。
　　5月下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件事。10月，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访问苏联，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访问期间，我们也同样得到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顺便说一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基督教传入俄罗斯的一千周年纪念定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国际媒体赞扬苏联政府与教会关系的巨大改变。苏联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具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深刻寓意。此后，新的教区开始设立，教会开始恢复活动。教会的各个教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宗教信仰与宗教组织自由法》的制订。教会成为功能齐全的社会组织，参与精神和道德教育以及抚慰、慈善和维和方面的活动。
　　11月下半月，我第二次出访印度。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与我再次见面，我们是朋友和可靠的政治伙伴。我们赞同《德里宣言》，两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加以实施。我们11月会谈中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是对华关系问题。甘地与我都认为是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对苏印两国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心，而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加强之中。
　　在这方面，印度朋友同意我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我主张缓解紧张局势、消除对抗（包括核武器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对抗）、冻结或削减武器和军事基地，强调机会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我们提议讨论设立一个谈判机制，以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启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
　　12月初，我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我们就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专门商讨了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问题。莫斯科和北京都极为重视这次会晤，通过这次会晤将可能实现两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我特别想讲述在莫斯科与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1]的会面情况。他对因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引发的围绕反改革运动的事件感到忧虑，要亲自确定改革还在向前迈进，而且我们不会在内外政策上放弃改革。勃兰特允诺，社会党国际在对苏关系中要采用改革路径。他注意到尽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但社会党国际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社会党国际1952年版纲领受到了冷战、反共和反苏立场的严重影响，勃兰特说新版的社会党国际纲领将与之大不相同。
　　我和勃兰特一同与里根、科尔、甘地、密特朗和其他欧美亚政治领导人的会谈，为更积极和更广泛地推动我国对外政策各个领域的新思维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正面依据。改革变得越来越适应现代世界，特别是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那些反对“改革者”的各种投机和谩骂行为，声称改革者只是为了获得人们的接纳和适应需要，都无疑是无稽之谈。顺便说一句，这些行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现代世界在性质上代表了更广大的国际范围内新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在这个得到整合的世界里，新增长、新机会与新风险、新冲突并存，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问题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解决。生活需要合适的制度和规范，我们需要为此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并向这个新秩序迈进。
　　这就是党的二十九大决定批准苏共领导层的国际活动的原因。这些活动基于新的思维和苏联对国际维和政策的积极参与，因此十分重要。
　　苏联国内出现针对新思维的反对派，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事实上，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美国战略家，了解新思维的必要性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受灾难性的失败打击，而且许多人还在经历的过程之中。出现这种短视的原因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1988年，虽然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改革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向国际社会提交我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详细总体计划，辅之以实际措施，而且由于其创造性和可行性，应当得到1988年12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考虑。我们准备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比以往采取更加彻底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11月，政治局审议了军工联合体在现代环境中的运行情况。我要谈一下与年轻人的一次会面。当时那些年轻的党员问我：“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坦克？”党的二十九大给我们制订了主要原则：我们最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事实上，我国在军事方面的人均开支比美国多150%。如果我们在公开性下继续这种做法，那么我们所有的新思维都将毫无作用。但这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继续保持军队的现状，将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我们需要立刻削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存在，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推动力的基本要素是国内的改革和对于变革的理解，这种变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如果认为戈尔巴乔夫去联合国是因为我们走入了死胡同，那是幼稚的想法。改革为我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回应了我们日益增加的需求，这将使我们过渡到新的和充满希望的和平时期。
　　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裁军问题，这件事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负责。除了关于裁减军队和武器的建议之外，我们还在人道主义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我们已在讨论释放“政治犯”和那些被不公正地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改革前受到“惩治性心理治疗”的受害者）的问题。我们取消了对公民出国旅行强加的不公正和专断的限制。一个委员会继续为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定罪的无辜者平反。
　　简言之，我们在积极地工作，继续推进我国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平反工作、民主化和人性化。
　　随着世纪之交越来越近，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主要目的是要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对国际政治问题崭新的认识，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之上。我们起草和提交了意义重大的概要计划，这是一个政治计划，但不是宣传材料，目的是将这个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世界上的对抗转化为合作。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和平宣言或和平宪章，其潜台词是为了替代丘吉尔的那个对抗性演讲，而那个演讲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我们用在国内外的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宣言，宣布对抗在现代世界是徒劳的和致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不应当带入政府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平等合作基础之上建设性解决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的机会和前景。这是一份经过缜密思考的、详尽的邀请书——邀请世界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设性转折和面向21世纪的文明突破。
　　20年后回过来看这份发言稿，我必须承认它是有道理的，不含有任何虚伪的谦虚。的确，难道那些在1988年12月7日提出的原则和思想不再具有典型意义或不再前景光明了吗？
　　现代世界里，国际安全最重要的成分和保证，就是各国政府在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所有国家，尤其是强国都必须自我约束，彻底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一个非暴力的世界应当成为现代的理想。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不应当、也不能是外交政策的工具。
　　加强军事力量并不能使超级大国无所不能。（这个道理要到很久之后才明白。）
　　——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单一生物体，任何国家，甚至是最高层次的经济体都不能在这个生物体外兴旺发达。
　　——这将创建一个推动全球经济运行的全新机制列入议事日程。（考虑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一语切中要害。）
　　——一个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原则是世界在多样性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基本条件。
　　——在政府间关系中去除意识形态因素是从各种对抗的经历中得出的现代结论。每个国家用语言、宣传和实际行动，而不是暴力来证明其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实现政治对话和谈判进程的国际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联合国是唯一有能力将不同国家利益及其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努力汇集到一起的组织。
　　——在呼吁实现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方面，我们希望看到用政治和法律的方法去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这些国家的对外政治行动都要遵守法律。
　　——当今世界自我肯定的多面性质，使得某些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其他国家的做法站不住脚，而且某些国家还试图向其他国家讲授“自己的”民主样式。（昨天可以这样写，甚至今天也可以这样写。）
　　——当局势失去控制和陷入混乱时，就会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必须学会控制和引导进程，这样才能保护文明，保护每个人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方式。
　　结束发言时，我向联合国大会讲述了苏联在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以及从几个东欧国家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即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介绍了苏联采取的一些民主举措，如我上文提到的允许苏联公民去国外旅行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热烈反应。
　　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然后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社论指出：“也许自从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他的‘十四点’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发布《大西洋宪章》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昨天在联合国那样发表高见。”另外几个国际媒体也对我的发言给予肯定的评价。
　　但今天我将着重强调，我的信念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重要“回应”，即使是在20年后的今天其价值犹存。我指的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0年5月发表的美国需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讲话。奥巴马宣称，美国不可能独自在外交承诺的基础上打造一个世界新秩序。他说，与国际社会相脱离对美国从来都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加强现有的联盟和寻找新的伙伴。我认为美俄关系的“重启”也在这个战略中产生了作用。
　　伽利略在受到审判，发表改变主张的著名讲话时说：“但是，它在移动！”我将用他的话来表述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在前行！”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2]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俄罗斯，人们不记得我们是否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肯定知道我们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心里感到压抑，好像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后期，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代人的在世时间，苏联人并不希望下一次战争爆发，但感到这场战争正在逼近。
　　“苏联阵营的解体当然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摆脱了苏联的严格控制之后，东欧国家急忙去追赶欧洲。整个世界的政治架构无疑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分为西方和东方已经不再有任何重大意义。许多人一度开始以为世界将保持一致，因为经过改革的苏联决心要‘返回欧洲家园’和‘欧洲各民族之家’。
　　“……外部世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平的变革表示感谢，将此举视为一个重大成就。不过，有理由相信，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获得最高权力时，如果他当时拥有上文提到的自由共产主义思想，那么这些思想是为了加强其地缘政治体系，而非看到这个体系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他没有能够完成他梦想的使命，他甚至没有想到过最终的结果。
　　“……外部世界……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在他领导的国家之内，他因‘制度的崩溃’而受到指责，而不是褒奖。在短时间的声望高涨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再得到他的国民的爱戴，这种状况从那时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人们给予正面评价的名单（约有30名受到人们‘信任的’政治家）上，戈尔巴乔夫排名倒数第三。
　　“只有在考虑了以上提到的一切之后，人们才能完全了解2010年7月列瓦达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对俄罗斯人提出的问题是，他们今天如何看待‘1980年代末国家对外政治路线的变化’结果——这里的精确提法是‘路线’，但在俄罗斯，这被称为叛国、叛变、退让和失败。根据这个逻辑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与西方的对峙中失败了’——27%的俄罗斯人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
　　“……那么对于戈尔巴乔夫历史变革的看法中，数量最多的那部分人是怎么看的？多数人（43%）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在对峙结束时我国与其他国家同样获胜。’57%的接受调查的中层和下层管理人员同意这个回答选项。以这样的间接方式，国家对戈尔巴乔夫表达了感谢。
　　“因此，我们最终没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过，半数俄罗斯人相信我国仍然面临着外部的威胁，只不过这种威胁的来源不再仅仅是西方了：32%的人认为制造威胁的是西方，29%的人认为是伊斯兰国家，16%的人认为是前苏联国家。超过50%接受调查的管理人员认为伊斯兰东方是最危险的威胁。不到10%的管理人员认为西方是目前的威胁。实际上，这些接受调查者的回答表明他们并不同意国家领导层的看法。国家领导层过度夸大西方的威胁，同时低估东方的威胁。这是新出现的‘思维趋势’。”

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九大所做的讨论和决定对于改革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社会上头脑清醒的力量对于改革的支持。负责重大政治改革的委员会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并赋予改革思想的力量。这个做法开拓了改革的视野和前景。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是要确保由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非暴力地、和平地过渡到真正权力属于人民和苏维埃的政府，而根据《宪法》，掌握权力的就应当是人民和苏维埃政府。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是一项极为复杂和痛苦的任务，但很有必要性。这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面对这个困难和复杂进程的力量。我要强调的是，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始终以党的民主活动原则为指导，直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决定都在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自由讨论和集体讨论。坦白地说，同事们并不总是理解我的做法，他们已经习惯于做出那种迅速的、强制性的和任意的决定。
　　党的二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1989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
　　选民的投票率很高，候选人的竞争（15至17名候选人争夺一个代表席位）十分激烈。数千个非正式的协会和组织参与了竞选活动。如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通常情形一样，选举结果众说纷纭，而且无法预测。
　　当好几名党的高级干部尽管拥有行政和宣传资源，但还是落选的时候，党内的权贵集团感到震惊。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市和地区党委负责人均落选。在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许多工业和科技大城市，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在选举中也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士纷纷当选，而且有几位之前不为大众所知的非官方活动人士都是新面孔，也成功当选。85%的当选代表是苏共党员。选举使得“普通”党员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党内权贵集团。许多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难以接受选举的结果，产生了痛苦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匆忙做出了改革失败的结论。
　　我在选举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当时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认为：改革和人民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人民不仅向世界证明我国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具有可能性，而且还成为了现实。政府的上层结构已经通过民主与合法的途径得以建成。真正议会制政府的基础已经得到奠定，这毫无虚言。而这个成果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亚美尼亚地震、阿富汗战争、石油价格的下跌、国际冲突和许多其他的天灾人祸。
　　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苏共要对这些进程产生影响和引导其发展，就需要从这个矛盾的选举结果和存在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这个存在的事实就是，新的民主权力组织和新的政治团体已经产生，包括反对派组织在内。在放弃了大权独揽之后，党需要改变，努力成为社会的道德先锋队。这需要以不断增加的多元化观点和公共利益为指针，需要学会集合党内外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力量，需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用言论和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需要与公共团体和政治组织进行合作。
　　政治变成了向公民及其团体和政党开放的公共领域。政治不再是“最高层”个人和派系狭小的圈子所独享的领域，也不是“普通”人禁入的内斗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普通人的作用只是齐声附和的机器齿轮而已。这是为国家和人民生活建立新的文明标杆道路上取得的重大社会和政治转向和突破。
　　然而，对于那些人数可观和影响颇大的中高级党内官僚而言，改革走得越远，就越被视为负面和敌意的信号。保守的权贵集团对改革的抵抗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1990年夏，我得知了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和工人的状况。我仍然能够记得工人们在全体大会上不断地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我们的党组织出什么事了？现在群情激荡但党委却在保持沉默或酣睡不醒。”人民受到了忽视，没有采取任何处理严重问题的措施。党委提出要求：“保护我们免遭大众媒体和群众不满的攻击！”许多地方政权基本上已经瘫痪。在各共和国和地区，虽然还有大量可使用的土地，但地方领导人顽固地阻止将土地出租利用。农场方面也表达了不满，有时农场被纵火，工人们已经准备要搞垮集体农场。权贵集团则幸灾乐祸地搓着手，好像在说：“我们可是爱莫能助啊。我们被夺走了权力。这就是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后果！”这些人似乎要把我们逼入死角，这样我们就会失去理智，用大棒击打周围人的头部。
　　地方层面对改革的阻挡和抵抗并不是自发行为。相当一部分权贵集团、激进的跨地区代表集团和民主俄罗斯积极地培植和支持这些阻挡和抵抗行动。叶利钦的手下阴险地利用矿工们改善劳动条件的正当要求，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罢工席卷全国，矿工们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要求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下台。[3]参加罢工的还有钢铁工人和运输工人。铁路和其他运输通道被切断了，港口被关闭了，那些装运食品、消费品和其他急需产品的火车和轮船无法开动。
　　激进分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给已经陷入危机的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雷日科夫政府通过努力与矿工达成了妥协性协议，但是叶利钦却猛烈抨击这个决定，指责雷日科夫只是干了一件半吊子的事，应当立即彻底“折断行政和命令体系的脊梁”。
　　国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非官方组织，其主要的政治分野就是看谁“支持”还是“反对”改革。
　　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共和最高苏维埃推出了在政治制度中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起初，我认为总统制难以与苏维埃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面对社会和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数个政党建立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政府的权威，特别是行政权或总统权的权威。相关决议于1990年3月获紧急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除。这样，多党制获得了国家《宪法》层面的合法性。这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不出所料，同样一批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反对实现总统制，也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
　　不幸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总统制立即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制的削弱。这并不是我的计划，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举措被苏联的反对者用来削弱和摧毁整个国家制度。严峻的社会经济局势造成了总统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事实，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和举行竞选活动。事实上，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一次紧急代表大会并非出于偶然。绝大多数代表都要求在大会上选出总统。
　　总统制遭到削弱的一个原因是部长会议保持原样。根本没有时间去设立一个强大的司法权力机构和执法系统。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复杂工作和至少好几年的时间。
　　随着国内激进经济改革的放缓，政治局势也愈加紧张。我看到了一个化解苏共面临危机的机会，即在新的政治平台上召开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多党制社会的出现，以及已经改变并且仍在改变的政治体制，我党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开展活动，因为党现在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邻居和周围的世界。
　　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苏共能够重振精神和影响力，得到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引。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与所有健康的社会力量，与年轻人、科技界和人道主义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和发展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党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党之前与民众的联系方式而疏远了。
　　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内富有进攻性和阴谋性的保守派的存在，前景并不美妙。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帮人将在党的二十八大上表面同意建立新的平台，然后秘密和公开地动手清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改革派，从而为他们以极端措施建立“秩序”铺平道路。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由于政治改革推进到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权的层面，支持和反对改革的战斗以一种新的紧急状态进行。在上层（国家层面），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基本上筹划、建成和运转了真正的议会制政府机制，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下一阶段在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的政治改革，也需要同样的重视和努力。
　　这样，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具有历史重要性，某些过失，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在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之前存在的被动和混乱状态，也许就是对国家产生最严重后果的一些关键因素。
　　然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最高苏维埃证明，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参与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我特指的是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们。这个组织类似于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其最初起的作用是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现在却成为了建设的反对派，号召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下进行德米特里·萨哈罗夫所称的根本改革。有几位代表是知名的科学文化界社会活动家。毫无疑问，他们在议会提出的议案和通过的法律都是颇有用处和富有成效的。
　　我感到大部分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都是些可以与之一起工作和需要与之一起工作的正常人，但有些喜好冒险的极端革命分子和政治妓女也依附于这个组织。
　　在我看来，1989年12月萨哈罗夫的去世对跨地区代表集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他以他的卓越才智、无私精神和宽宏大量而著称，绝不卷入那些见不得光的阴谋活动。而且，萨哈罗夫充满了政治浪漫主义，是人们所称的名副其实的苏联和俄罗斯民主派的旗帜。他的名字、威望和活动使得跨地区代表集团获得了特殊的道德和政治地位。由于萨哈罗夫去世，一大批跨地区代表集团的成员转而支持叶利钦这个反对苏共、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急先锋”。在此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里的对抗增加了；抨击和破坏代替了建设性举措；改革受到了党内官僚反对派的阻碍；毁灭性的大罢工席卷全国，打出的政治口号是号召政府和总统下台。
　　当然，这样的政治路线不会加强跨地区代表集团在政治架构或苏共，包括领导层改革派内的威信。跨地区代表集团开始四分五裂，其最激进的成员抱团参加了选举阵营，接着就加入了追随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
　　对于由一个新出现的“果敢决断”和“意志坚强”的领导人来取代戈尔巴乔夫的疯狂下注，最终改变了民主俄罗斯运动。正如加夫里尔·波波夫所说的那样，这个政党从民族运动的先驱变为了新的权贵集团和寡头政治政权的追随者。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很晚才承认那种民主浪漫实际上已经被那些民主俄罗斯运动成员用作争夺权力的烟幕弹。
　　1990年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选举最高权力机构期间，激进的民主派打出了主权牌，甚至堕落到支持民族分离运动，并公开或秘密地与民族分裂分子直接勾结的地步。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扮成中央机关中俄罗斯公民利益的最强大保卫者，并声称俄罗斯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供养者”。与此同时，他们充分利用所谓的科学数据，宣布俄罗斯联邦将在摆脱苏联的枷锁和供养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负担之后，在今后几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是冒险主义的论调，正如后来几年的状况所证明的那样，这对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本身的改革前景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与苏联领导层中的改革派路线相冲突，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紧急和建设性建议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和相连的目标相冲突。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将苏联事实上的单一国家架构变为真正的民主联邦共和国。这个目标的基本含义是我当时所主张的方案，即“强大的中央和强大的共和国”。
　　另一个继续推进改革的紧急目标是在全国实施激进的改革，将国家经济及经济关系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转变为市场关系。
　　要推进改革就需要完成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最大和最危险的障碍就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抵抗。这些人用毁灭性的基于共和国主权的理念为武器，将俄联邦的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上。叶利钦的追随者们直接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最激进的民族分裂分子那里照搬这个理念。他们引用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来证明这个理念的合法性。但是这个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相关联的理念导致了它们退出苏联，而将这个模式用于俄罗斯联邦则导致了苏联国家的毁灭。这就是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开始推行的理念，得到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极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在提名候选人参加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方面产生重大失误，所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中遭遇失败。我对大会代表们公开提出警告：要反对叶利钦当选这个职务，因为我预料到这将会引发与中央政府的危险对抗。但是，显然是出于事业的诱惑和“诋毁戈尔巴乔夫”的意愿，有好几名俄共代表投了叶利钦的票，使得叶利钦以4票的多数当选。而且，俄共党员代表还帮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获得通过，规定俄联邦法律高于苏联法律。一枚毁灭性地雷已经埋在了改革和苏联的下方。
　　《宣言》中决定将俄罗斯联邦作为新联盟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只是为了暂时安抚许多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叶利钦一年半之后就粗暴地取消了这个决定。
　　在加强主权的口号下，其他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选举。面对经济困难的局面，当地的精英急于维护自己的立场，毫不迟疑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不过，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与整个苏联保持关系的重要性，需要保留改革中心的存在，这也符合加盟共和国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我发现存在着一个机会：能够将单一制的苏联转变为由主权和独立国家构成的真正联邦，并充满活力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受到了民族冲突爆发的困扰，许多这样的冲突是由当地统治阶级和黑手党故意挑起的。卡拉巴赫、苏姆盖特和巴库的情况就是如此，鉴于当地政权陷于瘫痪的现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得不在这些地方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处理国内外问题上遇到的失败和挫折，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在波罗的海国家，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不知道如何与民众中间的温和派团体建立建设性关系，只是一味地退让，将整个政治舞台都让给了分离分子和极端分子。1989年4月，第比利斯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未能与人民进行对话和开展实际工作，而是动用军队驱散集会。事实上，这个集会是在背着共和国最高领导层的情况下，秘密地得到了当地政权和“莫斯科有关当局”的批准和鼓励。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这项政策的副作用就是已经很难将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与那些跨高加索地区的某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分子区分开来。
　　俄罗斯联邦采纳《共和国主权宣言》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均举行了“主权示威”。在俄罗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苏维埃都宣示了国家主权。自治共和国，甚至连个别的边疆区和地区，比如说伊尔库茨克也采纳了主权宣言。
　　狂热的主权运动由于叶利钦而进一步升温，他大声宣布了要在仅仅两年之内确保人民改善生活的政治诺言。叶利钦说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项目与苏联的经济计划不同，是基于500天一个时段，允诺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价格。他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在两三年内完成我们的项目，人们只需操起手中的家伙，把那些没有能力掌权的人赶走就是了”。这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煽动的典型例证，俄罗斯联邦的新领导人就是这样在1990年夏四处乱窜。当我在1996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时，人们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叶利钦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不是说如果没能实现对俄罗斯人民做出的承诺，他就卧轨吗？”我的回答很简洁：“也许是因为铁路中断运行了。”我认为人民已经知道一切了，叶利钦只是由于前所未有的选举舞弊才赢得了“胜利”。
　　在无视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叶利钦对所有人许诺要打一场俄罗斯经济闪电战。1990年秋，他到我这里来，提出一个建议：俄罗斯领导层与苏联领导层进行合作，实行激进的市场改革，但要将雷日科夫的政府排除在外。事实上，叶利钦宣扬的“500天”项目离开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合作就无法实施。这个项目的制订者最初将项目的适用范围确定为整个苏联。我对项目的建设性和活力感兴趣，但反对其中包含的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对抗的内容。其后在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另一个项目。我认为能够在这两个项目之间达成妥协。在我们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叶利钦说：“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让我们自信而果断地采纳宏观政策。我们不能进行对抗。”
　　到10月中旬，在我的协助下，著名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4]、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和还很年轻的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5]制订了一份妥协性文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专家们认为这份妥协性文件是以“纯粹专业经济方法”为基础。但是，这份文件却出乎意料地引起叶利钦极为尖锐的反对。10月1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一场针对俄罗斯主权的攻击已经开始。然后，叶利钦就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他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即雷日科夫政府下台，要么权力、政府要职、财产，甚至军队都要分家。他以举行街头大规模抗议和暴乱相威胁。我必须指出叶利钦的这些好战举动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各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更不用说赢得其支持。恰恰相反，这些举动引发了惊慌。
　　很显然，激进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了叶利钦及其追随者政策的人质，这些追随者来自民主俄罗斯运动最激进的积极分子。在这个组织10月21日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当俄罗斯主权受到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的任何“损害”时，民主俄罗斯运动将“寻求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并将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财产国有化”。
　　叶利钦10月16日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声明，宣布激进的民主派对经济改革并不像他们对其他目标那么感兴趣，这甚至令密特朗这样的欧洲资深政治家感到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雷日科夫政府下台的要求，那就意味着总统损害了俄罗斯主权。为此，除了发动主权示威之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进行了针对苏联的法律之战。1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关于苏联法律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的法律效力规定》。该法不仅确认了俄罗斯法律的优先地位，还规定对遵守那些未经俄罗斯联邦批准的苏联法律的公民和官员予以惩处。正如民主俄罗斯运动所计划的那样，《关于确保主权经济基础》的法律于10月31日获得通过，规定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所有国有设施，包括苏联的财产，均被宣布为俄罗斯联邦的财产。
　　俄罗斯联邦1991年预算法从根本上损害了制订苏联预算的原则，从而伤害到了苏联。俄罗斯领导层单方面削减了对苏联1000亿卢布的拨款，因而削弱了我们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拨款的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补贴，这些加盟共和国便削减提供给中央政府的产品。这造成了棉花的短缺，干扰了棉织品的生产。俄罗斯当局单方面提高了肉类、石油、石油制品和其他产品的批发价。这些措施都通过民粹主义的口号获得了合法性。民粹主义者声称俄罗斯生活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上，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法律之战、主权和预算之争均由俄罗斯联邦领导层挑起，蔓延到了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整个国家的宪法框架、基本法治和全部经济关系和治理体系都受到了损害。
　　与此同时，苏联立法机构正在举行有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的建设性讨论。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了战略性文件，但政府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1月，我向叶利钦强调由我们来共同承担国家命运，以此来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压力。极左派的抵抗正好与保守派的攻击同时发生。联盟集团通过立法机构的保护而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保守派组织要求将罢免我的总统职务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左右翼的极端分子都投票赞成这个要求，但只得到了400张赞成票。叶利钦、波波夫[6]和斯坦科维奇[7]都投了反对票。
　　大会批准了我提出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设立部长内阁以取代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几项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考虑到当时国家日趋严重的危机，采取这些举措是必要的。由于辩论和冲突火药味十足，影响到了国家的统一、苏联的命运和新的《联盟条约》，我强烈建议将这个重大问题交由人民来决定。大会接纳了我的建议，通过一项法令：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经过改革的平等主权国家联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
　　进入1991年，国家没有得到预算的批准。俄罗斯行政当局阻止了预算的通过。制造业的下降速度加快了（与1990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5%）。加盟共和国的地方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当局的行动阻碍了部长内阁的工作，内阁总理为瓦伦丁·帕夫洛夫。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也犯了错误。苏联企业进行的零售价格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被中央政府将财政杠杆交给加盟共和国的做法所抵消。由于不平衡的工资上涨，加盟共和国的通货膨胀迅速加剧。不过，当时苏联层面的货币和财政改革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并没有取消对于大部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左右翼激进派继续争权夺利。
　　1月12日夜里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情感都是极大的考验。军队拒不执行苏联总统下达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据称是驻地指挥官的命令，攻占了由支持独立的民众守卫的电视台。而苏联总统的命令是要用政治方式而非武力来解决立陶宛首都日益加剧的冲突。14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个令人极为遗憾的悲剧性流血事件被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很难让人摆脱这样的想法：有人非常想让苏联总统对这次流血事件负责。我竭力避免危机的升级，拒绝对立陶宛实行总统直管，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我重申不能允许有人不经宪法程序，而是使用武力或通过军方“未经授权”的行动去夺权。
　　与此同时，叶利钦立即飞到塔林，与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发给联合国的一份通报中将维尔纽斯事件称为“苏联对立陶宛的侵略”。在号召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人保持克制的时候，叶利钦发表了体现其固有的挑衅风格的宣言，称“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在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情况下捍卫主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强烈谴责这个前所未有的、意义深远的宣言，这实际上是提出分裂军队的威胁。
　　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激进反对派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要求苏联总统辞职，指责苏联总统制造了维尔纽斯悲剧。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直接导演了这场反戈尔巴乔夫的运动。1991年2月，叶利钦在电视上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宣战：“我断绝与总统本人及其政策的一切联系，要求他立即辞职。”他的目的具有极大的毁灭性——砍掉中央和改革的头颅，唆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起来反对总统。这种局面将会造成动荡，而这正合各种各样的激进派的心意。苏联政府采取的任何维持公共秩序的行动都被说成是侵犯民主和政权的行为，是在发出实行专制的威胁。我记得当时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8]坚决反对叶利钦的号召，“是的，这是一场深重的危机，但他把它弄得更加严重”。叶利钦的号召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中大多数具有远见的成员的谴责和反对，他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被民众的狂热冲昏头脑。
　　随着3月17日苏联公投日期的临近，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势力急剧提高了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的调门。3月初，民主俄罗斯运动支持的政治罢工再次在库兹巴斯矿山和其他地区发生，要求苏联政府下台。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钢铁工业和农业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害。5个炼焦炉组和20座高炉在1991年的最初几个月被关闭。
　　规模浩大的反戈尔巴乔夫抗议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城市举行，号召公民们在公投中反对保留苏联和改革苏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没日没夜地播出苏联历史上最为困难和悲剧性的事件。
　　传单、招贴画和电台广播都在不停地号召人们不要去参加公投，或者是投反对票。叶利钦授意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口号标语更是到处散发。但是，由反对派挑唆的矿工大罢工并没有达到其组织者所期望的目标。反对派未能破坏公投，也未能争取到超过半数的反对保留苏联的票数。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参加了公投，号召保留和改革苏联。毫无疑问，公投结果不仅是苏联总统的巨大道德和政治胜利，而且是人民对于保持国家统一和改革国家的意愿的表达。
　　这个成功是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面临国家崩溃的威胁的条件下取得的。利用这个成功，我邀请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一起召开一次参加人数受限的秘密会议，以起草一项落实专门的建设性行动计划的方案。
　　会议是在我的提议下召开的，于4月下旬举行，被称为新奥加廖沃9+1会议。叶利钦也参加了会议，他那个时候希望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新奥加廖沃这个总统郊外住宅，我们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立刻采取措施来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我们明确声明：主要的稳定方法就是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
　　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起到了抵挡攻击总书记行动的作用，当时党内的官僚集团正在筹划此事。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党的二十八大做出的决定，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党的领导层中驱逐戈尔巴乔夫和所有改革派的计划。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将在4月中央全会上展开。以筹备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五十周年为掩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图拉的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斯摩棱斯克开会，达成了撤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的协议。在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再一次策划了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的主张。正如在俄罗斯全会和二十八大发生的那样，反对派试图将四月中央全会变为某种对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审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以及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以威胁和狂妄的口气发表言论。他们要求进入紧急状态。
　　作为回应，我宣布将辞去总书记职务，以腾出空间来。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会采取这个行动。有超过70名中央委员刚刚准备好了一份声明，宣布支持总书记和要求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经过三个小时的辩论，政治局要求我从讨论议程中撤掉关于我辞职的请求。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中央委员严厉驳斥了针对总书记的毁灭性攻击。
　　总之，我要说的是，当时在党内进行一场战斗就如同在饥荒中享用一顿大餐一样奢侈。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样的重大讨论，将不得不等到讨论党的二十九大新党章草案时再着手进行。最终，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分平衡的决议。
　　新奥加廖沃协议的达成有助于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反危机方案。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也表示要非正式地参与方案的落实。6月5日，我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名为“关于苏联内阁与主权共和国政府将摆脱国家经济危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部分的联合行动方案”得到公布。下一个月，这个反危机方案已经在贯彻落实之中。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与联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将作为经过改革的苏联的一部分。这个宣言被采纳一年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叶利钦获得了较大幅度领先的多数选票：有40%拥有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投了他的票。其他候选人雷日科夫、瓦迪姆·巴卡京[9]、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阿尔伯特·马卡绍夫[10]所得票数都远远落在叶利钦的后面。苏共支持的候选人在所有的主要城市全军覆没，而城市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是伊凡·波洛兹科夫的俄罗斯共产党和每一个负责指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的失败。
　　但这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有关“退出苏联”，更不用说解散苏联的问题并没有在投票支持叶利钦的绝大多数人那里听到过。我不记得在总统候选人本人的竞选计划或演讲中听到过这样的口号。是的，诸如独立、主权和俄罗斯从“中央的专制”以及苏共官僚的手中解放出来、其他加盟共和国和国家是“乞丐”和“搭便车者”的口号声在每一个街口都能听到。既然人民合法地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我感到有必要承认他的当选，与他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最终同意了新条约的文本，将8月20日定为条约的签署日期。
　　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在原则上批准了新党章草案，规定苏共将转变为一个主要具有社会民主导向的议会政党。
　　我的反对派和诽谤者曾在四月中央全会上吵闹无比，但这次却能在文明的范围内行事，唯一的例外只有他们在卢基扬诺夫发言之后的大声喝彩。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妥协具有欺骗性。极端措施的鼓吹者未能使这些措施付诸实施，也未能使用合法手段迫使总书记下台，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不同的手段。
　　这样，到1991年中期，苏联中央政府与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在国内形成了相对的政治平衡。当然，由于经济基础受到众所周知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损害而大为削弱，这种平衡十分脆弱。不过，作为9+1模式一部分的相互理解为共同努力达成新的妥协创造了机会。新的表示愿意合作的信号正在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浮现。结果，关键领域里新的具有协调性和建设性进步的前景也出现在视野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7月30日会见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此时距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仅有几天时间，我准备在那里专门考虑安排签署《联盟条约》的筹备工作。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交谈，我们秘密讨论了一旦《联盟条约》签署之后，我们联合采取的下一个政治步骤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暂时同意举行苏联总统选举，也许还要对苏联内阁人事和地位做出调整。
　　事后发现，克格勃监听了这次会议，这促使几个高级官员做出了参与策划和发动政变的决定。无论如何，据称国防部长亚佐夫在是否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11]的问题上原本犹豫不决，但会议录音提到亚佐夫名字的事实促使他加入了政变者。

八月政变


　　预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本能够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仅仅是签字行为本身就能给社会和世界发出可信的信号：大部分领导人——9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已经决定共同工作来稳定国家的局势。《条约》还将为确保苏联的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发展联邦关系而实现民主的更新。《条约》将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创建真正和合理的利益平衡，同时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留下空间。在8月14日的一次电话通话中，叶利钦抱怨说他受到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做了简洁的回答：“你被批评为‘帝国的捍卫者’，而我被批评为它的毁灭者！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仅仅三天之后，我面对面地遇到了新《条约》的其他敌人。一伙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切断了苏联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将我、我的家人和助手隔离在福罗斯的疗养地，递给了我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或者辞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要求，告诉他们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能在我国成立，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是鲁莽的犯罪行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我用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行为方式”把这些来访者踢出去。说句实话，我希望我的断然拒绝能够让这些阴谋者清醒过来，迫使他们放弃企图。
　　由于未能得到同意，反而被我严词拒绝，阴谋者派来的信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但是，通讯联系仍然被切断了，连接我别墅的路也被封锁了，隔离措施被加强，这些都表明他们的阴谋计划还在继续推进中，而且囚禁总统和夺取权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
　　政变者提供了以下（牵强和虚假的）政变借口：苏联总统因身患重病不能再行使职责。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医学证明书的确认。不难想象这个已经夺取紧急权力的“强势政权”将如何“确认”这一点。据事后泄露出来的消息，克格勃主席亲自下命令，要求医生开出苏联总统患有重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证明书”。医生们没有屈从。由于我们医疗队伍的正直，所有人都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发生政变的日日夜夜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了莫斯科街头。对于我国的公民、新的民主制度和全部的改革思想，政变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其目标和方式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主化，是要弥合人民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这就是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时代的原因。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真正的企图和计划。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他任何城市或加盟共和国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政治立场。在苏联总统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其成员试图与叶利钦合作，但叶利钦予以公开拒绝。
　　我拒绝与阴谋者合作的行动剥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纷争和难堪的境地。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12]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走向失败，8月21日终于彻底崩溃。改革和民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政变损害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总统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总统“内圈”的最高级国家和党内官员谋反，企图颠覆《宪法》、法律和民主秩序。这些人中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此时他竭尽所能来洗刷他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他这些天行动的掌握，假如不是他采取反叛立场的话，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就不敢参与政变。
　　由更新的中央政府与正在成为主权国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互相理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进程、在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基础之上开展合作的进程，现在都毁于一旦。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政变之前就迅速宣布独立，给国家权威投上新的阴影。国家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事实上，苏联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我将详述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的情况，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我对于这次背叛深感震惊，因为我以为很理解这些背叛我的人，但他们却背着我谋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欺骗和背叛我，事实上也是我欺骗了自己，我自信满满地过高估计了这些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可以说，就在改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改革克服困难，开辟新的地平线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却在阴险地背叛民主目标和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构成了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他们选择了武力和恐吓加欺骗的政策，更不用说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一种令人惊愕的短视占了上风。
　　许多中央书记没有反对这些阴谋者，甚至还支持他们，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建议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我坚决否认数百万共产党员与党内官僚犯下的罪行和恶行有染，也坚决反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全部历史和行动的诬蔑之词。不幸的是，党内官员长时间大权在握，已经完全沾染上了与过时的行政命令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及其负面品质。八月政变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看法。
　　我必须指出叶利钦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假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产生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但是，硬币也有另外的一面：在对那些企图让国家开倒车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强硬的举措之后，叶利钦无法停止他的狂热举止，转而与苏联对着干，他将苏联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主要威胁。
　　政变期间及之后，当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叶利钦跨越了宪法界限，签署了多项法令，将苏联政府机关置于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从属地位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代表被派驻到苏联政府机关中去，负责指导、取消或修改所发出的指令。我发布了一项法令（上文已提及）批准俄罗斯总统在政变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命令叶利钦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俄罗斯急忙将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公司和机构“私有化”。
　　无论如何，叶利钦继续以篡权者的方式行事，启动了摧毁苏联的使命。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我想到并且认为有必要积极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此时需要将已发生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平衡考虑在内。我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的第一天，就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会。我在会上强调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持有一致的立场：签署新《联盟条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表示愿意共同为之努力。叶利钦表达了相同的立场，至少在会场上是这样。
　　9月2日，在紧急召开的苏联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起草的声明。声明宣布国家根据法律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即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需要由“自愿加入的各共和国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每一个共和国均有权独立确定其加入联盟的方式”。所提出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经济联盟、一个由各共和国人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一个苏联国家委员会和一个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过渡时期国家权力和政府组织法》这部苏联法律获得通过。
　　在我的指导下，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重新开始进行。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起草工作在逐步推进中。为了共同的事业，我设法与所有参与方达成相互谅解，形成共同立场。首先，我与纳扎尔巴耶夫做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但是，叶利钦是主要障碍。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拒绝参与新《联盟条约》，但他总是延搁和阻止，不停地要求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进行修改。他的目的是要在条约草案中删除有关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关键条款，用界定不清的“国家联盟”的概念来取代“苏联国家”的概念。
　　激进民主派将政变的失败看作是彻底废除苏联国家机构，使他们自己摆脱苏联及对苏联承担责任的大好机会。在1991年9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试图说服叶利钦继续大力推进这个行动，当时叶利钦离开了莫斯科的事务纷扰，去索契休养。这些人十分惊恐地看到戈尔巴乔夫能够继续进行有关新《联盟条约》的工作，新的苏联架构正在恢复活力，起草经济协定的工作也在亚夫林斯基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
　　10月15日，在国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宣布在启动改革之前要“彻底地摧毁”中央政府，他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关闭所有苏联部长的账户，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他们的服务。”
　　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8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除外）的领导人根据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尽管如此，叶利钦立即发表声明说：“现在的任务是铲除单一帝国架构的残余，建立流动的和商业形态的共和国间的架构。”他确认“俄罗斯已经停止向苏联各部提供款项，只有国防部、铁道部和原子能工业部除外”。
　　10月底，叶利钦宣布将把苏联国家银行变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削减90%（“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外交部”），裁撤80个苏联部级机构等。在对中央政府实施这些新的打击的同时，叶利钦大声许诺要在1992年春实现财政稳定，在那一年之后开始实现经济恢复。当时，阿巴尔金院士对这些疯狂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的预测是通货膨胀将会大幅度加剧，而且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将会加深。
　　叶利钦的宣布令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感到震惊。1991年秋，苏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西方恢复正常的金融和经济关系。这方面的关系由于经济危机而受到了削弱，由于政变而受到了损害和阻碍。我们的西方伙伴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急于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宁愿在一旁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整个秋天，从9月到11月，一直敦促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外国领导人联系，其中包括约翰·梅杰[13]、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乔治·布什、朱利奥·安德雷奥蒂[14]、费利佩·冈萨雷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反应最积极的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方面。
　　当时担任七国集团协调人的梅杰首先于9月来到莫斯科，讨论伦敦协议的落实问题。他告诉我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已经同意在11月提供1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15]。已经达成的一项协议同意接纳苏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国，不久之后接纳为正式成员国。11月20日，我在莫斯科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16]，讨论了该组织帮助苏联促进经济改革的问题。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担任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11月23日，他向我汇报说起草有关《经济共同体条约》主要领域及其落实问题的特别协定和争取各加盟共和国批准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
　　亚夫林斯基认为《经济共同体条约》于1991年内生效极为重要，而剩余的问题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经过最后的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签署新《联盟条约》之上。
　　按照政变后起草的条约草案，这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将拥有共同的民选机构——议会和总统；拥有共同的军队和货币体系；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公民拥有所在共和国的国籍和联盟国籍。中央政府负责制订战略层面的内政外交政策，负责国际条约的有关问题……所有出席11月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的领导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条约草案，但有某些保留。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同意一旦他们的有关意见被列入条约草案，他们就会在所在加盟共和国推动该草案的批准工作。
　　直到那个时候，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7]都是叶利钦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但愿他不是叶利钦的犯罪伙伴，叶利钦正在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搞垮苏联。克拉夫丘克不仅反对新《联盟条约》，而且宣布如果《经济共同体条约》包含任何设立中央机构的内容，乌克兰就不会予以批准。此外，任何将各加盟共和国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中央政府都绝不能存在……
　　这个在当时恰巧处于事件中心位置的人的态度，成为了叶利钦的某种救生圈。叶利钦清楚地知道，单方面公开摈弃苏联是不得体和有风险的行动。这就像是说：嗨，我不反对联盟的主张，但你看，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不想加入进来，离开了他们，联盟怎能建立呢？结果，在11月14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参加了对于新《联盟条约》的讨论，根据加盟共和国提出的意见做了修改，但他坚决反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建议。
　　会后，有记者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请叶利钦来回答这个问题。叶利钦说：“我们同意这是一个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
　　但是，克拉夫丘克没有出席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叶利钦在会议开始时就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同意“一个民主联邦国家式的联盟”这样的国家形式。叶利钦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没有乌克兰，什么样的条约都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什么联盟，我们还是等一下乌克兰。”
　　我用我的观点加以反驳：不应当跟随分离主义者的脚印走入死胡同，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将他们拉出死胡同。我建议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条约文本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叶利钦说他不能将目前的条约文本提交上去……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像叶利钦那样拒绝提交条约草案。我对这种不讲诚信的行为感到愤怒。由于穷尽一切方法都不能使叶利钦同意他先前已经同意的文本，我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参与摧毁苏联的行动。你们可以自己待在这里做出决定，你们将要对此负全部责任。”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会议参加者晾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18]来到我这里。他们带来了一份草案，包含11月14日会议同意的关键词语：“主权国家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我对国家委员会决议的文本做了一些修改，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都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继续开完这次会议。11月25日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签署了根据国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形成的一份联合声明，同意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一个民主联邦国家》草案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份条约草案于1991年11月27日公开发表。
　　对于新《联盟条约》草案中关键的国家形式问题，叶利钦极其虚伪地耍弄手腕。
　　11月30日，在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的前一天，叶利钦打电话给乔治·布什总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布什保守这次谈话的秘密，直到乌克兰公民投票结果公布为止。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通知美国总统，他们将与叶利钦在白俄罗斯会面。
　　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就苏联问题与布什总统有过其他的秘密联系。叶利钦一直在重复他将在新条约的基础上保留苏联的存在。
　　乌克兰的全民公投并没有提出乌克兰是否离开苏联的问题（根据苏联法律的规定，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程序中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提出是否要终止苏联存在的问题，而且1991年8月24日的《乌克兰独立宣言法案》也没有提及以上问题。乌克兰独立宣言在原则上并没有排除加入一个新联盟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加入采用联邦体制的新联盟。将这次公投说成是一次支持脱离苏联或终结苏联的投票，温和地说是不公平的。而事实上，这是造假和欺骗。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随处可见激进的民族主义标语：“俄罗斯正在偷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分开，将过得比法国还好；乌克兰将在两三年内经历经济奇迹”等等。
　　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同一天，我呼吁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支持正提交给他们审议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这样随着这份文件的签署，国家也许能够最终缓过气来，站稳脚跟，共同前进。”这个讲话反映了1991年3月全国公投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别拉韦日会议的前夜。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我简要通报了即将到来的明斯克之行。他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加上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科维奇秘密准备签署一份文件：宣布取消苏联存在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此作为终结苏联的借口。
　　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别拉韦日密林内的韦斯库里政府宾馆里举行，有特种安全部队提供警戒保护。这里离波兰边境不远，叶利钦后来回忆道：“我们不间断地连续工作，心情激动而兴奋，会议的紧张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19]（他在习惯性地制造紧张气氛——他是这方面的老手。）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科济列夫[20]、沙赫赖[21]为俄罗斯总统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拼命地通宵苦干：“很清楚，所有的协议都必须在那里签署，决不能拖延。”[22]
　　这些文件声称：“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共和国与苏联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这距11月15日苏联7个加盟共和国将条约草案呈交所在国立法机关审议仅仅过去了几个星期而已。即使是他们突然走入了死胡同，为什么不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些话？国家委员会的会议是按照新奥加廖沃协议的精神召开的，并建立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之上。答案很清楚：因为在莫斯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首先是哈萨克斯坦的代表，直到最后时刻都支持建立“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白日梦。
　　尽管别拉韦日阴谋者散布了希望人们相信的那一套说辞，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离开了苏联。是谁编造了这个“事实”，又是如何编造的？是谁授权“三驾马车”发表这个声明？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更没有基于法律的回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宣布他们与苏联分离。虽然别拉韦日的分离分子宣称这是事实，但加盟共和国在政变之后宣布独立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排除法律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即这些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苏联之内和建立一个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在精神上是可以接受的。
　　《别拉韦日协议》“发现”：“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这是发生在苏联人民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投中投票赞成保留国家之后。
　　借用医学方面的术语，别拉韦日密林以匆忙、秘密和欺骗方式干的勾当，其实就是将一个身受重伤但仍然活着的生物进行肢解。俄罗斯总统是施行这次手术的主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时相信：“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别拉韦日文件就不会出台；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苏联就不会解体。”（《独立报》，1992年5月6日）
　　根据亚夫林斯基提供的证言（叶利钦抛弃了亚夫林斯基的团队，选择了盖达尔的团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23]和他的内圈持有某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主张，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予以实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想在政治上，而且想在经济上肢解苏联，一举取消所有现存经济协调机构，包括那些财政、信贷和货币方面的机构（我要说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他们还要使俄罗斯完全与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愿意这样做的共和国，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是政治命令。”（《文学报》，1992年第44号）[24]
　　肢解和终结苏联的命令来自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极左翼，他们被全能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蒙住了双眼，急于将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早在1990年，民主俄罗斯运动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实现“将权力从目前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转移”到“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将能够“挤走”苏联现任领导层，为未来的共同体奠定基础。
　　然而，这件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克拉夫丘克承认在别拉韦日密林，他“没有经过任何讨论或协调，仅用一个晚上就很快签署了文件”（基辅《工人报》，1991年12月11日）。克拉夫丘克还承认他们不能肯定“公众是否能够妥当地理解我们的决定，文件是否看上去具有合法性”。[25]“但是，我们认为所采纳的文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26]对此，很难存有争议。《别拉韦日协议》及其达成的程序和所做的大肆宣传，都经不起合法性的推敲。但是，对权力的渴望、个人的政治和其他日程设置，压倒了法律问题和质疑。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由于担心苏联总统会说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相信新联邦国家有发展前景，阴谋者感到必须加紧其终结苏联的行动。我一直在集体会议和双边会议上向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强调：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和关系绝不能取代苏联中央政府。这个新的、民主的中央政府不仅不会是共和国独立的障碍，实际上还能发挥共同行动的长处、增加发展机会、加强其安全和在世界上的声望。叶利钦的心腹和“俄罗斯转盘”最冒险的玩家布尔布里斯负责密切监视苏联总统的一举一动，他很有理由这么说：“我的印象是他成功了。”[27]
　　我记得苏联解体五周年纪念日有一个电视节目，发表讲话的有沙赫纳扎罗夫、舒什科维奇、布尔布里斯和其他人。
　　主持人问布尔布里斯：
　　“这么说，独联体方案失败了吗？”
　　他回答：“是的。”
　　“那么，如果没有建立独联体的话，会建立什么呢？”主持人问。
　　布尔布里斯答道：“最有可能的，将会是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松散版苏联。”
　　我认为他是在耍滑头、摆姿态和误导公众。布尔布里斯多年来一直在怂恿叶利钦去搞垮苏联，他在为此竭尽全力。
　　本来，振兴和保留苏联存有可能性，我为此坚持到最后。但这令苏联的反对者们感到害怕和不自在。
　　1991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这向加盟共和国和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苏联总统将在各个方面重新启动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项任命旨在缓释和抵消科济列夫主管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奉行的单边性亲西方路线。换言之，尽管那些反对保留苏联的人声称苏联已经不再存在或已经解体了，但我仍在继续“积攒弹药”为苏联而战，直到“弹尽粮绝”为止。
　　在这样的形势下，叶利钦的领导团队决定推进其分离主义和终结主义的计划。叶利钦背着苏联总统，利用他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格拉切夫将军、苏联内务部长维克托·巴拉尼科夫[28]将军和苏联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的密切私人关系，争取他们对他准备实施《别拉韦日协议》的支持。我能对这些曾经宣誓忠于苏联的将军们的行为说些什么呢？
　　由于已经在别拉韦日宣布了苏联的“寿终正寝”和率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这件事（！？），这三个加盟共和国主管人物仍然害怕在预定的12月9日来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总统。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根本不敢来莫斯科，而叶利钦则要求我保证他的安全。
　　一个已经被宣布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能做些什么？以公然反宪法的罪名将叶利钦及其党羽全数逮捕吗？但是，苏联总统已经失去了对安全部队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不仅如此，如果我争取到了部分军队的支持，这将导致紧张的政治对峙，很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和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但是，只要拯救苏联的一丝机会尚存，我就不会“放弃”苏联，所以我为此而战斗。
　　12月9日，我宣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和《别拉韦日协议》。由于这份协议涉及到了不同的国家形式，这方面的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主管范围，所以我宣布有必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对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反应是通过撤回其大会代表的方式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加盟共和国立法机关对新《联盟条约》的审议也受到阻挠。12月10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法机关的代表以多数票批准了《别拉韦日协议》。
　　俄罗斯领导人费尽心机来确保《别拉韦日协议》能够以明显的多数获得立法机关的通过。哈斯布拉托夫甚至准备为此目的借用久加诺夫的力量。对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包括那些对别拉韦日阴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民代表）施加的政治、心理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收到了效果。在总共201名人民代表中，对《别拉韦日协议》投赞成票的有188名，投反对票的6名，投弃权票的7名。投票反对终结苏联的只有谢尔盖·巴布林[29]、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30]、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31]、谢尔盖·波洛兹科夫、帕维尔·利索夫和尼古拉·帕夫洛夫[32]。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是在那些获胜的极端爱国主义者的高压氛围中匆忙进行和做出的。叶利钦和《别拉韦日协议》的其他制订者在人们的讲话中宣称应当从苏联中央政府那里解放出来，俄罗斯将能够与其他共和国建立起更加平等和可靠的关系。不少代表提出的所有怀疑和疑问均被置之不理。宇航员萨沃斯季亚诺夫是共产党员，号召所有代表都投“赞成票”，以“除掉”戈尔巴乔夫。投票结果获得了代表们的起立鼓掌，这就是激进民主派与某些共产党人如何联手埋葬了大俄罗斯，而苏联就是其事实上的继承者。不到两年之后的1993年10月，叶利钦总统将用更加野蛮的方式来解散最高苏维埃：直接用坦克进行炮击。
　　事实上，关于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事件中死亡的问题，直到今天尚不清楚。死者被迅速用拖车运走，没有留下埋葬地点的记录。叶利钦害怕对所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于是做了这样的交易：不对炮轰立法机关的悲剧事件进行调查，以换取对受到最高法院立案审理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赦免。
　　这些人达成的是具有犯罪性质的交易。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相信仍然有可能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盟，但是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组建关税同盟，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1991年12月23日我在胡桃厅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雅科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向叶利钦交接总统事务。我们同意苏联政府机关将在12月30日停止运作。
　　我应当提及的是，有一个专门考察苏联——波兰关系中所谓的“盲点”的苏波联合委员会。到1990年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苏联学者和档案学家已经发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监狱看守部队的文件，与其说间接地，倒不如说令人信服地直接表明了贝利亚[33]、梅尔库洛夫[34]和他们的部下参与了卡廷的犯罪。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35]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公开宣布苏联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囚犯管理总局的名册和其他档案材料，其中包括1939年——1940年间被关押在科泽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斯基和斯塔罗别利斯基集中营的波兰公民名单。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布了一项政府声明，苏联方面对卡廷事件表示深深的遗憾，指出“卡廷悲剧是严重罪行”。同时，军事总检察院接到第159号令，开始了刑事调查。
　　1991年12月23日我与叶利钦见面时，将这些关于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中的文件拿给他看，朗读了其中的内容，并把这些文件移交给了他。我也是那天早晨才从档案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这些卷宗的存在。我和叶利钦同意将这些卷宗交给波兰方面。我说：“这是你的任务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差不多在一年之后的1992年10月，叶利钦的班子安排了“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案件”，披露有关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确切说是副本），还声称这些卷宗是“偶然”发现的，而戈尔巴乔夫把它们藏了起来，不让波兰人看到。不过，今天仍然健在的工作人员完全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至于叶利钦为什么没有在1992年5月把这些卷宗交给来访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36]，而是在同年10月将卷宗副本交给波兰方面，这还很难说清楚。但他们毫不迟疑地对戈尔巴乔夫横加指责，却证据不实……“卡廷案件”已经在1994年停止调查，有关材料被归入保密范围。在2010年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37]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宣布了有关决定。因此，我相信完全有可能对这个案件的内情和涉案人员继续进行调查。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涉及到一个说法，据称我在与叶利钦的工作谈话中，向他提交了一份“一长串要求清单”，内容包括享有各种特权待遇和免除刑事和其他起诉的特赦待遇。事实上，这次见面的确涉及到了苏联总统停止行使职权之后的身份问题。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知道国家机密的人，如何保证其安全。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叶利钦则说了带有威胁口吻的话，称我作为苏联总统在退休之后不存在赦免问题，而如果我觉得有罪的话，最好在我仍然是总统时坦白出来。
　　从那时起几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时光，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的总统赦免保证，当然我从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我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从极不讲道理的要求在24小时之内搬出总统公寓和乡间别墅，到禁止出国旅行（包括禁止参加我的朋友维利·勃兰特的葬礼）；从戏剧性地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到可耻地封锁和污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以及禁止我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出版我的著作。更不用说将我的养老金缩水到只有两美元，还有那些俄罗斯新老权贵集团及其上司玩弄的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种伎俩和手段。
　　这些只能说明“别拉韦日文明”使得国家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叶利钦板着脸写他的回忆录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打算为前国家元首过上无拘无束、放松和平静的生活创造先例，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这个先例。”这就是为我创造的“先例”，这就是“创新”，完全是蛊惑人心的花招。
　　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通过一项特别法令，被授予了不受起诉和法院审判的豁免权。圣彼得堡一座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图书馆，用他的名字命名。而叶利钦基金会将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十分优美的建筑物内。这的确是“别拉韦日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的最后几天里，我与科尔、密特朗、梅杰、布什、布莱恩·马尔罗尼[38]和我的其他政治伙伴通了电话。他们对我的观点、评估和预测很感兴趣。虽然我认为事情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但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将竭尽全力来促进独联体的活力和效率。我提醒他们：假如解体继续深入，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听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强调西方对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重要性，还强调提供财政和食品援助的紧迫性。他们询问了我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打算。我要他们确信，我将不会躲藏到深山老林中去，也不会离开政治或公共生活。在新的环境中，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继续支持由改革运动启动的民主改革。
　　我必须说的是，我的老熟人和老伙伴们的关心、保证和良好祝愿令我的低落心情有了一些好转。我对伟大事业的命运感到十分焦虑——在此毫无虚言，这是我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共同开创的事业。当看到我为振兴国家、社会和同胞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和将要全力去做的事情，这种焦虑方才有所减缓。
　　当我仔细思考对全国同胞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时，我拒绝了不要触动那些独联体创立者敏感神经的建议。我决定现实地分析事件演化的轨迹及其结果，突出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和捍卫改革成就的重要性。12月25日，在我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声明中，我表达了反对肢解国家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将尽我所能来确保阿拉木图协议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和谐，确保改革进程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从改革伊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给了我更多的理由说这句话：“时至今日，我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坚信不疑。”从那时起过去的这些年不仅验证了国家民主复兴的历史正确性，而且还显示出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些年还验证了我1991年12月25日全国讲话中关键段落的意义：保住民主改革的成果极为重要，这些成果“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有关美好未来的希望都将万劫不复”。
　　民主改革的成就甚至安然度过了八月政变，而此时在政变失败之后却要经受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是来自由个人权力和“家族”权力构成的政权。这个政权营造民主标语掩饰的假象，得到了激进民主派和新老权贵集团的支持，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自由头领们的纵容。所有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决定都背着人民做出，而且都以人民为代价。典型的例证是“休克疗法”和一面倒私有化，这让大部分人口深陷贫困和悲惨的境地之中，导致了空前的社会多极化，其留下的深刻后果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这就是第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遭受的命运——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进行炮击。这就是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陷入了极为惨烈的漫长的流血冲突之中，其痛苦的后果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在几乎要被取消的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那场作秀。竞选中贿赂选民、投入数百万美元的非法竞选经费、进行公然的舞弊，而且当局滥用其“在任总统的优势”。
　　通过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获取了权力并抓住权力不放，激进民主派变成了激进自由派，全然不顾民主和社会责任。结果，甚至连“民主”和“改革”理念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我认为，这还不是1990年代“精英们”犯下的主要错误。当然这些错误是不容置疑的，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当下，世界的其他国家正在汲取全球危机的教训和努力达到新的文明水平。显然，我国领导层已经看到并了解了这个问题。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号召实现现代化的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然而，如果未能在更积极的公民社会方面取得新突破，那么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指某几个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应当是社会现代化的焦点。改革目标是个人解放、将人从“机器的齿轮”变为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有能力做出个人选择，影响他们所在国家的个人和社会命运及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论如何，主要工作是在七年改革时期中完成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新的人民大众风起云涌地开展社会、政治和革命活动。这些新的人民大众包括整整好几代人，各种年龄段都有，特别是包括了年轻人。
　　改革年代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觉醒和成长的现象。诚然，这是一个有着过分的举措、过多的政治集会和大量鼓动行为的进程。但俄罗斯公民恰恰不愿自己的国家倒退到改革前的年代，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一旦挫败了政变者之后，俄罗斯公民未能迅速识破那些充满幻想的煽动者和玩弄阴谋诡计的权贵集团头目布下的政治圈套。“当机立断的领袖”和胜利的陶醉与民主并不兼容，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相互排斥的。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我和我的同志们在改革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尽管许多反对派成员都不相信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本身能够得到改革，但我持不同意见。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更快和更强硬地（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做很多事情。最后，改革的一个战略错误是低估了国家陷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和更强有力地开始实施社会导向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甚至在1990年——1991年，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来阻止和避免消费市场的崩溃。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为什么没有能够用“更早、更快和更强硬”的方式来完成所有这些使命呢？改革所启动的对前苏联这样一个巨大的多面性的国家所进行的深刻复兴进程，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成功。而不到七年时间的改革在被打断之前，只走完了不到一半的预定路程。改革的敌人，无论其社会目标存在着如何的差异，都采取了一致和协同的行动。一些人阻碍推进的速度和破坏国家的复兴；另一些人则要求加速前进，“冲到”前面去，损害了苏联的结构。在打击保守主义的借口下，他们“折断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脊梁”，摧毁了余下的一切。1991年，改革和整个苏联沦为两大阴谋的牺牲品：8月的政变和12月的别拉韦日密谋。事实上，这两大阴谋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变。尽管其动因和组织方式不同，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是秘密策划、掩人耳目的阴谋。
　　第二，两者都公然违反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宪法。
　　第三，两者都是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
　　第四，两者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前者是蓄意的，后者是客观上的），但导致了国家毁灭。
　　但两场政变最显著的相似性也许是其代表的都是权贵集团的利益。在前一场政变中，政变者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在后一场政变中，政变者依靠共和国的新政权去将他们掠取的财产“合法化”。而这些财产应当属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和“整个苏联”。
　　第一场阴谋和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公众很快就识破了政变者退回改革前年代的企图。第二场政变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政变者营造了高举改革民主大旗的假象，做出了尽快克服危机和继续推进民主发展的承诺。换言之，旧权贵集团未能骗过人民，而以叶利钦为首的权贵集团则在一开始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1991年8月没有胆量炮轰白宫内的俄罗斯立法机关；而叶利钦在1993年10月却毫不迟疑地下令炮轰这个立法机关。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和典型的“细微差别”出现了。叶利钦的“果敢”不难解释，这位俄罗斯总统事先得到了西方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他们很快就原谅了他的炮轰行动，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行动。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谈到这个问题会令我们的一些民主“教师”和“导师”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能回避另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西方对于我国改革的争议问题。
　　我们国家和改革的命运当然首先并主要是在苏联国内决定，首先并主要取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条件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苏联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与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以及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方面都是如此。改革满足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紧迫变革需要，肯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是世界各国密切注视由改革开启的社会政治进程的原因。起初，西方认为改革只不过是另一场宣传运动而已，美国确实也持有这种看法。
　　1987年10月，美国专家开始发现对戈尔巴乔夫领导层最突出和最可耻的反对者是叶利钦。1989年9月，叶利钦出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39]将军在他的白宫办公室接见了他。好像是出于巧合，乔治·布什进来小坐了15分钟，而叶利钦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不过，根据后来面世的出版物，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和国防部长迪克·切尼[40]本人，都开始坚持要美国总统收回将“单一的”赌注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的做法，转而支持叶利钦。他们认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立场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是肢解和终结苏联，在俄罗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寻求“放松”国家社会主义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这是一种“监管之下”的市场经济。[41]
　　“中央情报局是叶利钦的另一个支持者，但不是通过大量语言，而是通过一系列评估来表示支持。其评估报告突出了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外广受欢迎的情况，以及他的改革方案和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方式。”盖茨[42]这样写道。[43]
　　根据后苏联时期公布于众的一些美国“专家”的说法，情报机构拼命“推销”叶利钦，以至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甚至在谈论“中央情报局内的叶利钦粉丝俱乐部”。
　　美国政府内最为保守的官员和他们在布什内圈的代表人物，最终连美国总统本人都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身上。叶利钦的目标——肢解和终结苏联——与美国领导层的目标正相符。很显然，美国人已经认定叶利钦领导下的更加羸弱的俄罗斯，比戈尔巴乔夫竭力实现复兴的苏联更加符合美国利益。而且，这种认定的前提显然是出自美国的传统战略逻辑：“胜利或失败”。美国国防工业、情报界和石油垄断公司的代理人能在塑造美国对苏态度和对叶利钦态度的过程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这绝非出于巧合，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这些代理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44]、盖茨等人。
　　我认为那种将冷战结束解释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和东方的胜利的说法，同样来自这伙人。但是，难道这样纯粹实用主义的评估（受到这些集团和人物的利益支配）是唯一可能的、最为理性的和真正高瞻远瞩的评估吗？同时这个评估又是来自冷战结束后处于新世界的美国领导层的见解吗？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表明，美国一旦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唯一胜利者，就开始在国际场合以“赢者通吃”的可疑原则行事。但这个态度对美国加强其世界地位并无裨益。正相反，反美情绪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变得日益强烈，直到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正面冲击美国的心脏地带。2001年史无前例的“9·11”恐怖袭击触发了全世界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潮流。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违反了国际准则，而且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这无助于美国加强领导地位的努力，甚至连美国的一些盟国也不支持其做法。同时，叶利钦时期的美国对俄政策也无助于美国声望的提高。
　　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导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叶利钦炮轰立法机关的行为、引起公愤的“休克疗法”、强制实行的私有化（顺便说一句，美国顾问参与了这件事）或掠夺性寡头制度的缺陷。总体而言，西方鼓励叶利钦采取激进——自由主义的进程，但不重视俄罗斯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尽管莫斯科提出了抗议，但轰炸贝尔格莱德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古怪举止暗中窃笑，却故作亲切地拍着他的后背，欢呼他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人士”。这种对俄罗斯缺乏诚意的做法，无助于提高俄罗斯公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尊重和信任程度。所以，叶利钦时期反美情绪在俄罗斯明显加强，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遭到削弱，无力继承苏联在改革年代所扮演的建设性国际角色。而且，由于冷战结束而产生的促使国际社会走向新经济秩序的机会——如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45]所说的更加稳定、公平和人性化的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就这么失去了，这也绝对不是巧合。
　　与此同时，改革创造了建立一个大欧洲、共同的欧洲家园和泛欧洲进程的有利机会，但好几年时间都白白浪费了，而这个机会并没有能够兑现。
　　最近发生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证明，国际社会需要回到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和建设性变革的道路上去。这种变革始于改革时代，并与那个时代紧密相关。
　　世界将会见证，并且已经在见证：需要在世界和民族或国家层面上创建新水平的文明。这必将是一种“新现代化”。其目标不是仅仅回到危机前的时代和以往的状态之中，而是要转变到一种新全球发展模式。我相信在这方面，发掘改革在各个方面的经验，也许是有趣和有用的做法。

总结的尝试


　　人们不应当依据改革无法完成或尚未完成的方面来对改革做出判断，而是应当依据改革对俄罗斯数世纪之久的历史造成的转向规模，及其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改革做出判断。
　　首先，改革是对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的苏联社会的紧迫需要所做的反应。同时，改革也反映了与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发展相关的更广泛的进程。改革将我国带回到世界的主流进程之中，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共振效应，推动了充满希望的潮流。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汇入了“第三波民主革命大潮”。这波大潮在1970年代横扫欧洲（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在此后的十年里波及到整个西半球。改革接过了接力棒，返回此前被“铁幕”封死的东欧地区。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现面临着进行调整的需要，以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每个人根据其历史、文化、精神和能力，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多样性发展选择的前提。不应当对任何人的自由选择加以限制。这就是我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本源：我认为民主的命运不能由自由选择和多元主义之外的原则所决定。
　　无论改革的敌人和反对派今天会说些什么，那仍然是一个十分美妙的时代……
　　我们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我们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予了自由、公开性、政治多元主义和民主，给人民带来了自由。我们在公民自由的环境中，给予了自由选择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改革废除了意识形态的垄断，纠正了斯大林主义，终止了政治和思想压制。数十万无辜的受迫害者获得彻底平反。
　　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出国旅行，能够公开批评上级和政府。尽管并非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落实，但改革启动的这个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改革的经济日程表遵循着一条主线推进：逐渐取消行政命令制度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向混合型经济和各种所有权平等的过渡已经开始，企业家精神和租赁运作已经形成势头，发行股票和私有化也进入实施阶段。《土地法》的施行使得农业出现复兴，私营农场主开始出现。数百万公顷土地划拨给了城乡居民。
　　对多民族国家改革方式的探寻和将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的努力，促成了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条约》的基础是承认每个共和国均拥有真正的主权，同时保留最为重要的共同经济、社会和法律空间以及共同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原则。
　　国内变革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导致外交政策的转向。新的改革政策促使我们放弃了过去僵硬的对抗方式、将世界划为“我方”和“敌方”两大阵营的做法和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意愿。改革政策还帮助我们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的核心指标和确保安全的途径，鼓励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原则而进行范围广泛的对话。
　　尽管面对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挑战，改革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新思维的鼓舞，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结束冷战。这个世界历史上具有潜在毁灭性的漫长时期终于结束了，当时整个人类都时刻生活在核灾难的威胁之下。
　　与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正常化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一个机会出现了：通过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和军备负担，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用制造业。经历了1941年而幸存下来我国人民饱含激情的梦想——决不让同样的战争再次发生——已经变为现实。
　　向新的国家和社会转变的进程避免了流血冲突，内战没有发生。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弄不清楚在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国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些就是改革的主要成果。甚至一份远远不够详尽的改革成就清单也足以能驳斥改革失败的说法。
　　二十年后回过来指出什么是改革期间出现的失误，什么是犯下的错误和什么只是运气不佳造成的后果，这并不难。
　　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现象源于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考虑到改革时期的环境，对我国而言，敢于做出变革的风险很大，但不做出变革的风险更大。
　　回顾过去，我们能够较容易地指出苏联社会难以改革的根本原因。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时代积累下的种种诉求和矛盾在民主化过程中迸发出来了，并呈不断加强之势。那些不知羞耻的意识形态老手和不负责任的政客对此巧妙地加以利用，为其争夺最高权力服务。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不可取：将改革的戏剧性终结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客观方面因素、悲剧性意外事件、俄罗斯的特性或苏联历史的特殊性。在保守派、激进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之下，领导层耗尽了时间，因而犯下了错误，做出了误判。这些反对派最终联合起来结成单一战线，旨在推翻中央政府。
　　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充分利用公众最初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确定权力是否能够永远确保获得如此真诚和广泛的支持，但我们开始逐渐失去了这些支持。我们没有及时地解决价格和市场问题。我们本应当平衡消费市场、更大胆和更强硬地将国防工业转变成为人民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业。任何人在当时本来都没有误导人们的能力。
　　我们改革苏联的时间过晚，转变为现代民主政党的时间过晚。这就是我们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
　　众所周知，苏共和苏联政府拥有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党的削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国家的削弱。党已被权贵集团所把持。但如果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正是这个权贵集团要搞掉改革派。权贵集团将改革派排挤出去，将大有前途的变革潮流扼杀在萌芽之中。就在这样的悲剧性矛盾之中，我们无法着手发展这个“苏共国家”。而立即对其施行整体切除手术就意味着置国家于险境之中，因为权贵集团已经把持了各级权力。
　　对于现存矛盾的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由苏共领导层对党进行现代改革。领导层确实在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这样做了，决定于同年11月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对苏共进行改革。一个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新党章已经制订出来，本应当提交给特别党代会。但是，八月政变和此后的《别拉韦日协议》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连同新《联盟条约》也一笔勾销。
　　政治局和党内高层强大的保守派的存在，时常耽搁了我们采取紧急措施的时间。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派在改革时代取得的历史成就，还体现在他们发动激进的和已被延误的改革，努力采取民主的改革方式。改革派在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制度框架内逐步推进改革，扩大自由和变革的规模和深度。改革成功地改变了社会，赋予其民主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出现的各种错误都不能抹杀改革的主要成就。
　　改革是作为两个历史极端之间的选择：一个是自私的基于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改革是自发的，同时又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运动，旨在综合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特色。
　　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历史的丰功伟业。无论如何，苏联社会用自身的力量摆脱了极权主义，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开辟了自由民主之路。尽管对改革本身存有争议，我们的同胞们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权利及自由方面，但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达70%——80%的俄罗斯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改革带来的基本民主价值观。对改革时期外交政策主要成果的赞同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国际事务方面，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的差异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人类从过去承载下来的负担和未决问题将会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要迎接和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世界制度。改革创造的先决条件和开辟的机会并不仅仅是“向未来主张权利”；它们仍然是防止世界滑向新冲突的重要因素，是在解决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问题方面真诚合作的典范。



[1] 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原名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192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人青年团。1930年加入社民党。1931年退党，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挪威，领导社工党青年组织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1936年秘密回国，与转入地下的社工党成员取得联系。1937年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40年挪威沦陷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典。1945年回国，并返回社民党。1946年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49—1957年、1961年、1969—199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0—1971年任西柏林市议会议员。1955—1957年任西柏林市议会主席。1957—1958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1966年任西柏林市长。1964—1987年任社民党主席。1966—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1974年任总理，在任期间推行新东方政策。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辞职。1976—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1977—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2年逝世。

[2] 阿列克谢·格奥尔基耶维奇·列文森（Алекс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Левинсон，1944年5月3日—— ），俄罗斯社会学家。

[3] 叶利钦的“民主分子”与矿工联手行动的诡计被一个独立的矿工工会代表团彻底揭露出来。该代表团于1998年访问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公开而苦涩地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受到欺骗，被利用去反对戈尔巴乔夫和政府的经过。

[4] 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沙塔林（Станислав Сергеевич Шаталин，1934年8月24日——1997年3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65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0年领导“500天计划”工作组，旨在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协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5]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Явлинский，1952年4月10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出身于军人家庭。早年从事劳工问题研究。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7—11月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1年8—12月任苏联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党”，又名“苹果党”），并于1993—2008年任党主席。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5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6年任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兼亚博卢党议会党团主席。

[6]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Гавриил Харитонович Попов，1936年10月31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960—196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3—1974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88—1991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参加了“民主俄罗斯”党。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长。1992年辞职。1993年创办莫斯科国际大学，并于1993—2015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1995年起担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社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任普列汉诺夫基金会主席。2011年起任莫斯科市长顾问。

[7]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斯坦科维奇（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 ），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8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期间领导莫斯科人民阵线（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悍然下令拆解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总统政治问题顾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年因受贿丑闻辞职，流亡美国。1996年流亡波兰。2000年回国经商，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2年当选为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16年加入“成长党”（Партия роста）。

[8]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1940年7月6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197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退党，抛弃共产主义，不久将国名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2019年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1991—2022年任哈萨克斯坦安全理事会主席。1995—2021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议会主席。2006—2007年、2015年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2007年创立“祖国之光”党，并于2007—2021年担任党主席。2019年辞去总统职务。2019—2022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9]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Вади́м Ви́кторович 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 ），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0] 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Альберт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кашов，1938年6月12日—— ），1957年入伍。1985—198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在任期间于1988年任亚美尼亚军事指挥官，1988—1989年任纳希切万军事指挥官。1989—1991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司令。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因支持八一九政变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4—6月任德涅斯特河左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总统军事顾问，后因作战不力而被解职。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同年9—10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9年、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1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12] 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

[13] 约翰·梅杰爵士（Sir John Major，1943年5月29日—— ），英国政治家。1959年加入保守党。1979—2001年任下议院议员。1981—1983年任下议院私人秘书。1983—1985年任保守党党鞭助理。1984—1985年任财政部秘书长。1985—1986年任社会福利部次官。1986—1987年任社会福利部国务秘书。1987—1989年任财政部库务司司长。1989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89—1990年任财政大臣。1990—1997年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1997年在下议院大选溃败于工党后下台，短暂担任反对党领袖。2001年退休。

[14] 朱利奥·安德雷奥蒂（Giulio Andreotti，1919年1月14日——2013年5月6日），1939年加入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1942—1944年任天主教大学联合会主席。1943年曾为法西斯刊物撰稿，同年参加了基督教民主党。法西斯政权覆灭后，于1945—1946年任意大利王国国民议会顾问。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91年任国会议员。1947—1951年任总理府国务秘书。1954年任内政部长。1955—1958年任财政部长。1958—1960年任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59—1966年、1974年任国防部长。1966—1968年任工业、商业和工艺部长。1972—1973年、1976—1979年、1989—1992年任总理。1974—1976年任预算和经济规划部长。1983—1989年任外交部长。1987年任社区政策部长。1990年7—12月任欧洲理事会主席。1991—2013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2001年加入欧洲民主党，但一年后即退党。2013年去世。

[15] 叶利钦和盖达尔在叙述这个时期时很省心地“遗忘”了这件事。

[16] 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1933年5月1日—— ），法国经济学家。1984—1987年任法兰西银行行长。1987—2000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17] 列昂尼德·马卡洛维奇·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Макарович Кравчук，1934年1月10日—— ），出身于农民家庭。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年进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1980—199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思想部部长。1990年6—9月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退党，同年8—12月任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并于12月8日参与起草并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乌克兰总统。1994—2006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8年参加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统一）（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Украины (объединённая)），2009年退党。2020—2022年任解决顿巴斯局势联络小组主席。

[18]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舒什科维奇（Станисла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Шушкевич，1934年12月15日—— ），1966—1970年任明斯克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90年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副校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八一九政变后代理主席一职。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1994年1月被迫辞职，随后在当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失利。1995—1996年任白俄罗斯议会议员。1996年支持宪法法院弹劾卢卡申科，随后于1996—2001年担任由反对派组建的“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创立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民村社）（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Грамада），并于1998—2018年担任党主席，201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

[19]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日记》，莫斯科：1994年，第150页。

[20]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зырев，1951年3月27日—— ），1974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7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随员。1986—1988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参赞。1988—1989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91年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93—1996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00年起经商。2012年退休，移居美国。

[21]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沙赫赖（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храй，1956年4月30日—— ），1982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会公共顾问。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期间于1990—1991年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12月参与制定《别洛韦日协议》。1991—1992年任俄罗斯国务参赞、国务院委员兼总统国家法律司司长。1991—1992年、1992—1994年、1994—1996年任副总理。1992年11—12月任北奥塞梯和印古什临时行政当局主席。1992—1993年任国家政治委员会主席。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统一和谐党（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согласия）。1993—1994年任联邦和民族国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任民族和地区政策部长。1996—1998年任总统驻宪法法院全权代表。1998—2000年任总统法律问题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副主席兼系统分析国家研究所所长。2003—2004年任俄罗斯纳税人联盟理事会副主席兼执行秘书。2004—2013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主席。2005—2009年任俄罗斯全国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此后曾任俄罗斯律师协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深圳北京理工大学—莫斯科大学董事会主席兼第一副校长等职务。2018年起任《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杂志主编。

[22] 同上。

[23] 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24] 我认为正是由于亚夫林斯基的这个关键立场，他遭到了其他一些第一代激进民主派的攻击。这种对俄罗斯最杰出科学家和公众政治人物的直接污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饶恕。

[25] 《联盟可能会被保存》，第443页。

[26] 同上，第457页。

[27] 同上，第291页。

[28]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巴拉尼科夫（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1940年10月20日——1995年7月21日），1961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8年任内务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司司长。1988—1990年任阿塞拜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至12月26日担任最后一届苏联内务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1月15—24日短暂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2—1993年任安全部长。1993年7月被解职，同年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并因此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去世。

[29]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абу́рин，1959年1月31日—— ），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曾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10—12月任鄂木斯克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1994—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2000年、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2—2012年任俄罗斯国立贸易经济大学校长。

[30]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伊萨科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Иса́ков，1950年3月17日—— ），俄罗斯法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90—1991年任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兼宪法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6—2002年任国家杜马管理局法律司司长。2002—2003年任全俄工业商会立法部主任。2003—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副会长。

[31] 伊利亚·弗拉季斯拉沃维奇·康斯坦丁诺夫（Илья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56年12月28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89年参与创立列宁格勒人民阵线。1990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党，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990—1991年任民主俄罗斯列宁格勒代表委员会委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反对苏联解体。1993年十月事件中，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卫白宫，事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同年短暂参加了社会爱国运动。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06年加入社会正义党（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并于2006—2008年任意识形态书记。2008年加入公正俄罗斯党，并于2008—2011年担任中央委员。2011年退党，参加了俄罗斯民族联盟。

[3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帕夫洛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а́влов，1951年6月30日—— ），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同年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参与创立救国阵线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并担任中央政治书记。1996年返回俄罗斯民族联盟。2001年加入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3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4]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Все́воло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рку́лов，1895年11月6日——1953年12月23日），1916年入伍。1918年复员。1920年加入契卡。1925年加入俄共（布）。1929—1931年任阿扎尔格别乌副主席。1931—1934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副书记兼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贸易部长。1937—1938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工业和交通部长。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0年策划实施了卡廷事件。1941年、1943—1946年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海外财产总局局长。1950—1953年任监察部长。1953年9月18日因贝利亚案件被捕，12月25日被处决。

[35] 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Witold 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36]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1943年9月29日—— ），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农村青年联盟。1970年12月领导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1971年加入五金工人工会，但于1976年被开除。1980年参加团结工会。1981年被捕。1982年获释，随后几年逐步驱逐团结工会左派。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8年领导“圆桌会议”。1990—1995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

[37] 莱赫·亚历山大·卡钦斯基（Lech Aleksander Kaczyński，1949年6月18日——2010年4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年幼时担任电影演员，曾于1962年凭借电影《偷月二人行》而名噪一时。1971年起在格但斯克大学任教。1977年起参加自由工会运动。1981年起进入团结工会工作。1988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期间，担任工人顾问。1981—198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89—1991年任参议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嬗变为波兰共和国后，于1991—1993年任众议院议员。1992—1995年任最高检察院院长。2000—2001年任司法部长。2001年创立法律与正义党，并于2001—2003年任党主席，2006—2010年任名誉主席。2002—2005年任华沙市长。2005—2010年任总统。201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38] 马丁·布莱恩·马尔罗尼（Martin Brian Mulroney，1939年3月20日—— ），加拿大政治家。1955年加入保守党。1964年起担任律师。1976—1977年任加拿大铁矿石公司执行副总裁。1977—1983年任加拿大铁矿石公司总裁。1983—1993年任保守党党魁兼加拿大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83—1984年任反对党领袖。1984—1993年任总理。1993年退出政坛。

[39]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40] 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1941年1月30日—— ），1969—1970年任经济发展局局长特别助理。。1971—1973年任白宫生活费用委员会特别助理。1974—1975年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副幕僚长。1975—1977年任白宫幕僚长。1979—198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89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89年任共和党党鞭。1989—1993年任国防部长。1993—1995年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1995—2000年任哈里·伯顿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1—2009年任副总统。

[41] R.M.盖茨：《阴影之下》（R.M.Gates，From the Shadows），纽约：1996年，第496页。

[42] 罗伯特·迈克尔·盖茨（Robert Michael Gates，1943年9月25日—— ），1966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1989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89年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副国家安全顾问。1991—199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02—2006年任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校长。2006—2011年任国防部长。

[43] 同上，第503页。

[44] 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1932年7月9日——2021年6月29日），1954—1957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3—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73年任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1970—1971年任总统顾问。1971—1973年任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1973—1974年任驻北约大使。1974—1975年任白宫幕僚长。1975—1977年、2001—2006年任国防部长。

[45] 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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