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工人

　　寒冬雨后，武昌的街道上泥泞满地，寒风刺骨。
　　项德龙到黄土坡十六号来访，那天，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头戴一顶黑棉布的瓜皮帽，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初见面时，他还有点拘束不安的样子。我们坐下来，我先开口问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他说：
　　“我想同您谈一两个钟点，您忙吗？”
　　我说：“可以。”
　　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他说：
　　“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是个穷书生，死得很早，我和我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大的。我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穷，不能升学，所以考进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约在八、九元至十一、十二元不等，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是二十岁的人了，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体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已，如何参加工作。”
　　他还谈了一些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实例，他说到最后激动到眼圈都红了。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说话与表情中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有充沛的热力和远大的抱负，我还很少见到这样的青年工人。我安慰了他一番，又鼓励了他一番，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对他作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最后又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大小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来会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到两个钟点，送他们出门回来，我感到高兴，心想如果各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龙一样，工作就好做了。
　　第二天我到徐家栅同李书渠谈起同项德龙会谈的情况，李书渠说：
　　“项德龙是我小时的同学，他很聪明，也很调皮，家里很穷，他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但他从不同他叔父往来，他常骂他叔父是一个吃人的光棍。他叔父也把他无可如何。我曾经同他谈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你，他说要来找你谈谈。”听他这么说，我对项德龙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参加本星期日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们刚吃完午饭，项德龙就来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
　　“你们给我的书都看完了，我每天夜晚读两个钟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
　　李书渠过去接待他，又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那样拘谨了。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纱厂的工人情形，问他知道不知道。他很直率地说：
　　“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从第一次谈话之后，本来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倶东部的筹备工作，因为对他的了解还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两次的谈话和李书渠的介绍，组织上相信他确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因此就把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组织上请他先回家同他的母亲商量一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一件小事；他说：
　　“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
　　过了几天，我们把介绍项德龙来工作的意见向杨德甫他们提出来，他们都表示欢迎。组织上又把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同项德龙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灭帮与帮的矛盾。他答应说：
　　“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八时，我同项德龙一路到江岸，参加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我介绍项德龙同他们们见面以后，当场决定聘项德龙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文书，月支生活费十五元，他马上就担任会议的记录。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会，推定杨德甫、黃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这些人事上的安排，是经过事前同各帮口的协商，平均分配的。
　　全议以后，他们把所有关于俱乐部的筹备事务，都交给项德龙了。从此，项德龙就常住在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了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据林祥谦他们说：他们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口头报告了厂长；这个厂长是法国人，他答应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他没有大惊小怪的表情，这样就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因此大家就把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作为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他们就在工厂里写好了，做好了，油漆好了，挂出来了。
　　项德龙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已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
　　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篮球、京戏、讲演各组，并办了一个业余夜校，项德龙自任教员。在夜校读书的工人，以小工居多数，小工是铁路工人中生活最苦，工时最长，地位最低而生活又没有保障的人；不仅如此，在工人没有组织以前，动不动还要挨打挨骂，最为人所看不起。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发生了影响，工匠对于小工也称哥道弟，客气起来了，因之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常在一起坐着，一起活动，地位无形中提高了，工匠对小工的团结，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阶级友爱，所以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小工在工人中是多数，通过业余夜校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为最坚强的一个力量，项德龙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在一个星期日里，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
　　刘家庙是距汉口约十五华里的一个乡下小集镇，街道甚窄，居民不多。开会那一天，细雨蒙蒙，泥泞满地，路上非常难走。可是到会的人非常踊跃；全体工人中除了出勤的以外，都到了会，请了很多的来宾，江岸总段各厂的厂长，都被他们请到了；各处来参加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有京汉铁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还有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的代表，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汉俊也被邀请；他是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身份出现的，我是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场布置在龙王庙正殿，堂皇富丽，气派不凡，有茶烟糖果，并有名贵的雪茄和洋点心。会场正中间有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会场的大门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的上方有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横额。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据说:这样热闹的场面是刘家庙从来所没有过的，全镇居民，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
　　上午十时左右，宣布开会了。放了很多鞭炮，主席杨德甫宣布开会，黄桂荣等人报告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和江岸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主席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林祥谦报告收入会费与支出筹备费的情形。
　　接着，主席请来客讲演。第一个被他们请出来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洋大厂长。这个法国人，身材不高，年纪约在四十岁左右，翘胡子，红脸蛋，他带着微笑，操着不熟练的中国话，有时还夹着几句法国话和英国话，讲了半个钟点；他先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工会作了简单的介绍;其次说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最后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话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他把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作了一些介绍，对我们的工作有好的影响。接着是请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讲话。这个中国厂长，本来是反对工人组织俱乐部的，但是洋厂长的一番演说，完全是支持的意思，于是他也讲了几句勉励的话。李汉俊讲了日本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织工会的情况。当时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启蒙时期，还在“组织起来”的阶段，所以还没有提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是厂长、工程师、员司、工匠和小工和谐的气氛下举行的。据项德龙说:在成立工会的前一天，各厂处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地到俱乐部缴会费，办理登记手续，在江岸各厂各处的工匠小工没有一个不加入工人俱乐部的。项德龙在名义上担任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到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他被吸收入党以后，才改名项英。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工作，算是很顺利地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发展江岸以北各站的工人俱乐部，并着手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