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十章 莫斯科·纽约·上海，1933—1936
从1933年6月到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苏联逗留了10个月。到达莫斯科不久，医生们就建议她到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山区一家心脏病疗养院去。她用莫斯科那家出版社所预付的稿酬和出售在中国拍的一千多幅照片之所得，支付她这年夏季在那里的费用。尽管她在基斯洛沃茨克找到了她亟需的休息，但是她对那部江西著作的注意力却由于她的朋友、鲁迅所奖掖的左翼作家丁玲被捕而被分散。史沫特莱对于她的秘书、丁玲的丈夫冯达所抱的怀疑证明是对的，因为正是此人叛投国民党的行为导致丁玲被捕。史沫特莱急忙把丁玲等人作品的译文汇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以便宣传作家在中国所受的迫害。这项任务完成后，她才开始在有关江西苏维埃的著作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她于9月回到莫斯科时，还在希望能够很快写完这本书，11月便取道欧洲和纽约返回中国。
史沫特莱在苏联首都时，住在一家二流旅馆，自己动手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自已动手打扫房间。一天夜晚，中国诗人，毛泽东童年的朋友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入党的党员，萧三，来看望她，并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后来，在他请求下，史沫特莱在莫斯科的作家国际代表大会上就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一次发言。据萧三回忆，史沫特莱是个悲哀而孤独的女人，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急于做好她的工作。他记得她那朴实的生活作风和对街道上年老和病弱的行人所表现的礼貌和同情。她肯定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或《莫斯科每日新闻》圈内人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勒克斯大饭店转的。萧三的印象和留存下来的几封信，也和她在莫斯科的另一个中国朋友陈依范（Jack Chen）的回忆一致。
尽管史沫特莱并没写过有关苏联的书，但是她留下的信件表明，她对于自从1921年初次访问以来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有良好的印象。然而除了和在莫斯科工作的爱达荷州内珀西印第安人阿奇·菲尼（Archie Phinney）一道去看芭蕾或歌剧的时候以外，史沫特莱都觉得孤立而心绪不宁。当她的工作陷入困境和发现她自己在和俄国编辑们为她的书而争论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不顾她的抗议，他们还是删掉了写到共产党人枪毙地主的一章。）她还对《莫斯科每日新闻》的同人圈子及其首领（《新闻》的主编）不满——那位首领就是她在1921年顶撞过的米哈伊尔·鲍罗廷。
在莫斯科越来越觉得不自在的史沫特莱，于1934年1月搬到了列宁格勒去完成她的著作。她在那里又见到了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他是在纳粹上台掌权以后离开柏林而在一年以前到达的。到1934年，恰托已经在列宁格勒的人种历史研究所里安顿下来，而且娶了一个俄国妻子，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他们的重逢是友好的，是柏拉图式的，这次重逢最终了结了史沫特莱生活中痛苦的一章。史沫特莱在列宁格勒对她的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她于3月回到莫斯科时接到了孙夫人托人带来的口信。孙夫人要她帮忙实现一项新的计划：到纽约去筹集资金和人员以便创办一个可以充当地下共产主义运动坚定喉舌的新的英文刊物。史沫特莱从孙夫人方面得知，《中国论坛》已经由于其主编伊罗生急剧转向托派立场而告瓦解，在见过她的编辑之后，史沫特莱便在4月初动身，取道欧洲前往纽约。她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去看望她在格林尼治村开展节制生育运动时期的老朋友，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Josephine Bennett Brooks），然后乘轮船前往纽约。
到码头上来接史沫特莱的，是原先和她同住一室的弗洛伦斯·伦农，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25年在柏林。弗洛伦斯现在已经离婚，但是带来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几乎是立刻就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这位男朋友使用托派词句谴责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之后，史沫特莱就要求弗洛伦斯甩掉他。弗洛伦斯拒不同意，于是她们就此再也没有见面。
史沫特莱在漂泊海外12年之后回到美国时正值大萧条中期。到达纽约时，她怀着比较自信的心情，而且对自己的政治见解也确有把握。就史沫特莱而言，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在纽约，史沫特莱希望能为孙夫人的新刊物筹集创办资金，为她自己联系到报道职位。史沫特莱在纽约逗留期间兴高釆烈而又紧张忙碌。她访问了《新群众》编辑部，看望了索尔伯格·布伦丁、玛格丽特·山额、吉尔伯特·罗的遗孀和她的出版者——再加上，对一些团体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在大萧条时期，钱和职位都很难找。她未能找到一份充当某个大报或电讯社驻外记者的专职工作。最大的成就是谈妥了出一个新的有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作序的科沃德·麦卡恩版节本《大地的女儿》。《大地的女儿》虽然受到好评，但是销路不畅，而考利相信，一个篇幅短些、编得好些的版本可以吸引广大读者。
象那一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马尔科姆·考利也由于大萧条而在思想上变得激进起来。在目睹了阿帕拉契亚山区矿工组织状况之后，考利曾经报道过，普通人民的生命将由于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良好的条件战斗而获得新的尊严和意义。但是1934年5月，当他在纽约第一次和史沫特莱见面时，他正在重新对他自己的革命热情反思。他在纽约所处的环境是好心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很象1918—1920年史沫特莱的格林尼治村。而在考利看来，1934年的史沫特莱是一个虔诚的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典型，所具有的狂热品质，既有动人的魅力又同时令人望而生畏。他第一次遇到史沫特莱是在一次政治性宴会上，她是宴会的主宾：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狂热的……宽大的前额上长着稀疏的头发。每当谈到那些出卖中国反叛者的人时，她的嘴便会抿紧得象条伤疤，两眼瞪圆，闪耀着憎恨。如果说这位矿工的女儿也曾有过一点文雅，也一定已经在上海她的中国同志一个个被拖去处决时永远丧失尽净……今天夜晚我是在后退……我不想等着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发表演说，她的演说将比其他人的更能令人信服，每一句话都仿佛在她中国朋友的鲜血里浸染过。（马尔科姆·考利，《金山梦》，224-225页）
这次聚会之后不久，考利就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为《新共和》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有一段，他写道：
有许多叙述的技巧，她如果有余暇去学，是可以很容易学到的；也有一些技巧，似乎是由于写作星期日增刊特写文章而掌握的，却是她应该舍弃的。但是在这里，她有不寻常的题材，而且，还有题材以外的东西——一种尊重题材的态度，一种会使人想起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游吟诗人的信仰。请注意，她所叙述的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显然是简化过的，由于转述而磨光了棱角的，却仍然是事实，经得起正式记录核对的那种事实。读这本书，读到那些英雄和恶棍（没有中间人物，只有英勇的红色斗士和卑怯的白色匪徒），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罗兰与异教徒、狮心王理查和撒拉逊人，想起充满了《圣徒故事集》的圣徒和殉道者。
到了6月，史沫特莱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她和家人的团聚却落得个痛苦的记忆。默特尔·史沫特莱（Myrtle Smedley）是在艾格尼丝资助下受完大学教育的，现在是圣迭戈地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她们的弟弟山姆（Sam）也在圣迭戈地区，结婚不久，但是很难凭自己的才能保住一项职务。他们酗酒的、失业的父亲査尔斯，已搬来和孩子们暂时同住。艾格尼丝自从1916年圣迭戈师范学校的校长劝她离开以免毁了妹妹默特尔寻找工作的机会以来，一直未能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到了1934年，默特尔已是这个家里能够以稳定的收入维持家用的仅有的一员，当她想象着如果周围的人们发觉了她的姐姐是个“赤党同情者”会发生什么后果时，由于紧张过度，她半个脸的颜面神经就在艾格尼丝到达之前陷入了暂时的麻痹状态。而艾格尼丝照样对家里人进行社会主义说教。她不停地劝说她的弟弟山姆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放在他自己的直接利益之上而参加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美国共产党，但是山姆用毫不含糊的措词对艾格尼丝说，“住嘴”。史沫特莱最初的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妻子艾莉诺（Elinor）也来看望她，对于艾莉诺来说，这是一次辛酸的经历。
史沫特莱于1934年10月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中国。她的船在横滨停靠一天，她看望了当时日本的唯一熟人，《大地的女儿》日文版译者尾崎秀实，而这次会见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诀别。恰如一名英国特务皮茨（A. V. Pitts）及时记下了的，史沫特莱于1934年10月22日抵达上海。不久，也许是希望能从美国领事馆得到某种正式的保护，她提交了以下这份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写的介绍信：“应代表纽约州的美国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先生之请，我乐于向你们介绍即将出国的纽约市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我诚挚地请求，给予史沫特莱女士以你们所能给的，和你们职责相符的礼遇和帮助。”
这份介绍信并没有能帮她什么忙。史沫特莱在上海的此后两年，和1929—1933年相比，将是她更加困难而少有成果的两年。她的写作少得多，维持生活主要依靠来自先前的一些作品的收入：已经在1934年卖给几家美国刊物的几篇文章，三本书的版权税，包括1935年《大地的女儿》麦卡恩版节本的在内。发表了的几篇文章透露：一种无所不在的孤立感和对于政治迫害的近乎妄想狂的忧惧。她在情绪上的摇摆不定，从长时期的沮丧和健康不佳到短暂的兴高采烈和精力充沛，已变得更加明显。8年以后在撰写《中国的战歌》中自传性的段落时根本没有提到她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史沫特莱的问题，部分的根源是她对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感到失望。日本人正从他们新占领的满洲殖民地悄悄地逼近北京。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很少采取直接行动制止他们，而是在集中兵力消灭中国共产党人。1934年春，国民党开始对江西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到10月，严重依赖德国顾问、技术援助和堡垒战术的蒋介石，已经压制住共产党人，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象上海那样的城市里，国民党因此而有了更大的信心。南京发起一场以儒家思想为指南的信仰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城市有知识人口中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上海，这种宣传活动又被伴之以国民党警方增强了的镇压和新闻检査。
1934年，共产党人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在党的总部于1932年从上海迁往江西之后，严重的分裂在领导层中发展起来。江西苏维埃区的缔造者毛泽东和朱德断言，要打退国民党的围剿，必须开展运动的游击战。但是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28个“布尔什维克”奉行莫斯科的传统路线，却力主打阵地战。领导层中势力较大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争论中获胜，到了1934年夏季，他们已使毛泽东处于事实上的被软禁地位。当国民党进攻的铁钳收紧时，江西苏维埃所占有的地区缩小了，而当局势在10月达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时，100000人突破国民党的防线向西前进，只留下了主要为毛泽东旧部，包括他弟弟毛泽民在内的一支后卫部队。不过几天工夫，这支后卫部队就被国民党赶上，大部分被杀或被俘。这就是史诗般长征的开端，一年多以后，20000名衣着褴褛的幸存者来到了西北的保安，就在那里，他们又重建了一块苏维埃地区和处于一位党的新主席（当为党的军委主席。译者）毛泽东领导下的一个党的总部。
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那些左翼分子发生了分裂。例如，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到了1935年末，有一个集团通过间接的途径和西北的毛有了联系；而另一个集团，也许是更大的，却继续接受毛的对手王明的指令。王明在1935年是中国共产党驻在莫斯科的代表。1936年初，上海大多数共产党人仍然听从莫斯科：他们始终看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问题，而主张在中国国内推动阶级斗争，在国防上保卫苏联。但是，1935年春，大约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号召所有各党派、各阶级联合起来团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后来，在左翼作家联盟内，史沫特莱的朋友们在为如何正确贯彻莫斯科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信仰坚定的左翼作家在放弃作为革命文化游击战士的姿态方面应该走多远之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鲁迅等人在盟内已经明白说出日本威胁的严重性，但是这时，他们反对新的路线。[1]鲁迅确信，由好几名接近莫斯科的作家，著名的如周扬和夏衍，所提倡的以“国防文学”的口号相标榜的新趋势，妥协性太强：牵涉到对国民党权威的过分屈从，只可能葬送一场社会革命的原则和目标。他主张代之以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拒绝参加一个由周扬出面组织以取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新的作家团体。鲁迅得到象冯雪峰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冯雪峰刚从西北新的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总部来到不久，他声称是代表毛和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上讲话的。富有性格特色的是，史沫特莱的朋友茅盾试图在双方之间居中调解而同时受到双方的抨击。到1936年春，已经积累了一个时期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终于爆发成言词激烈的相互谴责，其回声犹可在今日的北京听到。最后，多数党的活动分子站到了倾向莫斯科的周扬周围，而左翼作家联盟便被解散。从1930年以来经过苦心经营而在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中建立起来的以联盟为核心的团结，就由于1936年夏季的一场文字战争而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
更使史沫特莱感到沮丧的是，她在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对弗兰克·格拉斯和伊罗生的一场战斗。尽管史沫特莱与格拉斯和伊罗生都曾为《中国论坛》（1934年初停刊）密切共事，但是她这时由于他们的托派关系和观点而极为气恼；她认为他们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在直接为国民党效劳。他们之间的争吵在1935年夏季变成了《密勒氏评论报》版面上的公开交锋，使得国民党和这个条约口岸城市的新闻界大为开心。史沫特莱被谴责为斯大林分子，她则反过来指控她的两位老朋友破坏革命事业并使孙夫人这样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命陷入危险境地。这起纠纷还暂时切断了史沫特莱和J.B.鲍威尔之间亲切的联系，因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位美国编辑借机在报纸上奚落了争吵的双方。
在史沫特莱第二次居留上海的整个那一时期内，她的个人生活是孤独的。她回到上海时是身心交瘁，而不得不花费最初两个月的时间在医院内外恢复健康。她只有很少几个亲密的朋友还留在这座城市里。尾崎秀实、佐尔格和陈翰笙都已经离去。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丁玲已被捕并被认为已经死去。民权保障同盟在总干事、史沫特莱的朋友杨铨被暗杀后已告解体。留下来的老朋友是鲁迅、孙夫人和路易·艾黎。艾黎和史沫特莱是同住在霞飞路伯尼（Bearn）公寓大楼内的邻居。这座大楼横跨一整个六角形的街区，有20个以上的出入通道，所以是个藏匿逃亡人物和逃避法国、英国和国民党警察监视的理想场所。对于象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处于严密监视下的人来说，有那么多出入通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她和艾黎一道藏匿国民党蓝衣社追捕的逃亡者，并设法把他们送出上海。有一个这样的逃亡者就是陈翰笙教授，1935年5月，他意外地出现在史沫特莱住处的门口。陈翰笙是在1933年遇到危险时逃出上海到东京去的，这时负有秘密使命返回上海，却发现他在上海的接头人刚刚被捕。他起初藏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后来躲到了艾黎的住处；他的妻子顾淑型被从东京接来上海后和一对德国夫妇住在一起。几个星期以后，史沫特莱为他们在一艘驶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上定好了船票。而在实际出逃时，则在装束上下了功夫。在动身那一天，陈翰笙出现在码头时，打扮得象个富有的中国人，戴一顶软木盔形帽，抱着一束唐菖蒲，前来给一对外国人（艾黎和史沫特莱）送行。那对德国夫妇和顾淑型也按照类似的方式做作。开船前几分钟，史沫特莱把这对中国夫妇领进了船长的厕所，他们在锁上的厕所里一直呆到远离港口，驶出黄浦江。
另一次，史沫特莱和艾黎保护了刘鼎，他是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人员，也是福建省内一小块苏维埃区于1933、1934年间被国民党消灭后的幸存者。1935年岁暮，刘鼎被带到路易·艾黎处藏匿。有几个星期，刘曾不得不住在史沫特莱的套房单元内。史沫特莱详细记下了他所谈的有关福建苏维埃区的故事，而特别对福建农民游击队自造武器时的别出心裁感到浓厚的兴趣。1936年初，刘奉命去承担一项机密任务，去充当党对满洲军阀张学良的联络员，当时张学良正控制着西北的西安。当他登上飞往西安的飞机时，史沫特莱把一大罐外科用的麻醉剂交给了他，他们两人对运送这种高爆炸性物质所牵涉到的危险全都一无所知。当刘鼎为了让红军的一些医务工作者高兴而漫不经心地把那个药罐带到西安城外几英里他们新根据地的营地时，他由于做这种冒险事而受到了批评。
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虽说比以往是小多了，但是她对好几名新到的西方来客产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其中之一是马海德（George Hatem），这位年轻的美国医生本来是到上海寻求冒险和个人出路的。史沫特莱以她对于上海人民苦难的精辟分析和她有关西北红军的故事使他震动。由于史沫特莱坚持要他自己去发现真相，马海德于1936年春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前往西安以外红军新根据地的旅行。发现红军迫切需要他所掌握的技术，他如留下了，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以前再也没有回过美国。史沫特莱还在斯诺夫妇，埃德加及其前妻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的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她是在上海认识他们的，1935年12月，曾在北京住在他们家里，他们三人都深深卷入了那里的“一二九运动”，那是一系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抗议南京政府未能作出反应的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2]和罢课学生在一起度过了多半个月以后，她把他们的信带给了上海的孙夫人。尔后，她又帮助组织了一个以孙夫人为首的救国会，这个团体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建立一条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史沫特莱是斯诺夫妇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络人，也是他们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当然，也是史沫特莱竭力主张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到西北去会见那些刚完成了长征的共产党人。
史沫特莱于1934年回到上海后，和上海的德国侨民左翼分子的往来似乎少得多了。艾斯勒夫妇、尤尔茨夫妇和佐尔格都已离开中国；伊雷娜·魏德迈耶的书店也已关闭；史沫特莱当然也已不再为德国报刊撰稿了。这一时期她的德国朋友是象罗秋迪（Trudy Rosenberg）及其丈夫汉斯·希伯（Hans Shippe）这样一些新来不久的人。他们经常在星期天聚会，嚼着炸鸡，争论着诸如封建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定义之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史沫特莱常常在盛怒之下坚持要罗秋迪和她那顽固的丈夫希伯离婚。她还主张解除作为一种制度的婚姻关系，并且断言，生孩子会限制妇女参与政治。
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小天地开始解体时，她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她和孙夫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而孙夫人从1929年以来一直是她生活中的一位关键性人物。麻烦在前一年当孙夫人把物色适当人选在上海另出一份新的刊物以取代《中国论坛》的任务交给史沫特莱时就开始了。这两位女士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份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而从一种反蒋和亲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报道政治局势的刊物。迫于不得已的原因，这样一份刊物将不得不使用英语，由国民党奈何不得的外国人编辑，在南京政府鞭长莫及的租界内出版。为了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孙夫人曾三次把开办费交给了史沫特莱。
1935年这一年，史沫特莱往纽约寄去好几封信，请白劳德，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派个能够编辑和出版新刊物的人员到上海来。1936年，经过史沫特莱的再三请求，白劳德终于派来了他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和她的丈夫曼尼（Manny Granich）。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已经把开办费的一大部分用于应付她所认为的紧急情况，诸如资助逃亡者出逃和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之类。孙夫人对于迟迟不见成果和资金的“浪费”非常恼火。使她恼火的还有，史沫特莱有时公然宣称自己是孙夫人的“助手”或“秘书”。孙夫人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不愿意被人们把她和她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对史沫特莱这种表现深为不满。后来，格兰尼奇夫妇到达上海时，史沫特莱显然认为她将和他们共同掌握主编权，但是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安排而得到了孙夫人的支持。所以，尽管史沫特莱（化名Rusty Knails）曾为《中国呼声》开头几期写过好几篇文章，但是她对新刊物的成效不满，和格兰尼奇夫妇的争吵愈演愈烈，特别是和格雷斯，她已经变得象史沫特莱本人一样直言无忌而尖锐。孙夫人不久便完全割断了她和史沫特莱的联系，最终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史沫特莱从来不是她的秘书。
这种疏远多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史沫特莱和孙夫人都是看重行动的女性，在政治上立场一致，并且能够通过英语自由交谈，但是孙夫人温文尔雅、感情内向、沉默寡言，而史沫特莱，举止粗鲁、容易激动，心直口快。甚至在关系最好的时候，她们之间多半也从来谈不上亲密；作风和性格上的冲突是太大了。有鉴于此，就不难看：史沫特莱在《中国呼声》方面的行为怎么会使她和孙夫人的工作关系从此终结的了。这种破裂直到40年代还在深深地折磨着史沫特莱。
到了仲夏，史沫特莱已决定必须离开上海了。她在政治上感到窒息，她疏远了其余的那些朋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的下一步行动，很符合她的特点，是以先前的友谊为基础的。她几个月以前藏匿过的老红军刘鼎这时正在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在满洲军阀张学良身边工作。当刘鼎写信邀请她到西安来时她便立刻接受了。在西安，她可以休息，可以写作，可以有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环境。吸引她的另一个因素是：距离红军新开辟的根据地只有35英里。
[1] 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史沫特莱始终站在鲁迅一边。她有好几次机会见到冯雪峰，对他有关长征的叙述怀有特殊的兴趣。她对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特别感到难过，从这个组织于1930年成立起，她就一直为之工作。在鲁迅逝世前的1936年春季，她继续和他密切合作，这时他受到了直接的攻击。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是共同编辑和资助一个中文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在鲁迅的鼓励下，她还和他所奖掖的年轻作家如萧军与萧红这一对满洲人夫妇和她几年后将与之合作共事的湖南人周立波等，发展起友好的关系。
早在1935年，史沫特莱就在为鲁迅的健康状况感到忧虑，曾一再敦促他到苏联去疗养，并在1936年把一位姓邓尼（Tenney）的美国医师带到他家来。作为最后一着，1936年她把鲁迅和孙夫人同时秘密地带到俄国领事馆。希望有孙夫人在场的正式邀请能说服这位作家离开上海去休养。鲁迅坚定地拒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了之的！总得有人坚持战斗！”访问：茅盾、周立波、钱俊瑞；《鲁迅日记》1936年部分。1978年3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品，《中国的战歌》83，133页。并参看茅盾编，《鲁迅回忆录》（北京，1978）。
[2] 史沫特莱还利用这次机会和合众社北京分社社麦克拉肯·菲希尔（F. McCracken Fisher）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Frank Smothers）和埃德加·斯诺一道，到北京以东，日本人建立了一个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自治”傀儡政权的地区作了一天情况调査旅行。1987年，“麦克”·菲希尔回忆道：“在回程的长途汽车上，艾格尼丝教我们唱《拉雷多的大街》，她甚至把这忧伤的民谣变成了欢快喧闹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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