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5章 柏林危机与美国之行：1958—1959
在赫鲁晓夫时代，大型奢华的“友好会见”成为家常便饭。当来访的共产党国家权贵到达莫斯科时，成千上万的苏联“劳动者”会拥入莫斯科的大型宫殿里，欢迎他们来到社会主义的大本营。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体育宫欢迎哥穆尔卡和其他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两个月前，东德政府提出要求，与西方国家签署承认东德的和平协议，从而认可欧洲的分裂。西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两个德国应该自由选举以恢复统一。双方的建议都没有什么新意，此外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支持他们各自的德国盟友，因此11月10日也不可能指望赫鲁晓夫能出什么新的主张。不过，他却抛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很显然，《波茨坦公告》的签字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创造一种正常氛围的时刻已经来到。从苏联方面来讲，我们将把仍由苏联机构行使的权力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国家的职能部门。……如果对任何与柏林相关的问题感兴趣，那么就让美国、法国和英国自己与东德达成协议。至于苏联，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盟友，我们将神圣地遵守我们的承诺与责任。……”
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东德，那莫斯科就会让瓦尔特·乌布利希控制通往柏林的通道，从而取消根据战后波茨坦协议确立的西方的权利。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强行阻止东德履行这一新的职责，莫斯科将通过战争来保卫他们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讲话促使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紧急磋商。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他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了解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他是想迫使西方国家与他举行首脑会晤，以获得西方国家对东德的承认，并禁止西德获取核武器。但是汤普森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使者对赫鲁晓夫想如何实现他的计划感到很“困惑”，猜想“他也许错误地估计了西方国家的反应，认为他也许能侥幸成功”。在华盛顿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虚张声势掩饰他的急躁情绪。他告诉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1]说，他本来的想法是“作出一个很简单的声明让俄国人知道，如果想在柏林问题上与西方开战，那他们会如愿以偿的”。然而，他的政府暂时想保持沉默，以避免显得很紧张。
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正式记者招待会上抛出了他的第二枚重磅炸弹。当天下午四点钟，他步入装饰着桃木墙壁的克里姆林宫部长委员会椭圆形大厅。由于当天是感恩节，美国记者是在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的，因此他们离开火鸡宴会桌就赶来了。“我们已经为缓和紧张气氛做了很多努力。”赫鲁晓夫宣布说。他看起来皮肤黝黑，声音听起来“激动而有力”，但是西方国家想“让这种紧张局势一直保持下去，而不是努力消除”。西柏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恶性肿瘤”。因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这在当天早上交给西方国家大使的28页外交照会中已作了解释。照会里包括一个最后通牒：西方国家要么签署德国和平协议，同意在六个月内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市”，要么苏联将控制通往东德的通道。
艾森豪威尔是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在那里与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如果迫于苏联的压力将西柏林拱手让出，他对他儿子说，“那世界上就没有人再拿我们作出的承诺当回事了”。如果保卫西柏林的努力最终导致战争，那“我们将不是慢慢预热，不会用白色筹码（价值较低的筹码）与他们下注。赫鲁晓夫应该知道，如果决定了采取行动，那我们会将所有的筹码一齐押上的。”然而，几天后，他不快地将保卫西柏林——位于东德的腹地——的必要性描述成是“这样一起事件，我们的政治立场要求我们采取完全不合理的军事行动”，并认为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复杂问题”。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开始陷入长长的拉锯战之中，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于四年后结束时才告一段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的压力策略给他带来了一封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去美国访问的邀请函，接着西方国家同意于1960年5月举行名副其实的首脑高峰会议。然而从战略上看，赫鲁晓夫的整套策略有着致命的缺点。他要求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威胁要在六个月内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这对于东西方来说同样都是危险的。他迫使西方做出让步的努力与他减轻东西方之间紧张气氛的策略相抵触。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在经济发展上，东德落后于西德；很多有技术的工人与职业者通过柏林逃往西方。西柏林还是意识形态感染与政治颠覆的源泉之一，并可能成为潜在的核武器基地。当年秋天，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几次抱怨莫斯科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使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手中掌握不到核武器。[2]然而，赫鲁晓夫既没有对他的计划加以仔细斟酌，又没有与其他可能有更好想法的人进行充分的协商。
赫鲁晓夫后来对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3]说，他已经“对柏林局势进行了很多个月的思考”。这无疑就是他为什么认为没有必要征求他助手与同事们意见的理由了。根据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就他的11月10日讲话事先通知他的同事们，尽管这是一种“最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的行动”。米高扬说他表示反对，并要求葛罗米柯提出外交部的意见，但葛罗米柯并没有说出什么所以然来。根据他的一位前助手的说法，葛罗米柯“害怕赫鲁晓夫简直到了让人难以启齿的程度”，即使赫鲁晓夫是在电话里，而不是当面向他发表“长篇言辞激烈的讲话”。当时，葛罗米柯已经知道他的劝告是没有必要的了。那年初秋，他将关于柏林问题的草案带到了赫鲁晓夫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戴上眼镜，准备宣读一份备忘录，突然赫鲁晓夫粗鲁地打断了他：“等一下。你先听听我现在向速记员口授的内容。如果这正好与你们已经写成的东西一致，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一致，那就把你们的东西扔到废纸篓里。”当时，葛罗米柯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4]回忆说，赫鲁晓夫“开始口述（漫不经心，甚至像以往一样思维混乱，但意思还是足够清楚的）关于西柏林应如何具有‘自由市’的地位”。[5]
根据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他在此前不久成为了赫鲁晓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助理，莫斯科11月27日的备忘录经过了主席团的审核，里面还包含着根据主席团委员的建议进行的细小的修改，不过当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不敢对他的意见提出挑战。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措施达成这些目标表示怀疑。他担心他的主子会“将（他）扫地出门”，但是赫鲁晓夫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意见，然后引用了列宁1917年时的那句命令：“先投入战斗中，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源自拿破仑。谢尔盖·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是否会让步心存疑虑，如果他们不让步，那该怎么办？“父亲对我的担忧付之一笑，说没有谁会为了柏林开战的。”如果西方国家在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到期后仍然拒绝苏联的条件，那怎么办？“父亲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他想根据局势的发展以及我们伙伴的反应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希望让他们大吃一惊，从而同意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谢尔盖问。“那么我们就尝试其他的办法，”他父亲以一种愠怒的口气回答道：“总会有办法的。”[6]
到1958年时，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五年时间了。正如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他打开了苏联的大门，让西方的影响进入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尽管这可能会给他的政权带来风险；他已经抛弃了斯大林的那种另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想法；他单方面大量削减了武器和武装部队人数，并在裁军上向西方的立场靠拢。他已经从奥地利与芬兰撤出了苏联军队；他在东欧国家鼓励进行改革；他为四国首脑会晤或者至少为美国非正式的访问邀请进行了辩护。
那么，他得到了什么回报呢？至少在汤普森大使看来，他说他当时正在总结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这部分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赫鲁晓夫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拒绝了他的这些建议，”他于1959年3月给华盛顿发去电报说：“或是让他们接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正在重新武装西德，并在苏联领土的周边增强我们的基地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对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是最终解散共产主义阵营，并威胁到苏联自身的制度。他提出根据现状解决欧洲问题，而我们进行的却是经济竞争。对此，我们也予以拒绝，他因此决心在不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遵守他的承诺。”
在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以及于1956年平息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7年恢复了他对西方的示好努力。那年春天，杜勒斯收到了布尔加宁总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于六月说，好像苏联“雇用了一个专职写信的机构”。作为“世界上与俄罗斯人谈判最伟大的专家”，他又于12月说道，他可以证明“不能依靠苏联人信守他们的诺言”。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推迟到了9月份。在德国问题上的交流（西方国家致力于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它们并不急于想达成这一目标，而苏联则想让现状合法化）没有让人看出有什么良好的前景。
尽管德国问题的解决处于这种黯淡前景中，或者也正是由于此，赫鲁晓夫在1957年5—12月间会见西方记者的次数不下八次。在这些会见中，他呼吁进行首脑级会谈，同时也偶尔以苏联的导弹相要挟。“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谈不拢的问题。”他在5月13日接见《纽约时报》常务主编特纳·凯特里奇[7]时说。如果由杜勒斯与葛罗米柯来处理两国间的事务，那“他们一百年也达不成什么协议”。在被问到他是否希望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努力表现出不太急切的样子。“我不能作为一个观光者去”，“现在我也没有理由作为一个政治家去美国”，不过，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当然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十分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我曾当面向他表达过这种看法”。到11月份，赫鲁晓夫的口气已经变得更为急切了。越是“抵制和反对”高级别的会晤，他于11月14日对美联社记者亨利·萨皮罗说：“对和平就越不利。”
赫鲁晓夫对美苏缓和感兴趣最明显的信号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圣乔治大厅的1958年新年前夜的宴会上发出的。这场由1000人参加的豪华宴会从晚上11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将近7点。与前一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充满了敌意，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中途退出了那场规模小得多的招待会，此次的气氛友好而喜庆。赫鲁晓夫多年来第一次为战时的同盟国祝酒，对美国进行了特别的赞赏，最后还称赞了艾森豪威尔，这是他提到名字的唯一的外国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
汤普森大使和他的夫人简被安排坐在主席团委员主桌周围的长桌子旁。如果赫鲁晓夫再像前一年那样表现，汤普森对他的夫人说，那她就跟着他一起离开招待会大厅。她的俄语水平还不足以跟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她所知道的只是在赫鲁晓夫的讲话当中，她丈夫站了起来，开始走动。于是她表情严肃地站起来跟在后面，然而她发现她丈夫的目的地不是大门，而是招待会的主桌，在那里他爽朗地笑着，与赫鲁晓夫和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碰了杯。
三个星期后，一位化装成驻华盛顿使馆低级工作人员的苏联秘密使者向一个美国人提出与其政府取得联系的要求。“如果赫鲁晓夫来这里，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先生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会谈，那怎么样？你们政府会同意吗？”
“你的意思是说只是一次访问，没有会议工作人员，没有日程安排，也没有其他什么？”这位美国人问道。
“没错，正是如此！”尤里·格沃兹杰夫（Yuri Gvozdev）回答说：“丘吉尔先生和其他很多政府首脑都曾到这里和总统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这里。”
格沃兹杰夫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他被问道。“我知道！”他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政府正想方设法得到这样的邀请。这对赫鲁晓夫先生很重要。”[8]
由于华盛顿方面没有作出反应，加上考虑到这种实质上的恳求也许会被看做一种软弱的表示，因此苏联方面大为恼怒，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挫败感，于是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想进行首脑会晤的想法就被搁置了起来。就在格沃兹杰夫恳求美国发出邀请的当天，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大发了一通脾气。在此之前，布尔加宁已经给艾森豪威尔写去了两封信，提出举行首脑会谈（以及延期进行核试验，禁止在德国部署核武器和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建议）。作为回答，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一切会谈都应该从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始，杜勒斯将苏联的提议看成是“赫鲁晓夫先生的催眠曲”。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想干什么？”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大发雷霆：“很显然，他们想会面，谈论在苏联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好，希特勒已经尝试过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等待美国人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9]3月，赫鲁晓夫公开试探美国人的态度：“对于我们来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吃早餐，在飞机上吃午餐，在美国吃晚餐。”m6_15[10]
5月，赫鲁晓夫愠怒地表示西方国家的反应“慢如蜗牛爬行”。m7_14[11]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是妨碍了首脑会晤的举行。纳吉被处决激起了西方的抗议示威，对此苏联以“自发的”反集会予以回击。[12]在七月的一场军事政变中，伊拉克亲西方的国王费萨尔二世[13]被杀害，这促使华盛顿与伦敦发兵黎巴嫩和约旦，对此赫鲁晓夫威胁将以武力保卫“伊拉克革命”。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叙述，他父亲起初感到很紧张，但不久就感到得心应手了：“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父亲的感觉就像如鱼得水。”赫鲁晓夫告诉埃及总统纳赛尔说，他在危机中间曾来到莫斯科：“局势十分危险，我认为具有最坚强神经的人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赫鲁晓夫好像十分喜欢他所谓的“进展十分快速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所有的人都必须采取快速的行动，不能准确判断其他的参与者下一步将会做什么。这就好像在黑暗中下棋一样”。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游戏当中，他还是努力寻找首脑会晤的机会。1958年7月19日，他提议立即举行四大国加上印度的首脑会晤。对于英国的反对意见，他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进行会晤，当时他憎恨的蒋介石仍然占据着中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将印度提升为一个大国，加上牺牲毛泽东，使国民党中国的地位合法化，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过失。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回绝了他的这一整套想法。不过，这一插曲还是让赫鲁晓夫感觉不舒服，8月阿德赖·斯蒂文森[14]在采访赫鲁晓夫时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当斯蒂文森无意当中提到安理会框架内的首脑会晤时，刚从中国回来的赫鲁晓夫厉声说：“我们不想和蒋介石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没有人能让我们和蒋介石坐到一起。我们不喜欢这种氛围。”
1958年秋天的台湾海峡危机进一步拖延了东西方之间的会谈。赫鲁晓夫首先警告说，苏联会将任何对中国的攻击看作对自身的攻击，然后当危机几乎平息下去时，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去了一封辱骂性的信件，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无法接受。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坚决地想促成首脑会晤，他于10月8日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这部分是由于苏联“在未来的15—20年内有着特别的安全需求”，在此之后“就没有人能与苏联相抗衡了，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此外也因为“欧洲出现的任何缓和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广大地区的控制体制，削弱美国的军事联盟及其军事基地，从而在美国国内造成政治问题”。[15]
两天前，埃里克·约翰斯顿[16]在皮聪大与赫鲁晓夫一家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约翰斯顿是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华盛顿拥有良好的关系网，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信使拜会过斯大林。他在皮聪大的拜会本来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赫鲁晓夫邀请他共进晚餐，在那里过夜，第二天去打野鸭），但是约翰斯顿得回到莫斯科去。当天下午，赫鲁晓夫几次提到了他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此人。在日内瓦会议上，每次会谈后他都会带我到吧台，我们在那里共饮一杯。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我喜欢坐下来与他再谈谈。”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就是将艾森豪威尔拉到谈判桌前的一种方法。到1958年秋天，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且“形势甚至变得越来越恶劣”。西德“正被更深地拉入西方联盟之中；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并开始扩展到了外层空间；裁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防务开支对经济的负担日益加重；东德像以前一样被孤立，处于压力之下；苏联周围遍布着美国的军事基地；亚洲与中东地区正在组建新的军事集团”。此外，中苏关系正酝酿着麻烦，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苏联国内日益清晰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即如果苏联必须在西方与中国之间选择其一的话，那中国应成为我们的倾向”。
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西德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如果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拥有核武器没有采取有效反击措施的话，那很显然，赫鲁晓夫的威望将一落千丈。”特罗亚诺夫斯基还怀疑他的主子仍然想努力证明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是错误的，他才是苏联至高无上的权威。
除了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达成这些目标外，赫鲁晓夫还错误地估计了他可能遇到的障碍。虽然他担心82岁老谋深算的西德总理阿登纳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但他对他所谓的“那个老古董”还是估计不足。与东德相比，西德虽然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由于西柏林处于乌布利希统治的腹地深处，能否得到北约国家的全力支持还不清楚，因此阿登纳还是感到很脆弱。他的目标是将西德融入西欧社会，但是这可能会使其失去统一全德国的机会。对赫鲁晓夫努力寻求西方国家承认东德合法地位的举措，阿登纳极力表示反对。这位西德总理的固执与坚持让艾森豪威尔（以及后来的肯尼迪）感到心烦意乱，但考虑到西德的重要性，华盛顿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按照阿登纳的意图行事。
戴高乐担心西方国家从柏林撤退将意味着德国的中立化，并最终导致苏德同盟的建立。这位法国总统一如既往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为此他需要阿登纳的积极支持。戴高乐比他的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同事对赫鲁晓夫有着更深的了解；他感觉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在讹诈，会在武装冲突面前止步的。因此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戴高乐甚至比阿登纳表现得还要强硬。
赫鲁晓夫在西方阵营中的最佳希望就是英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麦克米伦首相[17]担心赫鲁晓夫也许是个自大狂，到英国国内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不管俄国与东德是否会真的控制通往西柏林的通道，由于保守党即将参加不久举行的英国大选，因此不值得以核武器相威胁，英国希望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并就西柏林的通道问题协商新的解决方法。然而，伦敦不久就发现自己在西方阵营内处于孤立地位。[18]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认为的那样，对赫鲁晓夫屈服会导致西德局势的不稳定，损害西方国家联盟，使美国受到孤立。不过，他几乎和赫鲁晓夫一样对这种国际僵局感到焦虑，也很想寻求突破。艾森豪威尔对核战争会带来的危险感到很恐慌，1956年1月在听了空军关于有可能发生核战争初级阶段的汇报后，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形象地描述了他的这种担心。空军的汇报设想了两种情况：其一，美国对苏联的原子弹攻击没有得到任何事先的警报；其二，美国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将遭受“全面的经济崩溃”，有大约65%的公民需要医疗援助，“总体来看，美国是无论如何没有机会重新恢复过来的”，而苏联遭受的损失会比这严重三倍。艾森豪威尔写道，这“太可怕”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遭受的损失与此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减轻损失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有悖于我们的传统”，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国会秘密宣战，不过那“好像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顾起来，空军的汇报极大地夸大了1956年时苏联发起核战争美国可能遭受的损失。正如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苏联的核潜能可以对美国总统的神经进行很好的考验，即使在其成为现实的战争手段之前。对于杜勒斯而言，苏联外交政策就好像是一本公开发行的书籍，具体地说，就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问题》，杜勒斯的办公桌和床头都摆放着这本书。但是艾森豪威尔仍时刻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莫斯科也许会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他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于1957年击败他的对手时，杜勒斯“对此并没有感到高兴，因为赫鲁晓夫此人并不可靠，行为怪异”，而艾森豪威尔则希望这位苏联领导人“也许会做出友好的表示”。
到1958年初，艾森豪威尔的挫败感与日俱增。美国正在失去一场宣传战，最为严重的是，正在日益失去和平的机会。2月9日，他向杜勒斯坦陈说，他已经开始感到“绝望了”。他考虑邀请赫鲁晓夫来美国进行“实地考察”，但杜勒斯表示反对：“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对这样的首脑会晤没有任何准备，而且这也是我们以前宣称不会举行的。”艾森豪威尔转而考虑邀请不担任政府职务的主席团委员；双方并不举行谈判；“让他们在美国到处转转”。但是杜勒斯认为，在没有得到司法部长与国务卿同意的情况下邀请“共产党人来美国”是违反法律的。总统后来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吸收一万名苏联留学生到美国的大学里来。这听起来像个“花招”，杜勒斯反对说。此外，“我们也不大可能安排这么多的学生”。艾森豪威尔只得表示同意，但他仍“在寻求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办法”。
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前进道路上最后的障碍就是他的东德盟友。乌布利希和阿登纳一样脾气古怪。他当然想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但是他首先想得到的是柏林。对他来说，西柏林是他必须努力争取的战利品，而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西柏林则是其打破国际僵局的控制杆。乌布利希要求的不仅是行动，而且还有苏联不断增强的援助力量。赫鲁晓夫愿意提供帮助。事实上，莫斯科一直在提供帮助，但是苏联经济本身也是压力重重。当柏林危机开始时，东德通过两个德国之间特殊的贸易安排享受特别的贸易通道，其产品可以进入西方市场。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实施他的威胁计划的话，失去这一贸易通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损失不仅会损害到乌布利希的政权，而且也会使赫鲁晓夫的政权受到削弱，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了——就在此时，赫鲁晓夫正努力削减苏联的军队规模与水平——如果危机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如果西方国家坚持他们的立场，使得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单独签署协议，那他就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对东德合法地位的承认。如果他转而控制柏林通往东德的通道，那乌布利希就能下定决心，是想进行战争，还是要和平。由于西方国家领导人不能确定赫鲁晓夫是否是在讹诈，因此他们开始调动部队，准备强行进入柏林，以验证他们对赫鲁晓夫意图的判断。即使爆发战争，或者东德就像1953年时那样爆发起义，赫鲁晓夫也推断可以避免战争。但是，如果战争避免不了，那又会怎么样呢？出于种种考虑，他的总体战略（如果他的想法真能称得上是战略的话）从一开始就是怪异的。[19]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战略还确实起到了作用。
对于赫鲁晓夫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西方国家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英国和法国都不准备支持哪怕是有限的武力使用，特别是在做出善意的谈判努力之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准备将东德边界的控制部队看做苏联的代理人，但是在西德的反对下，他们退却了。武装部队何时何地运用的问题需要在盟国间进行广泛的磋商。此时，就像艾森豪威尔在12月11日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与赫鲁晓夫取得联系，弄清楚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1958年12月1日，国会参议员休伯特·H.汉弗莱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持续八小时的会谈，努力想刺探赫鲁晓夫的真实想法。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叙述，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也同样想弄清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的想法。[20]这两个情绪高涨的（不用说狂躁了）对话者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汉弗莱在第二天的口述记录中说，他们之间的会谈也许是冷战历史上最富生气的。汉弗莱提出了会见请求，他于下午三点钟吃惊地得知会谈将在一小时后开始。四点半，他认为应该结束了，但赫鲁晓夫坚持让他留下来。在克里姆林宫内总理的办公室，他们分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两边，只有特罗亚诺夫斯基在场，两人一直谈到了七点钟，赫鲁晓夫吩咐将晚餐送进来。晚餐过后，赫鲁晓夫将米高扬招呼过来，三人继续争吵，一直到晚上11点钟。
当会谈终于结束时，汉弗莱简直无法抑制他内心的快乐。首先，他终于从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挨了过来。“我是唯一在一天之内三次去过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的活着的美国人。”他后来开玩笑地说。还有他被他的东道主折服了。“这家伙有着非凡的幽默感，他很聪明，真的很聪明。请相信我，你不是在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这伙计生得太早了，走得太迟了，相信我。”特别是谈到美国时：“这家伙研读的太多了（纽约、加利福尼亚与明尼苏达的政治形势，包括赫鲁晓夫所谓的‘新麦卡锡’选举，即众议员尤金·麦卡锡[21]的选举）——我真希望我也能有他那样的了解。”汉弗莱的东道主曾一度“匆匆挥就了一篇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长长的演讲稿，我真希望自己一生中也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讲话稿。嗨，他还真的给我讲了这个话题。……我们相处得真的很好。我实在很喜欢他。”
历史并没有记载汉弗莱的仰慕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应，但这位参议员承认，他们之间的会谈并非全是轻松与愉快的。此次会谈是十分严肃的，有几次甚至令人害怕。在讨论过程中，赫鲁晓夫透露了一点“美国人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苏联刚刚爆炸了一颗5000万吨级的氢弹。他们还拥有了一枚新的火箭，射程太远（9000英里），都找不到可以试验的场所。赫鲁晓夫狡黠地笑着问汉弗莱的出生地是哪儿，然后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走到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前，用一支粗大的蓝铅笔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画了一个圈。“这样，我就不会忘了命令他们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这座城市。”赫鲁晓夫说。
汉弗莱抱歉地说他不能对赫鲁晓夫的好意作出回报，他没有能力让美国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曾20次左右提到柏林，称柏林是“毒刺”、“肿瘤”、“卡在我喉咙里的鱼刺”，只是没有说柏林是“西方国家的睾丸”（这是他1962年时的用词）。他告诉汉弗莱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不是吃素的”，赫鲁晓夫敲着桌子说。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是身子前倾，小眼睛里放出了光，手指敲击着桌面，声音坚定而短促。
汉弗莱报之以李。当赫鲁晓夫提到美国的经济困境时，汉弗莱“告诉他，天哪，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提到1960年的选举时，他警告说：“你等到你们的人当选了再说。你们的处境一直不错，但我们在高尔基公园就可以让你们全都报销。”在汉弗莱看来，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巧妙的应答，但是在被警告不要威胁柏林时，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威胁，几次情绪激动地重复说：“不要威胁我！”
赫鲁晓夫心里好像有一本账，记着“每个说过他坏话的（美国）将军”，特别是那些说过如果战争来临的话，美国将采取什么应对之策的将军，他们谈到何时、何地将采取什么措施，将会给苏联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每次你们说这样的事情时，”赫鲁晓夫解释说：“我都必须作出回答。”意识到他的这种回击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此他说他曾考虑停止这种不必要的相互争强好胜的口角战。也许这可以解释苏联媒体与他的想法之间悬殊的差异，甚至在他的想法中间也存在着这种悬殊的差异。威胁的言语过后就是恳求。只要柏林问题能得以解决，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好起来”。如果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感到难以接受，“那你们给我们提出什么反建议。我们准备接受任何合理的建议。你认为如何？”
他“急切地想举行首脑会晤，急切地想受到美国的访问邀请”，汉弗莱后来对政府高级官员说。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太多口头上的表示，但从他的闲言碎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喜欢旅行；他很喜欢英国；米高扬，这个赫鲁晓夫经常取笑的对象，曾在美国呆过，并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想一想，如果我有机会去美国，那我会知道多少。”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给他的客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可靠，认为我们富裕而强大……老是作弄他”，“以进攻的方式保护自己，特别机密的事情不能让人相信”，“表面上装出可以让人依赖的样子”，在此过程中“通过夸张显露出他缺乏安全感”。汉弗莱说，赫鲁晓夫喜欢用的两个词是“愚蠢”和“傻瓜”。赫鲁晓夫几次重复说到“现代政府中不应该有傻瓜的立足之地”，例如，像“反党集团”中那些傻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将我打倒’，他轻蔑地说，你知道，他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放出光芒。他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是他的特长。‘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只是召集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参议员，当我结束我的发言时，甚至那七个人（原本会投票反对我的）也投了我的赞成票。’”
赫鲁晓夫最为担心的好像就是他正在被美国人当做傻瓜。汉弗莱敦促美国政府仔细研究赫鲁晓夫的个性，将所有曾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见过面的人得到的印象反映给“精神病学家，而不是外交家”。不过，这种需要精神病学家诊断的个性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是那种很对我们路子的人。……他就是那种像艾克这样的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开始威逼艾森豪威尔时，赫鲁晓夫也向美国人作出了保证，以防这位美国总统会采取过激的反应。格沃兹杰夫向尼克松副总统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不要担心柏林事件，我们不会因为柏林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一个月后，即12月份，他又递话说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访问苏联“很感兴趣”，并“衷心祝愿尼克松的访问能带来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设性建议”。美国政府的反应通过格沃兹杰夫很快传递到了苏联政府那里，如果能保证柏林前线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那尼克松就会来苏联访问。
距离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已经两个月了，但没有产生任何他能称得上是进展的效果。“离最后期限到期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但事情并没有出现任何转机，父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所看到的那样，他的主子“感觉进退维谷，不知道应如何处置才好”。从理论上讲，他可以以谈判为借口，推迟最后期限，但是在他的威胁阴影笼罩下，谈判好像是不大可能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取消这些威胁的情况下说服艾森豪威尔走到谈判桌前，但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22]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都无法胜任的。于是赫鲁晓夫要求他长期的克里姆林宫同事、精明的亚美尼亚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去华盛顿平息由他自己的行动引发的紧张气氛。“你挑起来的，你自己去吧！”米高扬当时尖刻地回答道：“再说了，也没有人邀请我啊。”“不，我不能去，”赫鲁晓夫说：“我是最高首脑。你可以作为缅希科夫的私人朋友去。”
除了华盛顿，米高扬一月初的美国之行还包括纽约（在那里他会见了主要的商业领导人）、芝加哥（在那里，示威者向他投掷了鸡蛋）、洛杉矶（在那里，抗议者扛着一个敞口的棺材，上面写着“米高扬，去死吧”），此外还参加了多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绝不能称得上是友好的。“想想要是赫鲁晓夫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两人在美国访问时他都全程陪同，“但是米高扬有他自己的风格——刚毅、讽刺、幽默，或者可以称得上是冷静地驳斥”。
在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尼克松会谈时，米高扬努力降低当时的国际紧张气氛。实际上，他是在恳求他们理解，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向他们保证莫斯科并不想在柏林破坏西方的利益；他否认苏联的新建议是一种最后通牒或是威胁。他坚持说，克里姆林宫想要的只不过是“还没有得到美国任何新的表示”。[23]
米高扬从美国带回的消息喜忧参半。他会见的大企业家，例如阿维雷尔·哈里曼[24]与约翰·J.麦克洛伊[25]，头脑很清醒。杜勒斯暗示说自由选举并非统一德国的唯一办法，艾森豪威尔好像愿意接受外长级的会谈。但是这位美国总统拒绝进行首脑会晤，在柏林问题上也没有做出一丝让步。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一结果“不仅让父亲感到失望，还使他的计划显得有些脆弱”。但是他“在复述米高扬在美国会谈期间的故事时还是面带微笑的。美国人同意坐到谈判桌前”。
赫鲁晓夫的下一个希望是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担心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于是他主动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他们曾向麦克米伦的前任发出过访问邀请。
这并非华盛顿希望的处事方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担心英国人会“拿不稳立场”。虽然麦克米伦后来坚持说美国人对他的使命有着“完全的信任”，但杜勒斯实际上说的是，如果这位英国首相去莫斯科，那他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立场。[26]
对于麦克米伦的来访，赫鲁晓夫在隆冬季节体现了莫斯科所能表现出来的热情。当麦克米伦2月21日从“英国女王”号飞机上走下来时，他穿着与他1940年在芬兰作为低级信使时同样的黑色冬大衣，戴着白色的俄国羔皮帽，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克里姆林宫享用了豪华的国宴后，两位领导人启程前往塞米扬诺夫斯卡亚，在那里他们坐在马拉的雪橇上滑雪，打陶土飞靶，然后一起挤在巨大的柳条筐里，沿着光滑的斜坡玩滑雪。赫鲁晓夫很喜欢表现他的地主之谊。温文尔雅的麦克米伦后来说，挤在柳条筐里滑雪“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娱乐，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感到很吃惊。根据专家的观点，这体现了一种很高程度上的亲密感”。
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对他战争经历的称赞很是高兴，“以神采飞扬的，几乎是匹克威克式[27]的微笑”接受了这种称赞。当麦克米伦首相为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辩护，并拒绝过早举行首脑会晤时，赫鲁晓夫失去了耐心。如果西方国家不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他在一次午宴中喝得大醉后警告说，那“我们只能在死人间进行交谈”。当一贯镇定自若的麦克米伦还以颜色说，“如果想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的话，那你将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赫鲁晓夫跳了起来，喊道：“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他对麦克米伦也进行了羞辱。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希望陪同麦克米伦到基辅去。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几天来，“他一直在向麦克米伦描述基辅人的好客以及第聂伯河的美景”。现在，他突然之间不能去了，因为牙疼。“我的牙疼得厉害，”赫鲁晓夫抱怨说：“牙不能吃东西的总理是没有用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同一天下午接见一个伊拉克代表团。英国小报将此命名为“牙疼羞辱事件”，那份小报形容首相的整个行程是“巨大的失败”。
麦克米伦感到很震怒。与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28]进行了短暂的磋商后，在赫鲁晓夫别墅外寒冷的花园里，（“你可以想象得到，”麦克米伦后来写道：“两个中年的、即使不是年老的政治家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最重要的是穿着皮靴，皮靴是当时那种寒冷天气下必不可少的，身边跟着他们的顾问，在那里走来走去，就当时那种即使不会马上爆发冲突，但在苏联人的威胁之下也会变得更可笑的局势进行长时间激烈的讨论。”）麦克米伦向赫鲁晓夫传达了两个他已经仔细斟酌过的主要观点，对此他希望“赫鲁晓夫先生能仔细做好记录。第一是德国局势充满危险，可能会发展形成失控的局面。第二是通过合理与合作的努力，这种危险肯定是可以避免的。”
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我陈述完我的观点后，双方陷入了沉默，在此期间，葛罗米柯和米高扬相互看了看，然后又都看着他们的主子。”这不足为怪！ 麦克米伦首相如此严肃地表达出的观点与赫鲁晓夫在他的所有讲话中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这就是麦克米伦从莫斯科带回去的信息，那么从苏联人的观点来看，他的此次访问还是有所帮助的。
麦克米伦访问的另一个成果是赫鲁晓夫放弃了5月27日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如果西方国家不喜欢5月27日这一最后期限，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改到六七月份的某个时候：“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首脑会晤的建议，那从四月底开始进行外长级会谈，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三个月怎么样？由于5月27日这样的会谈仍将处于进行当中，因此最后期限可以自动推延。
赫鲁晓夫的举动让麦克米伦大吃一惊。他“完全控制着他的同事”，除了米高扬，他“作为苏联政权里的第二号人物，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他的人“则是小心谨慎地看着他的反应行事”。赫鲁晓夫“发言时没有提纲，不做记录，几乎不和他的同事们磋商”。他“对细节问题把握得特别好”，但“对于复杂或是微妙的逻辑观点并不是总能轻易发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文雅举止有一定的反感”，他的反应“特别情绪化”。他有着“敏锐的权力意识”，以及“仍然很深的自卑情结。……对于任何他所想象的故意无视举动特别敏感”，在翻译将赫鲁晓夫的讲话译成英语时，麦克米伦和劳埃德窃窃私语，对于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无视，赫鲁晓夫甚至动了怒。
在外交场合中久经考验的老练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对待客人时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与挑衅举止”感到“很吃惊”。在一次会谈中威吓麦克米伦后，赫鲁晓夫向特罗亚诺夫斯基吹嘘说，他曾“用电话筒戏弄了（这位英国首相）一下”，接着抱歉地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一定觉得很震惊吧。”
在他的“虚张声势”被识破后，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做出了让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儿子这么认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斗争，尽管他极力想让自己和他的手下人相信他取得了胜利。
外长会议于5月11日在日内瓦举行。同一天，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显露出欢快的语气：“首脑会晤即将举行。”麦克米伦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艾森豪威尔也“倾向于”这一想法，戴高乐同样如此。苏联的国际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然而，到了六月中旬，外长会议陷入了僵局。西方国家准备将柏林问题从他们的“一揽子方案”中剔除出来（仍然呼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改变他们在柏林的地位（通过减少驻军，就新的通道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但他们并不准备就基本权利做出让步，或是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苏联也许会接受一项临时性的协议，即在两个德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维持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但是葛罗米柯并不承诺如果协议达成后，这些权利能继续得以保持，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会谈进行当中，废止西方国家权利的威胁仍然存在。
甚至在5月11日前，艾森豪威尔已经明确表示，外长级会谈的进展是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他并没有具体界定这种进展指的是什么，但在日内瓦达成的结果肯定不属于这种进展之列。如果是这样，那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作出更好的表示呢？东德观察员被包括在日内瓦会谈之中（就他们与西德观察员就座的桌子形状进行了激烈而痛苦的争论），这已经是一种事实上的承认。此外，乌布利希认为外长会谈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尽管（他于3月告诉赫鲁晓夫说）德国问题的彻底解决会需要数年时间，也许甚至是数十年。急于想举行首脑会晤的是赫鲁晓夫，不是乌布利希。既然德国问题在一两年内无法得到全面解决，那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权利不会受到损害呢？
赫鲁晓夫也许有过这种想法。根据国务卿赫脱的看法，在6月7日之前，苏联的谈判立场好像都是灵活的，但到了6月7日，他们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为了达成一个新的德国条约，赫鲁晓夫威胁要建立一个新的柏林政权，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相反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没有退路的境地。不过，这一处境让人听起来觉得仍然是个机会。他于6月7日宣布国际形势没有陷入僵局。如果外长会议不能达成任何协议，那也许在首脑会晤上可以达成；如果外长会议失败的话，那首脑会晤就更有必要了。如果首脑会晤也不能取得进展，那“世界上的公众舆论”就会要求再进行另外一次尝试。“如果需要，”赫鲁晓夫在当月晚些时候慷慨地表示：“我很乐意与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不止一次的会晤。”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得应付与阿维雷尔·哈里曼的会谈，他们在6月23日进行了又一次马拉松式的交谈。此次会谈于下午一点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赫鲁晓夫穿着一件松垂的灰白色上衣，左胸前佩戴着两枚勋章，右胸上一枚，打着暗红色的圆点花领带，衬衫袖口上装饰着大大的红色链扣，哈里曼觉得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的会谈转移到了位于新奥加廖沃的贵宾别墅，在那里会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十点半。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还在门口站了15分钟，以确信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哈里曼有着富裕的贵族背景，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守势，将他现在的同事和以前的对手都包括了进来。“我是个矿工”，米高扬的父亲是个“水管工”，而科兹洛夫，“虽然不像我们这样粗俗”，原来曾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马林科夫“不值得一提——只不过是一只小鸡仔”，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说，贝利亚“也不值得一提”；只有莫洛托夫值得尊重。基里钦科现在好像是当然的接班人，但赫鲁晓夫提醒哈里曼不要把宝押在基里钦科的前途上。“我唯恐失掉我现在所拥有的特权，”赫鲁晓夫坦承地宣布：“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掌握着苏联共产党。如果想置我于死地，那你们只是痴心妄想。”
“在主席团里，你的话就是法律，是吗？”哈里曼问道。
“是的，”赫鲁晓夫回答道：“但没有一种法律是人不能设法规避的。”
赫鲁晓夫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也同样带有这种敏感。“不要认为苏联人还像沙皇将阿拉斯加卖给你们时那样穿着树皮做成的鞋子。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苏联“需要你们的友谊，但不是用软弱和屈膝换来的。如果你们想用实力和我们说话，那我们会作出同样的回答。”
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以守为攻。波恩只要一枚原子弹就“足够”了；三到五颗就可以解决法国、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生怕哈里曼还有什么疑虑，赫鲁晓夫比较了火箭有效载荷的不同规格：美国的导弹只能携载22磅重的弹头，而苏联的火箭可以携载2860磅重的弹头。
值得称赞的是，哈里曼对赫鲁晓夫的威胁进行了回击。赫鲁晓夫的威胁“听起来令人震惊”。他相信葛罗米柯先生在7月13日外长会议重新开始时会经得起考验。葛罗米柯将会反映苏联政府的观点，赫鲁晓夫严厉地说。如果不能，他就会被“解职”。之后，又是新的一轮威胁：西德“在10分钟”内就会被摧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波恩与鲁尔，德国就会完蛋。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伦敦是英国的中心。你们在我们周边部署了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火箭可以摧毁它们。如果你们挑起战争，那我们也许会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我们的火箭会自动发射出去”。
“你们也许可以告诉任何人你们的想法，”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承认阿登纳为德国的代表。他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阿登纳扯下他的裤子，从后面看你就可以知道德国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如果从前面看，你会看到德国是站不起来的。”
他后来又说道：“我们决心取消你们在西柏林的权利。在柏林驻扎着1.1万人的部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可以一口气将他们吞掉。……你们的将军们说要用坦克和大炮保卫你们在柏林的地位，但这些坦克大炮也是可以被烧毁的。”
如果将赫鲁晓夫言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写下来，看上去颇有希特勒的风格。不过根据哈里曼的叙述，这位苏联领导人“整个晚上都显得很亲切，脸上始终挂着笑容，频频举杯——主要是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他可以痛饮这种酒——不时奉承（哈里曼）是个了不起的资本家”。不过，他仍然进行着战争威胁。要是换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也许会担心美国采取过激的反应——斯大林就曾小心地避免使用这种恐吓手段，而这正是他的接班人的惯用手段——但是赫鲁晓夫知道（或者他认为自己知道），他可以将艾森豪威尔推到何种地步。
艾森豪威尔于7月8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已经有了关于赫鲁晓夫与哈里曼会谈的公开报道。在被问及他对赫鲁晓夫威胁的反应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冷静地回答道：“好，我根本没有考虑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应该沉湎于这样的事情，哪怕是模糊的最后通牒，或是威胁。这不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这种镇定自若是表面上的。事实上，随着赫鲁晓夫的举动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他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当麦克米伦呼吁举行高级别会谈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被迫参加首脑会晤”。但是“如果世界形势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他于4月7日对他的顾问们抱怨说，“未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除非我们能在谈判上取得一些进展（当时距离日内瓦会晤已经四年过去了）。”
艾森豪威尔捉摸不透与之打交道的人究竟是何种处事方式。“你们读过（赫鲁晓夫的）演讲稿吗？”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问道：“他在描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时用的那些词汇简直……”在被问及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麦克米伦访问期间的行为时，艾森豪威尔说这也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通过近距离观察作出评价判断的能力颇感自豪。在米高扬访问前夕，他希望他们能“努力透过彼此双方的面部表情，看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是否有着诚实与和平的动机？我们双方是否对军备竞赛所带来的负担感到力不从心，想找到一种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3月，他考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以“挽救局势”。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就下令国务院对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可能性进行一次“十分秘密的”研究。6月中旬，由于日内瓦会谈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私人秘书安·惠特曼说：“其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赫鲁晓夫先生到这里来，与总统单独会谈。”当外长会议于一个月后在日内瓦重新开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批准了邀请赫鲁晓夫前来美国的计划，他希望这一访问可以“打破外长会议中的僵局”。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将日内瓦会谈中的具体进展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前提条件。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29]负责向科兹洛夫转达这一前提条件，科兹洛夫当时正在纽约参加一个苏联艺术与技术展的开幕仪式，准备于7月13日搭乘飞机回国。本来墨菲应该转达的思想是，如果日内瓦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两国领导人可以在美国举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赫鲁晓夫愿意的话，会谈结束后还可以在美国游历一番。但是墨菲却说成是“没有限制条件的”邀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这一情况时，赫鲁晓夫已经于7月21日接受了这一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特别窘迫”，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他7月22日告诉墨菲说。现在他不得不经历一次他“拒绝”的会谈，他对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究竟想达成什么目的”都没有清晰的想法。
关于这一混乱状态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对此并不相信。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颇感吃惊。几个月来，他一直想得到这样的邀请，但没有成功。他在7月份告诉一个美国地方官员代表团说，他随时可以去美国访问，也希望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到苏联来。但是直到那时，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并因此感到“十分伤心”。
当科兹洛夫于一个周末的早上从纽约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位于莫斯科河边的别墅里，突然科兹洛夫打来电话，并马上驱车赶了过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希望设法得到美国的邀请——至少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或是为了那种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特别紧张。但是现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意味着什么？是某种转机吗？”
赫鲁晓夫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充满了巨大的满足感”。他儿子记得：“我甚至可以说，是欣喜万分。他将此看成是美国已经最终承认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成为苏联第一位受到正式邀请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这好像就是赫鲁晓夫一直期待的“突破”，即“在柏林问题上他在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下取得了具体成果”。
不出所料，当外长会议于7月13日重新开始时，他们之间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直到8月份才宣布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但与华盛顿在日内瓦的交锋才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尼克松副总统在7月23日至8月2日对苏联的访问预示着两国间即将到来的高层交往。
两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赫鲁晓夫开朗热情，尼克松拘谨克制。不过，两人对细微之事都特别敏感，都坚定地显示出自己不能受到羞辱。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尼克松脑子里考虑的是“在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过程中，我应如何表现”。虽然想到了可能会受到赫鲁晓夫的威逼，但他并不愿意“以威胁对威胁，以吹嘘对吹嘘”。不过，他“还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会谈是一场激烈的口角战。几天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受控国决议》，谴责苏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控制。这种决议是美国国会的例行做法，从1950年开始每年都有，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一决议好像旨在软化他的立场，以配合尼克松的访问。
“这种决议令人作呕，”他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与尼克松会谈时说：“就像新鲜的马粪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难闻的了。”下面就是尼克松当时回答的原话：“我觉得主席先生搞错了。还有比马粪更难闻的东西，就是猪屎。”
经过这样的开场白后，接下来会谈的气氛不可能再坏到哪去了——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赫鲁晓夫声称，虽然尼克松是律师出身，他只是一个矿工，但他仍然能在辩论上胜过他。他吹嘘苏联火箭的威胁与精确性，透露了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也许除非前一周的来访者——说过的“机密”（如苏联已经窃取了美国的战争作战计划），威胁要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天就摧毁德国、英国和法国，然后又矢口否认他是在威胁任何人。
当两人前往参观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的美国展时（尼克松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就像科兹洛夫在纽约参加苏联展时一样），相互之间的冲突仍然持续着。展览会上展示的美国优势——在一个高达78英尺的网格球顶内，一个巨大的屏幕上展示着有关美国城市、高速公路、超级市场以及大学校园的幻灯片，并伴有音乐与俄语讲解——对苏联宣称的赶超美国的宣传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一个装配着彩色电视摄像机与监控装置的RCA电视台演播室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生气。戴着他那标志性的巴拿马帽子，穿着松垂的浅灰色外套，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赶上美国，随着苏联的不断发展，不久的将来就会和美国“说拜拜”（这时，赫鲁晓夫挥舞着一只胳膊，开怀地大笑）。仍对《受控国决议》耿耿于怀，赫鲁晓夫拥抱着一位站在旁边的苏联工人说：“此人看上去像奴役工人吗？人们有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们怎么可能会输给资本主义国家呢？”[30]
作为展览会的东道主，尼克松起初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对赫鲁晓夫的挑逗言辞作出回答。但是，赫鲁晓夫的攻击还是让他“跳了起来”，因为当时距离下一届总统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确定的提名候选人），而且这样的场面还将通过电视呈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面前。尼克松从电视演播室里出来后大汗淋漓，马上又到了农场房屋内有着六个房间的样板“奇迹厨房”里，接下来的辩论成为历史上一件很著名的事件。厨房内的用具闪闪发光，赫鲁晓夫将此也作为其指责美国的工具，坚持说他的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机器。接着，他和尼克松副总统“一前一后走向厨房”（尼克松的话），两人都用手指点着对方的脸。
经过这一交锋后，善变的赫鲁晓夫又换上了迷人的面孔，邀请尼克松一行（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的兄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31]博士，总统派遣他一道前往，以便提交一份访问报告，作为和尼克松的比对）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午宴，结果在喝完酒后，他们将香槟酒杯扔到了壁炉里。在美国大使住处的宴会上，在一片俄罗斯乡村美景的赞扬声中，赫鲁晓夫在一时冲动之下，提出让美国人马上驱车到他的郊外别墅去，按计划这一行程本该在第二天早上。当尼克松第二天早上到那里时，他发现赫鲁晓夫的别墅“是我从来未见过的那种豪华住宅，整个庄园比白宫还要大，周围是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与花园，大理石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了莫斯科河边”。在莫斯科河上两个小时的航行期间，赫鲁晓夫的装束包括一件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以及一双露出脚趾的凉鞋，但衣冠楚楚的尼克松却热得出了汗，他们乘坐的25英尺长的摩托艇至少在河里的游泳者附近停下过八次，这样赫鲁晓夫就能够靠上前去问：“你们是受控者吗？你们是奴隶吗？”得到了合适的答复后，他戳着尼克松的腰说：“看到我们的奴隶是怎么生活的了吗？”
在一次持续五个小时、显得并不轻松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再次吹嘘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对此尼克松进行了回击。“整个下午，我们两人之间都冷冰冰的。”事后他心满意足地说。能言善辩的赫鲁晓夫展示了尼克松所说的那种“让管弦乐队指挥都会羡慕不已的保留手势”：“快速地挥舞着手臂，就像赶苍蝇似的打断别人的话”；不耐烦地抬头向上望，“如果他感觉已经厌烦了争论，想休息一下的话”；两臂张开，双手握成杯状，“好像双手里握满了让所有人看到的不言自明的证据似的”；生气时双手一齐挥动，“好像让他的乐队演奏得更卖力一点似的”。
所有这一切不久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展示，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也需要进行安抚。8月3日，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这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一向多疑的阿登纳担心美国会在最后时刻将其出卖，戴高乐怀疑美国和苏联的交易会将法国撇到一边。刚刚责备了麦克米伦提出的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自己现在抢足了风头。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十分生气——震惊——甚至是愤怒。”这位英国首相抱怨说。“这不是美国人不守信用（就像我的一些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他们愚蠢、幼稚与无能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想到两个超级大国——俄国与美国——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而且是背着我们达成某种交易。”
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在赫鲁晓夫前往美国之前与他的盟友在“西方国家首脑会晤”上会面。当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后，艾森豪威尔依次访问了每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首都，以免让他们觉得美国总统好像是他们大家神圣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会谈只是增强了他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感觉。他在欧洲所听到的一切促使他努力想将任何德国与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拖延几年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就此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万不得已时，西方国家就单方面进行拖延。
他努力降低他的期望值。他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只希望“能将与苏联的关系稍稍解冻一点”。9月10日，他为正式的四国首脑会晤规定了两个条件：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无论如何，苏联必须作出一些明确的表示，严肃的谈判应能为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带来真正的希望”。
事实上，这些条件已经说明美国从以前的立场上退让了，美国原来坚持在首脑会晤前必须取得实际的进展，而不是在首脑会晤中。此外，随着赫鲁晓夫来访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的期望值提高了，通过访问中的仔细观察，发现“此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准备，或是具有这种意向”，他也许能取得一种私人关系上的突破，即使不是政治上的突破。艾森豪威尔在8月份说，不管会发生其他什么事情，至少赫鲁晓夫都会看到“我们自由生活与工作的人民”，这“一堂课”也许会“产生一些效果”。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即将到来的访问是“他的辉煌时刻”，他女婿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这是“对他个人事业的承认”，同时也是对“他的国家的尊重”。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很激动，总是不停地对听众灌输这样的思想：‘要是在20年前，谁会想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邀请一个共产党人前往访问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实力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与实力。谁会想到这些资本家会对我，一个工人，发出邀请呢？看看我们这些年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
然而，这一访问也将成为又一次考验。赫鲁晓夫担心，他儿子说，美国的“‘资本家与贵族’会看不起他这个原来的工人，只是出于特别的需要，才屈尊和他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的”。因此，他得表现得最好：讲话要小心谨慎，谈判要机警敏锐，而且还要让自己表现得体面而镇静。
为此，他在出发前作了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在黑海边的沙滩上，在烈日下的遮阳篷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仔细翻阅着由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材料，努力想预测到所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与此同时，讲话稿的撰写人员为此次访问起草了在各种场合下的发言稿：到达与离开时，早餐与午餐时，还有在商业界人士与记者面前的。后来在莫斯科，另一个智囊团每天早上九点就聚集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对讲话草稿重新进行审阅，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在面对美国听众时不致出现什么差错。
构建一个谈判战略特别重要。“涉及这些问题时，”谢尔盖·赫鲁晓夫说：“就需要父亲自己作出决断了。”他既不在乎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以自己的痛苦思考进行弥补。“父亲总是在脑子里思考着即将到来的谈判，不管是在沙滩上晒太阳，还是漂浮在海水里，即使在晚上沿着那条所谓的‘沙皇大道’散步时，他满脑子里想的也是谈判。”
散步回来后，赫鲁晓夫会将速记员招来，开始口授他的想法。他会让美国人看到“我们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左右的，或是让他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过，他还想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实现最低限度的和平共处。将具有深远意义的目的与敏感地强调自己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是赫鲁晓夫典型的处事风格。这也就是他儿子所说的他对访问中的礼仪活动“吹毛求疵、心怀狐疑”的原因。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原本在美国人的眼里是个“才能有限、多疑的人”，但此次他的表现却很不错，要求美国人安排的访问路线需让他的主子感到脸上有光。不过，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受到怠慢与羞辱。
尽管如此，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于访问前就开始了，就是有关欢迎仪式的安排问题。尽管他是苏联政府与共产党的首脑，但为了与艾森豪威尔一致，他应该受到国家元首的接待规格。即使在得到保证他会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后，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得不到适当的礼仪规格的接待，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有损我们的士气”。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他通过缅希科夫（如果有一点头脑的话，他是不会转达的）向美国人发出了警告，艾森豪威尔在回访莫斯科时受到的礼遇将不会好于赫鲁晓夫在华盛顿时受到的欢迎。
接着是对于戴维营的担忧，在葛罗米柯从莫斯科带到皮聪大的美国人草拟的访问路线中，有去戴维营访问的安排。“戴维营？”赫鲁晓夫怀疑地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葛罗米柯所能提供的解释就是将其翻译成俄语。赫鲁晓夫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营地？”为什么在那里而不是在首都举行会谈？在询问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后，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原来戴维营是美国总统位于马里兰州的别墅。
赫鲁晓夫在数年后引用这一事例来说明当时双方对彼此是如何的不了解，但在当时，他担心的可远不止这些。戴维营是不是个“他们把不信任的人送去隔离的地方”，他曾经想过，“总统是否会在那里与我单独会谈？”赫鲁晓夫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他记得在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初期，苏联有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太子岛去与西方国家代表会晤，后来报纸上报道说，这里就是人们“放逐野狗让它们等死的地方”。
其他所有的安排都是赫鲁晓夫担心的问题：谁将陪同他前往美国？他们应该乘坐什么飞机去？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到达？葛罗米柯是外交部长，因此他显然是代表团的人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不过赫鲁晓夫还想带一位著名的作家前往，以增加代表团的文化分量。从文学成就上来看，他的选择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他是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肖洛霍夫有嗜酒的毛病。以前，赫鲁晓夫对让肖洛霍夫出国访问曾有过犹豫（在苏联的制度下，这是党的领导人的特权），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失态，以致可能会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国家的声誉”。但是当肖洛霍夫成功地在访问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期间克制住了自己后，他们决定把他列在代表团名单内。
是否应该带家人也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苏联领导人出访是没有带夫人的习惯的。“斯大林对任何带夫人出访的人都很怀疑。”赫鲁晓夫回忆说。主席团委员们自己也认为“带夫人出访不像是办公事，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奢侈”。然而，曾经去过美国的米高扬对带夫人出访表示赞同，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可以对她脾气火暴的丈夫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赫鲁晓夫回忆说，米高扬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带尼娜·彼得罗夫娜以及我的孩子们同行，可能会给国外公众留下较好的印象”。在征得大使与汤普森夫人的同意后，赫鲁晓夫不仅带了他的夫人同行，而且还带了他的孩子们，尤莉娅（第一位妻子所生）、拉达、谢尔盖以及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女儿尤莉娅（他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着）。
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坐什么飞机去。要是乘坐伊尔—18飞机，他们沿途就需要做几次停留，进行加油。新的图—114可以不用途中停留直接抵达华盛顿，但是这种飞机的首次长途飞行刚刚于5月份结束，在飞行结束后，飞机引擎上发现了一些微小的裂痕。尽管主席团同事、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自己长期的私人飞行员都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乘坐这种新的飞机。他对1956年4月图—104在伦敦上空的胜利出现（尽管只是为他和布尔加宁传递信件）仍然记忆犹新，想象着图—114能在华盛顿引起更大的轰动。赫鲁晓夫强迫不太情愿的科兹洛夫驾驶这种新式飞机于当年初夏飞往华盛顿，天哪，美国人竟然没有那么高的舷梯可供图—114的乘客走下飞机。“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听到科兹洛夫只好用飞机上的备用软梯时高兴地欢呼说：“让他们看看我们能造出什么来！”其实，他不知道这种飞机之所以离地面这么高是为了防止飞机引擎吸入苏联不清洁的机场跑道上的石子、灰尘或是其他的碎片，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他知道的只是图波列夫[32]设计了世界上最高的飞机。
图波列夫本人对飞机的性能作了保证，他甚至让他儿子与赫鲁晓夫同行，以显示其对这种飞机性能的信心。如果哪位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能猜到阿廖沙·图波列夫[33]呆在飞机上的原因，那他应该得到一枚聪明勋章，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宣布图波列夫的儿子与我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说：“因为这么做等于是作出了解释，这样也许会损害我们的形象。”
准时抵达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仔细计算过从莫斯科飞抵华盛顿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抵达时会有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我们不能迟到，但我们也不想降落太早。我们可以在华盛顿上空盘旋几圈，以保证不在拟订的时间前抵达，但是如果我们迟到的话，那对我们的声望将是个打击。”
赫鲁晓夫努力控制自己，不致在访问中显得太紧张，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此次重要的访问前夕，他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个政治家，更有尊严。但是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两次发火了。一名记者引用阿登纳的话说赫鲁晓夫现在将看到美国是如何的强大，他反击说他不会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并称那位西德总理“年老体弱”。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次年6月回访时，他是否会被邀请参观苏联的导弹发射基地？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说，他是否会以苏联的实力吓唬艾克？“你想让我们的会谈蒙上不友好的气氛。”他严厉地回击道。如果他给艾森豪威尔这种礼遇，那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有充分的理由质问：“你们邀请我来是为了什么？是想羞辱我吗？”
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赫鲁晓夫要求记者们“多包容”，如果他“说错什么话的话”。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是带着开明的思想与真诚的心愿去美国的”，因此，如果“我今天所作的任何声明传达出了不同的思想，那么请要求我加以澄清……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好事之人利用我在这里所说的事情增加‘冷战’的紧张气氛。”
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9月15日达到了顶峰。巨大的图—114客机于早上七点从跑道上起飞。12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将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空军基地迎接他。除了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外，飞机上还有一组喷气式飞机引擎方面的专家，他们坐在主机舱里被特殊隔开的角落里。在一种特殊仪器的帮助下，类似于将听诊器与心脏监控设备连接起来的方法，他们时刻监控着这架飞机引擎的脉搏。红灯闪烁就表示遇到了麻烦，绿灯闪烁就表示一切正常。
下面也是一片紧张气氛。克格勃本来想让苏联的巡洋舰与驱逐舰部署到飞机经过的路线，以防飞机坠落，但是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方案，认为这过于昂贵，而且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帮助。苏联安全部门于是派遣客轮、油轮与渔船分散在从冰岛到华盛顿之间飞行路线的沿途。
“当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向西飞去时，我脑子里浮想联翩。”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望着下边的大海时，各种各样的想法都闪过我的脑海。”自豪是其中的想法之一：“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将一个饱受战争蹂躏、落后、无知的俄国转变成了伟大的国家，我们取得的成就震惊了全世界。”不过“我还得承认自己的担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将要经历一场重要的考验”。这种挑战部分是由于他将与美国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可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34]除此之外，就是因为美国人。他“已经通过了在印度、缅甸以及英国的考验。但是这是美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文化比英国文化高一个等级，但是美国的力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体面地代表我们的国家，并理解我们伙伴的立场。如果出现分歧，这是无疑的，我们必须表达出我们的观点，但不用提高嗓门……但也不能让自己受到羞辱，或是说出什么在外交谈判中并不适宜的事情”。
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根本经受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初次与外界打交道时，我们的敌人就会把我们打垮，我们将会由于心慌意乱而不能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将会变成某种‘内奸’”。在飞机向华盛顿飞行的途中，“斯大林的话在我的脑子里回响，但我并没有被它吓倒，相反，这些话帮助我调动起所有的力量，从士气与心理上为此次会谈做好准备。……正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人来告诉我，我们就要到达美国了。我们的飞机开始在上空盘旋，即将着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面对美国……现在，我将能亲眼看到它，亲手触摸到它。这一切又使我警惕起来，由于激动，我的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
华盛顿的天气风和日丽，安德鲁空军基地上空万里无云。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军乐队56管闪闪发亮的乐器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赫鲁晓夫的飞机还是迟到了一个小时。美国总统，还有国务卿、参联会主席、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官员，只得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待。不管他们是否对最终进入视线的这架庞大的飞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正阿朱别伊和其他赫鲁晓夫的助手以及撰稿人后来在《与美国面对面》一书中描述此次访问时写道：“他乘坐当时独一无二的、马力强劲、带有后掠翼的庞然大物来到了美国”，“使这一庞然大物跨越大洋的不仅是其强大的引擎……而且还有数以百万计苏联劳动人民的热切盼望与辛勤劳动，他们是全世界最具进步力量的群体，他们对于和平有着无法阻挡的热切渴望”。
美国人准备的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有大红的地毯、赞美的欢迎辞，还有21响礼炮。赫鲁晓夫“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是那么光彩夺目。我们国家的做法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办事，所以我有时会担心这样在安排上会有点粗枝大叶”。同时，他对这样的安排感到：“这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觉到了莫大的自豪，甚至让我感觉有点飘飘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欢迎我本人，而是因为他们欢迎的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赫鲁晓夫身穿深色的衣服，裁剪得十分考究，上面挂满了勋章。他惊讶地发现艾森豪威尔穿着便衣，而不是军装。由于担心美国总统会从一开始就想让他蒙羞，因此赫鲁晓夫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应对的方案。就在几天前，莫斯科向月球发射了一枚火箭。赫鲁晓夫本来想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件苏联登月火箭的模型，以强调苏联在航天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欢迎仪式的电视摄像机镜头前，他几乎抑制不住想大讲苏联的航天优势。在特罗亚诺夫斯基和其他助手的坚决反对下，他才同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个装饰十分精美的木盒。根据美国官方对这一场合的备忘录，“总统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个纪念品，并表示欣赏”。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粗鲁感到很吃惊，只是努力控制住不让自己的愤怒显露出来。“毕竟，”他后来告诉他儿子说：“这个家伙或许会是诚恳的。”
机场的欢迎仪式之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钻进了总统敞篷汽车的后座，沿着15英里的专用车道向华盛顿驶去。除了一些人微笑着挥舞旗帜外，沿途大多数人的脸色都很严肃，很奇怪的是他们也不发出任何声音。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就在他们的车队经过前的不长时间，一辆特别的汽车在他们经过的沿途驶过，车上挂着“不许鼓掌——不许欢迎赫鲁晓夫”的牌子。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35]怀疑是俄罗斯人自己安排的那辆汽车，目的是为了让艾森豪威尔难堪。根据《真理报》的报道：“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华盛顿大街就从未出现过如此浩瀚的人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知道并且相信，伟大的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是怀着开明的态度与最为崇高的意愿来到这里的。……”
就这样，苏联历史编撰者所谓的“惊动世界的13天”访问开始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访问”。从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的访问都是成功的：他真真切切地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了他；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足以使美国总统接受赫鲁晓夫一直孜孜以求的首脑会晤。不过，苏联人的这种看法多少有着一厢情愿的味道。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更多的还是一种表象，并非实质性的。赫鲁晓夫个人的弱点削弱了他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功。由于他对自己能否表现得合乎苏联领导人身份不敢确定，因此他总是会轻易地猜测东道主美国人是否会让他难堪，在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过程中，像平常一样，他的反应不时会过火一些。
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努力向他“解释美国人多元化的社会特征”，告诉他说：“他碰到的任何敌意表示都是少数人的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他还是持同情态度的。……”但是他们同时也肯定，那些不友好的提问也是故意安排的。“他觉得这不太合适，”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毕竟，他是一国的元首，不管是在他讲话前，还是在讲话后，人们对他提出反驳意见都是不合适的。这种事情真的让他十分气愤。他会感觉到他们侮辱的不仅是他个人，而且还有他所代表的国家，这也许是他自卑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当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那位被指派陪同他的美国外交人员至少在事后会确信，赫鲁晓夫的情感爆发旨在让艾森豪威尔处于守势。但是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他决心“不被美国人的富庶所迷惑，不要表现出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似的”。这使得他必须努力克制其天生的好奇心，尽管每天晚上他会要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他的教育部长维亚恰斯拉夫·叶流津[36]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37]，向他汇报他们对白天的见闻所留下的印象。
阿朱别伊后来写道，努力控制他的脾气与好奇心，其结果是“赫鲁晓夫总是时刻保持着警惕”，他的助手们则更加“紧张与担心”。每天早上，他们都会仔细翻阅报纸，搜寻那些他们可以向主子汇报的积极报道以及那些他们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的细枝末节。（赫鲁晓夫家里能读懂英文的人也对美国的报纸很是关注。有一次，赫鲁晓夫夫人把一张照片上的肥胖女人误认为是她自己，并为此大为不悦。“如果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照片，”她对简·汤普森抱怨说：“那我就不会来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处置裕如的能力终于显现出来了。”甚至在那些由打着白色领结、身穿燕尾服与晚礼服的社会名流参加的大型正式招待会与晚宴上也是如此，这让他的助手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不过，阿朱别伊还是不时偷偷地紧张注视着赫鲁晓夫在宴会上的表现，“担心他不知道如何摆弄那些放在他面前与盘子旁边的勺子、刀叉以及其他器皿”。
刚开始，赫鲁晓夫在控制自己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带着他乘坐一架直升机观看成千上万的“漂亮、舒适的房屋”，让飞行员在上下班交通高峰时刻在热闹的马路上空降低高度时，赫鲁晓夫装出并不惊奇的样子，他也没有显露出对“高速公路上拥挤的汽车”的惊讶。在一次正式的国宴上——美国人在国宴上都穿着正式的礼服，而苏联人则穿着西装，玛米·艾森豪威尔[38]称之为“街头装束”，客人们在弗雷德·韦林[39]与宾夕法尼亚人乐队“彩虹之上”与“共和国战歌”的乐曲声中就着酸果曼沙司吃着美国传统的烤火鸡——赫鲁晓夫的正式答谢词中交织着谦虚（“我不会装出对美国历史有很深的了解”）与他一如既往的自吹自擂（“你们现在比我们更富有，这是事实，但是明天我们会和你们一样富有。后天呢？甚至比你们更加富有！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在马里兰州贝尔特斯维尔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中心，上百位记者等候在大门外，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中心研究人员从他们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观看这位贵宾，赫鲁晓夫称赞了东道主“很好的奶牛”，但同时提醒他们，“丝毫没有贬低你们成功的意思”，“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每头奶牛的平均产奶量提高了600升”。
赫鲁晓夫当天在全国媒体俱乐部的讲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语气中充满着乐观情绪与建设性的意味，二是他明显地提防自己说错话。“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清楚，请要求我重复一下……因为我不想你们误解我真正的意思以及我竭力争取的事情。”但是，最让他感到难堪的是，第一位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赫鲁晓夫一度将这个问题先搁到了一边，要求那位提问者站起来，当没有人站起来时，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看，这就是你所要的答案。”观众的笑声让赫鲁晓夫感到更加难堪。他眼里充满着怒气，脸色涨得通红，话里带着十分的不满。不过，他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显然，你们是想让我难堪，所以才没等我回答就笑了起来。俄罗斯人有句俗语：‘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我只想加上一句，谎言不管它流传多远，终究不会变成真理。”
还有一次明显的“挑衅”（在赫鲁晓夫看来）让他说出了1956年11月他对匈牙利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最感气愤的时刻他所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发泄对西方外交人员的愤慨时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历史终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40]作为对苏联和平共处思想的注脚，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苏联会在经济与政治的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很多西方人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说，”全国媒体俱乐部里的一位提问者说：“你可以加以否认。如果你说了，那么你能否解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用一个笑话引开了这一尖锐的话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活不到将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埋葬掉的那一天。”但是，另一个关于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务的问题激起了他的怒气。“所谓的匈牙利问题，”他咆哮着说：“一直是堵在某些人喉咙里的一只死耗子——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能一吐为快。”在苏联历史学家看来，这种“直率的谈话以其理论深度与简洁明了的自然结合赢得了观众，这就是西方人所知的‘赫鲁晓夫风格’”。
在华盛顿结束了其他的访问活动后——拜访了华盛顿市的纪念碑，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了会谈（包括与约翰·F.肯尼迪进行了交谈），以及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宴会——赫鲁晓夫一行人乘坐早上8点22分的专列前往纽约，赫鲁晓夫发现纽约“是一个庞大而喧闹的城市，充斥着大量的霓虹灯和汽车，因此大量的废气让人感到窒息”。让妻子和女儿在沃尔多夫—亚斯托利亚饭店安顿下来后，赫鲁晓夫来到海军准将饭店与1600名市政领导人聚餐。他的助手向联合国人员亨利·卡波特·洛奇[41]——美国指派全程陪同赫鲁晓夫的官员——反映说罗伯特·F.瓦格纳[42]市长以及美国大使的讲话更具“挑衅性”。但是赫鲁晓夫冷静地解释说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去信奉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因为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捕猎者都会夸耀自己布设的陷阱”。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阿维利尔·哈里曼邀请了30人到他位于东81街的住所，这30个人每人都拥有或是控制着不下一亿美元的资产。约翰·J.麦克洛伊，纽约东区的无冕之王，出席了哈里曼的招待会，其他还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43]，洛克菲勒基金会德高望重的总裁、RCA的大卫·萨诺夫[44]以及都市生活、城市服务与第一波士顿公司的首脑。与这些商业界巨头相比，赫鲁晓夫这位贵宾显得很不协调。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吉尔布莱斯[45]虽然其资产远不能跟这30位巨头相提并论，但他还是赢得了他的老朋友阿维利尔的邀请，他后来描述说赫鲁晓夫“是个穿得不成样子的十分怪异的人，顶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脑袋，两条腿却很短”，坐在壁炉上方悬挂的毕加索大幅画作下。
在赫鲁晓夫看来，哈里曼的客人“看上去就是那种典型的资本家，与我们内战时期印刷的海报上的人物相仿——只是他们没有长着我们的艺术家通常在他们脸上安上的那种猪嘴”。赫鲁晓夫喜欢美国的那种鸡尾酒宴会风格：“不是让我们在桌子上固定的位子就座，哈里曼让我们自由走动，与自己感兴趣的人交谈”。他不喜欢“房间里到处笼罩的烟雾”，在这种烟雾中，“人们不停地走到我的跟前，说上一两句话，他们很显然是想试探我，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赫鲁晓夫出席的其他场合不同，哈里曼为他提供了一个提问题的机会，而不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与赫鲁晓夫内心的想法相矛盾，因为他决意不要显出对什么事都太感兴趣的样子。此外，这还会让到场的权贵显要有机会“教导”他。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对他们发表演讲，他们也不愿意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增加与苏联的贸易时，赫鲁晓夫唐突地告退，回到了沃尔多夫，那里另一批商人正在为他举行宴会。
有将近两千人参加了在大舞厅举行的纽约博览会经济俱乐部宴会，旁边台球厅的阳台上都临时加上了桌子。赫鲁晓夫关于发展贸易与和平共处的讲话还是相当温和的，但第一个提问者、《视野》杂志的出版商加得纳·考利斯[46]，还是对他提出了挑战，要求他解释和平共处如何才能与苏联人坚持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说法统一起来。赫鲁晓夫向考利斯解释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要义，这时阳台上就有人喊道：“你还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当赫鲁晓夫试图岔开苏联公民为什么不能阅读美国报纸、不能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回答问题”的喊声。
“他们就像一群趴在篱笆上的雄猫。”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如果你们不想听，那就请自便。”当时他这么回答道：“我已是一只老麻雀，你们的叫喊是不会吓倒我的。如果你们不想听我的演讲，我可以走人。我不是来美国乞讨的。我代表着伟大的苏联。”
第二天的行程包括乘坐汽车去参观富兰克林·罗斯福位于海德公园的故居，参观帝国大厦，与纳尔逊·洛克菲勒会谈，再到联合国总部去露一下面。在去海德公园的路上，赫鲁晓夫好像还在沉思。他对自己在经济俱乐部宴会上的表现“心存狐疑”，他对洛奇说：他的演讲是成功的，但那个晚宴总体上并非如此。
9月19日，赫鲁晓夫一行在纽约天不亮就起身了，为了能在去机场的途中看一看黑人居住区，并要在午饭前赶到洛杉矶。赫鲁晓夫于将近午夜时分开始的讲话才结束了这漫长而炎热的一天（洛奇回忆说，洛杉矶的天气“十分闷热，就跟撒哈拉大沙漠似的”）。那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情绪十分紧张了。
苏联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了洛杉矶市长以及一群显要人物的欢迎。赫鲁晓夫后来说，被指派陪同他的副市长维克多·卡特是一位俄罗斯移民，但他的俄语“说得很蹩脚——带有浓重的犹太人口音”。卡特是在罗斯托夫长大的，1917年前那里只允许富裕的犹太人居住，因此他的父亲肯定是个富裕的商人。赫鲁晓夫告诉洛奇说，红军（赫鲁晓夫在红军服役时曾在罗斯托夫战斗过）“在革命期间肯定让卡特的父亲漏网了”。
在20世纪—福克斯摄影棚的巴黎餐厅举行的午餐会吸引了好莱坞社会所有的精英，包括克里克·道格拉斯、弗兰克·辛纳特拉[47]、加莱·古柏和伊丽莎白·泰勒[48]。罗纳德·里根抵制了午餐会。玛丽莲·梦露被要求穿上“最紧身、最性感的服装”，并把她丈夫亚瑟·米勒[49]留在了家里，她后来告诉她的女仆说：“我能看出赫鲁晓夫很喜欢我。当被介绍给我时，他露出了更多的笑容。……”
为了不让美国纳税人掏腰包，福克斯为此次午餐会买了单。这使得希腊出生的自学成才的电影奇人斯皮罗斯·斯科拉斯有了发挥的舞台，他努力想通过回顾自己从不名一文到腰缠万贯的成长经历来告诉苏联客人关于实现美国梦想的事情。“总之，”《与美国面对面》后来报道说：“他的那些话都是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地方事先编排好的计划——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驳倒赫鲁晓夫。”当赫鲁晓夫在午餐会后发表讲演时，洛奇回忆说：“照明灯的热量，加上闷热的天气以及屋顶很低，使得那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不过，赫鲁晓夫还是决心要盖过斯科拉斯的传奇经历。“当我学会走路时，我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到15岁，我都是在放牛，后来是放羊，然后是给地主照看奶牛。……我在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过，后来在法国人开的煤矿干过……现在我是伟大的苏联国家的总理。”
“这我们都知道。”有人喊道。
“你们知道又怎么样？”赫鲁晓夫回击道：“对于我的过去，我并不感到羞耻。”
在好莱坞的上层人士面前炫耀他卑微的出身即使能带给他满足感，肯定也会让他感到痛苦。他原本是想发表“一个简短而不带感情色彩的讲话”，他告诉听众们说，但是“如果有人触犯了我，那我就不能保持沉默，即使他是含沙射影也不行”。[50]
没有被同意进入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不满意。他被告知不能进去，因为没有把整个公园的游客都清走，洛杉矶警察局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尽管苏联安全人员也认为应该取消这一计划，但赫鲁晓夫还是耿耿于怀。他为什么不能去？是霍乱流行了，还是迪斯尼乐园“被可能袭击我的匪徒占领了”？这时，弗兰克·辛纳特拉低声对大卫·尼文[51]说，当时尼娜·赫鲁晓娃就坐在尼文的旁边，“让那些警察滚到一边去吧！告诉那个老家伙，今天下午我和你会带他们去的。”[52]
在能俯瞰福克斯八号摄影棚的包厢里，赫鲁晓夫一家观看了辛纳特拉、雪莉·麦克莱恩[53]和诺里斯·谢瓦利埃拍摄“康康舞”电影。赫鲁晓夫从包厢里走下来，与舞蹈演员们一起跳舞，起初他还面带微笑，但不久就努力装出不太在意的样子。KTLA电视台摄像机记录的画面显示了他与身边的女演员们高兴互动的情景。但是他对叫喊让舞蹈演员们撩起裙子的摄影师进行谴责：“在苏联，我们的习惯是欣赏演员的脸，而不是她们的后背。”[54]第二天，在与旧金山工会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中，赫鲁晓夫站起来，转过身去，撩起外套，模仿了“康康舞”的动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让女孩子露出后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色情，是资本主义制度让这些女孩子变成这样的。”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问道：“什么人会叫一个女孩子做出这种事情呢？他无非是要拍赫鲁晓夫站在一个那种打扮的姑娘旁边的荒唐照片。这些照片我仍然保留着。”如果他仍然保留着这些照片的话，那说明他也许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愤慨。国务院翻译亚历山大·阿卡洛夫斯基当时就在舞台上站在赫鲁晓夫的右后方，他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欣赏这种表演”。
由于去不了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的东道主就开始打发时间，至少在赫鲁晓夫看来是这样，他们乘坐封闭的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在洛杉矶市区实际上是漫无目的的转悠了两个小时”。甚至洛奇对此也表示认同：“那真是个难熬的漫长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曾停在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旁边，她一手拿着一面黑旗，一手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去死吧，赫鲁晓夫，你这个匈牙利人的屠夫。”
“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让我受到羞辱，”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他为什么一开始还要邀请我到美国来？”
赫鲁晓夫真的认为是美国总统安排这种抗议示威活动吗？洛奇对此并不认同。
对此，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在苏联，如果没有我的命令，她是不可能站到那里的。”
盛怒之下，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对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来美国之前已经对美国的一切了如指掌了。他告诉洛奇说，他之所以如此消息灵通，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情报部门会定期向他提供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交流的机密信息。洛奇“很可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尼赫鲁关于中印边境争端的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可以“提供给他一份复印件”。事实上，他获得了太多的“由艾伦·杜勒斯先生发出的”美国报告。他“宁愿读一些好的小说”。[55]
那天晚上，大使饭店的舞厅里挤满了洛杉矶的显要人物。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大家围坐在“装饰着非常华丽的”桌子边，“桌上灯光柔和得好似蜡烛一般”，“这一餐味美可口，菜肴丰盛：这些人是不吃酸菜汤的”。坐在他右手的那位中年妇女好像“十分富有；她一定拥有巨额的资产，否则她是不可能坐在那里的”。她对待他“彬彬有礼”，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她显然认为我们十分怪异。我能想到她心里在想：‘多么激动人心啊！一只真正的俄国熊就在这里！在俄国，满街都是熊在游逛。而这只熊却来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种情景让赫鲁晓夫想到他14岁时在尤索夫卡参观的一个集市。只要花上50个戈比，他就能看到大象，甚至还可以拉一下大象的尾巴。现在，他就是那头大象，那位妇女肯定会想：“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是否懂得如何参加上流社交的宴会？是否能按照正确的姿势使用刀叉？或者他是否会干脆从盘子里舔东西吃？”
当诺里斯·波尔森[56]市长在致“欢迎辞”时提及赫鲁晓夫那篇“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著名讲话时，他已经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了。这位市长提醒说：“你们不会埋葬我们，赫鲁晓夫先生，所以不要做无谓的努力。如果受到挑战，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我十分气愤，”赫鲁晓夫记得：“我不可能装着没有听懂其真正意思的样子，因此我决定当场给他一个回击。”[57]他开始说道：“你们知道，我是带着善意来到这里的，但是你们中的有些人总是希望把严肃的事情最后搞成一个笑话。”也许有些人会将他和他的代表团看成是“来乞求和平的穷亲戚”。也许他们邀请他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见见世面’的机会，让他看到美国的强大与实力，好使他的膝盖发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随时随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们的飞机用差不多10个小时就可以回国了。
当赫鲁晓夫慷慨陈词时，餐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之中。他的威胁显得太过分了。在回到饭店巨大的总统套房里，赫鲁晓夫脱掉外衣后，将他的家人和助手都召集到一起，严厉痛斥他刚才所受到的对待。“他没有吝惜他的过火言辞。”他儿子回忆说：“他的声音不时高得就跟咆哮似的，他好像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最后，他站起来，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指示葛罗米柯“把我刚才所说的话全部告诉洛奇”。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洛奇正在起草每日一次的电报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当天的情况，突然葛罗米柯闯了进来，他看上去头发凌乱，身上穿着长长的睡衣，尽管汗已经从脚后跟处流了出来。这位办事慎重的外交部长显然没有原封不动地转达主子的意思。
事后，赫鲁晓夫将他的情绪发泄说成是一种游戏：“我完全能克制住自己：我发火时说的那些话只是让那些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听的。我敢肯定在我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洛奇先生和翻译就坐在扬声器跟前，收听我们所有的谈话。”
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那看上去是“很情绪化的人的发泄”实际上是一种“冷静的预谋”。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葛罗米柯的夫人在她丈夫走向洛奇的房间时还会跳起来恳求他说：“安德流沙，对他客气一点”，并急忙去寻找能帮助赫鲁晓夫镇静下来的人？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也会感到“害怕”？
赫鲁晓夫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是他气愤至极也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因为美国人对他的不够尊重，而且也因为他们羞辱的对象是他本人。毕竟，这些美国人不停地当面指责的是他那构想拙劣的“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讲话。阿朱别伊后来证实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揪住他的错误不放——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在洛杉矶发生的一切”。
赫鲁晓夫的发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不是在第二天的洛杉矶火车站，因为洛杉矶市政府没有人前来为他送行，而是在前往旧金山的火车途中，这段行程简直不能再好了。“我们已经决定像总统候选人那样来安排你的这一行程。”洛奇告诉赫鲁晓夫说。当火车驶入圣巴巴拉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时，这位“总统候选人”亲吻小孩，向女士鞠躬，将锤子与镰刀的徽章别在男士胸前，在大批的欢迎人群面前笑逐颜开。“美国的普通人民喜欢我，”他告诉洛奇说：“不喜欢我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身边的那些杂种。”当火车通过范登堡空军基地，可以清楚地看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第一导弹师的“阿特拉斯”时，要在以往，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景象又可能会激起赫鲁晓夫的怒火，但此次他高兴地拒绝观看，并“私下里”告诉记者们说，“我们拥有的这样的基地比你们还要多，而且装备也更加先进”。
当火车抵达金门时，洛杉矶市长波尔森已经成为赫鲁晓夫心中模糊而令人作呕的记忆。“他总是想放屁，结果却将屎拉在了裤裆里。”当他们在海湾乘船游览时，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洛奇说。
旧金山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58]的热情与波尔森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9]他行程的其他活动安排，包括参观圣何塞的IBM工厂以及与市民共同进餐，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60]在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指示后努力不想以微笑附和赫鲁晓夫所开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情相当放松，他的好奇心也显现了出来——并不是对IBM的电脑感到惊奇，他吹嘘说苏联有很多电脑，而是对工厂里自助餐厅里光洁如新的“福米卡”塑料布桌面感到好奇，当时在苏联的餐厅里往往需要许多女服务员为工人们服务，桌面上还总是脏兮兮的。“我们也可以在桌子上铺上塑料台布，每次用餐后只要用毛巾将桌子揩干净就行了。”他说。[61]
在旧金山唯一进展不畅的就是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62]以及其他商会领导人的会谈。当赫鲁晓夫指责美国剥削其他国家时，他被告知他自己就在剥削东德的工人。“你有资格为全世界所有的工人说话吗？”鲁瑟问道。“你有资格探听东德的事情吗？”赫鲁晓夫回击道。
由于会谈的双方不时愤怒地打断对方，他们之间的会谈从一个议题转到另一个议题。“你怎么能如此大言不惭地声称可以代表工人们？”赫鲁晓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协会主席约瑟夫·卡伦咆哮道：“你还想继续谈下去吗？这是不是都快变成自由市场了？”
“你害怕我提出的问题吗？”鲁瑟质问道。
“我不怕鬼，而你是个人。”赫鲁晓夫虚张声势地回答说。
很多年后，鲁瑟仍然让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他是个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人。”他写道。他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几个钱”，而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美国酿造业工会的头目也参加了旧金山会谈，那个“老笨蛋”左右手腕上都戴着金表，“只是坐在那里喝啤酒吃东西，凡是他能够得着的东西都被他一扫而光”，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我认为他的狂妄与他的年岁是毫不相干的。他也像年轻人一样是一颗被人摆弄的棋子”。
此次唇枪舌剑甚至胜过了在洛杉矶时的交锋。不过，与商会对手的斗争对赫鲁晓夫来说只是一种儿戏。这种会谈是私下的（虽然美国人后来发表了会谈记录），这让赫鲁晓夫可以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而发泄郁积的情绪。这次会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的傲慢比起来，美国商会领导人的“背叛”更容易让赫鲁晓夫承受，他并没有对此次会谈感到十分狼狈，这就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结束旧金山的访问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艾奥瓦州参观罗斯维尔·加斯特的农场，在那里，这位招待赫鲁晓夫的主人最后生气地将玉米棒子扔向一群试图穿过庄稼地追赶赫鲁晓夫的记者们。苏联代表团从那里又去了匹兹堡，然后于9月24日回到了华盛顿进行戴维营会谈，戴维营会谈将决定此次访问能否取得外交上的成功。
两位领导人于9月25日（星期五）下午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因为感冒，艾森豪威尔感到有点“恶心”，而赫鲁晓夫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现在则享受着凯托克廷山上空清新的空气。在享用了烤牛肉与红烧麝香鳖的晚餐后，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观看了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拍摄的关于北极的影片——并不比赫鲁晓夫让铁托观看苏联核爆炸的影片来得更加残酷，但也是一种很粗暴的做法。两人于午夜时分才休息。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起得很早，穿着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与裤子，沿着森林里的小路与葛罗米柯一起跑步，讨论下一步的策略，这样可以防止被美国人的窃听装置偷听。在早上8点15分与艾森豪威尔在阿斯平饭店共进早餐时，赫鲁晓夫大谈他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几乎没有动他的鸡蛋、牛排、热面包与燕麦片。事后，他向约翰·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他的肾脏不好，还有其他的不适。
早上9点20分，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们坐下来讨论柏林与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宣布柏林不是主要问题，美国也不需要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他们要做的只是与西德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同时苏联可以与东西两个德国签署同样的协议。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好像也差不多：美国不会介意苏联是否与东德签署什么协议，只要“不会因此改变我们在柏林的地位”就行。但是赫鲁晓夫称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所能保证的只是西柏林会作为一个“自由市”地位“保持其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签署一个临时协议可以“减弱柏林问题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这样对美国的声望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赫鲁晓夫的提议让艾森豪威尔想起了莫斯科正在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悄悄地但并非出于无意地列举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干的很多事情”上的不同看法、驱逐了莫洛托夫以及其他的保守派、对警察机构进行管束以及关闭了集中营等。由于这些努力，他是带着广泛的公众支持来到美国的，“以改善我们两国以及与你本人之间的关系”。在诸如裁军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谈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美国对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苏联政府设定解决柏林问题的时间表就是为了打破这些障碍。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从他本人的声望出发，这是一种强烈的呼吁。艾森豪威尔对此的反应是提议休会半小时。赫鲁晓夫邀请美国总统出去散散步，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了拒绝。今天“外面天气并不怎么好”，他说。此外，他还需要让医生检查一下。
过了一会儿，在阳台角落的桥牌桌上，艾森豪威尔写就了一张小纸条，建议设立“永久协商机制”（包括定期的外长会谈与首脑会晤），以解决不光是德国与柏林问题，而且也包括所有其他问题。举行这些会谈的前提条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损害这一和平谈判机制运作的单边行动”。
赫鲁晓夫感到很失望。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意味着“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除了外长们拿出他们写着陈词滥调的文件、重申他们原有的立场之外”，这样“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拖上10年、15年，甚至是永远也无法解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是苏联不要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现在，轮到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仍是很暴躁的。他确实需要在柏林问题上“有所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必须提供这种进展。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接受美国必须从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那他“就得辞职”，因为“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一提议的”。
两人都没有提高嗓门，但脸色都很严肃。尼克松在午餐时试图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问赫鲁晓夫是否喜欢用步枪或是鸟枪打鸟与其他大的猎物。这位副总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大猎物显然要用步枪，而鸟枪是用来打鸟的。葛罗米柯对此也是一窍不通，赫鲁晓夫曾指责葛罗米柯在他们打猎时“购买”野鸭，装出是他猎获的。当葛罗米柯反对说他夫人看到过他打下野鸭时，赫鲁晓夫声称对葛罗米柯夫人也不相信。
艾森豪威尔试图转移会谈的话题。在抱怨休假时电话老是响起后，他问赫鲁晓夫是否也有同感。对此，赫鲁晓夫“几乎暴怒起来，声称当他游泳时，也会在沙滩上安上电话，而且他还可以向我们保证，他们苏联用不了多久就能拥有比我们更多更好的电话，到那时我们就会掐断我们的电话线，因为我们总是害怕比较”。
赫鲁晓夫好像就要情绪失控了。白宫科学顾问乔治·基斯蒂亚科斯基[63]回忆说，艾森豪威尔“也十分生气，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葛罗米柯和他的助手们好像“全都吓傻了”。
午餐后，美国总统休息了一会儿。当他于四点左右出来时，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外面的空地上踱步。总统邀请他到他的盖茨堡农场作简短的参观。当总统的直升机起飞时，“所有的人都很沮丧，”基斯蒂亚科斯基后来写道：“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次会谈的结果可能会是完全的失败，因此可能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关系改善。”
盖茨堡农场发挥了作用。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住所 （“富人的住处，但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他的牛（总统“当时当地”就将其中的一头牛送给赫鲁晓夫作为礼物）和他的孙子辈（赫鲁晓夫友好地邀请他们与其祖父一起访问苏联）大加赞赏。当两人于六点半回到戴维营享用鸡尾酒与晚餐时，赫鲁晓夫好像“放松多了”。
第二天早餐后，他的怒气又起来了。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64]向他保证说，莫斯科有意进口的物资（包括制鞋设备）好像并非战略物资，因此随时可以起运。赫鲁晓夫对此回击说，他来美国并不是“学习如何做鞋或是香肠的”。苏联人对如何做这些东西很了解，“也许比美国人还要好”。如果狄龙对此有任何怀疑，那他可以看一下赫鲁晓夫脚上的鞋，自己鉴别一下。
十点半，美国总统与苏联党主席以及他们的助手又坐了下来。在关于核战争的会谈后（赫鲁晓夫说他对此并不害怕；艾森豪威尔说他害怕，并且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感到害怕），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到了中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刺探中苏之间的分歧，而是重申了美国对北京方面的指控，这使得赫鲁晓夫除了为其盟友进行辩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此之后，总统说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太大的分歧，因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一交流的唯一结果就是赫鲁晓夫发表了一通评论，正是这一评论不久使他与毛泽东陷入纷争之中：虽然他不知道中国拘押的五名美国囚犯的事情，但当他到北京“就此事询问中国领导人”时，也许会有所收获。
柏林与德国问题取得了什么进展？两位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赫鲁晓夫撤回了他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承诺柏林现时的局面不会无限期维持下去。就像艾森豪威尔所总结的那样，美国“不会试图使柏林当时的局势永久化，同时赫鲁晓夫先生同意不会强迫西方国家撤出柏林”。[65]此外，美国总统现在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参加这样的首脑会晤，事先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他宣布说：“他不需要在强迫之下采取行动，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进展。”[66]
两位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后不久，他们就在联合声明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建议没有必要发表联合声明，因为他们对外宣布说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但赫鲁晓夫坚持将他所取得的成就公布出来。午餐后，赫鲁晓夫要求在起草的文稿中删除他做出的主要让步，即取消关于柏林问题会谈确定的时间期限。虽然他证实对此已经“实质上表示同意”，但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将此包含在联合声明中可能会导致“困难而令人为难的解读”，特别是阿登纳，他想将会谈拖上八年的时间，现在他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现在轮到艾森豪威尔发火了：“那就到此为止。我既不会参加首脑会晤，也不会到俄罗斯去。”[67]由于美国总统的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让步：艾森豪威尔可以口头上声称柏林问题会谈没有固定的期限，他（赫鲁晓夫）不会加以否认。美国总统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至此，两位领导人的日程都已经落后于预定的计划。他们赶忙乘坐总统专车回到华盛顿，在布莱尔宫的台阶上互相握手，并彼此保证他们期待着第二年春天在莫斯科的再次会晤。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电视台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讲话，称赞他们“友好而善良”，赞扬他们的总统，他称其为“我的朋友”，是一个“真诚希望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人，最后他以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再见！ 祝你们好运！”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一行启程回国。####
不可否认，他的最后通牒至少暂时被取消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在戴维营达成的全部协议。难怪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掉进冰窟窿里、从河里捞上来后身上还滴着冰水的人”。[68]但是赫鲁晓夫得到了什么呢？艾森豪威尔同意参加四国首脑会晤并没有保证他的盟国也会参加，也没有保证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协议。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为他所取得的暂时成功而沾沾自喜。[69]实际上，用“成功”一词描述他回国后的做法还是比较适当的。他不仅允许苏联的宣传机器广泛宣传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好前景，而且他自己也逐渐对此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饱受折磨的美国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同样让他感到筋疲力尽的中国之行又在等着他。在图—114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他没有休息，而是召来了两名速记员开始工作。飞机预定于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到达。一个小时后他将向聚集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数以千计的群众汇报他的美国之行。
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伏努科沃机场来迎接他。这看起来好像是几乎整个党和政府机构以及外交使团都在期盼他的归来。孩子们向他和他的家人献上了鲜花。数万群众排列在列宁斯基与罗蒙诺索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两旁，还有人从街道两旁的房屋窗户向经过的摩托车队招手致意。“我看到赫鲁晓夫脸上洋溢着自豪，”阿朱别伊回忆说：“他甚至拒绝先回家稍作休息”，就“直奔会场”。
体育场等待的人成千上万。在演奏了苏联国歌、莫斯科党委书记致了欢迎辞后，群众代表——一台自动机械调节器（上面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破冰者的力量砸碎了冷战的坚冰”）、一位来自集体农庄的女性主席（“冷战的乌云正在消散，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将变得更加舒畅”）、一位学术界代表，还有一个“代表着苏联年轻一代”的学生——也表达了他们的欢迎热情。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承诺苏联将会迎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他的讲话曾50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艾森豪威尔“显示了一个明智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勇气与坚定的意志”。美国总统得到了“他的人民的完全信任”（这一说法与共产主义对美国政治的正式观点有着强烈的反差）。当然，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谈就清除冷战的所有毒瘤”。美国的“邪恶势力”仍然需要我们“像对待魔鬼一样将他们烙死在煎锅上”。但是美国总统“真诚地希望看到冷战的结束”，“准备运用他的努力与意志，使我们两国间达成一致”。
这种讲话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提高了人们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的期望。但是，这是赫鲁晓夫心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对其美国之行的总结是如此的“欣快”，以致他认为可以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谈解决所有与中国的矛盾。
甚至后来灾难性的中国之行也没有让赫鲁晓夫改弦更张；相反，却增强了他的冒险心理，他认为自己的外交努力终会带来成果。他对自己的信心最为强烈的表述就是他于一月份宣布苏联军队将再裁减一百万人。他预测西柏林问题也会“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得以解决。二月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重大国际分歧问题的时期”。
如果这种宣告的听众只是外国人，那还可以认为是一种宣传手段，但在苏联国内也听到了类似的大肆宣传，特别是随着为艾森豪威尔回访做准备的工作的开始。艾森豪威尔一家将于6月10日来访，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伊尔库茨克。从那里他们将乘船沿安加拉河航行，于6月19日到达日本。
赫鲁晓夫亲自监督了安排工作。虽然因为在新的政府大楼以及为精英分子建造新的别墅上节省资金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他还是很快批准在美国人即将访问的地方建造一系列的豪华别墅。其中之一就是在贝加尔湖长满树木的峭壁上修建一座打猎用的住宅，多年后，这里仍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别墅”。由于决意要与他在戴维营所受到的热情好客的招待相匹配，赫鲁晓夫对在他自己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还是在新奥加廖沃的国宾馆招待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前者更接近于戴维营，因为他就居住在那里，但是他不敢确定别墅里的浴室是否够用。
由于苏联没有高尔夫球场，赫鲁晓夫就为他的客人建造了一个。当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苏联境内使用他自己的飞机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予以同意。克格勃担心美国飞机会秘密拍摄苏联桥梁、公路与铁路的照片——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美国人不久就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一个秘密飞机棚内在“空军一号”的机身内安装了高分辨率的照相机。
虽然并非所有为艾森豪威尔来访所做的准备工作都是公开的，但苏联人民还是得到了信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所有地方都换上了新装（街道进行了重新铺设，房屋的正面作了重新粉刷，等等）。美国外交人员可能会经过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也作了重新整修。这个村庄其实并不靠近美国总统的行程线路，但为了防止美国总统临时决定造访，因此还是进行了准备。“你知道，”当地的一名官员说：“当你们的总统来到这里时，我们会给他连苏联领导人都未曾享受过的热情欢迎。”
几十年来，莫斯科人都不敢给美国人打电话，因为害怕会遭到窃听。现在美国人突然接到苏联朋友的电话，说他们终于可以相互交流了。此外，当艾森豪威尔到来时，这种热情只能膨胀成为无法遏制的亲美声浪。苏联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感到十分惊恐。美国的形象一直是“阶级敌人”，他们已经精心塑造了40年，这一刻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一种巨大的、自发的公众意识形态背叛实际上已经产生了。
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了担心，他儿子回忆说：“当时他所有的希望都是围绕着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甚至更多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因为他正在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基着，所以“在一开始大家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时，不要犯错误显得尤其重要。一个错误的行动，哪怕是一个理解上的失误，都可以使他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
[1] 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2] 赫鲁晓夫的前外交政策助理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分析过他的主人在柏林问题上的心理。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证实过赫鲁晓夫对西德有核化的担忧。但是奥列加·格里内夫斯基引述了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议上所表达的对阿登纳想拥有核武器的怀疑，赫鲁晓夫认为，如果阿登纳想获得核武器，那不仅苏联，而且其他西欧国家也会感到震惊的。
奥列加·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内夫斯基（Олег Алексеевич Гриневский，1930年6月3日——2019年2月5日），苏联外交官。1957—1958年任外交部国际司随员。1958—1960年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1960—1963年任外交部国际司二秘。1978—1983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司长。1983—1989年任斯德哥尔摩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1989—1991年任维也纳常规武器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1991年任驻瑞典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7年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驻瑞典大使。1997年退休。
[3] 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4]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1918年3月26日——1993年4月12日），苏联外交官。1940—1942年任塔斯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1942—1947年任驻瑞典使团官员。1947—1961年任外交部长顾问。1948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助理。1963—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3年去世。
[5] 汉弗莱给汤普森大使的报告收录在1958年12月3日汤普森给国务卿的第1208份电报中。米高扬补充说，赫鲁晓夫“在与柏林有关的整个复杂问题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理解失当”。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后来在苏联从勃列日涅夫至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所有领导人执政期间一直担任外交政策助理。V.M.法林回忆说，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信息局被要求向赫鲁晓夫简要陈述关于德国前景的分析，G.M.普希金勇敢地表达了对赫鲁晓夫计划的怀疑，当他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赫鲁晓夫将他的观点称为“一派胡言”，并对整个信息局都失去了兴趣。
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格奥尔基·马克西莫维奇·普希金（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ушкин，1909年2月3日——1963年4月2日），苏联外交官。1937—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二西欧司和中欧司雇员。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驻斯洛伐克大使。1941—1942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副司长。1942—1944年任驻乌鲁木齐总领事。1944—1945年任匈牙利盟军控制委员会政治顾问。1945—1948年任驻匈牙利特使。1948—194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49年6—10月任外交部司司长兼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主席。1949—1952年任驻东德外交使团团长。1952—1953年、1959—1963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3—1954年任外交部中东和近东国家司司长。1954—1955年任驻东德高级专员。1954—1958年任驻东德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长。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去世。
[6] 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显然在赫鲁晓夫的11月10日讲话发表之前看到了讲话草稿，并对讲话内容感到十分震惊。
[7] 威廉·特纳·凯特里奇（William Turner Catledge，1901年3月17日——1983年？月？日），美国记者。1915年加入民主党。192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1941年离开《纽约时报》，并于1941—1943年历任《芝加哥太阳报》首席通讯员和总编辑。1943年返回《纽约时报》。1952—1964年任《纽约时报》总编辑兼执行主编。1968年退休后曾短暂担任《纽约时报》董事会副总裁。1983年去世。
[8] 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反应可以在报告此次谈话的私人内部备忘录的开头找到，这说明他对赫鲁晓夫的想法十分清楚。
[9] 几天后，米库诺维奇提醒说，那些反对会谈的西方人会使用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激烈攻击”“进一步破坏双方之间的气氛”。但是赫鲁晓夫确信“双方的激烈言辞很快就会被遗忘的”。
[10] 3月3日，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告诉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说，苏联政府“不会反对在美国举行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会晤的城市可以由美国方面确定”。
[11] 尽管自从苏联提出举行四国首脑正式会晤的建议以来已经五个月过去了，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西方国家仍未就会谈组织或日程安排等问题作出答复。这是他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8年5月27日的《真理报》第三版。
[12] 美国大使馆事先接到通报说，虽然将举行“自发的”示威活动，但“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示威者”砸碎了西德大使馆的窗户后，人们发现西德大使克罗尔坐在破碎的玻璃、砖块以及其他垃圾旁边，而他一直以自己与赫鲁晓夫关系不错而感到自豪。这种政治气氛让米库诺维奇想起了1956年11月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后的情景，然而赫鲁晓夫却对他说，这同样也会过去的。
汉斯·克罗尔（Hans Kroll，1898年5月18日——1967年8月8日），联邦德国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9—194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1943—1945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雇员。1953—195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年任驻日本大使。1958—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2—1963年任外交部东方问题顾问。1963年退休。
[13] 费萨尔二世（Faisal II，1935年5月2日——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末代国王，1939年4月4日——1958年7月14日期间在位。1958年在“七·一四”革命中被枪决。
[14] 阿德莱·尤因·斯蒂文森二世（Adlai Ewing Stevenson 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15] 当米库诺维奇于10月8日进行告别拜会时，赫鲁晓夫正因为一连串的胜利而心中窃喜，其中包括美国与英国即将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赫鲁晓夫说，这说明他们“已经在压力之下被赶了出去”。这证明了“资本主义正日见衰落”，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很满意，不管是在内心，还是从表面上来看”。
[16] 埃里克·艾伦·约翰斯顿（Eric Allen Johnston，1896年12月21日——1963年8月22日），美国资本家、共和党政客。1917年入伍。1918年赴西伯利亚，参加了苏俄内战，并于1918—1922年任驻北京大使馆武官。1922年因病回国并退役。1924年起经商。1942—1945年任美国商会会长。1944年受邀访问苏联。1946—1963年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任期间于1947年炮制了“好莱坞黑名单”，开始迫害同情共产主义的电影工作者。1951年任经济稳定局局长。1953年任总统特别代表，处理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水资源冲突。1958年赴苏联会见赫鲁晓夫。1963年去世。
[17] 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前首相（1957—1963）。母亲出生于美国。任内曾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会谈过战略核武器问题，会晤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3年英国被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著有回忆录《政变风云，1914—1939》等。——译者
[18] 1958年8月，麦克米伦向其莫斯科大使馆询问对赫鲁晓夫“自大狂”的看法，他特别问到：“赫鲁晓夫是否会像希特勒那样做出愚蠢的事情？……”英国大使雷利于8月25日答复说：“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大倾向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危险性，我认为存在着阻止这种自大倾向发展的可能性。首先，赫鲁晓夫是个正常的人，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他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其次，苏联国内也不存在对赫鲁晓夫顶礼膜拜的现象。”
[19] 他的战术则更为奇怪。他坚持认为他的战争威胁是通向和平的突破口。尽管他的建议显然是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不过作为一种让步，他还是在11月27日的照会中提出这些建议：从主权来说，整个柏林都应该属于东德，但是他可以慷慨地将西柏林作为“自由市”。虽然他的最后通牒只能是使本已极度紧张的气氛进一步激化，但他还是认为，他提出六个月的最后期限是想避免“操之过急与引起摩擦”。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他的让步计划，那他们只好求助于“强力、威胁与胁迫”。由于“只有疯子”才想发起战争，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作茧自缚”。参照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给美国政府发去的外交照会。
[20] 这段关于汉弗莱的访问及其印象的描述源自他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所做的记录以及后来的口述，还有他后来接受了《生活》杂志的采访并对国务院官员作了情况汇报。也可以参照汤普森大使1958年12月3日的第1208号电报以及1958年12月4日的第1216号电报，还有汉弗莱与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赫脱于1958年12月8日进行的会谈备忘录，国务院对汉弗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会谈也有报告。
[21] 尤金·约瑟夫·麦卡锡（Eugene Joseph McCarthy，1916年3月29日——2005年12月10日），1935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43年曾在本笃会进修。1948年加入明尼苏达农工党。1949—1959年代表民主党担任众议院议员。1959—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汉弗莱。1972年退出民主党。1976年、1988年、1992年三次竞选总统，仍以失败告终。1992年返回民主党。2005年去世。
[22]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缅希科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23] 米高扬的确在柏林问题上与杜勒斯进行过激烈的争吵，但他曾私下里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赫鲁晓夫能为1956年的美国大选投票，那他会“投艾森豪威尔一票的”。
[24] 威廉·阿维雷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斯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25] 约翰·杰伊·麦克洛伊（John Jay McCloy，1895年3月31日——1989年3月11日），美国律师、外交官、银行家。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开始担任律师。1941—1945年任助理战争部长，在任期间创建了战略服务办公厅。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49—1952年任德国美占区高级专员。1953—1960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1954—196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58—1965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66—1968年任大西洋研究所名誉主席。1989年去世。
[26] 麦克米伦坚持说他不是来“谈判的”，相反，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想“打探这位苏联领导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27] 匹克威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其性格宽厚耿直。——译者
[28] 约翰·塞尔温·布鲁克·劳埃德，塞尔温—劳埃德男爵（John Selwyn Brooke Lloyd, Baron Selwyn-Lloyd，1904年7月28日——1978年5月18日），1925年起支持自由党。1931年起支持保守党。1932—1937年任霍伊莱克市区议会议员。1937年入伍。二战期间曾任第2军副参谋长，参加了诺曼底战役，并参与解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55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45年加入保守党。1945—1976年任下议院议员。1954—1955年任供应大臣。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1960年任外交大臣。1960—1962年任财政大臣。1963—1964年任下议院领袖兼掌玺大臣。1964—1965年任下议院影子领袖。1971—1976年任下议院议长。1976年被封为男爵。1976—1978年任上议院议员。1978年去世。
[29] 罗伯特·丹尼尔·墨菲（Robert Daniel Murphy，1894年10月28日——1978年1月9日），美国外交官。192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0—1936年任驻巴黎总领事。1940—1941年任驻法国维希政权临时代办。1941—1943年期间与自由法国运动合作。1949—1952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52—1953年任驻日本大使。1953年7—11月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59年8—12月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76—1977年任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
[30] 承认苏联也许在诸如火箭之类的领域内领先美国，尼克松坚持向赫鲁晓夫展示“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彩色电视机，我们领先他们”。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不，不，不”，并使劲地摇头，“不，我们在彩色技术上也领先你们。”后来，在重复了几次对尼克松说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的认同后，赫鲁晓夫突然在电视镜头前停了下来，笑着对周围的人（包括米高扬、科兹洛夫与福尔采娃以及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说：“等一下，我想弄清楚刚才我赞同的是什么事情。”再后来，在尼克松同意将两人的谈话在美国电视上播出后，赫鲁晓夫的谈话被翻译成英语，赫鲁晓夫将手高高举起，与尼克松击掌，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31] 密尔顿·斯托弗·艾森豪威尔（Milton Stover Eisenhower，1899年9月15日——1985年5月2日），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弟弟。1928—1941年任农业部信息主管。1942年任政府机构战争搬迁局局长。1942—1943年任战争信息办公室副主任。1943—1950年任堪萨斯州立大学校长。1950—1956年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1953—1969年任总统顾问。1956—1967年、1971—1972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968—1985年任全国暴力起因和预防委员会主席。1985年去世。
[32]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полев，1888年10月29日——1972年12月23日），苏联科学家。曾参与研制各种型号的飞机。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获释。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发明了图—4战略轰炸机、图—16喷气式轰炸机、图—104喷气式民用飞机、图—114洲际客机、图—144超音速客机等。多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年完全平反。1956—1972年任苏联航空工业总设计师。1972年逝世。
[33]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图波列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Туполев，1925年5月20日——2001年5月1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的儿子。1975—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34] 赫鲁晓夫也并非“完全孤军奋战”，因为老牌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在他的旁边。但是赫鲁晓夫觉得“如果在我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过程中不时地与葛罗米柯低声交换看法”，那就太丢人了，他很看不惯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当着我的面不断地递条子”。
[35] 安德鲁·杰克逊·古德帕斯特（Andrew Jackson Goodpaster，1915年2月12日——2005年5月16日），1935年入伍。二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1954—1961年任总统参谋秘书兼国防联络官。1961—1962年任德国第8师师长。1963—1981年任总统顾问。1966—196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1967—1968年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68—1969年任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司令。1969—1974年任欧洲盟军司令部总司令兼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1977—1981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81年退休。
[36] 维亚恰斯拉夫·彼得洛维奇·叶流津（Вячеслав Петрович Елютин，1907年3月11日——1993年2月5日），苏联冶金学家。192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4年任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9年任高等教育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5年任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37]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ихонов，1905年5月14日——1997年6月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5年任黑色冶金部管道工业总局局长。1955—1957年任黑色冶金部副部长。1957—1960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5—197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退休。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
[38] 玛丽·日涅娃·“玛米”·艾森豪威尔（Mary Geneva "Mamie" Eisenhower，1896年11月14日——1979年11月1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妻子，1953—1961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39] 老弗雷德里克·马尔科姆·韦林（Fredrick Malcolm Waring Sr.，1900年6月9日——1984年7月29日），美国音乐家。
[40] 1956年11月19日伦敦《时报》第8版文章。可以想象，俄罗斯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删除了这句话。当天晚上早些时候，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与“匪徒”，这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退出了会场。
[41] 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42] 罗伯特·费迪南德·瓦格纳二世（Robert Ferdinand Wagner II，1910年4月20日——1991年2月1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38年、1939—1940年、1941—1942年任纽约市议会议员。1942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1953年任纽约曼哈顿区长。1954—1965年任纽约市长。1968—1969年任驻西班牙大使。
[43]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III，1906年3月21日——1978年7月10日），美国慈善家。
[44] 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1891年2月27日——1971年12月12日），美国商人。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移居美国。1930—1970年任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
[45] 约翰·肯尼思·吉尔布莱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2006年4月29日），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官。193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3年任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1943—1948年任《财富》杂志编辑。1946年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办公室主任。1961—1963年任驻印度大使。1972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2006年去世。
[46] 小加得纳·“迈克”·考利斯（Gardner "Mike" Cowles Jr.，1903年1月31日——1985年7月8日），美国报纸和杂志出版商。1942—1943年任战争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47] 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特拉（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
[48] 伊丽莎白·罗斯蒙德·泰勒（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1932年2月27日——2011年3月23日），英裔美国演员。
[49] 亚瑟·阿舍·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1915年10月17日——2005年2月10日），美国编剧、剧作家、散文家。
[50] 赫鲁晓夫就在此时说明了他在内战期间曾被安排与一个贵族家庭住在一起的情景，起初，这家人对他嗤之以鼻，后来因为他将文化传播到大众中的贡献而对其产生了尊重之情，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及这一事情。
[51] 詹姆斯·大卫·格雷厄姆·尼文（James David Graham Niven，1910年3月1日——1983年7月29日），英国演员、小说家。
[52] 理查德·T.戴维亚斯在他的书中提到，苏联先遣人员原来也反对参观迪斯尼乐园；戴维亚斯怀疑赫鲁晓夫是故意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他知道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如果我真去的话，要是发生了反对我的骚乱，那么那个父亲曾在罗斯托夫失去了工厂的人肯定会为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幸灾乐祸”。因此，“我决定不坚持我的要求”。
[53] 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1934年4月24日—— ），美国演员、歌手、作家。
[54] 作者在纽约市的电视与广播博物馆观看过KTLA电视台记录当时情景的影片。舞蹈演员拒绝撩起她们的裙子。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听说此事后，他对洛奇说他会给她们写去感谢信的。
[55] 赫鲁晓夫还吹嘘说，克格勃还利用双面间谍来截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并发出误导的信息，甚至让这些双面间谍从美国申请额外的资金。
[56] 查尔斯·诺里斯·波尔森（Charles Norris Poulson，1895年7月23日——1982年9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1943—1945年、1947—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洛杉矶市长。1961年退出政坛。
[57] 洛奇事先看过市长的讲话稿，他甚至还努力劝说波尔森不要发表这种讲话，并告诉他说赫鲁晓夫肯定会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的。
[58] 乔治·克里斯沃弗（George Christopher，1907年12月8日——2000年9月14日），美国共和党政客。出身于希腊移民家庭。1956—1964年任旧金山市长。
[59] 克里斯托弗仍然记得当时在旧金山火车站冰释前嫌时的情景，他开玩笑地说，苏联代表团与旧金山欢迎委员会的“大老板”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夫人和克里斯托弗的夫人，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喜欢你，你与他们不一样。”这是1999年7月9日乔治·克里斯托弗与谢尔盖·赫鲁晓夫之间友好通信的内容。
[60] 小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ohn Watson Jr.，1914年1月1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商人。二战期间担任空军飞行员。1946年进入IBM工作。1949—1952年任IBM执行副总裁。1952—1956年任IBM总裁。1956—1971年任IBM首席执行官。1971年因病退休。1979—1981年任驻苏联大使。
[61]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下令按照IBM的模式来组织工厂的用餐服务。此外，他在圣何塞看到的那种自助式超市也被引入苏联。
[62] 沃尔特·菲利普·鲁瑟（Walter Philip Reuther，1907年9月1日——1970年5月9日），美国工会活动家。1927年进厂做工，曾参加美国社会党。1936年加入汽车工人联合会，同年年底领导了燧石静坐罢工。1937年加入民主党，同年领导了克莱斯勒罢工。1946—1970年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在任期间于1947年将美国共产党会员全部驱逐。1952—1955年任产联主席。1955—1968年任劳联—产联主席。1970年去世。
[63] 乔治·波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斯基（George Bogdanovich Kistiakowsky，1900年11月18日——1982年12月7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哥萨克家庭。1917年反对十月革命，并参加了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南斯拉夫和德国。1926年移居美国。1928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2年任科研发展办公室B处处长。1942—1944年任科研发展办公室第8处处长。1943年起参与了曼哈顿计划。1959—1961年任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1962—1965年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1965—1973年任国家科学院副院长。1977—1982年任宜居世界委员会主席。1982年去世。
[64] 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Clarence Douglas Dillon，1909年8月21日——2003年1月10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曾参加关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菲律宾战役。1953—1958年任驻法国大使。1958—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5年任财政部长。1970—1977年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主席。1972—1975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65] 艾森豪威尔的评论实际上是有先见之明的。几个月后，当西方国家继续坚持他们在1959年夏天开始所采取的立场时，美国大使汤普森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说，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回到了戴维营协议上，美国会使其盟友遵守解决柏林问题的协议”。
[66] 赫鲁晓夫想知道总统所说的“在强迫之下”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强迫就是“一方意图在不考虑其他国家想法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局势”。赫鲁晓夫否认他的政府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制造一种强迫的局势。”
[67] 如果赫鲁晓夫听到美国总统对文件草稿中另一句话的解读，他肯定会暴跳如雷，这句话是“我们进一步达成协议，这些［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不应该无限期拖延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助手们说，这没有问题，因为美国显然没有“打算占领那里50年”。但49年肯定不会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
[68] 当赫鲁晓夫刚来到华盛顿时，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对一会谈中对他作出了个人承诺。他说他的客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赫鲁晓夫“在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国家集体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不过，由于西方盟国“有着他们自身的处事方式，他们可以单独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的权力“只限于一个国家——美国”。当艾森豪威尔于16个月后离职时，他“仍然会爱着人民——所有的人民，包括俄罗斯人民”，就像他现在所做的这样，但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为保证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人”。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利用赫鲁晓夫自我心理的方式，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赫鲁晓夫也许会接受这种奉承，但他肯定也会有所怀疑（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比美国总统更具权力），同时更坚定了他利用艾森豪威尔对和平的承诺的信心，让他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
[69] 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称赫鲁晓夫美国之行所取得的结果是“难分好坏的”。由于对赫鲁晓夫的举措感到不满，葛罗米柯认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赫鲁晓夫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改变了看法，声称他对会谈结果也感到“失望”，虽然失望的情绪并不像艾森豪威尔那么明显，因为“我并没有带着任何幻想来到美国，我早就知道期望达成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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