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9章 古巴导弹危机：1962
1962年10月14日，美国一架U—2侦察飞机对古巴进行了空中侦察。U—2飞机从65000—70000英尺高空拍摄的照片能显示出地面2.5平方英尺的物体，当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图片判读中心对拍摄的照片进行了分析。照片显示，苏联正在古巴建造能发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的导弹发射设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1]第二天得到了消息，但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首都以外参加活动，直到10月16日凌晨1点40分才回到华盛顿，因此邦迪直到当天早上晚些时候才将这一情况告诉他。当邦迪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肯尼迪正坐在床边上，还穿着睡衣和拖鞋。总统看了看几张导弹发射架图片。“我们很可能得把它们炸掉。”他说。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都感到异常的吃惊与困惑。从7月份开始，已经有了苏联在古巴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的报告，但是肯尼迪、邦迪、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拒绝相信苏联人的军事集结中会包括能打到美国的导弹。8月份在古巴发现苏联的防空导弹后，只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奈[2]怀疑莫斯科可能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肯尼迪抵制中央情报局局长结论的一个理由是，由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3]领导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苏联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他们指责肯尼迪政府缺乏警惕性。更重要的是，白宫想象不到赫鲁晓夫会在美国的“后院”发出挑衅，特别是在他无数次发誓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10月16日听到这一消息后，罗伯特·肯尼迪的反应有失政治家的风范，他大骂道：“简直是胡扯！胡说八道！胡扯！这帮俄罗斯畜生。”腊斯克怀疑赫鲁晓夫是否“神智完全正常”。在当天早些时候开会讨论时，肯尼迪总统告诉他的顾问们说：“他是在与上帝赌博”，但是“为什么——哪位俄罗斯问题专家能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后来又补充说：“唉，这真的是个难解的谜。”
肯尼迪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将其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几天的秘密磋商，想拿出一套紧急的处理办法。在10月22日宣布封锁古巴前，以及到10月28日危机消退前的六天里，他们不停地想搞清楚赫鲁晓夫的动机以及他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动作。一种可能是他将导弹运到古巴是想抵消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参联会倾向于这种解释，他们坚持认为古巴导弹会在一场核战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莫斯科并不能从这种行动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军事上的优势。前驻苏大使伯伦与汤普森提出另一种假说，即赫鲁晓夫是为了对抗美国在苏联临近国家土耳其部署导弹，以便日后进行讨价还价。最具说服力的猜想是，肯尼迪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与德国问题有关。汤普森三个月前刚刚从驻苏联大使位置上卸任，他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赫鲁晓夫，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想在未来的谈判中增加他的筹码，使他最终有机会彻底解决困扰他长达四年的德国问题。“总统先生，”汤普森10月22日对肯尼迪说：“他在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很清楚地表明他将有所动作……他不会放弃已经表明的立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的……他曾暗示说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汤普森看来，“在柏林问题上的最后摊牌”是赫鲁晓夫心中考虑的“主要事情”。
肯尼迪总统认为古巴导弹与柏林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关联。如果美国不能让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那世界就会怀疑华盛顿保护柏林的意志。如果美国封锁古巴，苏联可能反过来会封锁柏林。如果美国发起空中袭击或是入侵古巴，那莫斯科也许就会占领柏林，使得欧洲人谴责紧张好战的美国人不能承受在导弹威胁下生活的事实，而欧洲人长期以来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约翰·肯尼迪不禁“佩服起苏联人的战略”，10月22日他对他的老朋友、英国大使大卫·奥姆斯比—戈里[4]说：“他们对美国提出了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挑衅性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人采取武力回应，那俄国人就有了对西柏林采取行动的理想机会。而且，如果他［约翰·肯尼迪］不作任何反应，那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就会觉得美国并没有真正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意志，他们就会采取同样的赌博行动。”
腊斯克提出另一套理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已不再能控制局势了，“强硬派已经得势了”。俄罗斯人当时以及后来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菲德尔·卡斯特罗免受美国的入侵，但是白宫里没人相信这种解释。
除了赫鲁晓夫的战略外，肯尼迪及其助手们还想努力预测他会采取什么战术。“我们必须假设，”肯尼迪10月22日在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前说：“赫鲁晓夫知道我们了解他的导弹部署计划，因此他随时可以采取计划好的应对措施。”10月26日，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将他恃强凌弱的名声利用得如此淋漓尽致很是佩服：“如果你是个畜生［就像赫鲁晓夫那样］，那么他什么时候都会显得很好对付，所有人都会乐于接受这种事实。”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如此的精明，就像腊斯克所说的那样，那他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低估古巴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呢”？既然已经部署了防空导弹，防止美国U—2飞机的预警探测，那他为什么没有使用它们？他为什么会将导弹与配套设备留在开阔的空地上，让美国飞机能发现它们呢？“也许有一天俄国人会对我作出解释，”肯尼迪于10月25日说：“他们为什么没有进行事先的伪装，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做出如此的举动，他们认为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他们的行动。”更不用说为什么赫鲁晓夫会在10月26日提出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然后又在第二天加大他的赌注了。麦克纳马拉在10月27日抱怨说：“我们如何才能与这些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就改变主意，并在我们还没有获悉他们的条件前就将其公之于众的人进行谈判？”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赫鲁晓夫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周密的考虑，也没有为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准备好后续的计划。他严重误判了美国人的反应，在被发现后只是匆忙进行临时的准备，幸运的是，这场危机最后得到了和平解决，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在肯尼迪方面，他对古巴的威胁是这场危机的起因之一，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将赫鲁晓夫几乎逼到了墙角，尽管没有引发战争。最后，双方都找到了后退一步的勇气，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但是这场危机确实比任何时候都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两个超级大国彼此产生如此严重的误判，这充分说明了核时代和平的脆弱性。但是这场危机也让世人对赫鲁晓夫究竟想达成什么目标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他为什么会将导弹运送到古巴？如果没有被发现，他会利用这些导弹做出些什么？苏联人为什么在做出导弹部署决定以及实施过程中显得如此拙劣？还有，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勇气在最后关头做出让步？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得从古巴这个国家身上寻找。正如华盛顿所猜想的那样，这些问题也涉及了总体的核力量平衡与柏林问题，但是并不像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此外，这些问题还反映了1962年赫鲁晓夫在国内以及他的个人地位：麻烦不断；随着挫折的累积，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决心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向他的同事还有他自己）；随时准备猛烈出击，做出冒险的举动，以重获主动权。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谓是一副万应的灵药，可惜这副灵药最后对医治赫鲁晓夫心中的隐痛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一开始，古巴在莫斯科眼里并没有显得多么重要。在斯大林看来，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是世界主流力量的配角。赫鲁晓夫对可以给苏联带来新的盟友的发展中国家革命持欢迎态度，不过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军队从马德雷山脉挥戈出击，于1959年1月占领哈瓦那时，莫斯科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立场都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得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是位共产党人，并猜想菲德尔本人也可能是共产党人后，克里姆林宫对是否给予他们援助还犹豫不决。当赫鲁晓夫1959年9月在美国访问时，主席团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决定不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担心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负面反应。然而，当赫鲁晓夫回国后，他坚持重新修改了决定，于是华约的武器被运到了哈瓦那。三年后，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的顾问们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认为应该谨慎从事，但他并不以为然。
随着1960年与1961年间莫斯科与哈瓦那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苏联在古巴所下的赌注不断上升。米高扬于1960年2月对古巴进行了考察，受到了卡斯特罗的热烈欢迎，他在回国后得出结论认为：“是的，他是一位革命者，和我们完全一样。我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时代一样。”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如此，特别是当年与卡斯特罗在纽约黑人居住区热情拥抱以后。在他看来，古巴已经成为“一盏明灯，一座充满希望的指导拉丁美洲所有不幸的、受到剥削的人民的灯塔”。随着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恶化，卡斯特罗开始担心会受到美国的攻击，于是赫鲁晓夫向即将到来的1962年危机又跨出了一步：1960年6月9日，在一次苏联教师（其中包括他自己在卡里诺夫卡的老师）的集会上，他宣布将把古巴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下：“……如果有必要，苏联炮兵可以用导弹支援古巴人民，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者胆敢向古巴发起攻击。”
这时，赫鲁晓夫的威胁还只是口头上的，不过却好像收到了成效。实际上，赫鲁晓夫的口头威胁并没有真正阻止美国的攻击，因为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准备。美国只是由中央情报局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1960年9月向奥连特省的反叛军空投物资，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取得丝毫的效果。然而，卡斯特罗却对苏联充满感激，更加愿意向苏联阵营靠拢。他在11月份宣布（是真是假并不清楚）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肯尼迪1961年1月宣誓就职前不久，古巴人担心美国人会协助叛军发起又一次攻击，结果证明并无此事。但这让莫斯科和哈瓦那再次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当没有发生入侵时，他们认为苏联的核威胁起到了遏制作用。
猪湾事件终于发生了，这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华盛顿派遣的是古巴流亡者，而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且后来也没有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取得成功。虽然卡斯特罗取胜了，但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还会再次发起攻击，下一次就是动用美国军队了。美军已经驻扎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发起攻击；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宣布古巴人攻击了他们的基地，就可以“自卫”的名义进行还击。当赫鲁晓夫询问他的国防部长美国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摧毁卡斯特罗的武装部队时，马利诺夫斯基估计说只要几天。
美国人的确正在计划各种类型的攻击。猪湾事件后，华盛顿发起了政治与经济战，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威胁性的军事集结，并在为“猫鼬”行动做准备，“猫鼬”行动是一项秘密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进行破坏袭击、试图暗杀卡斯特罗，最后美国于1962年10月进行了军事干涉。在“猫鼬”行动方案清单中，政府只批准了那些“按照常理分析不会引起目标区内人民的反抗，并且事态的发展不需要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不过，古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对此并不知晓。如果赫鲁晓夫对美国决心想除掉卡斯特罗有所猜疑的话，那么肯尼迪对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所说的话并没有加重他的疑心，阿朱别伊于1962年1月30日在华盛顿与肯尼迪进行过会谈。根据美国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肯尼迪说美国在心理上还没有为如此近范围内出现一个敌对的邻国做好准备，指出“如果在附近出现一个敌对的集团，苏联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联对匈牙利叛乱的反应就好理解了”。阿朱别伊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汇报的有关此次会谈的情况则更加生动：肯尼迪回忆说在猪湾事件后，他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招来，并狠狠地责骂了他：“我告诉过你：你应该向俄国人学习。在匈牙利遇到困难时，他们在三天之内就平息了冲突。……但是你，杜勒斯，从来没有本事做到那样。”为了强调他所听到的情况的重要性，阿朱别伊会对肯尼迪的话夸大其词，但是不管肯尼迪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都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1962年2月，苏联批准了扩大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后来当克格勃报告说美国的入侵并非迫在眉睫时，国防部向古巴供应SA—2防空导弹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了。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赫鲁晓夫就提出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的事情。与此同时，美国在大西洋与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着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行动。也差不多就在此时，卡斯特罗与亲苏联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阿尼巴尔·埃斯卡伦特[5]之间的分裂使菲德尔有倒向毛泽东一边的危险。这两种事态的发展都时时出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失去古巴“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的巨大打击，将会使我们远离拉丁美洲，将会使我们的威望受到损害”。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父亲将卡斯特罗的失败“看作他自己的失败”。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总是担心”他可能会被迫“做出让步”，“他会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承担责任”。他总是想起斯大林的那句警告，帝国主义会“像掐死小猫一样”扼死他的继任者。特罗亚诺夫斯基认为，他肯定会时常想起斯大林的奚落，因为中国人当时不停地指责赫鲁晓夫“向帝国主义屈服”。
如果赫鲁晓夫想保护古巴，那他为什么不用常规武器？他为什么不在不依靠核武器的情况下派遣苏联军队作为保护古巴的象征性部队（就像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一样），从而确保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入侵都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冲突呢？大肆渲染的警告加上模糊的报复威胁是苏联人喜欢的又一种伎俩，他们在过去的危机中也曾尝试过，尽管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成功。此外，如果赫鲁晓夫只是想“进行核打击”，那他为什么不只是部署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不能打到美国的本土，但还是拥有足够的威胁，可以彻底粉碎入侵的美国军队的。赫鲁晓夫的决定让华盛顿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战略核导弹带来的风险好像与其可能带来的额外利益是极不相称的。肯尼迪政府不能理解的是赫鲁晓夫脑子里奇怪的核遏制逻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进行导弹部署，美国是在这些导弹部署完毕、形成攻击态势后才发觉，那么美国人在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导弹部署前就会三思。我知道美国是能够将其中一些导弹摧毁的，但并不是全部。只要有四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的导弹在美国人的攻击下幸存下来——或者留下的只是一到两枚威力巨大的核导弹——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打击纽约，使纽约剩下不了什么。我并不是说纽约所有的人都会被消灭——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肯定有大量的人会被消灭。我不知道会是多少。……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我认为，我们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可以制止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危险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部署导弹的目的是为了吓唬美国人，并非真的是为了实际运用。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与此大同小异，但是肯尼迪的想法并非如此：为了确保核威慑的可信度，他追求的是足够大的核优势，以使莫斯科确信他真的想冒核战争的风险。赫鲁晓夫的想法则要简单得多：只要他有（或者看起来有）最低数量的核导弹，并宣称随时准备运用这些核导弹，那美国人就会受到胁迫。只要在华盛顿发现之前使古巴部署的导弹具备实战能力，美国人就不会对这些导弹，或是卡斯特罗本人怎么样。
直到1962年，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吹嘘苏联正在大规模制造能摧毁美国的洲际导弹。尽管U—2飞机的侦察飞行拍摄了大量的图片，但美国情报机构在1961年中期之前还是无法判断赫鲁晓夫核讹诈的真伪。1961年中期，“日冕”间谍卫星与苏联变节上校奥列加·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证实苏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枚可以用于实战的洲际导弹，而当时肯尼迪政府自身的核导弹生产正使其形成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1961年10月30日，苏联试爆了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武器的总和，包括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不过，甚至在此之前，肯尼迪已经决定向世界宣布赫鲁晓夫是在进行核讹诈。10月21日，副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6]宣布美国拥有“至少相当于苏联首轮核攻击的第二次攻击能力”。1962年2月，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美国拥有“进行大规模核战争的明显军事优势”。一个月后，美国总统发表公开声明称：“美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肯定不会相信美国在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他告诉专栏作家斯图尔特·阿尔索普[7]说：“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得采取主动的行动。”[8]
苏联对这种命运的逆转反应特别敏感，愤怒地否认美国占据着战略优势的说法，并攻击肯尼迪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由于赫鲁晓夫认为哪怕是表面上的战略优势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美国实际的优势将会对苏联带来加倍的损害：他不仅会失去四年来一直倚仗的这种原子武器杠杆，而且美国人会使用这一杠杆来对付苏联人。
赫鲁晓夫的个人推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他坚持依赖洲际导弹，而不是常规武器，即使当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并不掌握这一手段时也是如此。就像可能失去古巴将会带来重大损失一样，核优势的丧失也可能会给苏联带来灾难。难怪他在1962年3月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交谈时称，美国企图获得核优势是“特别令人无法容忍的”，在谈到华盛顿的核武器射程时，他说：“现在正是斩断他们核武器之手的时候了。”
1962年2月，赫鲁晓夫前往皮聪大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同时准备苏联国防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的有最高军事指挥官、主要的导弹设计师以及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穿着休闲服装（一件绿色的夹克，灰色的裤子）主持会议，这与其他人的正式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军事指挥官们坦陈苏联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R—16导弹（西方国家称为SS—6）的发射准备时间需要数个小时，而美国的“民兵”导弹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射。“在做好发射准备前，”莫斯卡连科元帅抱怨说：“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了。”此外，即使美国人未能摧毁R—16，其自身不稳定的液体燃料也可能导致事故。为了避免发生爆炸，每隔30天就要把燃料排干一次，而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导弹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父亲表情严峻地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代表，”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想达成的结果被再次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他要求那些与会代表思考如何才能将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降至最低，以赶上美国人的水平。”
与洲际导弹的情况不同，苏联人拥有的洲际导弹的数量不多，但拥有数量众多的中程导弹。将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至少可以使苏联能打到美国城市——如华盛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与新奥尔良等——的核弹头数量增加一倍。特罗亚诺夫斯基认为，部署这些导弹旨在“改变核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苏联，美国当时在该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特罗亚诺夫斯基听到了当时主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谈话，安德罗波夫说：“只要部署成功，我们就能将它们瞄准美国柔软的下腹部。”“除了保护古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我们的导弹还将真正实现西方人喜欢说的‘力量均势’。美国人也将尝到敌人的导弹时刻对着你是什么滋味；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我们俄罗斯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已经经历了三场战争。……美国人从来不用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打仗……由此他们赚足了战争钱财。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流血中赚取了数不清的美元。”
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古巴问题其实与柏林问题并没有什么关联。这位赫鲁晓夫的前助手认为，柏林墙其实在柏林危机中就已经倒塌了。当然，“双方的确继续进行着外交上的斗争，双方都发表了一些公开的声明，根据形势的不同发展，有些强硬，有些理智”。但是“这些是风暴消退前的最后浪潮。……至少在我们一方看来是这样。很显然，赫鲁晓夫不可能就这样解决西柏林问题，因为东德领导人在他后面盯着，敦促他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但是他所做的其实没有什么，只是一些空拳练习而已。”
柏林问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解释。赫鲁晓夫收回了他在1961年10月17日维也纳会晤刚刚结束时发出的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几天后，在查理检查站发生的双方坦克对峙看起来令人惊慌，但事实上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恶化。[9]当接下来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一无所获时，首先是葛罗米柯和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的会谈，接着是腊斯克与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的谈判，苏联人显得泰然自若。1962年1月，汤普森“吃惊地发现［葛罗米柯］没有表露出任何着急的表情，好像对当前的态势将持续多长时间也并不是很感兴趣”。腊斯克在2月份说，莫斯科好像已经做好了“冻结柏林问题”的准备。尽管美国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葛罗米柯既没有威胁中止会谈，也没有对这一僵局大肆宣扬。在2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吃惊的腊斯克说，苏联人“好像很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继续这种长时间的口舌之争”。
特罗亚诺夫斯基引证危机爆发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明古巴导弹与柏林问题并没有关联。当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建议对柏林进行封锁，以对抗华盛顿对古巴的隔离时，赫鲁晓夫对他发火说：“我们刚刚开始从一个风险中摆脱出来，而你现在又建议我们去冒另一次风险。”不过，赫鲁晓夫在危机进入白热化时拒绝对柏林进行封锁并不能证明德国问题与引发古巴导弹危机没有丝毫的联系，大量的材料似乎都证明这种联系是存在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有着秘密的通信（白宫的助手们戏称为“笔友通信”），从1961年9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古巴危机发生之后。在此期间，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几乎没有做出让步，他的姿态好像使赫鲁晓夫烦躁不堪。11月9日，赫鲁晓夫听起来好像已经孤注一掷，特别是肯尼迪的助手们记得，在古巴危机爆发后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得明白，我已经没有再往后退的余地了，我的后面就是万丈悬崖。”[10]当肯尼迪12月2日的答复没有考虑到赫鲁晓夫所处的困境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美国人“妄自尊大”，并发誓说：“我们必须就德国和平条约做出结论，即使你们不同意，我们也得这么做。”[11]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尔[12]于1962年5月中旬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官员讨论关于信息交流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被带到了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与这位苏联领导人一起呆了两天。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安排了大量的赫鲁晓夫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吃饭、喝酒、划船、射击、开玩笑以及将他自己与斯大林作比较（斯大林“只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将其应用于农业和工业。他对于实际事务并不擅长。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农庄［他别墅的旁边］现在的样子，那样的话，他就会知道我是正确的”），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不停地提到了柏林问题。如果他和肯尼迪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他们就会处于“一场十分重大的考验的边缘”。赫鲁晓夫好像确信美国不会“因为西柏林而开战，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开战需要美国付出几乎是想象不到的代价”。
7月26日，赫鲁晓夫向正要回到华盛顿的汤普森大使道别。他再次警告说，他还能在德国和平条约问题上“无限期地等待”，他似乎“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同年9月，赫鲁晓夫将正在苏联访问的美国内务秘书斯图尔特·尤德尔[13]召到了皮聪大。德国形势“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警告说。由于肯尼迪缺乏必要的“勇气”，赫鲁晓夫将“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给他一个选择，是战争还是签署和平条约。……你们想要柏林吗？其实你们根本不需要它。……很长时间以来，你们把我们就像小孩似的呼来唤去。现在该轮到我们打你们的屁股了”。
10月16日，赫鲁晓夫告诉汤普森的继任者弗伊·科勒尔[14]说，他计划参加11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届时他希望能与美国总统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刚刚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这正是达成他在柏林问题上目标的绝佳时机。
直到此时，莫斯科可能都在利用柏林问题“转移”美国人对古巴的关注，这是米高扬后来对卡斯特罗所说的。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赫鲁晓夫所有的大吵大闹都没有什么意义。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坚持认为的那样，柏林墙竖起来后，柏林危机其实已经过去了，那赫鲁晓夫为什么还要拼命揪住这个问题不放？1999年在被直接问及这个问题时，特罗亚诺夫斯基回答说：“你得反复强调某些事件，毕竟，冷战仍在持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看法在赫鲁晓夫对其东欧盟国的表态中得到了证实。1961年10月，他告诉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缔结德国和平条约，苏联阵营将会“有所损失”，因为西方国家“可能会宣布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由于存在这种危险，“我们不应该加剧形势的恶化”，但“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应该保持施加压力”。1962年2月，赫鲁晓夫问乌布利希：“我们签署和平条约要得到什么？什么也不要。在8月13日前［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天］，我们脑子里考虑的都是如何前进。现在，边境已经封锁起来了。”
但是，1962年3月当多勃雷宁这位新任大使前往华盛顿前夕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德国与柏林问题是美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想按照他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谈时安排的路线图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多勃雷宁的说法，“赫鲁晓夫相信他有机会改变德国问题的现状，使之有利于苏联”。
赫鲁晓夫的恫吓只是为了让多勃雷宁“不要在这场游戏中有出轨举动”吗？或者不是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赫鲁晓夫是真的将柏林问题与古巴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赫鲁晓夫是否总是改变主意？或者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些什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与柏林和古巴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在莫斯科注意到的一种模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赫鲁晓夫总是不停地抨击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举动：“即使赫鲁晓夫犯了错误，甚至在他知道自己犯有错误时，也许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主动承认。这部分是由于他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部分也是由于他的性格。”
不管他在柏林问题上的想法如何，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1961年与1962年的美苏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关系也在进一步恶化。在苏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周恩来礼貌但坚定地表明了中国的路线立场，后来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指责前就离开了莫斯科。周恩来在红场不仅向列宁，而且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尽管赫鲁晓夫告诉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1956年时］”，但现在“我们将独自采取行动”。1962年，中苏就修补双方之间的裂痕进行过几次尝试，但是紧张局势却进一步升级。因此，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加上此前在纽约对肯尼迪的成功恫吓，也可以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证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与中国“僵化”、“教条”的做法相比，坚定与灵活性的结合可以更好地维护并促进共产主义利益。
“赫鲁晓夫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特罗亚诺夫斯基在1994年写道：“一旦他有了什么想法，他就会认为依靠这种想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甚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药。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将一种正确的思想导入愚蠢的境地。”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领导层集体做出的。经过两三次长时间的讨论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才认定“是值得冒此风险的”。他回忆说，他坚信“起初以及后续的决定都不应该是大家被迫做出的”。他要同志们“以明确的责任感与完全的理解来接受并支持这一决定”，因为其后果也许是与美国进行一场战争。“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集体的仔细讨论研究”。[15]
实际上，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1962年4月，马利诺夫斯基拜访了位于黑海边的赫鲁晓夫。这位国防部长关于战略力量对比的报告令人失望，他还抱怨说，美国“丘比特”导弹刚刚完成了在土耳其的实战能力的调试准备。与其他向赫鲁晓夫进言的苏联官员一样，马利诺夫斯基的想法很可能是向他要钱。不过，赫鲁晓夫在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得出的却是这样一种想法：“罗蒂奥·雅科夫列维奇，如果我们向山姆大叔的裤子里扔进去一只刺猬，那会怎么样？”
赫鲁晓夫先前就曾向米高扬提出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米高扬曾对哈瓦那进行过考察，这使他成为了古巴问题的专家。两人在赫鲁晓夫位于列宁山的住处进行商谈。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到9月或是10月“非常快速地”完成导弹部署，然后在美国11月份的国会选举后告知肯尼迪，可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当面告诉肯尼迪。他期望华盛顿方面能平静地接受这一消息，“就像苏联接受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样”。米高扬怀疑是否能秘密地进行导弹的运输与部署，他担心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同时，还得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米高扬认为他会持反对意见。米高扬的看法是整个计划会十分危险，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他说：“我本人也表示同意。”
如果赫鲁晓夫能认真采纳米高扬的建议，他也许根本就不会一意孤行下去。至少他会为可能发生的局面做好准备。征求多勃雷宁与特罗亚诺夫斯基的意见也是有所帮助的，他们两人对美国都非常了解，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赫鲁晓夫不是征求并慎重考虑不同的意见，而是通过召集一个顾问小组来为他的计划寻求支持，这个顾问小组包括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科兹洛夫、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以及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在大体上说明了他的想法后，赫鲁晓夫问了马利诺夫斯基一个假设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入侵一个离我们海岸140公里［87英里］的岛屿，不管对方使用何种手段进行防御，如果你可以使用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手段，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马利诺夫斯基估计需要三到五天，最多一个星期。“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激动地喊道：“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古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无论如何，要抵达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的帮助都会显得太迟了。一旦战事结束，你再怎么挥舞拳头都没有用了。”
即使马利诺夫斯基心存疑虑，那他也没有强调这种不利的因素。如果赫鲁晓夫让他使用能打到美国本土的中程导弹，比留佐夫当然不会反对。米高扬重复了他的保留意见，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理睬：“让比留佐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专家来评估在美国发现不了的情况下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可能性，让他们捎封信给菲德尔，问问卡斯特罗是否同意部署导弹。”米高扬相信比留佐夫关于两个问题的报告都会持否定意见。
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16]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古巴记者，实际上是名特工人员。阿列克谢耶夫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于1959年10月第一次来到古巴，很快他就与卡斯特罗和欧内斯托·古耶瓦拉（Ernesto Guevara）建立起了比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塞夫[17]与他们更密切的关系，库德里亚夫塞夫是位平庸的外交官，他要求古巴人派出一小队保镖随时保卫他的安全，这引起了古巴人的反感。5月初，阿列克谢耶夫被召回莫斯科。就在5月7日与赫鲁晓夫会面前，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取代库德里亚夫塞夫，于是他更加卖力地替赫鲁晓夫办事。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对他提及导弹的事情。他只是询问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些关于古巴及其领导人的一般情况，其间几次拿起电话，安排加速向古巴派遣援助力量。赫鲁晓夫对古巴的了解及其对卡斯特罗的热情给阿列克谢耶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他倾倒的是，赫鲁晓夫好像“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之前就明白我要说什么”。
几天后，这个小型的特别小组再次开会，这一次增加了沙拉夫·P.拉什多夫[18]。拉什多夫是主席团候补委员，乌兹别克斯坦党委书记，经常出使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对中亚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印象。当阿列克谢耶夫和米高扬讲述他们对古巴形势的印象时，赫鲁晓夫不停地打断他们，以强调卡斯特罗所面临的危险。突然间，他问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个“差点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问题：如果苏联提出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卡斯特罗会作何反应？
阿列克谢耶夫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卡斯特罗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疏远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马利诺夫斯基回击说，既然共和政体的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弗朗哥的斗争中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那“古巴革命者为什么会放弃这种机会呢”？
赫鲁晓夫不是让大家继续讨论，而是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为他的想法作辩护。美国人正在计划全面的入侵。遏制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核导弹。行动必须秘密进行，特别是在美国国会选举正在进行的时候。一旦导弹形成了实战能力，那苏联就可以真正平等地与美国对话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是不会去冒愚勇的风险的，他们的反应不会比苏联人更加激烈，因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同样部署有核导弹。虽然还有待主席团成员全体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赫鲁晓夫还是宣布说阿列克谢耶夫、比留佐夫和拉什多夫将去古巴，“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解释我们的想法”。
其间，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在保加利亚呆了一个星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保加利亚期间，失去古巴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现在回顾起来，他的讲话（其中不时提到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西方国家的难以驾驭以及需要迫使美国将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来看待）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不信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19]。多布罗加山谷是保加利亚进行粮食研究的农业研究所，该所所长向苏联客人讲述科学技术如何能促进粮食生产，但赫鲁晓夫却打断他的话，指示一位助手告诉保加利亚应如何做。当这位保加利亚发言者对苏联人种植“豌豆、豌豆，只是豌豆”，而不是南瓜的建议提出质疑时，赫鲁晓夫的手挥向空中，打翻了一只水杯，水溅得他的白色草帽上到处都是，于是会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外交部长在5月20日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讨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方案。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导弹部署是必要的，然后才询问葛罗米柯的意见。葛罗米柯想如果他表示反对，赫鲁晓夫肯定会“气得大发雷霆的”，这本身就说明赫鲁晓夫是容不得下属提出不合他心思的意见的，但是葛罗米柯后来坚持说他大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定会在美国引起政治爆炸。我对此绝对肯定。……”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发火，但他也“无意改变他的立场”。[20]
第二天召开了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赫鲁晓夫是这个由国家最高文职与军队官员组成的机构的主席，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柯西金（他还是苏联第一副总理）、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的第一副手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以及为中央委员会行使对军队监控职能的政治将军阿历克赛·叶皮什耶夫[21]。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总参谋部的塞米扬·P.伊万诺夫[22]上将，他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秘书。表面上，这次会议是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国内的情况，但是当伊万诺夫回到国防部后，他的副手阿纳托利·格里比科夫[23]将军发现他“异乎寻常的不安”。“他左手抓着几张纸，人还没完全进门，声音就传了进来。‘阿纳托利，’他舞动着手里的纸片说：‘这份材料必须马上修改出来。抄写清楚。要手写的，不要打印。’”
根据格里比科夫的说法，伊万诺夫的绝密材料上所说的内容是“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与中远程导弹。……”这个决定还没有最终确定，还有待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的再次批准。但是在5月24日的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联合会议前，格里比科夫得准备一个初步的行动计划，为“一支部队的组建、运输及后勤保障准备一个初步的蓝图，这支部队与驻扎在中东欧的［苏联军队］的结构与使命类似，尽管规模可能有所不同”。
在后来的三天三夜里，格里比科夫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偶尔在一张折叠床上打个盹。5月24日，马利诺夫斯基提交这份计划，赫鲁晓夫马上表示了同意。赫鲁晓夫的同事们“不是同意他的意见”，格里比科夫记得，“而是心存担忧，不敢说出他们的疑虑”。虽然这个投票结果仍是“初步的”，还有待赴古巴代表团的商谈结果，但国防委员会还是批准了“在古巴部署一支由各种武装力量组成的苏联军队”的决议。
当伊万诺夫将军拿着正式文件找到各个主席团成员签字时，还是出现了不安的迹象。根据苏联的传统惯例，在签署名字的前面应写上“代表”一词，但此次至少米高扬还有其他一些主席团成员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则根本没有签字。后者的做法是正常的，因为候补委员没有正式表决权，但赫鲁晓夫指示伊万诺夫“也到他们的别墅去一趟。他们也得签字”。在赫鲁晓夫打过电话后，甚至连米高扬也加上了“代表”一词。
5月27日，星期天，主席团成员在赫鲁晓夫的别墅开会，给赴古巴代表团准备指示精神。这一天天气格外的好，客人们围坐在一起喝茶、吃点心。从理论上讲，拉什多夫和比留佐夫应该是去征求卡斯特罗对赫鲁晓夫想法的意见，但他们的实际任务却是通知多于请求。“拯救古巴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导弹部署到那儿。”赫鲁晓夫宣称。如果“识时务”，肯尼迪是不会“挑起一场核战争的”。虽然苏联的远程导弹已经瞄准了美国，“但如果将导弹部署在美国的附近，那将更具威慑力”。赫鲁晓夫说：“所以努力将这个利害关系向菲德尔解释清楚。”
代表团乘坐一架秘密航班前往古巴，成员使用的都是化名（比留佐夫元帅的护照上注明他是“彼得罗夫工程师”）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并严肃警告不能与莫斯科进行任何形式的通讯联络，甚至密码电报也不行。卡斯特罗马上就明白了要发生什么大事。“八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我看到古巴人做了书面记录。”卡斯特罗对苏联人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但是担心这会损害他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形象，并恶化与美国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他怀疑是否需要这些导弹，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有了数百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如果更有经验的苏联人想“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古巴“没有权利根据狭隘的自利做出决策”。
与以前肯尼迪政府的敌人一样，多年后，卡斯特罗仍然对赫鲁晓夫的动机不是很清楚。“当然，尼基塔很热爱古巴，这是真的。他特别珍视古巴。你可以这么认为，他对古巴有一种偏爱，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是他也“能在提到一件事情时，嘴上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套”。即使卡斯特罗1963年在苏联呆了几个星期，他“也从来没有能摸清楚赫鲁晓夫的底数”。在见到每个主席团成员时，他都会问：“‘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你们进行过什么样的讨论？’我没有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真正回答。他们通常对我的问题根本不予答复。当然，你不可能鲁莽地说：‘嗨，回答我的问题。’”
在卡斯特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时，比留佐夫开始在古巴岛上到处转悠，考察可以使导弹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无处不在的侦察的地方。他是个“敢做敢干”的军人，因此尽管导弹部署是最难进行隐蔽伪装的，然而他得出的结论自然还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可以将导弹伪装成棕榈树，用一些棕榈树叶将导弹弹头盖起来。比留佐夫“不是很明智”，米高扬回忆说：“我亲眼见过那些棕榈树，将导弹隐藏于这些棕榈树下是不可能的。”
回到莫斯科后，代表团马上于6月10日向政治领导层汇报了情况。拉什多夫关于卡斯特罗反应的报告以及比留佐夫关于军事上可行性的报告都是积极的。至此，格里比科夫5月24日拟制的计划就更加全面完整了。在马利诺夫斯基宣读了国防部关于该计划的总结备忘录后，主席团一致投票通过了他们三周前已经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这么做出的：赫鲁晓夫带头，他的同事们顺从地照办。[24]如果特罗亚诺夫斯基敢大胆地说出他的保留意见的话，那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实际上从来没有对他的这位亲密的下属提高过嗓门”，而是“宁愿将他的怒气发泄到其他人身上”。特罗亚诺夫斯基直到5月底才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同为赫鲁晓夫助手的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告诉他：“奥列加·亚历山大罗维奇，你最好坐下来。我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正在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特罗亚诺夫斯基真的“吓得目瞪口呆”。对于积极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来说，这个行动无异于“一场噩梦”。精心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特罗亚诺夫斯基向他的主人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表面上，赫鲁晓夫真的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然后回答说他的做法并不过分，因为美国已经把核武器部署到了苏联的边境外。但是“这完全没有考虑美国人的情绪以及他们可能的反应”，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补充说道：“考虑到这一行动的规模巨大，投入这么多人，如何才能保证行动的隐蔽性，这也是我不能预料的，尽管行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它的突然性。”
谢尔盖·赫鲁晓夫也是在差不多此时才得知这一行动计划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当他们从别墅到莫斯科河散步时，他的父亲告诉了他这一消息。谢尔盖对此表示了吃惊与疑虑，实际上，他认为父亲告诉他此事，正是因为他想听到一些反对的意见，他的同事中除了米高扬外，没有人敢向他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儿子毕竟不能替代内阁、委员会或是主席团成员，也不能替代他的那些充分了解情况的顾问，他们应该能做出评估，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向权威说出事实。
错误的决策程序产生了这样一个决定，接下来的是同样错误的实施程序。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派遣一支小型的远征部队，这支部队要足够大，能遏制美国对导弹部署的攻击，同时又要足够小，在运输与部署过程中不致被美国人发觉。然而，军方组建的军队规模则要大得多，无法不引起美国的注意。这支部队的核心是导弹：带有24个发射架的36枚中程导弹（射程为1200海里），加上带有16个发射架的24枚中远程导弹（射程为2200海里）。中程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当量为20万至70万吨（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的10—35倍），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当量则为20万至80万吨。五个导弹团每个都有自身的机动技术保障基地，包括从地下贮藏井中运输核弹头的有篷卡车。
其他的部队都是负责导弹的保卫工作的：三个防空导弹团，每个团都有四个发射单元，总共可以发射144枚导弹；两个巡航导弹团，总共有80枚导弹，导弹射程为90英里，并配备有5000—12000吨的原子弹头；一个拥有33架直升机的飞行团；一个由11架伊尔—28飞机组成的中队，配备有常规武器。此外还有六架飞机可以挂载核炸弹；一个装备有11架飞机的运输与通讯中队；四个摩托化步枪团，每个团有2500人、34辆坦克以及其他武器和装备；一个由潜艇、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中队以及一个导弹巡逻艇旅。
马利诺夫斯基于7月4日批准了这一计划，三天后赫鲁晓夫签字同意。根据这一计划，需要向古巴运送50874人，其中包括野战医院、面包房、机械车间以及其他保障单位的人员。此外还有三个月的食品与燃料。9月，部队数量减到了45234人，其中还有3332人在危机期间从海上就返回了苏联国内。余下的总共为41902人，但是10月26日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的人数最多为10000名军人。
在所有这些力量中，能打到美国心脏地带的导弹是最具挑衅性的。但是由于担心引发全面核战争，这些导弹是不大可能发射的，因此最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是近程核武器系统，这既有原本就计划部署的，还有9月份运送过去的战术核武器，其中包括“月神”导弹，这种导弹能投放12颗当量为2000吨的核弹头，射程为25英里，能对入侵的美军实施打击。赫鲁晓夫起初的指示是这些武器可以在不用征得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发射。这一授权是口头传达的，并没有书面的文件，10月22日这一授权被废除，但是如果战争真的打起来，谁能知道是否发射了这些导弹？赫鲁晓夫对部署于古巴的导弹并没有实际上的控制权。如果发生美国入侵的情况，格里比科夫将军多年后自问道：“美国攻击者是否会发现并压制‘月神’与巡航导弹核弹头贮存的地下井？或者不管是否得到上级的命令，苏联的防御者能否发射哪怕是一枚‘月神’核弹头——其当量为广岛原子弹的十分之一——或是一枚威力更为强大的巡航导弹？如果这样的一枚导弹能击中美国的军队或是舰船，如果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在这场原子弹爆炸中丧生，那么这会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一击，还是全球核战争的第一枪？”
这种最危险的远征需要一位很特别的指挥官。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否决了总参谋部的第一选择，战略火箭军的帕维尔·B.丹科维奇[25]中将，他们倾向于二战时的老同志，伊萨·普列耶夫将军，他刚刚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的示威抗议。年事已高的普列耶夫参加过俄国内战，在抵抗纳粹的战斗中指挥过一个师保卫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呆过，后来率领过在匈牙利的进攻部队，并在满洲里打击过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北高加索军分区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冷静、坚定、诚恳、有思想，但不能冒太大的风险”。赫鲁晓夫喜欢并信任他，普列耶夫还有一个优势：他让赫鲁晓夫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当时赫鲁晓夫只是贯彻斯大林的意志，现在轮到他设想了一次大胆的行动，监督其计划，指导部署实施，就像斯大林在二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头发斑白的普列耶夫或许还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所描绘的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英雄，库图佐夫将军。但是这位老人从一开始就显得靠不住（他拒绝使用为他准备的化名“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帕夫洛夫”），他很快与助手们发生了争执，在危机期间，他在外交才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卡斯特罗与普列耶夫之间变化无常的关系加剧了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误解”。
如果说这支部队的组建及其指挥官的选择是一种不好的预示，那么将这支部队派往古巴的计划也同样如此。“阿纳德尔”行动得名于位于苏联东北部汇入白令海的阿纳德尔河，这一行动表面上是在北极圈附近部署军队与装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部队都配备有滑雪橇、呢绒靴以及毛领的皮大衣，而不是短裤与衬衣。夏季服装的短缺并没有给行动带来致命的安全问题，但所携带的冬装也没有给他们多少帮助。
性能优良的“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号”舰船（根据列宁姐姐的名字命名）于7月中旬起航前往古巴的卡瓦尼亚斯港，这是苏联向古巴运送人员物资的第一艘舰船，在其后的三个月里，有85艘运兵船和货船进行了大约150次航行。苏联军队将人员与装备集结到了六个港口，从南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到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北莫尔斯克，在向特别装载区集结的过程中需要严格保密，集结行动都是在夜晚进行的，由特别武装卫兵进行警戒，没有向部署人员宣布最终的目的地，而且禁止任何的邮件与电报联络。在出发地点，部队直到启程前都在严密的警戒下呆在军营里，所有的人在回国前都被注销了党员、共青团员与军人身份。舰上水兵被禁止上岸休假或是进行通讯联系。
上船后，部队就变成了木匠（在低矮的甲板下建造双层床，用木架将导弹覆盖起来，伪装成舰船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搬运工（将坦克、防空火炮、拆卸后的飞机以及长达67英尺的导弹装进特大型的货物箱里）。所有可能被识别出来的军事装备都贮存在甲板以下，导弹与发射架外面包裹着金属板，以防止红外照相；汽车、卡车、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被摆放在甲板上。
为了看起来像一支“农业顾问团”，苏联军人都穿上了平民服装，格子花呢衬衫使他们与古巴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他们穿着正规的苏联军装一样。尽管如此，当舰船驶近巴哈马海域时，美国人从这里开始了海空监视，他们只有在夜间才可以到甲板上去，而且每组不能超过五六个人（虽然白天甲板下面的温度达到了差不多华氏90度）。此时，士兵们至少大体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地，目的地的命令文件被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的小信封里，两层信封都被密封起来，外面还用一条棕色的带子系着，在大西洋中一个指定的地点，在克格勃军官的监督下，最高指挥官和舰长才打开了信封。在航行过程中，士兵们汗流浃背，每天的食物通常是在夜间发放，在一些舰船上，使用厕所必须在事先规定的时间内，对于深受冬天严寒困扰的俄罗斯人来说，去位于热带的古巴本来是一种梦想，但是这个18—20天的行程却变成了一场噩梦。
舰船抵达后，士兵们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号”于7月26日到达，在其后的四天里，有九艘舰船陆续到达。由于莫斯科方面忘记了向舰船和当地欢迎人员提供相互识别的口令，一些舰长和指挥官拒绝按照对方的要求变更航线。军事装备必须在夜间卸装，这些装备被隐藏在棚子里，从11个港口沿小路被运到古巴各地的基地（85英尺长的导弹搬运箱在途中不能拐弯，除非推倒沿途的农舍）。在这种强行军中，所有的指令都用西班牙语发出，同时仍然穿着平民服装的精疲力竭的士兵必须保持完全的无线电静默，以躲过美国的电子监听装置。前线与驻哈瓦那苏联总部之间的所有通讯都是通过口头传递的，传令兵在前后方之间来回穿梭。
到达基地后，部队发现那里的条件既不适合人居住，也不适宜装备的部署。潮湿的热浪、成群结队的蚊虫以及（古巴东部）有毒的番石榴树加在一起使得那里的生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地下水的缘故，那里无法挖掘常规的战壕，于是战士们只好修筑土堤，上面安装上铁丝网，在热浪与大雨中，士兵们每天要进行10—12小时的繁重劳动。为了加固发射架的底座，士兵们从苏联运来了巨大的加强型混凝土石板。当古巴多石的地表土使沉重的需要掘土的装备难以安装时，士兵们只好用双手把石板埋到地下。格里比科夫将军抱怨说，这些士兵操纵的导弹能打到1000英里外的目标，但是他们却仍然“像过去的士兵们所说的那样：‘一个工兵一把斧，一根烟头过一天’”。
当然，棕榈树也没有能给他们提供多少伪装。即使有更多的棕榈树，那也无法隐藏“大量的指挥与配套设施、成群结队的油料卡车与坦克，以及数百米长的粗电缆——都围绕在安装导弹发射架的巨大的混凝土石板周围。沉重的装备安装进去后［根据格里比科夫的说法］，这样的设施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但是从上面望去，却像个肿起的大拇指”。
苏联的中程导弹于9月中旬抵达，导弹的核弹头在克格勃的特别警戒下于10月4日运到。当危机开始时，运载中远程导弹的舰船仍在海上，后来又折返回了苏联，但是中远程导弹的核弹头是独立运输的，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贮藏于位于古巴港口的苏联舰船上。到10月14日，当格里比科夫飞到古巴、代表苏军总参谋部进行视察时（他乘坐的是一架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班机，在座舱下面的行李舱里带有救生衣和其他一些逃生装置），已经有80枚巡航导弹弹头、可携载于伊尔—28轰炸机上的6枚原子弹以及12枚“月神”核弹头运抵古巴。这些核弹头贮存于特别警戒的掩体与军械库内，这些掩体与军械库相距战时需要装载这些弹头的导弹与飞机不是太远，但也不是很近。
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普列耶夫将军的肾病很可能使他对总参谋部视察者的到访没有抱什么好心情，他报告说部署进展情况落后于计划安排。不过，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消息：就在格里比科夫到达的当天，一架美国的U—2飞机从导弹部署地点的上空飞过，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U—2飞机从1962年初开始对古巴进行照相侦察，对此，苏联人是知道的。赫鲁晓夫研究过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960年5月1日拍摄的照片，知道美国的照相侦察效果，但是他还是将这种危险抛到了脑后。当莫斯科驻古巴的首席军事代表阿历克赛·德曼蒂耶夫[26]少将在主席团最终批准运送导弹前试图提出这一问题时，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桌子下面捅了捅他，让他闭嘴。7月初，赫鲁晓夫下令进行防空导弹的部署，但当时还没有进行SA—2导弹的部署，以防止过早地引发危机。
令人奇怪的并不是苏联导弹在部署完毕前就已经被发现，而是赫鲁晓夫的方案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付诸实施。现在回顾起来，尼古拉·N.阿米尔科[27]上将坚持认为秘密进行导弹部署是不可能的：“当导弹装船从水路运到敖德萨时，就已经被人发现了。敖德萨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些导弹将被运往海外。在导弹卸载运往古巴基地时，肯定也会被发现的。”一句话，这是个“想入非非的方案”。
资深外交官乔治·科尔年科后来与很多专家进行过交谈，他们都“认为导弹部署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格里比科夫将军说：“在中远程导弹运抵古巴后，这个秘密还保持了整整一个月，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则觉得很奇怪：“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真的相信能保守秘密，而整个计划的成功都取决于能出奇制胜。”多勃雷宁说：“坦率地说，我没有看出他们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就像下棋一样。毫无疑问，他们进行了构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随着事情的展开，还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的。”根据古巴政治局成员乔治·里斯奎特[28]的说法：“在我们看来，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想到对手可能会做出哪些后续的反应，以及他将如何来应对。……”
没有把事情考虑周全，这是赫鲁晓夫一贯的做法，特别是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但是，尽管缺乏应急计划，然而他的确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苏联导弹在完全形成战斗力前就被美国发现，那么他可以通过谈判来摆脱这一状况。在阿朱别伊看来，“他几乎肯定认为肯尼迪不会选择战争”，这使得挑衅这位美国总统显得“相对安全一些”。赫鲁晓夫没有考虑到的正是他自己的一种观点，即肯尼迪对他自己的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他会担心反对派可能将古巴导弹作为要求总统下令对古巴实行全面入侵的借口。从这个方面来看，赫鲁晓夫的过错是没有能克服自己内心对肯尼迪的矛盾看法。
米高扬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并非唯一提出警告意见的人。古巴人也感到担心。7月初，劳尔·卡斯特罗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就一项使苏联军队在古巴驻扎长期化的五年协议进行谈判。新任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于8月份将这份协议的草案提交给了哈瓦那，草案经过修改后由古伊瓦拉在8月底交回到了莫斯科。在这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古巴人都在争论是否应该将这份协议公布于世，当然不包括具体的武器细节。菲德尔回忆说，当劳尔在莫斯科逗留时，“我想让他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一行动仍在进程中时被美国发现，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是我想问他的唯一问题”。菲德尔记得他在古伊瓦拉出发前说过：“如果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如果还有其他什么事，只要是正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秘密进行，可能还会爆发一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偷偷地进行，好像我们在做什么没有权利做的错事似的？”
当然，公开宣布导弹部署是可能会立即引发危机的，但是在肯尼迪政府前官员看来，“美国寻求，或是迫使苏联人收回决定、放弃部署的可能性也不大”。这就使得赫鲁晓夫对古巴的疑虑不屑一顾显得更有道理了。“你不用担心，”他对古伊瓦拉说：“美国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将波罗的海舰队派过去的。”
“他是绝对认真的，”古伊瓦拉的助手艾米利奥·阿拉哥尼斯[29]说：“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和古伊瓦拉吃惊地相互看着。但是你知道，我们对苏联的判断是相当信服的，因为他们毕竟有着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们的信息比我们的更具说服力。”
即使头脑发热的古巴革命者也知道一些地缘政治的道理，他们不是指望波罗的海舰队，而是指望莫斯科在其全球导弹能力支撑下的意志与决心。那年夏天，从赫鲁晓夫那里私下得知这一消息时，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也不是很有信心。为了消除哥穆尔卡的不安，赫鲁晓夫向他提供的不是波罗的海舰队，而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俄罗斯农民将他的羊放在屋里过冬（就像赫鲁晓夫在老家卡里诺夫卡所做的那样），羊发出难闻的气味，但这个农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肯尼迪同样也会“学会接受导弹的气味的”。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主要是由赫鲁晓夫一手造成的，但在肯尼迪的帮助下，他本可以避开这一事件。9月4日，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份警告声明：如果有证据显示“古巴驻扎有任何苏联阵营国家的建制作战部队……或者是地对地导弹，或者是其他的任何重要进攻能力，不管是由古巴人操纵，还是在苏联人的指导下，都可能会引发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肯尼迪是在4月份发出这份声明的，那赫鲁晓夫也许就会后退一步了。
8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空中照相侦察显示，海上苏联舰船的活动异乎寻常的频繁，而且甲板上巨大的板条箱与所装的货物显得很不相称。一位到达迈阿密的苏联流亡者讲述了他在8月5日黎明前碰到的一个长长的卡车运输队：“在大约每三辆卡车的后面是一辆由拖拉机那样的车辆拖着的长长的拖车。在每辆拖车上面有一个像棕榈树那么高的圆圆的东西，上面盖着防水油布。”如果这些东西就像看起来的那样是SA—2导弹，美国国务院与军事情报机构认为，那可能是为了保护古巴，以防止其受到入侵。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奈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并具有商人的成本意识，只有他认为SA—2导弹保护的是更具价值的投资——也就是说，能打到美国的地对地导弹。导致肯尼迪总统发表9月4日警告声明的就是麦考奈的担心，加上来自参议员肯尼斯·基廷的辛辣批评（肯尼迪推测，他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但是约翰·肯尼迪“划定的最后界限是他认为苏联人没有也不会逾越的”。多年后，西奥多·索伦森[30]说：“如果已经知道苏联人要在古巴部署40枚导弹，那我们可能就会根据这一假设将最后界限划定到100枚了，并大张旗鼓地宣称我们绝对不会容忍在古巴存在超过100枚导弹了。”麦克乔治·邦迪说：“我们这么做［发表警告声明］，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苏联会做出在我们看来在古巴部署苏联核武器这样疯狂的事情。”
然而，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9月4日的声明意味着麻烦。早在7月份，他就已经开始担心这一秘密可能会被发现。[31]在肯尼迪9月4日的警告发出后，事情看起来更有可能暴露了。从理论上讲，赫鲁晓夫是可以取消这一行动的，因为到9月5日时，还没有一枚地对地导弹或是核弹头已经运抵古巴。但是他采取的几项措施却是使危机变得更加危险。一是加速已经在半途中的武器的交付；二是派出另外的战术核武器；三是使劲向美国保证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在真相大白后，他的保证就显得更为险恶了。
加速交付使中程导弹的抵达时间提前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下令于9月7日开始运送的战术核武器包括携载于伊尔—28轰炸机上的6枚原子弹，加上带有核弹头的12枚“月神”近程导弹。赫鲁晓夫否决了增派更多装有核弹头的战术导弹的提议，两周后，他取消了原先计划部署的潜艇与水面舰艇。但是当他知道冲突即将来临时，增派任何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都是极端不计后果的。
赫鲁晓夫最后时刻的保证就是这么孤注一掷。9月4日，多勃雷宁告诉“十分不安”的罗伯特·肯尼迪说，“我们不会在古巴部署任何地对地导弹或是进攻性武器的”，因为“赫鲁晓夫不会在选举前的这段时期内做出任何有损两国关系的事情的”。赫鲁晓夫主席“很喜欢肯尼迪总统，不希望让他为难”。多勃雷宁说。当罗伯特·肯尼迪说赫鲁晓夫主席“表达他喜欢之情的方式很奇怪”，“如果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将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时，多勃雷宁回答说，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计划，多勃雷宁大使说话的语气确信无疑。“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将我们的核导弹部署到古巴。”他后来回忆说。两天后，多勃雷宁向索伦森宣读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一封私人信件：“在美国议会选举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形势变得复杂或是损害我们两国关系的措施。”9月11日，此前肯尼迪总统已经要求国会授权征召15万预备役部队进入现役，苏联政府宣布：“苏联没有必要将武器运到另一个国家，例如古巴，防止侵略行动，或是进行报复性打击。”现在运至古巴的武器“纯粹是为了防御目的”。
赫鲁晓夫可能认为肯尼迪会相信他说的话。更有可能的是，他想让美国总统按照他的想法行事，即认为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这样可以避免在美国选举前引发危机，并为选举后的首脑会晤铺平道路。8月底，特别信使波尔沙科夫见到肯尼迪总统时，发现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而且还略显焦虑”。赫鲁晓夫一直抱怨美国飞机在驶往古巴的苏联舰船上面做低空飞行。“告诉他［赫鲁晓夫］，”肯尼迪对波尔沙科夫说：“我已经下令停止这种飞行了。”像这样的让步意味着肯尼迪努力想避免麻烦。美国总统的其他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美苏关系的前景是好的”；约翰·肯尼迪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见到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波尔沙科夫和他也进行了会谈，请求赫鲁晓夫不要伤害他的兄弟：“该死的，难道赫鲁晓夫总理不明白美国总统现在的处境吗？难道赫鲁晓夫总理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有朋友，也有敌人吗？相信我，我哥哥对于美苏关系是说话算数的。但是他采取的想与赫鲁晓夫总理会晤的每个步骤都是需要他付出艰苦的努力的。如果赫鲁晓夫总理处于肯尼迪总统现在的处境，哪怕只是一会儿，那他就会明白他的。”
肯尼迪是否想“不去注意”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军事部署？这是否就是这位苏联领导人9月6日在皮聪大与国务卿尤德尔会谈时努力给美国总统打气的原因？尤德尔向赫鲁晓夫坦言，美国国会中存在着入侵古巴的压力，但是他向赫鲁晓夫保证说“做出决策的还是总统”。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国会议员“看问题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屁股。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后面的东西”。他还引用了托尔斯泰对高尔基所说的话：“‘上帝在造人时，男人就是有缺陷的。年轻时，他们能满足他们的性欲，但当他们变老时，获得这种满足感的能力就消失了。然而，他们的其他欲望却没有。’你们的国会议员也是一样。他们没有权力，但是他们还有着这样古老的欲望。”
当波尔沙科夫几天后来到皮聪大时，“被阳光晒得黝黑、面带微笑的”赫鲁晓夫戴着草帽，身穿绣有花边的乌克兰衬衫在游泳池边接见了他。很显然“急于想了解关于古巴的情况”，赫鲁晓夫主席问“美国是否会与卡斯特罗发生武装冲突”。波尔沙科夫认为会的，并强调说肯尼迪总统正受到来自“反对势力”急于想粉碎卡斯特罗的巨大压力。但是肯尼迪“知道这种努力是没有用的”，赫鲁晓夫说，“现在的古巴已经不是过去的古巴了”。波尔沙科夫回答说，如果取决于肯尼迪总统自己，那他很可能会寻求某种形式的妥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波尔沙科夫讲述了罗伯特·肯尼迪对他兄弟地位的担心，对此赫鲁晓夫回击道：“他们不能这么说话。他还是总统吗？如果是个强有力的总统，那他就不用担心任何人。他掌握着政府的所有权力，而且他兄弟还是司法部长。”不过，赫鲁晓夫对肯尼迪也不是很有信心。他指示波尔沙科夫观察、报告他任何细微的反应：“你得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他的语气、姿态还有谈话。我们在莫斯科需要了解所有的情况，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32]
当波尔沙科夫于10月4日和6日见到罗伯特·肯尼迪时，语气并不友好。这位司法部长的语气正式而犀利，他要求波尔沙科夫重复赫鲁晓夫关于苏联运送至古巴的武器属于防御性的口头保证，亲自记下来，并要求他的秘书打印下来。第二天，华盛顿记者查理·巴特利特[33]，肯尼迪亲密的朋友，邀请波尔沙科夫共进午餐，再次要求他将赫鲁晓夫的口令复述一遍，好让美国总统在文件中引用。
就在肯尼迪总统了解事情真相前，美苏之间又举行了两次会谈。10月15日，多勃雷宁在无任所大使切斯特·鲍利斯面前否认苏联正在将伊尔—28轰炸机运往古巴。第二天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向科勒尔大使保证说，他“不会在美国选举期间做出任何让美国总统为难的事情”。几天前，赫鲁晓夫曾去过塔什干，很可能是为了掩盖他对古巴的全力关注。他从乌兹别克斯坦打电话给伊万诺夫将军，想了解“装备运输的进展情况”。得知“月神”导弹和伊尔—28飞机正在途中时，他回答说：“一切都井井有条，谢谢。”差不多就在此时，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导弹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整个夏天，特罗亚诺夫斯基都感觉他好像是在一辆“失去方向的”汽车里。两人单独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突然赫鲁晓夫脱口说道：“用不了多长时间，风暴就会平息的。”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望航船不会倾覆吧。”一向从外交角度考虑问题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回答说。“赫鲁晓夫沉思了一会儿，”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现在要想做出任何改变已经太晚了’，他说。”
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10月16日上午11时50分在一起讨论如何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做出回应开始，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清除这些导弹。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赫鲁晓夫能侥幸成功，那他肯定还会进行其他的冒险。即使柏林现在还不是苏联人想有所动作的目标，那接下来也肯定会是的。
国内政治与个人因素也是考虑的一个方面。“我们刚刚在印第安纳选举了［霍默］开普哈特[34]［共和党人］，”肯尼迪在见到第一张U—2飞机照片后对肯尼·奥唐奈尔说：“肯尼思·基廷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只是在半开玩笑。如果肯尼迪先前就曾担心赫鲁晓夫会低估他的决心，那赫鲁晓夫又如何会认为肯尼迪总统会容忍他在古巴部署导弹呢？猪湾事件和维也纳首脑会晤已经够糟糕的了，而这一次赫鲁晓夫却是处心积虑地想欺骗他，让他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更为糟糕的是，肯尼迪后来又努力将他的这种错觉强加给了他的国家。
肯尼迪的顾问里没有人赞同接受现状。几乎就在同时，执行委员会拒绝通过谈判让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以防止赫鲁晓夫在拖延谈判进程的同时加速导弹部署，并动员公众舆论反对华盛顿。就在此时，葛罗米柯10月18日被安排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会面。他是否会主动提出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呢？如果他没有，那肯尼迪总统是否应该摊牌？肯尼迪决心在选择行动方案前严格保守秘密。但是这两人又如何能在会谈中不提及心里都想着的这一重大事件呢？
会谈于下午5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葛罗米柯注意到肯尼迪和腊斯克显得很紧张，而且这位国务卿脸色红得“像只螃蟹一样”。他还注意到肯尼迪总统办公桌上有一个文件夹，他后来猜想文件夹里是否装着U—2飞机的照片。实际上，这些照片就放在肯尼迪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在和往常一样的开场白过后，葛罗米柯没有提及古巴问题：在11月份的美国选举后，莫斯科将被迫（葛罗米柯对此进行了重复，以示强调）签署德国和平条约。因此如果赫鲁晓夫于11月底来到纽约，如果他能和美国总统讨论有关柏林问题，那“很可能会有所帮助”。肯尼迪拒绝举行正式的谈判，但是似乎同意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葛罗米柯离开后，美国总统捎话（通过汤普森给多勃雷宁）说，这样的会晤是“不适当的”。
葛罗米柯对美国人胁迫哈瓦那进行了谴责，并补充说苏联对卡斯特罗的援助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即使事情的进展走向另外的方面，”这位外交部长对肯尼迪9月4日声明中的内容进行了诠释，他继续说道：“苏联政府永远也不会成为提供这种援助的一方”。
作为回应，肯尼迪大声宣读了他9月4日发表的声明。根据葛罗米柯对此次会谈的记录，美国总统形容当时的局势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并说“他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肯尼迪否认美国有任何入侵古巴的企图，并补充说他一直在努力制止那些主张发起攻击的人。
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涉及，但是两人的讲话都离这一问题很近了。葛罗米柯后来承认，如果肯尼迪“开始公开谈及导弹问题，那我就会以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讨论同意的口径回答他：‘总统先生，苏联的确向古巴提供了少量用于防御目的的导弹。这些导弹不会威胁到任何人！’”根据腊斯克的说法，肯尼迪给了葛罗米柯“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说出他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情”。约翰·肯尼迪有几次差点就提到了导弹问题，为的是戳破“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此厚颜无耻的谎言”。
多年后，赫鲁晓夫仍对这位外交部长的表现津津乐道：“葛罗米柯的回答就像一个在偷马时被抓住的吉普赛人一样：‘不是我，这不是我的马，我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葛罗米柯并没有伺候好他的主人。当然，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在他打过交道的九位美国总统里，他与肯尼迪的会谈“也许是最困难的”，他后来说。此外，他的困境并没有随着会谈的结束而结束。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肯尼迪知晓了导弹部署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向莫斯科汇报这个糟糕的消息是需要勇气的。还有，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没有被告知这一秘密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充分表达他内心的担忧？
很显然，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就是给莫斯科发去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在会谈的当天，详细描述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会谈，目的是提醒那些对苏联导弹部署完全了解并能读出字里行间意义的人，例如赫鲁晓夫。但是日期为10月19日的第二份电报则显得很得意：白宫会谈“证实了”古巴形势“完全令人满意”，美国依靠的是经济封锁，而不是准备入侵古巴；美国人这种克制的举动是由于苏联对卡斯特罗的“大胆”援助；华盛顿的反古巴运动实际上正在消退；由于美国国会正处于选举前的休会期，针对古巴的军事冒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焦虑”。但是得益于葛罗米柯的小心谨慎，赫鲁晓夫自己设下的陷阱此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华盛顿方面仍在商讨行动方案。在一段时间里，有两种观点相互争执不下：一是以空袭，也许还可以伴之以全面入侵以摧毁苏联导弹；二是对古巴进行封锁，然后视事态发展再做定夺。10月18日晚间，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意向投票，投票结果是11∶6，倾向于封锁古巴。第二天早上，大家的意见又转向进行轰炸。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肯尼迪离开华盛顿进行选举造势之行，目的是保持在公开场合的露面。在总统不在位的情况下，罗伯特·肯尼迪根据他哥哥的意见尽力争取执行委员会通过的“隔离”主张，为了不触发战争，隔离在语义上优于“封锁”。考虑到赫鲁晓夫的性格，前国务卿艾奇逊建议摊牌：“你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与一个疯子打交道。”但是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失去理智，那大规模空中打击很可能会引发苏联人对美国的核报复。
10月20日，星期六，美国总统回到了华盛顿，以“感冒”为借口中止了选战行程。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科勒尔大使正在与赫鲁晓夫的副手弗罗尔·科兹洛夫聚餐，他“双手支在桌子上，吃起来像头猪，喝起来像条鱼。他完全喝醉了，吐得污秽不堪。……科勒尔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让他吐露出点什么，但他的回答总是简单了事。”
就在肯尼迪下定决心前，隔离与空袭两派观点仍争论不下。前者将留给赫鲁晓夫后退的余地，但是在10月21日执行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后，空袭好像成了更有可能的选择。值得称赞的是，肯尼迪还是选择了隔离，即使空军参谋长柯蒂斯·莱梅[35]谴责封锁“几乎和对慕尼黑的绥靖政策一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约翰·肯尼迪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天晚些时候，又通报了国会领袖和盟国领导人。按照计划安排，美国总统将于晚上7时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多勃雷宁当时正陪同即将离开的葛罗米柯部长前往纽约艾德威尔德机场，突然在下午6时被召到了美国国务院。多勃雷宁知道出了事情，但他还不能确信是古巴，还是柏林问题。腊斯克交给他一份总统的讲话稿，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是对文稿内容进行评论。腊斯克注意到“多勃雷宁在我们谈话当中好像老了十岁”。
与此同时，科勒尔在莫斯科收到了一封腊斯克的电报，电报中包含着一封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信。肯尼迪总统在信中再次提到了他经常指出的误判警告（但有意避免使用“误判”一词，因为在维也纳会晤中，赫鲁晓夫对此反应很强烈）。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在古巴的远程导弹基地与其他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快速部署还是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继续说：“现在美国决心消除这种对北半球的安全威胁。”
在10月23日，星期四的子夜时分，美国外交官理查德·戴维斯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这封信，一起转交的还有一份美国总统的电视讲话稿。这份讲话更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对古巴导弹的立场，强调莫斯科的“故意欺骗”（包括就在四天前葛罗米柯所作的虚假声明），宣布对古巴进行“隔离”是华盛顿的“初步”行动方案，并呼吁赫鲁晓夫“中止并排除这种对世界和平与我们两国稳定关系构成威胁的地下的、不计后果的、挑衅性的行动”。
10月22日，莫斯科时间下午7时（华盛顿时间中午），皮埃尔·萨林格尔宣布肯尼迪总统将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刚刚从住宅周围散步回来，还没来得及脱掉大衣，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在挂上电话后，他又走到屋外。“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导弹，”他告诉他儿子说：“没有其他的解释。柏林的情况很平静。如果想入侵古巴，那他们也会［保持平静的］。”谢尔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也希望知道，”赫鲁晓夫回答说：“导弹还没有准备就绪。它们还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来自空中的一次打击就可能将它们摧毁。”
如果美国人想这么做的话，那他们是不会事先宣布发现导弹部署情况的。这是否意味着肯尼迪想进行谈判？“明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了，”赫鲁晓夫对谢尔盖说：“不要再打扰我，我得好好想想。”两人继续向前走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后来，赫鲁晓夫走进屋里，拿起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特别电话：“通知所有的［主席团］成员，告诉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关于什么事情？到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的。邀请马利诺夫斯基和［瓦西里］库兹涅佐夫［葛罗米柯的副手，因为葛罗米柯正在从华盛顿回来的途中］。”
赫鲁晓夫拿起了另外一部电话，叫来他的专车。“不要等我，我回来可能会很晚。”他对谢尔盖说。
当主席团开会时，唯一的正式议程就是“决定与古巴和柏林问题相关的进一步措施”，这再次证明这两者在赫鲁晓夫的心里有着潜在的联系。除了正式与候补成员外，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也参加了会议。赫鲁晓夫走进会议室时“脸色通红，显得很焦虑”。在向大家通报了肯尼迪即将发表讲话以及他推断这可能与古巴有关后，赫鲁晓夫看着马利诺夫斯基，咕哝道：“你干的好事，”他的手势使得这位身高体胖的元帅想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坐下。”
马利诺夫斯基努力想让赫鲁晓夫冷静下来。“我认为他们不可能马上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如果美国要入侵古巴，那他们需要“24小时进行最后的准备”。但是赫鲁晓夫无法平静下来，他开始作事后评论说：“问题是我们不想引发战争。我们只是想胁迫他们，遏制他们派兵入侵古巴。”他提及了两个“困难”：“我们还没有部署好所有我们想部署的武器，还有我们没有公布［苏联—古巴］条约。”他说，这是个“悲剧”。不是阻止战争，他的高招反而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他们可以攻击我们，”他怒吼道：“但我们会做出回应。最后这可能会变成一场大规模战争。”作为最后的一招，他说克里姆林宫可以宣布“所有的装备都属于古巴，古巴人可以宣布他们将对美国人的挑衅做出反应”。当然，不会允许卡斯特罗对美国威胁使用中程导弹，但他可以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
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人是否已经做好了使用原子弹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定。在等待肯尼迪发表讲话时，主席团起草了一份给普列耶夫的命令，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偶然因素而触发核战争：如果美国入侵，苏联和古巴军队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摧毁敌人，除了处于斯塔茨森科[36]和别洛博罗多夫控制之下的装备”。伊格尔·斯塔茨森科少将指挥着中程导弹，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上校掌控着核弹头。后来主席团又进行了修改，授权普列耶夫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没有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不能攻击美国。后来，主席团又改变了主意，发出了第一份命令，收回了第二份。
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大约一个小时（此时莫斯科时间为凌晨1时），苏联外交部通过电话得到了他讲话的英文材料。特罗亚诺夫斯基为主席团进行了翻译。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赫鲁晓夫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放松，而不是担忧”。封锁似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肯尼迪总统用的‘隔离’一词，这就更让苏联人摸不着头脑了。但是无论如何，这看起来不像是最后通牒，或是对古巴发动攻击的直接威胁”。赫鲁晓夫的情绪马上从惊慌转向了得意洋洋。“我们拯救了古巴！”他大声宣布。接着他马上开始向好像受到蒙蔽的肯尼迪总统起草回应稿。
赫鲁晓夫的信于当天晚些时候发出，他在信中称肯尼迪的行为“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古巴和苏联国内事务“赤裸裸的干涉”。他要求肯尼迪“放弃你追求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给全世界的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赫鲁晓夫于子夜时分当着同事们的面口授了回应信件的初稿。外交部于中午前拿出了最终的文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敦促他的同事们晚上留在克里姆林宫里，防止外国记者或是其他打探消息的人发觉他们在召开紧急会议，得出苏联领导人很紧张的判断。没有人对之提出反对意见，尽管其中有一半的人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办公室。赫鲁晓夫在他办公室套间的床上休息，而那些平常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工作的人只好在主席团会议厅的椅子上休息。
当睡眼惺忪的代表们于上午10点重新开会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大声宣读了修改后的给肯尼迪的信以及部长会议的声明草稿。声明没做什么修改就通过了，对给肯尼迪的回信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库兹涅佐夫于下午3点10分将赫鲁晓夫的信交给了科勒尔。50分钟后，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向苏联人民通报了美国人的行动（但没有表明美国人的行动是对苏联部署导弹的反应），宣布了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包括取消军人休假与退伍安排，并提高了整个武装部队的作战战备等级。
在抵抗了肯尼迪的最初一击后，赫鲁晓夫来到剧院看戏。按照原先的安排，他当天晚上将陪同一个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波尔索伊剧院观看美国版的“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他没有取消这次安排。演出结束后，他还象征性地到后台对美国艺术家表示了欢迎。但是在去剧院前到家里作短暂停留时，他显得精疲力竭，声音听起来也闪烁不定。他告诉谢尔盖说，很显然美国人已经发现了导弹，但对他们知道多少并不清楚。也许他们依据的只是谣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父亲对这样的紧急情况并没有预案，谢尔盖对此感到很吃惊。赫鲁晓夫暂时的反应就是加速进行导弹部署。只是到了现在被发现以后，苏联人才对导弹部署地点进行了伪装。在10月22日前，赫鲁晓夫对普列耶夫将军的表现一直是大加称赞的，在此之后，这种赞扬声就没有了。赫鲁晓夫担心在封锁生效前，两艘装载着核弹头的不太显眼的货船不能抵达古巴；他担心苏联舰船有可能会被拦截在海上。当谢尔盖10月23日问是否真的会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回答说：“用核武器进行威胁是一回事，真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他的信条，而且他指望美国人也会同样遵守这一信条。但是美国人是否会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并不能肯定。
华盛顿的肯尼迪总统也不是很有信心。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他对此也感到庆幸，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如果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那美国将摧毁苏联导弹基地，但是这会将事态导向何方？就在此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岛上及其周围出现了令人迷惑的情景：苏联船仍在加速向古巴方向靠近，导弹设施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是苏联与古巴的军用飞机却成排地停放着，好像是等待美国发起空袭，对之予以摧毁似的。
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于10月23日下午送到了白宫。当天晚上，肯尼迪发出了一份简短的两段文字的回应。肯尼迪呼吁双方都保持克制，并要赫鲁晓夫注意定于第二天早上生效的隔离行动。
10月23日晚上，多勃雷宁大使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指示，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内产生了混乱。苏联驻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使节直到24日才收到了苏联关于相关情况的正式通知。多勃雷宁于10月23日向莫斯科通报说，美国人“已经开始紧张起来”，并“准备考验苏联人的力量与意志”。同一天晚上，罗伯特·肯尼迪在苏联大使馆的三层大使办公室拜访了多勃雷宁。根据多勃雷宁提供的情况，罗伯特·肯尼迪“显然心神不定。他不停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还经常不着边际”。肯尼迪说他兄弟“将他的政治生涯押宝在”苏联关于古巴问题的保证上。在他的逼迫下，多勃雷宁不得不承认甚至他事先都没有得到关于导弹部署的消息。他说，其结果是两位领导人之间重要的私下沟通渠道现在被破坏了。肯尼迪在离开前问苏联舰长们对隔离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们“不会遵从任何人不合法的命令，他们不会在公海上任人拦截或是登舰检查”，多勃雷宁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肯尼迪说：“因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拦截你们的舰船。”
“但是那将是一种战争行为。”多勃雷宁回答说。肯尼迪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
“经过一番犹豫，”多勃雷宁回忆说，他向莫斯科汇报了他与肯尼迪的谈话，“我将罗伯特·肯尼迪所有严厉的声明逐字逐句地报告了莫斯科，包括那些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根本不希望听到的话。我想让莫斯科方面明白美国总统核心集团内的不安状态……好让克里姆林宫能对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做出总体的评估。”多勃雷宁后来得知葛罗米柯向赫鲁晓夫口头转达了他的报告（可能删去了罗伯特·肯尼迪关于苏联人撒谎的严厉批评），但没有通报给领导层的其他成员。[37]但是莫斯科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本人一直处于“紊乱的状态”，这是库兹涅佐夫10月28日来到纽约时向美国使馆的高层官员们透露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赫鲁晓夫只好用“10月23日与24日的强硬声明”来“掩饰”他内心的困惑。
多勃雷宁后来将10月24日，星期三，称为他在美国担任大使将近30年里最“难忘的”一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说，10月24日早上是“美国总统最为担心的时刻”。当执行委员会成员等着看苏联舰船是否会折返回去时，“［约翰·肯尼迪］一手扶着头，接着捂着嘴巴，后来又攥起拳头。他眉头紧锁，我们只好隔着桌子相互对视着”。
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隔离正式生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戒备状态由三级改为二级，这是仅次于全面战争状态的等级。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所有的远程导弹与轰炸机此时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几十架携载着原子弹的飞机实行全时留空，由空中加油机补充燃料，在格林兰和加拿大北部上空等候对苏联目标发起攻击的信号。为了确保苏联人注意到这一情况，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鲍威尔[38]将军亲自以明码通讯向他的下属“宣布”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理查德·戴维斯[39]于上午6点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正式隔离命令。在走向位于苏联外交部摩天大楼高处的美洲司时，他看见一个人戴着防毒面具，这是一种像二战时期滤毒罐那样的装置，看上去好像是从谁的地下室里翻出来的。这是不是苏联人故意向华盛顿显示苏联外交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戴维斯回忆说，他接触的那些“平时言谈举止都相当粗鲁的”苏联官员当天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礼貌”，不停地打电话（这本身也是不正常的）问他：“戴维斯先生，戴维斯夫人好吗？孩子们好吗？您感觉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在我们国家还习惯吗？”
如果锈蚀的防毒面具是苏联对美国二级戒备状态的一种回应，那赫鲁晓夫本人的表现也强不到哪儿去，还是威胁与让步并用。[40]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下令苏联舰船继续前进（如果受到攻击，潜艇可以开火反击），但是在得知多勃雷宁与罗伯特·肯尼迪的谈话后，他就不是那么有把握了。在10月24日早上的主席团会议上，他建议停止至少一部分舰船的行动。他说，尽管中远程导弹还没有运抵古巴，但所有必要的武器都已经到达了。当天晚些时候，他对是否让油船继续前进产生了犹豫，而油船在军事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就在美国划定的最后期限前，最靠近隔离线的苏联舰船不是停了下来，就是调转了航向。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当时正在莫斯科讨论有关专利问题的西屋电气国际公司总裁威廉·诺克斯被召唤前去与赫鲁晓夫会面。两年前，赫鲁晓夫曾在纽约见过他。赫鲁晓夫“平静、友好而坦诚——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但是显得“很疲惫”。他的话显示出了内心的愤怒与担忧，同时也显示出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对肯尼迪做出保证，还是对他发泄怒火。就在他下令舰船返回时，赫鲁晓夫警告诺克斯说，如果美国舰船试图拦截苏联船只，他会下令苏联潜艇击沉它们。在欺骗了肯尼迪后，赫鲁晓夫还抱怨说美国总统背叛了他。赫鲁晓夫说，即使是艾森豪威尔也会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我如何才能与一个比我自己的儿子还年轻的人打交道？”赫鲁晓夫问道。[41]
他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两天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仍在否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赫鲁晓夫向诺克斯保证说这些导弹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古巴人。赫鲁晓夫坚持说：“我对摧毁整个世界没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在地狱里会面，那完全是你们的事情。”不过，他实际上是恳求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他说：“我会很乐意在莫斯科接待他，我也很乐意到华盛顿去访问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乘海军舰艇，在海上会面，或者我们可以在某个中立地点会谈，不用大张旗鼓，但可以解决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些重要问题。”
同一天，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去了又一份措辞强硬的信件。“是谁要求你这么做的？”他质问道，好像这位年轻的总统不能自作主张似的。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想“胁迫我们”，但是“你内心里还是承认我是对的。我相信，如果你处于我的地位，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的。……设身处地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想想美国该如何对这种局势做出反应”，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关键。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永远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封锁，然而几个小时后，他还是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不过就在同时，部署导弹的全面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0月25日，星期四早上，赫鲁晓夫收到了肯尼迪冷静的回应。美国总统坚持说，“首先发起挑战”的并不是他。他对这一危机导致“我们关系的恶化”表示遗憾，并希望赫鲁晓夫采取行动，“恢复我们之间先前的状态”。根据谢尔盖的说法，赫鲁晓夫“深受触动”，同时也对肯尼迪产生了看法上的微妙变化。谢尔盖说这封信对他父亲下定妥协的决心发挥了作用。美国的二级戒备状态也没有对事态产生负面作用。在谢尔盖看来，他父亲认为这一举措是美国人的“讹诈”，但是他对此还是持慎重态度的。
当主席团于午餐后开会时，赫鲁晓夫拒绝与肯尼迪进行更多“刻薄”的言语交流，他倾向于让运载导弹的舰船转向返回，并表示他想解决这场危机。“要想使古巴成为和平区，我们必须拆除导弹。”他对同事们说。他建议向肯尼迪提出这样的要求，“向我们做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我们将拆除导弹”。他甚至愿意接受由联合国对导弹设施进行视察。事实上，这就是危机最终解决的基础。但赫鲁晓夫对此仍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的意思。在拆除导弹前，他想“观望”一番，以确信肯尼迪不会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和以往一样，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对他的新立场表示支持，他们大多数人都表示全力支持，只有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好像不是那么热切。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和他儿子像往常一样在住处周围散步。谢尔盖担心妥协解决会“有损国家形象”。谢尔盖认为，他父亲再次向他做出了保证，实际上他是想说服自己。美国国内有人主张入侵古巴，肯尼迪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他真的入侵古巴，那苏联该怎么办，难道是攻击在柏林的美国人吗？那是愚蠢的做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旦开战，要想停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过去，赫鲁晓夫曾利用导弹讹诈摆脱过严峻的形势。但是他的核恫吓一直是一种讹诈，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是在进行讹诈。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的独裁者也许就会让世界与自己一起玉石俱焚了，例如希特勒，或是1941年6月时的斯大林。但是赫鲁晓夫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斯大林。随着荣耀美梦的破灭，他从这种废墟中又找到了另外一种安慰。他不仅拯救了古巴，而且拯救了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从核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殊不知，这种战争的危险正是他不计后果的行动带来的。
夜已经很深了，赫鲁晓夫像往常一样喝着加有柠檬的茶，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当天早上《真理报》的头条新闻是“必须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必须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古巴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觊觎），然后慢慢地沿着楼梯走向卧室。
10月26日，星期五，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最大规模的集结行动在美国东南部展开。参联会正在敦促进行空袭和入侵。在古巴，导弹设备的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伊尔—28轰炸机的装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莫斯科已经在联合国遭受了痛苦的失败，阿德莱·斯蒂文森展示了U—2飞机所拍摄的苏联导弹部署图片，挫败了苏联大使佐林的拖延战术。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42]站在苏联一边，建议美国的隔离与苏联武器运输都推迟两到三周的时间。直到星期五早上打开里面装有情报机构报告的蓝灰色文件夹前，赫鲁晓夫仍处于“观望”之中，想看看肯尼迪在他妥协前是否会有所松动。
文件夹里的报告让他吃了一惊：根据一位美国人了解的情况，肯尼迪政府已经决定“铲除卡斯特罗”。美国政府的入侵计划“最详细的细节”已经完成，“随时可能发起攻击”。其他的信息好像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有报告称，美国的医院正在为收治伤员做准备。库兹涅佐夫后来告诉他的一位同事说，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赫鲁晓夫“吓得尿了裤子”。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向肯尼迪提供他前一天在其同事们面前提出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这份具有决定意义的情报后来证明并不属实。这份报告是根据两位美国记者之间的谈话所得出的结论，移居美国的一位俄罗斯酒吧招待员星期三晚上在全国媒体俱乐部里偷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伦·罗杰斯[43]被列在五角大楼的记者名单中，一旦发生美军入侵古巴，他将随军进行战事报道。这位酒吧男招待名叫约翰·普罗科夫（Prokov），他好像听到罗杰斯说他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因为攻击行动将于第二天开始。普罗科夫于星期四凌晨1点向阿纳托利·高尔斯基[44]讲述了他所听到的一切，高尔斯基的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但实际上是克格勃军官。当天，苏联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出去证实了这一消息。一个俄国人密谋在威拉德饭店的停车场里撞击罗杰斯的汽车。外交官乔治·科尔年科安排与罗杰斯共进午餐。两人得到的结论都是入侵随时可能发生。星期四下午，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都向莫斯科通报了这一消息。
得知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开始口授一封给肯尼迪的充满感情的长信。他惯常的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坚持说战争将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你必须冷静地看到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对你们发起进攻，你们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但是如果将我们逼得没有退路，你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如果“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得了的，这是战争的规律”。如果双方都不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像没头的老鼠似的发生冲突，接下来就是双方的彻底灭亡”。无论如何，“我们和你们现在都不应该在你已经打上战争绳结的绳子两头使劲拉拽，因为我们双方拉得越狠，这个绳结就会越发难以解开”。
为了松开这个结，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没有正式妥协，没有清楚地讲明所有的条件，他说，他也不能连累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48小时后，他所做的恰恰是连累了卡斯特罗）。不过，解决危机的基本框架——苏联撤出导弹，美国军队不进入古巴——此时已经比较清楚了。
赫鲁晓夫在没有重新召集主席团会议的情况下口授了这封信。经过赫鲁晓夫的红笔修改后，这封信于当天下午4点42分转交给美国大使馆（通过苏联外交部，递送文件一般都是他们的任务）。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将信件文稿送到了主席团成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手中。前一天已经同意了总体的解决框架，很显然他们就不用再当面予以肯定了。[45]
美国大使馆官员将赫鲁晓夫的信件分成几部分进行翻译，然后发给了华盛顿。华盛顿收到这封信是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以后，即美国大使馆收到信件的8小时以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信件分四部分慢慢从电传打字机中输出，美国总统的顾问们看出事情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在第二天早上10点开会讨论赫鲁晓夫的信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和其他的官员们欣赏了另外一场音乐会，这一次是一个古巴艺术团的表演。音乐会结束后，赫鲁晓夫又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一晚。
10月27日，星期六，当赫鲁晓夫醒来时，华盛顿的人正准备睡觉。经过一夜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就在前一天，他还担心入侵古巴是迫在眉睫的事，现在他告诉主席团成员们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如果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起攻击的话，那“在我看来，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这也不能肯定”。为了摸清美国人的底数，“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强硬”。赫鲁晓夫当时还没有心思回过头来想：“我们是否犯了个错误？以后也许可能会得出结论。”与此同时，他提议给肯尼迪再发去一封信，这封信在前一天条件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就是要求美国人从土耳其撤出他们的导弹。
在主席团成员面前，赫鲁晓夫口授了新的信件。经过助手们的润色后，这封信比26日的那封语气更为冷静，也更加正式：“我们愿意从古巴撤出你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手段［武器］，”只要美国也“从土耳其撤出类似的手段”。苏联政府“可以做出不入侵土耳其的郑重承诺”，但美国政府“得在安理会上做出有关古巴问题的类似声明”。双方可以派代表到纽约，“带着一揽子计划，以尽快达成一项协议”。由于先前的信件用了很长的时间送达华盛顿，于是他们此次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封信。
为什么要发出这第二封信？“如果我们能让美国人取消在土耳其的基地，”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成员们说：“那我们将赢得胜利。”他还认为美国人自己也提出过这样的交换条件。两位与肯尼迪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记者，弗兰克·霍尔曼和查理·巴特利特，在10月23日与波尔沙科夫交谈时好像也提到了土耳其导弹问题。沃尔特·李普曼在10月25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建议进行古巴与土耳其之间的交换，另一位美国新闻工作人员在与克格勃特工交谈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位克格勃特工的报告于10月27日送到了莫斯科。虽然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但苏联人公开发表了他给肯尼迪的最新信件（他在信中第一次公开承认苏联向古巴运送了导弹），这可以证明他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赫鲁晓夫认为美国人会认为他10月26日的信件过于模糊而加以拒绝。“谁都没有想到，”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公开宣布将土耳其导弹作为交换条件为白宫提出了新的难题。”
说它是“难题”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当赫鲁晓夫的最新信件于星期六早上送到华盛顿时，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震惊了。麦克纳马拉抱怨说，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表示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那是“长达12页的废话，根本不是什么契约。你不可能在这样的东西上签字，并说我们知道已经签署的条件”。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那个该死的东西时，整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完全变了”。
再一次，赫鲁晓夫未能预料到事情的危险：这份新的声明肯定会遭到美国的拒绝，华盛顿会将其看作苏联人缺乏诚信的证据，甚至还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幸运的是，尽管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极其愤怒，但肯尼迪总统却保持着克制。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从一开始就不是华盛顿特别优先考虑的手段，肯尼迪自己也曾考虑过撤除这些导弹。“在我看来，”他现在说：“我们应该——应该理智一些。……我们得将我们的武器撤出土耳其。”不过，他暂时选择了不对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做出回应，而是针对他的第一封：如果苏联拆除“在古巴的所有可用于进攻性目的的武器系统”，那么在经过联合国的充分核实后，美国将“立即取消现在执行的隔离措施”，并“做出保证，不会入侵古巴”。
美国总统的回应于星期六下午8点左右发出，苏联外交部在星期天早上10时30分左右收到。当时，有三件事情的发生再一次使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10月27日早上，一架部署于阿拉斯加的U—2飞机在执行“例行性的空中侦察任务”时在楚科奇半岛上空进入苏联领空，使得苏联的拦截飞机与美国的战斗机一直纠缠到白令海峡上空。幸运的是，这架飞机成功地飞离了苏联领空，没有被击落。领土问题本身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赫鲁晓夫甚至也认为U—2飞机的此次入侵是个误会。即便如此，这起事件还是让人感到很紧张。
第二件事情更加棘手。10月27日中午时分，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机上的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46]少校丧生。卡斯特罗在前一天下令他的部队对任何进入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但是由于没有防空导弹，雷达的性能也有限，古巴军队在27日早上没能击落任何飞机。斯蒂潘·格列奇科中将，苏联驻古巴防空军司令，知道普列耶夫将军已经使苏联防空导弹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并已经请求莫斯科允许击落威胁苏联部署行动的美国飞机。莫斯科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出答复，安德森少校的U—2飞机就出现了。格列奇科或是他指挥部里的其他人确信战斗即将开始，于是就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U—2飞机被击落的消息震惊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白宫内支持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呼声很强烈，但肯尼迪暂时否决了他们的提议。赫鲁晓夫担心的正是麦克纳马拉当时在华盛顿拟制的那种行动方案：“我们明天还将派出监视飞机。毫无疑问，它们肯定会受到攻击，于是我们将做出反应。你不可能长时间这么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进攻古巴的准备，而且是很快。……如果我们进攻古巴，并把导弹留在土耳其，苏联人可能，我想他们肯定会，攻击土耳其的导弹。……如果苏联对我们部署于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实施攻击，那北约将做出军事上的反应。”
赫鲁晓夫后来告诉他儿子说，就在此时他“内心里”知道必须将导弹撤出了。如果一名军官可以决定发射防空导弹，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说，那么“在所有人都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星半点火花就可能会引发大爆炸”。第一个爆炸就是马利诺夫斯基引发的，他解释说，由于缺乏时间征求指挥官的意见，苏联的防空军官已经决定让他们的部队接受卡斯特罗的指示。“我们的将军是在谁的军队里？”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是苏联军队，还是古巴军队？如果属于苏联军队，那他为什么要听从其他人的指挥？”[47]
最让赫鲁晓夫感到震惊的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直到10月26日，卡斯特罗都满怀希望地认为他的正义事业会取得胜利。当天晚上，他已经确信美国人的入侵行动将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开始。27日凌晨2点左右，他来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大使的公寓。在用完了大量的香肠和啤酒后，菲德尔整个晚上都在起草给赫鲁晓夫的紧急信件。他至少向阿列克谢耶夫口授了10稿，阿列克谢耶夫虽然不是职业的翻译官，但还是亲自对卡斯特罗的文稿进行了翻译。“我一边口授，一边自己写，然后又进行了修改，”卡斯特罗后来说：“我会说：比方说，‘删掉这个词，加上这个，把那个词换掉。’这是27日的子夜时分。……你得明白，我们在26日晚上还没有看到任何可能的解决途径。我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状况。”
“刚开始，”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我弄不明白他那些复杂句子的意思。”卡斯特罗是否真的认为苏联应该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不，”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一定不能等到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时再采取行动，让他们首先发起攻击，决定古巴应该从地球上被消灭。”
卡斯特罗后来解释说，他想向赫鲁晓夫表达的意思是美国的进攻近在眼前。苏联军队大概可以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从而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但是赫鲁晓夫不应该让美国人像希特勒1941年那样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卡斯特罗想说：“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我们不应该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重演。”这就是为什么“我敢向尼基塔写信，一封旨在激励他的信。这就是我的想法，目的是增强他的士气，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经受极其痛苦的抉择过程。我认为自己对他很了解”。
卡斯特罗的信最后是这么写的：“如果……帝国主义者怀着占领的目的入侵古巴，那么这种侵略性的政策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将会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苏联坚决不能让帝国主义者有首先发起核攻击的机会。”现在应该是“通过明确合法的防卫行动，永远消除这种危险的时候了，不管这种解决办法是如何残酷，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48]。
阿列克谢耶夫设法离开了卡斯特罗一段时间，向莫斯科通报了卡斯特罗即将给赫鲁晓夫口信的消息。卡斯特罗的信于10月28日凌晨1点传到了莫斯科。当天晚上，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呆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内，他收到电报后，给正在家中的赫鲁晓夫打去电话，向他通报了卡斯特罗信中的内容。赫鲁晓夫几次打断他，要他重复关键的句子。
卡斯特罗的信非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让赫鲁晓夫感到很吃惊。赫鲁晓夫认为这位古巴领导人是在敦促他“我们立即对美国进行核导弹攻击”。这说明“菲德尔完全不明白我们的目的”，苏联人的目的不是攻击美国，“而是让美国人不要进攻古巴”。
最后一件事情促使古巴导弹危机在星期天进入了高潮，这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与多勃雷宁大使在星期六晚上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肯尼迪总统想重申他给赫鲁晓夫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而他兄弟则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苏联人不撤出导弹，但他提出美国可以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美国不可能公开提到土耳其（防止安卡拉和其他的北约盟国认为美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出卖了土耳其），但是美国总统将撤出导弹，一旦古巴危机得以解决。
多勃雷宁于下午7点45分来到了美国司法部。根据他当天深夜发给莫斯科的电报，美国总统的这位兄弟“显得特别焦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模样”。（赫鲁晓夫后来告诉他儿子说：“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鲍比·肯尼迪对苏联作了进一步的指责，强调了美国的立场。他强调了一个主题：“时间正在迅速流逝，我们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这位司法部长提到了被击落的U—2飞机。美国军方要求继续进行侦察飞行，如果再发生攻击，美国军队将进行还击。美国政府也已经做好了轰炸导弹设施的准备，但是如果这样，可怕的连锁反应可能会最终导致核战争。美国人不想如此，美国认为苏联也不想这样。但是“将军中总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而且那些正在进一步恶化眼前局势、想进行战争的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信件和肯尼迪的回应达成协议。尽管多勃雷宁还没有看到赫鲁晓夫10月27日信件的全部文本，也没有接到具体的指示，在土耳其问题上向美国施压，但他还是自作主张地问道：“那你们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怎么办？”如果那是达成协议的唯一障碍，鲍比·肯尼迪回答说，那美国总统可以做出采取行动的准备。不过，这需要几个月的安排时间，而且协议必须严格保密。除了肯尼迪兄弟外，华盛顿只有两三个人会知道这件事。
在拿出了胡萝卜后，这位司法部长挥舞起了大棒。他需要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就做出答复。他不是在发出最后通牒，而是“请求”。美国总统“希望苏联政府首脑能明白他的意思”。肯尼迪还具体指出赫鲁晓夫尚未发出“可以最终解决问题”的信件。他给了多勃雷宁他在白宫里的直拨电话号码。
10月28日，星期天，赫鲁晓夫醒来后就知道了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的消息。肯尼迪10月27日的信件也在晚间送达。主席团中午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茹沃别墅召开了会议，差不多30年后，就是在这栋别墅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试图通过修改一个新的联邦条例来拯救苏联。赫鲁晓夫偶尔利用新奥加茹沃别墅招待外国领导人，或是召开主席团非正式会议。但是这一天的气氛却是“高度的紧张”，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所有的与会代表围坐在巨大餐厅里的一张长桌子周围，大家“从一开始就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为唯一的发言人，只有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偶尔插进几句话。其他的人“都宁愿保持沉默”，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好像是对赫鲁晓夫说，‘是你让我们陷入目前的窘境，现在你得想办法摆脱。’”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回顾了列宁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1918年3月的布雷斯特—立陶宛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其西部边境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以换取与德国的和平。“我们的利益决定着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必须拯救苏联的力量。现在我们面临着战争的危险与核灾难。……为了拯救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做出让步。我将你们召集到一起进行商议，讨论我们是否同意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考虑（或者不如说是在没有考虑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前，主席团讨论了给普列耶夫将军的指示。前一天早上，普列耶夫将军已经表示了他的决心，如果美国人发起攻击，他们将“运用所有可能的防空手段”，马利诺夫斯基，还有赫鲁晓夫，起初都表示同意。但是当天晚些时候，差不多就在赫鲁晓夫的新建议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时，普列耶夫已经被“禁止”将核弹头安装到战术导弹或是飞机上，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授权”。现在，10月28日，主席团决定如果受到攻击，普列耶夫可以进行还击，但并没有改变先前不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命令。
此时，赫鲁晓夫叫特罗亚诺夫斯基大声宣读肯尼迪10月27日的信件，每个主席团成员面前的白色台布上都放有装着肯尼迪信件复印材料的文件夹。肯尼迪在信件末尾的署名前没有像往常那样加上“诚挚的”，这好像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当特罗亚诺夫斯基宣读完毕后，赫鲁晓夫询问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大家还没来得及发言，特罗亚诺夫斯基就接到了电话，外交部正在转发多勃雷宁关于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报告。特罗亚诺夫斯基对会谈内容进行了总结，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又重复了一遍。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罗伯特·肯尼迪讲话的“全部大意”清楚地表明“现在已经到了双方必须清醒地做出评估的时候了”。在这之后，“主席团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就决定同意接受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条件”。另外一份“情报”使得他们必须尽快向肯尼迪通报赫鲁晓夫做出的让步。很显然，美国总统计划于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发表又一次电视讲话。主席团推测他可能会宣布对古巴进行空袭或是入侵。实际上，这次节目是肯尼迪总统10月22日讲话的重播。
赫鲁晓夫又一次召来了速记员：“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10月27日的信。对你表示出来的理智，我向您表示满意与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根据美国的要求，不提及土耳其）。苏联政府已经“发布了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说的进攻性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在赫鲁晓夫的口授文件修改完毕后，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米哈伊尔·塞米尔诺夫斯基[49]根据指示将这封信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同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在五点前将其拿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包围美国大使馆的示威人群高呼“不许染指古巴”，塞米尔诺夫斯基的汽车因此未能及时进入大使馆内。伊利切夫准时来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但是宣读这份声明的播音员需要时间进行彩排。伊利切夫命令他立即广播。
除了这份公开信外，赫鲁晓夫还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个秘密口信，提醒他说莫斯科的积极回应不久将可以通过广播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得到了消息，但是这种方式肯定会让他感到愤怒，因为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或是同意的情况下，古巴岛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没有必要将赫鲁晓夫最新的信件抄送给哈瓦那，因为他在后来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说，“你肯定知道我们现在通过无线电台广播的内容”。相反，赫鲁晓夫敦促他的这位脾气火暴的古巴朋友“不要感情冲动”。就在昨天，美国还在试图以越界飞行挑衅古巴，“你们击落了其中的一架”。赫鲁晓夫为什么坚持将他明知道是苏联军队所做的事情怪罪于古巴，现在还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经从列宁山来到了莫斯科河边的别墅。这座别墅离新奥加茹沃只有10分钟的路程，但其感觉却恍如隔世。在喜怒不形于色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看电视时，谢尔盖漫无目的的在别墅周围转悠。当他父亲的讲话内容最终通过广播传来时，他们听到的是播音员尤里·列维坦[50]悦耳的声音，自从二战以来，每当发生重大的事件，都是由他将消息传给苏联人民的，但是在谢尔盖听来，这像是一种“可耻的退让”。
在新奥加茹沃，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结束后，他建议大家都去看戏。特罗亚诺夫斯基通过报纸察看戏剧院所上演的节目，赫鲁晓夫挑选了一个来自保加利亚的访问剧团的演出。他回到别墅带上他的家人，再开车到列宁山，在这里他换了衣服，然后又来到了市区。他后来再度考虑了在给肯尼迪的公开信中没有提及的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问题。当天深夜，他又准备了一份给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信件，坚持宣称他此前的公开信是基于“你们已经同意解决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按照我在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以及你们当天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多勃雷宁大使会谈时所声明的做法”。
这封最新信件的俄文稿于10月29日凌晨5点15分传到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赫鲁晓夫想将美国总统在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写进记录文件中，以反驳人们对他向帝国主义者屈服的指责。然而，当多勃雷宁将这封最新信件交给罗伯特·肯尼迪时，美国总统的这位兄弟证实他口头上提到过交换条件中的土耳其问题部分，但拒绝接受这封信。
星期六晚上是华盛顿最为紧张的时刻。除非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否则美国对古巴的进攻好像就已经迫在眉睫了。美国总统的顾问们将这一时刻称为“黑色星期六”，一些人担心自己一个星期后是否还能活着。多勃雷宁和他的助手们同样也很紧张，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美国对古巴的轰炸最迟将于10月29日或是30日开始。
执行委员会计划于星期天上午10时召开会议。当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将发布重要通告时，肯尼迪正躺在床上看《纽约时报》。上午9时，赫鲁晓夫的口信开始从空中传来。“拆除……装箱运回。”中午时分，美国总统已经起草了一份回应文稿，对赫鲁晓夫“对和平所作的重大贡献”表示欢迎。
危机终于过去了。实施解决方案的艰苦谈判工作仍摆在眼前，同时还有关于谁输谁赢的争论。在整个世界看来，这完全是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则并非如此。10月28日，他找到了一丝满足感。毕竟，这起事件在他权力的最后丧失中发挥作用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麦克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 "Mac" 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2] 约翰·亚历山大·麦考奈（John Alexander McCone，1902年1月4日——1991年2月14日），美国商人和共和党政客。1950—1951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58—1961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61—1965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3] 肯尼思·巴纳德·基廷（Kenneth Barnard Keating，1900年5月18日——1975年5月5日），美国律师、共和党政客。一战期间服役于学生军。1923年起担任律师。1940年加入共和党，在党内属于自由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5月入伍，在东南亚作战。二战结束后转入预备役，1963年退役。1947—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59—1965年任参议院议员。1966—1969年任纽约上诉法院替补法官。1969—1972年任驻印度大使。1973—1975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75年去世。
[4] 威廉·大卫·奥姆斯比—戈里，第五代哈莱克男爵（William David Ormsby-Gore, 5th Baron Harlech，1918年5月20日——1985年1月26日），英国外交官、保守党政客。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英军。1950—1961年任下议院议员。1956—1957年任议会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57—1961年任外交国务大臣。1961—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1965—1985年任上议院议员兼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主席。1985年因车祸去世。
[5] 阿尼巴尔·埃斯卡伦特·德隆德（Anibal Escalante Dellunde，1909年？月？日——1979年8月11日），出身于一个古巴独立运动活动者家庭。早年参加了古巴共产党。1938年古共与巴蒂斯塔政权合作后出任党报编辑，并将古共更名为人民社会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人民社会党领导。1961年将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等几个革命组织合并为新的古巴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年因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控有“宗派主义”错误而被解除一切职务，随即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回国。1967年因企图与苏联合作推翻卡斯特罗而被捕。1968年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释。1979年去世。
[6] 罗斯维尔·莱维特·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Leavitt Gilpatric，1906年11月4日——1996年3月15日），1931年起担任律师。1951—1953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61—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7] 斯图尔特·约翰诺特·奥利弗·阿尔索普（Stewart Johonnot Oliver Alsop，1914年5月17日——1974年5月26日），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4年参加美国陆军，参与协助法国抵抗运动。1945—1958年期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58年以后在《星期六晚报》工作。1968年以后因病离职。1974年逝世。
[8] 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正在制定“核反击战略”（反击的目标是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这一战略可以使美国的核武器得以实战运用，并赢得核战争的胜利。
[9] 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进入东柏林剧院时遭到苏联军队的阻拦。在四辆坦克护送这对外交人员，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特别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在查理检查站附近部署了10辆坦克后，俄国人也派出了10辆坦克，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苏联坦克于10月28日后撤，30分钟后美国坦克也撤离了检查站，这看起来好像是苏联人做出了让步。事实上，在双方做出这样的决定前，肯尼迪向苏联秘密保证，如果赫鲁晓夫的坦克后撤，他自己的坦克也会同样后撤，由于苏联人认为这起事件是由克莱将军首先挑起来的，因此肯尼迪的这一承诺本身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被迫做出的让步。
在肯尼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克莱将军一直在尝试突破柏林墙的办法。苏联人已经注意到了克莱将军的秘密军事集结行动，美国人的行动包括建造了一堵墙，并试验一种特殊的坦克推土机推倒墙壁的情况，因此苏联人认为查理检查站的坦克对峙是克莱将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美国突破柏林墙将会威胁到莫斯科在柏林危机中的最大利益，莫斯科真的对这一行动感到很吃惊。更让苏联人吃惊的是，当双方的对峙导致真正的冲突一触即发时，肯尼迪好像从原先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有所退缩（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采取这一主动进攻的姿态）。
卢修斯·杜宾根·克莱（Lucius Dubignon 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 Can 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10] 汤普森大使认为这封信是赫鲁晓夫立场“最为强硬的声明”，这封信“当然打破了当时柏林与德国问题获得解决的任何希望”。
[11] 在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肯尼迪足足等了两个月才做出答复，答复只是敦促赫鲁晓夫要有长远眼光，“耐心地期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谈判”，要记住“三五年或是七年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演变，或是在裁军和其他领域内取得的进展，世界形势也会有很大的改观”。赫鲁晓夫于3月10日暴躁地答复说，这意味着“说得好听一点，经过了我们的代表如此频繁的会谈以及我们之间秘密通信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进展”。
[12] 皮埃尔·埃米尔·乔治·萨林格尔（Pierre Emil George 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13] 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 Lee 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14] 弗伊·大卫·科勒尔（Foy David 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
[15] 赫鲁晓夫如此直率地提醒他的同事们，这令人怀疑。几乎肯定他会采取的方式是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具有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风险。
[16]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17]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库德里亚夫塞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удрявцев，1915—1998），早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2—1944年任驻加拿大大使馆随员。1944—1945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52—1953年任驻奥地利政治代表。1953—1955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55年兼任驻奥地利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5—1957年任驻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9—1960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1965—1967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7—1971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71—1972年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72年以后在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1998年逝世。
[18] 沙拉夫·拉什多维奇·拉什多夫（Шараф Рашидович 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19] 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 Христов 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20] 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此后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这位外交部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赫鲁晓夫“事先至少与我们国家的军事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意见。马利诺夫斯基在会议上的表现给人的印象是他无条件地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
[21]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什耶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Епишев，1908年5月19日——1985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加入红军。1937—1946年、1950—1958年、1962—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52年、1954—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兼副中间工程部人民委员。1943年重服现役。1946年转入预备役。1950—1951年、1953—1955年任乌共敖德萨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52—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1961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61—1962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62年再次重服现役。1962—1985年任苏军陆军和海军总政治局局长。1964—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5—9月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同年9月15日去世。
[22] 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Семён Павлович Иванов，1907年9月13日——1993年9月26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布良斯克前线第13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1坦克集团军参谋长、第1近卫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参谋长、沃罗涅日前线参谋长、外高加索阵线参谋长、乌克兰第3方面军参谋长、远东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等。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1948—1952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参谋长。1952—1953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1953—1956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56—1959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59—1962年任苏军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62年指挥了将导弹运往古巴的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4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64—1968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68—1973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1973—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92年退休。
[23]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格里比科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Грибков，1919年3月23日——2008年2月12日），1938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斯摩棱斯克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顿巴斯行动。1961—196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主要行动局局长。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赴古巴组织苏维埃部队，以应对美国进攻。危机解除后负责培训古巴军队。1963—1965年任总参谋部主要行动总局副局长。1965—1968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7卫队司令。1968—1973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一副司令。1973—197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89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监察长。1992年退休。
[24] 只有在他们具体负责的政策方面，其他的主席团成员才在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在这些方面他们也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在每周的会议上，主席团需要就数十个，即使不是数百个问题做出决定，因此主席团能完成其议程的唯一办法就是象征性地对党和政府机构准备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布尔什维克历来就担心领导层内出现派别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十分不想在古巴问题的决定中出现激烈的反对意见。不过，赫鲁晓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5]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丹科维奇（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Данкевич，1918年10月3日——1988年5月28日），1936年加入红军，先后参加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49—1951年任驻德国占领军飞行团航空师副司令。1955—1956年任苏军防空空军副司令。1956—1958年任苏军防空空军司令。1958—1961年任远东特种航空军司令。1961年4—8月任第48航空军司令。1961—1962年任第63导弹集团军司令。1962—1963年任驻古巴军队第一副司令。1963—1974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副总司令。1974—1988年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顾问。1988年去世。
[26]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德曼蒂耶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ементьев，1921年3月15日——1990年3月18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0—1962年任第7坦克军副司令。1962—1964年任驻古巴军队副司令。1964—1968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68—1972年任第10军总参谋部副部长。1972—1976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驻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1976—1979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副参谋长。1979年返回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81—198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1982年退休。
[27]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梅尔科（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мелько，1914年11月22日——2007年6月27日），1931年加入红军。1938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39年获大赦并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此后参加了卫国战争。1956—1959年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1959—1969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69—1979年任苏联海军反潜部队副总司令。1978—1986年任苏联海军副总参谋长。1986—1987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1987年退役。1988—1992年任外交部科学协调中心科学顾问。1992年退休。
[28] 豪尔赫·里斯奎特·巴尔德斯—萨尔达纳（Jorge Risquet Valdés-Saldaña，1930年5月6日——2015年9月28日），古巴革命家。早年参加了古巴人民社会党，曾在危地马拉和格瓦拉会面，并开展政治活动，回国后被捕，遭受了酷刑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1958年参加古巴革命。1965年赴刚果（布），试图协助格瓦拉，但未果。1975—1979年任驻安哥拉大使，试图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但未果。1978—1991年期间积极协助纳米比亚开展独立运动并取得成功。2015年去世。
[29] 艾米利奥·阿拉哥尼斯·纳瓦罗（Emilio Aragonés Navarro，1928—2007），古巴革命家。古巴革命胜利后担任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动员组长，并指挥挫败了猪湾入侵。此后曾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曾试图协助格瓦拉在刚果（布）和玻利维亚的行动，但未果。此后曾任渔业部长和驻阿根廷大使。1983年退休。
[30] 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 Chaikin 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31] 据称赫鲁晓夫在7月7日对几位军事顾问说：“因此将这些力量秘密运到古巴是不可能的。”
[32] 根据后来米高扬对卡斯特罗所说的情况，到9月中旬，莫斯科方面有充分的证据相信美国人已经知道了苏联导弹部署的情况。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在与波尔沙科夫谈话时会显得如此的紧张。
[33] 查尔斯·莱芬韦尔·巴特利特（Charles Leffingwell Bartlett，1921年8月14日——2017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工作者，1956年获普利策奖。
[34] 霍默·卡尔·开普哈特（Homer Earl Capehart，1897年6月6日——1979年9月3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45—1963年任参议院议员。
[35] 柯蒂斯·艾默生·莱梅（Curtis Emerson LeMay，1906年11月15日——1990年10月1日），1929年加入美国空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5年3—8月针对日本制造了著名的“东京大轰炸”。1948年领导了“柏林空运”行动。1948—1957年任战略空军办公室主任。1957—1961年任空军副参谋长。1961—1965年任空军参谋长。1965年被迫退休。1968年作为乔治·华莱士的搭档参加总统竞选。1990年去世。
[36] 伊格尔·德米亚诺维奇·斯塔茨森科（Игорь Демьянович Стаценко，1918年10月2日——1987年10月20日），1939年加入红军。1942—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1年进入战略导弹部队工作。1962年9—10月任第51导弹师师长，参加了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7年任基洛夫第5独立导弹军副司令。1967—1971年任彼尔姆高等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71—1976年任第153人造地球卫星和空间物体指挥和测量综合中心主任。1976年退休。
[37] 葛罗米柯从来没有将多勃雷宁的文件退还回来（根据通常的程序，本应如此）。多年后，多勃雷宁在档案里也没有发现这份文件。
[38] 托马斯·萨斯菲尔德·鲍威尔（Thomas Sarsfield Power，1905年6月18日——1970年12月6日），1928年入伍。二战期间曾在意大利和日本指挥空军作战。1945—1948年任太平洋战略空军副参谋长。1948—195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1954—1957年任空军研发办公室主任。1957—196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1964年退役。
[39] 理查德·汤森·戴维斯（Richard Townsend Davies，1920年3月28日——2005年3月30日），美国外交官。194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7—1949年任驻华沙大使馆领事。1962—1965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事务参赞。1965—1968年任新闻署苏联和东欧助理署长。1968—1969年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1970—197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3—1978年任驻波兰大使。1980年退休。
[40] 当然，苏联对美国提高戒备等级的主要反措施就是苏联自己也提高了战备等级，但是尽管苏联军队宣布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但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部署行动”。
[41] 赫鲁晓夫这里显然指的是他已经故去的儿子，列昂尼德。
[42] 玛哈·托雷·西图·吴丹（Maha Thray Sithu U Thant，1909年1月22日——1974年11月25日），缅甸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缅甸独立后，于1947—1948年任新闻局长。1948—1953年任新闻部秘书。1951—1957年任总理秘书。1957—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74年去世。
[43] 小沃伦·约瑟夫·罗杰斯（Warren Joseph Rogers Jr.，1922年5月6日——2003年8月31日），美国作家、政治记者。二战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二战结束后进入美联社工作。1959年进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68年参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工作，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时，曾帮助制服刺客。2003年去世。
[44] 阿纳托利·维尼亚明诺维奇·高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Горский，1907—1980），1928年加入格别乌。1936—1940年期间被派驻到伦敦工作。1940—1944年任驻伦敦大使馆二秘，期间领导了剑桥五人组。1944—1946年期间被派驻到美国工作。1946—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第一部部长。此后曾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1980年去世。
[45] 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是在主席团成员们面前口授这封信的，但是其他人提供的消息无法证明10月26日当天召开过主席团正式会议。
[46] 小鲁道夫·安德森（Rudolf Anderson Jr.，1927年9月15日——1962年10月27日），美国空军飞行员。1951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并于1951—1955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2年10月27日驾驶U-2间谍飞机赴古巴上空侦察时，被苏军发射的导弹击毙。
[47] 赫鲁晓夫对U—2飞机被击落的反应究竟如何是值得争论的话题。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给卡斯特罗的口信中说，“你们击落了”美国越界飞行的飞机。但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和格里比科夫将军都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事情的真相。
[48] 卡斯特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相信苏联拥有针对美国的巨大的核优势。他甚至还设想苏联大规模的首次攻击可以使古巴免遭损失，因为届时美国人的反应将会是微不足道的。
[49]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塞米尔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ирновский，1921年8月7日——1989年6月9日），苏联外交官。1947年加入联共（布）。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8—1960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60—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2—1966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66—1973年任驻英国大使。1967—1973年兼任驻马耳他大使。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78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活动规划司司长。1978年起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89年去世。
[50] 尤里·鲍里索维奇·列维坦（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Левита́н，1914年10月2日——1983年8月4日），苏联电台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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