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西印度集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四章西印度集团

　　亚当·斯密写道：“我们经常看到甘蔗岛上的种植园主衣锦荣归，回到英国，但从烟叶殖民地就不见如此富有的种植园主归来了。”^[1]在重商主义时代，蔗园主可以算作最大的资本家之一。1771年，伦敦上演了一出很有名的喜剧，叫《西印度人》。这个戏是在为刚刚回国的一个种植园主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首次演出的。当时的盛况有如欢迎伦敦市长的光临。招待会上的仆役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说：“他十分有钱，这就是一切。人们说，他所拥有的兰姆酒和蔗糖，足以把泰晤士的河水配成饮料。”^[2]
　　西印度种植园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外地主，不直接居住在种植园。“在外地主制”一直遭到加勒比人的咒骂，至今仍然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
　　有一个在外种植园主曾表白说：“甘蔗殖民地的气候对我们英国人的身体健康很不利，因此没有人会选择到那里居住，更没有人愿在那里定居。不过在那里倒是可以更好地抚养家庭，有可能比在英国经营任何商业或者在美洲大陆经营种植园挣得更多的钱。”^[3]但是，西印度的气候，对奴隶主并非那么有害，他一旦发了财，即可回到英国。1689年，巴巴多斯的代理总督写道：“由于某种吸引力，英国把种植园的一切好东西都吸收回去。英国是万物之归宿。英国是我们唯一热爱和想往的地方，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心永远留在英国。……我们所能挣来的一切东西都要带回英国。”^[4]1698年，西印度人把三百名孩子送回英国接受教育。据德维南特说，这里有所不同的是，父辈们离开英国时是穷光蛋，而他们的孩子回国时成了小财主。喜剧《西印度人》中的种植园主贝尔卡先生这样说：“哈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活在英国，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我也是第一次置身于这个美丽的、富有艺术感而又优雅恬静的祖国。幸福之星赐给我一大笔钱财，可是一阵阴风却把我吹落此地，把钱财挥霍。”^[5]种植园主在回到英国之后，他们最热切的希望是弄到一片地产，以便列身于贵族之中，从而改换自己卑贱的出身。他们在英国社会上出现，正如布鲁汉所指出的，对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不时产生有害的影响；每当他们人数增多，并获得土地时，往往就把他们那种坏作风、坏行为带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家财万贯，挥金如土，并且有点放荡，因而引起了不如他们富裕的英国贵族的忌妒和不满。
　　后来，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梅里威耳辩解说，由住在地主改变为在外地主制，对英国人的性格来说，不是耻辱，而是一种荣誉。这说明，他们不愿意留在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过放荡生活，也看不惯那种对待奴隶的铁石心肠。但是，这种奇怪的、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既不敢触及奴隶制的问题，也不反对分享奴隶制带来的利润。梅里威耳对这个问题，仅仅用“人的矛盾性格的一般说明”^[6]来加以解释。
　　但是，在外地主制在西印度群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里的种植园在工头和代理人管理下，总是管理不好。总督在好几届议会上，都无法得到法定人数。许多种植园的办公室只有一人办公，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人口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奴隶叛乱的危险性也日益增大。由于“亏损法”没能阻止在外地主制的实行，因此地方议会试图没收在外地主占有的大片荒地，并打算把这些土地重新分给小农场。但是这些措施，由于那些在外种植园主的抵制，也为英国政府所反对。^[7]
　　在英国居住的种植园主中，声望最高的是贝克福特。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格洛斯特郡的一个古老家族。1483年，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为国王而战，死在波士华兹。另一个成员趁英国征服牙买加之机捞回了一笔家产。1670年，市参议员托马斯·贝克福特爵士是最早的在外企业主之一。他每年从牙买加产业中获得2,000英镑的纯利润。彼得·贝克福特则是最著名的新殖民者，他在牙买加居住期间，先后担任过该岛所有最重要的军事和政府官职，如议会议长、副总督和总司令。1701年，他逝世时，“已拥有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比不上的最大的动产和不动产。”1737年，他的孙子威廉继承了这笔家产，成为英国最有权势的西印度种植园主。
　　贝克福特在他的威尔特郡地产上建造了“芳德希尔宅第”。这幢建筑物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西部最豪华最吸引人的胜地。

　　“这是一座漂亮而又对称的楼房：正中是四层楼，两边是二层楼，左右两边各有走廊相通，全是用精美的石块建造。楼前有雄伟的门廊，底下有宽敞的地下室，建有两处宽阔的阶梯。楼里数不清的房间，间间陈设讲究，显示出富贵和东方式的豪华。每逢佳节，大楼里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各楼墙上挂着珍贵的艺术作品，餐具桌和柜橱里陈设着出自名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之手的金银珠宝装饰品。还镶上一些贵重的大镜子，给这些艺术品增添了无限情趣。此外，大厦还有一个宽敞的，藏有精选珍贵书籍的图书室。……仅举地下室大客厅的面积，就可以想象这幢楼房规模的大小。这个大客厅长八十五英呎十英吋、宽三十八英呎六英吋。它的顶部是拱形的，由巨大的石柱支撑。有一个房间是专门按照土耳其风格陈设的，里面有许多大镜子和带有褥垫的长椅。另外一些房间用带有雕花的大理石壁炉台装饰，显得十分优雅。”^[8]

　　小贝克福特也不比他的前人逊色。他拥有财产，爱好幻想。根据本家族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不满足于平凡的事物，而追求奇特、气派、甚至宏伟壮丽。因而他就建造了“芳德希尔修道院”。这个工程为大量的技工和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为了安顿这些雇工，在附近甚至还建立了一个新村。修道院内有一块园地，里面种上了各种美洲的开花灌木和树林，这些树木曾生长在其产地的荒野上。1837年，贝克福特由于在牙买加占有770名奴隶，因而领得补偿金15,160英镑。^[9]
　　希伯特家族也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同时兼营商业。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他们曾为非洲和种植园提供棉麻方格布。罗伯特·希伯特住在贝德福郡，靠来自西印度的收入为生。他开办的种植园在牙买加是首屈一指的。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肯定说：“他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主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因道德方面的原因嫌弃过他的那份财产。”他临终时，留下了每年三千英镑的款项交由委托人，用作三四个神学学位的奖学金，以资鼓励那些能用最通俗和灵活的方式传播基督教义的人，奖励在处理宗教事务中能秉公执法的人^[10]。罗伯特的亲戚乔治·希伯特是伦敦一家繁荣的贸易公司的合伙股东，还多年担任过牙买加驻英国的代理人。乔治曾发起建造西印度的一些码头。他曾当选为公司董事会的首任董事长。画家劳伦斯为他画过肖像。这副像今天还悬挂在伦敦港口管理委员会的房间里。乔治还是一个书籍收藏家，他的藏书在出售时，用了二十四天才卖完。希伯特家族占有奴隶1,618名，因而领得的补偿金达31,120英镑^[11]。这一家族在金斯顿的宅邸是牙买加最古老的房屋之一，至今还屹立在那里。这个家族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希伯特杂志上，这是一份纪念季刊，专门登载有关宗教、神学和哲学的文章。这份杂志创刊于1902年10月，上面写着“本杂志承蒙希伯特受托人的许可和赞助”等字句，这说明期刊上发表的意见是代表谁家的利益。^[12]
　　与牙买加有关联的还有朗家族。查理斯·朗临终时，在索夫克遗留下一笔财产，在伦敦布罗姆斯伯利有一处房产，而在牙买加则有一处14,000英亩的地产。他的收入极为可观，远远超过了当时牙买加的其他企业主。他完全有资格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查理斯的孙子也是牙买加的种植场主，他写过一本牙买加岛史的著作。査理斯的亲戚小比斯顿·朗，当过伦敦港口公司的主席和某家银行的经理。他在伦敦比索普斯大街建造的家族宅邸同样闻名。朗家族中另一个成员法恩巴勒勋爵，在肯特建造了布隆利山顶宫殿，这是英国最著名的住宅之一，特别是花园的布置，更是千姿百态。
　　约翰·格莱斯顿虽然与利物浦柯立商行和公司合伙经营粮食买卖，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还间接地从事奴隶贸易，成为西印度的一个奴隶主。“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也被认为是公正的、善良的。他坚持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必需，所以他感到心安理得。”格莱斯顿是通过取消抵押人赎取抵押品的权利，才获得了在英属圭亚那和牙买加的几处大种植园。与此同时，他还广泛地投入西印度的贸易。他把自己种植园生产的蔗糖和其他产品，用自己的轮船运往利物浦的交易市场出售。他通过这种手段，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样又使他能够开辟新的门路，发展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此外，由于加入利物浦房地产的投资，使他又发了大财。他慷慨捐款给利物浦的慈善事业，修建教堂并资助其活动。在利物浦市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运动中，他还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儿子威廉·爱华特也是个名人。在他参加1832年纽华克的竞选时，一份公开发行的杂志正确地但有点笨拙地提醒选民们，这位候选人是“利物浦格莱斯顿之子，其父依靠西印度的贸易积攒了大量财产。换句话说，黑奴的鲜血变成了他家的财宝。”^[13]在争论奴隶解放的大部份年月中，约翰·格莱斯顿担任着西印度协会的会长。有一次他与利物浦废奴主义者詹姆斯·克洛帕在该市的一家杂志上，就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拥有奴隶2,183名。根据1833年通过的法律，他于1837年领到的补偿金共达85,600英镑。^[14]
　　科德林顿家族也是一个有名的家族。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完全建立在奴隶側和甘蔗种植园的基础上。克利斯多夫·科徳林顿是十七世纪时期巴巴多斯的总督。他在巴巴多斯和巴布达拥有的种植园，按现在的币值算，其价值为100,000英镑。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去世时，遗留下了10,000英镑，其中大部份捐赠给一个图书馆。他所藏的珍贵书籍，价值达6,000英镑，后来都赠送给牛津的奥尔·索尔斯学院。这批书现在是有名的科德林顿图书馆最主要的蔵书。他的一个后人，在十九世纪希腊人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是那瓦利诺胜利海战中的一位英雄。^[15]
　　沃纳家族遍布利华德群岛，在安提瓜、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特立尼达都有这一家族的成员。托马斯·沃纳是加勒以地区英地的开拓者。有个家族成员约瑟，后来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三位外科医生之一。他原是盖伊医院的外科医生，又是1750年建立的外科医学院的头一名学员。画家萨莫尔·麦德利为他画肖像，今天还珍藏在皇家外科医学院。十九世纪沃纳家族中曾有人当上安提瓜议会的议长，还有一个成员当过特立尼达的首席检査官，并且积极支持过从东印度输入移民。这个西印度的家族中，最出名的也许要算佩勒姆·沃纳，他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而且被公认为英国这一项群众运动的权威。^[16]
　　还有其他一些人，虽然并不出众，但也使人想起蔗糖给他们带来的荣誉。布莱恩·爱德华兹是十八世纪末英属西印度的历史学家。他自己承认说，他本来会在他父亲的小庄园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这个小庄园坐落在维特郡威斯特伯利的一个破落小镇上。但是，由于他的两个十分富有的叔叔的吸引，他就在西印度群岛经营起甘蔗种植业。在布里斯托尔很出名的平尼家族，在尼维斯拥有几个甘蔗种植园。船长费德里克·马利亚特是约瑟·马利亚特的儿子，是一位擅长描写海上生活的著名小说家，而且还是信号电码的发明者。他所发明的信号电码在商船上，一直使用到1857年。威廉·麦克道尔上校是格拉斯哥最出众的人物。“他在乡间有豪华的住宅；在西印度群岛有富庶的田庄；海上有他的货船，这些货船满载着蔗糖和兰姆酒源源不断地开回英国。他还有与他的军阶相应的社会地位，有古老的宗族。当他拄着金柄手杖，沿着堤道漫步时，每走一步都引起众人的尊敬。”^[17]
　　布莱恩·爱徳华兹对人们指责种植园主满身铜臭，好讲排场，十分脑火地加以否认。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西印度人财运亨通，这是尽人皆知的。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在南安普敦万圣教的纪念堂里，到处可以看到富有的西印度人结帮成伙，这有力地说明了他们曾经享有的社会地位。^[18]一些公立学校，如伊顿、威斯敏斯特、哈罗、温切斯特，都充斥着西印度人的子弟。西印度人拥有的马车数量之大，正如伦敦人抱怨的那样，每当这些马车在大街上云集时，竟造成交通堵塞。有一个故事说，在乔治三世和皮特访问威茅斯时，碰上了一个牙买加的财主，他身后尾随着一天批侍从，其中还有骑手和穿制服的奴仆。乔治三世对此十分不满，据报道，他对左右说：“糖，这一切都是因为糖，不是吗？他变了多少关税？皮特，他交了多少关税？！”^[19]西印度种植园主是艾普松、切尔特南等疗养胜地的经常主顾。他们的子女在布里斯托尔的议会堂和温泉等地与文人雅士们平起平坐。西印度的女继承人是男人追求的对象。查理·詹姆士·福克斯曾经想与拥有八万英镑的菲普士小姐结婚，以偿还他赌钱欠下的债务。^[20]由于福克斯身为一个废奴主义者，因此人们不禁要猜测，如果这段姻缘成功，他的事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许多出身卑贱的英国人，由于某种原因，得到了一份西印度种植园的遗产而一跃成为富翁。这种遗产只是在后来才被看作是一种耻辱和累赘。但是在十八世纪并没有这种看法。乔治·柯尔曼在“非洲人”这剧本中，塑造了一个青年，马洛本先生。他原来是个屠夫，后因接受了一份西印度种植园的遗产，从此“经营黑奴，再也不宰牛卖肉了。”^[21]马洛本的经历，当时的观众是很熟悉的。
　　由于人数众多的西印度贸易商通过西印度的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因而就扩大了种植园主的势力。据纳米尔教授说：“在英国，很少有完全不与西印度贸易发生关系的大商人，而且有相当多的上层人物与产糖岛屿有利害关系。这同今天许多英国人手中握有亚洲的橡胶园、茶场、油田等的股票一样。”^[22]种植园主与商人，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相同的。这两部分人从一开始就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组织。他们之间靠信誉来联系。这种信誉并不能确保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但是，造成他们之间矛盾的基本原因不在于此。因为商人总是可以没收抵押品的。比债务原因更重要的是种植园主决心保持垄断价格，尤其在1739年，双方为了竞相发展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加深了彼此的交恶。不过总的来说，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要超过彼此的冲突。到1780年左右，他们终于联合起来，这是由于要阻挡自由贸易的滚滚潮流，来加固他们的堤坝。
　　种植园主和商人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再加上英国的殖民地代理人，这样就组成了十八世纪强大的西印度集团。那时，议会腐败，不时发生贿赂事件。因此，这些人“有钱能买鬼推磨”。他们购买选票，拉拢选区，打进议会。他们参加竞选，引起议会席位价格的上涨。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出价2,500英镑想买一个席位，结果遭到了一顿嘲笑。因为另一个西印度人所出的价钱是他的两倍。^[23]没有一个私传下来的英国的财富可以抵挡殖民地的这股金银、贿赂之激流。英国国内的贵族十分愤慨，他们在选举中被西印度人“激怒、挫败、还化了好多钱。”^[24]对于西印度人炫耀财富、吹嘘如何花钱无度，显然引起康伯兰德的关注，他借戏剧中人物之口发出这样的警告：“可以花钱，但是不能浪费。但愿贝尔卡先生不要把浅当作家奴，任意摆布。您应该把它当作臣民，只能有节制地发号施令。”^[25]在1830年的选举中，一个西印度人花费了18,000英镑，终于在布里斯托尔当选。^[26]同年，另一个西印度候选人在利物浦的竞选中落选。他共花了50,000英镑，其中有五分之一是约翰·伯尔顿提供的。后者也是西印度的一个富商，又兼奴隶贩子和奴隶主。^[27]
　　贝克福特家族依仗家产稳坐议会。金·威廉从1747年到1754年一直是代表索尔兹伯里的国会议员。从1754年到1770年他又作为伦敦地区的议员代表。他的一个兄弟是布里斯托尔的议员代表，第三个兄弟是索尔兹伯里的议员代表，第四个兄弟曾竞选当维特郡选区的议员代表，但未当选。理查·培南特一度代表利物浦。科德林顿家族的一个成员于1737年当上国会议员。乔治·希伯特从1806年到1812年代表西福德。爱德华·柯尔斯顿，这位十七世纪邱那德家族的成员，从1710年到1713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尔列席议会。西印度集团在事实上而不是名义上垄断了布里斯托尔的议会席位。约翰·格莱斯顿起先代表伍德斯托克，后来又代表兰克斯特列席议会。1833年5月，他津津有味地聆听他儿子在议会里发表的头一个演说。他儿子是纽华克的议员代表，他在演说中到他们在圭亚那的家产，而且极力维护奴隶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真是一片苦心，他的家庭与西印度甘蔗种植场的息息相关使他的演讲滔滔不绝。^[28]拉赛尔家族的一个成员于1757年当上了国会议员。亨利·高尔本为了维护在西印度的家业坚持到底地反对废除奴隶制。直到1833年，他还请求国会采取措施促进奴隶贸易和农业，并请求国会亲临看一看由乡村发展而来的市镇，以说明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重要性。但是国会对此置之不理。髙尔本只好满足于接收5,000英镑，作为对他的242名奴隶的赎金。^[29]特立尼达的约瑟·马利亚特、布里斯托尔的亨利·布拉特，还有凯恩·道格拉斯、査理·艾利斯都是西由度人。在最有势力的种植园主和贸易商协作委员会里的十五个委员中，有十个委员在英国议会里占有席位。^[30]
　　为了使事情万无一失，这些西印度人，如同奴隶贩子一样，不仅固守下议院，而且打入贵族院，以保卫他们的种植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从下议院跨进贵族院是很容易的。为了换取在政治上的支持，随时可以授予他们贵族头衔。据一个近代作家说，英国的贵族院里，没有一个贵族不受西印度人影响的。理査·培南特后来成为培恩勋罷；拉赛尔原是巴巴多斯的一个古老家族，被封为贵族后改姓海尔伍德。他们的一个后裔与当今国王的妹妹结了婚。昌多斯的马奎斯，是1832年改革法案“昌多斯提案”的起草人。他在西印度拥有种植园，是西印度集团的发言人。但是他在临死前，终于看到了他所鼓吹的西印度事业，几乎化为乌有。巴尔卡利伯爵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解放奴隶时，他手中还有640名黑奴，为此获得大约12,300英镑的补偿金。^[31]从这件事可以说明，身为当时总督的巴尔卡利为什么要拼命反对撤销圣多明各协议。那时英国正企图征服法国的这个殖民地，但没有得逞。梅特兰德将军与奴隶领袖杜桑·卢维杜尔决定撤销圣多明各协议。这位伯爵在家信中写道：“毫不奇怪，伦敦方面不会运来大批粮食和衣服，军队已经集结待命行动，但却没有衣服穿。”^[32]詹金森·霍克斯伯利勋爵，是西印度的一个企业主，也是普拉维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他利用职权一再地支持奴隶主和奴隶贩子。为了感谢他的一片忠心，许多鼓吹奴隶贸易的小册子都是题词献给他的。^[33]利物浦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感谢他在国会中不辞劳苦地支持奴隶贸易，从而为本市作出了极大的贡献。^[34]打霍克斯伯利后来成为贵族。他一方面获得了利物浦伯爵的头衔，另一方面又接受利物浦市政当局的授封，真是两者结合的象征。
　　奴隶主们不仅控制了最高议会，与此同时，还和他们的盟友糖商和奴隶贩子一样，无孔不入。他们或当市参议员、或当议员、或出任市长。威廉·贝克福特就是伦敦市的市参议员，并两次出任市长。当时人们嘲笑他的蹩脚的拉丁语和大嗓门。可是不得不尊重他的财富、地位，以及他的政治影响。作为一个市长，他举办的招待会，排场很讲究。有一次，在一个豪华的宴会上，六位公爵、二位侯爵、二十三位伯爵、四位子爵、十四位上议院的贵族，还有下议院的议员，鱼贯而入，逐一向他表示敬意。这个大奴隶主虽然曾经置皇家的反对于不顾，为威尔克斯和他的自由言论进行辩护，但是他的声誉并未降低。^[35]今天，在伦敦市政厅会堂里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刻着的金字，是一篇著名的演说词。既使是乔治三世也会为这篇演说词而感到羞愧。威廉的兄弟理査也当过伦敦市的参议员。威廉·迈尔斯生前当过布里斯托尔的市参议员。此外，乔治·希伯特也当过伦敦的市参议员。
　　西印度集团有许多有势力的朋友。査塔姆一直是西印度权利的保卫者。至于这种权利是否正当，他从不过问。他还是贝克福特的密友。“他一直认为产糖殖民地是王国的内部利益，其他的看法都属荒谬。”^[36]约翰·格莱斯顿和约翰·伯尔顿是坎宁的坚决支持者。后者在谈论西印度问题时总是强调它的可怕、微妙和“极端重要”。^[37]赫斯基森和威灵顿对种植园主颇有好感。威灵顿拒绝“剥夺西印度企业主，以便让他们在英国也能得到一些名利”。^[38]赫斯基森认为，通过法律裁决或颁布法令的方式，来解放奴隶是不可取的。^[39]但是，种植园主不顾英国人对奴隶制的反感，他们一意孤行，拼命反对取消奴隶制。所以这些朋友就和他们疏远了。坎宁后来也感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是个令人头痛的题目。^[40]奴隶问题几乎搞得赫斯基森失去理智，在他看来，种植园主都是些疯子。威灵顿在英国对奴隶制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就使一个在伦敦的西印度代表团蒙受了粗暴的对待。
　　强大的西印度集团与十八世纪的垄断商、国内贵族、以及海港城市的商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使他们能够在腐败的国会中施加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足以使任何政治家都不能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还代表一股势力，“历届政府在处理紧迫的问题上都深知，能否得到这股势力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41]西印度集团竭力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反对解放奴隶和取消垄断制。他们随时准备与增收糖税进行搏斗。用贝克福特的话来说，“这对产糖殖民地和食糖贸易是一个最致命的打击”。^[42]在美国独立给予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垄断地位以首次打击之前，西印度集团一直是英国国会的小衙内。
　　1685年，牙买加总督对额外征收糖税的建议提出了抗议。他说，这个建议不利于甘蔗种植业，也将使种植园无法经营下去。与此同时，还会影响其他的行业。由于这一建议，“弗吉尼亚的胸口挨了一刀，巴巴多斯等岛屿发了高烧，而牙买加得了肺痨”。^[43]1744年，种植园主们向每个国会议员陈述了他们的理由，企图激起公愤来反对增收糖税的新建议。然而，这个建议还是以“二十票对三票的多数通过了。”这件事使某些人大为震惊。这些人原以为其同行与朋友人数众多，而其朋友们又与食糖贸易休戚相关，“自然会在众议院得到大力支持。”^[44]但是，西印度人毕竟是聪明的，他们把额外征收的糖税转嫁到外国进口的亚麻制品上。这整个插曲只不过说明了“要对食糖额外征收一次糖税，就会遇到重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来自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介入这个广泛贸易的人和他们的影响”。^[45]
　　后来，由于七年战争需要经费，又把增收糖税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英国国内的贵族一贯支持他们在殖民地的伙伴，然而此刻，当必须在本人和远方亲戚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的观点是，“衬衣再贴身也不如长在身上的皮肤”。所以，贝克福特在国会发表演说保护伙伴时，一再被人打断，每当他说出“蔗糖”一词，就引起哄堂大笑。历史的变化真是莫测。1764年，麻萨诸塞的一位代理人说，种植园主在议会中有五、六十张选票，可以任意操纵表决。^[46]这个时期正是西印度集团的极盛时期。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在改革的议会中出现了另一个五、六十人的投票集团。他们是兰开夏的棉纺集团。这个集团的口号是，反对垄断，支持自由竞争。

^[1] Adam Smith, op. cit., 158.

^[2] R. Cumberland, The West Indian： A Comedy (London, 1775 edition), Act I, Scene III. A brief notice of the play is given in Sypher, op. cit., 239.

^[3] Stock, op. cit., V, 259. William Beckford, Feb. 8, 1747.

^[4] F. W. Pitman, “The West Indian Absentee Planter as a British Colonial Type” (Proceedings of the Pacific Coast Branch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27), 113.

^[5] Cumberland, op. cit., Act I, Scene V. Quoted also in Pitman, The West Indian Absentee Planter…, 124.

^[6] Merivale, op. cit., 82-83.

^[7] L. J. Ragatz, Absentee Landlordism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750-1833 (London, n.d), 8-20; Pitman, The West Indian Absentee Planter …, 117-121.

^[8] J. Britton, Graphical and Literary illustrations of Fon-thill Abbey, Wiltshire, with Heraldical and Genealogical Notices of the Beckford Family (London, 1823), 25-26.

^[9] H. of C. Sess. Pap., 1837-37, Vol. 48. The exact am-ount was £ 15,160.2.9 (pp. 20-21, 64-65).

^[10] J. Murch, Memoir of Robert Hibert, Esquire (Bath, 847), 5-6, 15, 18-19, 97,104-105.

^[11] H. of C. Sess. Pap., 1837-38, Vol, 48. The precise figure was £31,121.16.0 (pp. 20, 22,46,52,67,79).

^[12] 参见希伯特杂志第一期封里。1734年托马斯·希伯特来到牙买加后，在金斯顿公爵街建造了他的家族邸宅，最初起名为“希伯特公馆”，后因一度充作军队的司令部，因此以总部大楼而闻名。以后成为殖民大臣的办公楼和立法委员会会议室。参见有关保存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历史遗址、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物的文件，Cd.第6428号 (国王陛下文库，1912年)，13。

^[13] Anonymous, Fortunes Made in Business (London, 1884), n, 114-119, 122-124, 130, 134; Bourne, op. cit., II, 303.

^[14] H. of C. Sess. Pap., 1837-38, Vol. 48. The exact sum was £ 85,606.0.2 (pp. 23, 58, 120-121).

^[15] Harlow, Christopher Codrington, 210,242.

^[16] A. Warner, Sir Thomas, Pioneer of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933), 119-123, 126, 132.

^[17] Eyre-Todd, op. cit., Ill, 151-152.

^[18] L. J. Ragatz,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n, 1763-1833 (New York, 1928), 51.

^[19] Ragatz,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50.

^[20] Bready, op. cit., 157.

^[21] Sypher, op. cit., 255.

^[22] L. B. 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London, 1929), I, 210.

^[23] A. S. Turberville, English Men and Mann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26), 134.

^[24] Lecky, op. cit„ I, 251, quoting Bolingbroke.

^[25] Cumberland, op. cit., Act I, Scene V. Also quoted in Pitman, The West Indian Absentee Planter …,124.

^[26] J. Latimer,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1887）, 137-138.

^[27] 回忆旧利物浦，第76-82页。这一新的倾向表明，威廉·尤尔特这位西印度人的对手在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垄断权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他得到诸如布兰克尔、厄尔等这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同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关系，上文已提到。约翰·博尔顿在英属圭亚那,因占有289名奴隶而获得补偿金15,391英镑17先令11便士。参见下院议会文件，1837—38年，第48卷，第131页。1789年，博尔顿拥有的六艘船开往非洲，运载了2,534名奴隶。 Donnan, op. cit„ IIF 642-644.

^[28]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II, 469. John Bright March 7, 1845.

^[29]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8.
　　付给他的补偿金为4,866英镑19先令11便士。（第19页）

^[30] Ragatz,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 53.

^[31]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8.
　　支付的数目为12,281英镑5先令10便士。（第24,25页）

^[32] C. O. 137/100. Balcarres to portland, Sept. 16, 1798.

^[33] Anonymous, A Merchant to his Friend on the Continent：Letters Concerning the Slave Trade（Liverpool, n.d,）.
　　致霍克斯伯里勋爵的信写道：“这些信的主要内容，提到了作为这个国家整个贸易的保护者和支持者的问题”。

^[34]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23, ff, 170, 175. Sept. 8, and 12，1788.

^[35] Bourne, op. cit., II, 135 n.
　　麦考利把他描写为“一个爱闹嚷的、爱夸耀富有而又庸俗的蛊惑家，他的伦敦土语和发音不准的几句拉丁语，已成为报上的笑柄”。同上。霍勒斯·沃波尔说他是“一个大吹大擂的蠢货”。霍勒斯·沃波尔书信集，第五卷，第248页。沃波尔1770年7月9日致斯特拉福德伯爵的信。贝克福德的拉丁知识可由他出名的“omnium meum mecum port。”（意即"一切都是我的，我都带去”）而得知。
　　比文，上引书，第二卷，第211页。这只能看作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只谈论种植方面的事情不谈其他；至于德赖登，他们只看作是个姓名而已。斯蒂恩，上引书，第430,433页。

^[36] R. Pares, 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1739-1763 (Oxford, 1936), 509.

^[37] E. J. Stapleton (ed.), Som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 Canning (London, 1887), 1, 134.
　　1824年1月9日致利物浦的信写道：“这是个最令人不安的问题 ……，有些症结不可能一下子解开，但也不必一刀割去……。应当留意，不要把道义上真实的东西和历史上虚假的东西混淆起来……。我们不能在这个议会里制定法律，犹如我们不能为一个新世界制定法律一样。”
　　Hansard, New Series, IX, 275, 278, 282. May 15, 1823.

^[38] Despatches, 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of Field Marshal Arthur, Duke of Wellington (London, 1867-1880), V, 603. Memorandum for Sir George Murray, May 16, 1829.

^[39] Huskisson Papers (British Museum), Add. MSS. 38745, ff. 182-183. To Joseph Sandars, Jan. 22, 1824. See also Ibid., f. 81.
　　“支持利物浦的贸易委员会及其成员应该尽可能快地离开反奴役协会，这在我看来并非无足轻重”。赫斯基森1823年11月2日就他在反奴役协会的会员地位一事，致坎宁的信。

^[40] Ibid., Add. MSS. 38752, f. 26. Huskisson to Horton, Nov. 7, 1827. For Canning's letter of resignation from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African Institution, see Ibid., Add. MSS. 38745, ff, 69-70. Oct. 26, 1823.

^[41] The Right in the West India Merchants to a Double Monopoly of the Sugar-Marke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xped-ience of all Monopolies, examined (London, n.d.), 59-60.

^[42] Stock, op. cit., V, 261. Feb. 8, 1747.

^[43] Cundall, The Governors of Jamaic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00.

^[44] Pari. Hist. XIII, 641.Feb. 13, 1744.

^[45] Ibid., 652, 655. Feb. 20, 1744.

^[46] Penson, op. cit.,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