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六章 美国革命
1770年，美洲大陆各个殖民地向西印度群岛出口了大量的商品，其中有：占其总出口大约三分之一的干鱼，几乎全部的腌鱼；占其总出口八分之七的燕麦，十分之七的玉米，几乎全部的豌豆和大豆，二分之一的面粉，全部的黄油和奶酪，超过四分之一的大米，几乎全部的洋葱，六分之五的松树、橡树和香柏树的木材，一半以上的木桶板，几乎全部的铁箍、肥皂，蜡烛，全部的马、羊、猪和家禽。[1]正如皮特曼教授所指出的，“为新英格兰和中部地区殖民地的繁荣和文明奠定基础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从西印度群岛贸易中聚敛起来的财富。”[2]
但是在十八世纪钦定的体制中，大陆殖民地的地位只能屈居第二。当时，蔗糖就是国王，高于一切，而西印度群岛正好是欧洲的糖罐。所以英国夺得牙买加后，克伦威尔真是喜岀望外。在宣布这个喜讯的那天，他竟兴奋得无心办理别的公事。如果他占领了小西班牙岛的话，他大概会高兴地休假一星期。这个岛的法属部分是圣多明各，它后来变成了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颗明珠。然而对于英国种植园主来说，它却是一个祸害。巴巴多斯则是英王皇冠上的一颗宝石。这颗宝石虽小，却比所有欧洲君主的珍宝都要贵重和稀罕。[3]1661年，査理二世在一天之内授予岛上的十三个种植园主以男爵爵位，以表明该岛地位的重要性。牙买加的总督职位，在派驻殖民地的官职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爱尔兰总督。该岛的邮政设施也比美洲大陆各殖民地优越得多。
重商主义者对于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始终是另眼相看。那里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商人、渔民和海员，恰恰没有种植园主。除了制造业不甚发达之外，它们是名符其实的“新英格兰”。[4]它们与“旧英格兰”之间发生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在渔业方面，他们与母国竞争的结果是，培养了新英格兰自己的海员。由于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新英格兰能够在岛屿市场上低价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从而战胜了英国对手。在这场竞争中，英国屡遭失败，它在销售和货运方面，每年损失二百五十万英镑。一位无名氏作家问道：“如此下去，有谁还会相信殖民地的贸易和海运业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呢？”乔赛亚·蔡尔德爵士指出，在麻萨诸塞，十个人有活干也不能为国内一个英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他的结论是：”新英格兰对王国来说是个大为有害之地。”[5]奇切斯特说，他宁可在爱尔兰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也不愿“去弗吉尼亚跳舞唱歌”。[6]佩蒂说得更直率，应该把新英格兰的居民遣返英国或者送往爱尔兰。英国曾经先后四次极力想说服新英格兰人迁移到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马里兰以及弗吉尼亚。克伦威尔则“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看待新英格兰，并认为它是又寒冷又贫瘠的荒原”。[7]1655年，国会向当地总督和居民发出命令，向要去牙买加的人提出了吸引人的条件，其用意在于“开导那些相信上帝敬畏上帝的人，还有那些新英格兰的臣民。这些臣民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祖国，被迫来到了沙漠般的贫瘠的荒原。为了良心的缘故，现在可以让他们迁移到富庶的绿洲。”[8]
上述这些看法未免过于极端。倘若北部殖民地连食品生产都不能维持，他们又哪里有钱来购买英国制造的商品呢？事实上，英国对北部殖民地出口的制造品总值大大超过它的农产品和腌肉的出口总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将从中得到启示，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德维南特由此得出结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将会发展自己的食品贸易。
因为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是需要食品的。假如这些殖民地要致力于生产蔗糖（这是在重商主义时代就形成了的经济单一化），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生产粮食作物的农村。他们靠经济作物获得如此巨大的利润，根本不会想到要把他们的土地和劳力转向放牧牲畜和种植粮食。1647年，一个记者就西印度人的情况告诉总督温思罗普：“人们竟是如此热衷于种植甘蔗，尽管食品价格非常昂贵，他们也宁可去买而不愿自己种植。他们种植的甘蔗一旦制成食糖，所得的利润是无法计算的。”[9]这个传统就这样形成了，蔗糖就等于是西印度人的“小麦和面包”。正是由于有大陆殖民地提供食品，西印度群岛的土地才得以种植甘蔗。阿贝·雷纳尔写道：“为了维持美洲一个殖，民地的生存，在欧洲就需要耕种一个省的土地。”[10]英国心甘情愿地把这个权利让给大陆殖民地的居民以减少两方面的害处。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有害的制度，最终被消灭了。但是，如果否认它曾经是一种制度，否认在它的害处中也有可取的地方，也是毫无道理的。
从此，北美各殖民地在英国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他们承担向甘蔗种植园主及其奴隶提供所需要的食品。渐渐地新英格兰人被看作是美洲的荷兰人。美洲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畜牧业弥补了西印度的单一化的农业，正如后来在十九世纪他们为南部美洲的棉花、稻米种植区提供肉类一样。远在1650年，新英格兰就一直抚养着他们的“姐姐”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了。温思罗普把这一切归功于上帝，[11]实际上是重商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1667年巴巴多斯总督威洛比写道：“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无论是在和平繁荣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如果不与新英格兰人互通有无，是不可能生存的。”除了食品，新英格兰还提供马匹，作为制糖厂牵引压榨机的动力，以及建筑材料。这些都是西印度群岛极其需要的东西。1708年，塞缪尔·维切写道：“英国在西印度占有的岛屿，没有一个不仰仗大陆而能够生存下去的。是我们把面包、饮料和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给他们运去的。他们种植园里的牛马耕畜，制作装迖兰姆酒、蔗糖和糖浆的木桶所需要的木材和木桶板也是我们运去的。如果不运去这些东西，他们的船能把货物装运到欧洲市场去吗？决不可能。总之，连他们住房的房架和屋顶的材料都是我们运过去的。他们的兴旺发达，甚至于他们的生存全都有赖于大陆。”[12]对于大陆提供食品和马匹的重要性这一点，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是不存在怀疑的。1674年，波士顿的一个代理商写道，巴巴多斯人“都体会到，他们要是失去这两种商品所带来的益处，他们将会遭到极大的损失。除了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外，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买到食品和马匹。”[13]
这是英国的政治家和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有意推行的政策。新英格兰运往各个岛屿的许多商品，在该岛屿其实也可以自己生产，然而没有这样做。一位牙买加的种植园主发问：“如果岛上能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食品和其他用品的话，那么新英格兰的贸易怎么办呢？”[14]回答是，倘若没有产糖岛，大陆殖民地将会严重倒退。大陆殖民地已变成了“西印度群岛的活命之源”。[15]没有它，这些岛屿就无法养活自己，除非是把收益极高的甘蔗田改为种粮食。然而这样做不仅会损害新英格兰的小农，而且会损害英国的海运业、制糖业和关税收入，甚至损害英国的光荣和伟大。1698年，英国议会否决了一项关于禁止英国向产糖岛出口玉米、肉食、面粉、面包和饼干的提议，因为这项禁令“会迫使那里的居民改种粮食而不种甘蔗、棉花、生姜和靛蓝。其结果，在海运和其他财富方面，将大大不利于英国。”[16]
私下的交往加强了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西印度人在大陆上拥有财产，北美洲人则在各岛上拥有种植园。巴巴多斯人还到南卡罗来纳定居。北卡罗来纳的米德尔顿家族、布尔家族以及柯莱顿家族则分别在牙买加、巴巴多斯拥有种植园。阿垅·罗培斯在罗德岛是个奴隶贩子，他在安堤瓜却是一个甘蔗种植园主。亚历山大·哈密尔顿本来出生于尼维斯。赛伦市的格德尼·克拉克家族可以说是北美人在岛上取得成功的突出例子。其父在巴巴多斯和圭亚那拥有大片种植园，其子是巴巴多斯的海关总监，并先后当过立法委员和国会委员。北美人很快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阳光是十分宝贵的，而西印度人也要去北美恢复一下疲乏的身体。一个美国人在给费城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拟建议亚当·查特立即在那里建造一所楼房，命名巴巴多斯饭店，挂上饭店的招牌，以招徕疲惫不堪的西印度来客。这些人生活放荡，患有水肿，命在旦夕。”据说，西印度富有的女继承人在北美也象在英国一样很吃香。
大陆殖民地的居民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换取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兰姆酒和糖浆。他们彼此交易的数量很大，以至远自1676年，英国商人对新英格兰日益成为殖民地产品的重要交易中心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当然，进行交易的双方是互相依赖的。为了保持这种协调一致的关系，岛屿要做到两点：它生产的蔗糖和糖浆必须充分满足大陆的需要；它购买的大陆产品必须与大陆的生产能力保持一致。
要做到上述两点，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困难的。因为相互依赖的双方，他们领土的面积相差很大。但是可以通过一两种办法延缓即将出现的矛盾。第一种办法，英国种植园主可以扩大耕种面积。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奴隶，以便生产出更多的蔗糖，从而也就需要得到更多的食物供应。要做到这一点，牙买加比巴巴多斯容易得多。因为在十八世纪巴巴多斯使用奴隶劳动造成了恶果，土地日益贫瘠。而牙买加却有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第二种补救的办法是增加更多的产糖殖民地。这种办法倒是可以稍微安抚一下大陆的正当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些和平的、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竟遭到了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反对。扩大耕种面积和增加产糖殖民地意味着将给英国市场提供更多的食糖，从而会降低食糖的价格。巴巴多斯人从历史上很早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英国不断扩大对产糖岛屿的征服。他们曾反对过英国人在苏里南殖民。[17]他们对把白人苦工迁往利华德岛极为不满。当牙买加总督请他们捐助讨伐利华德岛的海盗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可不愿意掏出二十个先令来拯救利华德岛和牙买加。[18]1772年，英国国会曾提出建议，要给自愿资助在七年战争中吞并的甘蔗岛屿发展的外国人提供足够的安全措施。这个建议遭到了温和的反对，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说，它是一个“不高明的发明”。[19]用纳米尔教授的话来说，这还是以那个旧分界线，来区别“达到饱和状态的种植园主”和“新兴的种植园主"。[20]
其他国家产糖岛屿的情况，也同样足以说明奴隶生产的发展规律。在法属殖民地岛屿，土地肥沃，发展种植业比较容易，生产成本也较低一些；而英属殖民地岛屿，由于殖民时间较长，土壤肥力衰竭，早在1663年，即蔗糖工业兴起之后的二十年，巴巴多斯已经在“迅速衰落中”，抱怨其土壤肥力衰竭的人愈来愈多。1717年呈递贸易局的一份报告说，在巴巴多斯和法属殖民地耕种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前者比后者需要多五倍的奴隶、马匹和其他牲畜。法属圣多明各的一个奴隶的效率等于牙买加的四个奴隶。[21]1737年，巴巴多斯一个拥有一千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他的投资是五万英镑，所获得的利润仅百分之二，而在法属岛屿，同样面积的种植园只需花费五万英镑的六分之一，所获利润却是百分之十八。[22]虽然这些数字有点夸大，但是，法属殖民地领土辽阔，土质肥沃，那里的种植园主拥有绝对的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法国的食糖打入欧洲市场，其出售价格仅为英国国内糖价的一半。[23]倘若占有这样的产糖岛屿，势必打击旧有的英国种植园主，所以，英国种植园主宁可摧毁这些产糖岛屿也不愿占有它们。1748年，牙买加总督写道，除非法属圣多明各在战争中被摧毁，否则一旦和平到来，他们高质廉价的蔗糖就会把英国的产糖殖民地挤垮。在七年战争中，英国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古巴，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瓜德洛普。这两个岛在1763年重归原主，条件是让英国占有佛罗里达和加拿大。
如果以上述各地区在今天的重要性来解释过去作出的决定，就会看不清问题的全貌。因为在1763年，古巴还不过是一只丑小鸭，但是傻瓜都能看出来，它最后会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至于瓜德洛普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伏尔泰以讽刺的口吻把加拿大描绘成“冰雪一片的荒原”。唯一可以夸耀的是它有毛皮货；而瓜德洛普却出产蔗糖。1763年，一位无名氏作家尖刻地问道：“几顶皮帽子有多大作用？它们能与甘甜的蔗糖相比吗？”他还指出，要保持北美的依附地位，就得让法国人留在加拿大。[24]
当时的英国内阁竟然对英国、法国和美洲等地的常识一无所知，这真是令人不可想象。从1759年到1762年，英国从魁北克进口的货物总值达48,000英镑，它对魁北克出口的总值为426,400英镑。从1759年到1765年，英国从瓜德洛普进口的总值为2,004,933英镑，对瓜德洛普出口的总值为475,237英镑。1762年到1766年，英国从哈瓦那进口的总值是263,084英镑，对哈瓦那出口的总值为123,421英镑。在1763年之前，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加这两个西印度岛屿一直为英国所占领。下面拿这两个岛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作一番比较。1773年之前，英国从格林纳达进口的货物总值为英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八倍。英国对加拿大出口的总值为它对格林纳达出口的两倍。从多米尼加进口的总值为从佛罗里达进口的十八倍以上。对多米尼加出口的总值仅为对佛罗里达出口的七分之一还弱。[25]由此可见，英国之所以保留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并不是因为它们比古巴和瓜德洛普更有价值，恰恰相反，前两者不如后两者重要。
因此，1763年缔结的和平条约只能被看成是强大的西印度集团的又一次胜利，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胜利事后证明是不合算的，不过在1763年，它毕竟是一次胜利。西印度种植园主贝克福特和福勒曾极力主张收回瓜德洛普。贝克福特甚至对査塔姆施加了巨大影响。“瓜德洛普作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占领地，招致了许多怀有个人意图的人的强烈反对。瓜德洛普也只要求分享它的利益，但是，它要反对少数个人私利的力量常常很软弱。”[26]这里，西印度人想达到两个目的。他们一是想要阻止法国把加拿大变成北部的另一个美国，变为向产糖殖民地提供食品的基地。西印度人的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因为1783年以后，英国种植园主已经认识到，加拿大根本无法取代英国丢失的北美殖民地的地位。西印度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决心要把自己可怕的对手从英国的食糖市场排挤出去。因此，査塔姆是征服岛屿还是吞并大陆；是征服蔗糖还是吞并毛皮，这个问题，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次査塔姆竟然问道，如果他把加拿大或者瓜德洛普交出去，是否会对他处以绞刑。是否应该对他处以绞刑，贝克福特倒是最有发言权的。
这一切都说明了，整个英帝国对于甘蔗种植园主非常敬畏，并且愿意以垄断的价格买进英属产糖殖民地生产的蔗糖。这样，大陆的殖民地居民很自然地背离英国，转向外国产糖殖民地购买食糖。1750年，伦敦的商人在一份请愿书上这样写道：“这些人忘记了对国王陛下应尽的义务，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忘记了对国家法律应有的敬重。”[27]然而，大陆殖民地居民懂得，扩大生产就必须扩大贸易。如果不能与英国管辖下的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他们只好与其他国家的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这种贸易亦不能中断。否则，他们连生存都成问题。岛屿和大陆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从此开始。以后，西印度群岛的居民和北美洲的居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僵的”。
当然，大陆的殖民地居民不会抵制英国的产糖殖民地。他们要是向甘蔗种植园主脸上吐唾沫，那么他们也会被对方割去鼻子。所以他们继续向英属岛屿提供物品。不过他们坚持要用现金支付。这样，他们就把岛上的金钱都赚走了，留下了通货膨胀这个幽灵。1753年，北美殖民地与牙买加之间的贸易总值约为75,000英镑，其中25,000英镑是北美殖民者从牙买加进口货物的总值，其余部分则是拿走的现金。[28]他们把这笔现金用来购买法属岛屿的蔗糖和糖浆。由于法国禁止种植园主用糖浆造兰姆酒与法国白兰地竞争，所以那里的糖价比较便宜。英国的种植园主失去了一个蔗糖和兰姆酒市场。这个市场落到了他们的对手法国人手里。同时，法国人还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这就使他们在与英国的种植园主进行竞争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美洲大陆这种错综复杂的三角贸易，对英国的帝国设想是一个彻底的破坏。甘蔗种植园主认为这件事应该受到谴责。在他们看来，最小的产糖岛屿对于英国来说，其价值等于十个新英格兰。[29]他们认为，这不是殖民地之间的斗争，而是英国与法国之间为了控制食糖贸易而展开的一场斗争。
那些强硬的重商主义者赞同这种看法。他们说，法国政府不但默许而且鼓励大陆的三角贸易，以图挤垮英国产糖殖民地。波斯耳思威特把这种贸易称为荒唐的、有害的贸易。他很快就看出，这种贸易“会大大削弱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并使他们的利益与法国的利益联在一起。这种联系将使他们疏远大不列颠，并使他们感到无论是处于法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的统治下，都没有丝毫的差异。”[30]查塔姆对于波斯耳思威特的观点深表同意。他说，这是一种“非法的、有害的贸易……，是一种可恶的行为，违反一切法律，对王国的利益十分不利。”[31]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要把美洲贸易特别提出来加以谴责呢？其实，美洲贸易同牙买加与西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并没有多大区别。牙买加和西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使后者的蔗糖冒充英属殖民地的蔗糖，通过走私大批运往英国。北美的政策是向法国种植园主提供食品；而英国的政策是向法国种植园主提供奴隶。因此，英国至少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
大陆殖民地的居民对此进行反驳：“蔗园主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随心所欲地提高价格，任意剥削自己的同胞，特别是北美的同胞，以换取更多的生活必需品。”[32]当时供求关系的法则已经盛行于欧洲，蔗糖产量的增加，势必造成糖价的下跌，但蔗园主们仍然企图在英国保持垄断价格，这真是愚蠢之极。他们倒是应该明智地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他们能够清洗自己身上的污点。”[33]这些“西印度的暴发户”，总是叫喊受到排挤，希望得到国会的体恤。其实他们并不穷困。相反，他们都是富有的种植园主。他们牺牲北美居民的利益，自己则安坐在富丽堂皇的马车里，威风凛凛地驶过伦敦大街。“当一个身穿锦绣外套的人要求我们给予施舍，我们应该对他说什么呢？”[34]如果为了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巴巴多斯甘蔗大王的私利，而牺牲广大的北美居民和英国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还不如让这个岛沉到海里去。约翰·迪金森写道：“在我看来，有人认为公众受益，而西印度庄园并不阔气，众议院中的西印度绅士十人中只有一人能维持花费浩大的议员身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35]在宾夕法尼亚出现了一种新奇的论点：认为这些岛屿不如大陆对英国有用处，说是岛上的奴隶衣不蔽体，白人寥寥无几，加上气候炎热，许多英国海员的健康受到损害。北部殖民地要真是遭受损害，英国的出口，特别是毛织品的出口将要蒙受相当大的损失。英属西印度群岛从来无力买进新英格兰的全部产品，他们同样也无法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向北部殖民地提供糖浆。“他们自己无力提供，却又阻止自己的同胞从别处获得供给”，[36]这真是一种狗占马槽的态度。1763年，马萨诸塞进口糖浆的百分之九十七来自于法属西印度群岛，而英属西印度群岛仅仅为罗德岛和麻萨诸塞提供了所需要的十分之一。炼糖业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763年，麻萨诸塞共有十七家制糖厂，罗德岛有三十家制糖厂。此外，由于罗德岛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食糖贸易，使它每年能够向英国汇寄40,000英傍。这个殖民地的居民表白说：“没有这种贸易，我们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生存下去，也没有钱支付任何英国的商品。”[37]柯尔登的看法是，罗徳岛人与外国殖民地进行的贸易愈多，他们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就愈大。
上述道理都不能打动重商主义者的心，只有著名的重商主义者威廉·伍德讲出的道理才为他们所接受。早在1718年，伍德就表示，他准备容忍大陆与西印度群岛的外国种植园之间进行贸易。他认为，英国制造品通过这种贸易可以走私进入法属岛屿。这样，北美洲人也许就赚不到金币和银币了。然而，他们将换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换取法属各岛屿的产品。“我国的种植园主也许不欢迎这种贸易。不过，他们若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阻碍这种贸易的话，我深信他们是敌不过英国的整体利益的。因为通过这种贸易，我们既给外国的殖民地种植园以好处，实际上英国的殖民地种植园也会得到好处。”这种贸易还会促进海运业，增加海员人数，同时扩大英国向殖民地提供再出口的产品。但是，北美洲人必须遵守一个条件，他们在出售货物后不得购买外国的制造品。
以上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提出的新奇的论点。这个论点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十九世纪要实行的政策。这个论点在当时肯定是激怒了蔗园主，但却有助于保持大陆对英国的忠顺。但是，这是一种与重商主义信仰背道而驰的可恶的邪说。对此，美洲大陆的朋友们不是提出劝告而是进行辩护。奥格索普说，他们不应该在“鼓励或者抬高一个殖民地的同时，破坏或者贬低另一个殖民地”。[38]种植园主所请求的援助和支持，如果损害整个帝国利益，或者仅有利于西印度，而严重损害帝国其他部分利益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提供这种援助。[39]约翰·巴纳德爵士曾预言，既使是调动全部的税务官也无法阻止这种对大陆繁荣至关紧要的走私交易。希思科特告戒说，若是阻止这种贸易，就等于鼓励法国去开发加拿大。
英国国会对于甘蔗大王和西印度集团一直是唯命是从。“它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群岛才是我们最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大陆却令人讨厌。”[40]1733年糖浆法的通过就是甘蔗种植园主的胜利。这个法令禁止美洲大陆向外国的岛屿出口货物，并且对其进口的外国蔗糖和糖浆课以重税。皮特曼写道：“这无疑是对从波特兰到巴尔的摩整个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41]
但是，通过这项法令是一回事，要实施这项法令则是另一回事。正如詹姆士·奥梯斯夸下的海口那样：即便英国国王亲自统率二万大军，驻扎在波士顿草地，也无法强迫人们遵守这项法令。因为在美洲人的经济活动中，无法无天已被视为主要品德。海关人员在实施法令中，可以捞到油水，所以就睁一眼闭一眼。只有牵涉到他个人利益时，他才对违法者执法。1751年宾夕法尼亚的一封请愿书上就这样写道：“哪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42]1764年实行的蔗糖征税法再次重申以前规定的禁令，以便制止走私活动。这一征税法降低了税收额，但是不准免税。巴纳徳总督说，这项法令在美洲引起的震惊比1757年威廉堡的陷落所引起的震惊还要大。确切地说，这项征税法远比印花税法更为沉重地打击了殖民地日益高涨的觉悟。北美人身为英国的臣民，竟遭到如此排挤，他们大为恼火。力图使该法令生效从而消灭走私活动的作法就直接导致了美国革命。这是约翰·亚当斯所持的看法，所以他说他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耻于承认糖浆是促使美国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43]
“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他们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这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上写的，他只说对了一半。当时要解除的是经济联系，而不是政治联系。1776年“独立宣言”的颁布和《国民财富》一书的出版，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独立不但没有加强产糖岛屿的地位，相反却成为它们日趋衰落的标志。所以当时盛行一种说法，英国政府不仅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而且还失去了八个岛屿。
美国的独立摧垮了重商主义体系，也使原有的殖民当局大为丢丑。美国独立正好发生在工业革命初期，这就使人们对亚当·斯密所说的殖民制度更加深恶痛绝，并使这种制度在自由贸易的极盛时期受到了最激烈的抨击。阿瑟·扬也是在亚当·斯密学习的那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是英国农业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他从美国的反叛中吸取了重要教训，所以他把殖民地看作是累赘。他严肃地指出：“这是当代政治上的重大教训。北美的独立应该使我们扩大自己贸易政策的视野。”美国的独立对产糖岛屿也不是没有发生影响，“有害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象美国独立的支持者们所炫耀的那么重要。”[44]
甘蔗种植园主们充分理解美国独立的意义。印花税法在大陆不受欢迎，也遭到了各岛商人的反对。人们高呼自由口号，当众烧毁印花税票。在敌对行动开始爆发时，平尼就从尼维斯写信回来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将会得到什么下场，是饿死？还是破产？”[45]而结局更糟，既是饿死又是破产。从1780年到1787年，仅牙买加一地就有一万五千名奴隶死于饥饿。[46]然而，美国的独立只不过是产糖殖民地衰落的第一阶段而已。
大陆殖民地独立得到承认之后，蔗园主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他们说，航海法“必须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否则它的条文不合时宜，也是无益的”。[47]美国人同样明白他们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依赖关系。亚当斯说：“西印度贸易是美国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失去它们，它们也不能没有我们。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是要我们彼此各取其利。”[48]在英国，亚当·斯密和皮特曾呼吁继续保留旧时的经济联系，但毫无作用。查默斯却说，一个只有七万二千奴隶主和四十万奴隶的地区并不太重要，不能为它牺牲英国的重大利益。[49]谢菲尔德勋爵写道：“航海法乃是我国海上威力之根基，它使我们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倘若修订了航海法，允许他国与我们的岛屿进行贸易，……我们真要抛弃了航海法，那就葬送了海运业。”[50]诺斯勋爵的意见概括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美国人拒绝与大不列颠进行贸易，那只是因为它在与其他国家的通商中未遭受损失的缘故。”[51]
美国人已经是外国人了，所以要受航海法条文的约束。那些岛屿也就随着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纷纷脱离了原有的市场。他们期望新斯科舍会变成另外一个新英格兰。但是新斯科舍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设起来，因失去美国所受的损失也就无法得到弥补。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并没有因美国独立而减少，只是要得到供应变得困难了。为此，西印度群岛曾要求开辟自由港口。[52]而美国的产品供应只能通过各种非法渠道进入英属岛屿，结果英国的种植园主只好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战争时期，禁止英属岛屿同美国进行贸易的规定有所放宽，为的是减轻岛屿的困境。所以1796年，美国对英属西印度的出口总额比1793年增长了两倍，而同一时期英国的出口却下降了二分之一。[53]1801年美国对西印度的出口总额为1792年的将近五倍。其中六分之五是通过加拿大或者瑞典所属的或丹麦所属的岛屿输入的。[54]
由于不准许美国人进入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他们就越转向其他国家的岛屿寻求市场。当时英法正为争夺这些岛屿发生了战争，结果法国的海军和船队被消灭了。于是美国就成了法国岛屿和西班牙岛屿产品的最大运货商。它把这些岛屿的西印度产品运往欧洲。1791年运去了不足一百万磅的咖啡，七万五千磅的蔗糖。1806年运去的咖啡达四千七百万磅，蔗糖达四千五百万磅。[55]十八世纪末，尽管战争连绵不断，其他国家的种植园产品与英国种植园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从未停止过。
对英国种植园来说，最大的不幸是美国背叛后，他们只得单枪匹马对付法国这个竞争对手。美国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许多恶魔从中飞出。其中对英国种植园主威胁最大的恶魔就是法属产糖殖民地比英国的具有很大优越性。从1783年到1789年，法属产糖岛屿的发展，特别是圣多明各的发展，在所有殖民地的发展中非常引人注目。法属殖民地的肥沃的土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生产蔗糖的费用比英国要少五分之一，而圣多明各蔗糖的年平均产量为牙买加的五倍。[56]1771年到1781年，牙买加朗恩家族种植园每年平均赚得的利润为百分之九点五，而1774年的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十六。[57]1788年，牙买加所获的纯利润为百分之四，相比之下，圣多明各的平均利润则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58]1775年，牙买加共有775个种植园，到1791年，在一百个种植园中，有二十三个因负债而变卖，有十二个落入了清产人员手中，有七个被遗弃，[59]与此同时，西印度种植园主债台高筑，负债达二千万英镑。人们不禁会问：“在任何情况下，还有什么其他行业能使他们飞黄腾达，又使他们陷入如此穷境呢？”[60]1788年圣多明各的出口总值为牙买加的两倍。1789年，它的出口总值超过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从1779年到1789年的十年中，圣多明各拥有的黑奴种植园及其全部产量增加了几乎一倍。[61]希利厄德·奥贝多尔夸口说，英国所有的产糖殖民地也比不上一个圣多明各。[62]英国的种植园主自己也承认，“在欧洲市场，他们再也不能保持优势了。这种优势对英国来说恐怕一去不复返了。”[63]法属殖民地的出口总额超过八百万英镑，其进口总额超过四百万英镑，所租用的船只吨位为164,000吨，所雇用的海员是33,000人。而英国殖民地的出口总额为五百万英镑，进口的总额不足二百万英镑，租用的船只吨位为148,000吨，雇用海员14,000人。[64]从几个方面来看，产糖殖民地对于法国的重要性已远远地超过英国。
自美洲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加勒比海就不再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英帝国的重心从此由加勒比海转向印度洋，由西印度群岛转向东印度。1783年是转折的一年，首相皮特开始对英国在东方的领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65]1787年，威尔伯福斯在皮特的鼓励下提出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同年，东印度公司开始积极种植甘蔗。1789年，该公司的一个委员会正式向董事会建议种植甘蔗。
1783年之前，英国政府对于奴隶贸易一贯采取的是支持的政策。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后，整个英帝国拥有的奴隶数目大为减少。这种情况本来有利于废除奴隶贸易。然而由于轧棉机的应用，南部奄奄一息的奴隶经济又得到复活，奴隶贸易的废除就困难多了。1788年克拉克森写道：“只要美洲还是属于英国的，那么，我们的大臣就不会有机会听到非洲儿女的呻吟，不管他本人对非洲人的痛苦是否抱有同情。美洲这块地方曾经设置了重重障碍，力图阻止解放那些不幸的奴隶。只是在发生了一系列意外的事件后，才去掉了我们的心头之病，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前景：制定一个政策去解除奴隶们的痛苦。”[66]
旧殖民制度建立的思想基础是，英国如不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它的商品就无法销售。垄断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由殖民地来垄断宗主国的国内市场。这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思想基础上。换句话说，旧殖民地制度完全否定那种认为贸易能自发地找到自己出路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打破了他们这些错误的观念。1783年7月，国会发布了一项命令，准许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从1784年到1790年，英国从其过去的殖民地美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轧棉机的发明和使用之后，英国的进口又增加了，从1792年的九百万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将近三千一百方美元。[67]事情的发展正如1839年梅里威耳所说的那样，“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与广泛的国际交易相比，不过是羊肠小道。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得到发展的条件是，双边关系不应该是隶属的，而应该是平等的。”[68]这些事实给资本家阶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开始从得失的观点来考虑英帝国的问题。
为了打垮重商主义的哲学学说，他们大力赞助亚当·斯密那本名著的出版。赫斯基森是第一个自由贸易商，1825年，他一针见血地问道：“单从贸易问题来看，美国脱离英国对英国有损害吗？它们的贸易摆脱了殖民地制度的羁绊，这对大不列颠的商业和工业有影响吗？……从这个事例中谁道没有什么有益的教训可以吸取吗？”[69]当然，教训是有的。不过，里普·范·温克勒被灌了重商主义的麻醉药，竟在他的种植园里昏睡了一百年。
[1] Johnson, op. cit., II, 118-119. The proportions have been computed from the table of exports given.
[2] Pitman,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Preface, P. vii.
[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382. Gov-ernor Willoughby, May 12, 1666$ Ibid., V, 414, John Reid to Secretary Arlington, 1666(?)
[4] Callender, op. cit., 96.
[5]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I, 572.
[6] Andrews, The Colonial Period....I,72.
[7] Andrews, The Colonial Period....I,72.
[8]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I, 429-430. Sept. 26, 1655. Governor Winthrop opposed emigration as “disp-leasing” to God. R.C. Winthrop,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Win-throp (Boston, 1864-1867), II, 248.
[9] H.A. Innis, 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Haven, 1940), 78.
[10] Callender, op.cit., 78.
[11] Harlow, A History of Barbados...., 268.
[12] Andrews, The Colonial Period....,IV, 347.
[13] Harlow, A History of Barbados...., 287.
[14] Calendar of States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II, 4. John Style to Secretary Morrice, Jan. 14,1669.
[15] Ibid., X,297. “Narrative and Disposition of Capt. Breedon concerning New England,” Oct. 17,1678.
[16] Stock, op. cit., II,269. Jan. 27,1698.
[17]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167.
1663年11月1日雷纳图斯·恩斯致贝内特大臣的信写道：“该殖民地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巴巴多斯的西班牙绅士们……；他们不择手段来诽谤这个国家”。
[18] Ibid., XI, 431. Governor Lynch to Governor Stapleton of the Leeward Islands, May 16,1683.
[19] Pari. Hist,, XVII, 482-485. April 29,1772. The question is discussed in C. Wilson,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1), 182-183.
[20] Pares, op. cit., 220.
[21] Pitman,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70-71; Stock, op. cit., IV, 97.
[22] Bennet, op. cit., 22-25.
[23]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I, 494；Postlethwayt, Universal Dictionary...., I, 869;An Account of the late application...from the Sugar Refiners, 4; Stock, op. cit., IV, 101.
[24] J. Almon, Anecdote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and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of his Time (London, 1797), III, 222,225.
这段引文出自阿尔蒙重版的一本当代的小册子中，一位瓜德洛普的绅士给他在伦敦朋友的书信。
[25] Whitworth, State of the Trade of Great Britain...., Part II,pp. 85-86.
关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的数字如下：
英国从……进口 英国向……出口
加拿大 448,563英镑 2,383,679英镑
佛罗里达 79,993英镑 375,068英镑
有关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加的数字，参见第三章，第16页注。
[26] Almon, op. cit., III,225.
[27] Stock, op. cit., V, 46. March 7，1750.
[28] Stock, op. cit., V, 537n.
[29] Anonymou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gar Colonies to Great Britain Stated (London, 1731), 7.
[30] Postlethwayt, Universal Dictionary....； 1，871-872, II，769；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I,482, 485, 489-490, 493.
[31] Almon, op. cit., III,16. Circular Letter to the Governors of North America, Aug. 23, 1760.
[32] Stock, op. cit,, V, 478. April 16, 1751.
[33] Anonymous, A Letter to a Noble Peer, relating to the Bill in favour of the Sugar-Planters (London, 1733), 18.
[34] Some Considerations Humbly offer‘d…11.
[35] Whitson, op, cit., 70.
[36] Stock, op, cit., V, 482. April 19,1751.
[37] Donnan, op, cit., Ill, 203-205. Jan. 24，1764.
[38] Stock, op, cit., IV, 143. Feb. 23，1731.
[39] Ibid., IV, 125. Jan. 28,1731.
[40] E. Donna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Merchants； Micajah Perr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Nov., 1931), 96. Perry to Cadwallader Colden of New York.
[41] Pitman,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272.
[42] Stock, op. cit., V. 477. April 16，1751.
[43] Inn is op. cit., 212.
[44] Arthur Young, Annals of Agriculture (London), IX,1788, 95-96；X, 1788, 335-362. The whole essay, on “West Indian Agriculture”，should be read.
[45] Maclnnes, op. cit., II, 515.
[46] Edwards, op. cit., 86.
[47] Whitson, op. cit., II, 515.
[48] Ragatz,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174.
[49] G. Chalmers, Opinions on Interesting Subjects of Public Law and Commercial Policy； Arising from American Independence (London, 1784), 60.
[50] Ragatz,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176.
[51] C.P. Nettels, The 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9), 655.
[52] 各个岛屿提出要求开放港口的请愿书如此之多，因而使霍克斯伯里勋爵担心，“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个港口，会由于开放所带来的重大利益而被作为自由港口来使用。”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28, f. 324. Feb. 1793.
1784年2月20日，奥德总督从多米尼加写来的信说：“人们万分焦急地期待着自由港口法的公布”。
B.T.6/103 (Public Record Office),
[53] W.H. Elkins, British Polic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U.S.A., 1794-1807 (Oxford Univ-ersity D. Phil. Thesis c. 1935), 96.
[54] Innis, op. cit., 221, 251.
[55] T.Pitkin, A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tford, 1817), 167.
[5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1788, Part V, Question 1. Evidence of Messrs. Fuller, Long and Chisholme of Jamaica.
[57] Pitman, The Settlement.... of British West India Planta-tions..., 276.
[58]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1788. See note 84 supra.
[59] Pitman, The Settlement.... of British West India Planta-tions..., 280.
[60] Pari, Hist., XXIX, 260. Wilberforce, April 18, 1791.
[61] Klingberg, op. cit., 13-14, 103;H.Brougham, An Inqu-iry into the Coloni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Powers (Edinburgh. 1803), 1,522.
[62] Chaptham Papers (Public Record Office), G.D,8/349. West Indian Islands, Papers relating to Jamaica (1783-1804) and St. Domingo (1788-1800). Extracts from “Considerations on the State of St. Domingo，” by Hilliard d'Auberteuil, 303.
[6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1788, Part V. See note 84 supra.
[64] Brougham, op. cit., I, 539-540.
[65] In the Chatham Papers, G.D.8/102.
这封皮特注明日期为1783年11月25日的微妙的信，可能是写给东印度公司总督的，信上说：“我想，公司事务中最实质性的问题，是要讲明证券持有者在要求支付现款之前，他们是否愿意给公司提供一切方便。我已全面了解到，他们打算这么做；但是，如果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一份以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开声明，那么，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目的，召集他们开一次大会，可能是需要的。倘若没有一定把握的话，就不要冒然地采取这样一个措施。这点，我不能不提出来请您考虑。不过，我需要征得您的同意，不要说这个主意是我提出的，并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扰您。”
[66] Clarkson, Essay on the Impolicy..., 34.
[67] Pitkin, op. cit., 30, 200-201.
皮特金提供的1784—1790年的数字是以英镑计算，而1792-1801年的数字则以美元计算。本书正文提到的百分比数字系根据皮特金书中开列的表格计算出来的。说明贸易的増长情况比花费时间把英镑换算成美元，看来是更可靠的一种办法。
[68] Merivale, op, cit., 230.
[69] Anonymous, 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Huskisson with a Biographical Memoir (London, 1831), II, 312. March 21,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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