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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



一 组织


  大会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南京地方会,哈尔滨独立一组,杭州独立一组,成都独立一组;哈尔滨组因受压迫现只有四人,成都因政局变动,同志亦多涣散。解散之组织为水口山地方与常德地方。取消之区为湖北区及上海区广东区;湖北区取消后,汉口武昌两地方均直隶中央,惟武昌地方同志极其涣散,至今中央尚未接到地委改选报告;上海区取消后,上海南京两地方及杭州组均直隶中央;广东区本只广州一地方,亦无设区之必要。将成立之组为香港与青岛,可由中央委任广州济南地方就近指挥。
  党内小组织问题[1],C.P.及S.Y.两大会前后,很引起纠纷,近数月已渐安定,自二月底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通告以后,此种纠纷现象更完全消灭了。中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合,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

二 宣传


  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
  北京政变时发表之时局主张小册,汉文印六千份,英文三百;去年双十节散发传单五千份;今年“五九”散发传单一万七千份。
  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
  党报告[2]出过两期,每期五百份。

三 政治运动


  自去年七月北京政变后[3],政局上形成直系与反直系两大势力,自十月曹锟贿选成功后,研究系一部分有反直倾向的即附曹锟,政学系一部分反直的也软化了,段系也有一部分与直系妥协了;只剩下奉张浙卢因地盘关系不便投降直系,大势上尚和广东政府联合在反直的阵地。
  在直系方面,因本系胜利及曹锟左右亲幸忌妒吴佩孚的缘故,也形成冯王齐联合和吴佩孚之对抗,即吴之旧部鄂萧豫张亦积吴极不融洽,吴佩孚新征服之四川湖南,内部尚多问题,军事上财政上均不能为吴之助,吴氏在山东之新企图,尚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此形势之下,又加以北京政府财政之奇窘(军费政费共需一万二千八百万元,收入只七百万元,每年入不敷出者一万二千一百万元,每月约短少一千万元以上),军人索饷之凶猛无情,直系首领曹锟当然没有久握政权之可能。直系倒后,或为吴佩孚拥段和奉浙以图南方之局面,此局面亦不为极短的时期,新的政争即随之而起,因吴与奉张终不能两立。
  我们在目前反直的局面之下,固然对于联广东政府〈的〉奉浙,表面上宜于缓攻;同时,应提醒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奉浙京津尤急于加紧用力,不可误认奉浙真是友军。
  我们在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白〔的〕或暗的排挤我们;我们政策是:(一)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二)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二)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全〔令〕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
  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

四 劳动运动


  自“二七”后,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自去年“五一”至今年“五一”三十六次罢工中,除水口矿夫及湘潭锰矿运工两个罢工外,其余大半是手工业工人小规模的罢工。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的劳动运动议决案是集中我们的力量于铁路矿工海员三个运动,且由中局直接指导;路工方面已开始工作,矿工海员运动,因人才及经济之缺乏尚未能进行。
  地方劳动运动,湖南广东尚能维持前状;已破坏的湖北工团联合会,此时己〔已〕可开始整理;上海地方亦特设劳动运动委员会着手进行,开会时中央局亦派人参加计划;其详见各地方报告。
  山东,在路矿工人运动均为重要,应加派同志前往工作。安源工人中之洪会及合作社两个危机,宜设法救济。


  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四号刊印




注释

[1] 党的二大以后,张国焘等少数中央委员和工会领导人,对劳动运动和党的工作有不同意见。他们没有通过中央,自己召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指出是小组织活动。参阅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43、45、215页)。

[2] 指《中国共产党党报》,是中共中央党内刊物。1923年11月30日创刊,陈独秀主编。

[3] 政变时间应为19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