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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被向来所没有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所恐吓,别方面受帝国主义者假意的亲善所赂买,渐渐的脱离民众〈的国〉民运动,以致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工人运动〈的〉群众化,不但没有〈使〉学生界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也起分裂。——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
  中国无产阶级,却还并不因此而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及学生界中的一小部分已经得到帝国主义者的真正让步,其实资产阶级的分裂国民运动,离开国民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论,也是太早的。这种分裂的发生,仅仅因为资产阶级希望出卖群众运动,便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可是资产阶级完全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所得的不过是一九二九年关税自主的空言应允,和法权会议的骗人把戏,这种客观状况之下,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妥协,暂时还没有可能。所以以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还是不可免的。
  然而事实上如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有真正的斗争起来,工人阶级立刻便要陷于孤立隔离的地位,如今已经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方面,只要有小小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民族运动的分裂起分化,一定还要厉害起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已和自己的阶级,正确的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他们亦是需要国民革命有彻底的成〈功〉的,如今的政治总象和革命前途,已经使这一问题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农民工人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党在前次大会及最近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农民问题,并且有了大致的决定。现在我们应当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议决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政〉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特别努力于各方面的工作,以求推广这种政权于各省,以此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使工农联合战线有真正的可能。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五卅”的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给反动军阀一个有力的打击,使他们内部崩败冲突,以致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失败;可是不久英日帝国主义便建立吴佩孚张作霖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反攻。北方国民军固然漫无中心,还决不是革命的人民的武力,可是他们确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并且确有破坏崩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作用,所以英日张吴反国民军的联合战线,当然压迫反对一切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居然战胜,帝国主义者于更进一步的分裂国民运动之后,必定能以造成非常反动的局面,而且更比前要加增多倍的力量来维持他,——因此也就必定是很长期的。同时这种帝国主义反攻的胜利,必然继续进攻而要推翻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才能使全国人民得着必需的保证,——以开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取得最后的解放。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他不但得着奋起斗争的南方几十万工人的助力;并且有几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赞助他;他以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做柱石,而能扫清一切反革命的军阀,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废除苛税杂捐等等,因而也就得一般人民的同情和赞助。可是如果广州的国民革命势力和潮流不能发展于全国,他必然陷于孤立地位,同时受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的压迫,必致于不得不妥协而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况且他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运动策源地,只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而后有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意义和成功。
  现时中国北方国民军的反对张吴,各地农民自然的骚动,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及斗争的扩大和发展之中,广东国民政府——工农的革命联合——实在是最重要的主力军,而帝国主义方面也在竭力想法扑灭这些势力。我们的党在这些革命势力与英日吴张等帝国主义的联合的直接的间接的斗争里,应当认明现在是历史上的重要时机,是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我们的党虽在中央扩大会议之后,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在这革命时机之中,党的政治上的势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时机而发展,对于一般民众的政治指导,不能巩固扩大,那么仅仅是党的组织上的扩大,决不是保证我们能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种种,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根据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