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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关于汪回复职问题


　　×××〔1〕同志回来报告此次民中扩大会经过，我们觉得此次大会一切的决议都好，只是对于汪回问题没有得着结果，汪不回则左派无中心，虽有很好的左派政策，而无应用这政策的能力，成效甚微。
　　大会通过汪回复职而汪不能回的原因，据×同志说是因汪在时无主席制度。张静江在议案起草委员会中，极力反对动摇蒋之主席位置，汪前任之政治委员会主席，亦以政治委员会已改为政治会议名目而无形取消，故汪回无职可复。粤区本拟由左派在大会提出一取消主席回复从前制度议案，张若在大会反对竟至不能通过，则群众皆明白汪之不能回全是张等之反对，更愤恶张等。但是这个议案左派分子竟恐惧于张之横蛮态度，恐惧蒋三月二十日之余威，不敢提出，甚至这样说，若真正提出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所以决定不提出。粤区同志意见亦认为现时仍不宜与蒋有冲突，这个问题只有听其自然下去待第三次大会时再说。
　　照×同志的报告，我们应该承认，这次大会左派空气虽极浓厚，但主要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是中派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以后有利的反攻基矗蒋这次发电迎汪，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迫他不能不如此。椐加伦同志报告，关于迎汪问题，初与谈未遂，后又谈三小时蒋一言不发，听加说而已。第二日蒋发电亦未交加过目，自此以后蒋态度更不好，表现要自动，不愿听人被动。二十六日曾不顾一切的乱下总攻击令，加知之力阻始罢。从这些事实皆可证明蒋对汪回之真正态度，他是满心不乐意汪回，迫不得已始发出那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上又弄了些花头，令绝不能出国门一步的李石曾、张静江往迎。如今汪若因五职可复而不回，则蒋在最近将来将更进一步的向左进攻，他可以这样宣传说：“汪先生全不顾党国，我这样欢迎他，大会群众这样欢迎他，而他还在闹闲气，不肯出来，未免姑〔辜〕负人望”。这种说话一出，汪所受打击更大，再难出来。
　　现时我们及左派对于此事不能听其自然下去，若听其自然的结果是让左派政权不易建立起来，是让前敌唐生智等自然以武力去蒋，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更坏。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一补救的方法。
　　第一，汪现在应该趁大会通过，民众热烈的欢呼中立刻回来，大会举出迎汪的代表应促令即刻前往。
　　第二，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除党的主席是五月十五大会新产生的属于老蒋者外，尚有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等虽将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但溯厥历史系统，不能阻汪仍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军总党代表等要职。老谭现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可仍交给汪的，仅仅一个党的主席为蒋所据（事实上是张静江代理），作用甚小。我们还可更进一步的说，汪回来纵无一点职务，而事实上他也要自成为左派中心，政治中心，实力中心，张静江非滚蛋不可。何况还有这许多大权在握呢！
　　第三，从上之分析，我们应该不踌躇的要汪回来，此时与蒋的关系只能有暗潮绝不会有明争，蒋绝不能有用军事行动反汪的可能。其实所谓汪、蒋合作这只是表面的宣传语，内部是仍有斗争的，而且是永久继续的。左派要与中派合作，必须左派先握住了政治的领导权才有可能。
　　第四，粤区同志或者以为中央前曾有信指示关于汪回之意见：“认为须以得蒋同意和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不可鲁莽从事”，因而不敢积极的进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充分，姑无论蒋迎汪电是真意是假意，只要他在事实上有此表示，我们便可据以进行。现时是不怕蒋生什么问题的，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说，汪回只有更多好处。
　　第五，若汪不回，则未来的结果，是蒋更得了反汪宣传的材料，左派政权更难建立，同时前敌自然发生军事逐蒋趋向。我们粤区同志所取听其自然政策是错的，在应付这个问题中，我们感觉粤区同志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又表现太右。从恐惧蒋二月二十日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又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而后回来说，又似表现太左。至于说到积极进行汪回或打击蒋、张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更是万分错误的观念，当于下文说明。

二、对于唐生智态度


　　椐×同志说，粤中空气对唐十分坏，认唐为将来最不可靠（比蒋更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因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皆处处防闲他，疏远他，抑制他；我们同志亦有一部分深具此种观念，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1．本来一个人并无什么固穷的好坏，除非是如李福林杨希闵等绝对不可救药者外，其余怀抱野心英雄主义的军人，只要我们的策略应付得好，均可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多发生些作用。譬如现在粤中的军事领袖，在以前谁不是很糊涂的？然而现在却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尤其是蒋介石，他在未任黄埔校长以前直至到苏俄时，思想行动，还是非常反动，他后来口头上是进步了，也曾做了些革命的事。为什么我们就单怀疑唐生智不能革命，而不怀疑蒋介石及其他的人呢？若说唐生智为人阴险投机，则蒋介石不又比唐更阴险狠毒吗？三月二十日事变他竟可以做得出来！说到投机，又有几个军事领袖不带点投机色彩呢？问题只在我们能否引导他，范围他这种投机倾向是向革命道上走。
　　2．我们唯物主义者是只看事实不问心理。说蒋比唐更革命些的证据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湘区的报告，蒋最近因军事的失利，表面表示很左倾，但我们没有听着他远离孙会分子的事实，而且处处还发现他对左派及我们的防闲捣鬼。至于唐呢，在一切的民众运动中，他的态度都表现得很好，并没有积极压迫民众的事实。所以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是比蒋更表现得好些。我们自然不是就梦想唐已经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建筑在他身上，而是照唐此种态度，我们更容易发展民众，民众的力量增大，同时更可促进唐的左倾而不惧唐的反动（因为我们并不以唐为工作主体而是以民众为工作主体）。所以倘使我们现时说唐的态度是假的，不对唐作工，又幻想蒋比唐要好一点，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3．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现时所取之冷淡防闲态度，是要使唐愈对党及政府生恶感，倘使他将来真正反动，应该说完全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逼起他反动，因为逼得他没有办法只有找反动的出路。好在唐现时不满意蒋，不满意国民政府，还是向左的反对，正有可以引他为善的机会，我们不能再忽视。
　　我们倘使要责备唐对国民政府过于轻视，说他把持湘、鄂的政权，则我们先就要责备蒋介石。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总司令权力在国民政府之上，蒋在K．M．T，这样久的历史尚且如此，唐在党的历史甚浅当然不足深责。
　　4．唐对蒋及K．M．T．，国民政府的轻视态度，我们先须研究他的见解是否有一点是对的：
　　唐说：“蒋介石就是K．M．T．，K．M．T．就是蒋介石”；
　　唐说：“国民党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影指老蒋留下邓演达陈公博等在鄂和他争权及不让八军到江西等事）；
　　唐说：“K，M．T．没有力量要找C．P．”；唐说：“当我初向粤方接洽时，许多人多不信任我，只有汪先生主张允许，所以公谊私情我均赞成汪先生回，惟不好明表示，恐蒋疑我拥汪倒他。”
　　以上唐的见解不能说他没有理由。现在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党及政府都是他用来统治别人的法宝，他的手段又太不高明，这怎能叫唐生智尊重党及政府呢？
　　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在〔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我们便没有理由说唐现时对蒋，对政府的态度是如何不好，必须改变了现状才能有理由去责他。
　　5．所谓“扶蒋抑唐”的政策，许多同志表面虽已不说而观念尚有此倾向，甚至还没有完全打破以蒋为中心，以蒋为唯一独尊者的观念。这自然不是就粤区全体同志说，不过粤区负责同志更为注意纠正此种倾向之发生。
　　6．总之，我们现时对于唐之态度应该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取抑制的办法。我们要用：（1）个人的亲密接触；（2）民众的组织势力；（3）俄国同志的影响，以使他左倾。我们在军中工作当绝对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
　　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唐应该承认他的势力（你不承认他还是存在的），万不可再照老蒋的小孩子办法，留下邓演达陈公博和他争权。事实上又绝对不能发生影响，只令他讨厌。政治委员会不要唐参加，则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便等于废纸。
　　唐现在是要想在政府及党中占一地位，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应当能满足他这种希望。
　　将来K．M．T．在汉口有几个有力的中央委员设一政治委员会，自能多影响唐一点（惟此组织唐须加入）。同时，蒋专制之局面必须改变。汪能回来主席国民政府，自能使唐对党及政府的关系更好一更〔点〕。⑵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



注释

　　〔1〕本文中以“×××”或“×”代人名者，均系原文如此。
　　〔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