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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一九二七年初)〔1〕



  以前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未能将他的性质与内容,具体的在国际上表现出来;因此,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2〕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自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伟大的表现出来,又加以北伐胜利及南方工农运动有了普遍的发展,不但促起国际对于中国问题之注意,并且中国革命运动本身,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因此,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回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
  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
  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于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做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五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出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
  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不是说我们离开国民党,不必继续和他们革命的合作;不是说已经不需要民族的联合战线,而由无产阶级孤军独战;不是说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苏维埃;而是说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和一部分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仍旧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这整个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
  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需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
  这是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这个根本方针与战略决定了,其余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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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到国际此提案,即须召集负责同志详细报告及讨论,随即分派负责同志到各支部讨论。讨论的重要点,首先决定赞否此次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这些问题,各级党部讨论的结果,都应有一决议案;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

  根据一九三○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刊印




注释

  〔1〕原件未标明时间。文中说:“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七〕次大会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九二七年二月)中说:“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并引述了本文内容。据此判定,本文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初。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时间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