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四册（1928）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一、中央自从叶贺失败之后，便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确定中国革命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直接革命的形势表现于：（一）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北方军阀的统治动摇而不能稳定，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和混战日益发展；（二）民众革命的势力仍在日益生长，——各省农村之中尤其有不断的自发的农民骚动；（三）各省的工商农业金融交通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不断的紊乱崩溃，形成全国经济的总危机，客观上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只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出路。 二、最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事实上更加证明了中央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同时，广州暴动更证明了中央扩大会议及中央常委历次对于各地党部的指示，尤其是关于暴动问题必须发动群众之指示，是异常之重要的。广州暴动的胜利，主要是能发动群众，造成工农兵三大力量之结合；他的失败，主要的也是发动群众之尚不充分。 三、中央扩大会议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性；（二）努力使相互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广州暴动便是这种策略运用的尝试：海陆丰农民暴动的胜利与组织力量的表现，其他各县及广州市郊农民发动的尝试，以及广州斗争的发动与农民兵士暴动的联络。固然，广州暴动之中还有许多策略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在策略上证实中央政策的正确。 四、广州暴动虽然失败，而中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的明显，武装暴动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的问题。所以对于武装暴动的政策尤其应当有明确观念。根据过去的经验，各地党部在指导暴动或规划暴动的时候，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例如： （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偏于军事投机主义，这就是只规划军事的力量，计划着如何调动某某部队，某某农军，某某工农讨逆军，勾结某某土匪首领的部队，组织几队几队的游击队，如此用阴谋式的计划发动“暴动”。这种所谓暴动完全与群众无关。例如湖南去年秋收暴动之中，北方玉田暴动之中，江苏去年十一月宜兴无锡暴动之中，江西鄱阳星子暴动之中，都只见军事力量的发动。尤其是去年鄂北暴动的规划之中，居然有联络农〈民〉所反对的樊钟秀之计划，而没有发动和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而达到武装暴动之计划。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而采取等待政策，这就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斗争和兵士群众的运动，可以从部分的斗争发展成总的革命高潮，可以从极了〔少〕的武装力量，创造出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只在幻想着全省定期的总暴动时，如何一致的同时同刻的发动，或者先先后后用巧妙的战术步骤来逐地发动；于是采取等待政策，对于各地群众当时自发的斗争，反而不去领导。例如广州秋收暴动时等待叶贺，河南雒山四方山已有农民自发的斗争而不去领导，尽在等待全省总暴动之时期。 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甚至已经有了很大的群众起来暴动，到了最吃紧的时机，仍旧临阵脱逃。这就是在暴动起来之后，一切规画仍旧完全建筑在军事力量的估计上，不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不去领导群众向前进攻，而只根据于兵力不足的理由，骤然制止群众的前进，骤然去解散群众的队伍。如鄂南秋暴期间进攻蒲圻咸宁的停止，湖南秋暴期间暴动势力已从浏醴发展到株州，而长沙九月十三日的暴动期却宣告无期延期。 凡是这种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都是根源于不信任群众的力量。这些倾向的背景，便是想象在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同〔用〕阴谋政变的方法，推翻反动政治而替群众来立一个好政府。所以始终不和群众的斗争联结起来，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指导者，却只是这种军事力量的指导者，一切进退攻守联甲攻乙的计划，完全以这种群众以外的力量为标准。 （二）不顾群众力量——因为不顾到群众的力量，所以也是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去领导群众目前的斗争以求创造暴动的局面，而只是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亦都称之谓暴动，于是又成为“无动不暴”的倾向。湖北党及C．Y．一部分同志在十月底主张马上暴动；山东省委对于淄博矿工罢工的指导也称暴动等类，都是这种实例。 因为顾不到群众的力量，所以在群众斗争并未发动到大规模的革命高潮，不但党的群众尚未普遍的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甚至党内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都很薄弱的时候，立刻便号召“暴动已经实实在在的到来了”，立刻便发出“大暴动”命令。这就形成玩弄暴动的倾向。北方局在实际上只是勾结热河土匪，北京城内只有一千多学生同志，唐山天津都未能切实发动工人群众的斗争（天津党的组织只有一百余人），那时便决定顺直的“大暴动”；江苏省委，在去年十一月间上海杨树浦纱厂罢工之扩大尚须少数工人持硬打方能成功的时候，却在号召全上海说“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便是这种实例。 凡是这种“无动不暴”“玩弄暴动”的倾向，其根源都在不顾群众的力量，就是不去指〔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不在日常斗争之中去步步引导群众从部分的切身的要求，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要求。这种倾向的背景，其实也是不认识群众的力量，也是无意之中以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之外，另外有一种英雄的力量，超过群众的超人的力量，脱离了广大的群众，可以“暴动的精神”代替暴动的本身。 （三）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因为不认明本党的根本任务，是力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实现，所以在工农自发的暴动潮流之中，以前本党大有忽略职工运动之倾向。甚至于江苏宣兴暴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以为上海的工作应当以响应外县农民为政策。 五、凡是这些错误的倾向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及最近政治局会议对于《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议〈决〉案，以及对于各地的指示都曾经指出，并加以纠正。现在则对于暴动政策之意义更加以确切的解释。 不信任群众力量的各种倾向之表现：军事投机，等待政策和临阵脱逃，固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然而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的发露。总策略之中说“要努力使零星的暴动尽可能的成为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而不顾群众力量的无动不暴和玩弄暴动，恰好是使暴动成为零星散乱的。总策略之中说“要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相联络”，而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倾向，恰好是不去认真的准备并发动工人群众的力量，或者将城市工人的力量当做副力。 六、武装暴动政策的主要意义： （一）中国各省农村之中，农民自发的暴动，如潮流似的生长起来，这些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根源，自然是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地主豪绅的政权，地租田税杂捐等等，重利盘剥，无往不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问题。这些问题在群众之中时常可以引起激烈的斗争，虽然有时这些斗争事实上可以开始于比较温和的方式，如要求减租减税，甚至于请愿等等，但是很快的便急转直下到剧烈的斗争，杀死收捐收债……的人，引起群众的愤怒，激起群众的直接行动，而转入武装斗争——暴动。 党的任务正在于发动这些潜伏待发的斗争，或者引导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到武装暴动，因此党在农村之中发展支部，建立秘密的农民团体等是党的经常任务，而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并领导这种斗争尤其是中心问题。 （二）农村中群众斗争发动而进于武装暴动，则游击战争便成为武装斗争的一种最初的方式。游击战争只是农村中群众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过程中的一种斗争方式。暴动群众既然开始了武装斗争，则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武力；农民的武装队，他们开始袭击反革命的军队（民团团防等），要采取游击的战术。这是说暴动的农民和反革命派作战的时候，不能采取正式军队的作战方式，而用少数武装力量袭击敌人，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种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斗争中发动出来的，至少也必须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他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的。他仅仅是群众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决不能认为游击战争便是农民暴动的全部，或者认为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 （三）农民暴动中游击战争的胜利，其目的当然在于创立革命的地域。农民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就要组织群众于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这是此次中央扩大会议更进一步的规定）。暴动的胜利，例如游击战争的结果，能够使暴动的农民战胜反革命派于某一区域之后，那么，这地方农民代表会议便要变成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革命区域的创立（或所谓农民割据）自然有发展其他区域的农民群众暴动的前途——以进而创立一省或几省的总暴动的局面。 （四）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这是扩大会议就肯定的指示出来的。城市工人的职工运动，因此成为更加千倍重要的动力。虽然城市工人除此次暴动前之广州外，其他地方的斗争，都还没有进于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但是广州暴动后，各地资本家的进攻更加厉害，反动政府更加公开的压迫一切工人运动，所谓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工人群众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要求真正群众工会的公开，反对白色的国民党假工会的斗争，要履行以前的罢工条件等等，这些要求，都是群众日常生活中所迫切的问题。 党的任务，便是努力在这些日常斗争之中，去发动群众，切实的准备群众，组织群众于革命的工会之中。从经济斗争领导到政治斗争，努力去建筑群众的基础，不但要发动汇合这些斗争到普遍的群众的愤激，转入总的政治斗争，反抗政府的总同盟罢工，而且要也日常生活斗争中逐步领导群众一般模糊的愤激与反抗，更进于坚决的夺取政权的要求。 中央扩大会议，所指示的城市暴动的条件：（1）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工人日常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2）治者阶级统治的动摇崩溃的形势；（3）一般商民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同情于治者阶级的颠覆；（4）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的组织，技术上的准备，——是非常之应当注意的。在日常艰苦琐屑的工作中创造这些条件，是本党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再则城市暴动之中必须在革命的高潮达到直接暴动的形势的时候，便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为暴动的指导机关，使暴动胜利之后，他便不但成为这一城市的革命政权，而且成为这一城市附近区域以至一省的革命政权机关。 （五）再则，武装暴动——尤其是夺取省政权的总暴动之中，兵士运动是非常之重要。革命的暴动和正式战争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异点：就是正式战争之中，两方战斗者的决胜负，差不多完全依靠军力和军事技术和战略的优劣，而且战区内的居民，实际上在军事方面是中立的，没有重大作用的；革命的暴动之中便不同：（1）革命的战斗，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队，别方面是暴动的武装力量，革命暴动的胜利，全在于反革命军队的崩溃，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兵士群众），转变成革命的武装力量；（2）一般民众加入革命方面，所以革命暴动之中，革命的武装力量及群众的数量应当是日益增多，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是日益减少，而只一般反对反革命的民众日益积极的在政治上精神上表现他们赞助革命的力量，因此暴动之中兵士群众的倒戈是异常之重要的。本党的任务，必须要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的暴动和工农的暴动联合起来。工农暴动发动之后，还要努力于吸引敌方兵士的种种工作，以拆散反革命的武装势力。 （六）中国的兵士，极大多数是贫苦失业的工农，被雇佣而为反革命军队的兵士，他们的生活是异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大半是欠饷很久，受军阀的奴使虚〔虐〕待不堪言状。党的任务，是要在唤起他们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要号召他们及一般贫民回到乡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去分得土地，要号召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只有工农群众的政权能够保证他们和一般贫民的生活。 （七）总之，暴动的意义是要工农兵士的日常生活的斗争，由自发的斗争进于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从零星的发动汇合而成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自觉的坚决的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进于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方式——武装暴动。武装暴动必然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不论政权范围的巨细（一县或几县或者一省到几省）。武装暴动必然是群众的广大的发动。列宁说：马克斯主义和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便是马克斯主义发动暴动必然有下列三个条件：“〔一〕，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阴谋，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⑴ （八）然而现时同志之中，对于武装暴动政策的观念，都恰好不注意这些主要的意义。 现在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一）对于农村中的暴动差不多认为游击战争就等于农民暴动的全部，而不去积极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游击战争几乎成了脱离群众的“游击队”作战，游击队作战又几乎成了简单的杀人放火。因此不但对于县城中手工业工人店员的日常经济斗争没有充分的注意，对于他的组织不去努力创造群众的工会，对于他们的革命意识不在斗争中去发展到夺取政权的认识，甚至于对于游击战争，当地的农民群众的迫切斗争问题，也不去发动和领导，如此单纯的放火杀人的游击战争，实在可以说“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能领导农民与非阶级化的贫民，却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被非无产阶级化的游民式‘策略’所领导了。” （二）对于夺取一省政权的总暴动，不注意〔一〕切实的准备广大的群众组织的力量，不发动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领导他们创造巨大的革命高潮，使群众意识发展到自觉的要求夺取政权，而往往不问群众情绪的程度如何，不问党的组织力量如何，不问党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一味的主张“暴动”，无往不是“暴动”，这实在是一种盲动主义的倾向。这不是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是玩弄暴动。 这两种危险的倾向必须完全纠正，这些危险倾向仍旧是继续中央扩大会议以前的种种不信任群众不顾群众力量和不以无产阶级的政策去领导暴动之遗留。各地党部应当切实研究“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议〈决〉案中所规定的党的最近任务，研究广州暴动中优点和缺点的教训，正确的和错误的政策之经验，而切实的利用到当地斗争的规划与工作上去。 中央 注释 〔1〕“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阴谋，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此处与《列宁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26卷《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的译文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