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四册(1928)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⑴




  1.广州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之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虽然广州苏维埃的存在期间很短,但是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已经显然的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的革命)。只有这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达到全国的胜利,才能够解放几万万中国的工农民众,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现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已经明显的是除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使中国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总危机及新旧军阀的混战局面。
  2.当广州暴动的时候,全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以及帝国主义,都震恐失措,疯狂似的施行白色恐怖的暴政。这次反动势力的惶恐动摇为从来所未有。这就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已经觉得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统治,不能消灭几千万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立刻提出对俄绝交和停止民众运动的两大政策,这又更表示他们为苟延残喘起见,不能不揭去一切假面具,而公开的降伏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前,公开的声明他们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奴才(蒋介石宣言:“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李宗仁朱培德宣称“三民主义应当是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否则便有第三国际之臭味”)。
  3.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
  (一)广东:广州的暴动军退出广州到花县北江一带,又折到东江一带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已经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区域,包含海陆丰紫金普宁一直到五华。花县清远兴〔英〕德东莞宝安等处都有农民暴动,海陆丰的农民暴动更取进攻的形势,努力发展临近各县的群众。广州在白色屠杀六千人之后,工人的罢工斗争又立刻起来(鸡鸭行工人等)。
  (二)湖南:十二月十〈一〉日晚上长沙与广州同日有工农暴动,占据长沙车站。衡阳有农民暴动发生,茶陵攸县酃县有工农军的占领,并且伸张到江西西境的宁冈莲花。
  (三)江西:万安的农民势力有很大的发展,万安一带群众都在跃跃欲试。
  (四)湖北:黄安黄梅麻城农民大暴动,围攻县城,汉川沔阳一带农民暴动杀土豪劣绅。武汉裕华纱厂罢工。
  (五)江苏:青浦黄渡枫泾一带都有农民抗租暴动,杀土豪劣绅的运动。崇明外沙的农民也在最近起来暴动,杀屠豪绅。上海电车罢工虽然失败,而最近南货估衣酱业等的罢工又风起云涌,抵抗年终的资本进攻(开销工人店员)。
  (六)浙江有奉化等处的农民骚动。
  (七)山东有二千万的饥民运动,红枪会大刀会的运动。
  (八)河南江枪会天门会的抗税捐的运动。
  (九)直隶清远〔苑〕有农民抗税,成千群众围攻县城的事。
  (十)甚至奉天通化等处大刀会的扑城,也竖起红旗,这更加表明:一般贫民的〔是〕反抗军阀政治的,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
  这一些事实已经很明显的表明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
  4.反动派――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在日益厉害的动摇混乱,自相冲突,自相混战。全国各省的经济(工商业以及金融财政)都在剧烈崩溃的危机之中。一方面,反动的军阀要更加增多各式各种的苛捐杂税;别方面新旧军阀的军队,因为欠饷日益加多,他们之中的兵士情绪都日益骚动,而倾向于愤激反抗反革命官长的兵变。现在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之利害,实为从来所未有。广州暴动中有兵士群众参加,广州暴动的革命政府是有兵士群众自己的代表参加的政府,这一事实尤其推动广大的一向“无智无识”的一般兵士贫民之革命意识,使他们在事实上看见除忍饥耐冻挨打挨骂出卖性命以图一饱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和工农民众联合起来暴动,根本推翻这种吃人的统治。
  军阀混战和资本的进攻,使城市工人和一般店员手工工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更加窘迫痛苦。战祸的蔓延,一般的经济危机,使工人店员的失业日夜不绝的增加。再加以反动的各派国民党或旧军阀,争相表明自己能代表“资本家利益”,杀戮压迫革命的工人,禁止革命的工人运动,更加使资本的进攻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大批的开除工人店员,否认以前罢工胜利所订条件,例如汉口总商会要求政府明令废除一切“共产党时代”所订劳资条件。
  军阀混战和地主豪绅的进攻,尤其是农民的经济地位日益低落,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捐税重重,催租催债,招夫派粮,几千斤的压迫和剥削加到农民身上。各派国民党先先后后公开撤消他们的欺骗农民的改良政策(甚么减租二五等等),即使没有明令取消,事实上只有豪绅地主告发农佃抗租,而这些青天白日的政府下严令禁止,农佃的减租是绝对不能“和平”的得到的。
  国民党现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公开的实行白色屠杀政策,停止民众运动,他虽说还要用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和平建设的臭招牌欺骗,而工农民众甚至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他们的信仰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共产党在极广大的群众之中信仰日益增高起来。
  凡是这些情形,在广州暴动之后都有更深更广的发展,农民自发的暴动――抗租抗债抗税抗捐抗粮的斗争之剧烈,工人经济斗争的勇猛艰苦,尤其是兵士群众的开始骚动反抗,都超过以前的程度。兵士群众参加革命或者简单的不自觉的变乱,更是最近革命潮流中的新现象。
  5.广州暴动后苏维埃革命在如此的客观环境上,更加扩大和深入,更加摇动了豪绅资产阶级新旧军阀的政权,更加重他们统治的削弱形势,更加开展了他们内部争权夺地的冲突,更加扫除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紧迫了反动统治对于革命民众的屠杀和压迫,更加使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及世界的革命势力,尤其是苏联的进攻。
  广州暴动之前,国民党与资产阶级还想以改良主义欺骗民众,尤其是投降资产阶级的汪精卫派代表中国之动摇卑鄙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一派。其时国民党各派还想开甚么中央第四次会议,想形成统一的反动统治,以找出欺骗民众的改良色彩的政纲,而来消灭与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
  但是,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的冒牌改良主义之反动势力,便被桂系军阀所驱逐,以至于消灭。这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期,不能容许任何站在帝国主义工具〈与〉中国工农革〈命〉之间的“中间”力量之存在。国民党的党部及其所谓工会农会等民众团体,不是实际完全消灭,就是要变成纯粹法西斯蒂的暴力机关;其他豪绅地主的组织和武装也在尽量扩充自己的力量,即所谓“无政府保产会”等欺骗工农的和平组织,也是要迅速变成公开反动的武装团体;九省商会联合会更是公开的进攻工农,主张扩充商团。同时亦就证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总危机,已经是迅速崩溃不可挽救的情形,不能容许任何资产阶级式的“改良”“建设”(例如广州暴动后上海所开的九省商会联合会,拟出许多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及召集经济会议等议案)。――实际上,中国资产阶级在这种总危机之下,客观上只有各派各系之间的冲突格外加紧而剧烈起来。
  6.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他的第一等的任务便是取得以前买办阶级之帝国主义尊崇的地位而代之。国民党的广西派军阀,经过香港政府的赞助(李济琛),经过上海工部局的赞助(白崇禧),与英国帝国主义相勾结。桂系军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他的背景便是广东商业资产阶级,多分的带着豪绅地主的色彩的资产阶级,买办化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蒋介石派军阀,经过蒋介石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的背景却是上海浙江〔江浙〕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所以英日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反映在广东与江浙两系的资产阶级的冲突与竞争(最近九省商会联合会中冯少山等广东派排斥虞洽卿等江浙派的现象是很显然的),并且亦就反映现时各省之内桂系与蒋系军阀的互相冲突,以至于国民党中的各派冲突(最近国民政府中孙科伍朝枢等的下台和宋子文等的上台,国民党中央会议中西山会议派的失势,及蒋介石的许多新走狗的重新团结――都反映这种冲突竞争的过程)。英日帝国主义各自利用中国内战而扩张他们的侵略势力。
  7.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是客观经济环境的必然的结果,除此以外他们别无出路。所以虽然广州暴动的爆发,暂时激起各派联合施行屠杀及对于工农的进攻,而他们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只有更加深入。蒋介石的总司令复职及最近南京的国民党会议,只是酝酿着更大更厉害的战争,――桂系军阀对于蒋介石派的进攻正在准备着反攻。国民党和新旧军阀的统治,只是日益分裂中国糜烂中国,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一致不能调和。
  国民党军阀与奉鲁军阀的战争,冯玉祥阎锡山与北京的战争,固然已经使中国北部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极点,而且同时张作霖与张宗昌孙传芳相互之间有冲突和纠纷,冯玉祥阎锡山之间,他们与南京政府之间,又各自酝酿着许多争权夺地不可调和的冲突。国民党的所谓北伐,实际上只是南京政府之桂蒋两系及冯玉祥阎锡山互相推诿互相牵制的局面,而且即使他们能联合而打败奉鲁军阀一直到进据北京也决不能改良北方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职任是他们所不能担负的。
  直鲁两省的大饥荒,一般交通商业的破毁,税捐的苛重,更是不堪言状。满洲财政的紊乱和破产,更有日落千丈之势。而且东三省正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纯全殖民地。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陕西甘肃山西,一般经济的破产和工农群众的痛苦,更是和全国其他各省毫无二致。
  南京政府之下桂系和蒋派两军阀的斗争,许多杂色小军阀的互相排挤冲突,都是显然的事实。江浙上海的区域经济破产的程度虽然形势上比较和缓,但是广东福建的财政破产与经济破毁达到很危险的地步;而湘鄂区域的危机,则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军事上则南京政府之下桂系与蒋派两军阀的冲突,直接的间接的已经表现于各地战争之中。
  总之,在如此的经济崩溃和普遍的军阀混战局面之下,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他们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斗争之中,在他们受着自发的工农革命潮流的攻袭之中,很显然的有一般削弱的总形势。
  8.现在正在发展的湘鄂战争,实际上已经是桂系与蒋派两军阀武装冲突的开始。
  蒋派军阀现时和唐生智系的军阀余孽互相利用,唐生智系想借此保存其实力与地盘,蒋介石则想借此压迫和屈服桂系,――何健周澜等首先通电拥蒋复职,助长蒋派在南京压迫桂系的声势。而桂系军阀却正在力图战〔占〕领两湖,霸住两广以为自己之根据地,更极力拉拢湘系军阀程潜鲁涤平陈嘉佑等,以抵制蒋系军阀,――而程潜等在现时形势之下也只有依附桂系以解决保持地盘及扩充实力的问题。固然蒋介石派的主要目标在于首先造成江浙(沪杭沪宁以至津浦南段)的清一色的霸占局面,同时以北伐名义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做他的外援。然而他一面必须勾结各种杂色军队,并且暗中或公开的帮助粤鄂湘等省反桂系的军队以伸张其势力。这种形势之下,虽然形式上蒋介石复职并占领南京中央政府是桂系与蒋派斗争的中心问题,但是实际上则这一斗争的公开表演,却要先发现于桂系所主持的对湘战争。桂系虽然在中央及政府问题之中,暂时的屈服,如孙科伍朝枢等的受排斥,但是他们不肯轻易放松上海的地盘;他们更要竭全力的去夺回广东:李济琛黄绍雄想与陈铭枢钱大钧(蒋的势力)暂时妥协先肃清张发奎的势力,同时他们必须要夺到湖北的整个地盘,与杨森开战,而且必须进而夺取湖南地盘,以便两广和两湖的联成一片。所以争两湖,争广东,争江浙皖这三个斗争,是蒋派与桂系军阀之间所必不可避免的。现在最早发生的湘鄂战争,及广东省内的战争,还不过是间接的表演这种斗争之第一步罢了。至于各省内部各小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还在酝酿着更复杂更混乱的战争。
  9.总结起来:(一)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纪元;(二)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完全投降帝国主义;(三)工农革命的潮流正在继续的高涨深入;(四)工农兵士群众一般的革命化和暴动夺取政权的认识更加深入与普遍;(五)阶级斗争进展到最剧烈的短兵相接的时期,不容许任何改良主义幻想的存在;(六)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益剧烈;(七)政治经济的总危机及反动统治一般削弱的形势;(八)尤其是蒋派与桂系军阀的内部冲突,已经开始暴露到武装的战争。


  1.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就早已明显的确定本党的总策略,而在于领导一切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到武装暴动,达到尽可能的大范围内之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最近政治局决议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议案大纲,更明显的指出领导工农兵士群众的武装暴动之任务,及在一省或几省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
  照上述的客观形势之分析,全中国买办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新旧军阀之分崩离析动摇溃散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自然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固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对全国而定的。全国各省的党部,都应当认真的执行这一政策――准备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从发动并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汇合革命势力,形成总的革命高潮,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进于农民割据的局面,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获得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这种政策当然是适用于全国的。
  但是从现时这种自发的革命潮流,进于决定胜负的暴动,必须有下列的条件:(一)治者阶级的政权极端的动摇,以至于把持不住这种政权;(二)工农群众革命高潮的总形势;(三)极多部分工农之中,首先是在共产党中开始坚决的有规划有系统的争取政权之决心,已经成熟;(四)但〔在〕组织上技术上之相当准备。现在中国一般的统治阶级之动摇削弱,工农兵士革命情绪之高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及信仰之普遍与深入的情形之下,各省之中那几省在最近期间有进于上述的这些条件之可能呢?换句话说,就是那几省里,将要首先爆发决定胜负的暴动呢?这是实行我党总政策的重要问题。无产阶级在一般的直接的革命的形势之下,应当抓住治者阶级统治最削弱最动摇的关键,工农革命潮流及党的领导力量最强的地方,而开始革命的进攻。我党曾经抓住这种关键而发动于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暴动虽然暂时失败,而客观上更加证明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更加应当再进而规划胜利成分更多的发动――自然,同时反对⑵其他地方更加要加紧的扩大强固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发动并扩大工人的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等的斗争,以至于群众发动的游击战争,组织革命的兵士,领导他们的斗争。总之,就是准备群众而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政策,是应当如此去执行的。
  2.照这种直接暴动条件的观察,中国可以分成几区情形相异的区域:(一)广东两湖;(二)河南陕西等省;(三)直鲁等省;(四)江浙。
  两湖之中,尤其是湖南的情形,最明显的是豪绅地主及其军阀统治,处于最动摇最削弱的地位,农民群众的力量与斗争经验,很大很多。湖北则经济破产和湖南仿佛,农民自发的暴动蔓延全省――尤其是湖北江西边境暴动的屡胜屡败已经有很久的时期,只是武汉的工人斗争还没有广大的坚强发展,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也很差。广东则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存在已及三月,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仆〔伏〕已经延长到一年之久,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虽然受着很大的摧残,但是共产党及赤色工会的基础,始终是全国之冠。
  河南陕西等省,则本地军阀统治内部虽有纠纷,而他们的削弱形势较两湖稍缓。工人生活痛苦到极端,只是没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赤色工会的基础薄弱。无产阶级政党也比较薄弱。农民的斗争,因为阶级分化上的落后,大部分还在小的豪绅所领导的红枪会天门会的运动之中,虽然革命意识比较模糊,客观上却是极广泛的抗捐抗税扰乱统治阶级地位的情形。
  直鲁等省虽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南北战争之中奉鲁军阀固然日在崩溃,却给冯玉祥等以军事上的出路。这些省份之中工农民众的生活是最苦的,灾荒和战祸最延长。可是工农自觉的斗争却还发展的很小。农村中的斗争阶级分化也还模糊,却有大刀会红枪会等类的原始农民暴动。这一区域的巨大弱点,便是天津青岛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地点及铁路矿山工人没有工人群众斗争的广大发展,因此,也就没有广大的共产党的发展。
  江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亦就是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的枢纽。江浙各县的农民虽然已经发动极多的斗争和暴动,而且必须广大的发动以摇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经济基础;然而无产阶级中心的上海,却因为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竭全力以镇压和破坏工人运动,至今还只在报告零星的日常斗争的阶段之中,上海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能深切的与广大群众相联络。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权力最大的根据地――上海与江浙,反动派自然要以全力来保持,即使他们有内部的冲突,他们始终是建立着最完密的压迫机关,来压迫工农群众。
  这种观察之下,我们便可以答复上节所提出来的问题:夺取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客观条件,究竟是那几省最具备呢?――是两湖和广东,其次是河南等省。其他地域之中,则必须更加倍的努力,尤其是上海。我们必须准备工人群众的斗争力量,在日常的斗争中发展并巩固其组织,负起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斗争的责任,吸引崩溃中的军阀军队之兵士群众……以创造直接暴动的局面为目标。这一总的任务,在其他区域,比两湖广东,要加好几倍的努力;而在上海天津等处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大本营,则更须极艰苦的树立革命势力之基础,准备夺取这些巨大的工商业之中心,而有能制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反攻胜利的多分的可能。――没有这些工商业的中心,将来苏维埃中国是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最终巩固的,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3.最近期间,因为广州暴动的失败,广东夺取全省政权――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于全省的时期,比较的延长一点,于是湖南便成为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不过湖南与湖北江西地域上的关系,与历来革命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实成为一个不可隔离的系统,尤其武汉为全国的中心,武汉民众革命的胜利及湘赣边境农民暴动的胜利,同为湖〈南〉工农兵革命维持全省范围胜利的保证。因此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此中心区域的革命胜利,将要开始于湖南,而发展到武汉,并且与革命的广东相联结,――这种发展是要负起继续广州苏维埃革命之发展的历史使命的。这一发展的成败,关系于全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很大。我党对于这些省份的主要工作应当如下:
  (一)利用桂系湘系军阀与唐生智系军阀的战争,更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更广大的发动他们的斗争,发展到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进于割据的局面,群众起来解除溃兵或小部队的武装;发展唐系湘系桂系以至朱培德等军阀军队中的革命兵士运动,发展城市中尤其是长沙的工人斗争,引导一般贫民群众到总的争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总暴动而夺取湖南的省政权。长沙的夺取,必须湖南总暴动的完成。武汉工人群众之团结与斗争格外重要,必须切实的建立工人的斗争组织,使他们与湖南湖北各地的暴动农民相联络,使武汉的群众运动能够切实准备以至于暴动,而完成湘鄂革命区域之胜利。这是总的任务,还可以分述如下:
  (二)普遍的发展农民群众切身的斗争:抗税抗租抗捐抗粮抗债。杀戮土豪乡绅政府官吏军队长官,没收地主豪富的财产与土地,焚毁田契租约债券,夺取民团团防及驻军的武装,实行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进而至于农民割据的局面。这些斗争发动群众之后,必须立即组织广大斗争的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以为指挥斗争及暴动之机关,进行至于当地的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成立之后,以前的农民协会自然可以消灭,因为农民代表会议(或一村的农民会议)群众所选的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了指导的机关。即使以前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现在也不用再组织,而要一面宣传苏维埃,一面发动群众的斗争,以至于组织苏维埃)。
  (三)农民割据的地域,尤其应当注意:(1)湘东赣西一区――茶陵攸县酃县及宁冈莲花等县;(2)湘南区――衡阳等处;(3)湘鄂区――监利桑植临澧澧县及松磁〔滋〕石首公安施鹤⑶;(4)湘鄂赣交界区――浏阳平江铜鼓修水通城通山崇阳等。长沙附近的十几县应当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群众的切身斗争,深入农民斗争的性质,建立巩固的群众的基础,使与长沙工人有密切的关系。这几区农民暴动的割据局面之造成及向长沙的发展以及长沙附近农民群众的发动与长沙工人及其四郊农民的暴动,实是湖南总暴动夺取省政权之重要条件。同时湖北割据区域还要注意:(1)鄂东:黄梅黄安麻城罗田;(2)鄂中:沔阳汉川天门潜江京山。江西则赣西南万安等区域。再则湖南暴动发动或可联合湖北暴动时应当特别注意占据武长路一带,断绝敌人的交通,这一区域横梗在两湖之间,可以便于两湖暴动的总发展,一方面屏障岳州长沙的暴动,别方面则可以进取武汉。
  (四)工人运动应当特别注意武汉与长沙及其他较大的城市和工业区,如大冶、湘潭、安源、常德、宜昌、沙市,以至九江南昌景德镇等。城市之中应当立刻开始积极的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这些斗争之中,不但要发展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并且要努力创造群众斗争组织之新方式:如罢工时之罢工工人代表会,或简单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每次斗争之中,要领导工人群众去了解工农兵士联合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与意义,并要经常的宣传这种意义。无产阶级应当做到农民暴动与兵士暴动的领导者。应当以总同盟罢工发展暴动夺取政权的观念,宣传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立即勇敢的领导工人的减时加资等斗争,反对反动的假工会的斗争,引导他们认识推翻现政府之必要。失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作有组织的示威,以至劫夺富户当铺,实行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口号。对于店员亦应特别加以注意,提出他们的特殊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武汉的失业工人,铁路工人尤其应当特别注意,长沙和武昌应即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队,为暴动的赤卫军之基础。
  (五)兵士运动应当特别注意。要使一般工农普遍的向兵士宣传,告诉兵士以工农斗争的目标,兵士是最苦的贫民,他们只有和工农携手,反对军阀――克扣他们兵饷把他们当炮灰的军阀。党应当特别向兵士宣传,发传单,领导他们反抗军官,要求发饷,要求加饷……应当秘密发展兵士及下级军官中党的支部。应当组织兵士委员会。应当号召兵士回乡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应当号召兵士起来兵变转到工农方面来,编入工农革命军。这些工作应当在唐系湘系桂系以及朱培德军队中普遍的发展。要设法使兵士与工会尤其是农民团体发生关系。在未暴动之先便要做到工农兵的联合组织。工农暴动之中,而贫苦的兵士群众照旧是“无智无识”的接受军阀豪绅的命令来攻打暴动的工农,这种工农暴动是很难得到胜利的,而且这种现象是革命之中不应有的。
  (六)应当在发动与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斗争的过程中积极的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各级党部,不但工人的农村的支部,应当由工人或农民同志当书记,而且市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工人农民至少应当占五分之三;至于工会负责同志应当做到纯全是工人,农民运动的负责同志至少要工农分子占二分之一,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使一般党的群众真正能讨论党的政策,了解党的政策而去坚决的执行。
  (七)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
  “当时统治阶级组织上多少已经有涣散的现象,当时群众是在革命的愤激状态之中,当时中间阶级向无产阶级方面摇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便有引导群众去直接攻击资产阶级国家之任务。要达到这种目的,便须提出日益激烈的口号日益激烈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党的一切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标准……这些斗争方式就是:罢工,罢工与示威相联结,武装示威与罢工相联结,最后总同盟罢工向着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之直接武装斗争的最高方式。这种斗争便须服从军事艺术的规则,须有军事计划(地点时间等的确定),作战须有进攻的性质,及无产阶级之绝对的忠实与勇敢。这种发动须要组织广大的群众于战斗的结合之中;这种战斗的结合之组织方式的本身,便是吸引并领导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参加运动的(就是工农代表的苏维埃,兵士代表的苏维埃)。再则,海陆丰军中的工作〔4〕,亦是胜利的策略之前提。”(共产国际党纲草案)
  这种策略方针一般的对于中国现时是非常之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湘鄂区域走向直接暴动――决定胜负的大城市中的暴动的时候。
  (八)暴动的指导机关所以一定要是工农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乡村之中固然是如此,城市之中尤其非如此不可。苏维埃的组织,固然是要到群众的大发动,并且一般群众革命高潮之中“开始争政权的决心已经成熟”的时候;但是关于苏维埃的宣传,必须经常的扩大到一般工人兵士贫民农民群众之中。
  湘鄂区域之中的这些工作的方针任务自然一般通用于全国各地,不过各地依照当地情形而有应用程度的不同罢了。至于其他区域的特殊工作,也可以略举如下:
  4.(一)广东虽经广州暴动失败的摧残,仍旧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各系军阀正在直接的混战局面之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应当乘机取绝对进攻的战略,完成全东江的割据局面,北江西江南路农民斗争的一般的发动,各自造成割据数县或数十县的局面;广州市工人的基础,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纯全恢复,利用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及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的信仰,从发动并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工作,反抗白色恐怖的斗争,积极准备第二次总暴动局面的创造。加紧在军队中海军中的工作,香港的工人运动,应当加以极艰苦的工作,造成党员〔的〕及工会的群众基础,使在广东全省工农兵总暴动的时候,能有牵制英帝国主义对暴动的广东进攻之伟大力量,以至于根本摇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广西福建是广东左右两个屏藩,也正是桂浙两系争广东的出发地和失败的退路,所以两省工作特别是梧州一带与闽南更与广东有密切的关联。我应加紧这些地方的工农斗争,走向暴动割据的局面,以扩大广东暴动的成功并摇动敌人军阀的后路。
  (二)河南的工作此时不占极重要的位置。党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京汉陇海路上的党的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与沿路农民相联络;第二个任务是领导一般农民的斗争,把在中小豪绅影响之下的红枪会天门会等广大的农民群众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本党领导之下,尽可能的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第三个任务是郑州开封等城市中造成党及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深入并发展工人贫民的革命意识(苏维埃的宣传等),使在两湖暴动胜利之际,能以牵制冯玉祥的进攻两湖,以至给他以致命的打击,汇合各县农民暴动的势力,进而创造河南总暴动夺取政权;第四个任务是开始并加紧的深入冯玉祥军队的兵士运动。陕西工作更多具有乡村土地革命的意义,全陕西省的农民都在极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我们应加紧领导农民的斗争,命令我们有工作的军队分裂军阀的力量,领导革命的兵士走回乡村中去参加土地革命。情形如有可能,更宜以城市工人的领导,造成工农暴动在陕北陕南以至陕中部分的割面。陕北绥远是与革命的蒙古交界的,苏维埃的中国与苏维埃的俄罗斯在陆路的联结,这是一个可注意的孔道。
  (三)江苏目前是没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然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大本营,是浙江〔江浙〕资产阶级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雄厚的地方。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工农的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争上海的斗争,因为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现时客观及主观形势之下,党在江苏的任务是:(1)建立巩固本党在上海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巩固基础,建立并发展极广大的群众的赤色工会,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增高他们的阶级意识,深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认识于一般群众,建立工人阶级中秘密的武装训练和组织,发展上海四郊的农民运动,并且使他与革命的工人团体相联络;(2)加紧南京及其四郊的工作,尤其是津浦沪宁铁路工人的组织,使在紧急的时机,革命的力量足以给南京政府以致命的〔打〕击;(3)发展无锡南通的工人运动建立党及工会的群众基础;(4)发展一般的农民群众斗争,以至于群众暴动中的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浙江安徽等省的工作,也是发展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并且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尽可能的从抗租抗税抗债,发动游击战争,以至于农民割据。这些地方驻军中的兵士运动非常重要,也应当立刻开始。总之,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艰苦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
  (四)直隶历来是反动政府的中心,同时也有很广大的无产阶级组织,本党最大的任务是:(1)建立天津唐山等处党及工会的群众的基础,在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中发展苏维埃口号的影响于一般群众之中;(2)努力去发动一般农民群众的斗争,取得其领导权,指导他们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游击战争的战略,农民割据,根本推翻反动政府,抗纳捐税等等;(3)特别注意铁路工人(京绥,京汉,京奉,津浦,正太)。
  山东则特别应当注意胶济津浦工人及淄博等矿工,青岛的工人,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在农民斗争之中更要能领导群众使他们脱离大刀会等领袖的妥协策略,并且要能领导饥民运动,组织饥民,发展党的影响于一般饥民及贫民兵士群众之中,普遍的提出本党的政策,号召他们积极的斗争。农民暴动必须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杀戮豪绅,没收富豪的财产,没收土地开仓放米,这种群众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尽可能的实行农民割据。山东的党非常薄弱,尤其要注意在这些工农斗争之过程中发展并巩固党。总之,直鲁等省要在奉鲁阎冯等军阀混战及政权更迭之时,尽可能发展群众的力量,树立革命势力的基础,破坏奉鲁军队乃至冯阎攻入的军队。使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完全失其作用。
  东三省有很大的工业区,铁路,矿山,大连等无产阶级中心,然而党的组织非常之薄弱。同时东三省的土地关系是有极大的地主,而且地主官僚军阀互相勾结,压迫的形势特别明显;再则韩国的农民有很多的在中国的地主压迫之下,西境又和蒙古相联并且因中东铁路接壤的关系,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现时日本帝国主义尽力向满州〔洲〕进攻,满州〔洲〕几乎和日本〈的〉完全殖民地一样了。东三省的地域是非常之重要,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统治的大本营,本党必须艰苦的实行斗争,建立党在群众中强固的基础,在日常斗争之中建立工会的群众基础,领导农民的群众斗争,尽可能的发动领导其暴动。联合韩国蒙古的农民,联合苏联的工人,联合日本的工人,联合奉系军阀的兵士,造成形〔雄〕厚的势力;――东三省是将来的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的枢纽。这种雄厚势力的造成,不但对于中国革命,并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有非常之大的意义。
  城市贫苦的小商人响应,也都竖起红旗,据东方杜的消息,这次大刀会暴动之发展且有根本动摇奉系军阀在东三省的统治的危险,因此吴俊升亲率一千五百精兵,前往扑灭。这证明北方的农民与一般贫民反抗军阀政治,反对苛捐杂税(大城市)的自发运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普遍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是领导他们力争解放的组织。
  5.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要看本党各级党部是否能切实执行这种政策而决定。治者阶级的一般的削弱与工农革命潮流之深入与普遍的情形之下,如果本党机会主义的遗毒仍未去尽,就是仍旧留着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领导群众斗争,甚至于阻止群众斗争,那么,因此而使革命势力再不断的挫折,这简直是对于革命的罪恶。同时在如此客观情形之下,不去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不去认真的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不去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以创造总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之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暴动的发动,却只□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这种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可以毁损党及群众的力量,不但不是增加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是要客观上帮助敌人毁灭革命的主观力量――这亦是对于革命的罪恶。


  在执行总的政策与上面所指示的各省具体工作方针,各省委应当特别注意下列缺点之纠正:
  1.中国的革命运动,在现状之下,客观上好象农民运动超过于工人运动,这就是说工农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这固然:一由于中国是农业的国家,农民的数量超过于工人群众;一由于各大城市为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中的白色恐怖远过于乡村,每一工人群众小的经济斗争都认为是共产党的争斗,施以无情的非人的压迫,因此工人运动难于发展。但是同时主观上还是各级党部有意的无意的放弃了工人运动,至少有些地方,没有把工人运动看得比发动与领导农民自发的暴动更为重要,因此无意的集全力于农民群众的斗争,而忘记城市应当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不知如何艰苦的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领导他们从日常细微的争斗中去发扬他们的阶级意识,去了解苏维埃政权之必要,去团结他们的组织,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秘密工会,组织各厂工厂委员会,以群众自己的力量战胜反动的压迫,这是一最大的缺点。各级党部应即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职工运动议决案的指示切实纠正。
  2.大的城市既为反动统治的中心,本党在各大城市中的工作尤其应当特别注意深入,不但要深入工人群众的斗争,把工人群众普遍的组织起来,同时要注意城市中一般贫民的工作,要切实的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要有计划的教育工人群众以巷战,要在警察与兵士群众中加以极艰苦的工作,要将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普遍于一般的劳苦群众。凡此一切的布置与工作是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与给反动统治以最后打击的先决条件。
  3.全国各省工农群众的斗争,大都是自发的斗争,党并没有充分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这显然是不了解发动群众的方法,放弃了许多过渡的斗争方式,因此党不能将发动的斗争汇合起来,如广州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动,广州的工人兵士群众已经起来,四郊以及其他各县不能同时起来,是广州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本党最好的经验,各级党部应当以后注意群众斗争平衡的发展,但这不是说某几个地方群众斗争已经起来,党不去积极的领导他们去发展他们,而等待别处同时起来,如此便犯了等待主义的严重错误,而是说在群众斗争不发展的区域,应当加以更艰苦的工作,如此才是切实暴动的准备,才能使暴动得到较大胜利的范围,同时本党一向不注意群众的宣传工作,亦是使群众争斗在政治上不能汇合起来,有更明显的政治目标的主要原因。群众的宣传煽动工作以及利用日常细微斗争的事实在工农群众中作普遍的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以后当加以极严重的注意。
  4.党的组织从八七会议以后,并没有在许多工农群众剧烈的争斗中加以好多的改造,广大的工农革命分子并未吸入党来,党的指导机关仍然亦未加以多的改造,同时党员群众中发生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如广东潮阳同志之三K党(谓革命为大杀,大枪,大烧)的组织,各地同志一切解决于暗杀暴动等。如此c.P.本身将要发生极大的危险。倾向于纯粹无政府主义式的斗争方法。各级党部应当按照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议决案及中央关于组织的通告,加以切实改组,多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使本党更无产阶级化,布尔塞维克化,才能负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稿刊印




注释

  〔1〕原文无时间。这是中央常委通过此文件的时间。
  〔2〕“反对”二字为原文所有,似“反而对”或“反要对”之意。
  〔3〕今湖北省恩施、鹤峰一带。
  〔4〕1927年4月新青年出版社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此处为“海陆航空军中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