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七册(1931)

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赣东北特委:
  去年汪涂〔1〕两同志走后,中央曾又派林邱〔2〕两同志前往,并带有十二月十一口中央致特委一信。嗣因交通断隔,行至中途又复折回。不久,庭铨〔8〕同志自东北来,一月吴先民同志又到,因得知汪涂两同志到后的赣东北情状。现在中央根据目前的情势,择要的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
  一、去年十一月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国党中央的李立行路线为害于党,为害于革命的全貌,今年一月七日召集的扩大的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接受了国际路线,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九月三中全会是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做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全国工作的布置与指导,是在调和路线之下,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在四中全会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主要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增加了中央委员会新的成份。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其反四中全会反国际的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到满洲,到香港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更派人到苏维埃区域去捣乱苏维埃政权红军与党的领导。右派的反党活动是有他的政纲的,他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对于目前形势作右倾估量的观点出发,右派小组织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路线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去,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在正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的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关于国际决议来信,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的一切重要文件,均应是执行国际路线实行澈底转变的基本根据,赣东北特委应在四中全会接受的国际路线之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的决定,来澈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
  二、根据国际来信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赣东北党的工作,首先就应指出东北党的路线问题。在去年唐邵〔4〕两同志未回赣东北前,东北党的工作是有右倾错误的。苏维埃运动历来虽有发展,但孤守着乡村,不要城市。城市的工人运动,完全放弃,诿为不懂工人运动,要省委派人去做。在乡村,又是割据着某些地方,而不向外发展,不去注意苏区外之非苏区的工作。没收地主土地后,执行富农路线,而不平分一切土地。因此,在当时许多发展的机会失去,而已胜利的苏区又不能建立与巩固的根据地,这显然是右倾的错误。等到唐邵几同志回去之后,得到苏代会的决定及中央的指示,她们便走入立三主义的错误道路上来。那时候正当军阀混战剧烈的当儿,东北的苏区是发展了,红军是扩大了,但都没有巩固的基础那时候的中心观念是:“占领湖口,震撼九江,夺取彭泽,截断长江”的单纯军事行动,以这样行动响应以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武汉暴动或是朱毛之占领南昌。在这一方针下,遂完全忽视了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工作的加强。在你们的一切工作中,不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不去鼓动和赞助乡村基本农民群众澈底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以消灭封建残余的剥削,反而在分配土地时依照人口计算,连地主的残余也算入,富农可分得好田,在征收土地税时,从一亩算起,使赋税的担负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不是落在富农身上,这是富农的路线。不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以加紧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反而用苏维埃政府名义公布低廉工资,不许工人要求加工资,说怕惹起农民的反感;这更是富农的路线,不去建立与扩大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工农兵会议的政权,不去实现苏维埃政府自己的政纲,不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去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反而以党来包办苏维埃政府,有时还以政权力量来保护商人;这简直是违背阶级利益的行动了。但有时又实行没收一切商店,实行对外的经济封锁,实行抑平物价;这样,便更增加苏区根据地之巩固的困难。在红军的扩大上,虽然他的成分是雇农贫农占大多数,但没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缺乏好的指挥员,缺乏强健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领导的威信还很弱;这样,就使红军的扩大变成了“拉夫招兵”的方式,在群众中竟发生有“逃兵”不愿当红军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来,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削弱。这一切,就使苏区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成了脱离群众毫无基础的向前冒进。所以有些地方如都昌,湖口,鄱阳,乐平,万年,德兴,浮梁一带,红军一走,白军一来,整个区域或大部分都丧失了。这显然是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必然造成的恶果:三中全会后,中央给你们的第一信中(十月廿八)提到占领长江要塞,割断长江交通,在赣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尤其是在整个长江局势上,这一指示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你们现在要在两条战线上来斗争,要反对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党内富农路线,要反对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冒进攻坚,脱离群众,放弃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正是帮助富农路线的存在与发展,便利一切反革命的活动与进攻。赣东北的党必须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
  三、现在敌人正在四处进攻红军与苏区,赣东北也受着十二团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各地红军在这次敌人“围剿”中是得着初步的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不过单就赣东北来说,苏区的确缩小了,红军也受到部分挫折。依着现在的情势与东北行委及十军前委的争论来看,你们不是回到“固守老巢”的退守观念上去,便要回到在假的进攻口号之下实行“兜圈子”式的游击而逃跑的办法。因为东北行委所主张的“打小仗”“扎口子”“吃补药”的策略,实际上也是回避与敌人大队伍接触的退守办法。所以当着胡祖玉三团人集中在一起“步步为营”的前进时,你们便没有办法阻挡他,消灭他,以致他能从鄱阳,乐平,万年,余江,贵溪而长驱直入弋阳,逼近横峰;同样的,浙江省防军亦一无阻挡的直入玉山,上饶,河口。而我们的红军呢?口子既扎不住,十军前委又因其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从浮梁打秋浦以后,每与敌人硬碰,不胜,则东窜西逃,这几月来十军的行动完全成为“兜圈子”式的逃跑行动。因为“扎口子”也罢,“避重就轻”也罢,果使成为一种战略,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游击行动,来深入土地革命,来阻碍或扰乱敌人的前进,则在适当的条件下均可采用,相反的,如将某一种战略定成原则,排斥了另一种战略,面又绝对忘记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不执行地主土地的没收和平均分配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则必然要引导到错误与失利的道路上去。因此,你们的争论也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现在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要站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上,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与组织,要没收地主土地,要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要到处发动劳动群众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在敌人方面不只计算他的兵力,要连地方上可以为他用的反动势力也算在内,在我方,红军外,特别要计算到我们必须发动与依靠的广大群众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来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来威胁敌人回到反攻为守的地步。在这一方针上,你们的战略应当是:以广大的农民游击队袭击敌人的进攻部队,阻碍敌人前进,即使他已占领某些城市,你们也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给养来围困他。同时,要集中十军的主力(自然有时需要战术上分散来扰乱敌人,但不能违背主力军集中的原则),在适当时机,利用敌人一方弱点,来各个击破他。在这里,十军要计算到当着敌人大部队集中在一起时,我们正面接触的困难,我们便应改变战略来对付,但决不应因此便回避战争而逃跑开去。只要敌人退守到城市中去孤守着,则我们便更能广大的发动城厢以外农民群众,澈底的平分土地,肃清地方上一切反动势力,巩固乡村中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我们更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这样,将要使敌人的前进受着阻碍。而已被占领的城市也会因被围困着而自动的放弃(这在赣西南东南常有这样事实)。并且农民游击队,必须凭借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加紧向四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扩大赤色区域。在这里,更要让得力干部去领导非苏区的群众斗争,一直发展到没收地主土地,平分一切土地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形势看来,闽浙赣边与信江南岸特别有这可能。在这里,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但这绝不是因此便放弃信江北岸,恰恰相反,必须在敌人不能长驱直入东北根据地的条件下,红军主力才能移到南岸来发展,来深入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与信江流域的联系,也必须急速完成。这是东北苏区必须注意的后方!最近浙西工作的发展,中央已要他们向着衡州,江山,常山注意,你们也应派人去工作。
  四、此外关于怎样巩固苏区与目前军事行动已见中央两次军事训令,现不再及。至于苏区工作计划,因为是在调和路线之下发出的,所以还有许多错误,中央将另有文件批评。主要的是国际各种决议案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现在单指出东北党的几个严重问题,要你们立即注意与执行。
  (一)关于东北行委与十军前委的争论问题。第一是军阀战争问题,行委关于“会剿”的[的]分析是对的,但主张调回十军向赣东发展,却有放弃正面敌人听其深入苏区完全没有注意群众行动的错误,前委认“敌人绝对没有力量向我们进攻”,这是错误的立三路线的观点,自然决定的行动方针也是错误的了。第二是东北革命委员会与党的行委前委的职权划分问题,这也是立三路线中的一个错误。党的领导必须是统一的,政权的组织党只能经过党团从中起领导作用,而不能代替与包办政权。所以在政权的领导下,十军必须接受革委会的命令,只有苏区中央政府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可以改变东北革委会的决定。在党的系统上,前委本是红军中一种临时的党的组织,他应服从东北特委(行委应取消)。在苏区中,军委会应成为政权机关一部分而直接指挥军队,同时党的特委会亦可直接指导军委,而不用经过政权的革委会或特区苏维埃政府。总之,特委是东北一切政治军事行动的最高指导者,过去立三路线的中央将红军与前委规定直属党的中央军委指挥,这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没收商店问题,目前革命阶段中的经济政策。对于贸易自由是允许的,凡是不遵守苏维埃法律或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商店,企业,工厂,得实行没收。十军前委在红军已占领景德镇后,还领导工人暴动,没收全体商店,后来特委又将没收的东西搬运了五千车回众埠街去,这都是错误的。第四,关于优待红军问题,应从分配红军战斗员以好的土地,苏维埃政府替他料理耕种事情并优待他的家属来了解,不应从废除薪饷多发零用钱上来着想。尤其应在群众中做广大的拥护红军运动,组织起群众来为红军战斗员缝衣缝被洗衣裳,为红军做食品,开慰劳会送纪念品;这样,来密切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来坚定与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并更能加强基本农民群众与城市工人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决心。至于苏维埃政府职员之领取薪资,当然也要有一最高度的规定,不能超过当地工人工资以上,但不能因此便解释为这是优待职员而不优待红军。
  (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在赣东北苏区中,许多地方还没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绝大的错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你们对于以人口和劳动力作混合的标准的了解也是有错误的,如先以被分的土地的一半用人口来平均,后以被分的土地的另一半,依劳动力来平均,这里,就包含富农分子甚至地主残余都与基本农民群众享有同等权利,甚至可以分得好田。纠正这种错误的正确办法,大致可用苏区工作计划中的规定,但必须认识为要消灭地主阶级与镇压反动势力,地主残余即使无显著反动证据,他的家属子弟也必须派他们去做苦力工作,绝对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对于富农,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时,如果他愿以自己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则可以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但必须给他以坏的土地,而不能与贫农雇农中农享有同等权利。至于已经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分子,则必须褫夺他们这种权利。在这里,你们对于农民阶层的分析也是错误的,如你们只分别佃农与自耕农,说佃农革命性高过自耕农,这种分析将模糊了农民中剥削阶层的富农与被剥削阶层的贫农雇农的对立,这将障碍着平分一切土地之贫农雇农的要求。这是完完全全的富农路线!在东北党及苏维埃政府中有很多富农分子存在,甚至创出“田分了雇农便没有了”的理论,以掩盖对于雇农工会组织的怠工。要肃清这一富农路线,首先便须坚决的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党内的富农分子必须立即开除出党,政府中,红军中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必须从斗争中将他们肃清出去。尤其是要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来加紧反富农的斗争而吸引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这一切,当然还只是政治上解除富农的武装,还不是根本的消灭富农。
  (三)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东北党关于土地税的规定,必须立即改正从一亩田起便征税的富农办法,而应使土地税的担负落到富农身上。要免除贫农(雇农与工人更不用说)与城市贫民的一切负担,营业税的担负也要放在有盈余和有雇佣劳动的商人身上。不论是土地税或营业税,都应是统一的累进税。在现时还不应禁止土地买卖,卖田的人除非因他犯有其他反革命罪,否则处以死刑是绝对错误的。目前对于商店的全部没收,是自杀的封锁政策。也正因此,红军给养的筹给,也将更成问题。十军要后方垫款,特委责备红军不自筹给养,这都还没找着流通经济的正确办法,譬如过去粮东北存米甚多,苏区内米卖到一元八一石,而白色区域则七八元一石。苏维埃政府如容许在苏维埃法律下的贸易自由,则税收与公益捐的筹措,必较临时征发为更有办法。
  (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过去东北党根本没有工会工作,没有城市工作,以致红军虽占领了这一城市,却不能保障这一城市的胜利。相反的,因为党无城市工作,无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所以在红军一度占领之后的地方如万年还发生过群众投向白军的事实。在景德镇有那样多的瓷工,但七八万工人中只有两千工会会员,乐平矿工三千多人中,只有二十多党员,可见党对工人党员的吸收,对于赤色工会的工作,完全没有放在第一等的位置。此外,还有广大的船工,脚行,苦力以及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是赣东北党必须活动的对象,而发展工人斗争,更是加紧工人运动的必要前提。从小时工作制必须立即实行,减工资的规定,必须立即取消,且必须领导工人进行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对于失业工人,应吸引他们到红军中去当干部。当着红军占领着城镇时,必须将斗争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自卫,以澈底肃清城镇中一切反动势力,过去对于景德瓷工乐平矿工的抛弃,甚至他们投入红军都遭拒绝,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错误。再则,信江流域中的船工,赤色会员只三百余,党员只二十余,而且是涣散的。现在你们必须特别注重这一工作,如果将这些船工都能组织起来,那不仅增强苏区的群众组织力量,并且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政治上的宣传,经济上的流通,交通上的运输,军事上的侦查与破坏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五)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赣东北的苏维埃政府至今还没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各县区的苏维埃政府也多与群众隔离,而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有些地方不是党包办了政权,便是党代替了政权的作用,这是必须立即改正的错误。一定要明白,苏维埃是工农政权的组织,党必须经过其在苏维埃中的党团来执行党的一切决定,党决不能命令或代替苏维埃。苏维埃的建立与改选运动,必须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成立赣东北特区的苏维埃政府,来扩大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准备工作,选举代表出席大会。苏维埃政府中的腐化现象,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提高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党员在政府中的行动与工作,要比一般非党员来得更艰苦更勤劳,才更能为一般群众的表率。同时,东北的苏维埃政府必须更努力于肃清内部反动势力的工作,这不仅要用武装的力量去肃清与消灭一切反动的武装如改组派民团靖卫团等等的军事组织,并且要用政治的侦查与群众的斗争力量来镇压一切反动的活动与企图。这里,就必须进行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详细办法将另有文件发出)。
  (六)关于红军及群众武装问题。赣东北十军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的成分与党的领导问题。依据庭铨同志的报告,十军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民,且是雇农与贫农居多。成分虽还不坏,但因为土地没有实行澈底的平均分配,而且又没能特别优待红军家属,这样自然使红军的战士还不能都了解于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的重要。尤其重要的,十军中的指挥员还多是旧日军官或兵士转过来的,真正的工人干部简直没有,党员最近发展虽已过千人,但还不能都算真正的党员,在十军中起最有力量的核心作用。在这里,最主要的办法,除掉中央军事训令已有的不说外,应特别注意于军事干部的训练,要多选工人成分来充当。当着工人干部来做政治委员的时候,即使他的能力或者文化程度较弱于其他分子,但必须给他以工作的机会去学习,因为在阶级的坚定性上,他总比其他分子为更可靠。十军中工人成分太稀少了,不仅指挥员政治委员如是,便是战斗员也如是,故你们除努力于干部工人化外,还应吸引大批工人尤其是失业工人到十军中去当战斗员。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妨碍集中制约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他取消而更提高党的威权。各地游击队的组织,必须尽量扩大。赤色少年先锋队应成立他的独立组织系统,只在作战时,他应隶属于军委会或红军的指挥之下。各地游击队的屡次失败,主要的因为他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只凭几杆枪来游击,这是绝对错误的行动,并且各游击队彼此间的联系亦没有,这也是造成失败原因之一。还有一样,东北党与红军对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也是异常忽视,所以过去鲁涤平的军队在鄱阳,乐平,浮粱常常驻扎,却没见有转变到红军中来的事实。最近,十军俘虏过来的敌人士兵,却反有叛变逃走的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望你们立即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多派得力干部与工农群众到敌人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以破坏敌人队伍,吸引兵士到革命方面来。
  (七)关于赣东北党的问题。东北党要坚决执行改造党的任务,要从下而上的实行改造,要将一切腐化分子富农分子立即开除出党,要广大的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要毫不犹疑的引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而绝对不是空担名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创造干部。你们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政府中的工作方式,有些还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遗留,这必须立即改正,必须以深入群众说服群众的方式代替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工作方式。东北党对于妇女工作也是一向忽视的,现在应依照中央规定的苏区妇女工作计划去改正过去错误与建立新的工作。过去不许离婚的规定,也必须废除,应依照自愿的原则去解决。
  以上这一切工作,东北党都要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去求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右倾,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右倾立场的机会主义,并且更要反对对于“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在反对右倾及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来检查过去的一切错误,来纠正党的路线,来巩固党,来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这儿,必须反对右派及其他一切反党分子,企图以反立三路线的名义来破坏党,分裂党,想把党送进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东北党必须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赣东北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
  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央

  三一年二月十九日


附:
  有了这一信的指示,去年十二月十一的信废弃不用。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注释

  〔1〕汪涂,即汪明、涂振农。
  〔2〕林邱,即林育南、邱泮林。
  〔3〕庭铨,即胡庭铨。
  〔4〕唐邵,即唐在刚、邵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