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
（译者序）
2008年4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来噩耗——“她的最优秀的公民”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教授与世长辞。讣告全文如下：
查尔斯·蒂利，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约瑟夫·伯腾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是一位有着超凡精力和无限学识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和持久的影响力当前无人能及，此后亦难出其右。其五十年的教学、创作和智慧灵动为哥伦比亚大学所缅怀，而各地的人们也将继续去探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动因。
查尔斯·蒂利半个世纪的卓越学术生涯，不断彰显着学术了无学科的界限——他似乎有能力书写、说明和解释困扰人心的任何问题。在他名下的超过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对斗争的动力和政治史的族群基础进行了研究。
尽管在其漫长而高产的学术生涯中，查尔斯·蒂利赢得了众多奖项，是众多学术团体的会员，并获得了众多名誉学位；但最令我们无法忘记的，是他在1996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学术共同体的尊贵一员。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个人：一个攀登所在领域顶峰的丰碑，一个永不停止追问深度问题的热情而高贵的同事。
读着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签署的讣告，曾经读过的著作上的抽象符号，便渐渐化为心中抹之不去的图景。我喜欢将一些伟大的心灵转化为某种程式化的图像，不是因为记忆的倦怠，而是因为灵魂的绚烂：就像每当忆起斯宾诺莎，我就会想起阁楼上的那个孤独的身影，一边磨着镜片一边思考着新时代的伦理；而每当想起凡·高，就会满目铺陈出动人心魄的色彩，它绝非感官世界的描绘，而是灵魂终于摆脱肉身羁绊后的极乐的写真。阅读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者，就如同与伟大的心灵同行，我乐意做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在这鄙俗的人世曾有过如此伟岸的身躯，见证在那幽暗的苍穹曾有过如此夺目的朗星，见证曾有一个卑微的灵魂因为欣赏崇高而被崇高深深感动。
查尔斯·蒂利这个名字，如今对于国内学界已不算陌生：其著作的中文译本正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对于一个有着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的学者来说，“层出不穷”一词实不为过），对其理论、方法和问题视阈的研究也渐成风气。不过，学术的蜂拥与热闹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进步，对学者的热情追捧与解读也未必不是一场学术史上的“谋杀”——充斥着捧杀、误读和过度阐释，造就了犹如“死狗”的黑格尔和“帕森斯化“的韦伯。查尔斯·蒂利持久的学术生命（自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至2008年辞世持续50年）、宏大的理论畛域（横亘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史学，是当代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中流砥柱），及其令人惊异的勤奋、高产和持之以恒（据耶鲁大学史学教授约翰·梅里曼回忆，蒂利大约凌晨4:30起床，旋即开始读书和思考），即便在西方学者中亦属罕见；因此，正如林恩·亨特——一位早期的蒂利研究者——近30年前所说的，“对查尔斯·蒂利著作的分析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因为“任何单一、片面的部分都不能被视为查尔斯·蒂利的代表”，而其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及其产出率也“使得任何全面的处理方式都不太可能。”[1]蒂利汪洋恣肆的学术生命和不断拓展的研究疆域，使得对其思想的任何“一言以蔽之”的企图都犹如尾随其后的一缕灰尘，在欢快地追逐一阵朦胧背影之后灰飞烟灭。就此而言，对蒂利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全面把握和深入阐释，对于缺乏相应历史和文化背景、缺乏相关知识和方法积累的国内学者来说，不得不假以时日，以避免“粗放型学术开垦方式”的践踏：无论在蒂利文本的迻译和解读方面，还是在其理论和方法的“西学中用”方面，均避免“一个好题目、一个好领域、一种好方法、总因为‘歪嘴和尚念不了正经’，而使得一片生机勃勃的处女地，顷刻之间就成为谁也不愿再耕种的荒漠”，“当人们想真正地进行学术研究时，就不可能再直面各种‘纯洁的文本’，而是必须花大力气首先做一番对学术资源的还原工作，即清除掉蒙在上面的各种非法的阐释和污染之后，才有可能面对真实的事物本身”[2]。
蒂利一生与两个重大的理论领域有涉：一是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二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前者较为我国学者熟悉——大多得益于蒂利主编的经典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3]；而后者之于国内学界，就不那么出名了，甚至于有点儿明珠暗投。孰不知在蒂利的理论体系中，“社会运动”并非一个外在于“国家形成”的话题，而毋宁说是硬币的另一面。无论早期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此后带有修订意味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4]，蒂利都对因果一元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视为韦伯主义者）。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非一个单向直线发展的过程，倒更像是不经意的偶然和战争博弈后优胜劣汰的结果：国家强制力的催生与滋长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而城市（吉登斯的“权力集装器”）则为物质、组织和权力资源的积累、集中和配置提供了可能与便利，由此形成的“城市和国家的辩证法”，在理论逻辑上使“对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就成了对资本和强制的考察”[5]，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逻辑上，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如强制密集型模式、资本密集型模式和资本化强制模式——则衍生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蒂利认为，自17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战争既成为“通过获取对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来满足统治联盟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6]，同时，战争的准备和暴力的角逐也更加依赖资源的汲取、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成长）和强制的集中（国家的成长）；在战争的压力下，资本化强制模式（以强力促进资本、以资本发展强力）被证明更加有效，从而为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合模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范本，并最终促成了基于资本化强制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胜出。
这是硬币上刻着国徽的一面，是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和主流逻辑；而翻到硬币的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骑士、金融家、市政官员、地主、农民、工匠和其他成员的反抗和合作”[7]，是“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形成的持久的社会组织和斗争形式[8]，是主要的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对“统治者所采用的榨取资源的策略”反向施加的巨大影响[9]，是“和国民中的不同阶级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极大地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10]。隐匿在民族国家大写历史背后的，是匿名者的集体行动；在推动国家形成的滚滚齿轮中，蕴藏着颠覆者的斗争的动力。这便是此后被称作“社会运动”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开端，而对硬币始终朝下的这一面——社会运动的性状、动因及其与其他政治现象的关系——的思考，从1964年出版的《旺代：179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法国罢工：1830-1968》（1974年）、《造反的世纪：1830-1930》（1975年）、《从动员到革命》（1978年）、《英国的民众斗争：1758-1834》（1995年）、《持久的不平等》（1998年）、《斗争的动力》（2001年）、《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2002年）、《集体暴力的政治》（2003年）、《欧洲的斗争与民主：1650-2000》（2004年）、《社会运动，1768-2004》（2004年）、《比较视野下的经济与政治斗争》（2005年）、《信任与统治》（2005年）、《从斗争到民主》（2005年），到2006年合著出版的《斗争政治》，几乎贯穿了蒂利的整个学术人生。
其中，《社会运动，1768-2004》是一部需要认真对待的著作。2003年6月，蒂利因淋巴癌化疗手术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这种境况下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天经地义地暂时放松精神的“自我关照”、稍稍照顾自己苦楚不堪的血肉之躯。可是，预期四五个月的化疗疗程在蒂利看来，仅仅意味着“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郁郁寡欢，或是以其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这个近乎自虐的选择的结果，就是第二年出版的《社会运动，1768-2004》。它始于第一个化疗疗程的开始，收笔于整个化疗疗程的结束，是一部完全写于病床的作品。蒂利极度绽放的生命形式，令人想起了夸父：“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用生命写就的，必须用生命聆听、领悟和传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相当于蒂利对其半个世纪研究工作的总结，它为后人探寻其学术品格和理论脉络提供了一份精神地图。在这部著作中，蒂利首次将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归结为社会运动——“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11]，并总结性地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何谓“社会运动”。蒂利认为，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该术语。不过，他所说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政治手段，是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12]。社会运动并非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却始于近三百年内：它“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13]。社会运动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一是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二是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三是WUNC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14]
第二，社会运动的起源与转变历程。蒂利以编年史式的历史社会分析，对18世纪英国、北美和西欧其他地区社会运动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对19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国内和国际社会运动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对20世纪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21世纪社会运动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回顾和前瞻。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蒂利认为：“社会运动从各种派别相互掺杂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革。”[15]在作为手段的政治斗争和作为目标的政治变革的历时变化中，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变动不居，其诉求形式亦逐渐由暴力转向了平和：“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对于旧的诉求形式打压日益严厉，诸如洗劫屋舍、当众羞辱、强迫表态、动用私刑等旧的剧目形式很快就不时兴了……剧目形式的转变，戏剧性地降低了——由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所导致的——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和示威者相互扭打的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剧目形式。”[16]
第三，社会运动与民主化。议会化发展和竞争性选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发展和转型，但是，“这一切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社会运动＝民主化？”蒂利认为：“相关历史事件表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斥，而并非代表了平等和包容……”[17]那么，是否存在着推动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呢？同样，在坚实史实的基础上，蒂利认为，民主化的四个基本动因，即“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的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既推动着民主化，也培育着社会运动，反之亦然。反过来说，如果“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公共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绝对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或者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隔离”，社会运动就将国家政权推向了民主化的反面。[18]
第四，社会运动的未来。开篇伊始，蒂利就预设了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他说：“我们无法确保业已兴盛了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能够永远兴盛下去。由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与集权化的、相对民主的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去中心化、政府行为的广泛私人化、超国家权力导致的国家弱化，还是范围广泛的去民主化，都将导致社会运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运动——的出局。”[19]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未来取决于：一是社会运动的国际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20]；二是社会运动的专业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者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这种可能性在原则上是会发生的”[21]；三是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发展，其可能后果是“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22]。而与此同时，“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23]。当然，社会运动也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即“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不过，蒂利一声叹息：“唉，可能性极其渺茫。”[24]就此收笔了。
这样的未来是否悲观呢？也许，未来本无所谓悲观和乐观，正如蒂利所说的，“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25]。只要这个世界仍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沉默者，就终归有铁屋里响起呐喊的时刻，社会运动——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或许消亡，但是，新的斗争形式又将随之兴起。就此而言，人类离公正和善良有多远，社会运动便要走多远。
胡位均
2008年7月7日
于复旦大学
[1] 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55页。
[2] 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3] 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同上书，第6页。
[6] 同上书，第34页。
[7] 同上书，第30页。
[8] 同上书，第29页。
[9] 同上书，第31页。
[10] 同上书，第30页。
[11]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p. iv.
[12] Ibid. , p. 3.
[13] Ibid. , p. 7.
[14] Ibid. , p. 7.
[15] Ibid. , p. 35.
[16] Ibid. , p. 52.
[17] Ibid. , p. 56.
[18] Ibid. , p. 143.
[19] Ibid. , p. 14.
[20] Ibid. , p. 155.
[21] Ibid. , p. 156.
[22] Ibid. , p. 155.
[23] Ibid. , p. 256.
[24] Ibid. , p. 157.
[25] Ibid. ,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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