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阶级性幻想的破灭

一、改造国民党阶级性的动机

　　苏俄为了防患十月革命后受帝国主义四面包围的危险，急需在远东物色有实力的联盟伙伴。举目中国国内，陈炯明在广东叛乱的军阀行径，吴佩孚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都被联共代表所不齿。
　　经多方选择后，选中孙中山领导有30万人的国民党为其盟友：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郑重的民族革命组织^[1]“孙逸仙是个最亲近我们的。”^[2]他曾致电列宁“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建议“中国革命党和俄国革命党应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3]而且一再表示“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4]这对联共来说，乃是求之不得的一个盟友。
　　魏金斯基认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那么俄罗斯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当时在中国已大量存在可作为未来中俄联盟的必要前提。”^[5]
　　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最后确定说：“只有孙逸仙才可能是俄罗斯的唯一盟友。”^[6]联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他的意见，1923年1月20日授权他来华与孙中山会谈，并发表《孙文越飞宣言》，从此确立了联共与国民党的联盟关系。
　　孙中山经历辛亥、讨袁、护法诸役，屡遭失败，主要由于他联络一些军阀来打另一个军阀，纯靠军事手段，没有依靠群众，这老方法已走不通了。同时他对国民党革命精神的丧失、群众基础的缺乏、宣传工作的薄弱、组织纪律的涣散，上层争权夺利，搞派系斗争，不以党的工作任务为重等状况深为不满。他认为苏俄十月革命比辛亥革命迟六年，建立工农政府，废除帝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又看到“法英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便从“学习西方”转向“以俄为师”了。^[7]并吸收共产党人作为新鲜血液以改造国民党。
　　联共与国民党结盟之用意在于国民党有能力可以领导国民革命统一中国，成立基马尔式的国民政府，作为苏俄依靠的同盟国，以防帝国主义入侵。但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以前政治太软弱，其主要原因由于党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片混乱”。在最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组党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克服这种“混乱”。这种混乱的出现主要由于党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政策，缺乏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纲领，其次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因此必须改造国民党的阶级结构，把工农群众集合在左派周围以帮助它，鲍认为“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老右派与帝国主义相妥协，“左派与右派长期共处是不可能的，分裂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鲍一直坚持旨在“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出党的方针^[8]，这才使国民党能领导革命。所以鲍说：“改组国民党就是为了使它成为中国国民革命领导的机关。”^[9]
　　共产国际着手改造国民党的阶级结构，其艰巨任务下落在中共肩上。当时中共二大已通过党外合作的战略决议。党外合作，两党组织各自独立存在，除了应对临时共同的任务合作以外，互不影响对方的组织，那么谈不上改造国民党的阶级结构。斯大林认为若采取党内合作战略，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与国民党左派合作，排斥右派的资产阶级份子，便可将国民党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阶级的革命联盟，最后排斥动摇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便成为工农两阶级的革命联盟。
　　共产国际首先就要改变国共党外合作为党内合作的战略。共产国际特意作出《给共产国际驻华南代表的指示》。
　　1922年8月29日，马林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上说：“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党。”而陈独秀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人们不应该因为国民党包括了某些非资产阶级的成分，而忽视它资产阶级的性质。”政党是有阶级性的，依其党纲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任何一个党不能代表一切阶级的利益。若与它采取党内合作，中共必失去独立性。马林不顾中共全体中委同志的反对，以共产国际纪律压服通过党内合作。
　　又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决议》给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从此国共党内合作才有条件进行对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共处于一个在野党地位的角色而已。

二、改造国民党阶级性的理论根据与策略

　　（A）改造国民党阶级性理论依据之错误根源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商品大潮冲破中国古老的堤岸，涌入中国大地的每一角落，从此外国资本主义随潮输入中国。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变成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受残酷剥削群众的中间媒介物，充当经纪代理人。同时，它本身是从封建制度剥削中转变而来的，还是与地主、高利贷者、官僚、军阀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通过它操纵的银行、商业系统与地主、高利贷者、军阀、官僚共同搜刮中国农村的农民。
　　而斯大林布哈林却忽视了中国的客观现实，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已产生了“内在的革命性”，对民族解放运动起一定进步作用。因为各阶级忙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国内阶级冲突减轻，从而使各阶级融合在一起，组成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四个阶级的政府。
　　实际上，国际帝国主义在华掠夺与榨取，中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减少，只有向工人农民劳动大众加大榨取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同时它很明了假使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势必提高革命群众的觉悟，这首先便是对它本身的一个危险威胁。
　　“所有这些事实表示出帝国主义压力决不是外部的，机械的压力。它不能将一切阶级融合起来。不，它是一个十分根深蒂固的内部作用的因素，它是加强阶级斗争的，中国的工商业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作的每一个严重的冲突，总带着外国资本与外国刺刀的补充力量。”^[10]
　　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在最初就不是革命的，而是纯然妥协的。赶走或打倒某个帝国主义的经纪人，便回过头来同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妥协，缔结比较有利资产阶级的条约。国民党的希望仅此为止。^[11]所以蒋介石曾进行反对军阀即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战争，这同为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完全不是一件事。
　　谭平山在其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报告，指出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策略：“在外交政策上，他只有完全消极的态度……他愿意只同英帝国主义斗争，至于日本帝国主义，他在某种情况下，是准备同他妥协的。”^[12]
　　斯大林布哈林的根本观念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领导者以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完全背离了列宁在国际二大立下明确的战略路线，因为这一思想立即会开辟民族运动的道路，将国民革命引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路线中，完结了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这不过是将孟什维克主义翻译成中文用到中国政治上去，其结果只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被压迫地位上，又是加上中国资产阶级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重压力，成了承受三重压迫。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就是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愈能保持他的独立，若它对资产阶级愈能戒备，不替资产阶级粉饰，不过份地估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与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和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则由革命所得的结果，（这是资产阶级无可奈何的）才更充分，更坚决，更无可疑义而更不易动摇。”^[13]
　　（B）改造国民党阶级性的主观性策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与“左”派合作支持和利用左派打击右派。鲍罗廷于1924年7月18日给瞿秋白的信中提到：“我还希望组织国民党的左派运动。确实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必须这样做。我认为，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必须尽快办报纸，它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国民党的所有左派力量将聚集在它的周围。但这不是全部工作。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因此很少从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的工作……对于往右派和左派之间加楔子也有很大好处。”^[14]
　　共产国际实施“楔子工程”的具体方法：
　　（甲）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应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为了打击右派，必须在国民党中“形成左派，而与之密切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15]1926年12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要“改善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势力发展……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并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要使左派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互相结合，充分发表意见，掌握一定的党政权，才有力量。”^[16]鲍罗廷也“认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提出左派首领，使左派首领获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17]
　　（乙）利用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联合形成的群众占多数以取得政权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不仅能增强力量打击右派，并且可以形成多数，因为中国政权是在国民党之手，便以为可以藉此多数而取得政权。换言之，他们以为仅只用国民党大会上之简单的改造方法便可以将政权从资产阶级之手转给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认为：“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组织。同时极力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现群众的民主选举，渐次推翻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以至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转变成工农政府，这就是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18]
　　这完全对资产阶级政党之“党内民主”抱着幻想：要知道资本官吏印刷报纸军队等等，都在资产阶级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有权力的统治者。假使这些“十分之九”的左派不侵犯资产阶级的军队官吏报纸资本的时候，资产阶级上层是可以容忍的。资产阶级以这些强有力的工具，不仅使党内之“十分之九”的党员服从它，而且使全国国民受制于它，哪能允许下属群众改选它的领袖。

三、改造国民党阶级性的实践过程

　　共产国际对改造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阶级性，是由四阶级的革命联盟转变为三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再进而转变为两个阶级的革命联盟，采取逐步分阶段的改造，现分述于后：
　　A、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阶段：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国民党内部本已存在矛盾尖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旦共产党人加入，依上级指示扩大左派，拉拢中派，打击驱逐右派的方针，势必引起右派的不满，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及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发现1923年8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和1924年4月印发的团刊第七号，内容主要涉及中共党员表面上发展国民党，同时在党内发展共产党党团组织的活动有碍本党的发展等。经国民党中央审议否定了“弹劾共产党案”。
　　1925年7月份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二本书构成完整的“戴季陶主义”反动体系，给右派提供了反共的思想武器，也为蒋介石最后叛变革命作了重要理论依据。
　　老右派受到戴季陶反动思想的影响，乘中山逝世无人约束之机，在北京西山召开未到法定人数的中执委会，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建议排斥中共党员出党。
　　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宣布西山会议纯属违法，决定永远开除该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附和者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如霖、张继等12人，予以书面警告。对于戴季陶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未经中执会之许可，大会给予恳切训令，促其猛醒，切不可一误再误。蒋介石与鲍罗廷对“党务整理案”协议交换条件是鲍罗廷同意，蒋介石答应采取进一步打击右派，赶走吴铁城、孙科与伍朝枢等，通过这一系列对老右派的反动言行的斗争，暂时取得一定的胜利。
　　大革命后期跳出以蒋、汪为首的新右派集团，完全与老右派不同，是难以对付的毒辣对手，主要原因有几点：
　　（1）老右派没有枪杆子，仅凭借议会手段来弹劾，或以反动理论来攻击，当群众起来以革命力量压倒他们时，就可和平的驱逐他们。而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汪精卫背后也有唐生智的第一集团军来撑腰，他们依照“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政权”的原则来行事，若以对付老右派的方法是行不通的。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为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等职，但仍保留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后来四·一二政变说明只要他还掌握武装力量，是对付不了他的。
　　（2）掌握国民党的大权的老右派的反苏反共的声调和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是一致的，得不到人心，受到一切革命者的反对。而蒋，汪等人大耍反革命两面手腕，既联苏又反苏，既联共又反共限共。他们很像一条变色龙，随着客观环境的需要骗取苏联的援助及群众的支持等，随时变化而呈现不同颜色。1926年2月15日—17日鲍罗廷就中共政治局使团在联共（布）会议报告上还说：“我们在广州好像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始终是最忠诚最积极的左派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和湘军谭延闿是极左派领袖^[19]。”那时蒋还抓不到实权，显出特别左派色彩。3·20事变后，他捞到党政军大权，便从中派变成新右派。以后又发生拥汪联唐，蒋的地位仍未稳，乃于9月中旬，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帮助维持总司令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极力表示左倾。北伐军一到南昌，战局底定，开始通过帝国主义及军阀使者找到投靠的背景，便唱出清共新右派的声音。他放出的政治烟幕，不仅得到新老右派的喝彩与支持，而且迷惑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视线，甚至中共与共产国际领导也识不破他反革命的庐山真面目，以致过分拔高了他的革命性，而又低估了他反革命的能量，上了他的圈套。
　　再举例说明蒋耍弄两面手段的精彩把戏。当鲍罗廷和第一批由广州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昌停留时，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假惺惺地发表演说，表示热烈欢迎：“…鲍顾问，因为他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今天我特代表三千万江西民众的意志，欢迎世界革命领袖！”^[20]但鲍离开南昌到武汉以后，1927年2月26日蒋在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决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自动撤回代表鲍罗廷。”^[21]就发动“驱鲍”运动，意在反苏。
　　蒋在1927年2月间在南昌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杀气腾腾地要对共产党开刀，猛叫“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22]并表示一定要制裁共产党。枪杀江西省工会主席陈赞贤，捣毁南昌市国民党党部（左派）等。另方面，他又伪装要继续“联共”，声称“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扶助共产党方面”，“两党一定要奋斗合作到底”。^[23]以吸引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为北伐前线卖命。
　　蒋介石在联共的同时，更注重反共和限共，向中共步步进逼，寸权不让的策略，以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绞杀革命。
　　（3）而共产国际把统一战线看作高于一切，当蒋以破坏统一战线相要挟时，共产国际便限制中共发动工农群众运动。如鲍罗廷在处理“党务整理案”时，未经中共同意，便作出原则性让步，使中共党员失去在国民党内独立活动的余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恢复中派（指新右派蒋介石等）和左派的联盟，维护国共合作关系，从而摆脱老右派的影响。1926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限制工农运动以迁就右派的要求，以致最后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B、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阶段：
　　斯大林为了掩饰4月5日还赞扬蒋介石是忠心反帝国主义的，我们要利用他像挤柠檬一样的榨干后再丢掉的幻想的破产，对外大肆宣扬“联合战线由于大资产阶级的退出反而强大而坚固了”，“使国民党失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从而使革命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武汉国民党和政府已经转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府了。他写到：“蒋介石的政变表示从今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这件事表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由于进行坚决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在事实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我们必须采取）……集中全国权力于革命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从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政策获得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4]
　　布哈林也认为出现两个营垒，“一个是本国大资产阶级同部分封建主和外国资本的联盟，一个是工人，农民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90%。他又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国民党中执委中大部分人属于‘左派’政府。这个政府毫无疑问会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军队的大部分拥护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政府，但是比这更强大的是阶级斗争的逻辑，是反帝斗争的逻辑。”^[25]
　　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并不是斯大林布哈林那样设想是中国南方的一个革命中心，完全是由工农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联盟，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分子已排除出去。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特别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26]就连一向在武汉工作的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一文中说：“蒋介石的脱离不等于完全除掉了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国民党已成为以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政党，把整个武汉集团都看作左派是错误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这些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组成，他们对国民革命抱有公开敌对的态度。”^[27]
　　华岗亲历大革命的战斗，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了若指掌，他在《中国大革命史》中论述很清楚，他说：“分裂并没有在武汉使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得到清楚的表现。相反的不仅资产阶级的权利，就是地主和豪绅的权力也仍然存在。后者特别握有大权。武汉内部的冲突和南京内部的冲突有其同样的社会性质，即工农的民主革命反对豪绅和地主阶级。武汉内部的分解甚至已经开始于武汉政府完全组织好之前。”^[28]
　　1927年春，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有之只有实际上代表同一阶级力量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同行劲敌而已。不管其急进领袖运用的辞藻为何，武汉的左派之资产阶级性及反对土地革命丝毫不下于南京的右派，也即是说前者的罪恶不下于后者。
　　这完全是斯大林布哈林迷信马尔丁诺夫国民党四阶级的革命联盟会改造为三阶级的革命联盟，迫使共产党和武汉左派领袖建立联盟之后，便以为自己在武汉实现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了。实际上这些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所谓民族或大资产阶级的关系，比之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更是无限的密切。
　　C、工农两阶级的革命联盟阶段：
　　斯大林所说的武汉革命政府，将在最短时期内变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即工农两阶级的革命联盟，怎样转变的呢？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上文第二节B（乙）已说明以占多数90%工农力量经过民主选举将叛卖的小资产阶级排出于联盟之外，但有人还否认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作用。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说：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有人过低估计汉口政府否认其现实性，否认其伟大的革命作用，此观点是错误的。汉口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由他们的阶级成分看来，不仅代表农民，工人的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因此，汉口政府（他是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尚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但是他正处在走向这一专政的道路上，它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丧失了它的暂时走着同道路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克服了叛卖，将不可免的朝向这个专政发展……”^[29]

　　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所指有人对武汉政府认识错误，如姬塔罗夫在联共五大上演说：“……人们忽略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即资产阶级虽然退出革命，武汉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在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当中，此事不被了解；他们对武汉政府怀着幻想。他们视武汉政府差不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一个偶像，一个模范。”^[30]姬塔罗夫此话指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忽视武汉政府的资产阶级性，幻想它是一个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专政的偶像，恰好说中了执委会领导的错误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幻想在短期内实现武汉政府的“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三阶级的革命联盟”转变为“工农两阶级的革命联盟”，通过了紧急决议（史称五月紧急指示）下达中共，其要点为：（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3）“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31]
　　从指示第（2）点看，上面第二节谈到改造国民党的阶级性，党内占90%以上的工农及左派国民党的群众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新的工农群众领袖来撤换国民党中央中动摇与妥协的某些老领袖。国民党中央资产阶级官吏掌握着大权，党内民主窒息，那能容易允许以民主方式来撤换他们呢？况且撤换中央领导人须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武汉政府是依靠上层不可靠而操军权的将军来撑腰，它不会出资创编几个军的工农武装队伍来清除他们自己，受唐生智庇护的许克祥、夏斗寅会允许有声望的国民党人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来审判惩办他们吗？土地革命领袖汪精卫会允许下层农民协会来夺取武汉政府官员军官及其有关亲属的土地吗？荒唐的“五月紧急指示”是斯大林“工农党”幻想的必然产物。指示根本无法实施，也就说明斯大林所设想的武汉政府为工农民主专政是一座空中楼阁。
　　因此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婉转地覆电说：“中国共产党要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民主专政。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32]陈始终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不可改造。”
　　罗易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将指示传给汪精卫，汪看后怒不可遏，提前追随蒋的“四·一二”的政变来大屠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来自马尔丁诺夫的斯大林中国国民党是“工农党”的神话破灭了。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追述说：“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33]陈独秀抱怨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本来在党外可以执行，在党内却一筹莫展。

四、中国大革命扼杀在斯大林对国民党阶级性改造的幻想中

　　布尔什维克历史上与民粹派的斗争中就出现了“工农党”理论的争辩。孟什维克理论大师马尔丁诺夫继承了民粹派的说教，创造了四阶级联盟的理论，斯大林视他为神灵，对其学说加以改编，1924年提出“工农党”的公式。斯大林就依照这种理论将国民党四阶级联盟转变为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三阶级联盟再转变为工、农两阶级联盟，借助工人或农民的假面具来掩盖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真面目的魔术把戏而已。
　　陈独秀早已洞悉它的欺骗性假象：在西湖会议上他揭穿马林所说国民党不是四阶级联盟，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等人急于要退出国民党而谋独立，而斯大林认为革命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统一战线更强大巩固了，逼使中共继续加入武汉政府；武汉时期阶级矛盾激化，国际为了要贯彻工农民主专政而下达荒唐幻想的“五月紧急指示”，陈覆电：“难以短期实现”，被斥为拒不执行。
　　中共这些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斗争，由于被共产国际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制而导致大革命失败。这与俄国十月革命，由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反对联孟什维克投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完全成反照；因而中国大革命只能作为十月革命的反面教员而告诫世人。

注：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辑：^[2]154 ^[4] 166 ^[5] 76 ^[6] 172 ^[8] 356-357 ^[14] 311-315
　　第二辑：^[19] 116-119
　　第五辑：^[27] 436
　　第六辑：^[11] 311 ^[12] 310（共产国际第7次扩大会议大会记录第1卷406页） ^[13] 312 ^[24] 80-81 ^[25] 74-75 ^[29] 581

^[2] 叶尔马舍夫《孙逸仙》莫斯科1964年出版 ^[3] 211 （转引自向青《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2页）

^[3] 《在广东旅桂同乡欢迎会的演讲》《孙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7] 507

^[4] 《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9] 90

^[5] 《二大与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55

^[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15] 264

^[7] 《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卷一第七节《可靠之路》 ^[10] 53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1] （一）93-94
　　^[16]（二）394 ^[17] （二）400

^[9]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9月 ^[18] 308

^[10] 蒋介石《南昌市民欢迎革命领袖大会演讲词》《世界革命战线》《蒋介石的革命工作》第四辑上海太平洋书店 1928年 ^[20] 81-82

^[11] 《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 ^[22] 28页

^[12] 《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中华书局1927年^[23] 127页^[20]、^[22]、^[23]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第298-299页]

^[13]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 68

^[14] 《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26] 165

^[15] 伊罗生着《中国革命悲剧》和记印刷有限公司 1973年6月30日 ^[30] 276-277

^[16] 华岗《中国大革命》春耕书店1931年7月 ^[28] 第五章第二节

^[17]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8月 ^[31] 381-382

^[18] 《罗易使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32] 324-325

^[19]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3] 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