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三章 “四人帮”
中国报刊，在一九七六年整个夏天，为毛泽东临近的死亡作好准备。主席停止接见外宾，报上的相片显示他愈来愈衰弱。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后，悼词从各地倾入，这是前所未有的。有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许多衰悼词来自世界帝国主义的领袖以及军人独裁者。外国的毛派以最夸张的言词来颂扬他。美国出版的《每月评论》写道：“毛泽东无疑是列宁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及革命家。日后的历史也许会认为他比列宁更伟大……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毫无妥协地献身革命”[1]；基辛格的不同评价则是，赞美毛“在互相信任、了解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华盛顿建立了持久的关系。”[2]
根据北京的报导，吊唁者包括伊朗国王、甘地夫人、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法西斯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人独裁者。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政权还宣布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因为北京在一九七五年借了超过五千万美元贷款给智利。
毛的尸体还未寒，官僚层就发动攻势，粉碎他的亲信，摒弃与他的名字联系着的政策。
十月六日或七日，四名高级党领导人（全是政治局委员）被软禁起来。他们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江青是毛泽东遗孀；王洪文于一九七三年十大上被毛擢升为党第二副主席；张春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文革时毛在工业大城上海市的主要干部；姚文元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负责人，是一九六五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阐释人。毛的侄儿毛远新及女儿李纳也被补。
十月十二日，中国宣布华国锋被委任为中共主席，但是谁委任他还是个谜，因为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召开，而且在三年前选出的二十一位政治委员中，经过整肃及死亡以后，只剩下十二人。
资产阶级报纸形容这个政治局面的转变，是华国锋为首的“温和派”战胜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这两个名词是不正确的，它们不但不能澄清问题，反而使问题迷乱。毫无疑问地，这个整肃—有人称之为政变—牵涉到政策的分歧、个人的冲突及权力的争夺（这些问题将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一章中讨论）。毛嫡系如统治集团中的敌对力量之间，真正分岐非常复杂；如果事先就假定毛嫡系代表左派而华集团代表右派，这样的分析就不会客观。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集团既不是群众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中共内部大的政治派系，因为在中共党内没有组织政治倾向的权利。没有讨论不同纲领的自由，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报纸所指的“激进派”不过是由毛泽东及他的小圈子所代表的在文革中崛起的党中央领导层而已。在毛死前，华国锋也属于这个派系。毛死后不久，华才突然转变立场，倒戈下令逮捕自己派系的其它领导人。所谓“温和派”事实上是文革前的刘邓派的残余分子。一九六六年以后，这些干部能重新获得党内高层位置的原因，就是向毛的个人权威投降，悔改过去的“错误”观念。因此，在毛去世以前，他们只能秘密地结成一个集团，不能公开地以具有政治纲领的派系出现。毛派需要他们的技能与经验，但却蔑视他们，使他们经常受种种的羞辱。
这群几乎无法容忍的官员的真正领袖是邓小平，不是华国锋。这群人极得周恩来的支持。以下两个事实证明了这点：（一）新政府最近发动对周恩来的个人崇拜；（二）在“四人帮”被捕后，新政府大量揭露周的同僚及好友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间受迫害的事实。
这个“激进派—温和派”的名称，是来自西方报纸，它在毛最后几年统治时，把毛派所击败了的党内敌对力量称为“温和派”，把毛派领导层本身说成“激进派”。因此“激进派”听起来就比“温和派”高超一点，左一点。
照他们的说法，“温和派”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支持者，是官僚特权的保护者，是“法律与秩序”的提倡者，而且还是实用主义的工业化的鼓吹者。这说法与事实相差不远。但是“激进派”这个尊称却陷入毛派的自我形象的领域了；“纯正共产主义”的保护者，工资均等论者，群众参加政治的提倡人，以及发扬革命热情的战士。
这些恭维的词句与毛派当政的真正记录并不符合。这些词句顶多是把毛嫡系所特有的狂热主义和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加以几乎不可辨认的理想化而已。当我们愈仔细考察毛派当政的实际情况，我们愈觉得资产阶级报纸所用的“激进派—温和派”这些名称的不恰当。除了毛派用“激进派”这个名称自赞以外，西方报纸用这个名称还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以它来描述毛派的滥用权力，其目的是破坏真正激进主义者的令誉。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用这些无用的名称，而直接考察失势的“四人帮”的记录。这些记录证明他们自称为代表中共左派是不合事实的：
先谈江青。江青原是电影明星，一九三九年嫁给毛泽东。她在一九六四年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党的公开职位。一九六五年她是中央策划把几乎所有的名演员、剧作家及电影导演赶出电影界的主持人物。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指派陈伯达及江青分别为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
她是把毛泽东的敌对人物排出党领导层的主要人物之一。毛政权习惯用民主的词藻鼓动红卫兵起来反对刘少奇，江青就是这个行动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文革中最出名的行动，就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的会上，宣读毛泽东的指令，要军队向不听命令的“群众组职或个人”开火。这就是毛派击碎红卫兵学生及工人运动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当时红卫兵的运动已经超过了毛政权的指示，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甚至于怀疑毛的智慧问题。
从那事件以后，江青就成为中国的文化政委，对电影、戏剧、文化、音乐、以及教育，定出全国性的政策。她这个权威性的任务，可以与一九四零年代后期窒息苏联文化的斯大林的亲信日丹诺夫（ARDRLI ZHDANOV）相比。
中国出版的刊物，在一九六零年有一千三百种；在文革开始时，减少到六百四十八种；到了一九七三年只剩下五十种。出版的书藉只限于毛的著作、技术手册、党的政治小册子，与几本大都由委员会共同创作的，只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电影事业可以说完全停顿，在那几年里，只拍摄了几部纪录片及八部由江青亲自改写为更“政治性”的“样板戏”。
在教育方面，大学已关闭了五年，虽然在一九七二年重开，但是学生少了很多。大学入学的人数，在六十年代初，有九十万人；但在一九七六年初，只有五十万人—这是一个已有九亿人口的国度里！除此以外，上课时间已从五年减少到三年。在这三年中，还要化一年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另一年研究党的文件及毛的著作。学生是因政治忠诚被党选进大学的。
其次谈王洪文，王洪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他只有四十多岁）。王是毛派要在文革中培植的质量的典型。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他是上海一间棉纺厂的警卫人员—所以西方报纸说他是个“工人”。他于一九六六年被上海的毛派指派为工会领袖。他与其它工会领袖主要的不同点，就是他曾无情地镇压工人们所发动的要求增加工资及减低工时的罢工。
张春桥，像王洪文一样，也是文革中在上海窜升的一个党领导人。当时他比王的地位高，所以他在打败当地的刘少奇派，及用武力镇压比毛派左的独立的工人运动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当“上海公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创立后，他是粉碎这个较民主机构的主要人物之一。
姚文元，是文革以来独揽新闻大权的人物。他于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间在上海发迹，是毛派在反对“资产阶级代理人”刘少奇的运动中最擅于辱骂的发言人。在文革十年中，姚写的文章，在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以及鼓励对毛的个人崇拜方面，是最偏激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毛倒台的十年前，姚文元自己提出要穷追每一个批评毛思想的人，说要“打死那些野狗”。[3]但是他的保护人一死，受过同样训练的华国锋要叫全党起来“碰碎这四个狗头”。[4]
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四个“激进派”并不比推翻他们的人，或者被他们指责为“走资派”的人，更左。在他们被整肃以前，他们每人每月的薪俸是四百元人民币，比一个不熟练工人的待遇大十三倍。在他们倒台以后，从对他们的指控中，我们得知他们的特权远远大过他们的薪俸。虽然邓小平于一九七六年被指控为利用国家资金在北京郊外盖了一幢大厦，但从对毛嫡系的指控中，我们得知，他们所挪用的国家资金更大得惊人。譬如新华社的一则电讯说：
“江青在颐和园中占有两幢别墅。无论甚么时间她在那里睡眠，一定要完全安静。附近机场的飞机要停飞。生产队不许用广播器，还要派人到山上林中把鸟赶走。颐和园的园丁咬着牙齿，恨道：当年慈禧太后独占颐和园，现在江青大队人马一来，整个公园要关闭。他们一下子要茉莉花汤，一下子又要茉莉花饭。他们要吃新鲜的冷盘。江青不要吃冷的西瓜，爱吃新鲜的鲤鱼。吃喝以后，他们不付钱就走，或付一点点钱。要他们照市价付钱，他们就不高兴，甚至要骂人。”
[5]
“‘四人帮’……滥用公款去盖奢侈的不必要的建筑物，无耻地挪用国家资金和材料，其不择手段的程度使人几乎难以相信。例如，王洪文去年在上海住了四个月，就化了二万三千元人民币。张春桥也是挥金如土。他有一次为了‘四人帮’的享乐，未经上面批准，就准许输进值一千五百万元的影片五百部，借口说‘要在艺术及技术上向这些影片学习’。”
[6]
就那些“温和派”来说，当毛尚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任何官员对所谓“激进派”的政策公开表示异议。事实上，华国锋的擢升与“四人帮”过去的擢升非常相似。在他一九七六年春天被委任为总理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五年前他是个毫无名望的湖南省委。当他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任为党主席时，中国报纸还没有揭示他的年龄、出生地和在党内的过去记录。
华是在一九七一年被调到北京帮助排除党及军队内的林彪余党时，才崛起到统治高层的。由于这个经验，他于一九七三年被选进政治局，一九七五年被委派为秘密警察的头子。
※ ※ ※
“红旗在祖国山河各处飘扬，八亿人民脸上充满了欢欣。近日来，数亿人民在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的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他们欢呼党对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篡党篡国阴谋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愤怒地谴责‘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北京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社论）
[7]
更荒谬的是说，江青是个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分子”。这个说法只使新政权失去信誉，只使人怀疑政府发表的一切意见，是无法独立地证实的。
中国政府一点证据都没有提出来，也不准许被控的人替自己辩护，更不允许国内人民提出使当政者为难的问题。当整肃的消息被报纸证实的那天，即十月二十二日，北京每家报纸的大标题都是“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四人帮”所受的待遇，就跟他们过去对待刘少奇、林彪及其它高级的替罪羊一样。
即使中国政府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但它所画的图画，一点也没有工人民主色彩。十年前，国家主席、总参谋长、党总书记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党主席剥夺了职位，而且被指控为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特务。党主席指派了一个新的继承人：林彪。这个人起先受到几百万游行群众的欢呼，但不久以后终于在逃奔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他死后才被谴责为图谋暗杀党领袖。
这事件过去后，过去受辱的“走资派”、党总书记邓小平恢复职位，被委以军国大任，但上任不久以后又突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复辟派”。最后，领袖终于死了。他一死，他的妻子及最亲近的战友被发现要图谋破坏他们所服务的政府。
这些利令智昏的诡计，秘密的阴谋及叛逆的出卖，在过去封建的朝廷上，都不常见，何况是在一个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事件呢？
事实上，中共统治集团为了彻底消灭被打败的派系所用的老套的谴责名词，并不是要说服人家，或者使人相信。他们的目的，是使官僚层的决策中心，下层党员及工农学生，与群众隔绝起来，使后者除了替胜利者盖图章以外，不能执行任何决定性的任务。
华国锋排除江青及其它“四人帮”的方法并不新鲜。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中，早就使用过这个方法。当时的苏联官僚层，像目前的中国官僚层一样，不但要毁灭官僚层的政敌，及最高仲裁人在官僚层内潜在的竞争者，而且要使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士气。官僚层不让受整肃的人有政治辩论的机会，官僚强迫群众赞同明明是假的指控，就是要传布一个简单的讯息；如果最有权力的人因领袖的一句话就能倒台，而且不管官方的断言是如何没有根据，也没有人敢讲一句话，一个批评政权的普通工人，那里会有成功的希望呢？
毛泽东最会用这些方法来控制中共和国家机构。他特别着重斯大林曾经在三十年代短暂地用过的一个方法：召集在党的紧密控制下的群众大会、群众游行、及无数次的地方会议，来使他的政策合法化，而且在他的政策上盖下群众赞成的印章。
过去十多年来，许多人民中国的观察家看到了人群的规模、“讨论”会的频繁、及他们所产生的表面一致性，于是就得出结论说：毛的政策，在某些基本方面，比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民主得多，革命得多。这个印象被下列事实所加深，即毛与斯大林不同，因为毛是在一个大革命中领导了他的党。同时一九六零年所表面化的中苏争论，表示中国是独立于克宫。这个事实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已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象征。
最近的整肃对这个问题极富教育性。追溯它的发生经过，更能揭露中国官僚层的结构。
在这四个人于十月六日被捕后的几天中，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胆敢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提名自己的候选人来继承毛主席；有的说，他们假造毛的文件；有的说，他们图谋反对华国锋的政变。一直到十一月，政策的分歧才揭露出来。
在开头，华政权对整肃事件保持沉默。当西方外交官及记者询问时，也只回答“没有意见”。但是，十月十五日，大字报在几个大城市贴出来，指名骂这四个人。
这些大字报，甚至以一个曾使它的高级领导人们被黜与受辱达十年之久的政权的标准看来，也是放纵的。上海的大字报要求：“碰碎四个狗头”和“绞死四人帮”[8]
在官僚层的宣传武器库中，大字报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它是群众运动的神秘气氛的一部份。它让工人或学生在一份手写的刊物上，对地方上的小问题发发怨气。它是初露头角的干部向上司表现自己解释党目前运动的能力的一个工具。它是匿名指责工厂、公社或学校中“闹事者”的理想方法①。在大整肃运动中，它可以使政权在没有正式批准或解释以前，先提出罪名。
① 在各种社会基础上的反动政府，包括死命抓住工人国家政权的特权官僚层，总要盗用一个大众化的或激进的名词，来掩蔽其统治机构的本质。在法国及意大利，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用“急进XX党”为党名。在半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群众的期望较高，资产阶级就用极好听的名字如国民革命阵、社会主义人民联盟等等来掩护他们的政权。
在苏联，“苏维埃”的外壳虽然存在，但已不是一个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以其政纲来争取群众支持的革命工人议会。在中国也一样，集体农场被称为人民公社，地方政府被称为革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都不是它们的名字所内涵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机构。对这些机构，如用新的名称，则很混乱，如老是把现有的名称摆在括号内，则很麻烦，读者应该记得，中国的所谓公社和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官僚统治机构的小单位而已。
在读大字报时，没有人能够确定某一个特定的主张到底是官方的路线，抑或是某些地方党官夸大的即兴作品。对政府最有利的是，大字报运动发动了以后，政权可以说日后的行动是群众所要求的。当然啰，反对目前路线的大字报会很快被撕掉。如果大字报作者能被找到，就会被抓走。
紧接着大字报之后，就是反对江青及她的同党的游行。从这些事件的庆祝气氛看来，“四人帮”在官僚统治层内外都树立了很多敌人。华国锋可选对了目标。
※ ※ ※
中国斯大林主义的法律制度与苏联早期列宁时代的常规不同，与中国宪法规定的程序也不同。惩罚是最先，裁判其次，最后才是控诉。通常是不提供证据的。
在“四人帮”这个案子中，四个高级党领导人先被关禁起来，他们的职位都被免去。然后群众被召集到街上游行去宣布他们有罪—到底犯了甚么罪，政府、党或报章都还没有指出。
由政府和党组织起来的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游行了一周以后，中国的报章才注销一个官方的指控。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了一篇标题为“一个老牌的投降派”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四人帮”之一，副总理张春桥，为“蛆虫”，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一篇书评，但是一点都没有提他最近做的事情。在这篇文章里，甚至他的真名都不用，只用他四十年前的笔名。
十月二十二日，在这四个人被捕两星期以后，中国报章才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报上注销了两个口号：一是“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委会及中共军委会主席”；另一是“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篡国阴谋的伟大胜利”[9]这个指控就是五千万个游行者喊出“有罪”裁决的唯一证据和最详细诉状。
自此以后，中国各地的报纸登载了几百篇文章，尽职地报导有多少人已经“热烈庆祝”这两件事。所发表的几百篇演词及访问记中，每篇都说这四个人要“篡夺党国大权”，所以他们的“滔天大罪”应当受重罚，但是没有一篇提出详细的情形。
叫人民到街上谴责他们所痛恨的真正滥用权力的官员是一回事。但动员几百万人去谴责某某人要秘密计划一个既无详情又无其它证据的阴谋，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不但在审判以前，而且在宣布罪状以前，就要求裁决。
江青现在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惩罚她的制度是她帮忙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当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推翻了官僚层争取到工人民主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理由来虚构罪状。官僚们无疑会得到比他们自己之间所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案中，虚构了他的受害者参加阴谋的详情。这个谎言被缺席的主要被告，里昂·托洛茨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托洛茨基收集了许多文件，证明斯大林的虚构完全是罗织的，这就暴露了官僚层永远洗不掉的丑事。
斯大林的中国门徒，从那个经验里得到教训。不幸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教训，即，如果把指控弄得暧昧不清，就比较难于反证它。中国报纸发布了第一批未被证实的所谓“篡权”的控告后，以后的指控就越来越不象样，距离十月初真正发生的事越来越远了。
有一个报纸的电文说：
“王张江姚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当权就表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及法西斯主义者的当权，以及资本主义的复辟。”
[10]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打红旗反红旗，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他们在无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最后变成狗屎一样的脏。”
[11]
“他们任意干扰破坏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他们是混入革命队伍的“蛆”……是戴红帽藏黑心的反革命分子。”
[12]
中国领导层颢然依靠一句老谚语行事：甚么棒子都可以打狗。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个“罪名”是没有实行“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伟大批邓斗争”。一年以后，她的罪名变为她批斗邓小平。对历史真理感兴趣的人们，不会重视这些。但是，也许值提一下的就是：华国锋政府在排除了“四人帮”以后，在一九七六年，还说是毛亲自下令整肃邓小平的。
对受辱骂的政治局成员的攻击，不久就从单纯的破坏人格，转变到主要政策的分歧。讨论的不公开证实了中国缺乏民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在群众面前公开讨论政策的分歧，并邀请群众参加这个讨论—更不是群众自己控制出版事业，且通过工人会议等机构使他们的代表表达他们意见的真正民主讨论。那时发生的事，很明颢地是，在当权的政治局成员之间举行一次秘密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就作为既成事实交给群众和党。过去那条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相等同的路线，就被打成为“反革命路线”。
但是，华国锋及支持他的党政官僚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实行他们的转变。在这种掩护底下，中国的新领导层，承认文革的“政治挂帅”路线，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挫折。他们开始重新拿出许多刘邓的经济口号来代替“政治挂帅”的路线。这些口号在过去一段长时期被中国及全世界的毛派指责为“苏修”及“资本主义”的思想。
政府亦明白地暗示，现在毛已死，毛的严峻政策要被抛弃，而且文化及艺术将会解放了。
过去受过毛侮骂的回朝派开始报复了。毛还活的时候，他们不敢行动。现在毛死了，他们就可以“翻案”了。
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宣布：
“‘四人帮’忙于搞阴谋鬼计及分裂，顺者昌，逆者亡。‘四人帮’多年来对党及人民犯下无数的罪恶，失去了全民的支持，已变得极端孤立。现在，全国都庆祝他们的倒台。”
[14]（着重点作者所加）
这是了解整肃意义的主要关键。在毛还活着时，没有另一个“急进”派；只有毛的总指挥部。这就是为甚么毛从来没有批评“四人帮”，而“四人帮”只在毛死后才被免职的原因①。这四个人在党的最高层占据了特别的位置，因此，不但群众恨他们，连很多干部都恨他们。毛利用他们作为他自己与文革末期所遗留下的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之间的缓冲物。这四个人扮演了所谓厨房内阁的角色，这个厨房内阁是由在党内没有任何独立基础的亲戚、随从及无足轻重的年轻人所组成。毛的周围只有这些人。
① 北京化了很大的气力证明毛至少在他死前的两三年是反对这四个人的。为了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引了一些句语。不管这些句语是真是假，令人惊讶的是，在毛尚活时，他们从未公布这些句语。毛批评邓小平的话更苛刻，但都在报上发表了。批评这四个人的句语只是“不要搞四人帮呀！”，“不要挑剔”，“江青的演词不好，不要发表”，“江青有野心”等等。
甚至从表面上而且从脱离了原文句语看来，这些句语没有表示毛与这四人的政治关系的决裂。顶多不过表示毛惯于在他的内圈里对他底下的人作尖锐的批评，而且反对给江青太多党内的权力。
这四人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没有一个在党内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上升是如此的快，以致邓小平嘲笑他们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所以，没有毛的保护他们就很快垮台这个事实，就不怎么令人惊奇了。
他们倒台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与毛有分歧，而是他们与毛的路线太一致了，所以一旦政策来个大转变，他们的位置就保不住。
新政府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以后公布了“四人帮”的罪状，但是新政府并（没有）控诉他们企图在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夺取政权，只谴责他们在过去十年中滥用权力，换句话说，就是谴责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及日后的邓小平，指责前任政府以空洞的革命口号代替严肃的工作，因此几乎把经济搞垮；指责前任政府大量地削减高等教育及歧视科技人员，使工业化计划受到损害；指责前任政府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当作资产阶级享受主义的思想，因此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指责前任政府对政治上及社会上持不同意见者迫害之深，使工人及低级干部的士气变得极为低落；指责在毛统治之下文化及艺术事实上已停止存在。
官方报纸现在描写文革以来的中国是无能的狂热者管理下的警察国家。这些狂热者烧书、奖励无知的人、惩罚追求知识的人，甚至对于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内追求知识的人也要惩罚。
这些事实的揭露在开头是很抽象的，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秋天，慢慢地由一大堆的特殊例子来证明。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毛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国家的可怖情形。虽然毛现在还被崇拜为全国的偶像，这些被揭露的事实的总和，接近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罪恶的演词的程度。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报纸提供了毛派所宣传的政治挂帅的真正内容。安徽鞍山钢铁公司一位老钢铁工人批评“四人帮”说：
“斗争经验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即是：仅仅空喊革命口号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及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
[15]
“反党的‘四人帮’总是要不择手段地破坏生产。他们乱骂我们“唯生产力论”
①及“不要政治挂帅”。事实上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在向我们发射唯心玄学的毒箭，以达到他们欺骗群众、篡党篡国的目的。”
[16]
① 所谓唯生产力论是在文革中首次提出。这不但是批评刘少奇，而且是批评整个马克思主义以客观条件及物质现实占优先的理论，根据毛的意思，这理论会导致宿命论、以“生产”代替“阶级斗争”、及资本主义的保持——或复辟。毛派没有指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但官方文件说考茨基、托洛茨基、“苏修”及刘少奇是这个理论的提倡者。
毛好像是在中苏分裂时发展这个观念，作为——在心理上——克服在中国境内单独建立“社会主义”所面临问题的一个方法，他对于这个观念的最直率的解释是在他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教科书所作的批评，在一九六七年文革时非正式地在中国出版，在那本书中，毛写道：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引自“纽约每月评论”1977年9月号第7页，中文原文采用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333至334页）。
毛在这里漏掉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以后，贫穷和缺乏先进技术对特权官僚层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历史证实了列宁，不是毛泽东。
人民日报将这些指控一般化：
“‘四人帮’猖狂地提倡玄学。他们别有用心地以革命对抗生产、以政治对抗经济、以阶级斗争对抗生产斗争、以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反对提倡生产和建设。这不但阻碍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会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事业。根据他们的逻辑，‘卫星上天’，红旗就会‘落地’：假如八亿人民要这样‘革命’，他们只有喝西北风。”
[17]
无疑地，在中共高阶层的十年派系斗争中，除了经济生产的问题外，尚有其它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以后几章中会讨论到。这里要稍为讨论一下的问题是，现在的北京政府对于前任政府所说的许多话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很多话显然是夸大了的，或是为了派系目的而伪造的。但许多话可以被其它独立的资料所证实；如果不能由其它方法，那末，由邓小平的出场、下场、最后又出场的政府所定次序的戏剧性突变中，也可以证实。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失败，因此把那些与莫斯科的计划方法和程序最有关系的干部赶出党领导层。这些倒台的官员现在都已回朝，他们就对可称为经济发展的“毛派模式”，加以判断，但是，若要判断双方的谁是谁非—以及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必定要与中国国有化经济的实际经验对照起来考察才行。本书的第二部份，企图对中国的经济作一个初步的结算表。
[1] 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1976年10月号。
[2] 纽约时报，1976年，9月10日。
[3]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31日。
[4] 纽约时报，1976年10月16日。
[5]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1月23日24日合刊。
[6] 同上，1976年12月17日。
[7] 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8] 纽约时报，1976年10月16日。
[9]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0] 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1] 同上，1976年10月24日25日合刊。
[12] 同上，1976年10月26日。
[13] 同上，1976年10月26日。
[14] 同上，1976年11月10日。
[15] 同上，1976年11月13日。
[16] 同上，1976年11月13日。
[17] 同上，1976年11月14日15日合刊。
[18] 同上，197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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