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及廉价工业品的侵入农村，结束了农民的旧式的自给自足生活，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的交通及生产技术落后，农民不但不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反而被这个变化弄得破产了，为了生存，他必须为售卖而生产，但是他土地少，耕种方法原始，使他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顺利地这样做。他不但不能生产足以供给他的剩余品，而且还要借债购买肥料，购买粮食以度过收获之前的难关，购买种子，偿付农具的租金及费用。他为了这些债务，不但抵押他的收成，还要抵押他的土地，利率永远不低于百分之三十，而且常常在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以上，甚至于更高呢！沉重的赋税，军阀们的横征暴敛（这些军阀是统治他的），迫使他更深地沉沦于债务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任高利贷者和收税吏为所欲为”。^[1]

　　“在完全缺乏卫生的情况下，可以看出贫穷与无知。由于卫生设备的完全缺乏，苍蝇及跟水有关的疾病如伤寒、霍乱、痢疾等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寄生虫的传染极为普遍，因为未经过卫生处理的人粪便及动物的粪便是土地的主要肥料，人民活在饥饿的边缘，身体的抵抗力弱到流行病一来，千千万万的人都要死去，一九三五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为二十八岁。”^[2]

　　“中国的胜过一切的基本的经济事实是，二十年来，中国已经使每个人有吃、有穿、有住、身体健康，而且使大多数人受教育，几百万人饥饿的现象已经不再有了；人行道上也没有一大群人睡在地上或在求乞；几百万人生病的现象也没有了，要找这种可悲的情况，我们不要到中国去，而要到印度、巴基斯坦及其它落后的国家去……
　　“……除此以外，鸡蛋，蔬菜、水果、家禽、鱼肉的供应也增加了很多，由于灌溉工程、洪水控制及水土保持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中国人比过去任何时代更能防止自然的灾祸，化肥的使用增加很快，比五十年代初期几乎增加了十倍；拖拉机、水泵及其它农具的出产亦增加了很多；植物病虫害的控制及谷物育种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3]

　　“预防注射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广大运动，医学训练的加强，以及健康服务的普及化，在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过去极为猖獗的疾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天花、小儿麻痹症、霍乱、肺结核，甚至于梅毒，跟西方的人一样，中国人现在最通常的死因是癌症及心脏病，这就是进步的象征，因为这两种病一般是在老年时才有的。”^[4]

　　“……我起先以为从舒服的城市生活转变到艰苦的农村生活是很难的，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同事适应得那么快，就大感惊奇，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吃惯了过去在北京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糙米饭，热烈地参加艰苦的劳动，而且跟农民很合得来，我对一个外号叫“上海姑娘”的娇生惯养的年青女医生表示惊奇，她说：‘我也觉得奇怪，我来这儿以前，我以为我决吃不惯小米煮的饭，因为太硬了，我的胃消化不了。可是，奇怪得很，我一点也没有问题，在开头六个星期，这里生活很苦，砖坑太硬，根本不好睡，虱子又多，粪坑又臭，我很讨厌用农民吃过的碗盛饭。现在，一切都习惯了，我比在北京时睡得更好，虱子也不怕了，农民又好又慷慨，使我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惭愧，我为甚么要挑剔呢？这些农民几乎每天都从早工作到晚，替大家生产食粮。’^[7]

　　“山上稀薄的空气使我的嘴唇干枯，太阳光从山路旁的石头上反射过来使我眼花缭乱，虽然他最近受过伤，而且劳苦了五十年，老张晒得黑黑的，留着小胡子，跑起路来像个山羊，我实在赶不上他……。下山坡的时候，他指出下面村庄的标志，“他说：‘看见下面那几幢瓦屋顶的房子吗？我去年盖的，你从伦敦来，伦敦是世界上大城市，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些房子大，但我很喜欢它们，屋顶厚，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十二年来，我们替每家多盖了四个房间。’”
　　“他接着说：‘那座房子是新盖的学校，在旧的年头，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法上学校—学校是甚么样子都没见过，我知道的，因为我小时候很想看看学校到底是甚么样子，所以有一天我溜进去看看，结果给他们发现了，就把我赶出去，他们说我丢人，把跳虱带到学校来，现在可好了，公社里满八岁的小孩子都要上学，如果小孩子病久了，我们就请老师特别到他家去教他，这个生产大队有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半工读的中学，我们有四个学生在念大学，我的大儿子是其中一个，他在长沙念地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