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与社会主义：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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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与社会主义：结论

杜继平　译

　　我们已经论证，称颂中国为经济成功的故事或发展的典范，是错误的。但社会主义者与他的进步份子怎样理解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力求恰当地解释中国经验仅仅只是出于学术的热望，或者只是抱着先验的「纯粹」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宗派意识在作崇吗？不，其所关系者要重大得多，也有意义得多。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是由各国不同的经济形态联合构成的，如我们所见，把中国视为成功的故事，会使我们忽视资本主义的这个特性。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为标准来寻找可做典范的国家，隐含了这样的主张：不同的国家同时采取类似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同时达到中国那样的经济成就。但这是犯了逻辑推理上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中国的增长有其历史形成的特定条件，使它能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维持极低的工资，这些条件也包括了在其它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东亚与墨西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越来越成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与日本）也发生了资本主义「成熟过程」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两种状况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我们不应惑于中国强劲的竞争力而看不到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主要是拜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全球范围的资本过剩之赐。不幸的是，进步派在与新自由主义者竞相追寻经济成功（和失败）的国家范例之际，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动力，或者说不加批判地视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动力为天然固有的，只是狭隘地把个别的国家孤立起来予以评价。中国的案例显示了这种研究方法是怎样导向愈来愈支持摧毁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与体制。
　　第二，中国经验表明了市场改革有其自身推进的动力。中国从中央放权过渡到由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挂帅的整个过程都是受内在环环相扣的压力所驱动。换句话说，虽然有些人论证说中国的例子说明了市场社会主义确实可行，令人称赏，实际上，中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却是，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个稳定的形态，它的内在逻辑会促使社会主义式微，有利于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
　　由此引出我们的第三个论点，即：认定中国是个成功的经验就会赞同出口带动的发展是「正确合理」、甚至「进步」的发展战畧。但是，称颂中国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导向经济，赞扬促成出口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市场化，等于认可新自由主义所订定的成功标准是合理的。这种用主流的成功概念来给进步下定义的倾向，颇类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用投机的手法玩弄马克思主义。中国领导人在中国的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改换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先从铁饭碗与公社变成了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再变为「公有经济部门」（包括半集体企业）占重要的比例，最终则只要共产党（特别是党干部）领导就是社会主义了，完全无视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成现实的情况。
　　在意识形态上玩弄这种手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具体的阶级分析，就把马克思主义变质为替精英统治阶级服务、没有历史内容的「智慧」之源。（注1）马克思本人曾告诫过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要警惕那些把他的方法曲解为一把「万能钥匙」的人，也就是把他的方法曲解成「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可以不顾具体的历史环境，到处套用。」（注2）
　　第四，左派用主流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进步」，往往会忽视中国政策所衍生的各种社会后果的重要性。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不平等、没有保障：公共医疗与教育经费的削减：日形恶化的妇女压迫：农业的日遭忽视：倍加严重的环境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副作用，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要件与必然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见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使工人与生产的必要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分离，并且把生产条件与工人的劳动力转化成为利润而生产商品的手段，进步派为了想要比新自由主义者更加奉行新自由主义，却忽略了这个见解。换句话说，他们忽视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建立在阶级异化、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结果他们忘了考虑这个关键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大地、空气、水等整个生态圈中进行，且具有高度社会化与耗费大量资源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维持（人、社会与生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吗？这继而使他们忽视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因素目前已远远压过了资本主义「创造破坏」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一旦我们把各个经济出色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全球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副作用」列入考虑，就更可确认这点。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大玩寻找宣传样板国家的游戏，其影响绝非中性的，而是极其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尤其当经济学者沉溺于玩这种游戏而不去关切上述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第五，左派学者不自觉地沦于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有损于国际团结。我们且设想中国工人与各种集体的人民就像我们应期待的那样，不仅对政治压迫，也对他们工作、生活条件的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开始提出更有成效的抗议。如果他们所抗议的是中国之外的左派－直认可为社会主义或进步的体制，这些左派就不可能支持这些中国工人。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精英管理阶层对社会主义的曲解和外国左派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持，两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令中国工人的积极行动份子干脆连社会主义也一道拒绝。最少，可以预料这种情况会在这些工运人士中引起不安与困惑而国际的左派知识圈也很可能憎恶（或觉得难以苟同）工人的抵抗，因为工人的抵抗损害了他们所选定的典范。这就是把精英统治阶级为得以跻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推动的战略阐述为进步的发展典范所付出的政治代价。
　　如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强调的，「革命的政治观点先从工人阶级的常识出发」，必须「力求从工人阶级的抵抗行动（特别是那些广为采用，需要团结、合作与平等精神的抵抗形式）引申出隐含的世界观，再把它建立成有系统的思想体系」。（注3）左派活跃的知识分子不该根据最近的样板国家的经验建立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典范模式，而应充当「这样的一支队伍，既把反对运动的经验概括成越来越有条理的纲领计划，又质疑工人从传统承袭来的支配性观念（爱国精神、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等），指出这些观念是怎么和蕴含在反对压迫与剥削中的利益与抱负扞格不合的。」（注4）
　　把我们的发展远景与政策纲领植根于工人－小区运动的斗争中并不会消除所有的歧见（远远不可能！），但相较于寻找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典范，这更可能成为广获共鸣、团结大多数人的战略。尤其，中国的发展模式让中国工人与其它国家的工人在竞相压低工资中对抗失和，从整体来考虑，这丝毫谈不上什么进步的生产力发展，宣扬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就等于支持这样的发展模式。这绝不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或推进可持续的发展、平等、团结、民主这些社会主义价值的基础。
　　为了把我们面临的选择的性质说得更清楚一些，本书的结论部分要强调用另一种方法建立发展远景的某些基本原则。我们从这样的认知出发，东亚危机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促使劳动人民奋起斗争，抵抗资本家与政府力图把危机与转换体制的主要负担加诸他们头上的做法。虽然这些斗争到目前为止大体上属防卫的性质且各自举事不相联合，但已制止了东盟（ASEAN）国家与南韩完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会提议的自由化与经济紧缩政策，推翻了印度尼西亚残暴的苏哈托独裁政权，迫使中国政府至少关注一下恶化中的医疗与社会福利的危机。所有这些斗争蕴含了这样的意义：全面反抗根据市场与利润的标准而非人类需求来决定劳动与生活条件。
　　中国东亚地区的工业化造成劳动人民奋起抗争，这个地区要想出现更进步的发展与整合方式，就系于这些抗争的趋势。依个别国家来看，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要完成人民主导的结构转型确实力有未逮。但如果能联合起来，他们构想以人类需求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方式并为之奋斗的能力，便会大大加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种阶级斗争区域化的潜力由于中国的崛起正在增强，正因为中国的崛起加深了资本义区域化的过程，整个区域的工人越来越遭受共同的竞争压力，他们各自在本国的斗争也就能找到彼此一致之处。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工人所面对的问题就不是出口生产本身，而是缺乏可取代利润推动的出口活动的方案－即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的方案。换句话说，贸易本身不是问题所在。一个牢牢立足于人类基本需求并逐渐扩展到人类发展的其它第二层次需求的战略，无疑需要进口产品，从而也就必须生产可出口的商品与劳务。因此，各国可以依据国情自主地把本国的必需品、需求与资源的使用结合成协调的整体，以此为基础，有可能设想出另一种出口及区域经济互动的模式。（注5）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如驱动东亚「奇迹」与中国经济转轨者），则使国家经济纳入跨国公司支配的生产网络，强化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而国内的社会制度（教育、医疗、法律体系、环境管理等等）也都必须依照市场的货币标准与竞争的要求重新加以改造。
　　例如，建立全国的医疗体系需要发展营建业来盖诊所、医院，发展制药产业来治病，发展工具机产业来制造设备，发展数字产业来保存医疗纪录，发展教育体系来训练医生与护士等等，这些全都由地方、国家与区域各个层次的人民，依据其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力来决定。完成这些规划所必要的资源调度与技术、制度创新，明显系于人民对这样的发展过程有高度的热情并积极参与其中。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可以想见，这样经由人民热情参与建立起来的医疗综合产业，其中某些部门可能发展出可观的出口能力。要培育医疗体系的生产能力也可能需要进口一些产品并与外国企业订立投资协议，以克服特定的资源与（或者）技术瓶颈。地方为适应基层民众的医疗需要与能力得规划开发产品的制造方法，这种贸易与外国投资会对此有所帮助，而不是仅仅让本国经济受制于跨国资本所开发的产品与制造方法，任其摆布。古巴在美国禁运下发展出来的医疗、生物科技与制药部门，为这个地区的实际可能性与难题提供了例证。（注6）
　　以劳动人民的需要与能力为本的发展战略没有必要幻想一切自给自足，上述的医疗体系不过是个例子。只要资源的配置与投资的过程是遵照人民与人类发展的需要，进出口产品随之依此而定，那么国际贸易并不会使人民与各社会集体沦为只是追逐利润的商品生产的条件。重要的是，生产必须是由社会所同意的使用价值来推动，而不是屈从于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货币积累的要求。
　　当然，国家的人力与自然资源的基础也会影响发展的实际模式。于是乎，让许多国家实行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考虑的战略就更为重要了，这些国家可根据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与资源的「禀赋」（及阶级斗争），开发生产能力，由此而在彼此之间发展必要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这种共存共荣、互补有无的发展过程必然迥异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所推进的经济活动与关系。新自由主义的途径有碍于动员人民参与投资与资源的配置，助长工人之间与国家之间破坏性的竞争－这种竞争使资本的固有趋势：不平等的发展、生产过剩与危机，更加突出。（注7）
　　总而言之，我们很有必要与进步派辩论中国经济经验的性质并阐扬根据前述原则提出的新发展战畧，这表示我们须戮力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以揭露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运行方式与剥削的本质。如我们所见，不断称颂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其实际的政治影响。这让我们这些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人痛切认清，我们所努力从事的不单是抽象的理论工作，而是与现实联系、至关重要的具体任务。

注1：Robert Weil, “On ‘Emancipating the Mind’,”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5, no. 2(Fall 2001); Barbara Foley, “From Situational Dialectics to Pseudo-Dialectics: Mao, Jiang, and Capitalist Transition,” Cultural Logic, 2002, http://eserver.org/clog-ic/2002.

注2：Marx writing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Otecheshtvenniye Zapiski, November 1877,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294.

注3：David McNally,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47, no. 3 (July/August 1995): 26-27.

注4：Ibid., 26.

注5：Clive Y. Thomas, Dependence and Transformation: The Economics o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注6：See, for example, Sergio Diaz-Briquets, The Health Revolution in Cub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Julie Margot Feinsilver, Healing the Masses: Cuban Health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amran Nayeri, “The Cuban Health Care System and Factors Currently Undermining It,”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20, no. 4 (August 1995); Amina Aitsiselme, “Despite U.S-Embargo, Cuban Biotech Booms,”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35, no.5 (March-April 2002); Mark Ingebretsen,” A Biotechnology Powerhouse Is Emerging Off Our Shores,” The Daily Scan (Wall Street Journal web-site), November 25, 2003; Ernesto Lopez Mola, Boris E. Acevedo, Ricardo Silva, Bianca Tormo, Ricardo Montero, and Luis Hen-era, “Development of Cuban Biotechnology,” Journal of Commercial Biotechnology’ 9, no. 2(January 2003); Reuters, “Cuban Vaccine to Help Poor Kids,” November 23, 2003.

注7：Paul Burkett and Martin Hart-Landsberg, Development,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Learning from Japan and East Asia (New York: St.Martin Press, 2000), Chapters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