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刘泽荣和旅俄华工联合会

　　和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一釋，旅俄华人也有自己的组织，所不同的是这些组织成立较晚，大约1907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主要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随着二十世纪初旅俄华人的急剧增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华工被掠卖到俄国各地，在欧俄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旅俄华人组织。
　　初期的旅俄华人组织主要是商会或“华侨联合会”等纯商业或侨务组织。但是随着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日臻成熟，处于俄国社会最底层的数十万华工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投入反抗沙皇统治的革命高潮之中，日益成为旅俄华人中一支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到十月革命时期，旅俄华工已经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为了维护华工的正当权益和更有效地组织旅俄华工投入保卫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旅俄华工自己的革命团体——旅俄华工联合会便正式成立了。它的成立为在华工中成立俄共（布）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在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建立及其在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所作的重大贡献表明，近代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表现出.博大的胸襟和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怀，在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还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获得解放的灾难岁月里，它的一部分儿女就已经在异国的土地上为异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浴血战斗了。
　　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前身是中华旅俄联合会^[1]，它成立于1917年初，领导人是刘泽荣。
　　刘泽荣（1892—1970），广东高要县人。1897年，其父刘兆彭（字峻周）受俄国政府之聘，到高加索阿札里亚地方^[2]指导种茶工作，当时年仅五岁的刘泽荣也随父亲来到俄国，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刘兆彭在俄国指导种茶近三十年，他是阿札里亚种茶的创始人，他以自己高超的技术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贏得了俄国人民的极大尊敬，苏联政府于1924年11月13日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但是荣誉、盛情的挽留和优越的生活条件都没有消弭这位友好使者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1924年，刘兆彭，这位曾经为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友好使者、伟大祖国的“广东一市民”，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祖国。
　　显然，父亲高尚的国际主义情操和忠贞的爱国之心给子女们以深刻的影响，我们从刘泽荣身上再次看到了他父亲所具有的那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二者完美的结合。
　　1909年，刘泽荣从巴统中学毕业，进入彼得格勒综合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毕业后1914—1916年间在高加索吉斯洛沃得斯克中学任数学教员。1916年秋，他再次来到彼得格勒，进入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准备毕业之后回归中华，报效祖国。但是，就在他不问世事，潜心攻读的时候，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十分意外的事使他被迫中止了自己的学业。
　　1917年二月革命前后，由于战争和革命引起的动乱，有的工厂主和资本家逃跑了，华工们的工资全都付诸流水；有的包工头不履行合同，华工们只好弃工出走谋生；有的华工则不堪虐待，冒死逃生；还有许多在大战前线当苦力的华工被德国人抓去当了俘虏，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被放回俄国……。时值俄国灾荒严重，西伯利亚大旱，欧俄则颗粒不收。华工们衣食无着，交通中断归国不能，又无川资，遂四处流浪。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库班等地到处都有流浪的华工人群。他们三五成群，衣衫褴褛，鸠形鹄面，靠沿途行乞度日，许多人冻馁病故，陈尸荒野，令人目不忍睹。
　　有许多华工忍饥挨饿，长途跋涉，怀着渺茫的希望来到彼得格勒，想找这里的中国公使馆以期得到帮助，送他们回祖国去，但是他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拒绝。当时的驻俄公使刘镜人^[3]认为，外地华工来到彼得格勒是由于“俄京佣值较昂，辄纷纷私逸，舍彼就此。惟彼辈身票，早经雇主扣留，于是来馆求请执照，俾向警署另换身票者，拥塞门前，日以百计。类皆褴褛不洁，形如乞丐，万目睽睽，腾笑途人。毗邻既有烦言，房主亦频诘问，使馆尊严，为之减色。”^[4]可见，刘镜人虽曾屡屡上书中国政府要求设领事救济华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他看来这些华工简直是伤风败俗，有损于公使大人的尊严。
　　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一天，正在彼得格勒工业大学学习的刘泽荣忽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有大批中国工人被拐骗到俄国当苦力，受到残酷的剥削和虐待，成为“黄奴”。他们正在到处流浪，有的已经来到彼得格勒。刘泽荣读了这则消息以后感到十分震惊，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天就跑到公使馆去谈这件事。
　　谁知就在他去的路上，在涅瓦大街，他亲眼看到人行道上坐着一个中国人。这个人衣着破烂，面目消瘦不堪，正伸着哆嗦的手在讨钱。据说，他是不堪虐待从工地逃出来的，眼下没吃、没住、也没有工作。这就是他的同胞，来自遥远祖国的中国人！刘泽荣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便头也不回地向公使馆跑去。
　　耳闻目睹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刘泽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强烈感情点燃了这个年仅二十五岁青年人的心。
　　刘泽荣焦急地询问刘镜人是否已采取必要的措施救济华工并遣送华工回国。公使答复说，他已多次打电报给政府，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指示；遣送华工回国，需要有相当大一笔经费，使馆没有钱，连馆员的薪金都已欠发许久，所以不用说送回国，就连在本市进行救济也没有可能。他还说，凡是来此地的工人都没有护照，而没有护照就不能在此久居。使馆巳派两名职员给来馆申请护照的华工签发一种国籍证明书，使馆只能做到这一步，此外爱莫能助。
　　刘镜人颇有点外交辞令的一席话令这位热血青年大失所望。当时人说：“护照就是钞票”，有多少外交官不就是靠卖护照发了财么？这些可怜的华工身无分文，自然他们就只能领到这种一文不值的“国籍证明书”了。
　　刘泽荣没有气馁，他决定去找在彼得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商量解决办法。据刘泽荣回忆，当时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连他自己在内总共有八个人，他们是刘雯^[5]、张永奎^[6]、朱绍阳、来自新疆的音德善、伊里春、李宝堂和刘泽荣的妹妹刘娟。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开展救济华工的工作，并决定立即去找俄国政府有关部门。他们起草了一份有八个人签名的申请书，1917年4月1日派出三名代表去见临时政府的工商部长。申请书开头“以共和大同之义，邻邦睦敦之谊”正式向俄国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旅俄华工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他们目前的悲惨处境，坚决要求俄国政府采取迫切措施救济华工，如：保证目前流浪的华工迅速得到必要的救济，解决住处和粮食；遣送愿意回国的华工回国；为其余的人安排工作并规定华工在各方面的待遇和俄国工人绝对平等。他们要求俄国政府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管理华工事务。
　　当时正是二月革命以后不久，沙皇专制政府既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以“民主”政府自诩，因此出来接见他们的一位工商部副部长别列那斯基态度甚好。他首先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但说明由于政府初建，政局变动，一切秩序俱待恢复，一时恐难兼顾此事。不过仍然表示将申请书留下，待研究后再作出决定。眼下救济本市华工的问题，要他们同彼得格勒市政当局进行磋商，以决定相应解决办法。
　　刘泽荣等人耽心这样下去遥遥无期，而这位临时政府副部长的态度与帝俄时代的官员迥然不同，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勇气。再加上彼得格勒急需救济的华工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决定不待俄国政府作出安排，立即自己成立一个救济华工的团体。经分头与公使馆中一些热心此项工作的馆员和当地的侨商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在彼得格勒创办一个华侨团体，定名为“中华旅俄联合会”。
　　1917年4月18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旅俄联合会规则》，选举十五名干事组成干事会，会址设在彼得格勒。选举刘泽荣为会长、刘雯为副会长，金尔丽、张永奎为秘书，公使馆随员倪永令为会计员。联合会设有总办事处，下设三股，均有管理、副管理各一人专司其责：总事务股，管理由公使馆三等秘书林炳深充任，副管理音德善；工务股，管理朱绍阳，副管理伊里春；专办俄京事务股，管理李宝堂，副管理张玉川。规定该会“以辅助旅俄学商工三界为宗旨，无论何界发生何种事故，概由本会竭力设法保护办理，复商允俄京自治会，共同设立安插无业工人之栖留所，以收束我无归之同胞。此会之设，洵为我旅俄人渡迷之津梁，输通两洋知识之枢纽，藉以研究该国各种实业及金融之问题，并筹集经费……”^[7]当时还决定将联合会注册为在俄国拥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除在彼得格勒设总会外，还在全俄各地设分会。
　　“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个由一些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救济华工团体就这样诞生了。为了苦难的同胞，他们有的舍弃了学业，有的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不畏艰难，同舟共济。1917年12月10日，刘雯在一封信中写到：该会成立，“虽赞成有公使、有馆员、暨商界中坚分子，群策群力，以成兹伟大华侨机关，而穷源溯流，惟学界之力为独厚，实亦刘君泽荣之伟划尤独多。侨众知其然也，于是公推刘君泽荣为会长，雯不才，亦承我侨众以副席相责难。第刘君才具开展，热心公益，受侨众委托后，开宗明义即以工价加增、待遇平等、安置流离、设法遣送诸大端，为入手要图。该国各重要机关，如内务部、工部、兵工会、京城自治会等处，而刘君以爱同胞故，日日奔走于其间，或要求，或磋商，或诘问……”^[8]为华工事务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从1917年4月成立到十月革命爆发的半年内，在刘泽荣领导下联合会做了如下重要工作。
　　调查华工状况。一为了解俄国各地华工的真实情况；二为取得旅俄华工所受种种虐待的实在证据，以便向俄国政府交涉。调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各地华工或华工团体取得联系，由他们向联合会报告当地华工情况；二是直接派人实地调查。联合会通过与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华工的联系，取得了不少资料。如乌拉尔地区阿拉伯耶夫斯克的华工来信控诉了他们的悲惨境遇，信里说：“在市外有个山头，满是我们中国工人的坟堆……”；联合会决定派副会长刘雯到华工众多而且集中的莫斯科至沃里滨斯克铁路沿线，进行实地调査，并宣告设会保护华工的目的，^[9]该项调查按计划完成。此外，联合会还拟定调查地点数处，如大战西部战线、西南战线及乌拉尔矿区等，其中张永奎、朱绍阳等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来到同罗马尼亚交界地区的西南前线从事调查。但是，由于在这些地区俄军失利，有些地方已被德军占领，战争环境，社会动乱，交通阻塞，再加上人手少，经费不足，给调查华工状况的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项工作最终未能按预期计划完成。大约1917年底，朱绍阳在乌克兰的基辅住下，办理当地侨务。当地许多人，甚至外国领事都把他当作“中国领事。”
　　与俄国政府协商力争改善华工待遇。联合会派人同俄国政府内务部、兵工会、京城自治会等各机关多次接洽，并预先逐一通知各机关，由会长刘泽荣出面“逐日与各该机关一再磋商，”作出四条规定：“（甲）中国工人之工价与俄国工人相等。（乙）取消巡警以免毒打工人。（丙）遣送残废工人回国及发给恤金。（丁）于华工居多地点，设一机关，该机关内即由本会同该国工部各酌派一人监视一切。”
　　另外，刘泽荣还提议应改善华工合同。为此召开了有中国驻俄使馆代表、彼得格勒自治会代表、俄政府工部代表、兵工会代表、中东铁路代表、彼得格勒总招工所代表、职业联合会总干事会代表等各方人士参加的会议，制订招募华工的统一合同大纲草案，并委托刘泽荣起草统一合同细则。大纲及细则制订完毕即送俄政府工部，以便统一实施。还决定由联合会及工部各派一人，常驻华工工作地点，监视执行情况。
　　安置彼得格勒的华工。由于联合会的多方努力，俄国政府内务部在4月间正式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彼得格勒华工状况，由内务部副部长阿维诺夫亲自主持，刘泽荣代表中华旅俄联合会出席。彼得格勒市自治会代表介绍当地华工情况后，会议决定成立安置华工的专门会，由俄国各机关、中国公使馆及联合会分别派出代表组成，选举彼得格勒自治会委员尼嘎诺罗夫为会长。该专门会决定在彼得格勒设立华工栖留所，由市自治会拨出经费七万卢布，联合会出一万卢布。
　　5月初，栖留所开始接待流浪华工，但因房间太小，仅能容纳三百人，于是6月初栖留所迁至新址，可接待一千人。栖留所的管理、供应食物等项均由自治会负责。所内安置华工归联合会管理，根据具体情况或遣送回国，或代找工作，或将患病华工送市立医院免费治疗。联合会设立的招工所为绝大部分华工安置了工作，主要是在市内工厂或到外地，其中一些人在彼得格勒当“院工”，主要从事打扫街道或给住户送木柴等项杂务。截至1917年9月，共为一千多名华工安置了工作，而且所有被安置工作的华工均享有和俄国工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遣送华工回国。这项工作开始稍晚，因为一无经费，二无火车，必须实行免费运输。这只有俄国政府才能解决。为此，刘泽荣亲自出面以联合会的名义提出申请，直接求见临时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后经副主席聂克拉索夫（兼交通部长）及财政部长依次作了批示，始允拨出专车送华工回国。但只能送到满洲里站，其余中东路地段应与中东路董事会协商，好在中东路一关也通过了。于是联合会被授予免费运送华工回国之权，按规定车票费概行豁免，但无联合会担保者不在此列。华工在沿途走失由俄国当局负责。最后俄国政府主管铁路当局专门为回国华工规定实施各条铁路的“特种优待运价”（免费运输），并专为联合会印制空白优待运单，由联合会填写、负责人签字盖章。联合会通过这种办法首批送回华工七百七十人，到1917年9月1曰为止共送回华工一千余人。
　　办理侨务。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是帮助华侨购买食品，一是有关华侨诉讼案件的审理。由于俄国适逢饥荒严重加之战乱破坏，居民购买食品困难异常。按规定一切食品均凭券认购，为此联合会同俄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专为华侨发放购食品券，每月五千余张。由于食品价格昂贵，联合会拟筹办一联合食品机关，专门接济华侨。
　　有关华侨的诉讼案件审理，警署及法院也届时通知联合会，联合会分别事情轻重派遣会员参加为之辩护。如情节轻微者，一经联合会代为排解，警署即可释放。诸种纠纷，联合会持之公允，华侨受益非浅。当时在旅俄侨商中还有不少浙江青田商人专门贩卖青田石制品、皮革制品以及湖北天门贩纸花者和“牙医”，这些人生活极贫，联合会设法将其中二百多人送回国。
　　此外联合会还为保护侨商正当权益做了许多工作。如青田商人杨廷丰由日本发来价值四万多卢布的货物，被莫斯科税关扣留达半年之久。联合会闻讯立即派朱绍阳前往，几经交涉，“再三争执”，终于将货物如数提出。
　　设立分会。这时由于俄国西部战事吃紧，尤其里加失守后旅俄侨民逃往莫斯科者甚多。这里历来是中国商品的集散地，当时莫斯科号称有华侨五千余人，因此联合会决定派刘雯前往组织分会。经与当地原有华侨商会多次协商，该商会终于同意与联合会合并，成立中华旅俄联合会莫斯科分会，公推刘雯为会长，金石声为秘书。
　　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不到半年，做了大量工作，所需经费除少量会费及华商捐助外几乎没有其他来源。到5月末，联合会初建时所收到的二万卢布已快花完，为此联合会又根据同俄临时政府所达成的救济华工的有关安排同俄政府协商。当时俄政府代表预计，为遣送、救济华工约需经费二十万卢布，希望中俄政府分别承担。
　　为此，联合会决定通过驻俄使馆向中国政府寻求帮助，但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即遭刘镜人公使的冷遇。他声称巳将华工的悲惨情况向政府报告多次，均无下文，联合会提出要求自然更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是，拯救旅俄华工急如燃眉，为了祖国，为了同胞，联合会决定直接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要求支持。由于公使馆发电报要方便得多，又可省去许多电费，联合会请求刘镜人替他们发电。尽管刘公使认为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不会有结果，但总算还是答应代发电报^[10]。
　　1917年5月23日，刘镜人在给外交部电报里写道：俄临时政府“一视同仁，热诚办事，实为俄帝制时代所未有。固知分任经费，其数甚巨，且系临时发生，殊为踌躇，但事关援我十万生灵，观听所倾，未敢壅于上闻。”^[11]外交部于29日收到电报，6月2日即致函财政部，要求拨款四万元折合俄币十万卢布汇往俄国。并于6月8日呈文黎元洪报告旅俄华工的困境，为遣送和救济华工需二十万卢布，“俄人既肯分任筹款，在我自应认筹半数，以维侨困”，“事关救济十万华侨生命，倘蒙大总统悯念侨工现状，慨助若干，以示提倡，并令行财政都照拨四五万元，俾苏涸鲋，仁风所被，当不独十万侨工感激大总统恩意己也。”黎元洪批示：“本大总统捐一万元，其余由财政部筹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财政状况从来没好过，因此向财政部请款历来不容易，在接到外交部的请款公函后财政部虽然表示“本部自应照拨。惟目下金融紧迫，军饷浩繁，本部不得不先其所急，前项济助华工用款，应俟部库周转稍灵，再行酌核办理。”^[12]
　　外交部请大总统“慨助若干，以示提倡”，不过是想叫总统装装样子，从财政部请款容易些，没想到黎元洪一下子捐出一万元，于是外交部于6月14日致函财政部，照录总统捐银一万元的批示后写道：“查俄币十万卢布，折合国币不过四万余元，现经大总统慨捐巨款，其余只需三万余元，无论如何为难，务请贵部设法凑拨，以拯十万生灵，而副大总统轸念侨民之至意。”一周之后，财政部函达，表示“自应于无可设法之中，勉筹拨给，以济要需。”^[13]但这事一拖再拖，直到8月8日这十万卢布的救济款才汇出去，9月12日刘镜人终于收到。虽然前后历时近四个月，但钱到底是汇到了。
　　中国政府和黎元洪拨出的救济华工款项（即当时所称“惠工款”）完全是给中华旅俄联合会的。但刘镜人则表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笔钱还是存放在使馆里为好，随时需要可以分批领取。经旅俄联合会同意后，先支出两万多元，其余的存在使馆。到1918年2月，中国公使馆奉命撒回时，刘泽荣找到刘镜人向他提出惠工款一案，请他将存在使馆的钱转交给联合会，但是这位公使大人却厚着脸皮说，眼下无法拿出那么多钱，因为使馆巳经没钱了。刘泽荣和他争论许久，刘镜人才又交出一万三千卢布，加上在1917年内已经支出的两万三千四百卢布，一共交给联合会三万六千四百卢布，其余的六万三千六百卢布就下落不明了。
　　其实，这位公使大人之善于敛财的轶事远不止这一件。据说他出使俄国六年多，向来深居简出，常常“处于隔离的状态”，目的是为了“节省交际费”；这次各国公使从苏俄撤离，别国公使多少总要料理一下本国侨民，或者自己带走。而刘镜人则“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生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得信早的，挤上了同走，公使却想向他们讨车费，禁不起一番抗议，也就罢了。”^[14]
　　总而言之，中华旅俄联合会从4月成立到十月革命爆发这短短的半年中，在人手少、经费不足、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做了极为浩繁、艰巨的工作，刘泽荣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副会长刘雯在谈到刘泽荣时曾这样写道：“……中华旅俄联合总会会长刘泽荣，曾卒业俄京专门大学，并兼充中学教师，见重欧俄，其学优可知。方其创办旅俄联合会也，福我华工，利我侨商，处异国阶级悬殊之地，以一学生，动徹（辄）与该国政府抗议，求无不应，言无不从，非知识宏大、果毅明决、情形熟悉、手腕灵活，而能措施裕如若是乎。”“凡关于华工种种事件，刘君皆亲为处理，细大不遗，而当道尤乐赞助之，其见重于俄政府有如此者。”^[15]
　　总之，在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直到十月革命爆发这半年的时间内，由于全体成员的努力，俄国临时政府对他们的工作也基本上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再加上中国外交部、特别是黎元洪总统的支持，工作尚属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缋。但这时期的中华旅俄联合会还仍然是一种以救济旅俄华工为主要目的的自、发的侨民团体。
　　1917年11月初，俄国的政治气候紧张得令人窒息，革命和反革命都在为一次最后的搏斗准备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大街有一座漂亮的帝俄时代贵族女子中学大楼，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就秘密设在这里。11月6日傍晚，列宁在党中央委派的一名同志的护送下来到斯莫尔尼宫，指挥了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
　　在长期的旅俄生活中，刘泽荣和一位波兰姑娘柳德米拉相爱，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德梅。1917年11月7日，这个震撼世界的日子正是他们结婚的第十天。当时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斯莫尔尼大街距离这座贵族女子中学只有半公里远的一幢楼房的四楼上。这对幸福的新婚夫妻成为这次伟大事变的目击者。
　　在当时，也许刘泽荣并未预料到俄国政治局势发生如此激烈的转变，他也未必意识到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将会给全世界、直至给他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他所献身的事业正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这一点已经把他和自己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和俄国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十月革命以后，无论是在刘泽荣的人生旅程中，还是在他领导下的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历史上，都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十月革命，这个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时刻，广大旅俄华工积极投身于工人赤卫队的行列，他们为创立和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维埃政权在成立后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就庄严地宣布实行尊重民族独立、实行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自己国际政策的根本原则。这一切对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刘泽荣，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学生，为了同胞的安危不辞辛劳，废寝忘食，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甚至新婚蜜月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工作。1917年10月30日，正是结婚的第三天，他就给中国政府发出一份报告，控诉旅俄华工来俄国后的种种遭遇。他写道：“自上年入夏以来，俄国招来华工，已至数万，分散于各处工作，既到工后，俄人不尊合同，种种虐待，而包工头复种种剥削，苛细备至，甚有私募巡警，擅立刑讯，毒打工众，工人因此毙命者，所在皆有，因受潮湿，致成残废者，亦指不胜屈。若辈远涉重洋，谋求生计，受此极惨之痛苦，欲归不得，呼吁无门，闻者莫不伤心，情殊可悯。”^[16]对祖国同胞的热爱和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苏俄政府成立后，刘泽荣立即开始同各有关部门重新联系救济华工事宜，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华工的处境都十分关心，对旅俄联合会的工作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交通部门很快承认联合会拥有免费遣送华工回国的权力，并同意按原来商定的办法继续工作；粮食部门从1918年春季起委托联合会给当地华侨发放购粮证明，由于当时彼得格勒的华工很多人并没有办理固定户口登记手续，这对当地华侨来说是很优待的。由于当时正发生严重的饥荒，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防止发生弊病，尽管工作繁忙，刘泽荣总是尽量亲自动手做这件事，不久以后，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彼得格勒的华工基本上都登记了固定户口；司法机关遇有涉及华侨的诉讼案件也给联合会以大力协助，态度友好，联合会可以派翻译或派其他人直接参加审理或为之辩护；政府救济部门也对联合会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国家第一任救济事业人民委员科伦泰夫人主动给联合会拨款三千卢布，作为救济费；工务部还曾委托刘泽荣起草关于华工享受平等待遇的文件，经该部负责审查修改后成为政府的正式文件，并对在俄国的所有外国工人都有同等效力。这份题为《工务人民委员部关于从国外来的工人的决定》1918年3月7日在《消息报》上公布，主要内容如下：

　　一、专为处理有关原来从国外按照合同运来的外国工人的问题，工务人民委员部应组织委员会，其成员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工务部、外交部、总工会等机关的代表外，还包括相应的外国使馆和工人团体的代表；
　　二、该委员会的任务：登记此种工人，调查他们的情况，查明谁愿意回国，谁愿意留在俄罗斯工作；
　　三、处理关于此种工人的问题时，应以下列各原则为依据：
　　1.雇主与工人之间和包工与工人之间所订的合同，凡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及对工会规则有所抵触者，一概作废；原有的包工制度，完全取消；
　　2.将愿意回国的工人遣送回国，对愿意留在俄国工作的工人通过主管机关安排工作；
　　3.留在俄罗斯工作的工人应在工资、工作时间、医疗、保险各方面享受与本地工人相同的平等待遇。^[17]

　　由于1918年初国内战争开始，国内的形势日趋紧张，上述文件提到的委员会没有成立，但是文件规定的各国工人享有和俄国工人平等的原则都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他们应有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保障。
　　1918年2月，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从苏维埃俄国召回了各自的使节，中国军阀政府也追随其后撤回了公使。2月26日，刘镜人一行由彼得格勒启程经沃洛格达回国，其中包括除二秘李世中和随员李宝堂之外的全体馆员。根据刘镜人行前的安排，李世中的任务是“看守案卷”，李宝堂负责“照料华工事务”。
　　在启程的前一天，刘镜人还发给刘泽荣一份证明书，说明“中国使馆委托中华旅俄联合会总会会长刘绍周（即刘泽荣）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遇有必要时，可以请丹麦驻俄使馆予以协助。”其实这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因为刘镜人早就想设法摆脱掉令人头痛的华工问题，从1917年初开始就以“厂地四散，调查维艰，鞭长莫及”为理由多次电请中国政府设领事专管华工事务，但军阀政府都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并宣布以救济华工为宗旨，这正是刘镜人求之不得的事，所以联合会成立之后他就干脆撒手不管了。外交部在为联合会致中国政府的呈文所作的批示中也默认了这个事实，批文写道：联合会“热心侨务，惠及同胞，实堪嘉许”，“嗣后仍望该会抱定此旨，实力进行，维护公众之安宁，藉免侨工之失所，本部有厚望焉。”^[18]
　　中国使馆撤走以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出现了巨大的困难，最主要的是人手太少，副会长刘雯等几个留学生以及几乎全体馆员都随刘镜人回国了。二秘李世中也不安心工作，特别是1918年3月初，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迫在眉捷，他耽心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战争阻塞，多次电询请求回国，都遭到政府拒绝，没多久，李世中到底找到一个借口到欧洲去了。李宝堂原系奉命留下到丹麦使馆帮助办理有关中国事务的，没多久丹麦公使撤离，他也到欧洲去了。联合会的干事到这时只剩下刘泽荣、朱绍阳和张永奎三个人。刘泽荣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只有三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位俄国女打字员。
　　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工作。朱绍阳和张永奎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到西南前线调查华工状况，后朱绍阳留基辅主持华工事务；张永奎1918年中从乌克兰回到彼得格勒，不久又去莫斯科主持分会事务。彼得格勒方面只剩刘泽荣一个人，有重要事情他就召集当地同胞开会研究。1918年3月，苏俄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刘泽荣常常奔波于两城市之间，苏俄政府交通部为此发给他全国通用的公务免票证明，大大便利了联合会的工作。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继续从事遣送华工回国的工作，这期间又有两批华工被送回祖国，一批在1918年3月，共二千五百七十五人；另一批六百余人，于5月初由倪永令之弟倪永康随带“永令故妻灵柩”，护送回国。^[19]但是，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发生，西伯利亚交通断绝，从这里运送华工回国已不可能。万般无奈之下，联合会试图从海路或中亚送华工回国，朱绍阳和张永奎两人分别从基辅和莫斯科赶到敖德萨。当时已是1919年春，由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西方的轮船公司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竟然拒绝租船运送华工，因此，从海路送华工回国的希望也破灭了。
　　为办理送华侨回国的事，朱绍阳还到土耳其去联系，也都没有成功。这时邓尼金的“志愿军”占领了北高加索，正在向莫斯科推进，南北交通断绝，朱绍阳、张永奎两人就只好在1920年初乘船到土耳其从海路回国。1919年秋天，联合会还派音德善去中亚，联系是否可以经通往新疆的公路送华工回国，不久收到回信，称当地局势动乱，不便由此输送，音德善本人也设法回新疆去了。
　　当时不但护送华工归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是和国内的通讯联系也几乎中断。当初答应负责“保护中国利益”的丹麦使馆对侨务工作非但不予支持，而且在同中国政府的电讯联系方面也不予协助，为了工作的需要，联合会有时不得不通过中国驻欧洲国家的使馆甚至通过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长陆征祥与国内联系。
　　1918年以后，由于中国使馆的撒离和国内战争的并始，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这期间联合会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由一种纯侨务方面的群众性救济团体发展成旅俄华工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成为当时人数众多，政治上活跃而且很有影响的工人团体。
　　联合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华工，国内战争开始以后，他们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参加红军，拿起武器奔赴前线。他们组织了许许多多中国团、中国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与反革命白匪军浴血奋战。各地的联合会分会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8年9月，莫斯科分会一成立就公开谴责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联合会的成员们一致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唯一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政权。
　　1918年11月30日，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亲自接见了刘泽荣和张玉川，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们向列宁同志表示：“苏维埃俄国的存在是关系到整个东方生死存亡的大问题。”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的人民宫召开了有各国国际主义者参加的万人大会。大会由高尔基主持，刘泽荣作为孙中山的支持者和中国南方政府的特使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在中国的南部，革命每天都在发展，但是很少得到来自俄国的消息。如果中国人民能听到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真理的声音，那么全中国的人民将会兴奋地高呼“伟大的俄国革命万岁！”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们热烈的欢迎。^[20]
　　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个名称显然已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旅俄华工的政治要求。
　　大约1918年底，联合会中开始提出改变组织名称的建议，后经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将联合会的名称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对原来的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21]苏俄政府对此也非常支持，在登记时，苏俄政府外交部表示华工联合会的地位将会大大提高，并建议华工联合会进驻中国驻俄使馆大楼。当时中俄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这种建议无疑表示苏俄政府对联合会的极大信任和巨大支持。
　　1918年12月15日，《真理报》报导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的消息，该报写道：“会议决定脱离职业联合会的圈子并赋予该组织以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向中国人民呼吁，希望他们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英勇斗争，并同所有亚洲无产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协约国可能进犯俄国时加速工人阶级的总发动。”还指出，旅俄华工“处于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行列之中，他们应该明白，中国革命的命运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呼吁书最后高呼：“俄国中国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世界工人大团结万岁！”苏俄外交部的代表沃兹涅先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表示将给联合会以全力支持。
　　1918年12月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入谢尔盖耶夫斯基大街（现在的柴可夫斯基大街）二十二号原中国公使馆大楼，从这一天起楼上升起了红旗。12月28日《消息报》报导了苏俄政府承认华工联合会有权保护华侨利益并进驻中国公使馆的消息。
　　1918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华工联合会组织的第―次群众大会，会上刘泽荣作了关于成立全俄华工联合会的报告和关于进驻中国驻俄使馆以及联合会承担保护全体旅俄华人利益问题同苏俄协商的报告；苏俄政府代表沃兹涅先斯基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的报告。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号召中国同志立即开展积极的斗争。大会最后通过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章程，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和出席莫斯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1919年1月4日《消息报》报导了这次大会的实况。
　　1919年2月，莫斯科联合会在致该市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全会的贺词中表示：“实现国际歌誓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不仅对西方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东方无产阶级也是如此。中国工人希望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便胜任适合中国国情的斗争任务。”
　　随着红军中旅俄华工人数的增加，对中文出版物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当时的报纸曾多次报导各条战线红军部队急需中文报纸和宣传品的消息，尤其是东部战线要求十分强烈。据刘泽荣回忆：“联合会改名后7又增加了一项预料不到的工作。苏维埃外交部对我们说，因为有不少中国工人參加红军，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办一种中文刊物，外交部也认为此事很重要，但自己绝无办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只好请联合会帮助。此事使我们颇感困难，因为我们当中没有做过这类工作的人，甚至中文较好的人都没有，印刷等问题也极难解决，何况在会中工作的几个人的日常工作都够忙了。可是我很愿意为外交部帮忙，同时我们自己也认为虽然没有把握，也应该尽量想法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工人出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决定试一试，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我们想了一个名称，叫《旅俄华工大同报》，根据我们的力量，拟定每月出一次，最多两次。当时在干事中有一位青田商人孙言川，他是我们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华侨中汉文较好的，本来就是联合会的中文秘书。他为人老成，勤劳、爱国。我们劝他担任编辑工作时，他先不敢担任，深伯不能胜任，以后勉强答应了。于是我们开始出版。我们是这样办的：大多数的材料是取自本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这些俄文材料的内容由我口述，孙言川用中文记录。其余一些东西是我们两人自己编出来的，记得我们还大胆地作过颂扬列宁的一首诗。材料编好后，孙言川亲自工工整整地写在大张纸上，然后送印刷厂用石印印出来（当时在彼得格勒没有能够排中文的地方）。《大同报》虽然不大，只有二开报纸的两面，可是孙言川得费大力才能完成这工作。该报每次出两、三千份，几乎全部都交外交部转送军事部门。我一份也没有带回来，不记得出了多少期，大概一共出了四、五十期（自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秋）。”^[22]
　　五十年代研究旅俄华工问题的苏联学者诺沃格鲁茨基和杜那耶夫斯基几经周折，査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最后终于在外交部的档案中发现了关于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一大批珍贵文献，其中包括有关联系出版的信札和一期《旅俄华工大同报》。
　　从所发现的信札中我们知道，由于当时苏俄经济状况恶化，纸张缺乏，出版部门起初不同意给这份报纸调拨纸张，外交部在―封信中写道：“鉴于出版即使一份中文报纸的重要性，外交人民委员部请求国家出版局证实配给用纸的必要性。”显然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大同报》出版了。
　　他们发现的这一期报纸是1920年4月1日，第27期，出版地点是“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第九条街十八号，兹洛特尼科夫石印厂。”这一期的报纸上刊登有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在《俄国新闻》栏还报导了红军解放伊尔库次克和红军中俄中两国战士们和睦相处的消息。^[23]
　　已经发现的这份《旅俄华工大同报》无论名称或印刷方式都同刘泽荣的回忆完全一致。而且这一期是1920年4月1日第27期，如果按刘泽荣所说每月出一——二期推箅，其创刊时间当在1918年底，这也同刘泽荣的回忆相吻合。由此可以断定，这份报纸就是刘泽荣和孙言川两人编辑的《大同报》无疑。
　　可是，我们从俄文文献得知，1918年10月还曾出版过一份中文报纸《华工》。这一年10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这样写道：“由北方省华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办，波利万诺夫担任编辑的周报《华工》第一期已于前几天出版了。这份新报纸以在旅居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苏联学者诺沃格鲁茨基等人认为《华工》就是《大同报》，开始时的名称叫《华工》，考虑到这个名称所指范围狭小，而具有各民族平等思想的《大同报》这个名称的含义则深刻得多，才改为后来这个名称。^[24]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当时的报刊既提到过《华工》，也提到过《大同报》，如《消息报》除了1918年10月17日报导《华工》创刊的消息外，1939年1月21日和1919年11月30日都曾提到《华工》报，而1920年6月22日则提到《大同报》。如果《大同报》的前身就是《华工》，那么改变名称的时间当在1919年12月以后，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所说，他们的报纸从1918年底创刊时就叫作《大同报》。从《消息报》1920年6月22日的报导可以肯定，《大同报》的存在时间至少是1918年底到1920年6月，这和刘泽荣的回忆是吻合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华工》的存在时间至少在1918年10月初到1919年11月底。这说明《华工》和《大同报》更有可能是创办时间不同的两种报纸而不是一种报纸改换了名称。
　　在五十年代，苏联学者正是根据1918年10月17日《消息报》的报导才最后确认《华工》报已经创刊，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这份报纸。所以，1957年，曾在档案馆里度过许多时光的苏联军人历史学家波波夫遗憾地说道：虽然经过多方查找，“但迄今未能发现这份报纸的任何一期。”^[25]可是，诺沃格鲁茨基和杜那耶夫斯基两人则坚信，这份出版了“成千上万”份的《华工》报肯定会在某个地方保存下来，最后他们到底还是在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了第27期《旅俄华工大同报》。但是根据已发现的《大同报》的日期，再参照刘泽荣的回忆只能断定它确是刘泽荣和孙言川办的“不定期”的中文报纸，并不能断定它就是那份1918年10月初创刊的“周报”。
　　另外，1920年6月30日《消息报》在报导旅俄华工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时这样写道：“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共产党团体。选出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被授权同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领导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和两份在俄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显然，这里所说的“两种中文报紙”极可能就是前面所说的《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也就是说在当时确实同时存在着两种中文报纸。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两种报纸的编辑人完全不同：《大同报》的编辑只有刘泽荣和孙言川两个人。孙言川作为联合会的秘书一直同刘泽荣在一起，直到1920年回国；而《华工》报的编辑则是波利万诺夫和张玉川，其中波利万诺夫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曾担任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部主席，1938年在塔什干去世；而张玉川我们在前面曾提到，他是联合会总办事处“专办俄京事务股”的“副管理”。1919年1月19日《消息报》报导，张玉川在彼得格勒被反革命分子暗杀。报纸写道：张玉川是“华工联合会副主席”，“刚刚当选为宣传主任并编辑中文报纸《华工》……”^[26]中国有关档案记载说，张玉川是“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指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在莫斯科于会议时被人杀害。张某曾由广义派给予无限特权，管理在俄华人”。还说中国驻俄公使馆“为张玉川、刘绍周等强占。”^[27]这说明，在中国使馆撤回以后张玉川仍留在俄国而且成为刘泽荣的最重要助手之一，如果他参与编辑《大同报》，那么刘泽荣的回忆不会不提到他。更何况刘泽荣的记忆力是十分惊人的，他的回忆甚至某些细节都和档案记载完全一致。
　　总之，有关波利万诺夫和张玉川编辑《华工》的记载没有提到刘泽荣和孙言川；而刘泽荣的回忆里也没提到波利万诺夫和张玉川。这只能进一步证明，《华工》和《大同报》是由两个人员完全不同的编辑部主办的。
　　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那说明除刘泽荣和孙言川主办的《大同报》之外还有一个由“北方省华工苏维埃执委会”编辑出版的《华工》周报。从有关文献可以看出，这份报纸存在的时间更长，发行量更大，影响也大得多。也许正象苏联学者波波夫所说的那样，我们迄今尚没有发现它保存在哪里。
　　苏俄政府给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以巨大的支持。1918年12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会在给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指出：“必须向你们所领导的机关说明，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旅俄公民绝对不能被看作资产阶级，并且不能让他们为其卖国政府的政策负任何责任。”1919年3月8日，司法人民委员会还曾专门发布命令保护旅俄华人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严格执行。同年5月16日，刘泽荣打电报给列宁，高度评价了苏俄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关怀，并表示全体旅俄华人将在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给他们以全面的帮助。^[28]为了便于工作，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刘泽荣一份证明书：“兹证明本证书的执有者，中华民国公民广东籍人刘绍周同志，是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登记为在俄罗斯领土内合法活动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唯一的由旅俄的中国公民和工人所授权为保护他们利益的人。该会长有权直接向一切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联系，以便办理有关保护中国人利益的事项，并且享有个人的不可侵犯权。希望一切机关和苏维埃对他予以各种协助以及在旅行途中予以方便。”列宁在这份证书的下面用红笔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同志予以一切协助。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还叫秘书在批示旁边加盖人民委员会议的公章，并将批示登记挂号，使之成为政府主席的正式指不。
　　刘泽荣回忆这件事时说道：“列宁的批示表示出伟大列宁对中国工人无限的关怀和对中国人民亲切的友好态度。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也是我个人的莫大光荣。我当时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我几乎说不出话来表达我衷心的感激。”^[29]
　　苏俄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刘泽荣和他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极为重视，他们遵照列宁的指示精神在1919年初主动接收刘泽荣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以便使联合会在地方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苏俄政府外交部邀请刘泽荣和张永奎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列席会议。刘泽荣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很荣幸在国际会议上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我不仅以我所代表组织的名义，也不仅是以散居全俄各地的成千上万中国无产者的名义，而且是以千千万万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名义，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同世界帝国主义豺狼进行无情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30]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刘泽荣作为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列席会议并参加了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还在7月28日的大会上发了言。^[31]刘泽荣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两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这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而且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这期间刘泽荣曾经三次谒见伟大的列宁同志，不但个人亲耳聆听列宁的教诲，而且使联合会的工作也直接得到列宁的支持和帮助。
　　1920年6月18—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联盟宫的圆柱大厅举行。与会代表大约二百人，代表欧俄各地有组织的华工十万人。
　　开会的第一天，苏俄最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亲自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首先对支持苏俄人民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指出：“今天的俄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学校，你们应当在这里学习怎样捍卫自己的权利，……你们应该和苏维埃俄国携起手来，为解放整个东方的劳动群众而斗争。我衷心地希望被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取得彻底的胜利从而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事业。你们应该发挥出你们的全部巨大潜力。”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也出席了23日的大会。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在俄国的所有中国革命者身上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指出他们“将成为这里进行的革命和不久中国将要发生的革命的中间环节。”^[32]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局长沃兹涅先斯基在24日举行的闭幕式上也讲了话。
　　刘泽荣在22日的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谈了联合会执委会的工作情况、遣送华工回国的组织情况、保护华工和中国公民利益的工作情况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强调了中国旅俄工人阶级的团结，指出红军中中国国际主义战士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以及中国国内革命组织的发展状况。大会决议强调加强同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苏俄人民的联系的重要性，号召旅俄华工向他们学习并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以全面的支持。
　　代表大会选举刘泽荣继续担任华工联合会主席，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名誉主席，选举孙言川为联合会秘书兼《大同报》编辑。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还向孙中山发出致敬电。代表大会还委托刘泽荣向中国全国国民和各机关团体发出通电，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承认苏俄并且不给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以任何援助、立即开始同苏俄谈判、使愿意回国的旅俄华工尽快返回袓国。通电于25日起草，7月5日发出。^[33]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共产党团体，会议提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6月25日，也就是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正式成立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1920年6月22日和30日《消息报》以及6月30日的《真理报》都曾作过报导。
　　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在查找有关旅俄华工的档案文献时还曾发现一大批有关旅俄华工联合会，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珍贵资料。如《全俄华工联合会章程》、各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代表大会代表给孙中山的致敬信，还有发放物品的委托书、护照、申诉书、乘车申请以及供应食物名册等等。其中包括1920年1月25日签署，经华工代表大会批准选举刘泽荣为全俄华工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当选证明书、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名册以及那些拥有人数众多的华侨团体的城市名录，如：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塔什干、维亚特卡、彼尔姆、托姆斯克、尤佐夫卡等等。^[34]
　　旅俄华工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是华工联合会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它对总结联合会的工作、推动旅俄华工的进一步革命化、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俄共（布）组织、特别是对推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华工联合会的工作、加强同中国国内革命组织的联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对苏维埃俄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消化在半个多世纪中探索、追求、失败和屈辱的痛苦经历所积累起来的那些思想材料，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俄国，去寻求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便重新思考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苏俄在成立初期所宣布的各民族平等的政策，特别是在1919年7月25日《致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发表以后，中国国内要求同苏俄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舆论越来越强烈。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不敢同苏俄政府进行公开的外交接触，但是又迫于国内人民的压力，最后决定派以张斯麟中将为首的代表团在1920年6月访问远东共和国，然后设法同苏俄政府联系到苏俄作一次非正式访问。
　　北洋军阀政府并未赋予张斯麟进行正式外交谈判的使命，只是希望他去苏俄了解一下情况，进行一些非正式接触，听取苏俄方面有什么建议。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事先未同苏俄外交部联系，甚至连封电报都未打就派代表团前往，苏俄政府外交部对这种违反国际惯例的作法很不满，坚持不打算接待这个代表团。
　　这时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开完，会议决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承认苏俄，刘泽荣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促成这次访问成功，以争取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正式接触，而且还希望代表团帮助解决联合会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问题。为此，刘泽荣决定去找列宁同志。1920年7月22日，正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刘泽荣把希望代表团来莫斯科的理由写给列宁，列宁看过后当即表示：显然中国外交部有所顾虑，不过派代表团前来，毕竟是值得欢迎的，我们不必要求过严，非按照正式手续办理不可。有代表团来，可以谈谈，这有益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让他们快来吧！列宁还立即指示外交部：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35]
　　由于刘泽荣的多方努力，中苏两国官方的首次接触终于实现。9月5日，张斯麟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两个多月的参观和访问于11月中旬启程回国。这期间，代表团不但受到苏俄政府和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而且受到列宁的接见。10月2日，苏俄外交部请张斯麟转交给中国外交部一封信，表示苏俄政府早日同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这封信即是后来的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
　　张斯麟的这次访问和苏俄外交部的信件受到中国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对后来促成中苏建交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刘泽荣和旅俄华工联合会不但对促成这次访问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代表团到达苏俄以后还协助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他们曾协助苏俄政府接待代表团，安排有关活动日程，帮助发放代表团赠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儿童的一千五百普特面粉以及给旅居欧俄华侨的面粉等工作，由于他们的帮助，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920年11月1日，刘泽荣提前赶回彼得格勒为张斯麟代表团到此访问进行安排，但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列车出轨，刘泽荣受伤。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张斯麟同意他携家眷随同代表团一起回国。11月18日启程，12月中旬到达满洲里。刘泽荣，这位中外闻名的人物立即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注意，幸亏代表团团长张斯麟中将替他说了不少好话，甚至出面作保，说他不是“红党”，才算平安入境。^[36]
　　1920年以后，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渐渐走向低潮。当时苏俄国内战争快要结束，苏维埃政权经受住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围攻。在中苏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华工联合会实际上承担了中国驻俄使馆的绝大部分工作。在联合会成立后的三年多时间内为大部分失业华工安置了工作；遣送了大约四万多人回到祖国；为在俄国工作的华工争取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力；还在旅俄华工中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完成了动员和组织广大旅俄华工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国际主义使命。
　　1918年12月，中国政府曾决定在莫斯科设立总领事馆，而且新任总领事、原公使馆秘书陈广平将于1920年年底赴俄上任。刘泽荣于1920年9月张斯麟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才得知这个消息，因此刘泽荣认为联合会所做的大量侨务工作自然就应当由领事馆来处理。大约就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以后不久，刘泽荣正式向联合会提出辞职并决定回国。
　　刘泽荣辞职以后，作为张斯麟代表团成员回到俄国的张永奎接替了华工联合会会长的职务，副会长是范福。翌年9月以后会长是单丕澧，秘书金石声。朱绍阳也作为代表团成员和张永奎一起到俄国，他在1920年被任命为中国驻伊尔库次克领事。刘雯于1918年2月随刘镜人回国，同年年底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副总领事，并于1920年底与总领事陈广平一起赴苏俄上任。
　　这段时期由于总领事陈广平昏庸无能，甚至公开扬言“不办交涉”，又常借病不理公务，给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莫斯科华工联合会召开会议研究遣送华工回国问题，“欲延陈领与会，环请三次，终不见纳。后会中公推代表十五人往谒，又拒不纳，无巳，会中自与劳农政府交涉，已有允与车辆之意，而陈领闻信，迳函达劳农外部，又谓侨民之事，责在领馆，万毋与华侨会接洽，于是劳农外部，以华人方面主张不一，遂置不顾……是陈领实大有负于我侨民也。”^[37]
　　当时国内的报纸也曾报导由于领事馆和华工联合会的矛盾而严重影响了华工联合会的工作，《申报》写道：自从1921年初陈广平和刘守清（即刘雯）到任接事，“因领馆与工会权限关系，办事苦不能和衷。陈刘又以私事生意见，互相攻讦，几酿不测。华工总会会长张永奎袒刘毁陈，陈尤嫉之。直至本月（即1921年9月），刘免职回国，张亦期满改选，此事始告一段落。然职是之故，此半年间，领馆工会办事皆无进步，殊可慨也。”该报也认为陈广平“孤立而寡助”，“非外交之长才。”^[38]
　　其实在俄国设领事之议早在刘镜人公使返国前一年多就已提出来了，但中国政府都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中华旅俄联合会和旅俄侨商也曾多次上书外交部要求任命刘泽荣为驻俄总领事，刘雯等人在给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刘泽荣“才识稳练、体用兼赅，熟悉欧俄情形，久为俄政府所欣佩，实为我国青年学界之巨擘。此次联合会成立，刘君处于毫无权势地位，艰巨独膺，其为我同胞也，奔走各机关，磋商各要件，成绩卓著，十余万华侨，胥受其福。处强国势力范围之下，以一无位之留学生，无权之华会长，而能造端宏大，隐挽国权如是，自雯等视之，即置刘君于驻各国外交公使中，想亦无出其右者。”1917年12月10日，刘雯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外交总长陆征祥，指出方今国权衰微，人才难得。外交界虽不乏其人，但是或学优而识不足，或识优而果毅不足，或两者俱优但情形不熟。而刘泽荣“知识宏大，果毅明决，情形熟悉，手腕灵敏”，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他恳请陆征祥要“无惑于群言，明决独断，俯赐允准，将刘泽荣派充俄京新设总领事，以观其效，不效则治雯之罪，以彰其慢。”^[39]
　　政府昏庸，吏治腐败。虽然刘泽荣政绩斐然，刘雯等荐举再四，陈辞恳切，但政府就是不擢用。1918年12月10日，外交部以陈广平“在俄多年，情形熟悉”，委任他为驻莫斯科总领事。显然，在军阀政府看来，陈广平是比刘泽荣更合适的人选。
　　这位新任总领事的才识和人品到底怎样呢？1920年12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去苏俄采访，恰好陈总领事走马上任，一路同行，从哈尔滨起还一同乘“领事专列”前往，一路之上，尽管那些“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光阴”，然而就在“委蛇周旋”之间，瞿秋白用他犀利的笔为这位新任总领事画了一幅“素描”，虽然草草勾勒几笔，却也维妙维肖。他写道：“陈广平领事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那一天护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来，陈某赶紧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来，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到了晚上，陈某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着一张，一掀一掀的给刘守清看，说到：‘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啊！……’护照费的意义原来如此。我现在想象，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还俨然如在目前呢。”关于这位“熟悉”俄国情形的总领事，瞿秋白还写道：“我听说陈总领事以前在刘镜人公使馆前后七年。谈起来才知道，他非但对于俄国文化丝毫不了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不知道，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也就有限得很——简直一句都说不完全。”^[40]把这样的昏官派出国外，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刘泽荣旅居俄国二十三年。这位人品出众、才华横溢的青年，置个人名利与度外，在人民需要他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中断了自己的学业，舍弃了优裕的学生生活，组织“中华旅俄联合会”，为救助自己苦难的同胞，在异国他乡奔走呼号，使十数万旅俄华工免致流离。他和他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那瓦釜雷鸣、庸吏当道的时代，刘泽荣的怀才不遇也许有它的必然性，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也是在瞿秋白赴苏俄的途中，当他乘坐的总领事的专列停在满洲里车站的时候，正巧碰上张斯麟中将的代表团访苏俄归来，瞿秋白与刘泽荣不期而遇。这位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识卓越的领导人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和张斯麟中将同回国的，还有一位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41]
　　刘泽荣和他的父亲刘兆彭一样，将作为中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使者载入史册。

^[1] 按俄文原意应译为“旅俄中国公民联合会”，刘泽荣的《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均作“中华旅俄联合会”，这里也沿用这个名称。

^[2] 在黑海东岸，今夭的苏联阿扎里亚自治共和国（属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府巴统。

^[3] 刘镜人（1968—？）：江苏宝山（现上海市）人，字士熙，毕业于北京同文馆。1906年出任驻俄使馆参赞，1908年回国后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吉林滨江道、交涉局总办等职。1911年出使荷兰。1912—1918年任驻俄公使。1913年2月中国驻俄使馆撤回，改任驻西伯利亚高级委员。1919年被委派为驻日公使，未就任，后在外交部供职。

^[4]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25页。

^[5] 刘雯又作刘文，字守清，吉林省人。清末弃官留学，在俄前后十余年，1917年5月毕业于彼得格勒皇家矿务大学。

^[6] 张永奎东北人，早年丧母，流落哈尔滨街头。后为一俄国医生收养并带到俄国，取名为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1920—1921年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回国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授，1977年逝世。

^[7] 《中华旅俄联合会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64页。参见本书附录。

^[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八年，186页。

^[9] 据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记载，该铁路公司俄国人拉大连节也夫1916年7月一次即在东北招华工四千人。见《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70。

^[10] 据刘泽荣回忆，该电报是由公使馆秘书陈广平起草以联合会的名义发出的，但查阅有关档案电文仍由刘镜人署名。

^[11]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04页。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民国六年——八年，114页。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16、119页。

^[14] 瞿秋白：《俄乡纪程》。见《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64页。

^[15]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87页。

^[16]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64页。

^[17] 见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18]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75页。

^[1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307、365页。

^[2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27—28页。

^[21] 从有关档案看出，改名华工联合会以后，联合会同中国政府的来往电函中仍然一直沿用“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一名称，只是在1920年7月5日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致中国全国国民和各机关团体的电报中才使用“旅俄华工联合公会”的名称。

^[22] 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23]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70页。

^[24]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67页。

^[25] （苏）尼·波波夫：《参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国际支队》。载苏联《历史问题》1957年第10期。

^[26]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78页。

^[2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二）民国六年——八年，510页。

^[28]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30页。

^[29] 刘泽荣：《十月荜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3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7页。参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243页。

^[31] 见本书第十五章。

^[32] 原见1920年6月30日《真理报》，引自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37页。

^[3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九年，500页。

^[34] （苏）格·诺沃格鲁茨基、阿·杜那耶夫斯基：《沿着包其三的足迹》，69页。

^[35] 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36] 刘泽荣回国后曾在中东铁路任职，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大任教授，曾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贡献。建国以后曾任外交部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等职。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3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十年，508页。

^[38] 《申报》1921年9月26日。

^[3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民国六年——八年，192、187—188页。

^[40] 瞿秋白：《俄乡纪程》。见《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77、64页。

^[41] 瞿秋白：《俄乡纪程》。见《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