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1998）
四、这种理想可行吗？人性的自私，或贫乏的社会技术是它的障碍吗？
无论野营旅行的社会主义关系是否吸引人，无论这种关系扩展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否也是可欲的，许多思考过这类问题的人都断定，社会主义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讲是不可行的。“社会主义在一次短期的野营旅行中，也许是可行的。那扩展到全社会的、一直持续下去的社会主义呢？你是在开玩笑吧！野营旅行是一种愉快的消遣环境，在旅行中，人们从日常生活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摆脱出来，并且愿意中止他们通常的处事原则。根据界定，它几乎是特殊的。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减少大范围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难以置信性。”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野营旅行的态度不仅在愉快的环境中易于流行，而且在很不有利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人们经常投身像水灾和火灾这样的紧急情况，就是基于野营旅行的原则。不过，让我们更为仔细地看看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问题。
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被认为不可行，对此存在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理由，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将它们区分开来都非常重要。第一个理由与人的本性的限制有关，第二个理由与社会技术的限制有关。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的第一个假定存在的理由是，人们常常被说成天生就缺乏满足它的要求的慷慨和合作，无论他们在野营旅行于其中展开的时间有限和特定的小范围气氛融洽的结构中会多么慷慨和合作。第二个假定存在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的理由是，即使人们在恰当的文化中是或可以成为足够慷慨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慷慨；我们不知道如何通过适当的规则和刺激使慷慨去转动经济的车轮。人的自私则不同，我们知道如何很好地利用它。
当然，即使既没有这些问题，也没有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仍可能实现不了，因为将会抵抗趋向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包括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这种信念的巨大的实践力量太强大了。不过，我这里讲的可行性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是否直接可以实现的问题，即不是我们能否从我们现在的处境实现它，和烦扰我们的大量的资本主义遗产和所有其他构成我们当前社会条件的附带情况的问题。现在说的可行性问题是，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那它是否会行得通，是否会稳定？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将会增强为社会主义的稳定所要求的对共享和平等的偏爱，还是相反，将会从基础上破坏这些偏爱。（此外，我们还必须问一个我不在这里探讨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是否不仅与人性的动机相容，而且还与由资本主义形成的人性的动机相容；那些可能阻碍社会主义建立的力量，也可能起使它无法有效运行的作用。）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理想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设计出能够使它运行的那种机制。我们的问题主要不是人性的自私，而是我们缺少适当的组织方面的技术：我们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它也许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设计的问题，而且它无疑是一个被我们自私的倾向所烦恼的设计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设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我们已经把握到的问题。
毕竟，（几乎？）每一个人都既具有自私的倾向，也具有慷慨的倾向。我们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知道如何基于自私的发展，实际上是自私的过度膨胀，去使一种经济制度运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通过发展和利用人的慷慨去使它运行。然而，即使在现实的世界中，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大量的事情也要依靠慷慨，或者，用更一般和更消极的话来讲，依靠非市场的刺激。医生、护工、教师和其他类似的人，都不，或都不完全像资本家和工人在并非为他人着想的工作中那样，根据他们可能得到的作为结果的钱的数量，来判断他们在其工作中做什么。（当然，前边提到的护工不会为无所得去工作，但这就像你在野营旅行中需要吃东西这样的事实：由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护工从事他们的工作是期望得到金钱的回报，而且这样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这种差别的原因不是护工的本性在道德上更为高尚，而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多的认知上的原因，即他们做什么的想法是由人的需要的观念指导的：市场信号对于决定治疗什么疾病或讲授什么主题是不必要的，它们也不是决定这些事情的有效手段。不过，一旦我们离开需要的领域，或从更一般意义上讲，离开每个人都能期望得到的物品而来到广泛的任选的商品领域，并随着经济的进步，随着生活因此而变得更容易和更讲究而越来越走进这一领域，那时，没有市场信号的手段，要知道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它也将变得更困难：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论点。为什么野营旅行没有市场交换也能容易地进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野营者所需的计划和他们活动的信息在范围上是有限的，而且相对容易得到和汇集。
那么，市场价格起到了两种在逻辑上可以区分的作用：提供信息的作用和提供动机的作用。首先，它们传达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牺牲以获得特定的物品和服务：它们表明商品对人们有多大的价值，并从而揭示了什么东西值得生产。但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是作为所说的供给人们商品的动机而起作用的：市场商人是为了自己获利而试图弄清人们准备买哪些东西。这两种作用不仅在逻辑上是可分开的：有时没有第二种，第一种也起作用。例如，当一个代表一个慈善团体来行事的官员，试图使来自它的捐款收益最大化，而显然不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的时候：她并不保有那些增长的钱，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她自己的收入并不受她管理的基金运营的好坏的影响。
鉴于一方面是全面计划的弱点，另一方面是市场结果的不公正和市场动机在道德上的卑鄙，人们自然会问：保留市场的信息作用，以继续得到它所提供的产生和加工应该生产什么的信息的益处，同时消除它通常的动机上的预先假定和分配上的后果，这是否在实践上可行呢？没有市场的刺激，并因而没有市场的报酬分配，我们在生产上能拥有市场的效率吗？
这一区分恰好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的约瑟夫·凯任斯（Joseph Carens）的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的中心内容。这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书名叫做《平等、道德激励和市场》，其意味深长的副标题是“乌托邦政治经济理论随笔”。[1]凯任斯描绘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看上去像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在组织经济活动，但税收制度却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消除市场的不平等以实现平等。在这一社会中存在（税前的）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和不占有任何资本的工人，但人们都承认一种服务他人的义务，他们履行这一义务的程度，是以他们税前的收入与他们可在最高报酬（因此，根据标准的假定，即最大社会贡献）的活动中将会得到的收人有多么接近来计算的，而税收则导致完全平等的税后收入分配。那么，在这里，生产者的目的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在于现金的结果，但他们并不持有（或没有受益于）生息的钱，他们对钱的追求是出于为社会做贡献的要求：市场机制被用于解决社会技术层面的问题，以服务平等和共享。
虽然凯任斯的方案存在很多问题，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足以值得改进的方案，而且这一方案的原则具有一种适度的实现措施，这一措施使得处境更好的人面对不利的税收无论何时都不会决定减少他们的劳动投入，因为他们赞成实行那种税收的目的。
凯任斯的方案是乌托邦式的，这部分地在于它完全依赖非利己的选择。然而，也存在这样一些方式，即将强烈的共享和平等的成分引入一种利己的选择于其中仍继续存在，但现在在范围上受到限制的经济制度。一种为人们熟悉的这样的方式是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将大量的供应品用于市场制度之外的需要。一种还不太为人们熟悉的方式是通过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我接下来会做更多的说明。这两种制度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人们的非利己的态度已足以接受这两种制度对追逐私利的限制的情况下，才行得通。
近来，有很多社会主义者都绝对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而相比之下，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的绝大多数，却反对市场体制的经济生活。主流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赞同某种他们认为将会优越得多的东西，即全面的中央计划，并寄希望于它能够实现真正的共享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些倡导者的继承人被那些他们看做计划的胜利的东西，如苏联的工业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所鼓舞。但我们现在知道，只要一个社会自身已具有现代生产制度的基础，中央计划，至少从它过去的实践来看，对于经济的成功就是一种糟糕的方式。
那么，从历史上看，由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被牢固地与中央计划的理想联在一起，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直到最近，都不曾研究以非中央计划的方式去组织在主要方面，即在用来生产物品的资产是共有的这一方面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废止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因为劳动者本身，即全部人口，拥有企业的资本。（虽然无需是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企业的资本，正如下面两段将要阐明的那样）。因此，经济上的不平等大大地减少了。对于劳动者所有制，对于不同形式的不完全的公有制，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设计。例如，在自治的程度上，和其他在缺少中央政府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指令的情况下制定实现共同所有的原则的尝试上。
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同人们传统上接受的社会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的劳动者或公有企业，以及消费者，都是以市场竞争的方式相互面对；与此相关，市场社会主义与人们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同还在于，它虽然没有完全排除，但却减少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经济上的平等。平等将受到损害，因为市场竞争导致输家和赢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共享也受到损害，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下的交换和资本主义下的交换一样也是市场交换：如同前边在凯任斯的经济中描述的情况一样，它不仅是表面上的市场交换。真正的互惠，即明确的而不仅是含蓄的互惠（参见前边第39-45页），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交易中实际上没有流行。但这种互惠存在于这一制度的背景情况中：平等和互惠的价值证明对社会主义市场功能的那些限制是正当的，这些价值对于福利国家，以及国家保证它的所有公民实际上拥有独立于市场的基本收入的方案，也都是真实的。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格外精心的设计，可在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书中发现，其作者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Roemer），此书于199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罗默的方案中，每一公民都对她的国家的全部资本财产的一份按人计算的份额享有一种生来俱有的权利。她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自由交易体现她的份额的证券，并从而可因技术和运气而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股票，和/或股息收入，但她不可以将她的股票变为现金以便将其转换为例如豪宅、游艇、迪奥（Dior）礼服[2]等商品：企业的股份不能转换为通常的货币，它们也不能用通常的货币来购买，而只能用其他股份来购买。而且，在她去世后，一个人的股份要回归国库，以使新的对资本财产的生来俱有的权利得以形成。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则没有其他变化，因此它的不平等继续存在，但现在却不因资本/劳动的分离而增大。
简而言之，这种制度就像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除了一种市场被关闭之外：在这一制度中，企业股票可被用来交换购买消费品的货币的那种市场被关闭，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了，但罗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效能结果却通过不同的方式而得以实现。
让我们对后一要点做些阐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既定企业的大股东通常使企业处于有条不紊的有效运行中：他们的股份大到足以使他们与那一企业运转的好坏有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利害关系。但在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中，股票交易的动力却分散到每一个人的涉及很多企业的投资组合中。因此，在任何既定的企业中，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股份或股本去承担所要求的控制企业的职务。那一职务因而被委派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像现今实际发生在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3]体制和德国的情况所预示的那样。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罗默一心想要表明的是，他的制度在效率上不比资本主义差。但假定他是错的。假定他的方案，或任何社会主义的或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在效率上不知怎么低于通常的资本主义，那由此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无需是我们应当维持资本主义：效率毕竟只是一种价值，如果坚持以牺牲不管多大的平等和共享的价值为代价来消除效率这一价值中的哪怕很小的缺陷，都会显得缺少平衡。因为从相应的意义上讲，效率只是当你不考虑你的（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以及你与你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质量时，提供你想要的物品和服务的手段。我们为什么不应当为了后者而对前者作出牺牲呢？
市场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的标准，然而，按照这些标准来看，它比市场资本主义要强得多，因此，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案。不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仍是有缺陷的，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在一个给予那些偶然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和那些组织高水平生产企业的人以高报酬的制度中存在着非正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有缺陷的社会主义还因为，处于其核心的市场交换倾向反对共享的价值。
但我们能朝着非市场的方向走得比罗默更远吗？我不知道所需的精致的改进是否可能，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我也不知道在凯任斯的或其他形式的方案中，完全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可行。我们社会主义者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与全社会范围伴随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复制野营旅行的做法。我们现在不知道如何给出在对野营旅行的描述中具有、但在苏联和类似制度的国家却不具有的共同所有和平等的真正含义。野营旅行限定的时间、空间和人员范围意味着，在它的限定内，个人选择的权利无需扭曲就能与平等和共享相一致地实行。但虽然这种情况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大的社会范围内与平等和共享相一致地实践个人的选择。然而，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如何做这些事：就这一点而言，我是不可知论者。
将卑鄙的动机用于生产性的经济结果的技术已被合理地充分理解。的确，20世纪的历史鼓励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在当代社会提高生产能力最容易的方式，是通过培养我前边讲过的那些动机，即那些贪婪和恐惧的动机。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贪婪和恐惧是令人厌恶的动机。如果它们不被认定是有效的，如果它们不具有它们唯一的价值——工具主义的价值，那有谁会提出以这样的动机为基础来管理社会，并因此提倡它们从属的那种心理呢？在亚当·斯密为市场关系辩护的一段著名的陈述中，他指出，当我们依靠屠户为我们供应肉时，我们并不相信他的慷慨大方，而相信他是自私自利的。[4]因此，面对他承认的市场动机的令人厌恶的内在特性，斯密为它提出了一种全然工具主义的辩护。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常常无视斯密的观点，这表现在，他们对市场动机的道德谴责没有谈及其工具主义的正当性。当代一些过分热衷于市场的社会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往往会忘记市场是内在地令人厌恶的，这是因为他们被其迟来发现的市场的工具主义价值蒙上了眼睛。市场的特征是：（1）它征召低级的动机来实现；（2）可欲的目的；但（3）它也产生令人厌恶的结果，包括重大的非正义的不平等。在一种平衡的观点中，上述命题的三个方面全都必须被持续关注，但现在很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却自欺欺人地忽略（1）和（3）。（1）和（2）都为具有开创性的18世纪的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持续关注，他的赞扬市场的著作——《蜜蜂的寓言》，其书的副标题就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5]当代很多市场的赞美者贬低了这一副标题的第一部分的真理性。
[1] Joseph Carens, Equality, Moral Incentive and the Market——An Essay in Utopian Politico-Economic The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译者注
[2] 法国经典品牌。——译者注
[3] 日本式的企业组织。——译者注
[4]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译者注
[5] 参见中译本《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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