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隔离：网络社会工作和休闲的原子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终端隔离：网络社会工作和休闲的原子化

　　近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没有对家庭这个话题进行过认真的思索。大多数人对家庭的讨论表面之下都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即家庭与主流经济活动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相对隔绝，家庭扮演的经济角色可以用一个词简单明了地概括：消费。
　　有时候这种观点也会受到质疑，不过通常提出疑问的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证明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恢复场所和性别关系形成地，也坚持认为只有考虑到家庭中的“私人”社会关系，才有可能了解“公共”世界的诸多特征，如女性在工作场所的隔离，男性暴力在强迫女性遵守父权秩序时起到的作用等现象。大部分此类理论都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关系下的父权制，因此不可避免地关注家庭生活中最具普遍意义的某些特征，缺乏历史的特异性。这样一来，家庭和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关系的变化和家庭内部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如果无法看清这些变化，就很难理解信息技术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冲击。
　　本章会观察以上某些变化，分析家庭在影响“公共”和“私人”界限深刻变动中的重要性，并审视信息技术对家庭造成的某些影响。如果对家庭不做清楚的分析，无法依此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那社会主义政策似乎终将会以失败告终。当然，这样一篇小短文自然无法勾画出全部分析，只能够对某些家庭特征进行素描。如果能抛砖引玉，激发社会主义者对家庭角色的讨论，那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审视信息科技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及其政治含义前，我想概要描述家庭中发生的一些其他变化，因为正是这些变化为当前的动荡和未来的走向提供了大背景。

家庭政治经济学

　　最明显、记录最完整的变化也许要数在英国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所有者（业主）占有（owner occupation）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慈善家、资本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一些人承认，如果让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房产，就能最有效地避免罢工和起义。^[1]但政治态度上的转变并不是房屋所有权增长的唯一结果，拥有了房屋产权后，人就会希望保持现状，保护其既得利益，愈发依赖穂定的收入来源，养成储蓄的习惯，而且还会降低家庭和其内部成员的流动性。有的时候按揭要比结婚证更能将两个人在固定的地点拴在一起，随着房屋租赁条件在数量和质量上持续恶化，拥有自己的房产逐渐成为维系生活财产稳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除了必须为生活添砖加瓦外，社会工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强迫家庭必须投资于一整套资本货物，包括汽车、洗衣机等等，这些货物的产生，是由于服务行业日渐商品化，服务产品也随之个人化。乔纳森·格顺尼对此进行了历史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间，公交被私人交通工具取代，洗衣店被洗衣机取代，电视机也逐渐将电影院和现场娱乐活动挤出人们的生活。^[2]随着新商品的蔓延，它们所取代的老式服务变得相对昂贵，重要性也相对下降。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就掏钱买，要么就一无所有。今天的工人阶级被迫要向自己的再生产资料作出更大投资。
　　商品购买对服务职业的取代也使消费者的无偿劳动替代了服务工作者的有偿工作，并创造出一系列新职业，负责这些家用设备的购买、操作和维修工作。服务的合理化和自动化也产生出新的无偿工作，必须由消费者以自助服务方式进行。传统上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行业在近年来都将自助服务作为发展的标准，包括零售业、餐饮业、银行业、交通业（汽油销售、票务发放）和其他相对较新的信息收回形式。在“自己动手”的旗帜下，自助服务也取代了箱柜制作等传统的手工艺以及绘画、装修等行业，同时诞生了新的盈利行业，生产自助所需的工具和产品，推动技能剥夺（deskilling）现象的发展。
　　在这里，又是由于成本的比较优势让消费者抛弃了传统服务，选择了自助服务，毕竟大批服务工人和商人都是领薪水工作，成本相对较高。旧有的服务形态在今天的大多数行业里都显得是一个“时代错误”，要么就是供富人享乐的奢侈品，要么就是浪费在那些缺乏能力和智力服务自己的人身上。当然，许多行业中的传统服务从来也不是为大部分工人阶级准备的，因此自助服务的兴起就被视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工人能够在新的社会地位上享受文明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进程让消费者的任务起了重大变化，芭蒂亚·温鲍姆和艾米·布里奇斯等学者准确地将这些消费者称为“消费工人”。^[3]随着一些传统任务逐渐自动化，技能被逐渐剥夺，随之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任务，其中很多传统上都是有偿服务工人的劳动，比如送货员、洗衣女工、出纳员、泥水匠等等，而今天这些任务由工人单独完成，不和外部产生联系，通常会使用技术或化学品，但用户对其原理和效用一无所知，所以在使用时，家庭主妇完全要听从“专家”的意见。因此，劳动过程越来越掌握在这些商品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手中，不仅用使用手册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警告用户不遵守说明就后果自负，用广告宣传来确立生活标准，还用相对隐藏的意识形态压力来实现目的（详见第2章）。
　　随着消费工作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消费工作者需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改善、维修、保护个人家庭财产，公共服务和集体服务呈现流失趋势，酒吧、电影院、足球场、政治会议室等场所的访问率都在过去数十年间出现了急剧下降。咖啡厅、街边小杂货铺、繁华地段五金店等一大批小生意也损失惨重，取而代之的，是连锁经营的快餐店、超市和DIY店，依靠自助服务将成本保持在低位。这些地方作为工作场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工作逐渐变得非专业化，无需技能，工作受机器调节，越来越像工厂劳动，远离了服务工作悠闲、专业、与顾客面对面人性化交流的传统形象。从顾客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影响可能要更加深远，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如果顾客比较幸运地能工作在集体环境中的话，在工作场所中也可以）他们才能汇聚一堂，谈天论地，总结出与媒体灌输的观点不同的人生体验。任何社区活动家都会告诉你，在公共洗衣房、本地购物区、酒吧等地点的聚会对群众运动发展至关重要，成功地组织了呼吁改善住房条件、反对危险交通政策等运动。而在政治态度这个更高层次上，公共集会也非常重要。1983年的大选被普遍称作英国首次几乎完全意义上的“媒体选举”，有人指出，正式和非正式公共集会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党大败。随着公共空间日渐萎缩，被私人活动所取代，替代文化也相应消失。
　　到目前为止，我对家庭变化的讨论似乎默认这些变化是性别中立的。如果这样想就错了。大多数消费工作都由女性完成，因此女性不成比例地遭受着变化的冲击。
　　那些消失的传统家庭技能通常都是女性的技能，但设计、修理新家用技术的活总是由男性来做。因此，新技术就不再是女性的救星，反而巩固着男权对女性家务劳动的控制，这一点与医学界的情况很相似，医学技术的发展将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拱手让给了男性主宰的医学职业。家务劳动量的增长和越来越多与消费有关的任务对女性的打击也是最严重的。
　　最后，我们也要注意到公共空间流失对女性的影响。这其中有几点要谈。首先，大多数女性都比男性穷得多，要么经济上依赖男人，要么领着可怜的薪水勉强独立生活。这样一来，这些女性就不太可能支付取代了公共服务的私人商品，比如汽车、电话、摄影机等；因此公共设施的消失对女性造成了更大的打击。第二，护理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而大部分护理工作都需要女性一天到晚待在家里或小区里照看孩子、老人或残疾人。第三，在愈发危险的生活环境中，女性和儿童是最脆弱的群体。今天，很多孩子因为害怕交通事故只能闷在家里玩耍，妈妈和姐姐则因为害怕强奸犯不敢晚上出门。因为缺乏邻里治安的安全集体空间，很多人基本上一辈子都被隔离在家中。

就业结构

　　为了观察信息技术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全面冲击，必须先概括分析女性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地位变化。二战结束以来，女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了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投身服务行业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女性，其中很多人是兼职工作。截至1980年，女性占到就业人数的40%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从事文书工作。^[4]在这段时期内，家庭薪资有所下降，今天大多数家庭都是靠着女人赚来的钱才不至于鉄到贫困线以下。
　　与此同时，女性也渐渐期待在走向社会后独立工作。可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的工作权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打击。由于缩减公共开支，许多公共设施被关闭，比如托儿所、老人残疾人护理中心等，在这些地方就业的护理员也就失去了工作。就业保护立法的变动剥夺了许多与生育和限制不公平解雇有关的工人权利，兼职工作者和小型公司雇员首当其冲。此外，英国在50年代后第一次出现了在意识形态上针对在职母亲的抨击。母爱剥夺理论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社区护理”（community care）教条应运而生，认为女工回家就可以解决男性失业问题的传统观点也卷土重来，在这些观念营造的社会氛围中，女性的工作奋斗越来越艰难。举个例子，1979年撒切尔政府刚上台不久，斯宾斯爵士（Lord Spens）在上议院宣称：“如果能劝说女性待在家里，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女性，那就有解决办法了。”他继续说道：“我不是说女性就应该不干活，而是说女性不应该到市场上去竞争有偿工作。”
　　正是在这十年间，女性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其中有各种原因：公共开支的缩减让学校、医院里的很多服务工作面临被取消的风险；经济衰退和国际工业重组也带来了冲击，这些工业包括电子、纺织、服装等行业，传统上都是以女工居多；信息技术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地点正是大多数女性工作的场所，如商店、银行和办公室。随着信息技术的引进，以上行业对技能的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越来越受机器控制，工作压力增大，而且由于需要持续不断看着屏幕，一些新的健康问题也随之产生。^[5]
　　新技术也引起了一定的失业现象，但到目前为止，其程度并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分析人士预测的那样强烈，当时很多人认为新技术的引进会导致超过三分之一的信息处理工作消失。在我看来，当年的分析人士其实并没有错。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质上有两个阶段，而我们现在只是处在第一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技术是微电子技术，凭借降低成本和微型化的功效，计算机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到信息处理部门，而这些部门传统上都是手工作业，有时靠机械辅助。这个阶段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诞生了五花八门的微型计算系统，如文字处理器、微型计算机、电脑控制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基本不会彼此连接，大部分信息的循环过程仍然是先从纸质到电子版、最后再重新回到纸上。
　　信息技术应用的第二个阶段会更依赖电信技术，将所有的独立体系连接在一起。只有发生大规模连接时，生产力才会大幅提高，因为只有在该阶段才能消除劳动密集型的纸处理式信息处理。许多行业中已经出现雏形，基于电信科技的革新浪潮终将在未来将我们湮没。

工作向家庭转移

　　廉价的新型电信数据链接不仅仅会带来失业，也会在信息处理工作场所引起重大变革。数据信息靠电缆或卫星传输，成本越来越低，因此终端与总机之间的地理距离就不再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任何一个方便安装终端并配有工人操纵的地点都可以存取信息，可以是远距离办公室，也可以是工人自己家中。信息科技“造福家庭”的口号正是来自于此。这种现象直接为送女工回家奠定了基础，女工回到家里不但要受丈夫管制，还可以继续提供廉价的文职服务。许多人士和组织在公开场合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了，比如1984年5月住房协会慈善信托（Housing Association Charitable Trust）举办了一场名为“家庭工作规划”的会议，邀请诸多政策规划者和实业家参与，会议的邀请函上用激情洋溢的话语称赞家庭工会在家庭中“恢复主导权”。
　　考虑一下下面这个情况：英国有三百多万女性从事文书工作，很多有小孩，很多在工作中使用视频显示器和键盘。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但很少人能够再找到其他工作，也找不到能帮助失业工人就业的机构。但因为男性失业率持续上涨，社保福利水平也有所下降，她们比以前更需要独立收入。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需要削减成本，尽可能将劳动力零散化（casualization）。家庭劳动者就业可以节省一般管理费用，比如市中心办公场所租赁费、病假给付、带薪休假、养老金等，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工会联合，将工资尽量压低。大多数人生活重心向家庭转移，公交、儿童护理设施日趋恶化等现象也是一个原因，最后社会文化对外出工作、将孩子丢在家里的女性抱有越来越深的敌意，从心理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以上因素，许多人预测到20世纪90年代时家庭劳动现象会大规模提高。从纯物质的角度看，英国国内基础已经完全打好，新型技术家庭劳动的迅猛增长指日可待。英国的人均个人电脑拥有数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口集中在适合安装电缆的大都会；政府先前匆匆忙忙在全国铺盖电缆，政策极其优惠私营部门，而现在又要将国营电信网大打折扣卖掉。英国的“视图数据”（viewdata）技术领先世界，推动远程工作发展；一家英国公司丽的呼声（Rediffusion Computers）已经开始为远程工作制造“电视电脑”（teleputer）工作站。
　　不过，事实其实并没有按预测发展。对电缆的投资也没有预想中的顺利。为了与英国电信竞争而成立的私营水星电信（Mercury）现在深陷财务危机，投资在十年之内都无法收回。1983年有许多公司竞标安装地方电缆，但开始的道路非常颠簸，无法吸引潜在广告商。
　　与此同时，互动服务也以不同的伪装慢慢渗入了英国人的家庭。在最初跌了几个跟头后，英国电信的快速电视电话（Prestel）“视图数据”系统终于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公司用户占了其用户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举个例子，诺丁汉建筑协会（Nottingham Building Society）提供“家庭链接”（Homelink）服务，将Prestel信息服务与家庭银行服务结合。为了吸引潜在用户，只要在建筑协会投资额超过1000英镑或有房产抵押的用户，就可以免费获得系统硬件，但仍然会收取一定费用，主要用来支付相对昂贵的电话费，伦敦地区的家庭链接订户也可以享受有限的家庭购物服务，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只是中产阶级的新玩意儿而已。
　　我们要看清，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录影机等其他产品已经从新奇的玩具迅速成为工人阶级家庭必不可少的家居设备。尽管如此，因为电话连通价格昂贵，以家庭为中心的购物也需要劳动密集型的送货服务，会为以上发展造成很大阻碍。盖茨黑德的一项家庭购物项目需要当地政府和人力服务委员会（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的补贴才能维持订购和送货服务。
　　以家庭为中心的互动服务之所以进展不顺利，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妨碍因素，即对系统的设计通常都是男性掌管。在日本东生驹曾做过一个实验，工作日下午2点到6点提供种类齐全的服务，目标群体主要是留守在家的女性，系统允许有限的双向沟通，可以使用摄像头，将顾客自己或孩子的图像传给其他实验参与者。从实验设计者的角度来说，实验失败了。基本上没人有兴趣使用信息服务，对收费服务（与英国Prestel的经验相仿）有很强的抵制心理，但用户在利用系统结交朋友方面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女性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邻居和他们孩子的照片后，在超市里就有胆量上前搭话。用户使用技术来打破隔膜、走出家去，而不是像设计者期望的那样留在家里。当然，超市交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该实验规模太小。使用系统的人越多，越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邂逅在电视上见过照片的人。^[6]
　　上面这个实验的结果很让人鼓舞，它说明如果系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供娱乐或辅助家庭管理，那女性对无法满足她们需要的系统会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不过长期来看，其他的考虑会逐渐占上风。就像今天这一代家庭计算机一样，这些系统在未来的用途会包括为家中男性成员提供娱乐，辅助孩子教育，或作为谋生的前提条件。
　　工作从办公室直接向家庭转移的简单现象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干扰，卫星技术的使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办公室工作转移到其他国家。数据输入等常规作业已经被一些美国公司外包到了海外，当地的薪酬标准只是美国文职人员的四分之一。这些无需熟练技能的密集型工作通常将第三世界中的英国前殖民地选为外包地点，比如讲英语的印度、西印度群岛等地方；但目前至少有一家公司在爱尔兰雇佣女工来从事远程文书工作。文书工作的未来很有可能像依赖廉价女工的传统制造业一样，比如服装业的雇主就让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者和第三世界血汗工厂劳动者这两类劳动力争夺就业机会。^[7]

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不管以上变化的时间表如何，不管文书工作的全球分工模式如何，未来的发展趋势似乎正朝着工作零散化和家庭转型为办公室的方向前进。再考虑到本章开始描述的趋势，可以看到资本将大量成本转移到工人头上，工人现在不仅要承担所谓再生产资料的成本，也要承担生产资料的成本。
　　工人阶级现在要承担的成本如下：购房、维修、房贷利息；购买诸多资本货物，完成取代了服务行业的新型家庭劳动（洗衣机、电钻、录影机）；消费品的运输和储藏成本（往返超市、家用冰箱电费）；消费耐用品的组装成本（自助组合家具、玩具）；大量服务劳动的费用（银行出纳员、加油站服务员、商店导购）；为有偿劳动准备的某些资本设备（工业缝纫机、家庭电脑、打字机）；最后是越来越多通常由雇主支付的一般管理费用，如暖气费、电费、物业费，还有带薪休假、带薪病假、带薪产假、遣散费、养老金等大多数家庭工作者根本无法享受的福利。
　　上面列出的单子如果乍一看上去可能会觉得社会是在进步。有人会说，如果工人现在拥有以上那些东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就能有更大的主宰权。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以上这些变化都伴随着控制权的流失，将工人更加紧密地与资本拴在一起。
　　这里指的控制权有几个方面。首先，劳动力的原子化（atomization）强化了控制。工人被隔离在自己家中，越来越难汇合到一起捍卫自身利益，不管是作为消费工人还是雇员（或作为女性、残疾人、父母、某些民族成员等）都是如此。其次，针对家庭工作者使用的新技术，机器和系统在设计上就强化了控制。今天任何数据输入软件包都会严密监督操作者的表现，记录下每分钟按键数、错误率、处理项目数、休息时间长度和频率以及任何对雇主有用的变量信息。公司因此可以有效监督工人，效果和过去传统的监督方法不相上下。有些公司将远程控制玩出了艺术，甚至还利用工人的团结来提高生产力。有一家租赁信贷公司的规定不仅监督员工个人，还把员工分成工作组监督。^[8]只有后者的记录可以让在贷款支付终端工作的女工看到。特定时间内表现最佳的队伍被奖励在一段时间内从事最有意思的工作：给拖欠支付的债务人打电话追讨贷款。对队伍其他成员的忠心是预防办公室怠工的一个主要机制。
　　第三种控制形式要更加险恶（但更加隐蔽），凭借信息技术进行监视活动。电脑终端进行的活动越多，就会以易存取数据形式存储越多的活动记录。今天的政府和商界已经保管了海量的个人信息。远程工作、远程购物、远程银行等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但对个人、个人活动有了愈发精确的描述，还可以对个人活动加以预测。美国的机构已经开始利用家庭购物来建立个体用户的“消费者档案”（consumerprofile），帮助广告公司更准确地定位目标群体。政府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取这类数据，寻找潜在的政权颠覆者或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人士。
　　这样看起来，“老大哥”真的在1984年准时来到了我们的身边。^[9]

吸取教训

　　从对这些趋势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第一，可以看到，工人被更加紧密地与薪酬拴在了一起，因为工人必须要在家庭生活上投资，还要在家用技术上花钱。没有工资收入的生活会越来越艰苦。
　　第二，工人阶级被逐渐原子化，集体公共空间日渐流失，组织和交流的手段也慢慢消失。这就让集中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更加有效。
　　第三，女性根本没有凭借技术从家庭和社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依赖男性的低下地位上越陷越深。
　　第四，尽管大量劳动成本从服务行业向消费者头上转移，尽管新型消费工作的数量有所增长，但对消费工作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正在流失。这种现象与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工作流程控制权丧失现象十分相似。
　　第五，女性在有偿劳动力中的比重似乎越来越大，但女性越来越有可能被要求独自在家中完成工作。
　　以上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在众多有关问题中，也许最关键的要数控制的话题：对技术、系统设计的控制、对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流程的控制、对信息的控制以及对交流手段的控制。
　　近期左翼阵营的许多辩论都在重视控制这个话题，英国国有行业的经验已经表明，公共所有制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公共负责，也不一定带来公共控制权。女性群体已经意识到，医疗技术和医药发展可能会提高健康水平，但并没有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更多控制权，而是将更多的主宰权交给了由男性统治的医疗行业。同样的，工人在卫生和安全问题上的斗争让人们看到，控制工作节奏对降低灾险至关重要。信息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对生活的主宰权慢慢被夺去，放到了集中化的资本与权力机构手中，因此必须要迫切地制定恰当的组织形式，提出恰当的要求，帮助人民夺回一些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可以借鉴一些现有的活动经验：学习大伦敦议会制定广受欢迎的规划政策，学习工人反对零散化、要求改善工作场所卫生安全的斗争，借鉴家庭服务集体化的经验，组织运动反对削减公共服务等。但是，目前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以大规模的系统方式解决以上问题。为了运动更加有效，必须正确分析科技、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不仅要思索在国家、区域、乡镇、行业层面的影响，也要考虑对个人家庭的冲击。“老大哥”的势力主要体现在家庭中，被隔离的女性和男性在同它的系统界面打交道时感受最为明显。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老大哥”的系统机制后，才能奋起反抗。

^[1] 卡内基的观点引用在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ei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150 Year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2]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Atlantic Heights, N. J. : Humanities Press, 1978.

^[3] Batya Weinbaum and Amy Bridges,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ycheck”，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1976.

^[4] 数据摘自英国国家统计局，New Earnings Survey , 1980-1983年。调査报吿在线査询地址为 http://www.statistics.gov.uk.

^[5] 有关新技术对女性就业影响的详细讨论，见Ursula Huws, Your Job in the Eighties,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6] 该实验详情兄 Taija Cronberg and Inga-Lisa Sangregorio, “More of the Sam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Domestic Life in Japan”, Development Dialogue, no, 2, 1981.

^[7] 见 Ursula Huws, “The Runaway Office Job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ports, No. 2, 1984.

^[8] 引用在 Richard Clavaud, “Le Tyetravail”, Telesoft, no. 1, December 1981-January 1982

^[9] 这里涉及的典故是奥威尔的著作《1984》。——译者